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这次访问的亚非欧14国中，有10个非洲国家。这个时候，曾经被人称为“黑暗大陆”的非洲正在觉醒，非洲国家相继挣脱殖民主义的羁绊宣布独立。继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之后，1963年34个非洲国家的首脑召开了非洲统一组织成立大会。处在殖民统治下的非洲各国人民，为独立和自由进行着英勇顽强的斗争。民族独立解放运动蓬勃发展，正在迅速地改变着整个非洲大陆的政治局面。新中国作为一个解放了的被压迫国家，作为非洲独立运动的积极支持者，这时首次派自己的领导人对非洲10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外交活动。这是一次伸张正义、扶弱抗强的壮举，它在非洲大陆上产生了巨大的深远的影响。通过这次访问，增进了我国同非洲国家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进了我国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合作，开创了我国对非洲外交工作的新局面，为我国的外交史谱写了重要的新篇章。
1963年12月中旬，在访问非洲的第一个国家埃及时，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精神，周总理亲自拟定我国同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我国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支持他们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支持他们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统一和团结的愿望，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主张这些国家的主权应当得到一切其他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这些原则，是我国外交上的创举，受到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的普遍欢迎，一直指导着我国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往来。
这次访问的非洲国家，大都是刚刚取得独立，地位不高，发言权不大，被人看不起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去了，又宣布了这个伸张正义、体现友好的五项原则，对他们是很大的支持。各国人民以最热烈的方式，最高的礼仪接待周总理。访问中，无论到达哪个城市，都是万人空巷，倾城而出，男女老少都穿着大红大紫、大蓝大绿的民族服装，伴着非洲鼓激昂的节奏欢歌狂舞。老人、儿童争着上来摸摸中国客人的汽车，妇女按当地风俗脱下身上的花袍，铺在路上让中国客人的汽车碾过，好让她们心爱的衣服上留下友谊的印痕。到处有纵情的欢笑和激动的泪水，到处有热烈的掌声和绚丽的鲜花，充分表达了非洲人民对中国客人的深情厚谊。
在1963年的最后4天里，我们访问了摩洛哥王国。按照惯例，不管来访的是总统、国王或总理、首相，摩洛哥国王都一溉不去机场迎接，只是等在自己宫门口，待人家来见他以后再回拜。这一次接待周总理，哈桑二世国王考虑到虽然不便破例，但要充分表达对中国客人的友好惰意。因此，特地作了安排，将市郊的一座豪华的宫殿“和平宫”让给中国客人住。周总理到达那天，国王特地前去市郊，亲自站在“和平官’门口迎接，引领客人们进宫，喝了茶，寒暄一阵，才告辞而去。外交大臣私下告诉中国客人说：我们国王这次是破例了，哪一个来都没有这样。
1月21日，周总理来到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好客的塞古·杜尔总统没让代表团住到欧美式的别墅里，却径直送我们住进了“美景别墅”。这是两幢修建在海边的非洲式草屋，里面有舒适的设备。屋外就是海滩。住在这非洲风格十足的草屋里，使客人们体味到深厚、浓烈的民族感和亲呢的友情。
就在这次访问非洲时，周总理提出了我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这些原则，是经过总理深思熟虑、一再仔细推敲的，充分反映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周总理一直非常重视对外援助工作。这次来到作洲，总是挤时间亲自视察我国对外援助项目，了解和解决存在的问题。他也考察了超级大国的“援助”给第三世界国家带来的恶果。他们进行“援助”的目的都是为了掠夺，为了谋求特权，是要加深受援国对它们的依赖。同时，周总理也总结了我国对外援助工作的经验。马里是同我国建交较早的非洲国家之一，当时我国派到马里的专家较多。从加纳到了马里，周总理同凯塔总统谈得最多的，是对马里和非洲的经济援助问题。周总理怀着对发展中国家的无限同情，按照毛泽东主席关于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的教导，提出我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在提出八项原则的头天晚上，他通宵未眠。八项原则的主要内容包括严格尊重受援国主权，不附消任何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援助对方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提供优质的设备，保证传授技术，我们派出的专家和当地专家同等待遇等。这些原则，体现了援助、支持是相互的，双方是平等的精神，同大国沙文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充分体现了我国同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经济、文化合作的真诚愿望，为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开创了光辉的范例。
根据这些原则，周总理在访问非洲的过程中，每到一个国家，差不多都要谈定一笔援助。虽然我国援助的数额，与超级大国的援助相比并不算多，却是真正用来扶助他们民族经济，帮助解决人民日常生活必需品的。比如，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米厂、皮革厂、卷烟厂等等。几内亚盛产竹子，但不会编织。总理就派我们的专家去帮助他们发展竹编业，使他们的资源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马里人民爱喝茶，过去每年都从中国进口茶叶，中国便派去茶叶专家，帮助马里人民自己种植和炒制茶叶。宁可失去自己的出口市场，也要帮助友好国家发展经济，表现了友谊的真诚和无私。
这次访问中，周总理处处尊重东道国的安排，事事为东道国着想，为我们树立了平等待人，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光辉榜样。加纳是预定要访问的国家之一，1964年新年过后，正准备从阿尔巴尼亚出发前往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1月2日，加纳发生了谋刺恩克鲁玛总统的案件。面临这突然变化的情况，我们是否还去访问呢？问题不仅是我们应不应去，还有加纳的愿望和困难需要我们认真考虑。周总理经过认真考虑后，决定还是去访问，并要我先去加纳直接了解情况。当时我们租用了两架荷兰的飞机，总理让我乘一架先走。我到突尼斯降落等候总理，看他还有什么新的指示。总理到后说：你先去吧，到加纳与黄华同志多商量，有什么问题马上电报联系。我当天就飞到加纳首都阿克拉。记得当时还即兴在飞机上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一日飞行万里天”，就是指的这一夭。我同黄华大使一起去见恩克鲁玛，他脸上贴着纱布，缠着绷带，住在克里斯兴城堡里。我们一方面代表周总理对他表示慰问，一方面与他们商量访问的具体安排，并转达了周总理的建议：这次访问免去一切礼节，总统不要到机场迎接，也不要在城堡外面举行会议和宴会。这些安排照顾了恩克鲁玛的困难处境，他听了周总理的这些建议非常高兴，表示完全同意。当时刺杀事件发生不久，情况还未完全弄清，虽然黄华大使做了许多分析说可以去，但我们非常关心周总理的安全。中央也十分重视这一事件的发展和总理前去访问的问题，不时来电报询问情况。周总理决定去加纳访问这一决策是很英明的，对加纳及整个非洲都有很大影响。恩克鲁玛非常感激我们，他原来估计在这么动乱的情况下周总理不会去的。周总理从政治上大的方面着眼，冒着风险去了，在困难的时候支持了恩克鲁玛，体现了对一个小国的尊重。这样的事是世界政治史上罕见的。这件事效果非常好，影响非常大，中国的形象在非洲大大增加了光辉。
在访问中，周总理处处体谅被访国家的处境，尊重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当时，埃塞俄比亚还未同我国建交，他们还受美国的控制。在向周总理发出邀请以后，他们还有些矛盾，感到为难。一方面，他们希望周总理去访问，另一方面又怕美国施加压力。迫于这种外来的因素，塞拉西皇帝提出，他不能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接待我们，准备在阿斯马拉市接待。按国际惯例，对一个国家的总理，如果不在首都接待是不礼貌的。美国报刊立即对此喊喊喳喳，说这是有意降低对中国人的接待规格。但是，周总理着眼于发展中非人民和中埃人民友谊，体谅了埃方的困难处境，仍欣然应邀往访。那时我们有些代表想不通，周总理却说：没有关系，美国对他们有压力，我们应该谅解他们。周总理同塞拉西皇帝会谈时，双方观点不一致，有了争论。后来，我们准备了一篇讲话稿，准备在宴会上讲。宴会前，周总理一直在考虑，许多观点都讲过了，是否有必要再讲。经过与代表团同志反复研究，总理说可以不讲，但要改变一下方式，使他们知道我们的意见。他让礼宾司长俞沛文同志把讲话稿送给塞拉西皇帝看，征求他的意见。塞拉西看后说，请转告周总理，他的意见，他的观点，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尊重他的，请他最好不要讲这篇稿子。因此，周总理就没有讲。他说，我们可以等5年、10年、15年，直到对方方便时我们再建立外交关系。经过这次会谈，埃塞俄比亚不久便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新年过后，从阿尔巴尼亚直飞西非，其间距离一万里，需要在突尼斯加油。原来的访非计划中并没有这个国家，但突尼斯方面一再热情邀请。于是我们决定前往，并从停留一天加到一天半，最后又加到两天，使“停机加油”升级成了正式访问。1月9日，在中国客人到达突尼斯的当晚，布尔吉巴总统在国宴上讲话，对中国的对外政策提出了若干异议。周总理完全体谅各种朋友的疑虑和误解，当场即以“求同存异”的精神，给以具体、圆满的答复。后来布尔吉巴总统说：“我同意周恩来总理求同存异的方针，我们还是要反帝反殖。突尼斯需要伟大的友谊，并一定要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第二夭，突尼斯与中国便正式宣布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是访问非洲的一个大收获，也是与某些大国外交斗争中取得的重要胜利。实践证明，中央同意我们到有些没有建交的国家去访问，是十分英明的决策，它的影响是巨大的。这次访问结束以后，当年年底，刚果（布拉柴维尔）、坦桑尼亚、中非共和国、赞比亚、达荷美（现称贝宁）等非洲国家，相继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周总理在埃及答记者问时说：“中国政府代表团到非洲访问，第一个目的是向非洲人民学习；第二个目的是寻求友谊。”他在这次出访中以身作则，花了极大的精力进行调查研究，对这些国家一切有益的东西都采取认真学习的态度。他还一再向代表团同志们指出：不要以为非洲受几百年殖民统治就全都落后，非洲国家有很多长处值得我们学习。周总理高度赞扬非洲人民旺盛的政治热情，称颂他们反帝反殖的革命精神。访问苏丹期间，周总理多次讲到老牌殖民主义者戈登的可耻下场。戈登是英国殖民主义的刽子手。19世纪60年代他曾参加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帮助中国清朝皇帝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70年代他又当上了英国派驻苏丹的殖民总督。后来这个曾侥幸逃脱中国人民惩罚的殖民主义者，终于被英勇的苏丹人民起义军刺死在喀土穆。苏丹人民为自己报了仇，也为中国人民泄了恨。周总理多次向苏丹主人表示对于苏丹人民的谢意，表示要向苏丹人民学习。
周总理非常重视学习这些国家的科学技术成就。60年代的头几年，我们国内正在进行开发石油的大会战。周总理一路上非常留意参观一些非洲国家的炼油厂。他在摩洛哥参观了意大利、法国帮助他们兴建的、具有现代化设备的炼油厂，非常赞赏。他说，苏联帮助我们在兰州建的炼油厂，与这个炼油厂的生产能力差不多，但他们只需200个职工，而我们却需要6000个职工。他在参观这个厂后在题词中写道：“这是一个很好的现代化的炼油厂，建设得很快，管理得很好，并且锻炼出不少技术人员，值得我们学习。”回国后，总理派石油部的总工程师专程前去考察摩洛哥炼油厂。在加纳，本来没有安排参观炼油厂的节目。周总理在乘车经过一家炼油厂的时候，还是征得主人的同意，停车进行了参观。这家工厂每年炼油120万吨，总共只有300名职工。周总理就要中国的有关部门把它的长处学到手。
周总理在摩洛哥吃的桔子是从中国引种去的。总理说，咱们中国是桔子的故乡，几十年来，由于管理不善，品种退化了，而摩洛哥人民经过科学种植管理，有了新的发展，比我们的桔子好吃得多。第二年，总理派西双版纳植物研究所副所长和广州植物研究所所长一起去专门考察摩洛哥的桔子。
周总理的足迹所到之处，总是以真诚的情意关怀那里的一切劳动人民，他对各阶层人民群众的亲切感情和平等待人的态度，给非洲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加纳访问时，周总理要求尝尝当地人民的主食木薯。当主人感到犹豫时，总理说，“我就是要吃你们的家常饭”。无论在宾馆，在机场，在参观单位，还是在其他一切隆重的场合，他总要同在场的服务人员、司机、警卫人员、欢迎欢送的群众、非洲鼓手等亲切握手或交谈。在下榻的宾馆，总理总要见一见厨师和招待员，亲切地同他们握手、谈话，向他们表示感谢。和周总理接触过的劳动者都感到他平易近人，亲如家人。代表团离阿克拉前，周总理还在下榻的国家大厦专为招待代表团的服务人员举行了一次宴会，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亲自向他们敬酒。他们感动得流泪，用发颤的手举着酒杯，深情地说：“这样传奇式的故事，将永远流传在加纳人民的子孙后代中！”这次租用的荷兰飞机，机组人员的工作是出色的。他们对周总理率领的代表团的安全极为重视，总理经常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表示亲切的关怀，使他们极为感动。他们说，我们荷兰飞机差不多跑遍了全世界，但没有看到任何国家的领导人象你们的总理这样平等待我们，他同我们握手、照相，对我们十分尊重。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后，本来应该另换一批机组人员。但是他们18个人给荷兰公使写了一份报告说：我们决心为中国总理访问服务到底。他们的愿望实现了。访问结束到达昆明时，他们提出想到北京看一看。周总理就派我们的飞机送他们到北京，并同陈毅副总理一起专门招待了他们，还派人带领他们参观北京的名胜古迹。最后他们依依不舍地回国了，临行时诚挚地表示，总理以后有出访的任务，他们非常愿意再来服务，一定圆满地完成任务。
1964年2月4日，访问非洲10国的最后一天，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周总理提出著名的“整个非洲大陆是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的论断。他向全世界指出：非洲已经不是19世纪末叶或者20世纪初叶的非洲了，非洲“已经成为一个觉醒的、战斗的、先进的大陆。”他深信一个独立自主、繁荣富强的新非洲是一定要出现的。非洲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周总理的论断。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时，非洲只有4个独立国家，今天非洲已有51个独立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周总理访问非洲10国已是24年前的历史了，周总理离开我们也已经12年。然而当年他在非洲提出的原则，经受住了国际生活实践的考验；他当年的预见，正在变成现实；他当年开拓的友谊之路，正在被不同肤色的人们扩展、延伸。他作为一个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土的光辉形象，将会长留在非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心中，永远为亿万人民所崇敬和怀念。周总理在外事活动中杰出的外交风格，高超的外交艺术，以及在谈判中所显示的卓越才能，都是留给我国外交工作最珍贵的遗产。而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外交家的高尚品德和远见卓识，永远是我们外交工作者学习的光辉榜样。
刘宁一：周恩来与建国前后的人民外交
早在40年代，恩来同志就为开辟中国解放区人民与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航道，作出了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又为广泛开展人民外交付出大量心血，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我曾在恩来同志领导下，从事过人民外交活动，对他在这方面的远见卓识体会尤深。在纪念恩来同志诞辰90周年之际，我不禁又回忆起那些难忘的岁月。
从参加世界工联会议这个突破口冲出重围走向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独立的运动风起云涌。工人运动作为人民运动的中坚，生气勃勃地走在斗争前列。在斗争中国际工人运动实现联合走向统一的条件日趋成熟起来。
1945年2月在伦敦举行了世界职工大会。大会同意建立世界职工联盟作为世界工人运动的统一组织。同年9月底10月初，在巴黎举行了第二届世界职工大会，正式成立了世界职工联盟，简称世界工联。1946年6月22日至27日在莫斯科召开世界工联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世界工联要求工联副主席兼执行理事朱学范和候补执行委员兼理事邓发两人参加。当时，邓发同志已不幸遇难，朱学范向周恩来同志提出，由候补理事刘宁一和他一道赴会。
4月中旬，我由延安到了重庆。当天晚上，恩来同志亲自向我交代了任务，跟我作了一次详谈。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人民的力量增强了，帝国主义力量衰弱了。世界工联是苏联工会和英、美工会，以及其他进步的、中间的、保守的工会的统一组织。我们解放区工会的代表参加世界工联的活动，就可以通过这些工会同各国工人群众建立联系。现在的世界形势对进步力量有利，这是总的趋势。但是，不可避免的还要有尖锐复杂的斗争，甚至还会有曲折。帝国主义、蒋介石反动派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的。目前中原的战斗、东北的内战不是很清楚吗！事实说明，仍有全面大打的危险。我们不仅要把这个危险告诉全国人民，还要告诉全的人民。要让世界人民了解我党要求和平、民主与独立的愿望和我们的政治主张，谴责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挑动内战。屠杀人民，坚持独裁专制的罪恶行径，从而取得各国爱好和平民主的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援。
恩来同志指出，虽然我们有解放区、驻各地的办事处，还有电台和报纸，但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和包围，使我们得到的消息很少，世界各国人民也不够了解我们解放区的情况。因此，我们要从参加国际工人运动这个突破口冲出去，冲出重围和封锁，到国外去，与各国人民建立联系，把我们的消息传出去，宣传解放区、揭露国民党，与各国人民互相支援，共同前进。
恩来同志还语重心长地叮嘱我，国际工作是复杂的，要由浅入深、由少到多地积累这方面的知识，要坚持长期的学习和钻研。在这方面，我们原有的人少资料也少，要作很大的努力啊！为了中国工人运动与世界工人运动的联合和统一，为了将来我们掌握政权时开展外交活动，必须在这方面努力。最后，他指示我，一面办理出国手续，一面尽量了解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和有关国际活动的知识。
听了恩来同志这番话，我觉得眼前隐隐地展现出一条道路，正待我努力学习，向前奋进。为了使我早日成行，恩来同志亲自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长交涉，为我办理出国护照。他还特地给在新疆的张治中写了封信，情求关照，以防国民党特务在途中捣乱。另外，他又给我写了一封证明信，证明我是中共党员，以便我出国后与各国共产党接洽。
我和朱学范到达莫斯科那天，恰好是会议的最后一天。由于我们的到达，会议延期一天听取我们的发言。我代表解放区工会，作了《反内战、反独裁、反卖国，要独立、要和平、要民主》的发言，得到各国进步朋友的支持。
按照原定计划，参加这次会议后我即赴欧洲各国。但是，由于遇到一些具体困难，一时还无法到欧洲其他国家去，我只好暂时返回国内另作打算。
1946年7月下旬我回到了上海。恰巧，恩来同志也从南京到了上海。我在汽车里向恩来同志作了汇报。他听过汇报后指示我，先留在上海，一面在“周公馆”里作组织工作，一面继续争取“劳协”，促进中国工人运动的统一，同时寻找机会再作出国的努力。
这一年深秋，我给世界工联总书记路易·赛扬发了封电报，反映了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工人的情况，并表示希望到巴黎当面谈谈中国工运情况。赛扬很快回电表示欢迎。我把这情况报告恩来同志，他很高兴，嘱我争取同朱学范一道从香港出国。离沪前，恩来同志一再叮咛，到欧洲后，要依靠华侨以及中共党的组织，与英法及欧洲各国的共产党和工会组织建立广泛的联系，争取留在那里的时间越长越好。由于朱学范要留在香港一段时间，我于1947年初，只身一人从香港去欧洲。
到巴黎以后，我遵照恩来同志的指示和嘱咐，以巴黎为据点，与世界工联总部保持联系，与在法国的中共党的支部、欧洲各国的工会组织和华侨组织保持联系，与各国到巴黎的朋友们联系，开展了大量的国际交往。先后到过法国、英国、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匈牙利等国。
我在欧洲各国不仅广泛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的情况，让各国人民更多地了解了中国革命。同时，也把各国工人运动和人民革命的情况向国内作了多方面的介绍。1948年3月，恩来同志代中央起草了给我的电报指示，要我在世界工联执委会和执行局的会议上，坚决反对马歇尔计划，邀请兄弟国家工会派代表出席我解放区工人代表大会，并与其他一些国家的代表进行了广泛的外交商谈。
由于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接连不断地取得辉煌的胜利，彻底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已为时不远了，中国工会的作用和影响与日俱增，使我们在这两次会上成为世界工联的主力之一。
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我们在国际上的活动也越来越广泛和活跃。世界工联、青联、国际妇联、学联都陆续有了中国解放区的代表驻会工作。
恩来同志早在40年代就派我到欧洲，以解放区工会代表的身份参加国际工人运动，不仅在当时争取各国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打破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封锁，发挥了很大作用，而且，对于新中国建立后很快打开外交局面，以及后来与各国人民的团结和友好交往，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参加世界“和大”，在保卫和平的人民运动中广交朋友
经历过战争的人们，更懂得和平的可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了制止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新的战争阴谋，各国人民纷纷行动起来通过各种方式呼吁和平，反对战争，一个规模空前的拥护和平、保卫和平的人民运动，席卷了整个世界。各国和平团体共同商定1949年4月在巴黎召开世界拥护和平大会。提议发出，各国人民热烈响应，很快就都组成了各自的代表团或筹备机构。
1949年3月18日恩来同志在西柏坡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彭真、叶剑英并转李维汉的电报，告诉他们中央决定响应倡议，组成代表团参加大会，并责成李维汉在北平先动员和组织社会人士、文化团体及文艺界、科学界推举代表人物，准备组成代表团。同时恩来同志亲自拟了一份供参考的名单。
3月20日，在中共中央由河北迁往北平的路上，恩来同志对我说：召开拥护和平的世界大会，是全世界各国人民反对战争、爱好和平的伟大意志的体现，是以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为首的世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日益壮大的标志。我们派代表团参加大会，既表明我们愿与世界各国人民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又可以把中国人民的声音带到会上去，让各国人民了解，目前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正是用实际行动制止战争、保卫和平，而且我们具有足以战胜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力量。会议期间，我们还可以广泛开展人民外交，在争取和平保卫和平的人民运动中广交朋友。恩来同志通知我，到北平后立即与钱俊瑞、陈家康、萧三一起着手进行具体筹备工作。
3月24日我国代表团正式组成，团长郭沫若，副团长刘宁一、马寅初，秘书长钱俊瑞。团员包括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民主妇女联合会、中国青年联合会筹备会等十个团体的代表和各界知名人士代表共40人。
3月27日下午3时，代表团在北京饭店集会，讨论通过了代表团的任务与组织章程，然后请周恩来同志作临别谈话。
恩来同志指出：你们去参加的是一个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大会。会议期间，要以我们自己的光辉的斗争经验告诉各国人民，帝国主义制造的战争危险是可以克服的，任何侵略计划都是可以粉碎的，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及其代理人国民党反动集团是中国和平的障碍。现在，这个障碍已被我们战胜了，它的残余力量正在被我们肃清。我们国内正在进行的解放战争，正是为了反对国民党的内战、独裁和卖国政策，要求独立、民主与和平的斗争。在中国，只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根除他们的战争政策，才能真正实现彻底和平。这将是中国人民对世界和平的一大贡献。因此，我们的解放战争与世界和平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到大会上要理直气壮地宣传这个道理。
恩来同志说，代表团里有各个方面的代表人物，象征了中国团结的力量，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保障。你们出国，是为了寻求用友，寻求团结与和平，寻求知识的。因此，大家要善于和各国人民广交朋友。我们的代表们，在国际交往中，应当保持不卑不亢、谦虚谨慎的作风。大家在国外的言行代表几亿中国人民。因此要严肃，但不要拘谨，每个人的言行都要符合自己的身份，体现出自己的代表性来。比如，教授要有教授的身份，宗教人士要讲宗教界的问题，都要起到各自的作用。恩来同志这番嘱托，使我们增强了完成任务的信心和力量，同时也感到自豪和光荣。
3月29日，我们带着几亿中国人民拥护和平的美好愿望和委托，踏上了去巴黎的旅途。到欧洲以后，由于法国政府以限制人数为借口拒发入境签证，我们只好停在布拉格，继续交涉。因为会期已到，还有一些国家的代表团也被拦阻在布拉格，所以大会筹委会决定分两处开会，即巴黎——布拉格大会。
1949年4月20日上午10时50分，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在巴黎文化厅和布拉格国民议会会场同时开幕。大会主席、世界著名科学家约里奥一居里在开幕词中，特别向民主中国（指解放区）、自由西班牙、自由希腊、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的代表们致敬，表达了对这些国家人民争取和平民主斗争的支持。
4月23日夜里，我人民解放军胜利解放了南京。消息传到大会上，各国代表一片欢腾，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辉煌胜利，以致大会只好临时改变日程，让大家尽情地欢庆。捷克人民上街游行庆祝中国人民的胜利。他们把中国代表抬起来，抛向空中，表达由衷的欢乐和喜悦。
会议期间，我们根据临行前恩来同志谈话的精神，向大会介绍了中国解放区政治、经济与文化事业发展的情况和国民党统治区工人运动情况，并表明，中国人民将巩固和发展自己的胜利，与世界人民共同奋斗，争取持久和平。
5月4日大会胜利闭幕。5月25日郭沫若、马寅初率领代表团由沈阳经天津回到北平。恩来同志亲自率领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沈钧儒等各界各人民团体领导人和人民群众代表2000多人到车站迎接。当天又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10万人盛大集会，欢迎代表团凯旋。
当时，恩来同志正忙于筹备新政协，我只好在由香山到市区的路上，坐在汽车里向他汇报代表团在国外的情况。恩来同志询问了代表们在国外的表现和健康状况。然后他说，中国革命的胜利，人民力量的发展，是各国人民所关心的。看到中国的胜利，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会受到鼓舞，掀起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潮。世界形势的发展，有利于我们开展人民外交。现在我们通过和平运动，与各国人民广泛交往，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人做朋友，这就不仅突破了美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包围和封锁，而且反过来对美帝形成了反包围。美国想在外交上孤立我们，我们则在人民运动中孤立了他们。这就是我们开展人民外交的重大意义。同时，我们在人民外交中得到了锻炼，增加知识，开阔眼界，看到了世界人民前进的步伐。
为了更好地开展人民外交，在恩来同志的直接关怀和部署下，此后不久，相继成立了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中苏友好协会、中日友协、中美友协、中印友协、对外文联、国际贸易促进会、对外经济援助委员会等社会团体。这些机构的设立，对于我们与一些尚未建交的国家之间开展多方面的民间交往，发挥了巨大作用，从而促进了国家之间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在亚太和平会议和日本“八六”大会上向各国人民传播和平与友谊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战略地位和这个地区的国际关系构成状况决定了它对于整个世界和平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1951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以中国为主体，在北京召开一次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简称亚太和平会议。
中共中央认为，召开这样一次会议，不仅可以增进我国人民与各国人民的友谊，进一步扩大新中国的影响，而且可以突破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封锁。当时，朝鲜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美帝阴谋对我国实行新月形的军事包围，直接威胁着我国。这时在我国召开这样一次会议对于刚刚建立的新中国是非常有利的。因此，决定尽力筹备开好这次会议，并指定由周恩来同志领导这项工作，由彭真同志出面主持会议。
为开好这次会议，恩来同志指示我们，会议可吸收亚洲、澳洲、美洲一些没有与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的知名人士参加。作为和平运动是可以吸收他们来的。不能否认，会议代表中将会有左、中、右各派人物。请他们来，我们要相应地做些工作，要兵对兵、将对将，来什么人就派出相应身份的人去做工作。因此，要多动员一些知名人士参加接待工作。后来遵照恩来这些指示，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同志带头，动员了很多有名望的人士参加接待工作，如陈叔通、章伯钧、章乃器、蔡廷销等都参加了。对于会议的开法，恩来指示，要分成几个步骤进行，先开好筹备会，多吸收一些有关国家的代表开好筹备会，同时请他们在本国组成筹备机构，广泛动员社会各界人士，在此基础上再开正式会议。
恩来同志还主持起草并亲自修改了由宋庆龄、郭沫若等11人联合署名的发起书。
6月3日，澳大利亚、缅甸、加拿大、锡兰、智利、中国、印度、印尼、日本、朝鲜、墨西哥、美国、苏联、越南、马来亚、蒙古、新西兰、巴基斯坦、菲律宾等19国代表在北京召开了筹备会议。会上对和平与民族独立的提法问题展开了争论。有的代表提出要把和平与民族独立分开讲。我们在会上，按照恩来同志的指示精神，耐心地做了说服工作，经过争论，说服了对方。最后，通过了保卫世界和平、支援各国民族独立运动、支援朝鲜民族民主解放战争的决议。会上决定当年9月召开大会。
为了迎接9月的大会，中央下了很大力气从各方面进行认真的准备。
当时只有北京饭店（旧楼）和六国饭店，接待各国代表的房间不够。恩来同志指示，在金鱼胡同盖一座和平宾馆，要求在两个月内按期保证质量完工。为了准备大会用的会场，恩来同志亲自制定了改造怀仁堂的方案，把原来仅能容纳300多人的一个四合院改建成能容900人的大礼堂，并且安装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4种语言同声传译设备。大会需要工作人员，少奇同志召集青年团、组织部的负责同志开会，布置任务，要求全力保证会议的需要，提出要什么人就得给什么人。邓小平告诉政务院秘书长齐燕铭同志，要千方百计保证会议需要的技术设备和物资。对于接待工作，恩来同志考虑得很细致，连宴会的座次、住宿的安排都亲自过问。由于中央领导的重视，筹备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10月2日，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
由于代表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又各持不同的政治观点，会议难免出现曲折。讨论中，相当一部分代表表现出和平主义思想，不区别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笼统地反对一切战争，对民族独立运动和我国抗美援朝也有异议，想尽各种办法降低会议的调子。我们把这种情况向恩来同志报告，他要我们发动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代表一道做好工作，努力扩大进步力量，克服和平主义影响。我们遵照这些指示进行了积极的工作，使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会议通过了《致联合国书》、《告世界人民书》和关于朝鲜问题、日本问题、民族独立运动以及经济文化交流等问题的决议，成立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主席是宋庆龄，副主席有郭沫若和其他国家的10人，我是秘书长。
这次会议，是恩来同志领导的对亚太区域国家开展人民外交的一次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大规模行动。它使各国人民加深了对新中国的了解，扩大了新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在北京市举行的5万人庆祝大会上，美国代表团副团长说：“美国代表团谨向使这次盛大会议能召开成功的人们表示感谢”，“中国人民大众都是这样的明智自信，这样的坚强、文雅和有礼，这样的健康、快乐，这样的充满希望而精神焕发。在短短的三年中间，整个民族的性格风度都产生了世界上从来未有的变化，这是新的事物，我们从来不敢梦想的事物”。印度尼西亚代表苏洛多说：“这次会议的成功是因为有了现在这样的北京，这是因为有了现在这样的中国”。
新中国建立后20多年里，中日两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为了改变这种不利于两国人民的局面，恩来同志以无产阶级外交家的远见卓识，领导我们对日本开展了长时间、多方面、多渠道的人民外交。1955年派我们参加“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例。
1955年8月6日，由日本各政党代表和团体筹备召开“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
恩来同志对这次会议很重视，认为是对日开展人民外交的好机会，而打开中日人民交往的渠道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在我们出发前，恩来同志作了重要指示。他说，到日本以后，要坚决支持日本人民反对原子弹和氢弹的斗争，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原子讹诈。我们要和美国形成鲜明的对照，美国在日本丢下的是原子弹，我们要带去人民币，救济和慰问日本人民。当时日本经济遭到战争的破坏，日本人民十分困难，虽然我们只带去10万元人民币，但影响是不小的。
恩来同志指出，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民。但是，战争的受害者不光是中国人民，日本人民也深受战争之害，原子弹爆炸给日本人民造成的灾难就是证明。因此我们要把日本的人民和日本军国主义、日本的反动政府相区别。两国人民经过10年时间，都发生了变化。中国人民同情日本人民，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表示友好。两国人民都有友好往来的愿望。所以，我们要与日本人民广泛地交往，在保卫世界和平的人民运动中共同斗争，发挥作用。
恩来同志还指出，要重视对日本开展人民外交，我们欢迎他们来参观中国的建设，让他们广泛地了解新中国。我们也要多多和日本的人民接触。日本工会总评议会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还有社会党、公明党、共产党和其他朝野各党派、群众团体和各界人士，都应该去接触，建立广泛的经常性的联系。
到日本以后，我们遵照恩来同志的指示，与日本各界进行了广泛地接触，对日本人民反对原子弹，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正义斗争给予了巨大支持，在日本人民中间传播了友谊。
恩来同志在50年代曾经说过，照国民外交的方式搞下去，日本团体来得更多，我们的团体也多去，把两国要做的事情都做了，最后只剩下两国总理、外长签字、喝香槟酒了。这段话，不仅是恩来同志对中日民间外交的评价，也充分表达了他对人民外交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
外交，它在历史上曾是个高贵而神秘的字眼，它意味着少数人的活动决定千千万万人的命运。然而，伟大的无产阶级外交家周恩来，把外交与人民大众结合起来，使外交走出少数外交官活动的狭小舞台，进入人民运动的广阔天地，让国家之间的外交往来与人民之间的外交活动相辅相成，从而使外交体现人民的意志。这正是周恩来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的重要特色。它不仅在周恩来的全部外交实践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世界外交史上，也留下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光辉篇章。
（镡德山、刘春秀整理）
熊向晖：于细微处见精神——记周总理对我的几次批评
一
1954年4月，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我奉派以新闻联络官的名义，负责新闻办公室的工作，主要任务是：（1）协助发言人组织新闻发布会；（2）接待来访记者。
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时，台湾国民党中央社驻巴黎记者王家松要求参加，被我拒绝了。事后我报告总理，并建议同“新闻之家”交涉，追回王家松的记者证。周总理问我，为什么？我说，中央社是台湾的官方机构，要警惕他在这里制造“两个中国”的假象。总理蹙了蹙眉头说，不能抽象地讲警惕，警惕要有事实根据，没有事实根据的警惕是主观主义，就会变成自己制造紧张，给工作造成损失。蒋介石的基本政策，也是坚持一个中国，但他所坚持的是只有一个“中华民国”。美国顽固支持蒋介石，一直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现在怎么样？瑞士早就同我们建交，杜勒斯不得不同我们一起开会，这里哪有“两个中国”的影子？来了一个中央社记者，怎么就会造成“两个中国”的假象呢？你应该了解蒋介石的为人。他对这次会议很不安，美国当然会向他通气，但他信不过。他派个记者来，显然是为了便于进行现场观察，观察我们，也观察美国。让他了解一些第一手的真实情况，这对我们有什么不好？你把人家拒之门外，这于情理不合。你还准备让“新闻之家”收回他的记者证，你有什么理由？你能说他是国民党的官方代表？要是这样说，岂不是反而给人造成“两个中国”的假象？
我说，总理批评得对，是我想错了，我不经请示，就把人家拒之门外，这是组织性纪律性的错误。总理说，我是从政治角度提醒你，没有说组织性纪律性的错误。当然，组织性纪律性是重要的，但不是事事都要请示。那叫不负责任。重大的、没有先例的问题应当事先请示。有时来不及请示，就需要当机立断，但要断得正确。要做到这一点，不只靠水平和经验，关键在于事前进行周密的考虑和认真的准备。代表团在北京集中以后，我要大家设想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和问题，一一提出对策，经过讨论批准作成预案。有了这种准备，我们就比较主动。当然，不可能事事都预先料到，那不是唯物主义。应当并且可能预料到的事而没有预料到，就是失职。你也作了预案，但你没有设想国民党的记者到日内瓦来，你没有想到，我也没有想到，所以我也有责任。现在不是追究责任，工作中难免有失误。有了失误就追究责任，会弄得人人自危，不利于工作。但是，有了失误就要认真吸取教训。我要在碰头会上讲这件事，要大家都吸取教训。首先是联系这几天的实践，检查有没有偏差，进一步设想还可能出现什么新的情况和问题，拟出对策，这样，继续战斗就更有把握。我说：我就召集新闻办公室的同志开会，按照总理的指示，进行检查和讨论。总理说，你们开会，再增加一个内容。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反对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活动，这是必要的。现在看来，对这个问题缺少具体分析，你们先研究一下，区分几种情况，分别提出处理办法，写出来送给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