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早在开国建部之初就教育干部，对外要做到不卑不亢。对大国、强国和小国、弱国要一律平等相待。特别叮嘱对小国弱国切不可犯大国主义错误。亚非拉国家，大多是或曾经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附属国、殖民地。我们要尊重这些国家，尊重他们的人民，我们互相尊重，就有力量战胜帝国主义。曾有个别大使因对驻在国不够尊重，而受到周总理非常严厉的批评。
在万隆会议期间，周总理和除南越傀儡代表外的27个亚非国家的代表都主动交往，积极工作。在亚非会议闭幕的当天晚上，5个会议发起国的总理举行招待会，宴请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但闭幕会结束时已是下午5点多了，总理先向宴会的主人致歉说：由于还有一场约会须应邀前往，先请陈副总理代表相陪诸位，我去一下就回来。原来总理是应尼泊尔主国代表团的邀请出席招待会去了。在亚非会议开会期间，各代表团交往频繁，日程排得很满。总理真正是见缝插针地出席活动，进行工作。尼泊尔代表团的招待会被挤得安排到大会结束这天。该代表团也知道大会结束之后，5个发起国总理当晚要宴请周恩来总理，使私下向我礼宾官透露，如果周总理届时不能出席，希望能有副代表出席。结果出乎他们的意外，周总理准时应邀亲自出席了，并且还带去好几位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同尼泊尔代表团作了亲切友好的交谈。尼泊尔代表对此非常满意，十分感动。
周总理对弱小国家的尊重、关心和细心地做工作，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60年代初，西哈努克亲王把他的3个儿子交驻华大使兰·涅特带到中国来学习，请中国政府安排他们进一所中学和中国学生一起学习。周总理和邓颖超大姐对这件事十分关心，指出这是西哈努克亲王对中国的信任。嘱咐我们为3位王子找一个比较适合的学校，并同校方研究商定，对3位王子的教育、管理以至生活都做好安排。周总理和邓大姐自己出面作这3位王子的监护人。总理还指示要同学校谈好，对这几位少年外国留学生在汉语、英文、数学、纪律、品德的教育方面要求要严格，并指定专人予以帮助。但在意识形态、政治思想、劳动课等方面则不要象对中国学生那样要求。3位王子中只有尤瓦纳王子因故中途退学，其余两位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还在学，学的都很好。纳拉迪波王子学习的成绩特别好，几乎门门功课都得5分，西哈努克亲王对此表示很满意。
1965年夏天，柬埔寨的元老重臣、西哈努克亲王的顾问宾努亲王来华医病。周总理交代由中西医会诊，中医针灸。在医生的悉心治疗下，时间虽然不久，已显著见效。宾努亲王返国前，总理还亲自陪同到昆明湖游览，在船上做了非常亲切友好的交谈。同年，柬埔寨宋双副首相因公访华，那天正值他的50寿辰，总理嘱外交部礼宾司代定制一只色彩缤纷的鲜花篮，送给宋双。宋双收到后感到十分意外，深受感动。事后还对我说，象周恩来总理这样伟大的人物对他如此亲切友好，使他终身难忘。
总理在各种场合对不少驻华外交官进行过个别交谈。有的不仅知道他是哪个国家的什么官员，甚至连一些人的名字都能记住。这使许多人感到惊讶，并使他们感动。在当时使团中纷纷传述，极为叹服。1952年尼赫鲁总理的妹妹潘迪特夫人率印度友好代表团访华。她的随行人员中有一名侍候夫人的仆从。总理在迎接潘迪特夫人时同代表团人员见面握手后，也主动走到离代表团稍后一些的这位随从人员跟前，同他也握了手，这使得在场的印度外宾都感到意外。周总理用这样看似细小但意味深长的举动，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我们的总理看待外宾，即使是他们当中地位最低的仆从，同样是我们的客人，所以应一视同仁。这个影响是相当大的。
六、对外交干部提出的十六字守则
外交工作，在一般人心目中都看作是个美差。人们看到比较多的是外交人员对外，以国家外交代表身份出现，有它一套被规定给予的国家外交代表身份的生活方式，这是人们看到的。但是，对他们所担负的繁难的工作任务和内外职责，一般人是不够了解的。记得建部初期，我们从上海调来一批大学毕业生。他们有的至今还勤勤恳恳地站在各自的外交岗位上，多数都成了骨干。曾有一位青年人，英语讲得相当漂亮。我们问他：“你的志愿是什么？”他爽快地答出：“Make money！”（赚钱！）后来，我们只好把他介绍到能赚钱的地方去了。我们觉得象这样的同志当一名新中国的外交战士是不适当的。因为作为一个新中国的外交人员，对外要代表国家，他必须体现出新中国外交代表的风格，应当有为国家、为人民贡献自己一切的道德风貌。所以周恩来总理一开始就提出，外交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下列四条基本原则：1．站稳立场；2．掌握政策；3．钻研业务；4．遵守纪律。这四条原则也易也难，表面过去就易，严格要求就难。
（一）站稳立场：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外交人员，应该既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又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他们在一切外事活动中，既要坚决维护祖国的正当权益，又要勇于捍卫国际主义与和平，维护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利益。只有站稳立场，坚持原则，才能分清敌友，判断是非，爱憎分清，旗帜鲜明，从而得到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拥护支持。
这是周总理兼外长向我们宣布的开宗明义头一条原则。我国在与外国建交问题上就坚持了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凡与台湾国民党集团断绝外交关系，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国家，即可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这是我国与外国建交时必须坚持的基本立场，是丝毫不能动摇的。中英建交过程，就是贯彻这条原则的最好实例。英国承认新中国，但是仍然保持其在台湾淡水设置的“领事馆”，并在联合国投票支持蒋介石，反对新中国。所以我们同英国虽然从1950年3月就已经开始建交谈判，但是，到1954年6月却只同意互换代办。直到1971年，英向我表示愿撤销它在台湾淡水设置的“领事馆”，并改变了它对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态度，希望就两国外交关系升格问题举行谈判。经过谈判，中英在1972年3月才达成正式建交协议。中英建交过程长达20多年，它向世界表明，我们坚持“只有一个中国，即新中国”，这个基本立场是坚定不移的。
（二）掌握政策：政策是国家根据当前内外形势和历史条件制定的各项行动准则。固然，制定正确的外交政策是基础。但是，有了正确政策，还要在实际行动中很好地贯彻执行。这就要求全体外交人员明确并掌握好中央制定的外交政策。因此，周总理非常重视对外交干部进行政策教育，常常亲自向外交干部讲解外交政策。比如，中美建交是中美关系发展史上重要的一页，它也表明我们的外交政策的发展。为了使外交人员和党的负责干部们充分了解对美政策，1971年8月20日周总理向外交干部讲解“外交部声明”，1972年3月3日总理又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所属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百余人讲解中美《联合公报》。先是请人逐段宣读，然后总理逐段做了详细讲解，说明形势变化和我国政策的发展，使大家切实明瞭《联合公报》的精神和意义。
（三）钻研业务：我国的外交干部来自四面八方，各行各业，大多数人不懂外交。有的虽然读过中外历史，但是没有多少人学习过国际关系史，学过国际法的更是凤毛麟角了。因此，建部之始，总理就强调外交干部必须加强学习，努力钻研业务。要求大家结合工作需要，学习马列主义有关文献和毛主席著作中有关文章，并结合自己主管的具体工作，在实践中学习有关业务知识。总理还叮嘱负责干部要尊重客观事实，深入了解驻在国及邻国的情况，加强调查研究。不论工作多么忙，每天要细心阅读国际新闻，了解当地情况，勤于思考，加深认识。
1965年，总理对外交部指出：做调研工作的同志应该具有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尊重客观事实，服从真理，把自己置于客观地位，不要受任何框框的限制。考虑问题要一分为二，有了一个看法之后，也可以再从反面考虑。总理不仅这样要求各级干部，而且以身作则，多方面听取意见。他召集会议，为了集思广益，了解情况，常常把有关部门的干部多找一些去。总理尊重人才，不以级别为重，有的会议一竿子插到底，把副部长、司长、专员、处长、科长以至主管科员、翻译等有关人员都找到一起去开会。会上鼓励大家各抒己见，既可以全面了解情况，便于解决问题；同时又可以借机了解干部，培养干部，鼓励独立思考。总理要驻外的重点国家大使们每月至少要写一篇情况汇报，或是专题的或是综合的，报给部里。到时不报的，总理就要主管地区司拍电去催，问大使或使馆为什么这么久没有情况报来。
总理对大使馆和地区司的报告批语，总是写得明确具体，指出其优缺点。总理还教育干部，写文章不要使人看了味同嚼蜡，至少要使人感到看了有所收获。写调研文章，最好使人看了开头，就想一直看下去，要开门见山，引人入胜。有内容，有来源，有数字，有分析，有看法，有估计。这样对中央才有参考价值。对使馆报的情况报告，看到写得较好的，总理往往在报告上写上简单批语，例如：“所报情况值得注意。”“分析得不错。”“使馆看法与国内看法一致。”“内容重要，××司注意研究”。也有的批上：“告使馆再作深入了解。”总理要求使馆对所报情况要加以分析，并作出自己的判断。但同时说明，不要求使馆对形势情况判断准确。因为情况报告要求及时，使馆在国外，地处一隅，不可能对情况了解得很全面，因而也就不可能要求做出准确判断。你们把情况及时报到中央，中央掌握各方面的情况，当然就比较容易全面看问题，也就容易做出比较正确的判断来。
（四）遵守纪律：总理常对外交干部讲：“路线的正确执行须靠纪律保证。”“外交工作一切有关政策问题必须请示报告。”“事关涉外大事，不准边斩边奏，更不准先斩后奏。”“因为某一件事从局部来看，这样做是可以的，但从全局来看，这样做又是有损全局的，因此必须报请中央全面考虑，作出决定。另一个问题是提出或解决的时机是否得当，因此同样须报请中央全面考虑决定。”
周总理有一次对回国开会的驻外大使们说：你们都是特命全权大使，说老实话，特命全权大使其实授权有限。大使在外一切重要行动、正式讲话，事先必须请示，事后必须报告。没有中央授权，不准在外滥发议论，特别是同中央原则相悻的言行，绝对严禁。因为对外工作只有高度集中统一才能形成力量。外交行动如同一个交响乐团，所有不同乐器的演奏者都要统一在一个权威的中央指挥下进行有规律的合奏，才能有效地配合，演奏出优美和谐的乐章来。
在我的记忆中，总理在国外参加会议或出访，每夭不管多晚，都要写电报向中央报告请示。凡重大问题的请示，要一直等到中央复电后才执行。总理的组织性纪律性是大家的表率。
总之，“站稳立场、掌握政策、钻研业务、遵守纪律”这十六个字的外交守则，总理自己都是身体力行的。二十多年来，周恩来总理同外交部的广大干部在工作、生活的接触中，通过他的言传身教，在各方面都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对我们的思想、工作、作风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铭刻在心，不可磨灭。尽管岁月流逝，世事变迁，敬爱的周总理的伟大形象在我心中永存。为了让后代子子孙孙都知道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位人民的好总理，写下这篇回忆文章，以表达我对总理不尽的思念。
姚仲明 杨清华：回忆周总理对建立和平共处国际关系的卓越贡献
在纪念周恩来总理90诞辰之际，我们情不自禁地回顾起他一生对中国人民的事业所树立的丰功伟绩！同时也想到这位杰出的无产阶级外交家在国际舞台上叱咤风云的岁月，想起他为缔造和平共处的国际关系所作的卓越贡献。正如有的国际人士所指出的那样，周恩来在外交上的战略思想，归根结底是着眼于全世界人民利益的，他大力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矢志不移地为实现这一理想的国际关系准则付出自己的心血、智慧和才华，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尊敬。因此，周恩来不仅是中国的伟人，也是属于世界的一代英豪。
我们作为新中国的外交工作者，有幸在周总理的领导下做过一些具体工作，受过他耳提面命的教育，亲身感受到他无与伦比的外交才能，体会到他的外交思想的英明正确。这里，我们仅就周总理为建立和平共处的国际关系所作的巨大贡献，作些历史的回顾，以纪念这位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代伟人，并激励自己进取新知。
从时代特点出发，提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准则的倡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出现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两相对峙的局面。在这两大阵营之间有一个广大的中间地带，主要是亚非拉地区的国家。这些长期被压迫的民族，有的虽然经过艰苦斗争取得了独立，但在政治上、经济上仍未完全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甚至在有些国家的领土上还有帝国主义的军事基地；还有些民族正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对帝国主义的种种压制和盘剥，进行着剧烈的反抗。
帝国主义对于广大中间地带已经取得独立的国家仍千方百计地采取干涉、颠覆、渗透等等阴谋手段，妄图在那里恢复其失去的统治，或建立其新殖民主义的控制。它们还狡猾地在奉行不同制度的国家间制造矛盾，经常以反共为口号进行煽惑。甚至对制度和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也利用彼此间所存在的纠葛进行挑拨，以达其各个击破的目的。
当时在整个国际形势中，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终于站起来了！一个拥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新中国屹立于东方，大大加强了世界的进步力量，同时对广大中间地带争取独立的民族运动，必然产生巨大的鼓舞作用。这使帝国主义无比恐惧。于是美帝国主义一方面利用侵朝战争，妄图以朝鲜为跳板，把战火引向我国，直接颠覆新中国，另一方面带头对新中国实行封锁禁运，纠集所谓防共条约组织，层层包围中国，妄图从政治经济上扼杀新中国。同时又利用各种舆论工具和渠道，对新中国猖狂地进行恶毒的攻击和诽谤。用欺骗宣传蒙蔽广大中间地带不明真相的各国人民。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也乘机兴风作浪。但广大的正义舆论对新中国光明磊落的主张和行为深表同情和支持，对帝国主义的险恶用心进行揭露和抨击。
面对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伟大的马列主义者和杰出的无产阶级外交家周恩来总理，审时度势，深谋远虑，根据列宁关于两种制度并存的论断，与上述现实国际形势的特点相结合，酝酿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政策。它的主要内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样有的放矢地归纳为五项原则，旨在推动国际形势向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周恩来把和平共处的要求具体化为五项原则，是对马列主义创造性的发展。
1953年12月31日，周总理在同印度政府代表团的谈话中就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内容；后来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1954年6月下旬，周总理应邀访问了印度、缅甸，在中印和中缅会谈联合声明中，中印、中缅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如旭日东升，光芒四射！博得了国际舆论的赞颂，成为指导国与国关系的重要准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映了广大中间地带彻底摆脱殖民主义枷锁的要求，也表达了世界各国人民爱好和平的良好愿望，所以它大得人心势所必然。我驻外使馆曾收到不少的信件，对周总理表示衷心的钦佩和尊敬，感情十分动人！只有那些妄想继续骑在别国脖子上的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才攻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共产党的阴谋”，力图加以破坏。
自中印、中缅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新中国的国际威望有了明显的提高，许多国家相继同我国建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影响在不断扩大。
在万隆会议上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促进亚非国家团结
我国虽然不是万隆会议的发起者，但同发起者——科伦坡会议五国（印度、印尼、缅甸、锡兰、巴基斯坦）都具有友好关系，对其发起万隆会议的构想和筹备，我国积极支持和赞助，特别同东道国印尼就会议主题应体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周总理同苏加诺总统，和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通过外交途径较为充分地交换了意见。
万隆会议是历史上第一次只有亚非国家首脑参加的盛会，它将西方国家首脑排除在外，性质非同寻常。这引起了帝国主义及其走卒的恐慌，他们妄图捣乱和破坏。台湾特务制造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事件曾引起一阵混乱，使人们心头浮现一片乌云。在这关键时刻，为了发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促进亚非各国的团结，敬爱的周总理，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定按原定日程准时赶到万隆出席会议。
周总理决定后，外交部在午夜12时用特急电指示我驻缅甸大使姚仲明，与缅方商谈，周总理翌日经仰光赴雅加达，并在仰光稍事停留，请缅方协助。仲明连夜约见吴努总理。讲明来意后，吴努总理出于关心周总理的安全考虑，善意劝阻。仲明说明，周总理考虑到万隆会议关系重大，一定要按时赶到，参加会议。吴努总理遂愉快地说：“周总理胸怀的高尚，实在感人！我们要赶快准备欢迎周总理取道仰光去印尼。”事后得知，缅甸政府为了保证周总理的安全，当总理的飞机飞入缅甸领空后，缅甸空军尽最大努力完成了护航的任务。
周总理到达仰光后，同缅甸总理吴努、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统纳赛尔、阿富汗副总理兼外长纳伊姆、越南总理范文同，举行了一次六国领导人参加的小型会谈。会上，周总理针对当时国际的议论中所出现的某些泄气情绪，着重阐明了召开亚非会议的有利因素。他指出，帝国主义对会议搞这种示威性的破坏，并不表明它们强大，恰恰说明它们的虚弱；过去亚非国家绝大多数都遭受过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大家有共同的遭遇和经历，而今又都面临着建设自己国家的任务，只要我们充分发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巨大的推动和指导作用，我们就一定能击败帝国主义的挑拨，并粉碎他们的阴谋破坏，增强亚非国家的团结，使大会圆满成功。与会者大都表示同意周总理的见解，认定只要我们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就会得到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支持，其影响将是深远的，应决心为促进亚非会议的胜利召开而准备付出代价。事实证明，这次小会是周总理在亚非会议序幕中采取的一个富有建设性的步骤。
周总理乘飞机离开仰光，飞抵雅加达上空时遇雷雨，飞机无法降落。周总理采纳了飞机驾驶组的建议转到邻近的新加坡着陆加油，等候天气的好转。当时我国与新加坡尚无外交关系。出乎意料之外，英国驻新加坡高级专员麦克唐纳阁下到机场欢迎周总理并设午宴招待。周总理即席扼要地叙述了不同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重要性。麦克唐纳从此成为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好友。
万隆会议开始前，周总理多次向我国代表团和使馆的同志们指出：这次会议在历史上，应是亚非反殖民主义力量团结起来，努力实现和平共处局面的新起点，一定不能辜负这一神圣使命，要做好调查研究，力争把会开好。会议之初，周总理全面地深入地了解情况，以利于稳妥地掌握政策，做好工作。会上，认真听各国代表的发言，注意其主导意见和含蓄的弦音。会后，主动进行拜访活动，谦虚、坦率地同对方接触、交谈，探明对方所关心的问题并交换意见。
经过这样认真仔细的调查研究，周总理洞察到亚非各国态度的复杂性，其根源主要是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所造成的。针对这一情况，他向我们指出：有关情势表明，必须开展广泛而深入的接触，在交流意见中有针对性地去解开一些认识上的结子，消除隔膜十分必要。当某些国家的代表，或因受帝国主义歪曲直传的影响，或因对新中国抱有偏见，或因不明真相而在会议发言中对我国做了一些公开的和影射的低毁性指责时，他以无产阶级外交家博大胸怀，高瞻远瞩地做了一个扣人心弦的精彩发言。他首先声明：“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接着他光明磊落地阐明，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他指出，应该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他还说，中国政府本来可以在会上提出台湾问题和联合国对中国合法席位的不公正待遇问题，但是为了不挑起争论，我们不打算这样做。他还就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以及宗教信仰自由等问题谈了看法，强调都不应该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他以心平气和的态度，通情达理地讲出了铁一般的事实，回答了那些无理攻击。通篇发言闪耀着真理的光辉，洋溢着诚挚的感情，显示着正义的力量。话音一落，全场立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欢呼声，许多代表离开座位和总理握手、拥抱，甚至有些在会议上攻击过我国的代表也前来握手，有的还深表懊悔和歉意。
在会议进程中，有人表示担心中国会利用华侨和邻邦相同的少数民族进行颠覆活动。周总理针对这类疑虑，立即同有关国家代表深入地交换意见。一面指出华侨双重国籍这类现象的存在，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它不应影响双方的和平共处关系，某些不利于双方团结的说法和揣测，是根本不符合事实的；另一方面表明，中国政府随时准备和有关国家政府谈判解决这类问题。就在亚非会议期间，周总理代表中国政府毫不迟延地同印尼签订了“关于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这一行动使有关国家大大地消除了疑虑。有人说，这证明中国言行一致，解决问题的决心是可信的。这对帝国主义的挑拨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会议后期，有的代表提出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问题，其矛头直指某社会主义国家，又一次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的记者归纳为：参加西方条约组织的国家为一方，主张保持中立主义的国家为另一方。当这场辩论的发展，几乎已成僵局的时候，周总理再次挺身而出，就整个会议所面对的问题，发表引导会议走向胜利的讲话。他说：我相信每个参加会议的人都是要求和平的，虽然信仰的意识形态和承担的国际义务不同，但是共同的目标应当是寻求世界和平和进行合作的某种共同基础。周总理针对有人不喜欢用“和平共处”的字眼，他提出就用联合国宪章中的“和平相处”一词吧！他说：我们并不坚持一定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措词，我们同意对五项原则有所增减。他接着提出了七点和平宣言，供大家参考。这一讲话使会议发生了转折。有的记者说，周恩来先生的发言“再次给会议带来高潮”。此后大家都为周恩来的和解精神和以理服人的态度所折服，于是共同致力于推敲公报的条款和文字，力求能表达出共同的愿望，和能为各方所接受的观点。最后制定出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全部内容的十项原则宣言。它标志着万隆会议为亚非团结反帝反殖、争取和维护各国的独立，开辟了光明的前景，取得了极不寻常的胜利。
周总理在万隆会议期间为实现和平共处的国际关系所付出的心血，赢得了国际公正舆论和进步人士的盛赞。有位国家的总理当众讲要祝贺万隆会议的成功，首先应向周恩来鞠躬。一位著名的美国记者说：周恩来的外交才能“登峰造极”，“几乎达到炉火纯青，无懈可击的地步！”他在万隆会议上，并没有争取任何人信仰共产主义，也没有在会上动员任何人支持共产党的宣传，也没有鼓励别人做激烈反美和反西方带头建立条约组织的发言，但他却使许多代表信服他是一个心怀善意，通情达理而真挚诚恳的人，相信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国际关系准则，是公平合理的，也是大有前途的。
通过开展重大国际活动，推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60年代初期，亚非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不少国家挣脱了殖民主义枷锁，取得了独立自主的权利。当时最受欢迎的口号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相继取得独立的国家，都热心于追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际关系。这种趋势和意志，体现了国际形势中的光明面。但是帝国主义并没有放弃施展各种阴谋手段进行破坏。为巩固和发展和平共处的国际关系，周总理及时而有针对性地采取了高屋建瓴的措施。即通过我国一系列的重大外交活动，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到解决一些有关的实际问题，并使之扩大到更广阔的地区和领域中去，以导致形势向着有利于各国人民的方向发展。
第一，着手解决我国与邻国的边界问题
根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有步骤的、公平合理的同邻国协商解决边界问题，是符合我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的。
缅甸是我们的友好邻邦。然而历史遗留下来的中缅边界问题，却极为复杂。两国之间既有已定界，又有未定界；既有多年形成的习惯线，又有帝国主义为实现其扩张政策，片面散布的谎言；且有同一民族居民的骑线寨和犬牙交错的过耕地。周总理同当时缅甸总理奈温阁下商定，由双方组成解决边界问题的委员会，对中缅边界先进行全线勘察，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协商谈判划界方案。周总理响亮地提出“互让互谅”精神作为指南，照顾双方的具体困难和实际需要，从全线来考虑进行必要的调整，做到各有得失的平衡。这一指导思想体现了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的原则，是解决诸多难题的钥匙，它使中缅边界顺利而迅速地得到了解决。
当时姚仲明担任解决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中方的首席代表，亲身参加了全过程，深深体会到周总理在解决中缅边界问题时的深思熟虑，周到细致。他不仅对每一个重大环节都曾及时给予启发、指示，甚至对每一个足以产生后果的具体细节，都有明确叮嘱。例如对界桩的树立和边界线走向的叙述，为不致事后产生不同理解，必须用科学而准确的语言表达。周总理经常要我方勘界人员向他当面汇报情况，并给予详细指示。用电报、电话指示，则更为频繁。到后期，周总理提出为有利于贯彻和平共处精神，必须重视两大问题，即：首先，条约内容要力求体现出两国政府以合作的精神结束了帝国主义遗留的边界麻烦。本着尊重领土主权完整、平等互利原则，公平合理地划定了新边界；其次，在双方政府签订条约前后，尽可能的组织边民进行联欢，互赠纪念品，开展边民和睦相处的教育活动。这两项都得到了较圆满的实现。中缅边界问题如此解决，双方上上下下都甚感高兴，这对帝国主义利用边界问题挑拨关系，无疑是个釜底抽薪的反击。
继中缅边界解决之后，在周总理的领导下，我国又先后同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蒙古、朝鲜逐一地通过协商谈判解决了边界问题，大大地发扬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进一步提高了我国在世界的威望。
第二，同友好国家进一步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
周总理一向重视对华侨的政策，既强调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又鼓励华侨同居留国人民和睦相处，尊重对方的法律和习惯。他每次到东南亚国家访问，总是挤出时间接见华侨各界代表性人物，一再嘱咐，切不可有大国沙文主义情绪，要珍惜华侨同居留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共过患难的光荣历史，要发扬与居留国人民在经济和文化建设中，并肩努力，共历甘苦的优良传统，这对发展两国的和平共处的友好关系，都是重要的积极因素。周总理的这些论断，曾使有关国家领导人感动而敬佩。
本来万隆会议期间，周总理与印尼政府曾达成了妥善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协议，并已公布于世。但是，帝国主义为了阴谋破坏和平共处关系的发展，煽动不明真相的人，跟随少数别有用心的家伙，掀起了一股排华的恶浪，造成了亲者痛仇者快的某些事件。华侨居留国的人民对此多表憎恶，又多苦于处境的困难，不便出面仗义执言。周总理为疏导形势向好的方向发展，力主一面揭露阴谋的制造者，抗议这种卑鄙行径，一面同驻在国政府谈判，以早在万隆会议时我方同印尼所达成的协定为基础，经双方进一步商定，期望尽快地签订有关解决华侨双重国籍条约的实施步骤，以利和睦共处。一，根据自愿选择国籍的原则，凡愿选择驻在国国籍者，应享受驻在国公民应有的权利和应有的法律保护，即不再具有华侨身份；二，凡愿保持中国国籍者，应恪守驻在国的法令和习惯，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享受中国政府对华侨正当权益的保护；三，凡不愿继续留居驻在国者，可迁回中国，如有困难，中国可派船接运。
这些措施先在印尼实施起来，接着在缅甸等国，根据实际情况，也采取了相应的步骤。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原来的紧张气氛逐渐乎息，粉碎了捣乱分子所制造的障碍，使我们与这些国家的和平共处关系更加发展了。
第三，加强文化、经济交流，推动和平共处关系的发展
周总理曾强调指出：文化、经济交流是外交的两翼。他曾以建国后的初步经验说明文化交流对消除隔膜、增进彼此了解是最好的途径之一。因为艺术团、体育团等出访，易被对方接受，且为广大群众所欢迎；对尚未同我建交的国家，它可以起开路先锋的作用，对已同我建交的国家，它可以起充实友好内容的作用。由于周总理的大力倡导和具体指示，我文化使节对亚非国家的友好访问，逐渐频繁起来，还根据对方的愿望陆续地派出了一些医疗队。当时派到非洲的医疗队就有105个之多。另外还派出了一些杂技和乒乓球教练，接收了亚非国家派来的一些留学生等。也有不少国家的文化使者来中国访问。这一系列的友好往来确实增进了相互的了解，促进了彼此之间和平共处关系的发展。
周总理于万隆会议之前，曾在仰光的一次宴会上阐述过他对经济交流的看法，大意是：一个国家若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很难保证其在政治上已取得的独立。这就要求长期受过压迫，业已翻了身的民族同友好国家之间，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进行经济交流，建立互相支援，发展同舟共济的关系。这一论述博得了高度的评价。
50年代初期，帝国主义在国际市场上大量抛售剩余橡胶，使锡兰的橡胶卖不出去。若按压价出售，又将造成其橡胶园的破产，大量橡胶工人面临失业之忧，而卖不出橡胶就没有外汇来购买大米，无法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当时锡兰同我国尚未建交。锡兰驻缅甸公使方锡加，向我国大使进行试探，希望中国能购买锡兰的橡胶，并向锡兰提供急需的大米。公使还申明：锡兰政府将不管别人对中国禁运的规定如何严厉，而重视锡兰人民的意志和求生存的呼声。我驻缅使馆马上向国内发电报请示。周总理很快回电，同意锡兰政府速派人直接来北京谈判。谈判的结果是：我国以稍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进口锡兰橡胶，又以稍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向对方提供大米。这样既挽救了锡兰的橡胶业，解决了锡兰人民的生活急需，又打破了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禁运。不久锡兰就与我国建交了，并一直保持着深厚友谊。当年在紧急关头的互相帮助，在两国人民中一直传为佳话。周总理曾说，中锡间这一互助的成功，表明了形势的发展，也说明实行和平共处、联合反帝反殖是非常必要的。
又例如，缅甸是个产棉国，可是美国为缅援建的纺织厂，却不能使用缅甸的棉花。每年需用大量外汇进口美棉，大大增加了财政的困难。另外每当机器发生大小故障，必须停工等待美国派技术人员来修理。这对缅甸发展民族经济是极大的束缚。为了从这种状况摆脱出来，他们希望我国为缅甸再建立一个纺织厂，且同美国援建厂摆在同一场地，形成对台戏，以供对照、比较。周总理很重视此事，指示有关部门先用两吨缅棉在我国纺织厂试纺，并根据缅棉的特点为他们专门设计纺织机件。经我国试纺证明缅棉可以纺出二十几支的纱。缅方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认为有了出路，有了希望。一旦工厂建成，既可提高缅棉的用途和价值，又可节省大量外汇。缅甸政府对周总理如此周到的关怀甚为感激。我们在建设这个纺织厂的同时，又为他们培训了一批技术人员，不但能熟练地操纵机器，还能自己进行维修。对此，缅甸的工人和政府的有关官员一致认为这是对他们的无私援助。
1963年12月，周总理访问非洲十国时，又提出了我国对外提供经济援助的八项原则。这些原则，不仅为非洲国家所欢迎，而且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受到热烈欢迎。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我们还克服了重重困难，承担了援建坦赞铁路的任务，并为他们培训了铁路运输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援助非洲国家修建了18个体育场、12个体育馆，受到非洲各国人民的称赞。这些真诚合作，互相支援，充分体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大大巩固和发展了我国与非洲各国的友谊。
第四，扩大国际交往，拓展和平共处的阵地
周总理为了使万隆会议精神更加发扬光大，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向更加广阔的国际领域，曾经设想促成亚非拉会议。为此，他分别与亚非拉一些国家领导人交换过意见，得到积极的反应。为推进这一趋势，周总理有步骤地进行了大量有意义的工作。
60年代初期，一些国家提出举行第二次亚非会议的要求，一些国家要在印度召开不结盟国家会议。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力主先开第二次亚非会议，有声有色地支持亚非的民族运动，并研究解决亚非国家在建设中所遇到的实际困难，并征询周总理的意见。周总理从发展和平共处的国际关系，促进各国人民广泛团结的大局出发，精辟地分析了两个会议的关系。他指出，两个会议基本上有相同的积极目的，但有地区性与非地区性的分别。二者可以互相配合，互相促进，互相弥补，相辅相成，有利而无弊。如采取不协作的措施，就容易被帝国主义利用，乘机进行挑拨离间。他认为应积极参加不结盟会议，阐明自己的进步主张和高尚理想，必然为多数与会者所拥护。同时他又提出：二次亚非会议尚未筹备妥当，为照顾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可请苏加诺总统考虑，能否在举行不结盟会议之前，先在印尼举行庆祝万隆会议十周年的活动，邀请亚非国家首脑参加，也可酌情邀请拉美人士参加。届时请苏加诺总统针对形势中的问题，发表有说服力的演说，可能会收到多方面的良好效果。后来苏加诺总统颇为赞同周总理的这一构想，并赞誉周总理是“世人共知的大战略家，真是名实相符”。表示届时一定请周总理亲自来参加庆祝万隆会议十周年。
第二次亚非会议，如果仍在万隆举行，那里早有成套的会议设施，自然筹备容易，所以有人主张在万隆开。周总理则考虑到非洲形势的发展势头，认为如能选择一个非洲国家做东道主，必将产生更积极的影响，对亚非团结也很有意义。他向苏加诺总统提出这个建议并得到诚恳的赞同。经亚非国家商定，由阿尔及利亚主办，首次筹备会议在印尼举行。这一切商定后，又发生了苏联能否参加会议的争论。周总理对这一争论早有所料，曾嘱咐出席筹备会的陈毅副总理兼外长，要以摆事实、讲道理的高姿态，阐明我国政府的严正立场，支持与会者公正合理的反对主张，防止出现无理纠缠而影响会议的顺利进行。陈毅同志在会上心平气和地说：在第一次亚非会议时，我国同苏联的关系很密切，我们赞同不邀请其参加的主张，因为它是欧洲国家。而今我国同苏联关系变坏了，我们依然不赞成让它参加亚非会议，不能因两国关系的好坏而改变我们的态度，因为我们决不能拿原则做交易。如果说苏联领土有亚洲部分，那么我们也可以考虑让其位于亚洲的加盟共和国来参加亚非会议。这番话说得坦率、磊落，以理服人，显示了这位无产阶级外交家的气概和风度。得到绝大多数与会者的赞赏，从而结束了争论。
1965年，正当第二次亚非会议召开的前夕，各国代表已开始赴会，阿尔及利亚突然发生了政变，本贝拉下台，阿局势一时尚未恢复平静。第二次亚非会议能否如期举行，揣测纷纭。我方已到阿尔及尔的代表团部分人员，有的对有关形势的估计较乐观，主张“既来之则开之”，力争能够将会开成。当时，周总理及其随行人员正在开罗停留，随时同纳赛尔总统、苏加诺总统交换意见。听到东道国发生政变的消息后，密切注视有关事态的发展，获悉非洲国家的代表团，多按兵未动，迟迟不去阿尔及尔，东道国新当局忙于内政的安顿。有些亚非国家代表团对是否去阿尔及尔，尚在犹疑中。周总理根据种种情势，认为与其开一个残缺不全的会，不如暂且不开以待时机。他当机立断地作出建议停止举行的决策，并很快得到中央的批准。总理向我国代表团的同志们阐明：开会的目的是要增进亚非的大团结，加强反帝反殖斗争，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促进国际关系的发展，开拓新局面。显然目前出现的事态，不宜于马上召开这样的会议，如急于求成，反而会造成不利于形势发展的因素。为了防止有人借暂不开会吹冷风、搞离间，周总理同苏加诺总统、纳赛尔总统和阿尤布·汗总统商定，联名发表一声明，指出，第二次亚非会议暂不举行，对亚非团结并不是一个挫折。事后的事实证明，亚非人民的事业仍本着万隆会议精神在继续前进，从胜利走向胜利。
总之，大量的事实表明，在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中期（“文革”前）这段时间，周总理在国际舞台上，充分显示了无与伦比的外交才能。他在处理一系列重大国际事务过程中，通过卓越的外交活动，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国际关系的作用，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大大地发展了，已经开始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共同遵循的准则。表明他为建立和平共处的国际关系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已取得了辉煌的成果。这些成果不仅对当年国际形势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对后来的国际形势变化也有深远的影响。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坚持和捍卫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从60年代到70年代周总理去世前的这段时期里，虽然由于“文革”造成的十年动乱，曾使我国正常的外交活动受到了严重影响，但总的对外关系依然出现了较大的发展，我国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高，同我建交国家越来越多，一系列国家同我国签订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思想的友好合作条约，我们的朋友满天下。
随着形势的发展，诸多的新情况表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被世界公认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对处理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同样是适用的。但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执行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首先，必须击败美帝国主义的捣乱和破坏。美帝国主义尽管在朝鲜和越南先后遭到了惨败，但它仍以世界的霸主自居，仍不放弃侵略和干涉别国的野心。它不仅阻挠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公然侵占我国领土台湾，而且猖狂反对我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主张。它到处散布谣言，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共产党的阴谋圈套，同时运用各种控制手段阻止某些国家的响应和友好交往。面对当时的形势，周总理一方面坚决支持一切受美国欺侮的国家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积极而稳步地开展了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工作，冲破了美帝对有关国际事务的粗野把持；另一方面基于对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珍视和为了展开新的外交格局，又适时地开展了所谓“乒乓外交”等活动，又经过多渠道的努力，终于导致了中美“联合公报”的签署，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