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7月，中国上海芭蕾舞团访日，日本松山芭蕾舞团为上海芭蕾舞团访日演出的圆满成功帮了大忙，回国后他们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指出，首先对芭蕾舞进行改革，把中国的歌剧《白毛女》搬上芭蕾舞台的不是中国，而是松山树子，应该要一张松山树子剧照，在《人民日报》上撰文介绍。有关单位按周总理指示办了。周总理的公正评价深深感动了以清水正夫先生为团长、松山树子为副团长的松山芭蕾舞团。
“饮水不忘掘井人”，是周总理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夕对冈崎嘉平太先生讲的话。他以此对那些长期以来为促进中日友好和实现邦交正常化作出宝贵贡献、甚至不惜牺牲生命的日本各界朋友表示敬意，并教育中国人民永远不忘老朋友。
平等待人。周总理一向注重教育外事干部警惕大国主义作风，而且身体力行。他接待外宾十分注意尊重对方，从不强加于人。周总理多年来一直习惯于夜间工作，经常伏案工作到黎明才上床休息。但是，当他了解到田中首相的习惯是早睡早起时，从田中首相访华一周前开始，他就主动调整自己的作息时间，夜间不办公，不批阅文件，以便能适应客人的习惯，安排两国总理会谈。有一次，一位日本朋友向周总理反映，在日本参加招待会要自己付款。欢迎中国代表团的招待会很多，出于友好，不便拒绝，但每月应酬数次，无处报销，个人负担很重。周总理立即指示有关单位研究这一问题，同日本朋友商量，如何能减轻他们的负担。
一丝不苟。周总理一贯要求外事工作人员，外交工作要注意及时性、准确性和主动性。他日理万机，工作非常繁忙。但为了做好工作，他坚持阅读第一手材料，甚至连刮胡子的时间也要请秘书代读《每日要闻》，对日本情况非常熟悉。许多有关日本的重要情况往往是周总理最先发现并批阅给大家看的。他要求主管同志掌握情况要及时，对待问题要敏感，考虑问题要周密。
1973年4月，又是樱花盛开的时节，廖承志同志率中日友协代表团应日本各界22个友好团体的邀请访问日本。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我国派出的第一个重要的大型代表团。从成员组成到活动方针都是周总理亲自过问制定的。代表团出发前夕，周总理会见了代表团和外交部有关同志。做完指示后，周总理突然问：“田中首相送来的樱花树长势怎样？这是田中首相代表日本人民送给中国人民的礼物，廖承志同志见到田中首相时应该当面汇报。”全场同志都愣住了。这样一件重要事惰居然谁也没有想到。当场有两位同志立即驱车到栽种樱花树的几处公园察看，并摘回几片樱叶交给周总理。田中首相会见中日友协代表团时，廖承志同志从衣袋里掏出小本子，把几枚压平了的樱叶送给田中首相。看到首相接过樱叶笑逐颜开，仔细端详了一番又叮嘱秘书妥为保存时的神态，使人感到真是一片樱叶一片心，两国总理重友情。
日本朋友知道周总理喜爱樱花却始终未能实现再次东渡观樱的心愿，为了表达对周总理的怀念，竹入义胜先生在邓大姐访日时，特意订制了印有樱花图案的日本景泰蓝画盘送给邓大姐，这个盘子一直陈设在周总理的住处——西华厅客厅内。日本创价学会池田大作名誉会长是周总理晚年在医院会见的日本朋友之一。池田先生为表达对周总理的感情，在创价大学校园内栽种了一种樱花，命名为“周樱”。田中首相在离开首相职位，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派秘书早坂茂三来北京送樱花树苗。根据田中先生的意愿，我国把这批樱树栽植在北京的西华厅和重庆、南京、西安、绍兴、淮安等周总理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待到每年阳春三月，樱花烂漫，人们怎能不忆起那位辛劳的园丁、中日友好的奠基人——周恩来总理为发展中日关系、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呢！
师 哲：新中国的总理周恩来出访莫斯科
由于工作岗位的关系，我有幸多次跟周总理出国，亲眼看到他在建国初期的几次外交活动的情况，深深体会到这位杰出外交家的非凡才干。我虽已到耄耋之年，但这些往事仍历历在目，一直没有忘怀。
一、第一次正式出访苏联
为巩固中苏两大国的邦交和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不久，1949年12月上旬，毛泽东同志前往苏联进行友好访问。这是新中国的党和政府领导人同苏联党和政府领导人的第一次最重要的外交接触和谈判，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国际舆论的高度重视。1950年1月2日，毛泽东同志在回答塔斯社记者提问时，阐明了他在苏期间首先考虑的问题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问题以及苏联对中国贷款和中苏贸易往来问题。然后，电召周恩来同志率领有关人员前往莫斯科协助商议和解决以上各项重大问题。
1月10日，周恩来同志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这是一个颇为壮观的代表团，除随毛泽东同志先期到达的陈伯达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汪东兴、叶子龙等以外，随同周恩来前往的代表团成员有当时的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中央贸易部部长叶季壮、东北工业部副部长吕东、东北贸易部副部长张他东、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赖亚力，另外有欧阳钦、柴树藩、程明升、常彦卿、沈鸿、苏农官、何谦等同志。当时，我是作为翻译，随毛泽东同志第一批赴莫斯科的。当周恩来同志路经西伯利亚抵达新西比尔斯克车站时，同毛泽东同志通了一次电话，但因线路有问题，听音不清楚，谈话很快中止了。1月18日，周恩来到达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车站时，又同毛泽东同志通了电话。在电话中，毛就自己同塔斯社记者谈话的主旨，以及周抵莫斯科后如何进行工作并企望获得什么结果，还应考虑提出哪些问题等，交换了意见。
1月22日，即周恩来同志到达莫斯科的第三天，在斯大林会见毛泽东同志和他时，由于事先有了充分准备，就开门见山地提出谈判中苏两国应解决的具体问题，即谈到起草《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等文件。斯大林表示同意以上意见。随后，双方商定由周恩来同苏方当时的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外交部长维辛斯基负责协商起草各项文件事宜。
从1月23日起，周恩来同志偕李富春、王稼祥同米高扬、维辛斯基、葛罗米柯（外交部副部长）、罗申（驻华大使）开始就条约和协定的内容进行会谈。有时毛泽东同志也一道参与会谈。在协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周恩来同志强调：“友好同盟”的具体内容自然就包括互助合作在内了，而后者也应该是条约的具体内容。苏联方面对周恩来同志的解释很感兴趣，也相当重视，因此把这次会谈情况向斯大林做了汇报。以后，周恩来同志的这个意思在条约中就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2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隆重的签字仪式。周恩来同志作为中方全权代表同维辛斯基共同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等。签字仪式完毕后，毛泽东同志再次邀请斯大林出席中方举行的答谢宴会，斯大林爽快地回答说：我历来是不出席这类宴会的，但是当我知道是中国同志有这个愿望时，我们中央政治局研究了这个问题，决定让我出席你们的招待会。因此，我将参加你们的宴会。毛泽东主席说，如果你身体不支，可提前离席，斯回答：我不会提前离席，既来之，则安之嘛。
约两个多小时后，王稼祥大使在莫斯科一家大饭店里举行了盛大的鸡尾酒会，热烈庆贺毛泽东、周恩来同志访苏获得成功。这次酒会气氛热烈。苏联方面出席的有斯大林、什维尔尼克、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卡岗诺维奇、布尔加宁、赫鲁晓夫、布琼尼等党政军最高领导人。斯大林这次破天荒地出席由一个国家的大使举行的招待会，这不仅仅轰动了莫斯科和苏联，而且轰动了整个世界。周恩来同志致了一段很长的祝酒词，主要内容是：我们两国所签署的条约和协定，将使中苏两国关系更加紧密，将使新中国人民不会感到自己孤立，而且将有利于中国的生产建设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这时，斯大林也大动感情，举起酒杯，同样讲了一段较长的祝酒词，希望加强中苏友好团结，巩固社会主义大家庭。
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欧阳铁和我等一行17人先期回国，李富春、叶季壮、伍修权等同志则留在莫斯科就一些未了的单项经济协定同苏方继续会谈。3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返抵北京。
二、第二次出访苏联
1952年8月，以周恩来同志为团长，陈云、李富春同志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这次出访的主要任务是，同苏联政府协商、研究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规划和援建项目等问题。
周恩来同志这次出访的背景是：自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到1950年底朝中两国军队便把美伪军赶回了三八线一带，扭转了朝鲜战局。以后，在朝中两国军队的沉重打击下，1951年7月美国政府不得不同意坐下来谈判朝鲜的停战问题。但是，另一方面，美国对谈判又采取了拖延和破坏的政策，并企图以军事压力配合谈判，实现其无理要求。朝中军队经过浴血奋战，给敌人以愈来愈大的杀伤，同时把战线牢固地稳定在三八线上，挫败了美帝的企图。
鉴于朝鲜战争短时不可能结束并不可能逆转的局势，党中央及时作出了边打、边建的战略决策，责成国务院着手研究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方案。
在周恩来、陈云等同志的领导下，1952年4月政府各部门初步整理出各自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设想或轮廓材料。到8月，这些材料被汇编成两大册。由于当时我们还没有制订五年计划的经验，有必要就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问题听取苏联政府的意见。所以我国政府组织了一个以周恩来、陈云、李富春为首的，包括各部门、各行业负责人的庞大的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
1952年8月17日，周恩来同志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不久，斯大林偕莫洛托夫、维辛斯基会见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等同志，听取周恩来同志介绍关于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设想问题。周恩来所谈的主要内容是：一、中国经济概况；二、五年建设方针；三、五年建设的主要指标和主要项目；四、长期建设的准备工作；五、请苏联援助事项。斯大林对周的介绍给予了积极的反应，一方面，他对中国“一五”时期的经济发展速度提出了中肯的宝贵的意见；另一方面，他又明确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制订“一五”计划，愿意提供中国实现“一五”计划所需要的技术、设备、贷款等援助，并派专家到中国帮助建设。斯大林以上的表示，为中国代表团在苏联开展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到达莫斯科后，为便于同苏方各部门工作人员谈判和面对面研究计划的制订问题，周恩来把代表团工作人员分成若干相应的组，让他们分头同苏方各有关部门的同志直接接洽，开展工作。这样做，也可使周恩来、陈云、李富春超脱一些，有更多时间考虑并同代表团各组分别研究解决一些急需处理的重大问题。可以说，周恩来同志为了使代表团的工作取得更大成效，最终获得圆满成功，真是呕心沥血，煞费苦心啊。
各个组的工作大致走上轨道以后，周恩来率部分团员到斯大林格勒参观访问。此行的目的，一是慰问这个英雄城市的居民，他们在苏联卫国战争中表现得英勇顽强，蒙受了重大牺牲，对扭转整个战争局势作出了重大贡献；二是为了调查这个城市在历史上罕见的最残酷的战争——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遭受德军破坏的实际情况；三是了解这个城市战后所进行的恢复和重建工作的情况。他参观了当年的几处重要战场：面粉厂、万人壑（通向伏尔加河的一条沟渠，只在这一处双方伤亡就上万人）、北菜园、伏尔加河岸、市街心大厦。战后在这里任省委书记的莫斯克文描绘了苏联军队和人民在这些地方战斗的惊心动魄的情景。在游览中，周总理受到了运河两岸人民群众的自发性的热烈欢迎。周总理还参观了拖拉机制造厂、化工厂，游览了伏尔加河-顿河运河。战争结束已经6个年头了，然而所到之处遇到的仍然令人触目惊心，处处是断垣残壁、战壕沟渠等战争的痕迹。给我们的印象是，这座遭受深重的战祸灾难的城市，当年只不过恢复了某种生机，远远谈不上向前发展了多远。
周恩来同志回到莫斯科后，对代表团各组的工作进行了检查，并对工作作了进一步的安排，随后指定李富春同志代理代表团团长职务，领导各组继续谈判工作。9月24日，周恩来、陈云、粟裕等同志一行17人返回北京。
三、对苏非正式的工作访问和出席日内瓦会议
1954年4月，周恩来同志去莫斯科进行了两次非正式的工作访问，商议和协调中苏等国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政策，并预测会议的进展与可能获得的成果。周恩来、张闻天同志同赫鲁晓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举行了会谈，双方互相通报了自己的打算，提出了一些待商的问题。赫鲁晓夫、莫洛托夫认为，这是一次带政治意义的国际会议，但对它不应抱过高的希望。在国际斗争中，很难预料会出现什么问题，尤其不可设想一切都会按照我们的预定计划进行。因此，我们只宜有一个大致的设想和意欲达到的目标。总之，需要边走边看，随机应变，找到对策，灵活运用。
周恩来同志介绍了中国方面从另一角度考虑这个问题的意见。他指出：中国、朝鲜、越南能够一道出席这次国际会议，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不寻常的事情，就是一个胜利。假如我们能够很好地利用参加这次会议的机会，阐明对各项问题所持的原则立场和对若干有关事情作出解释和澄清性质的声明，也就是一种政治收获。如果工作进行得顺利，能解决某些问题，那就算有了更大的收效。我们对会议既不可有过高的奢望，但也要力争取得某种成果。这是可能的，而不是空想。周恩来同志再三声明，中国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尚属第一次，缺少国际斗争的知识与经验，中苏之间必须保持密切联系，互通情报，交换意见，协同动作。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有其微妙之处，这就是会议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朝鲜和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虽然与中国有切身关系，但却并非直接属于我国自身的事情，所以特别需要小心谨慎，严肃对待。这次会议还约定，中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提前两三天到达莫斯科，以便苏方向我代表团工作人员介绍国际会议的斗争经验。
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同志启程回国（我仍留在莫斯科等候他），向中央汇报会谈情况。几天后，他返回莫斯科，同苏方最后商定了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方针、策略，以及苏、中、朝（或越）代表之间的合作、协调问题。周恩来同志对会谈所获成果甚感满意。
4月中旬，周恩来返抵北京稍作休整后，于20日率领有122人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瑞士出席日内瓦会议，途经莫斯科时在那里逗留了两天。周恩来同志利用这个机会，组织了各种座谈会，邀请苏联外交部的葛罗米柯等介绍经验，回答中国代表团提出的问题。中国代表团提出的问题很多，苏联方面的经验介绍和对问题的回答也比较仔细。
24日下午，中国代表团抵达日内瓦机场后，各国新闻记者发疯似地抢拍镜头，周恩来同志没有多停，就驱车前去住地了。但没隔多久，他又赶到机场迎接莫洛托夫。莫洛托夫走下飞机，先同周恩来握手、拥抱，然后并肩前行，边走边谈，十分亲热。这时外国记者蜂拥而至，拥挤在机场通道的两旁，窗口上也爬满了人，大喊大叫，要求给他们留下一个拍摄镜头的机会。因此，莫洛托夫说，我们走得稍微慢点，停下来略谈几句话，就可以给他们留下几个镜头了。后来外国记者们对中苏两国外交部长在日内瓦机场上所表现的亲近姿态，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为是当代外交史上的创举。
日内瓦会议开会后，先是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继则讨论和解决印度支那问题。朝、中、苏或越、中、苏在会议中从始至终都坚持了密切合作、互通情报、协调对策的原则，因而几乎在每次会议上我们都掌握了主动权，揭露了美国阻挠会议取得积极成果的阴谋，孤立了美国。在当时，周恩来同莫洛托夫几乎每天都要会面，并约请第三方面（朝或越）协商对策，统一行动，相互配合。周恩来常去苏联代表团住处，因为那个地方是苏联购置的一座别墅，保密条件好，便于研究协商问题。在这里，莫洛托夫还多次为周恩来及其随员安排过便宴。莫洛托夫也到中国代表团住处来过一两次。在他来中国代表团住处时，特别说明：由于你们的住处是租赁来的，很难保证人家事先没有在屋里安装窃听器，甚至录像设施，这样便影响我们畅所欲言地讨论问题和商议工作。因此，经常都是中国同志到苏联代表团住处去。这虽然是因工作需要，但从现象上看，总是来而不往的，“来而不往，非礼也”。不管怎样，从礼节上说是不妥当的。所以，我们必须登门拜访你们，这才是正理。不过，当天周恩来同莫洛托夫还是在留声机的音乐声中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交谈，对若干重要问题交换了意见。
日内瓦会议在讨论朝鲜问题时，斗争尤为复杂曲折。事后，才弄清美国和南朝鲜当局根本不顾及在朝鲜的联合国军中的其他国家的利益，顽固坚持阻挠解决朝鲜问题的立场。因此，不管我们提出多少合理建议和解决方案，都被他们否决了，最终毫无结果而散。
在讨论印度支那问题时，会议的形势就有所不同了。这主要是因为印度支那战争还在进行，法军在战场上节节失利，在奠边府之役中遭受到严重损失，使法国政府大丢面子。这样，法国政府同法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也更加尖锐起来。在法国总理皮杜尔倒台后，新上任的孟戴斯-弗朗斯的地位也只有在解决了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后，才能得到巩固。因此，法国政府也想早日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周恩来同志从中积极斡旋，推动了越南同法国的接触，沟通了思想，加深了了解。6月23日，周恩来同志同孟戴斯-弗朗斯在伯尔尼的会晤就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周恩来既照顾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又根据法国的切身利益所陈述的一番肺腑之言，使孟戴斯-弗朗斯深为感动，他向周恩来说，他自己是坚决主张停火的，并愿以一个月为限期，如果在此期间仍不能实现停火，他就向政府提出辞职。他并且交了底，说道：“现在，越盟方面不必为越南南北分界线在十七度线或十五度线上硬争，法国是不会长期呆在那里的，越南还是越南人的。”总之，周恩来同志为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谈判打开僵局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印度支那三国代表、法国代表以及与会各国的积极努力下，日内瓦会议终于在7月20日至21日达成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关于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关于在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关于在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等项协议，从而结束了长达8年之久的印度支那战争。
7月23日，周恩来同志率代表团离开日内瓦回国。沿途访问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于8月1日回到北京，圆满地完成了缓和世界和亚洲紧张局势的历史使命。
（熊华源整理）
陈叔亮：新中国外交的伟大开拓者
十年乱斗的第二年秋天，不记得怎么出来一个斗批的间隙，有一天，总理召集在国内挨批斗的大使们到国务院小礼堂开了一次小会。总理也邀了陈老总，主要是听取大家的意见，同时给大家做些思想工作。会上总理说起建国18年来，在外交部他和陈毅同志前后任领导，从建国到1958年是自己兼部长，1958年到1967年是陈老总兼部长。当时陈总马上补充：“我当部长也是在总理的领导之下嘛。”那时在座的同志们可能还没有人敏感地意识到，这两位受尊敬的老领导，离开我们的时刻就要到来了。我曾掰着手指头算了一下，可不是，正是坐在我们面前的这两位深受大家爱戴的领导人，在两个9年里，率领着我们这支在刚刚建国时还是一支没打过外交正规战的、比较年轻的外交队伍，从无到有地把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开拓出来。只用十几个春秋就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形象在国际上光荣地矗立起来了。初期参加外交工作的同志们心中有数，这是费了多少心血、力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家业啊！
一、组建队伍，开创新中国的外交事业
建国初期，党中央对外交部首席领导人的人选是非常重视的。在开国建部伊始，中央只能请周恩来总理把外交部的重任兼任起来。
1946年11月19日，周恩来同志从南京飞回延安后，在转战陕北期间，他一面协助毛主席歼击胡宗南大军并指挥全面解放战争，一面在戎马倥偬中，充满必胜的信心，高瞻远瞩地预见到解放战争的胜利即将到来，我们将面临建国的问题。在当时，组织军、政、工、农、商、学的机关已各有一定基础。但在外交方面，还是个新课题，并且需要大量人才。当时，首先考虑的是把在重庆办事处、南京梅园新村、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和其他地方做过外事工作的一批干部列出名单来；已在晋西北中央外事组的一批干部就先集中起来，有的进行学习；有的积累资料（当时因国际上对立面主要是美国，便开始编辑“美国手册”）；也有的干部到农村去参加一段土改。总之，不让这支外事干部、翻译人才队伍散掉，好为全国解放后，新中国的外事工作准备一个初步的班底。建国后，周总理又通过中央组织部从全国各地党、政、军、民、学组织中抽调了可观的一批干部，一个初具规模的外交队伍逐步集中起来。首先建立起部领导，党、团组织，划分了地区司、业务司、办公厅和各局处，宣布并讲授了中央和部领导制定的基本外交政策，外事纪律，规定了工作制度、各项外交任务，讲解了各种外交文书、礼仪；讲授了国际知识，国际关系准则，以及如何树立新中国外交人员应有的崭新风貌等等。随即又请专家讲授外交业务，并组织干部进行学习。制订了外交部与其他外事部门之间的合作和相互间的关系，驻外代表及驻外机构组织的建立等等，也都随之逐步开辟起来。通过实践又形成各种内部和涉外的规章制度，于是一支全新的外事队伍逐渐成长起来。
建国初期，虽然与我国建交的国家还不多，但是，包括人民外交的各种国际交往则逐年增多。几乎每年都有一些国际会议，加上国与国的互相访问，要派代表团参加。总理总是利用自己率代表团出国活动的机会，从外交部的地区司、业务司和有关部门选出一些同志随行工作，亲自带队练兵。
二、以身垂范，开创无产阶级外交新风
50年代初期，国家正展开工农业建设，又有土改、抗美援朝，政务繁多，加上商谈建交等外事活动、交涉谈判，接连不断。作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要统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各个方面的工作。中央各部委会、各专业部门、地方各省、市遇到重大问题也都向国务院报告、请示。作为总理兼外交部长，又要亲自主持外事口的工作，每周至少要开一、两次会研究外交部的工作。虽然助手中有几位水平高的副部长主持日常部务，部长也还要出席部党委会或党委扩大会等必要的会议，讨论重大问题。然后由参加会议的司长回去传达。部长日常要接见外宾，参加会谈以及宴会、招待会等对外活动。遇有涉及几个部、委、会有关的问题，周总理多半在西华厅召集有关人员逗情况，研讨对策，制定方案，取得较成熟的意见再上报中央。这种讨论本身就是培养干部，使参与讨论的同志收获极大，逐渐提高了外交业务水平。总理了解情况，征求意见，问得相当详细、具体。对于总理的刨根问底每个与会同志都心里打鼓，大家给起了个名字叫“考试”。我们有时也常被召到总理办公室去谈某项具体工作。经常看到总理的办公桌上堆着一大摞待批案卷，有时秘书拣出几件特急件，拿到总理面前，先请总理批发。我也曾不只一次地在接待外宾的紧张日子里，急着要汇报、请示工作。有时由于时间太紧，就被总理叫上他的汽车，在从钓鱼台到人大会堂或中南海这一段仅仅十分、八分钟的路上，边赶路边汇报请示了工作。对于一些重要并且时间性很强的涉外问题，常常是总理派秘书分别联系（几位秘书各有分工）。50年代后期经常和我联系工作的是马列同志。有一段时间，马列同志经常在凌晨两点多钟打电话给我。我拿起耳机，他总是很有礼貌地先说一句“哎呀，对不起，又把你吵起来啦！”我问他总理还没休息？答称：“还得一会儿哪！”然后他把总理刚刚对我们呈报的请示报告的书面批示和口头嘱咐及要求通知我。有时还向我打招呼，总理说：汉夫同志血压高，已经是深夜，就不要惊动他了。这样，我们就可以连夜赶办，早晨上班前就可办好，再请主管的章汉夫副部长过目发出。
总理要求地区司、业务司上呈的案卷要将报告缮写清楚，并将有关来文、报告附上，重要的还要把有关档案附呈。总理阅批文件、电报总是高度负责，十分细心。特别对重要公报、声明、照会和其他要公开发表的文件，不仅从方针、政策上反复考虑，就连用语分寸，用辞的审度也要一一斟酌得体，甚至每一个标点符号也要改得准确。他总是用墨笔把有错的地方清楚地加以改正，不容任何失误，以保证文件的质量。总理的政治思想水平和极端负责的精神，大家不仅完全信任，而且心服口服。他修改过的文稿送到中央传阅时，毛主席、刘主席都很少再做增删改动。遇有要对外发表的文件，外交部通常是先得到总理办公室的通知，马上把总理审定稿抄回，先进行翻译、打字，以争取时间。待中央传阅完毕，得到通知，就可以很快形成正式文件，准备对外发出。主办起草文稿的地区司在总理改过的文稿退回到司以后，大家照例要认真传阅学习，以便提高水平、改进工作。这就给对外工作建立了一种严肃认真细致负责的作风。大家都为总理的工作太繁重、睡眠休息太少，影响他的健康而担心。记得有一次，薄一波副总理看到总理工作太忙太累就对我们说，应该配备几个象我这样的干部给总理当秘书，以尽量减轻总理的负担，来保证总理的健康。
偌大一个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内外革命战争，取得了胜利，可是我们接管下来的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烂摊子，人民生活极其困苦，国家建设百废待兴，物资财力严重不足，各种人才，特别是科技力量极为缺乏，帝国主义对我们实行包围封锁。台湾在美国支持下还叫嚷随时准备“反攻大陆”。在国内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又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我们的周总理就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掌管着国家政务，组织全国人民救灾渡荒，生产建设，恢复和发展经济，巩固政权的。他不仅要领导我们从头创建全国的政法、财经、工农业生产、军事、国防、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事业等等，还要在处理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承担大量的工作，担子实在是太重了。为了减轻具体外事活动方面的负担，集中精力考虑方针政策问题，50年代中期，周总理向中央提出不再兼外长的请求，并得到了中央的同意。为了选择一位最合适的同志接任外长职务，党中央经过认真慎重地考虑和反复遂选，最后选中了当时担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同志。周总理对外长继任人选是很满意的。陈老总在继任外长时提出，请允许他跟随总理学习一段时间，总理同意了。
1958年2月，毛主席签发了任命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任命书，陈总将外交工作的担子挑起来了。在我的记忆里，一些重大的问题陈老总仍然报请总理审批。
1960年周总理出访亚洲六国，陈毅同志作为总理的主要助手随行。陈总常常同我们谈到要好好向总理学习，特别是对外工作，总理掌握政策明确，运用策略灵活，国际知识渊博，思考问题周密，谈问题总是以理服人，这都是不容易学到的。总理在访问中，非常重视发挥陈总的作用，有些场合总理常请陈老总代表他出席讲话。陈总的讲话总是博得阵阵热烈掌声。陈总有时为了整个讲话放得开，讲得透，难免有说得过头的地方。每逢遇到这种情况，总理总是笑着对我们说，不要只看到陈总讲话个别地方有点过头，要看到陈总通篇讲话讲得深，讲得透彻，能抓住听众的思想感情，产生深远的效果，这是主要的，也是我所不及的。总理的话不仅使我深深体会到他的谦逊好学，看问题全面深刻，高人一筹，更感到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战友的深刻了解和充分信任。正是由于周总理的知人善任，使陈总这位元帅外交家的雄才大略得以充分发挥。
我在柬埔寨工作期间，正是中柬友好关系良好发展的时期。那几年两国领导人的互访频繁，我每次回国述职和返任前都要先向总理办公室和陈毅同志的外事办公室打招呼，听候安排召见。总理、陈总在百忙中总是抽出时间来接见我。两位领导也有时候在一起接见，垂询使馆工作，并根据当时国内外形势，交代具体任务，予以指示。因此，我切实地感受到象中国共产党这样伟大的党，我们这个历史悠久但又是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大国，在对外关系中，有了周恩来总理这样卓越的外交家，在国际上呈现的形象确实是光荣而伟大的。
三、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外交特色
从万隆会议到十年动乱之前，在10多年的对外交往中，我经常听到各国外交界人士对周总理发自内心的敬慕和赞佩之言。他们不仅为周总理渊博的学识和周密严谨的思维逻辑及敏锐的洞察力所惊叹，为周总理豁达大度、高瞻远瞩的气魄和庄重儒雅的仪表风度所倾倒，更为周总理贯彻原则的坚定不移，掌握政策的灵活巧妙，折冲樽组的外交才干所折服。
1955年，周总理和陈毅同志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万隆亚非会议。台湾特务制造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爆炸事件后，又准备在万隆会议期间继续进行暗杀破坏。代表团要我将这个内部情报通知了印度尼西亚外交部，以引起东道国的高度重视，印尼方面答应采取严格保护措施。但是参加会议的代表团和外国记者数以千计，加上各国代表每天早午晚进出独立大厦会场，会前、会后出入大厦都要步行一段，街道两侧商店、居民楼林立，每逢代表路过，沿途群众围观，就象电影院散场似的，秩序很难维持。在这种情况下，陈总嘱咐我们说，看来保卫工作不好做，不能靠少数人，咱们大家就是要用自己的身体、性命保卫总理。大家都按照陈总的指示，怀着高度的警惕，自觉地里三层外三层地将总理包围在中间，蜂拥着通过这些有可能发生意外的地方。总理所经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博得围观群众的阵阵热烈掌声和欢呼声。处境虽然相当危险，可是总理在任何场所镇定泰然，精神焕发，不住地向欢迎群众挥手致意，把紧张危险转化为轻松安全。
在万隆会议内外到处听到外国朋友说：周恩来是一位了不起的外交家。来自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抱有不同目的的近30个国家代表团参加的这样一个会议，整个的会议形势常常在他的影响下发展着。会议刚刚开始时，会议内外的舆论大多都没想到端正会议方向，引导会议走向成功的，是最后才通过邀请参加的新中国的总理——周恩来。
重要的是周总理在亚非会议讲坛上的发言，站得高看得远，表达了刚刚取得独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要求联合起来维护独立、主权的强烈愿望。他在发言中，紧紧地抓住了和平共处和求同存异的指导原则，以真诚而谦和的态度和有力而艺术的语言，深深打动了与会各国代表的心，驱散了前两天会上聚集的片片乌云，成功地绕过了有人企图破坏会议的暗礁和中伤诬蔑，把万隆亚非会议导向胜利成功。
总理对我们讲解“求同存异”时说，不能拿我们的所有原则要求别人接受。我们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共产党，信仰马列主义，不信神。人家是君主国，信神、信仰上帝和真主。这些“异”谁也说服不了谁。意识形态问题是不能强加于人的。再说我们国家的宪法也明白写着人民信仰自由。人们信仰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的不是都有吗？所以意识形态的“异”就只能让它存在在那里，只能让人家自己去选择、去解决。
我国参加亚非会议的代表团成员中就有一位伊斯兰教阿訇达浦生。他在伊斯兰教中很有地位，也是一位学者。他在万隆会议内外同一些亚非伊斯兰国家代表团接触交往，产生很好的影响。我们都佩服周总理早在筹组代表团时就已考虑到这样高明的政策问题。
在亚非会议上，有的国家开始不愿接受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又提不出有力的反对意见。针对这个情况，周总理提出可以不叫“五项原则”，结果把会议的僵局打开了，产生了“万隆十项原则”。其内容和基本精神仍是“五项原则”的演绎。总理对此问题的处理，是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运用的一件非常说明问题的实例。印尼总统苏加诺有一次感慨地说：毛泽东真幸运，找到周恩来这样一位总理。我要是有一位象周恩来这样的总理，那就好了。
对周总理的敬佩赞扬是经常会听到的。50年代后期，有一位才递交国书不久的驻华大使在总理接见后，对礼宾司的同志说：你们的总理知识真渊博，令人敬佩，他对我们国家的生产情况，乃至具体数字比我还清楚。
60年代，有一位巴基斯坦大使对我说，在巴基斯坦，周恩来的名字是家喻户晓的。我敢说，如果周恩来这样的人参加巴基斯坦大选，必将获得最多的选票。
我所接触的不少使节和外交官都说，周总理是他见到过的最伟大的政治家。一位西方国家的外交官曾对我说，50年代后期，他在伦敦的蜡像馆里曾发现东方现代人物的塑像里只有一位周恩来。当时他还不明白，乃至见到了周总理以后，他才感到周恩来的塑像首先在伦敦蜡像馆里出现，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感到原来的那座蜡像塑得气魄还不够。当然像周恩来这样伟大的国际人物是难以用形象表达得了的。
四、修睦四邻，以利国家建设
我们伟大的祖国，地处亚洲大陆中部，陆上边界很长，邻国很多。旧中国与邻国的边界多未正式划定，只有中越之间曾根据清朝同法帝国主义订的中法界约划过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为了修睦四邻，创造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搞好国家建设，周总理倾注大量心血，亲自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新中国同邻国第一个解决边界问题的是中缅两国。缅甸在英帝国主义占领时期就同当时的清朝政府存在边界争议。抗日战争期间，在日本侵华最严重的日子里，英国利用中国在战争中的困难处境，以封闭滇缅公路相威胁，逼使国民党政府用换文形式将阿佤山区划了一条边界线，即“1941年线”。解放后我国曾宣布不承认这条并非由中缅正式划定的“边界”。1955年周总理考虑两国边界问题必须妥善解决，既不应妨害两国的友好关系，又要为以后与其他邻邦解决边界问题作出楷模。遂布置亚洲司研究解决中缅边界的方案，并指示先约请几位国际法专家研究。当时我请了周续生、梅汝璈、刘泽荣诸老，先把情况说明，征求他们的意见。几位老专家根据两国边界的历史和现状，从法理上阐述了我们在解决两国边界问题时应采取的立场和态度。我们吸收了这几位专家的意见，并根据历史背景和边界现状，提出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方案和准备进行谈判的意见上报周总理。总理和中央同志经过认真的研究和反复考虑，批准了外交部上报的方案。以后中缅两国政府经过协商，本着互谅互让精神，使解决两国边界的谈判和调查得以顺利地进行，得到彼此满意的结果。中缅边界解决后，两国总理在边界进行过几次友好会晤，与民同欢，对两国人民友好交往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随后在周总理的积极安排下，我国分别与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老挝各友邻国家都通过谈判，顺利解决了边界问题。这一系列成功的边界谈判是非常英明的，在我国外交全局上，它的意义是极其深远的，在国际上受到广泛的赞扬。
对于我国与有些邻国发生边界争端，周总理一方面以理服人，努力通过和平谈判的途径解决。另一方面总是耐心地把事实真象向不了解情况的友好国家的领导人作详细的说明，使他们了解我国对边界争端的公正立场。1963年春，西哈努克亲王访华。当时正值印度把中印边界问题在国际上大加歪曲喧嚣，硬要把由英国人亨利·麦克马洪背着清朝政府私自同西藏地方官员以秘密换文方式炮制的所谓“麦克马洪线”，把不丹以东中印边境东段地区历来属于中国的九万平方公里的边境，划归当时英国统治的印度。对于这条由英国人自行在英国地图上划的非法边界线，中国历届政府从未承认过，新中国更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西哈努克亲王并不了解中印边界这些历史情况。周总理感到有必要把这个问题同我们这位好朋友谈清楚。于是，在西哈努克亲王到达我国后，即先同亲主讲明了，要用一些时间同他和随行的少数高级官员把中印边界的真实情况彻底谈清楚，同时请夫人和其他不参加的朋友们去游览风景名胜。西哈努克亲王同意后，总理就在昆明的宾馆与亲王长谈了7个小时，清晰地把边界的历史沿革情况、先后交涉经过及现状作了详尽的说明。中间，亲王也提过一些问题。周总理为了便于亲王了解情况，把有关边界的新、旧地图和资料提供亲王参阅。最后亲王说，现在他明白了，这个问题只有靠中印两国双方通过友好谈判解决，外人最好不参与。
五、对弱小国家平等相待，真诚援助
在对外援助方面，周总理真正做到了讲信修睦，真诚支援。特别是对被压迫民族，他总是满怀着深厚的同情和关切。在援助弱小国家时，他总是要求我国的援外部门和人员，对每一援外项目，从生产质量、包装运输到装配运转都要求按照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负责到底。要求我们不要象某些国家那样，“欲取姑予”，在提供援助时，早就把对受援国觊觎已久的政治、经济、军事利益记在账上，准备进行换算。在援外方面，周总理首先强调急人所需，助人为乐，使人得益。既要发扬国际主义精神，也要从别国学到人家所长。要求我援外人员处处为受援国设想，使受援国人民真正得到好处。我们给予人家的每一项援助，都应当是受援国需要的，并且是真能够获益的。我们援助人家，要力所能及，做到真诚无私。要考虑受援国的原料来源，生产成本，产品销路，能否盈利。还要防止援助项目产生污染，并且要求负责为受援国培养一支自己的有文化、有技术的工人技术人员队伍。
1958年，西哈努克亲王第二次访华时，正赶上我国“大跃进”、大炼钢铁的热头上。根据我国一位领导人的建议，要为柬埔寨建一个小型炼钢厂。为了了解柬埔寨有无建设炼钢厂的条件，周总理很快派出了包括地质专家和技术人员的考察组帮助柬埔寨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的地质勘探。结果没有找到可以用于冶炼的煤和铁。周总理便实事求是地把勘探结果报告给毛主席，说明在柬埔寨不具备建设钢厂的条件。并要我也把勘探的结果告知宾努亲王。后来，柬方同意把建设小炼钢厂的设想做了改变。1961年到1962年初，我国援柬的川龙造纸厂正在开始兴建，那时我正从参加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回来，接替王幼平同志任驻柬埔寨大使。在总理召集的一次援外会议上，总理问外经部，川龙造纸厂废水处理是怎样解决的？设计人员说，大部分废水将排入循公河。总理当即说：“这样做法不行。我们援助别国建设，不能给人家制造公害，一定要为循公河沿岸，特别是沿河下游的群众着想。造纸废水排入循公河，必将危害渔业及下游人民生活用水。”要求立即改进设计，必须做到排除污染。设计人员按照总理要求，随即查阅了不少造纸工业先进国家的资料，改变设计，增加设备，对川龙纸厂的废水处理采取了有效措施，改善了污水处理工艺。直到问题解决了，报告总理，得到同意后，才交付柬方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