周总理找我们谈话后的第二天，即1955年1月15日，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彭真、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会上，李四光、钱三强和我作了汇报，并作了用仪器探测铀矿石的操作表演。会议认为，我国铀资源经过进一步勘探，一定会发现更多，核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基础，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毛主席在会上讲话指出：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中央书记处作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揭开了中国核工业建设的帷幕。
1955年上半年，在周总理、李富春、聂荣臻主持下制订的1956年至1967年12年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中，把原子能利用列为第一项重点科学研究任务，摆在很突出的地位。同时，周总理指示中国科学院吴有训、钱三强等科学家举办讲座，编印通俗读物，写文章，对高级干部和广大人民进行原子能科学知识的普及教育。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周总理还指示，要抓紧培养核科技专业人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批高等院校从1955年起，先后办起了原子能科系或专业。高教部从部分高等院校选调数百名高年级学生到北大、清华和兰州大学学习原子能专业知识；从在苏联和东欧的中国留学生中挑选百余名学生转学原子能专业。这样就迅速形成了一支核事业专业技术队伍。
为了加强对原子能事业的领导，1955年中央指定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发展工作。随后，于1956年经周总理上报党中央、毛主席同意，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决定设立原子能事业部（当时名为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2月改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首任部长宋任穷，为创建我国原子能事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正确处理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
我国核事业起步的时候，曾得到了苏联政府和人民的科学技术和工业的援助。我们的成功之处，是在周总理领导下，正确处理了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即：当苏联政府表示愿意对中国发展核事业提供科学技术和工业援助的时候，我们就不失时机千方百计争取了这种援助，同时又十分注意发展壮大自己独立的科学技术实力；而当苏联毁约停援的时候，我们又迅速组织实现了全面自力更生的大转变，经受考验，克服重重困难，赢得了一个个重大胜利。
1955年初，为了争取苏联援助，周总理亲自出面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多次谈判，结果签订了苏联援助中国勘察铀矿的地质协定和苏联援建一座实验性反应堆与一台回旋加速器的科技协定，增强了我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基本条件。紧接着，周总理便着手考虑进一步争取苏联援助我国建设核工业问题。我从来华访问的苏联原子能科学家代表团处得知苏联可能援助我国建设核工业的信息，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便采取措施促其实现，并于1956年3月派我、刘伟和钱三强等组成代表团赴苏联谈判，签订了苏联援助我国建设核工业的协定。1957年，周总理抓住国际形势有利于进一步争取苏联援助的大好时机，由聂荣臻、陈赓、宋任穷率团赴苏谈判，签订了苏联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协定。周总理洞察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化，掌握有利时机，有计划有步骤地争取了苏联在核领域的技术援助，使我们较快地掌握了某些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争取了时间，赢得了速度。
对于引进项目的规模问题，周总理提出，我国核工业要有完整的一套，能够形成独立的核力量，但我们主要是解决有无问题，规模不宜过大。1957年3月，部党组根据周总理的原则指示，经过反复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总投资比原设想减少40％，比较切合中国国情，使战略需要和实际可能得到了统一。
对于应该用什么办法来利用苏联援助问题，周总理指示，既不能无限期地依赖苏联专家，更不能放松对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最有效的学习。遵照总理指示，我们在核事业建设中强调了“边干边学，建成学会”，认真组织广大科技人员刻苦虚心学习，努力消化吸收先进技术，力求做到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这些重要措施，曾经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赞扬。
为了尽快突破对苏联的依赖，我们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成套引进苏联核设备和核技术时，凡是能在国内配套的设备和原材料，都由国内负责提供。而且，从1956年10月开始在国内组织生产专用的仪器设备，充分发挥我国科研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培养自己的设计和设备制造能力，许多精密的设备、元件都陆续制造出来。同时，按照周总理关于要“迅速地建立和加强必要的研究机构”的指示，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58年，北京原子能研究所已建设成了我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综合性的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随后，又相继建立了铀矿地质、铀矿选冶、核武器等专业性研究机构。这些科研机构大力开展研究工作，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为独立自主地发展我国核工业作了必要的技术储备和人才储备。
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指导下，我们成功地争取了苏联的技术援助，而当苏联毁约停援时，我们又成功地迅速实现了自力更生的大转变。
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关于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协定。1960年8月，在二机部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撤走，并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此后设备材料的供应也全部停止了，给正在建设的中国核工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严重的困难。有些外国人幸灾乐祸地说，这是对中国核工业的一个“毁灭性打击”，使我国核工业“处于技术真空状态”，断定我们“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来”。
在我国核工业发展遇到如此严重困难的紧要关头，1959年7月，周总理说：不理他那一套，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陈毅同志表示了极大的决心，说即使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切实组织核工业实行全面自力更生的重大转变，使我国核工业建设不但没有因此而停顿，而且有效地克服了各种困难，加快了由不能全部掌握到完全独立掌握的进程，进一步建立健全了我国独立的完整的核科技工业体系。
精心组织指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
经过1961年和1962年上半年的努力，我国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许多重大技术难关还没有突破。周总理不止一次关切地问我，美国的鲍尔和艾尔索普对我国核爆炸试验的推测，我们能实现吗？我想起毛主席说的：大局抓住了，有些事形式上看是冒险，实际是可以办到的。为了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加强军事力量，我于1962年8月毅然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争取1964年至迟1965年进行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奋斗目标。毛主席于1962年11月3日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接着，刘少奇同志主持召开会议，表示赞成这个规划目标，并指出，经过努力，即使1965年搞出原子弹来也是好的。小平同志说，你们的计划毛主席、党中央已经批准了，路线、方针、政策已经确定，现在就是你们去执行。你们大胆去干，干好了是你们的，干错了是我们书记处的。中央领导同志的这些讲话，使我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总理为主任，由副总理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以及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加强对核武器研制和核工业建设的领导，以加速实现原子弹爆炸试验计划。从1962年11月中央专委成立到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了9次会议，及时解决了生产、科研和建设中的100多个重大问题。
周总理主持第五次专委会审查批准二机部提出的进度计划和措施计划时，周总理在肯定了二机部前两年的工作成绩后接着指出：“‘两年规划’的完成，专委有很大的责任，但主要的责任还在二机部的领导上。二机部的领导自上而下都要具有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计划科学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周总理的指示，为我们树立了工作的高标准。为了实现“两年规划”，我们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为目标，把各项任务加以分解，分系统、分方面、分层次，具体推算各个环节所需要的时间和工作进程，最后列出计划进度表，定人、定时、定任务、定措施，要各个单位层层落实这个计划，并要求各方面都来支援。这样，采取了科学的方法，按进度表进行工作，一环扣一环，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使我们的生产科研工作增强了计划科学性，保证了“两年规划”的实现。
1963年7月，当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作正在进行时，周总理就指示我们，不仅要爆炸一个核装置，而且要进一步解决武器生产问题。同年底，他又指示我们：“核武器的研究方向，应以导弹头为主，空投弹为辅。”因此，我们在研制首次核试验用的核装置时就考虑到武器化的要求，核装置本身的水平比较高。而且，与此同时，就抽调力量开始核航弹和导弹核弹头的研制工作，从而缩短了武器化的周期。从首次核装置试验到核航弹试验，只用了7个月时间，到制成导弹核弹头，也只用了两年时间。
1963年底，当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接近过关时，周总理主持中央专委开会作出决定：关于试验工作的安排，地面试验放在第一位，并继续完成空投试验的准备工作，地下试验作为科研设计项目立即着手安排。我国核试验一直是沿着这个方向前进的。根据我们自己的条件，不受“三国条约”的束缚，按照我国发展核武器的需要进行地面或空中核试验。在1969年9月条件成熟时就开始地下核试验，并于1985年宣布停止在大气层试验核武器。
高度的综合性是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的重要特点，它涉及的科学技术范围和工业部门很广，因此，只有实行全国大力协同，才能实现既定目标。周总理主持的中央专委有7位副总理和7位部长，形成一个权威性的空前庞大的协作体系。据统计，这个时期，共有26个部、委（院）和20个省、市、自治区的9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联合起来，扭成一股劲，共同为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进行科技攻关、设备制造和材料生产，解决了近千项重大课题，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的无比优越性。
全国大力协同，胜利一个接着一个，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获得了迅速发展。核武器研究所的理论研究人员于1963年3月正式拿出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实验科研人员进行了上千次的爆轰试验，于1963年12月24日在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进行的聚合爆轰出中子试验，获得了成功。兰州铀浓缩厂在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后，于1964年1月14日拿到了可以作为原子弹装料的合格的高浓铀产品。对此，毛主席批示：“很好”。周总理批示秘书：“请转告刘杰同志，庆贺他们提前完成关键性生产和解决了关键性的技术试验，仍望他们积极谨慎，坚持不懈地继续完成今后各项任务”。
此后，核燃料生产和核武器研制每个环节的进展都比预期的好。周总理亲自主持对气象等有关爆炸试验时间的问题研究以后，1964年10月14日，他下达核装置就位的命令。10月15日，周总理在电话上问我：“试验可能会发生什么结果？”我说：“有三种可能，第一是干脆利索，第二是拖泥带水，第三是完全失败。”最后我满怀信心地说：“第一种可能性最大。”周总理叮嘱说：“要做好以防万一的准备工作。”随后就把爆炸试验时间定在10月16日15时。
首次核试验，张爱萍同志担任试验现场总指挥，我在北京负责前后方与中央的联络。试验的当天，我在二机部的办公室里，守候在电话机旁；周总理在他的办公室，密切关注着这次试验。爆炸时间到了，我在电话里听到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参试人员的欢呼声。张爱萍同志报告原子弹响了。我立即向总理报告了这一喜讯。总理马上向毛主席报告，并传来主席的指示：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查清楚。我立即转告张爱萍同志。他说，爆炸后的火球已经变成蘑菇云。我再次向总理报告了这一情况。主席指示，还要继续观察。总理要我们注视外国的反映，完全证实后再公布。试验场的同志立即核实情况。同时，很快得到了东京的反映，说中国可能在它的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但是，由于同时在海上发生地震，发生两个震波相混，因此，还要进一步检测方能确认。接着，收到了美国关于中国爆炸原子弹的广播。当天傍晚，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3000多名演职人员。总理向大家宣布：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会场立即欢腾起来，人们兴高彩烈欢呼跳跃。总理风趣地对大家说：大家可不要把地板震塌了呀！晚上10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我国首次核试验成功的新闻公报和详细阐述中国对于核武器问题的立场的政府声明。
我国首次核试验的成功，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全国人民听到广播，莫不欢欣鼓舞，兴奋异常。中华民族精神为之大振。世界友好国家和人民，纷纷向我国表示热烈祝贺和同情支持，普遍认为中国有了原子弹，使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从而使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得到了更有力的保障。
不久，我们陪总理看第一次核试验的记录影片，当看到原子弹爆炸火球光芒四射，一声雷鸣、蘑菇云升起的时候，总理高兴地鼓掌说：我们胜利了！
加速研制成功氢弹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后，周总理问我对研制氢弹的安排考虑，我回答：现在还有许多问题吃不透，大约需要三五年时间。周总理说，5年是不是太慢了。的确从原子弹到氢弹是一个质的飞跃。实现这个飞跃，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那时法国已经研制了4年多，但还没有搞成功。各国对研制氢弹的技术都严格保密，只字不漏。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我们认真分析了我国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形势，认识到氢弹研制的技术难度虽然很大，但有利条件也很多：我国核武器科研人员掌握了原子弹的有关理论和计算技术，系统地查明了原子弹内部的物理图象和各种物理规律，为研制氢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研制原子弹时，氢弹的原理探索已经开始，并取得了一定成绩；必须的装料氘化锂一6生产线接近建成；国产每秒5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已经开机，计算手段有了一定改善，等等。经过反复论证，二机部向中央专委呈报了《关于加速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1965年2月3日和4日，周总理主持第10次专委会议审议并批准了这个报告，决定：“力争于1968年进行氢弹装置的爆炸试验。”广大科技人员下决心抢在法国的前头实现氢弹爆炸试验。
在1968年或这之前突破氢弹技术，就是说要以比美、英、苏都快的速度把氢弹研制出来，这个目标有实现的可能性，但决不是轻而易举的，是必须经过一番艰苦努力才能达到的。
由原子弹到氢弹的飞跃，关键是理论上的突破。周总理一贯强调处理好理论和技术的关系，主张给理论研究以重要位置，反对忽视理论研究的近视倾向。他早在1956年1月就指出：“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当我们在《关于加速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中把原理探索作为突破氢弹技术的首要措施提出来时，得到了他的首肯。后来，正是由于理论上有了重大突破，才有氢弹新设计方案的形成和付诸试验，并得到了完全胜利。
在氢弹研制过程中，周总理为我国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制定了一系列指导方针，其中最重要的是1965年3月20日的专委会上，他提出：“我们反对核讹诈和核威胁，不主张搞几百次核试验，因此我们的核试验都要从军事、科学、技术的需要出发，都要作到一次试验全面收效。”周总理确定的这一方针，适合我国的国情，体现了我国研制核武器的根本目的。遵照这一方针，从1964年10月到1987年6月的近23年时间里，我国仅进行了33次核试验，试验次数是极其有限的。而美、苏几十年来分别搞了800多次和600多次核试验。由于我国核试验真正做到了“一次试验全面收效”，所以才能用较短的时间，花较少的代价，自力更生地研制成功了原子弹和氢弹，完成了武器化，装备了部队，并在新的核武器的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在氢弹的研制过程中，周总理还给我们制定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工作指导方针。这16个字，充分体现了周总理一再强调的要“保证产品的高质量”和“绝对保证安全”的思想，深刻揭示了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试验的特点和规律。由于我们切实贯彻执行了上述方针，从而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奇灾大祸和巨大的浪费。
我国导弹核弹头的第一次结合试验，囿于当时的技术状况，是采用带有核弹头的导弹飞行方式进行的，导弹的发射、路径、爆点都在本土及其上空，风险很大。在这次试验的准备过程中，周总理一再指示要“绝对保证安全”，指示七机部要保证导弹正常飞行，指示二机部要做到在导弹掉下来的情况下不发生核爆炸。根据总理的指示，二、七机部分别在导弹和核弹头上采取了多级保险措施和安全自毁装置。但是，周总理对此仍不放心，主持召开了两次专委会研究两弹结合试验的安全问题，并指示进行两弹结合保险措施和安全自毁的两项“冷”试验，然后根据试验情况决定是否进行“热”试验。国防科委、二、七机部密切配合进行了上述两项试验，进一步验证了两弹结合试验的安全可靠性，至此总理才批准干1966年10月27日进行了导弹核武器的飞行爆炸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
1966年12月10日左右，核武器研制基地报告，首次热核试验用的热核装置有一个部件加工时出了一些质量问题，但不严重。当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派我乘专机前往处理。当我对乘专机有些犹豫时，总理严肃地说：“飞机就是为了检查工作用的，你们就是要利用飞机争取时间。”我到核武器基地，实地观察加工好的部件，发现那不过是用放大镜才能看见的擦痕，经和科研人员研究，认为这不能算是一个质量事故，已加工出的部件可用，不会对爆炸试验产生影响。这样，总理才放了心，才批准按新设计方案研制的氢弹于1966年12月28日12时试验。试验结果表明，氢弹研制的关键理论和技术问题都获得了解决。
这时候，已经被“文革”动乱严重干扰的周总理，在得知氢弹原理性试验成功的消息后，他当即把我和钱三强找去，在广大群众庆祝游行的锣鼓声中，为参与试验成功的全体人员祝酒，可见当时周总理是多么高兴。
这次试验，无论从原理、结构，还是从达到的比威力和聚变比等指标看，就是一次氢弹地面试验。因此，半年之后，即1967年6月17日，我国便成功地进行了1次300万吨级的空投氢弹试验。
我国氢弹爆炸试验成功，提前实现了毛主席1958年作出的“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的预言，提前实现了周总理提出的1968年进行氢弹爆炸试验的目标，实现了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第二次突破，为系列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和装备部队奠定了基础。
我国氢弹爆炸试验成功，再一次震动了世界。我国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到氢弹试验，其间不过两年零八个月，与美、苏、英、法比，速度是最快的，从达到的比威力等指标看，其技术水平也比美、苏首次试验的氢弹水平高。
在动乱中排除干扰继续前进
十年动乱中，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核工业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使核工业在动乱中仍能继续有所发展。
1967年春，全国夺权、武斗的风暴殃及核工业，我已靠边站了。许多工厂和研究机构也先后发生了夺权、武斗，乃至出现了停产等严重问题，广大职工生活受到影响，工厂安全受到威胁。针对这一状况，在1967年3月中旬到11月底的8个半月时间里，周总理亲自多次打电话，并签发了11封特急电报，明确指出：这些单位“是国家重要的国防绝密工厂，对国防建设、加强战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要“保证工厂绝对安全，保证工厂稳定生产”。周总理还两次派调查团（组）到原子能联合企业和核武器研制基地了解情况，制止武斗，维护正常生产。所有这些保护措施，对核工业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相当一段时间，各项工作大体仍能按计划进行起了重大作用。
1969年，林彪利用所谓备战，决定核燃料工厂搬迁。反应堆和核燃料后处理工厂具有强烈放射性，根本不能搬迁，其他核工厂搬迁也必然中断生产。核事业面临着一场灾难。1969年8月12日，周总理主持专委会讨论这个问题，他针锋相对地指出：“一线工厂不能搬，要继续生产，加紧生产，力争多生产多储备。”周总理确定的这一正确方针，避免了搬迁可能带给核工业的致命的破坏。
周总理在组织领导我国核工业取得核能军用方面的巨大成就之后，紧接着便把注意力投向核能的和平利用上。1970年2月、7月、11月，他先后3次指出我国要搞核电站，要靠发展核电解决上海的用电问题。1974年3月31日，他还主持专委会审查了在上海附近建设核电站问题。建设核电站已经成了核工业发展的重要方向。总理多次指示以后，一机部、水电部、上海市、二机部的有关厂、院（所）和高等院校，在科研设计、设备试制和元件研制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是，由于十年动乱，国家对核电建设不可能有明确的方针和全面的规划，各有关方面也难以协同动作，以周总理1970年2月8日提出搞核电站的时间命名的728工程（即今日的秦山核电厂）在“文革”期间始终未动一锹一镐。
1974年8月，周总理最后一次听取二机部的工作汇报，并作了许多重要指示。此后不久，为我国核工业的发展呕心沥血、辛勤操劳的周总理便过早地永远离开了我们。
至诚相见 严师益友
周总理那种对王作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和对干部、科技人员的严格要求，亲切关怀，至诚相见，激发起人们高度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大家奋不顾身、夜以继日地为党和人民的利益工作。
周总理对工作严肃认真、严格细致的科学态度，深刻地教育了大家。我国首次核试验前，周总理亲自找气象专家研究试验期间的气象问题。试验后，大家都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可是，周总理这时已经考虑爆炸后对人民健康安全的影响和国际影响问题了。敦煌、兰州一带受到放射性污染情况如何？总理很不放心，指示我们立即去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同放射医学专家研究了一天，在这方面我们缺乏直接经验，只能参考国外公布的一些数据加以推断。虽然我们也怀疑专家对放射性污染的严重程度估计得过分，但事关重大，必须马上向总理报告。18日凌晨3点，我同专家一同去向总理报告。专家说，根据推断，附近的居民要戴口罩，有些河流的水不能饮用，蔬菜要很好地洗净才能食用，等等。总理问：“根据可靠吗？”专家说：“根据我的推断是可靠的。”总理感到问题太重大了，但是应不应该采取那样的措施还要慎重，他指示先给驻敦煌的部队战士验血，因为他们在最前线，根据他们受到核辐射的剂量的程度再决定下一步措施。经对成百战士抽血化验，结果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后来卫生部各个监测点的数据也证明情况并没有象推断的那么严重。这样，一块石头落了地，总理才放下心来。总理心中装着亿万人民的健康和安全，而且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对待可能发生的问题。当他听了专家的汇报后尽管心急如焚，但还是冷静地妥善处理了这个问题，从而避免了一场惊慌。
周总理对干部和科技人员严格要求，亲切关怀，至诚相见，大家无话不同他讲，总是由衷地把他看作严师益友，既非常崇敬，又亲密无间。处理重要问题时，如发生分歧，他常常引导争论，倾听各种不同的意见，然后做出决断。总理对我们从来不一般性地鼓励，而对每一进步和成绩都会给以确切的评价，对工作的缺点错误进行严肃而中肯的批评。周总理对干部既严格要求又亲切帮助；既十分关注大家的工作，又细致地关心大家的生活。这一切都是我终生难忘的。
以上所说的，只是周总理为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作努力的一个侧面，而且带有一定的历史的特点。现在时代前进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搞活的总方针总政策指引下，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条件不知比60年代好了多少倍，但周总理的基本指导思想、基本经验和工作作风仍有现实意义。许多科学技术专家至今仍深情地说，60年代由于技术引进，大大加快了我国原子能事业的进程，同时我们自己也干了许多用钱买不到的东西。国际上所谓“敏感技术”都是极端保密的，真正的先进技术至今仍然是用钱买不来的。只有我们奋发图强、自力更生才能获得。周总理对我国原子能事业的伟大贡献，以及他的革命的远见卓识和科学的求实精神将永放光芒。
刘西尧：我当总理联络员前后
我是1957年到北京工作后，才见到周恩来总理的。1963年春，我奉命组织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联合工作组，到二机部检查帮助工作，随后留在二机部。从那时起，我同周总理的直接接触逐渐多了，直到1974年批林批孔，周总理住进医院，我靠边止，共11年。在这11年中，我最突出的感觉是，他对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非常关心，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现将我记忆犹新的一些事，记述如下，作为对周总理诞辰的纪念。
“必须掌握原子能”
早在建国初期，周总理就非常重视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重视原子能事业的发展。1955年1月31日，周总理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明确提出：我们应该使全世界人民知道，原子能如果为和平建设服务，就可以造福人类，如果为战争服务，就是毁灭人类。他说，我国为了反对核战争，保卫和平，把原子能用于国家建设，造福人民，就要进行严肃认真的工作，必须掌握原子能。周总理为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为使我国掌握原子能，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为了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必须弄清我国原子能资源情况。为了攀登原子能科学技术高峰，必须开展原子能科学的基础研究。周总理首先抓了地质勘探和科学研究，多次亲自过问地质部铀矿勘探和组建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的工作。要建设原子能工业，需要掌握许多先进技术，研制许多先进材料、仪器和设备，这些在世界上是保密的，完全靠我们自己研制，需要较长时间。为此，我国政府及时派出了代表团，抓住中苏关系良好的时机，争取到了苏联的援助。所有这些，既为立足国内，自力更生，又为吸取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成就，加速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必要的基础。我国原子能事业的成就，无疑是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谱写的一曲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威武雄壮的凯歌。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而无视当年及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所起的作用。周总理在正确处理学习、引进外国先进科学技术成就和自力更生的关系上，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严肃认真，稳妥可靠”
要“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是周总理在我国准备进行第一次核试验的前夕，继“三高”（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指示之后，向全体从事原子能事业的同志发出的又一重要指示，并且以他自己的言行熏陶着这支队伍。每次开专门委员会，他总是非常仔细地听取有关专家和负责同志的汇报，弄清每一个关键的问题，经过认真的讨论，科学论证，才下决心。每次核试验时，他总要等现场指挥报告了专家、操作人员和领导同志三结合的研究结果后，才决定是否进行试验。他不但要求核试验本身万无一失，各种应该进行的测量、效应试验都收到应有的效果；而且要求核试验的放射性烟云也万无一失，不仅不会对我国人民，也不会对邻国人民造成损害。因此，他要求现场指挥人员十分注意气象情况，掌握好试验时间。有一次，根据气象预测，放射性烟云有可能在开始流动时即进入邻国上空，周总理命令暂缓试验，让飞机携带核弹在机场等了八天八夜，当气象情况许可后，才进行试验。
“邓大姐的工作同核试验无关，所以我没有告诉她”
周总理以身作则，律己律人，使我国很好地保住了核试验的机密。我国进行第一次核试验，是有一定风险的。万一不成功，将在国际上造成不利影响。因此我们一方面准备了两发弹，第一次不成，再来第二次。同时绝对保密，在没有试成前，不让外国知道。在我们去核试验场前，周总理把张爱萍同志和我找去，嘱咐说，这次试验要绝对保密，除了同试验直接有关的人员外，一律不能让其他人员知道，包括你们的妻子、儿女。他接着说，邓大姐是我的妻子，党中央委员，因为她的工作同核试验无关，所以我没有告诉她。爱萍同志把周总理的话向全体参试人员原原本本地作了传达，使大家受到深刻教育。因而那次试验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无一泄密事件。
“经过充分调查论证再作决定”
1962年底，二机部党组向中央提出了实现第一颗原子弹爆作的两年规划。二机部内部有人向中央反映两年规划难以实现。1963年初，周总理同聂荣臻、罗瑞卿副总理商量，组织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联合工作组到二机部检查帮助工作。在检查过程中，工作组内部又有个别同志机械地按苏联专家所说的绝对工期计算，向周总理报告，说两年规划难以实现。周总理没有轻信上述这些报告，而是等工作组的同志同现场的专家、设计施工人员和领导干部一起，经过大家充分的调查论证后，才作结论。实践证明，两年规划经过努力，是如期实现了。
1965年，毛主席向周总理提出，二机部的主要工厂是否也可以一分为二，实行战备搬迁。周总理要二机部组织有关专家论证研究。专家们经过认真研究论证，认为主要工厂不能一分为二，否则产量将会严重地下降，损失很大。二机部向中央作了主要工厂不能一分为二实行战略搬迁的报告。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周总理指示二机部，现有主要工厂既然不能一分为二，实行战略搬迁，就要抓紧时间多生产，多储备；同时加速第二套工厂的建设。同年，我们在向周总理汇报有关在三线选厂定点问题时提到，有的同志要求早日定下来。周总理说，还是经过充分调查论证再作决定为好，决定慢了，固然可能耽误时间，但是总比决定错了好。
“要加速研制氢弹”
1964年6月下旬，二机部部长刘杰同志从现场报告，原子弹模拟试验已经成功，我国已掌握了原子弹设计原理和制造技术，即拟开始实弹试制。周总理随即报请毛主席批准二机部的计划，同时于7月中旬派他的秘书到二机部传达他的意见，要二机部立即开始原子弹小型化的工作，以便能装上导弹头。当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后，周总理立即指示二机部，要加速研制氢弹。周总理的指示，使从事原子能工作的同志及时把重点从吃透原子弹转到了突破氢弹，使从事氢弹研制的科学技术人员进一步感到任务的重大和迫切，更加积极起来。他们在周总理关于原子弹小型化指示的启示下，抓紧时间，经过反复认真地研究论证，决心瞄准能装上导弹头的氢弹，努力攻关。终于在1965年底掌握了氢弹原理，并立即布置进行氢弹试验的“三部曲”（即依次进行热核材料、氢弹原理、全当量氢弹的三次试验），使我国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于1967年6月14日成功地进行了可以装上导弹头的氢弹全当量试验。回想起来，当时若不是在周总理的高标准、严要求，亲自指挥和督促下，一步紧接着一步地前进，赢得了时间，迟上半年，“文化大革命”一到，“三部曲”就布置不下去了，何时能试成氢弹，就很难说了。
“今夜得宽余，喝酒吧！”
“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总理一如既往地关心过问原子能事业的发展。1966年12月，氢弹原理试验成功了。但是，当时的二机部和全国一样，也是风云紧急。周总理把刘杰同志和我们几个人召集到西华厅，听取汇报，庆贺试验成功。他还特地为我们准备了晚餐，并且备了酒。这时二机部的造反派却到了中南海的西北门外，扬言要打倒我们，并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周总理闻知后，风趣地说，他们反对我，我引为光荣。随后，周总理念起毛主席《水调歌头·游泳》中的两句词，“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提醒和勉励我们要经受得起风吹浪打的考验。接着，他又举起酒杯，风趣地说，今夜得宽余，喝酒吧！“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最大努力，保护了原子能企事业单位和从事原子能事业的队伍；制止了林彪要原子能主要工厂搬迁的乱令；并于1970年再次重申二机部不能只是爆炸部，要搞核电站。由于周总理呕心沥血的关心保护，原子能事业并未因十年浩劫而中断，并且继续有所前进。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原子能事业，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又继续阔步前进了。
“你立即到科学院去，当我的联络员”
“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为保卫党、保护党和人民的事业，在逆风恶浪中尽力而为，呕尽了心血。1966年8月13日下午，周总理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要我立即到中国科学院去，当他在那里的联络员。从此，我和周总理的直接接触就更多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康生、江青一伙，到处煽风点火，形势全面紧张。周总理日理万机，到处救火，有时同时开几个会，几处奔走，处理棘手问题；他经常通宵达旦地解决各种问题，常常要到凌晨五六点钟，接着又去批阅各种文电。他一天能睡上5个小时，就算睡足了。
我开始不明白，为什么周总理要亲自过问中国科学院的运动。后来才知道，全国闻名的所谓镇压中国科学院应用地球物理研究所“造反派”的事件，原来是陈伯达下命令干的。可是，1966年7月30日在人大会堂的科技界万人大会上，陈伯达却摇身一变，成了“造反派”的大救星，把所谓的一切“罪名”都推到张劲夫等同志的身上。而且“造反派”还把矛头指向了李富春、聂荣臻二位副总理。这就使周总理不得不亲自过问中国科学院了。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张劲夫等同志在中国科学院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但是在当时那种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年代，又有什么办法呢？“造反派”打倒了张劲夫同志还不甘心，他们抢走保险柜，要“顺藤摸瓜”。李富春同志针对中国科学院应用地球物理研究所“造反派”的所作所为，正确地指出，不能把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搬到“文化大革命”中来；“造反派”也要批判。“造反派”要把17年的科技战线说成是黑线专政，要批判“科学十四条”，批判聂荣臻同志，把17年说得一无是处，根本不提党的领导。周总理向他们进行了耐心的说服和针锋相对的斗争，制止了他们的错误行为，并在他们的大会发言稿上加上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14个字。
当时，周总理的处境也是很困难的。《人民日报》发表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社论的当天，他曾经对我说，陈伯达未经中央讨论，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社论，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又有一大批领导干部不好办了。但是，由于康生等人的支持，批资反路线的锣鼓越敲越响，周总理也无能为力了。张霖之同志惨死后，周总理很悲痛，对我说：“我再也不放人出去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这样做，已经是尽到最大的努力了。
“地震是有前兆的，是可以预测的”
1966、1967两年，河北省连续发生了两次强烈地震。两次都是余震未消，地壳仍在颤动的时候，周总理就赶到现场，慰问灾区人民，布置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工作。他多方了解到地震前的许多异常现象，又查阅了许多历史资料，提出了“地震是有前兆的，是可以预测的”这一重要的科学论断。从此，我国的地震预测、预报工作就逐渐开展起来。在1970年召开的全国地震工作会议上，他接见了全体到会人员，作了重要讲话，并号召从事地震工作的同志，摈除门户之见，互相取长补短，采取民主科学的态度，对待不同意见，为科学地观察、研究地震的规律，对地震的预测、预防、预报工作，作出应有的贡献。
“李四光同志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
1971年4月29日凌晨，李四光同志的动脉瘤破裂，被送进北京医院抢救。当我闻讯赶到北京医院时，周总理的保健医生也赶到了，他们一直守护在手术室旁，随时将李四光同志的病情和抢救措施向周总理报告请示，直到李四光同志停止了呼吸。由于当时在中央组织部和国务院办公厅担负主要责任的军代表说，中央决定追悼会上一律不再致悼词，我错误地没有请示周总理就同意了。当周总理在百忙之中，赶来参加追悼会，发现此事后，非常生气，严厉地批评了我们。他非常激动地当场念了李四光同志的女儿李林同志写给他的信，并亲致悼词，高度评价了李四光同志在科学事业上的成就和他对国家对人民的贡献，称赞李四光同志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周总理的这一行动，是对我国杰出的科学家出自内心的尊敬，也是对当时的极左思潮的批判。
“我们长期吃了‘左’的大亏”
在1971年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同志向参加会议的各省市、各部门主管教育的负责同志作了一次全国解放前我党历史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详细地叙述了我党建立以来，多次犯了“左”的错误，长期吃了“左”的大亏，教育和启发干部认识“左”的危害。他特别强调，我们做教育工作，是教育人的，更要学一点马克思主义，懂得怎么运用，否则又要走弯路。不要忘记过去，不仅我们这一代，还要教育后代。他还说，现在世界上有一股极左思潮。很显然，他的这些话是有着十分明确的现实针对性的。“九一三”事件后，众所周知，周总理曾经明确指出林彪搞的是极左，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造成的危害，可惜当时不但没有被采纳，还遭受了极不公正的待遇。
“我就不相信革命抓好了，生产就会自然上去”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所谓抓革命，实际上是破坏革命，破坏生产。林彪、康生及“四人帮”一伙，从来是只讲他们的所谓抓革命，不讲促生产的；说什么革命抓好了，生产就自然会好。那时，促生产的重担，完全落在周总理的身上。我曾几次听到周总理讲：“我就不相信革命抓好了，生产就会自然上去。”这是周总理对当时林彪“四人帮”一伙所谓抓革命的批判，也是对当时极端猖獗的形而上学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