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还关照我，在我们的记者中找一位便于同王家松接触的同志，向他作些解释，告诉他，今后如愿参加我们的新闻发布会，我们欢迎，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酌情帮助。但要注意，同他接触，一定要掌握好分寸，不能过头，要顾及他的处境，不要使他为难，更不能让他丢掉饭碗。
二
1954年日内瓦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中、苏、美、英、法都派代表团参加，引起广泛注意。在“新闻之家”登记的记者近千名，这在当时是破纪录的。周总理规定，除新闻发布会外，外国记者同中国代表团接触，一律通过新闻办公室。
总理对接待外国记者的工作，作了五条原则指示：（1）来者不拒，区别对待；（2）谨慎而不拘谨，保密而不神秘，主动而不盲动；（3）记者提问，不要滥用“无可奉告”，凡是已经决定的，已经公布的，经过授权的事，都可以讲，但要言简意赅，一时回答不了的，记下来，研究后再回答；（4）对于挑衅，据理反驳，但不要疾言厉色；（5）接待中，要有答有问，有意识地了解情况，有选择有重点地结交朋友。
新闻办公室设在宝瑞华旅馆，来访的外国记者很多，有时应接不暇。他们着重询问中国各方面的情况。总理对此早有预见，事先就让有关部门编写了介绍中国情况的材料。此外，还带去了国内出版的外文书刊。有了这些材料做依据，对外国记者提出的问题，基本上都能回答。总理指定人进行了检查，认为没出差错。总理听了汇报后说，没出差错，只能算勉强及格。你们接待外国记者的方式还太呆板，还只是“守株待兔”式的，效果还不很大。可以为友好的记者举行小型宴会，为一般的记者举行大型冷餐招待会，请他们吸中国烟、喝中国酒、吃中国菜，边吃边谈，让人感到无拘无束，轻松活泼。这不是吃吃喝喝，是为了便于你们宣传“自己”，了解对方，结交朋友。这三者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执行我们的外交政策。
不久，越来越多的西方记者询问中国的外贸情况，我们原先准备的材料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总理说，让雷任民（外贸部副部长）当代表团的顾问，就是为了这一点。总理要新闻办公室为外国记者举行一次中国外贸问题座谈会，由雷任民主讲并答问。
这些方式是其他国家的代表团所未采取的。外国记者反应很好。有的说，中国人熟悉西方记者的心理，事先准备周密，易于使人了解中国。有的说，雷任民的介绍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中国并不拒绝外资，任何国家都没有同中国贸易的优先权。有的说，从周恩来和他的助手身上，可以看出中国人的自信、乐观和组织能力，他们具有没有大国架子的大国风度。有的说，严肃和热情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可是在周恩来和他的助手们身上，这两种性格融洽地结合在一起，这真是奇迹。
总理及时了解这些反应。但他更注意对我敌视的反应。美国有个记者说：在日内瓦看不到共产党统治下的几亿中国人民的悲哀和愁苦，更看不到他们对共产党专政的憎恶和仇恨。总理了解到这种反应后，让我们为外国记者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国庆节的纪录片。他特别交代：要选好放映日期，不要在开会的日子，也不要在周末，把请柬分成两种，一种指名邀请，一种不写名，就放在“新闻之家”，准备让台湾、南越、南朝鲜以及不便邀请的美国记者自取。放映时根据中文解说词，用英文通过扩音器作简单说明。
按照总理的指示，我们放映了《1952年国庆节》，能容纳350人的电影院座无虚席，还有人站着看。放映过程中，不时响起掌声。放完后，掌声雷动，观众纷纷向我们握手祝贺。普遍反应，印象深刻。有的说，不能再用1949年以前的眼光看中国了；有的说，美国不少记者也来看，不知他们作何感想？瑞士的一位记者在报道中说：“当全副武装的中国军队和手捧鲜花的姑娘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跨过日内瓦的银幕时，西方和东方的无冕之王们都情不自禁地一起发出轻轻的赞叹声。”苏联代表团的新闻联络官说，这是个创举，表示要向我们学习。
听我们汇报了这些反应后，总理问，有没有批评意见？我说，间接地听到美国一个记者说，这部影片说明，中国在搞军国主义。总理说，即使是个别人这样说，也值得注意。再给他们演一部《梁祝哀史》。
《梁祝哀史》是根据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编拍的彩色戏曲片。当时刚刚拍出，我还没有看过。为了便于向外国记者介绍，我们在旅馆里先行试映，旅馆的一些瑞士职工闻讯也来看，但放映不久，他们就一个个地走掉了，显然是看不懂。我要是不看字幕，也听不懂唱词。我想，让外国人看这部电影，真是“对牛弹琴”。但还得尽力而为，便请懂越剧的同志将剧情介绍和主要唱段写成一本十五六页的说明书，准备译成外文，发给外国记者。我先把剧名译成英文，叫做“梁与祝的悲剧”。
我向总理汇报试映的情况以及所作的准备。不料总理批评我是在搞“党八股”。他说，十几页的说明书，谁看？我要是记者，我就不看。
总理给我出主意说，只要你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放映前用英语作个三分钟的说明，概括地介绍一下剧情，用词要有点诗意，带点悲剧气氛，把观众的思路引入电影，不再作其他解释。你就这样试试，我保证不会失败。不信，可以打赌，如果失败了，送你一瓶茅台酒，我出钱。
我说，说明词写好后，请总理审定。总理说，那是你的事，我不越俎代庖。
我们照总理说的去办。为了停车方便，租用了旅馆的大餐厅。放映前10分钟，250个位子坐得满满的，王家松也来了，后到的无处可站。放映过程中，和上次不同，全场肃静。我举目四顾，都在聚精会神地观看。演到“哭坟”、“化蝶”，我听到啜泣声。放映结束，电灯复明，观众还如醉如痴地坐着，沉默了大约1分钟，才突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他们久久不肯离去，纷纷发表观感。普遍认为，太美了，比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更感人。有的说，简直忘了是看电影，仿佛置身于画图之中。有的说，想不到色彩这么绚丽。友好的记者为电影的成功感到骄傲。一位印度记者说，中国在朝鲜战争和土地革命中拍出这样的片子，说明中国的稳定，这一点比电影本身更有意义。
之后，这部电影又在更大的范围放映了几次，许多社会名流称赞色彩、音乐的美，说这是“东方式的细腻的演出”。一位美国教授不请自来，看后要求购买拷贝。他说，应当把这部电影拿到美国去，让好莱坞那些只会拍大腿片的人看看。总理还让王卓如拿到卓别林家里放映，这位电影大师也称赞不已。
“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多么贴切，多么吸引人，这简单的几个字，蕴含着多么丰富的知识和高超的智慧啊。
我向总理汇报演出获得巨大成功时，谈了自己的感受。我说，这使我进一步懂得对外宣传的重要。总理说，问题在于宣传什么，怎么宜传。——他告诉服务员，给我一瓶茅台酒，记他的账。
三
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退出现役后，曾在1960年5月访华5天。毛主席、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会见了他。他印象颇深，但感到时间太短，要求1961年9月访华3周，除会见我国领导人外，还要访问几个不对西方开放的城市。总理原则同意。外交部制定日程，组成接待小组，由国防体委主任李达上将率领，全程陪同。
9月7日，蒙哥马利在陈毅副总理主持的欢迎会上发表讲话，提出“和平三原则”，即：一、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二、都承认有两个德国——东德和西德；三、一切地方的一切武装部队都撤退到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去。
总理认为蒙哥马利很有政治头脑。他要我以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的名义，参加接待小组，陪蒙哥马利去外地。总理指示，要放手让他看，旧中国遗留下的贫穷落后和新中国取得的成就，都是客观存在，让他自己看了作出结论。结合参观访问，帮助他尽量从本质上了解新中国。
从9月9日起，蒙哥马利先后访问了包头、太原、西安、延安、三门峡、洛阳、郑州、武汉，9月20日傍晚回到北京。21日凌晨2时许，总理找我到西华厅向他汇报。
我的汇报较简短，总理问得很仔细，对政治性问题问得特别细。汇报了两个多小时。看来总理还满意。我觉得总理该休息了，准备告辞。但总理不让走，又问我，在各地看了些什么文艺节目。我从包头谈起，谈到在洛阳时，当地为蒙哥马利准备专场文艺演出，他不看，晚饭后让我们陪他到街上散步，走过一个小剧场，他闯了进去，演的是豫剧《穆桂英挂帅》，翻译向他简介了剧情。中间休息时，他走了，回到宾馆他说，这出戏不好，怎么让女人当元帅。我说，这是中国的民间传奇，群众很爱看。他说，爱看女人当元帅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爱看女人当元帅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我说，中国红军就有女战士，现在解放军有位女少将。他说：他对红军、解放军一向很敬佩，不知道还有女少将，这有损解放军的声誉。我说，英国的女王也是女的，按照你们的体制，女王是英国国家元首和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这一来，他不吭声了。
总理严肃地对我说，你讲得太过分。你说这是民间传奇就够了。他有看法，何必驳他。他提出了和平三原则，难能可贵。你搞了这些年外交工作，还不晓得求同存异？弄得人家无话可说，就算你胜利了？鲁迅讲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引伸一下，讽刺和挖苦决不是我们的外交。
总理的批评很尖锐，但使我心服，我很想听他多批评几句，但总理却改了语气和话题。问我：蒙哥马利最喜欢什么文艺节目，我答：杂技，特别是口技。总理问，他看了杂技《抢椅子》没有？我说，没有。总理从文件框里取出为蒙哥马利安排的文艺晚会的节目单，其中没有杂技和口技，却有一出折子戏《木兰从军》。总理说，又是一个女元帅，幸亏问了你，不然他会以为我们故意刺他。总理马上打电话给俞沛文，要他从节目中撤掉《木兰从军》，加上口技、《抢椅子》和中国戏法，并指定了演员。
9月22日晚，总理在饯别蒙哥马利的宴会上发表讲话，称赞蒙哥马利提出的“三原则”是“抓住了解决国际重大问题的关键”，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总理还说，这次蒙“亲眼看到中国人民正在辛勤劳动，从事和平建设”，但“我们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还要经过几十年的长期努力，我们需要和平，需要朋友”。蒙哥马利在讲话中说，这次访华“使我了解了整个国家解放以来获得的进展”，“中国的命运现在已经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1962年，英国出版了蒙哥马利所著的《三大洲》，书中详述了他访华的见闻和观感，强调指出：“从长远看来，世界和平的关键在中国，中国作为一大强国的兴起是必然的，这符合人类总的利益，有助于缔造一切国家的普通人民深切期望的和平世界”。在这本书中，他还描述了在北京看到的口技和《抢椅子》的演出情况。
四
1962年8月，我到伦敦担任驻英国代办。9月间，英国贸易大臣埃儒尔通知我：英国政府邀请中国外贸部副部长卢给章于当年12月访英。我请示国内后，回答埃儒尔：中国政府感谢英国政府对卢的邀请，卢将如期访英。埃儒尔非常高兴。他说，这是英中关系中的一件大事。英国政府将于3天内发布消息，希望中国政府也同时发表消息。我说，副部长出国访问，提前3个月发表消息，不符合中国的习惯作法。英方如何处理，由英方定。
第二天，英国政府宣布了这件事。
10月，印度再次在中印边境挑起武装冲突，我国被迫自卫还击。英国一些政客和报刊借机反华。《苏格兰人报》称，英国政府对中国外贸部副部长访英事将另作考虑。我马上往见埃儒尔，要他澄清。他说，这完全不是事实。英国政府对卢副部长的邀请以及访英的日期不会改变。
过了几天，埃儒尔紧急约见我。他说，英国政府决定无限期推迟卢的访问，半小时后就正式宣布。他个人认为，这不是由于政治原因。
我竭力抑制愤怒的情绪，简要回顾了前两次同他谈话的情况，指出：英国政府出尔反尔，使我惊讶。卢的访问日期是英国政府提出，中国政府同意的。现在英国政府不同中国政府商量，单方面决定无限期推迟，而且马上就要宣布，对这种不正常的作法，我个人表示遗憾。我将报告本国政府，并保留进一步评论的权利。
回到代办处，我召集主要外交官开会。我说，对英国政府这种帝国主义的态度，应当予以打击。根据我的意见，急电外交部和外贸部，说明埃儒尔同我谈话的情况以及我的表态，并提出三点建议：（1）向英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2）主动宣布取消卢绪章的访问；（3）削减从英国的进口。
外交部复电同意我对埃儒尔的表态，并要我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向他重申，但不提保留进一步评论的权利。复电指出，三点建议不妥，不予采纳，要我联系我国总的外交政策和对英工作方针，进行研究考虑并复。这显然是认为所提建议不符合我国的外交政策和对英方针，让我作检讨。我感到不能接受。在给外交部的复电中，我只表示，所提建议仅供参考，现服从部里决定，今后将在实际工作中加深对我国外交政策和对英方针的理解。
1963年春，卢给章应邀访英，访问很成功。这年秋天，我回国休假。总理找我谈话，提到此事。总理说，去年你提出三点建议，当时外交部和外贸部基本同意，到我这里挡住了，我让外交部给你泼了冷水，希望你考虑考虑。从你的电报看，你思想不通；我没有再跟你打“电报官司”，现在我问你，当时提出这三点建议，出于什么考虑？
我说，我本想当场对埃儒尔提出抗议，鉴于外交工作授权有限，我只表示遗憾；我觉得不够分量，应该用政府的名义提出抗议。英国虽已衰落，有时还有强烈的帝国主义气焰。他们认为需要，就迫不及待地宣布邀请卢绪章访英；他们认为不利，就单方面宣布推迟，这有些“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味道。我们主动取消卢的访问，可以表现我们的高姿态。我们以自力更生为主，对英国无所求。而英国的经济很大程度上靠外贸，削减从英国的进口，才能刺痛它，加深它的内部矛盾。对英国该拉就拉，该打就打，当时我觉得对这件事有必要给它沉重打击，这是针锋相对。
总理说：针锋相对要看全局，美国对我们封锁禁运，英国却邀请我们外贸部副部长访英，这就有区别，有矛盾，先要抓住这一点。印度是英联邦的重要成员。中印发生武装冲突，英国要是按原计划邀卢绪章访英，就不好向印度交代。他们的态度有反复，说明内部有争论，他们决定无限期推迟，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中印冲突会持续多久。它只是推迟，留有余地，你为什么要取消，把文章做绝呢？当然，英国的做法不大对头，你向埃儒尔指出来，表示遗憾，这很好，再用政府的名义口头重申一下就够了，何必小题大做提抗议？我们的建设以自力更生为主，也要在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外贸易。这在开国的时候就宣布了。进口的东西都是我们需要的，我们是计划经济。突然削减进口，首先对我们不利。英国同我们做生意的都是私营企业，对我们的态度比较友好消削减订货，受损失的是他们，还会落下一个不遵守合同的坏名声，你想到这些没有？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我还是提一提，你有什么意见？
我说，卢给章访英成功，证明我原来的想法和建议错了。但我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总理从方针政策上作了具体分析，使我豁然开朗，对我是很大的教育。
总理说，我记得你是1919年出生的，已经不是少年，有时还那么“气盛”。外交工作不能意气用事，要有全局观点，从多方面考虑。我这样讲讲，是希望你成熟一些，但不要因此就不勇于提出建议。
五
1971年7月9日至1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周总理让我以他的助理名义参加会谈。7月15日，中美双方同时宣布，尼克松将于1972年5月以前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新闻震动了世界。
这年10月，基辛格一行14人来北京，为尼克松访华作具体安排。总理主要同基辛格谈判被称为“上海公报”的内容，并商定尼克松访华日期为1972年2月21日至28日。
1972年1月，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一行18人（包括白宫发言人齐格勒）来华作技术安排。齐格勒提出，在尼克松访华期间，随行的大批记者将通过通讯卫星播发电视、图片、电讯等，请中国政府给予方便。他着重指出，在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几乎家家都有电视机，亿万人民渴望通过电视看到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况，尼克松本人对此极为重视。
总理让我约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开会讨论此事。会上，于会泳抢先发言。他说，我们绝对不能在中国向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为尼克松进行电视宣传，这也是“首长”的意见。与会的其他同志听后，一言不发，大家都明白，于会泳的“首长”是江青一伙。
我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说，岂有此理！过去美国政府一直敌视中国，现在美国总统要来中国访问，这是历史性的转变。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亿万人民通过电视看到尼克松访华的情况，就会引起思考，增加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这是为尼克松做宣传，还是为新中国做宣传？
总理说，你告诉齐格勒，中国政府原则上同意他代表美国方面提出的这一要求。我们现在还没有通讯卫星，请他帮助我们租用一个，在转播技术方面，也请美方协助。对此，齐格勒表示，他没有经手租用过通讯卫星，但料想租金一定很贵，尼克松访华8天，8天的租金估计可能要100万美元。中国政府不必花钱租用，因为美国政府已经准备了供美国记者使用的通讯卫星，只要求中方在北京、上海、杭州修建地面站，费用由美国承担。我说，修建地面站的费用由中国政府支付，只要美方技术协助。至于是否租用通讯卫星，我们再作考虑。
我向总理汇报，并说，既然美国政府已作了准备，我们不必花那么多钱为美国记者租用通讯卫星。总理立即批评我，他说，让你商谈租用通讯卫星，你一听100万美元就想缩头。这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这是涉及我们主权的问题，在主权问题上绝不能有丝毫含糊。你告诉齐格勒：第一，请他负责为中国政府租用一颗通讯卫星，租用期是北京时间1972年2月21日上午1时至2月28日24时；第二，在租用期间，这颗卫星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美国方面事先向中国政府申请使用权，中国政府将予同意。中国政府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第三，租用费和使用费都要合理，要齐格勒提出具体数目。我们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国际上的一般价格，不做“冤大头”。
我按总理的三点指示向齐格勒讲了，他很惊讶，想了一会儿说，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谈判对手。我完全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前两点办法。请放心，租用费一定很合理。我知道，租用费和使用费是互相关联的。我现在提不出具体数目，但我可以设想，这两项费用之间将会划个“等号”。我很佩服你们的精明，我更佩服你们处处注意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严。我将把这一深刻印象报告尼克松总统，并告诉我的同事和亲友。我还要坦率地说，现在我完全同意基辛格博士的看法：周恩来总理是世界上罕见的、令人衷心敬佩的、伟大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镡德山、谌筱华记录整理）
孙平化 王效贤：樱花烂漫忆园丁
“万绿中拥出一丛樱，淡红娇嫩，惹得人心醉。”这是周恩来青年时代赞美日本樱花的诗句。1975年，他在医院会见日本朋友池田大作和保利茂时，又深情地回忆起56年前在日本京都岚山观赏樱花的情景。日本友人希望他在樱花时节重访日本，再去赏樱。周总理说：“愿望是有的，但是力不从心，恐怕很困难了。”
是啊，这位辛勤培育中日友谊之花的伟大园丁，是多么想再踏上那美丽的国家，看看那粉蒸玉琢、如霞似火的樱花啊！
1979年樱花盛开时节，邓颖超同志率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日本，实现了周总理的遗愿。邓大姐在京都岚山为周总理诗碑剪彩时，满怀深情地说：“绚丽的樱花，在自然法则的作用下，万树千花同时开放，又豪迈地无所留恋地谢去，对青年时代的周恩来追求人生真理曾给予很大的启示。诗碑为日本古都名胜锦上添花，也把周恩来和中日两国人民永远紧紧地连在一起。”
在两国人民之间播种友谊
新中国成立后，中日两国20多年没有外交关系，民间交往也是经过曲折的道路发展起来的。
为了驱散历史的阴云，开辟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航道，周总理作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特别是通过开展民间外交，在两国人民中间播种友谊，他呕心沥血，辛勤地培育了中日人民友谊之花，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周总理在建国初期就多次讲，要把日本人民与日本军国主义区别开，战争的责任不在日本人民身上，日本人民也遭受了战争带来的灾难。他多次指示从事对日本工作的同志，要向人民群众多作说服解释工作，让全国人民了解，两国人民友好相处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中日两国人民交往的渠道，首先从民间贸易打开了。1952年4月，在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团长南汉宸、副团长雷任民，遵照临行前周总理对他们的指示，利用会议的机会，与参加会议的日本社会党众议员机足计、女参议员高良富和改进党众议员宫腰喜助进行了接触，并邀请他们访华。当周总理得知三位日本朋友接受邀请，即将与其他国家的朋友们一道访华时，4月17日他亲笔写信给毛泽东、朱德、刘少奇、陈云和王稼祥等同志，告知已做了周密安排，由他亲自领导这次接待工作。为准备回答朋友们的问题，周总理主持各有关部门参加，编写了一份《问题与答案》的资料，最后经他修改，报毛主席批准。其中在谈到对中日贸易的态度时讲，我国与日本由于地理上的关系，在历史上存在着悠久的贸易关系。但目前日本人民得不到对外贸易的自主……中国人民对此寄予同情。中日两国人民如果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恢复正常的贸易关系，这将大大有利于两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在谈到中国是否欢迎外国投资问题时讲，现在中国就有外国投资，而且守法的外商都得到保护。
我们在周总理的指导下，接待了几位日本民间贸易的先行者，并遵照周总理所深刻阐明的观点，向日本朋友介绍了我们对中日民间贸易的态度和有关的政策，使日本朋友受到鼓舞，同时加深了对新中国的印象。虽然当时谈成的第一次民间贸易协定往返金额不过各自3000万英镑，但是，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到中国来的第一批日本客人。两国人民从此沟通了信息，互相传递了友好的意愿。它就象一株经过漫漫严冬考验的幼芽，冲破冰封的大地昂然挺起，向人们展现了无限的生机和希望。
1954年10月，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和学术文化访华团参加了我国国庆观礼。10月11日周总理会见了日本朋友，与他们进行了长达3个多小时的交谈。周总理首先表示：“我今天非常高兴，有这样多日本朋友来参加我们的国庆。既然来了，我们很希望诸位多住一个时期，多看一些东西。我们两个国家是近邻，在近60年来曾有过很大隔阂，我希望中日两国人民能够恢复往来，两国的关系能够正常化起来。”周总理说：“60年来，中日关系是不好的，但这已经过去。我们应该让它过去。过去的历史不要再重演。”他指出，中日人民之间存在和平与友好的种子，这个友好的种子最大最生动的例子就是很多日本人在放下武器之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帮助我们赶走了美帝，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战后他们有的在中国当了医生、护士、教师、工程师，和中国人民一道工作，受到中国人民的信任。周总理感慨地说，诸位想想，曾经打过仗的人，放下武器以后就在一起工作，而且互相信任，这是友谊，可以说是真正的友谊，可靠的友谊。所以，方才改进党的先生说我们是“同文同种”，我们要在这种友谊的基础上改善中日关系是完全可能的。周总理还对日本朋友说，诸位对我们好的、落后的、中间的三方面现象都可以看，参观以后，请提意见，请你们指教。中国要办的事情很多。忙于国家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和平建设是我们肯定不移的方针。
周总理还就战犯问题、日侨问题、恢复交通问题、渔业问题、贸易问题等发表了看法。最后周总理说，还有象傅作义、张治中、程潜等人，你们都可以见面，全面地谈谈。不要只见我一个人，我不能代表全部。讲政策我是代表政府，讲见解我谈的还是有局限性的。我们也希望到日本去，这就要请日本朋友努力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中日两国没有政府关系，不能签订渔业协定，日本渔民到中国的近海东、黄海作业，常常发生海上摩擦，避风港口、海难救助等问题也无法解决，安全得不到保证。1955年初，在周总理的指示下，成立了中国渔业协会，同日本的日中渔业协议会举行了两国之间的民间渔业谈判，签订了中日民间渔业协议，解决了双方在东、黄海和平捕渔和合理保护渔业资源等问题。在准备谈判的过程中，周总理要求中方代表调查在东、黄海捕鱼的日本渔业公司有哪几家，捕渔量多少，以此为生的人口有多少？周总理说，他们多属中小企业，要适当照顾他们的利益。
周总理心里装着中日两国人民，处处、事事从两国人民的利益出发，受到广大日本人民和各界日本朋友的无限尊敬和信任。已故大平正芳首相说，周总理是他在世界上最尊敬的政治家。比周总理大一岁的冈崎嘉平太先生至今把周总理誉为他“人生之师”。许多日本朋友不论见没见过周总理，谈起来总是满怀激情，眼里闪着感激敬仰的泪花。举世公认，中日关系从无到有，直到发展壮大成不可逆转的洪流，是同周总理的辛劳和智慧分不开的。他象一个辛勤的园丁耕耘着两国人民的心田。
他为浇开友谊之花倾注心血
周总理同毛主席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起，以他非凡的外交才能，参与制定了我国的外交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使我国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舞台上，赢得了国际上的普遍尊敬和赞扬，在对日关系上更是如此。台湾问题是涉及我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原则问题，也是战后恢复和发展中日关系的主要障碍。为了突破这一障碍，周总理提出了发展中日关系的一系列原则，并在各个不同的时期提出不同的政策，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同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和鼓吹“台湾独立”、“台湾地位未定”等等阴谋活动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
战后，在日本政府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下，周总理本着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指导思想打开了中日关系的大门。从1952年高良富、帆足计、宫腰喜助等三位日本国会议员冲破封锁访问中国签订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到协助日侨回国、释放在押的日本战犯、开展文化、体育等各个领域的友好交流、签订渔业协定，中日两国人民和双方民间友好团体在没有官方往来的情况下，通过民间渠道，做了许多带有官方职能的工作。然而，这些绝不是一帆风顺的。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由于要超越民间性质，解决一些诸如互设常驻贸易机构、使用密码通信、悬挂国旗等带有官方权力的问题，遭到当时的日本政府的百般阻挠，谈了一年半才于1958年3月达成协议。然而墨迹未干，岸信介内阁就在台湾当局的压力下，公然出面干涉，甚至还发生了众所周知的纵容歹徒撕毁我国旗、侮辱我民族尊严的“长崎国旗事件”。此事就发生在同年4月3日长崎“浜屋”百货公司“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上。从此，不仅刚刚签了字的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未能执行，经过两国人民艰苦努力建立起来的民间往来也几乎陷于中断。
针对日本政府企图一面同我做生意，一面在政治上敌视我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周总理及时提出了“政治、经济不可分”的原则和“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为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确定了方针，指明了航向。根据周总理的指示，1958年6月中国渔业协会在通知日方不再延长民间渔业协定期限之际，提出了日方必须明确承认政治三原则，即：（一）不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二）不参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三）不阻挠两国关系正常化。周总理亲自向日本朋友解释，中国政府承认日本人民选择的政府，愿意以日本政府为对手进行谈判，不搞“两个日本”，日本政府却敌视中国人民选择的政府，制造“两个中国”，这是毫无道理的。
1960年8月，周总理接着又提出以“政府协定、民间合同、个别照顾”为内容的贸易三原则。即：第一、鉴于过去的教训，要保证双方经济交往顺利进行，应该签订政府协定。第二、在无条件签订政府间贸易协定之前，可以先由民间企业签订民间合同，但这些企业必须承认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和政治、经济不可分的原则。第三、对确有困难的日本中小企业个别给予照顾。
中日民间贸易遭受严重挫折的时期，一些靠进口中国原料谋生的日本中小企业无法经营下去，濒临破产倒闭。事态的发展引起日本各界友好人士的忧虑，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纷纷行动起来谴责和抨击日本政府敌视新中国的政策。许多企业和商社表示愿意接受中方提出的上述各项原则。周总理又提出，日本的企业或商社在接受上述原则的前提下，经过日本友好团体和友好人士的推荐，可以成为“友好商社”，继续从事中日贸易；对于“确属中小企业的困难户”可以给予特殊照顾，向他们提供我传统商品，使其不致因原料中断而破产。通过“友好商社”发展起来的“友好贸易”在中日关系严峻时期起了特殊的作用，使几乎中断了的中日民间关系重新得到恢复和发展。
1960年夏天，岸信介内阁在民怨沸腾中倒台，打开日中关系成了新上台的池田内阁在外交上的重要课题。早有改善中日关系愿望的松村谦三、高碕达之助等人在首相池田勇人和大平正芳、河野一郎等重要内阁成员的默许和支持下，挺身而出，探索改善中日关系的新途径。周总理抓住时机，同陈毅副总理联名邀请松村、高碕两位先生访华，并指定周总理在中日关系上的顾问和得力助手廖承志同志为中方总负责人，同他们多次会谈。双方确定以积累、渐进方式打开中日关系，创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半官半民性质的备忘录贸易。双方不仅签订了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互设了常设机构——廖承志、高碕达之助办事处（“文革”中改名为备忘录贸易办事处），并且交换了常驻记者。池田内阁还批准了使用日本输出入银行资金，以延期付款方式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使中日关系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由民间往来发展到半官半民的新阶段。松村、高碕先生成了中国人民敬仰的老朋友，在战后的中日关系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然而，两国关系中的最大障碍——台湾问题并未因此而解决，池田内阁也未能在台湾问题上迈出关键的一步。
取代池田内阁的佐藤内阁，积极配合美国侵略亚洲的政策，继续执行制造“两个中国”、敌视新中国的错误政策。1969年秋，佐藤访美同尼克松发表了联合声明，公然声称，“台湾的安全是日本安全的极重要因素”，积极支持美国侵略越南等。在此情况下，周总理又提出了进行中日贸易的四项条件，即有下述情况之一者，不与之做生意：（一）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支持朴正熙集团侵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厂商；（二）在台湾和南朝鲜有大量投资的厂商；（三）为美国侵略越南、老挝、柬埔寨提供武器、弹药的企业；（四）在日本的美日合办企业和美国的子公司。周总理还指示每年一度的备忘录贸易谈判必须先进行政治会谈，确认政治三原则和政经不可分的原则是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双方就政治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发表联合声明后，才能进入贸易谈判。为此，日方参加备忘录贸易谈判的负责人古井喜实、冈崎嘉平太、田川诚一等人遭到日本国内反华势力的攻击，自民党甚至提出要处分古井喜实。然而正是经过中日双方艰苦努力达成的政治会谈公报为日后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准备了条件。进入70年代后，美国的亚洲政策破产，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日本敌视中国的政策走投无路，要求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呼声遍及日本列岛，更加深入人心。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等在野党相继派团访华，纷纷同我中日友好协会举行会谈，发表联合公报，尤其是我同公明党的会谈受到周总理的特别重视。周总理充分肯定了公明党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并将其归纳为五条，称为中日复交五原则。后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日复交三原则。即：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
1972年7月7日，田中首相就任伊始，即表示充分理解中国政府提出的中日复交三原则，宣布要加紧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周总理看到这一消息，立即召集有关同志研究对策，并亲自在7月9日欢迎也门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宴会的讲话中，针对田中首相的表态，加了“这是值得欢迎的”一句。虽然仅仅是七个字，但在日本国内意见纷纭，田中首相的宏图面临重重阻力之际，正是这个迅速而明确的响应，使日本舆论在中日关系问题上空前地一致，主张应该早日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对中日关系发展中的重大突破起了关键性作用。从那时起，直到9月29日中日联合声明发表，周总理日夜操劳，仔细分析研究田中内阁和日本各种势力的一举一动，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一项又一项实际步骤，指导着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每一步进程。7月25日，田中首相委托他的密友竹入义胜前来中国摸底时，周总理深入而坦率地谈了中方关于两国建交的设想，这实际上成了后来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的基础。
9月25日，田中首相、太平外相和二阶堂官房长官访问中国。在两国总理和外长进行复交谈判和起草联合声明的过程中，双方本着互谅互让和求大同存小异的精神，在有关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在日方接受我建交三原则，承认我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并同台湾断绝一切外交关系的前提下，为了照顾日本的实际利益，我方同意了日本与台湾之间继续维持既有的民间实务关系。这充分体现了周总理坚定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外交风格。
建交谈判中的另一个斗争焦点是关于战后处理问题，即战争的责任、战争状态的结束和战争赔偿问题。日本军国主义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两国要实现邦交正常化，就必须妥善地解决这些问题。经过反复斗争，日方明确承担了战争的责任，并表示深刻的反省。双方郑重宣布自联合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并且指出，战争状态的结束，中日邦交的正常化，将揭开两国关系史上新的一页。中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1972年9月29日，两国总理和外长庄严地在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上签了字。至此，两国人民为之奋斗了整整20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终于实现了，两千年的中日关系史揭开了它的新篇章。周总理同田中首相共举茅台酒杯，向参加庆祝建交招待会的中日来宾一一敬酒的激动人心的场面，是我们终生难忘的。
后来我们才得知周总理早在1972年5月就发现自己患了癌症。但是，在那党和国家遭受深重危难的年代里，为了实现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心愿，造福子孙后代，周总理不顾病魔缠身，加快了自己的工作节奏，承担着超负荷的工作量，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指挥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一历史性的壮举。
他为我们留下了……
在新中国成立后20多年的对日工作中，哪一项重要决策不是周总理深思熟虑的结晶，哪一个关键时刻不是周总理指明航向。即使是一件细小的具体工作，周总理也从不放过。他经常教导我们，外交工作无小事，决不可掉以轻心。周总理总是谦虚地说，他只不过是毛主席战略决策的执行者，但他在中日关系上的卓越功勋同他在其他方面的丰功伟绩一样是尽人皆知的。他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留下了丰富的遗产。由于我们的工作面的局限性，只能试举几例谈一点我们的体会。
交友重交心。周总理经常说：“外交工作首先是做人的工作，朋友越多越好。”他以惊人的精力和热情，抓住一切机会同来访外宾交朋友，有时同他们谈话长达七八个小时。他的朋友既有知名人士，也有满手老茧的普通农民和稚气未退的青年学生。他谈问题以理服人，注意开导，使人心服口服。最近日本公明党副委员长浅井美幸和国会对策委员长市川雄一先生满怀激情地回顾了当年周总理给他们留下的印象。他们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是在1971年。他们问周总理的养身之道是什么？周总理回答说：“漫长的中国革命岁月中许多同志牺牲了，活着的人更要加倍工作，我每天都以此激励自己，这也可以算是养身之道吧。”周总理还说，他最喜欢的一句话是“疾风知劲草”。多少年过去了，周总理的谈话一直在他们耳边回荡，他们把这些话当作自己的座右铭，并激动地说，周总理一直活在他们的心中。
1971年，日本一位随旅游团来访的女学生发生了意外的不幸。日本一些不友好的势力借题发挥，恶意中伤。周总理详细听取了关于事故经过的汇报，并指示我接待单位把她的父亲恳信行教授请来，亲自说明情况，检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经过周总理诚恳细致的工作，这位教授亲自向报界辟谣，澄清事实，成了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以后这位教授多次访问中国，至今邓颖超同志还念念不忘周总理交下的这位朋友。
西园寺公一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从1958年1月携眷属来到中国，在北京整整住了12年。当时中日尚未建交，周总理亲切地称他为“民间大使”，会见日本外宾总要邀他作陪，还经常征求他的意见。但是在“文革”中，西园寺先生呆不下去了，1970年他决定离京回国。总理十分关心他的处境，临行前特意在西华厅设家宴同邓大姐一起招待了他们全家，并欢迎他以后每年来一次，看看中国的变化。十几年过去了，西园寺先生虽年迈体弱，仍不忘总理的遗愿，每年携全家来中国一次小住。在西园寺先生80大寿时，邓大姐亲自为他祝寿，使西园寺先生一家深为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