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周恩来同志在太原逗留的不长时间里，他的周到细致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我在延安学习期间，这种印象就更加深刻了。
1944年，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是在毛主席亲自主持、周恩来等同志参与下写成的，而且大部分是毛主席亲自写的。这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又一个重要历史文献，它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当时，毛主席委托周恩来同志征求意见，我也参加了。没有想到，周恩来同志还到我的面前，详细询问我在山西组织新军的情况和经验。
他和蔼地问：“你在山西搞新军有些什么经验？”
我说：我不行。我不会打仗，谈不上搞新军的经验。我只不过把新军中阎锡山的旧军官搞出去，换上我们的人，使这支军队成为一支抗日的新军。开始搞新军的时候，旧部队的师、旅、团、营、连、排，还听说过。我当了政委，连给各级政工人员定个什么名称，都搞不清楚。团，就叫政治部主任；连，就叫连指导员；排，就叫政治工作员；班，就叫政治战士；营呢？就叫大指导员吧！
听到这里，周恩来同志笑了，连声说：“不错，不错，比八路军还多一点呢！”并且鼓励我说：“做政治工作，就是要掌握军队，不要让军队落到阎锡山手里。”
我又向周恩来同志报告：“我们还提过一个口号，要做到三个‘一致’：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说完，我又加了一句：“不一定对。”
周恩来同志仍然鼓励我说：“抓得不错，很好！”
我觉得自己在山西搞新军，只不过做了一点工作，实在没有什么经验可谈，可是，周恩来同志却很细致地询问我的工作情况，并且给了很大的鼓励和亲切的教导。他对一个干部的关心和帮助，使我非常感动，终生难忘。
三
解放后，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同周恩来同志接触得多了，越来越感到他在工作中最善于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最善于体现毛泽东思想。他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胆略和气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站得高，看得远，在关键时刻，能够提出方针性意见和具体措施，大胆而又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
1949年进城后，我在陈云同志领导下，在中财委做些具体工作，经常跟随陈云同志去向周总理汇报工作。周总理对财经工作非常关心。每个阶段，每个关键时刻，他都给我们指示，支持我们的意见。1950年，七届三中全会后，开始了三年恢复时期。因为经过长期战争，刚刚解放，物价十分混乱。当时，陈云同志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正确地提出稳定物价的方针和政策，得到周总理的大力支持。这一方针和政策，对三年恢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53年，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以后，在毛主席、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的提议下，分配我主持工业、交通和运输工作。这时，我仍然是在周总理和陈云同志领导下工作。从这一年开始，陈云同志抓第一个五年计划，特别是苏联援助我国的156项骨干工程。当时，陈云同志提出了很好的意见，要把156个项目一项一项地摸清楚，一项一项地向中央汇报，我也参加了这个汇报。当时，周总理和陈云同志都曾经提出，我们应当认真地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但是，苏联援建的项目，必须使之适应我国的实际情况，对苏联专家提出的建议，也要实事求是，按照我国的具体情况办理，能用就用，不能用就把它搁置起来，以后再说，绝不要照抄照搬。
1956年，毛主席在几个月里，听取了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毛主席从汇报中察觉到一些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综合起来写了一篇《论十大关系》。当时，我是带领工交各部门向毛主席汇报的。周总理很关心这次汇报。他工作非常繁忙，不能来听取汇报，但他总是抽空从电话中，或者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详细询问我们汇报的情况：“你们汇报时，主席有哪些指示？”这个时期，周总理还深刻地总结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情况，提出建设工业应当做到“多、快、好”。一天深夜，总理带我一起去向毛主席汇报。汇报后，毛主席说：“多、快、好，提得好”，指示我并且组织工交各部门负责人立即去各地传达。以后讨论时，李富春同志又加了一个“省”字，向主席报告，主席说：“好，赞成。”后来，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从南宁会议到成都会议，“多快好省”发展成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1959年到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我们的经济怎么才能恢复起来？当时，陈云同志主张，基本建设战线拉得过长，要适当地退下来，要退到适合于我国财力物力的现状。总理也完全支持陈云同志的意见，并且指出，要把当时吸收进城搞工业的过多的农民退回农村，加强农业战线。1961年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总理指示我们，要做填平补齐、成龙配套的工作，为的是休养生息，以利再战。从此，我们进入了从1961年到1963年的三年恢复时期，我们的国民经济按照八字方针进行调整，迅速地恢复起来。
四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八·一八”那天，我最后一次上天安门。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了周总理，他那时心情也很沉重，紧紧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一波啊，一定要经得住考验！……”多少年来，这些话我一直记在心上。
1966年8月，窃取“中央文革”领导大权的人，炮制了所谓“六十一人案”，掀起了“揪叛徒”的黑风恶浪。敬爱的周总理挺身而出，坚持原则，对他们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当他们指使一伙人到处要揪斗我们这些人时，我正好跌伤了，我的秘书给我写了一个病假条送给周总理，周总理立即批示“拟同意薄休养六个月”，实际上这是想要保护我。同年年底，西安又有人要揪斗刘澜涛同志，西北局请示周总理办公室，得到电话回答说：总理正起草回电，送毛主席看后即发。当晚得到总理回电：刘澜涛同志出狱一事，中央是知道的。当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同志就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林同志被作为叛徒揪斗一事，电话请示周总理时，总理亲自作了同样明确的回答。周总理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从来都是尊重历史的真实，光明磊落，实事求是地处理一切问题的。
“文化大革命”中，当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党的老干部时，周总理却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并且想尽一切办法予以保护。我在被“监护”期间，因长期受折磨，身体十分衰弱。这时，周总理指示，把我送进医院，进行治疗和保护，使我得以逐渐恢复健康。如果没有周总理的关怀，我也许早已被林彪、“四人帮”迫害死了，哪里还能有今天继续为党为人民工作的机会呢！可是，周总理却因积劳和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与我们永别了！在周总理逝世的时候，我竟无法再见到他一面，这对我来说，是终生的憾事，也是最大的痛苦！
五
周恩来同志从来都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解放后一进城，有些部门要求盖楼堂馆所，周总理坚决不赞成。他曾经对我们讲，连清朝最后一个摄政王载洋办公的地方也只有东华厅、西华厅，办事的大员只有四五个人，他的衙门总共不过十几个人。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只要我当一天总理，我就不盖政务院大楼。他在中南海的住房总是不让修。有一次，他出国去了，有人觉得他的住处厕所不太方便，就给改修了。他回国后，对这件事提出严厉的批评。
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随时随地都会得到总理的关心和帮助。周总理做事周到细致，精力充沛，常常不厌其烦地启发你、帮助你研究问题，弄清情况，解决问题。我是好说长话的，经常晚上打电话向总理汇报情况，有时长达一两个钟头，总理总是十分耐心地听，如果感到我讲得不对，他就问我：“这个问题研究过了没有？研究清楚了没有？”总理经常用这样的话提醒我，使我少犯了许多错误。
周恩来同志十分关心干部的学习和成长。我的爱人胡明同志在延安时，在周恩来同志和邓颖超同志身边工作过。他们都很关心胡明的学习。到北京后，周总理还常对我说：“你要帮助她好好学习。”有一次，胡明从建筑工业部机械局调到第二轻工业部担任工艺美术局局长，有人提议胡明担任副部长，征求我的意见，我和胡明同志都没有同意。这件事传到周总理那里，他和邓大姐见到我谈起这件事，都说，你这样处理很好。并且特意关照说，我们进城后，更要好好学习，好好做工作，不是要升官，胡明同志还很年轻，还要多锻炼。
（原载1979年1月8日《人民日报》，收入本书时作者作了部分删节）
廖承志：教诲铭心头 恩情重如山
1978年3月5日，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80诞辰。这是一个激起亿万人民无限追思的日子。此时此刻，我想起总理的光辉业绩，想起总理的崇高品质，想起总理对我的亲切教导，想起总理对我一家几代人的深情关怀，就止不住热泪盈眶。总理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我眼前。
一
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是1924年，在广州。当时我们党和国民党实行第一次合作，孙中山先生根据我们党的提议领导国民党改组，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全中国处在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军阀的民主革命的高潮。周恩来正是在这个时候，于1924年从巴黎回到广州，投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他是黄埔军校的6个筹委之一。黄埔军校成立后，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我父亲廖仲信任党代表。他们两人一起合作共事，常在一起。当时，周恩来同志虽然还很年轻，但卓越的领导才能已经显示出来了。
1924年，我已16岁，初秋的一天晚上，我在家门口，看见一个穿着白帆布西装的人进来，同我父亲低声交谈了好一会。他炯炯的双眸和两笔刚毅的浓眉，给我的印象很深。我问父亲：“这人是谁？”父亲说：“你还不认识他？”我说：“不认识。”父亲带着敬意地说：“他就是共产党的大将周恩来！”
1925年8月20日，我父亲遭国民党反动派暗杀，当天周恩来同志就赶到医院探望。为了彻底追查幕后策划者，周恩来同志参加了“廖案检察委员会”。他和杨匏安同志一起，积极认真地追查廖案凶手。周恩来同志还亲自审讯凶手，并写了一篇《勿忘党仇》的纪念文章，断定暗杀是一个“很大的黑幕阴谋”。果然，黑幕被揭开了，那是帝国主义和整个国民党右派集团干的事，出面组织和收买凶手的是胡汉民的亲兄弟胡毅生及其死党朱卓文、邹鲁、吴铁城、许崇智以及西山会议派，都是参与这个暗杀阴谋的。可是汪精卫大哭大闹，顽固地反对立即处决这些右派大头目。汪精卫采取的措施只是什么“下半旗”、“国葬”等无关宏旨的琐事，仅把这些右派头目驱逐出广州就完事了。当时这些国民党右派分子是被清除了，但是蒋介石却窃取了肃清右派的胜利果实，乘机夺取了党政大权。而上述那些右派分子，后来一个一个到了南京，成为蒋介石的上宾。
1926年，又发生了“中山舰事件”。这是蒋介石一手策划的打击共产党的反革命阴谋。当时，毛泽东、周恩来和陈延年等党的领导人，都主张同蒋介石斗争。可是，右倾投降主义分子陈独秀却无耻地为蒋介石辩护，妥协退让，任凭蒋介石进一步篡军夺权。后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被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断送了。
二
我同周恩来同志再次见面，中间隔了10年的岁月。这期间，周恩来同志领导了南昌起义，后来由上海进入中央苏区。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当中国革命面临夭折的危险时刻，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同志坚决支持毛主席，拥护毛主席为我们党的领袖。遵义会议以后，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同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张国焘把中央派到四方面军的干部杀了不少，包括同李克农、钱壮飞同志一起对保卫上海党中央的安全做出决定性贡献的胡底同志，也被张国焘秘密杀害了。被害的还有曾中圣同志、邝继勋同志等人。张国焘还把四川省委派进川陕苏区的干部几乎杀尽。当时我和罗世文、朱光同志等也被张国焘监禁起来。四方面军同二方面军进入甘肃、宁夏，到了黄河边，周恩来同志一路上打听一些同志和我的消息。最后，在往预旺堡的路上，周恩来同志碰到了我。我看到周恩来同志，心情万分激动，自广州一别，10年未和他见过面。10年前我见到周恩来同志时，我还是个中学生；10年后再见面时，我已经是个共产党员了，但那时却是个被张国焘“开除”了党籍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见到周恩来同志，不知该怎么办。我心想：是躲开还是不躲开呢？旁边还有人押着我，如果我和周恩来同志打招呼、说话，我怕会给他带来麻烦，因为张国焘是个心狠手毒的家伙。我正在踌躇的时候，周恩来同志走过来了，看见我被押送着，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若无其事，也没有说话，但同我紧紧地握了手。当天晚上，周恩来同志派通讯员找我到司令部去。我进屋后看见一大屋子人，张国焘也在。张国焘明明知道周恩来同志认识我，却阴阳怪气地问：“你们早就认识吗？”周恩来同志没有直接回答他，却转而厉声问我：“你认识错误了没有？”“认识深刻不深刻？”“改不改？”我都一一作了回答。周恩来同志便留我吃饭。吃饭时，周恩来同志只和张国焘说话，也不再理会我。吃过饭就叫我回去。我敬了一个礼就走了。周恩来同志考虑问题很周到，斗争艺术很高超，如果他不这样问我，当天晚上我就可能掉脑袋。自从周恩来同志把我叫去以后，我的待遇明显改善，不久，我就被释放了。
三
长征结束后，我在延安《解放》杂志社工作。周恩来同志经常在外，隔一段时间，就回来一次，有时就在中央礼堂作报告。1937年10月，毛主席派我到蒋管区工作。上海失陷了，我就奉命到了香港，在香港组织半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1938年，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我由香港飞到了武汉。周恩来同志明确指示我，在香港要大张旗鼓地为八路军、新四军搞募捐工作。这样一来，海外侨胞和国外朋友捐了不少钱、医疗器械和药品、车辆等物资。这些物资，先通过广州北运，以后又通过海防转到延安去。后来，国民党卡住，不让这些物资运进口，我们只好把捐款先存起来。1940年，我又同张文彬同志一起到重庆，参加周恩来同志亲自主持的会议。当时，周恩来同志在会上严厉批评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捐款要交给国民党”，“在广东不要搞游击队”等错误观点。
1942年，香港沦陷后，我在韶关附近的乐昌被国民党逮捕。周恩来同志代表我党多次向国民党抗议、交涉，要求释放，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是不会有结果的。我母亲要去重庆，蒋介石也不让去。直到1946年初，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时，敌十一战区副长官马法五、四十军副军长、参谋长等被我俘获，我们党和国民党经过多次谈判后，我方释放马法五等人，国民党释放叶挺同志和我。1946年1月22日下午，我由重庆歌乐山顶上押送到旧政协邵力子办公处。当时我还不知道是释放，以为又要转移到别处继续监禁。可是不久，我忽然听到楼下有人咳嗽，那是周恩来同志的声音，当时我浑身血液都沸腾起来了，我激动得说不出半句话。他一进门，见到我，便同我紧紧拥抱起来。真是久别逢亲人，难表赤子心。见到周恩来同志，才知道我已回到了党的怀抱。后来组织上安排我到红岩休息了一段时间。一天，周恩来同志又来看我，对我说：你已是“七大”的候补中央委员了，你有了些粗线条的表现，骂过蒋介石，敢顶他，同志们选举你，但你还有不少缺点。你要对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处处要注意政治影响。周恩来同志又一次对我进行教育和帮助，使我对自己有些较清醒的认识，经常警惕自己的缺点。1946年5月，我跟随周恩来、董老、邓大姐到了南京中共代表团，在梅园新村，得到周恩来更多的教育和帮助。全面内战爆发后，9月，我回到延安，在新华社工作。1947年3月，国民党进犯延安，轰炸延安。毛主席、党中央决定从延安撤出。在撤出之前，毛主席和周恩来找我去布置任务，明确指示：延安电台一停播，晋冀鲁豫电台就接上，保证陕北电台的声音不中断。在撤出延安的前一个钟头，周恩来还亲自到杨家岭、枣园、王家坪、清凉山各机关仔细检查，看看忘了什么，遗留下什么东西没有，非常仔细和周密。我们在过黄河以前，周恩来找我再一次布置任务，将新华社的干部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范长江同志带队，跟毛主席和周恩来走，这一部分同志的工作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我同大部分同志到晋冀鲁豫解放区，保证陕北电台的声音继续不断和新华社发稿日常工作继续进行。
四
全国解放后，我和周总理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他老人家对我的教育、批评也就更多。无论是工作、作风、思想，周总理对我要求很严格，对我的缺点和错误，有时当面向我指出，有时在有关同志面前对我作严肃批评。邓大姐对我也是这样，看到有什么缺点和错误就及时对我指出。周总理对同志是十分关心的，对越熟悉的同志要求就越严格。我每想到对我的批评教育，就从内心感激周总理。象我们这样年纪老一点的，做了一点工作，就很容易说当年如何如何。周总理从来不这样，他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他常给我们讲过去自己有哪些不足之处，他越讲，我们就越觉得他伟大。1972年8月中旬，周总理同回国大使谈话，谈了两天，严格要求自己，深刻解剖自己，一点也没有摆老革命的架子，一点也没有以为自己对革命有过贡献，就居功自傲；相反，非常虚心，用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并以此来对同志进行言传身教。周总理真正是不折不扣地执行毛主席关于自我批评的教导的。
周总理特别重视党的团结和党内的民主生活。1965年外事会议结束时，他让陈毅同志找外办、外事口部分领导同志和驻外大使深夜谈心，谈思想，谈民主生活，谈领导作风。周总理说：要讲团结，不团结是分裂的萌芽，要主动搞好团结。团结，对一个领导者来说，领导作风就要民主。民主集中制是党的原则，也是党的传统。作为一个领导者，切忌一言堂。一言堂多了很危险。一个好的领导者，要善于坚持正确的意见，也要善于听取别人的正确意见，还要有勇气放弃自己的错误意见；要善于说服别人接受自己的正确意见，也要敢于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这就有了民主，自己就能兼听多听，兼听则明嘛。一个好的领导者，要能主动造成下边同志敢同你争论问题的风气。即使事后证明你是对的，别人是错的，也不要紧嘛，也能起团结同志的作用。周总理讲到这里，陈毅同志插话：总理历来是这样的。要讲团结，要民主，要接近群众，不要弄得连鬼都不敢上你的门。这次周总理召开的谈心会，使我们又一次受到深刻的教育。
周总理对毛主席的崇敬，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周总理甘于当助手，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最好的助手。他在任何地方总是首先想到毛主席，总是想如何贯彻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在他心里，没有“我”怎样怎样，只有党、毛主席和群众。解放后，周总理担负着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繁重任务，他总是精力充沛，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忘我地、不知疲倦地工作。周总理是没有什么个人嗜好的，唯一的嗜好就是工作。有时去看文艺节目，他也是在工作。对外国朋友、海外侨胞，周总理更是热情地接待，有些接见长达十几个小时，从午夜到黎明，毫无倦容。周总理对他们谈及我党的方针、政策，阐明我国政府的原则、立场，总是深入浅出，使对方完全信服，而且还向对方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周总理不把一个问题彻底弄清楚，是绝不中止的。“四人帮”诬蔑周总理是“事务主义”，恰好暴露了“四人帮”仇视毛主席关于调查研究的教导的反动面目。周总理的工作，不仅是夜以继日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且抓得深，抓得紧，贯彻到每一个具体事情中去。毛主席说：恩来同志是个不知疲倦的人。从这里可以看出周总理对革命领袖，对党的事业的无比忠诚。我们的好总理，是严于解剖自己的典范，是甘为孺子牛的典范，是执行党的路线的典范。“四人帮”丧心病狂地反对、迫害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是多么地卑鄙无耻！是多么地令人痛恨的蛇蝎心肠！
在对外工作方面，周总理是彻底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坚决执行党的革命外交路线。在国际交往中，他爱憎分明，敌友分清，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博得了全世界马列主义者和革命人民的无限爱戴与尊敬。对于兄弟国家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周总理则要求我们从思想到行动都不能有大国沙文主义，而且他自己身体力行。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朝鲜凯旋回国后，周总理代表毛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到朝鲜去向金日成主席、朝鲜劳动党、朝鲜政府和朝鲜人民表示感谢。感谢朝鲜同志在抗美战争中作出的重大牺牲和对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巨大支援。
关于我国同日本的关系，毛主席、周总理都亲自做工作。从日本来的各方面人士，毛主席跟他们谈，周总理也跟他们谈。周总理会见过好几位日本的前任首相，1972年还会见过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周总理从自民党各派到社会党各派，还有公明党、民社党等，都做了大量工作。对左派，对工商界、文化界、作家、演员、记者、评论员，在日本稍有一点代表性的人，他几乎都会见过。周总理对中日两国在1972年9月29日联合声明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对发展中日两国人民和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作出了重大贡献。周总理的光辉形象在日本人民中普遍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我们从事外事工作的人，有很多机会跟随周总理出国访问。总理非常注意对外影响，常常就某个问题考问我们。我们回答稍有不准确，周总理马上就问：“这话出自哪里？有什么根据？”要是听到我们说这是临时想起来的，他就会批评我们，教育我们不能用感想代替政策。
周总理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爱护同志，而且在生活上关心同志也是无微不至的。许多老同志身体不好，许多因公致伤、生命殆危的同志，周总理都亲自过问，安排他们去医院检查、治疗、抢救，并常常亲自到医院看望。1970年冬，我心脏病发作，周总理在百忙中，仍详尽地关怀我的病情，安排我到北京医院住院治疗，在得知我病情恶化时，又亲自到医院来看我。总理到了医院，没有径直到我的病房来，而是先把经普椿同志叫出去，问她：“我可不可以进去看他？我去看他会不会使他心情激动？会不会加重他的病情？”当经普椿同志感动得含着热泪请他进病房时，他才进来看我。周总理对我这样细心关怀、体贴入微，我一想起就禁不住热泪盈眶。周总理这样关怀同志，却不允许别人对他有任何特殊的照顾。在万隆会议时，住在大使馆，周总理的工作十分紧张、劳累，当时的驻印尼大使黄镇同志想多搞一点菜，欣周总理吃好一点，他都提意见。1974年，周总理住院治疗后，我几次陪日本朋友去看他，见他一次比一次显著地消瘦了，我心里很难过，使劲忍着眼泪。我们离开的时候，周总理还亲自送外宾出来，我见他走路已很困难了，想去扶他，总理不让扶，要自己走。周总理很不愿意我们把他当病人看待。
周总理对革命老人何香凝，一向非常爱护与尊敬。周总理很少在别人的画上题诗词，可是我母亲为抗美援朝胜利画了一幅画，他欣然命笔题词：
鹊报援朝胜利，
花贻抗美英雄。
周总理工作那样忙，还多次登门看望我母亲，并拍照留念。1972年8月，我母亲病危，周总理来到医院看望。已在昏迷中的母亲看见他，就象见到亲人一样，突然清醒过来，并向周总理要求，她的遗体要运到南京去和我父亲合葬。周总理当即回答：“我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同意你的要求。”后来周总理还向我和经普椿同志做工作，说：“何老太太一生革命，贡献很大，她这个要求应该满足她。”母亲去世后，中央安排了中央统战部的负责同志和邓大姐护送母亲灵枢到南京去与父亲合墓。同行的还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许多负责同志。
1976年1月8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我们永别了。难以形容的巨大悲痛落到我们全家人的心上。我们和全国亿万人民一样，都为失去了我们的好总理而感到无比的悲痛。当周总理逝世的噩耗传来，我们全家人整日泣不成声，广播中的声声哀乐，都象重锤一样敲在我们的心上，到了吃饭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吃得下去；夜深了，也无法入眠。当时只通知我一个人去向周总理的遗体告别，但是，我的爱人经普椿同志和孩子们，以及工作人员，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热爱和深情，也都设法先后到了医院，向亲人周总理作最后的致敬与告别。我们站在周总理的遗体前，无法抑制的巨大悲痛，使我们感到自己的心脏也几乎要停止跳动了。孩子们还花了一整夭时间，把我们家所有的周总理的照片，精心张贴在像册上，每幅照片，都激起我们的无限哀思。我们还把周总理的一些照片装上镜框，挂在房间里，天天瞻仰。
周总理逝世两年来，全国人民日日夜夜思念、回忆我们的好总理。无论走到那里，随时都可以听到人们怀着深情谈总理，赞总理；都可以看到人们在谈论总理时，眼里含着激动的泪花；都可以感到人们的心里燃烧着革命的激情。人民的总理爱人民，人民的总理人民爱。现在全国人民正在党中央领导下，为实现毛主席和周总理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的遗愿而奋斗。我想，这是我们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最好的纪念。
（原载《周恩来总理八十诞辰纪念诗文选》，收入本书时由作者家属作了部分修改。）
任其祥 谢庆斋 蒋钟麟 薛兆圣 孙诗圃：周恩来与商务印书馆工人
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周恩来同志曾长期在这里工作过，领导过白区工作和工人运动。早在20年代，我们商务印书馆的老工人，就和他结下了不解之缘，对他有着深厚的感情。值此纪念周恩来同志90诞辰的时候，回忆起他同我们工人并肩战斗的情景，引起我们对他不尽的怀念和崇敬。
一
1926年5月1日，全国总工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蒋钟麟和谢庆斋均作为上海工人代表团的成员前往广州。当时周恩来同志在广州。他在会议期间特地安排了一个日程，约各地代表参观军校。当代表们到达军校时，周恩来同志已在校门欢迎，他笑容满面地迎上来和我们一一握手，问好。在大礼堂举行的欢迎会上，他在讲话中特别指出：代表们返回原地要防止反革命的阴谋，要团结广大群众打倒军阀。响应北伐军，迎接北伐胜利。会后，他又亲自陪同我们参观了军校，还作了详细介绍，使我们觉得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当时周恩来同志年仅28岁，这次接触，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
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上海工人两次武装起义失败后，周恩来同志秘密来到上海，组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他第一次来商务印书馆工会之前，由章都庵同志通知商务发行所职工会的谢庆斋，嘱他先到商务印刷所通知工会迎候。当周恩来同志由赵世炎、章郁庵两同志陪同到达工会时，见到谢庆斋、蒋钟麟，未经介绍就说：我们相识，在广州见过面。他的记忆力之强，使我们都感到惊奇。有一次他和陈云、徐梅坤同志来到商务工会，召开党员和工会骨干会议，他详细询问了商务工会在前两次工人起义中斗争的情形。他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工人首先要树立起军阀必倒，工人阶级必胜的信心去发动群众，组织训练好既有军事知识、又有政治思想觉悟的工人纠察队。有了坚强的工人纠察队，就可准备随时投入战斗，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要联合上海全市市民打倒反动军阀，建立民主的市民政府。在斗争中，我们工人阶级要表现出伟大的力量来保卫自己。周恩来同志一席话，极大地鼓舞了商务工人的斗志，增强了胜利的信心。我们商务工人纠察队的组织和训练活动都加强了。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商务工人纠察队成为一支善战敢斗的坚强队伍。
三
由于当时形势动荡不安，商务印书馆的资本家，为了保卫企业财产和自身安全，出资购买了数十支长短枪和一批弹药，组成了闸北保卫团第三辅助团，征求商务工人参加。工会对工人要不要参加，对这问题讨论了好几次，意见难以统一。有一次周恩来同志来参加会议，会中提及这个问题，大家还是意见纷纷。有的认为这是资本家搞的组织，不愿为资本家卖命效劳；有的认为即使参加了也不愿去训练。周恩来同志微笑着认真听完了大家发言，很风趣地问大家：“你们再冷静点想想看，究竟要不要去参加？”被他一问，大家都不知说什么好，都望着他。他耐心地说：我看，不但能参加的要参加，要去训练；而且没有参加的还要争取去参加。保卫团就是个合法身份嘛，我们有了合法身份，就可公开进行军事训练，就能学到军事技术，也就可以对付敌人，必要时还可以把保卫团的枪支拉过来对敌军作战。这是好事，不是坏事，我认为去参加好，不知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以商量的口吻来征求大家的意见。大家听了他讲的道理，心明眼亮，一致同意他的主张。党员和工会骨干的意见统一了，工会就遵照他的指示动员工人去参加保卫团。周恩来同志还特地指派黄埔军校毕业的胡公冕同志来担任商务工人纠察队的军事辅导工作，使商务工人纠察队成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的一支劲旅。
四
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前夕，周恩来同志曾多次由赵世炎、陈云、章郁庵、徐梅坤等同志分别陪同他来到商务工会，部署起义的准备事项。在形势极端恶劣的严重情况下，有一次他竟亲自坐了汽车送两箱枪支和弹药到商务印书馆工会，一箱给商务工人纠察队，另一箱还要送往指挥部的一个临时集中点。当他来到商务工会时，商务工委会正在开会，见到他亲自送枪支来，大家都感到不安，因为近几天来，宝山路已成危险地带，但又不好意思对他直说。接待他的商务工会委员长王景云同志很机灵地说：我们正在开重要会议，有些问题很难作出决定，您来得正好，就请您一起参加会议吧。周恩来同志也觉察到同志们为他的安全担忧，就微笑着说：兵法上不是说要出其不意吗？谁相信青天白日坐着汽车的阔老板肯自冒风险送军火。大刀队不是眼看着我坐的汽车直驶而来也不问吗？你们的会议要我参加，我很高兴。于是大家把他留下来，另一箱枪支派任其祥代他坐了原车送往指挥部的另一个集中点，交给吴瑜同志。周恩来同志对革命事业负责而完全不顾个人的安危的勇敢精神，使我们敬佩不已。他常对我们说：干革命嘛，总要冒些风险，可是胆要大，心要细，否则就干不了革命大事。他的一言一行是我们商务工人学习的榜样。我们商务工人纠察队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不仅奋勇作战，一举夺取了五区警察署，而且包围并攻下了东方图书馆的敌人据点，胜利地完成了周恩来同志原定的战斗计划。在纠察队攻破了这两个据点后，他又命令商务纠察队派出一个中队赶赴北火车站，参加围攻直鲁驻军的战斗。在当日晚上，宝山路文学里、义品里一带，突然遭受敌军硫磺弹炮击，四周一片火海，他又急令商务印书馆消防队开赴现场，扑灭了大火。他还指示商务工会救护队不仅要抢救纠察队的受伤队员，并且对遭到流弹袭击受伤的市民也要及时抢救。经过28小时的战斗，上海工人纠察队终于击溃了北洋军阀控制的直鲁联军。
五
“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上海一片白色恐怖。为了保存革命实力，周恩来同志对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一些同志作了撤退的安排。他嘱任其祥首先把商务工会委员长王景云同志迅速转移。王景云安排去宝山县的南翔暂居。我们八九个商务工人分别去湖南、武汉等地。其中，薛兆圣、蒋钟麟到武汉后，出席了全国第四次劳动代表大会，陈公庆和蒋钟麟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印刷业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执行委员。在武汉的任其祥到了全国总工会劳动部工作；王春生担任了苏、浙、皖三省避难同志招待所主任；杨贤江任《革命军日报》的总编辑。
“马日事变”后，武汉的形势也日益恶化。周恩来同志就及时地动员各地来汉的同志迅速各返原地，以待时机。他说武汉已受到许克祥、夏斗寅的威胁，反革命势力正在蠢蠢欲动，假若同志们继续留在武汉岂不成了“瓮中之鳖”。于是蒋钟麟、薛兆圣在他的动员下，领取川资绕道从芜湖、高淳、溧阳一路转常州等地回上海。
我们回忆60年前的这些往事，深切怀念周恩来同志。那60年前战斗的日日夜夜，他和我们并肩战斗的情景，仿佛又浮现在眼前。他的教诲是我们永远铭记不忘的。
（石敏良整理）
邓颖超：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过
1982年夏，我翻阅一本《往事回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书中有一段以《机智的周恩来》为题的文章，内容是描述1928年恩来同志和我在大连遇险事件。嗣后，我又看到过几份资料也提到此事。因作者并非当事人，都是别人对他们说的，内容并不完全。1980年《八小时以外》杂志登了一篇文章，与事实有很大出入，有些情节是作者推测的。总之，他们所写的情节不很准确和完全。我是亲身经历了那次事件的两个人之一。虽然恩来同志于60年代初在北戴河召开的一次中央会议上简要地讲过此事，但听到的人并不多。现在，既然有几个刊物先后发表过，我想将它的整个经过和真实的情况公诸于众是必要的。
1928年，我们党要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由于中国的环境不可能在国内召开，故决定在莫斯科举行。参加党的“六大”代表，将分批出发，经大连、哈尔滨这条路线赴苏。
周恩来同志当选为代表，组织上决定我列席大会。我们是5月初乘日本轮船离开上海的。由于山东济南“五三”惨案的发生（1928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屠杀中国外交官员，打死打伤中国军民数千人，制造了“济南惨案”。因惨案发生于5月3日，故又称“五三”惨案），我们特别重视事态的发展，因此在上船那天，将上海的各种报纸买了一份，准备在船上翻阅。组织上安排我们坐头等舱，这同我们当时的衣着和条件是不适合的。在船上的两天很少更换衣服，也很少同其他乘客交谈。坐头等舱的人，每餐都到餐厅去吃饭，当时有两个人在就餐时总是注视我们。听他们的口音是天津人，身份是大商人。事后，我们回想可能是当年在天津“五四”运动时认识我们的。
船过青岛时，有短暂的停留，允许乘客上岸活动。我和恩来同志上岸进入市区吃了午饭，然后又买了青岛市的各种报纸带回船上。这样一来，可能引起日方侦探的注意，当轮船刚停靠大连码头，我们正准备上岸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对我们进行盘问。首先问恩来同志是做什么的？他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实际我们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也没有）。又问你们做生意的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我们说，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他们又问到哪里去？回答，去吉林。问到东北干什么？答去看舅舅。他们当即让恩来同志跟他们去水上警察厅。在那里，他们又详细询问恩来同志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当问到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回答他姓周，叫曼青。问他是干什么的？答：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他们问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恩来同志说：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姓氏是不一致的，不象外国人舅舅、叔叔都叫UNCLE，因此，我舅舅姓周，我姓王。对方又说：我看你不是姓王而是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恩来同志伸出手去说：你看我象当兵的吗？他们仔细端详不象当兵的手，然后开抽屉看卡片，对恩来讲，你就是周恩来。恩来又反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恩来呢？我姓王，叫王某某。他们的一系列的盘问，恩来同志泰然沉着的一一作了回答。他们为什么怀疑是周恩来，可能与在黄埔军校任职有关，有卡片。
让恩来同志跟他们去时并没有涉及到我，可我总觉得他一人去不好，当时我表示一同去，恩来大怒说：你不要去，你去干什么？这时他告诉警厅负责人，让他们帮我找旅馆，并把我送到旅馆先住下。于是我与恩来同志分开了。我住进旅馆，等候恩来同志回来。他是凶是吉很难预测。当时，我的心情是着急、忧虑不安，如坐针毡，不是度日如年而是分秒如年了，不知如何是好。但我表面上还是沉着、镇定，装着泰然无事的样子。大约两小时后，恩来同志来到我的住处，进来之后，没有说什么话，安然无事的样子。然后，他低声对我说，我们去接头的证件在哪里？要我立即烧毁。我马上找出来到卫生间撕碎投入马桶里。后来，我们还是有说有笑的去楼下餐厅用餐。
恩来同志被盘问完了，他让警察厅为我们代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然后再转吉林）的车票，车票拿到手后，按时去火车站，但上车后发现同我们坐对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国话同我们攀谈，我们也同他聊天。当时，已识破他是跟踪我们的。我们在长春站下车时他拿出名片给恩来，日本人有交换名片的风俗（我后来才知道的）。恩来应立即回片。一般人名片都放在西装小口袋里，实际我们没有名片，恩来装着找的样子，“嗅！我的名片没有装在口袋里，还在箱子里呢！很对不起。”（做要去取的手势）对方说不必，不必了。终于对付过去了。到长春后，似乎没有什么人跟踪我们了。住进旅馆，恩来同志立即换上长袍马褂，把胡子刮掉，又乘火车去吉林，抵达后没敢直接到伯父家去，先住旅馆，然后写了一封信，请旅馆的人送到伯父家，正好三弟一看就认出是恩来的笔迹，不久就来接我们回家了。为什么未直接去哈尔滨而绕道吉林呢？我们怕日本警察厅去查问伯父有王某的外甥没有，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就会惊扰了伯父。我们仍然没有脱离侵华日本军人和奉系军阀控制的地区，随时可能被捕。另一方面，当时的形势，蒋介石占领南京以后，继续经山东夺取东北，咄咄逼进，使在华北、东北一带奉系军阀和日军认为共产党失败了，主要对付国民党，对我们有所放松，这对我们来讲是有利的，但也不能麻痹。所以，我们在伯父家停留两天，我和恩来商定，他先走，到哈尔滨二弟家住，再隔一天，由他三弟陪我赶到哈尔滨会合。这是我第一次当了周家的媳妇啊。
我们从上海出发到达哈尔滨，一路上的险境，由于恩来同志的机智、镇定、沉着，泰然无事的对付敌人的盘问，终于脱险了。可是，我们在哈尔滨接头的证件已毁掉，无法同有关的人取得联系。幸运的是“六大”代表分批出发，在我们后面还有一批，其中有李立三同志，因此，我每天到火车站等候李立三同志，一连数日都没有接到，真是有点着急，但还是继续去车站，最后还是等到了，经过同他的联系，再同哈尔滨外国朋友联系上了。这样，我们才离开哈尔滨去莫斯科参加党的六次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