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要与苏联的霸权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苏联从赫鲁晓夫时代起，一方面宣扬美苏共同主宰世界，说什么只要美苏两家坐在一起，别的国家休想轻举妄动。并通过报刊大肆宣传，胡说什么美苏两国首脑一握手，国际关系就出现了新纪元。这种令人惊异的梦呓，同我国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水火不容的；另一方面，他们片面撕毁大批经济技术合作合同，并迅速撤回在中国的全部专家，给我国的经济造成巨大损失。后来，他们进一步发展到公然出兵侵入别国领土长期占领拒不撤兵，并热衷于与美国大搞军备竞赛，威胁世界和平。这种种行径表明，他们所谓的“和乎共处”只能是一种“骑马者与马的和平共处”。
最后，还要与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捣乱和破坏进行斗争。十年动乱期间林彪、康生、“四人帮”及其同伙，为达其篡党夺权，并在外交政策上改弦更张的罪恶目的，他们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对建国以来党的外交路线和方针，大肆攻击和诬蔑，把周总理亲自领导的以贯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主旨的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诬蔑为“三降一灭的修正主义外交”，攻击外交部是“卖国部”，驻外大使多是“崇洋媚外，里通外国”分子；攻击正确而必要的外事纪律是“管、卡、压”的专制手段。他们一方面对内集中火力攻陈毅外长，妄图以此为突破口，进而打倒周总理，篡夺全部外交大权；另一方面，对外利用造反派搞“三砸一火烧”，制造外交纠纷图谋使外交失控，乱中夺权。面对这种混乱局面，周总理力撑危局。他一面在毛泽东同志的支持下紧紧掌握外交大权，竭尽全力排除林彪和“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和破坏，继续保持整个外事系统的运转，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参加国际事务，与各国人民发展和平友好的关系。另一方面，他驳斥了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各种荒谬理论，批判他们煽动的极左思潮，坚持和捍卫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一系列正确的外交方针和政策。
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12个年头了，但一提到他，我们仿佛又站在他的面前，心中感到无比亲切和温暖，不禁涌起两方面的思念：
其一，目前，国际反霸斗争蓬勃发展，各国人民反对扩军备战的潮流势不可当，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日益深入人心，已经成为一切反对侵略和压迫的国家和民族手中的有力武器，成为一切爱好和平、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共同遵循的国际关系准则。今天的大好局面，正是周总理当年付出那么多心血和智慧所结下的丰硕成果，我们脚下这条通向未来的道路，它的起点正是周总理当年辛勤开拓的啊！
其二，我们惰不自禁地回忆起同总理一起工作时，所受到的“春风化雨”般的哺育。那是多么令人难忘的日日夜夜啊！在那熟悉的西华厅和外交部大厅，总理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给我们分析形势，阐释战略，讲解政策和策略，叮咛纪律……，每次会后走出总理的办公室，总好象登上了一座新的高峰，眼前展开了更加广阔的视野，脚步迈得更加勇敢坚定，浑身充满了力量；每当我们参加一次重要国际活动前，周总理总是详细询问各方面准备得如何，周到地帮助我们设想可能发生的新情况，叮嘱我们应当注意的细节。而每当我们在工作中出了差错时，总理耐心地帮助我们分析原因，总结教训，有时还以自身的经历启发我们……每当想起这些，我们总觉得，只要总理这些优良作风得到充分发扬，那么，党内的官僚主义、不正之风，就一定可以克服，党的战斗力就一定可以增强，我们的伟大事业就一定能发展得更快。
张 越：周总理派我出使非洲
周恩来同志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他生前亲自参与制定和组织贯彻我国的外交路线和许多重大外交决策，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一位奠基人。
建国后，我在外事部门工作了20多年，有幸直接和周总理接触，亲身体会到他在外交事业中所表现出的雄才大略。建国初期，周总理执行和平外交政策，概不承认前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坚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这一原则，使我国改变了在外交上无权的地位，同各国建立了政治上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按照周总理的这一外交思想，1956年我被派到非洲工作。在总理的关怀指导下，我们逐步打开了同非洲国家的外交局面。回顾这段往事，使我终生难忘。
万隆会议前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的革命形势，特别是中国的解放，对仍处于殖民主义统治之下的非洲人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从中得到鼓舞，国家要独立，人民要解放的愿望愈加强烈。
在亚非各国人民反对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不断高涨的形势下，1955年，29个亚非国家在印度尼西亚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万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辟阐述，博得了亚非国家代表们的普遍赞赏，引起许多代表的共鸣，促进了亚非人民的团结，增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信心和力量。
在这次会议期间，埃及总统纳赛尔向周总理讲述了由于帝国主义控制国际棉花市场，使出口棉花占据国民经济重要地位的埃及蒙受巨大损失的情况。周总理问纳赛尔，埃及每年生产多少棉花？纳答：800万担。周总理听后说，800万担棉花，我们每个中国人多穿二寸布就给你们穿完了。会后，纳赛尔总统派他的工商部长奴赛尔来我国签定中埃两国贸易协定，内容上明确规定两国可在对方国家的首都设立享有外交特权的商务代表处。随后，埃及宗教事务部长巴库里又来我国，签署了文化会谈纪要，规定两国可互派留学生和教授等事宜。
1955年11月，教育部选定5名学生和一位教授，赴开罗大学学习阿拉伯文和教授汉语。出发前夕，周总理亲自接见了他们。当时在座的有外交部章汉夫副部长、外贸部叶季壮部长，我作为外交部西亚非洲司副司长，也参加了会见。
周总理首先谈了在万隆会议上同纳赛尔总统接触的经过。又详细询问了学生和教授的情况。然后说，你们（指教授和学生）现在去埃及，那里一无亲二无故，有事情谁来照顾你们呢？我看还是等我们的商务代表处设立后再去吧。接着，总理即问时季壮部长，咱们代表处的班子组织得怎样了，叶老答，还没有找到一个有点外事经验的人。总理当即指着我说，张越去！总理还关切地问我，去非洲有没有顾虑。我嘴里回答没有顾虑，可非洲大陆是个什么样子我心里却一点底都没有，只是不相信什么“非洲一片黑暗”。所谓“非洲黑暗大陆”的“黑暗”二字，不过是殖民主义者长期侵略，强加给非洲的。
总理谈过后，又问我们，还有什么问题吗？我说：请示总理，如果我们遇到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所谓外交人员，我们应当如何表示呢？总理坚定地说：告诉他们要热爱祖国，要给自己留后路。
出使埃及
在总理的催促下，商务代表处的班子很快组成了，李应吉同志为代表，我为副代表，连同翻译和工勤人员，以及留学生和教授共20余人。出发前大家集中学习了几天，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达浦生讲了伊斯兰国家的风俗习惯和我们应注意的礼节等事项，如不要吃猪肉，要带回教厨师等。对带不带《毛泽东选集》我们也进行了讨论，最后决定只带一部，大家共同学习。经过一番准备后，我们便踏上了奔赴非洲的旅途。
1956年1月，我们抵达开罗机场。埃及工商部长奴赛尔、苏联及东欧国家外交官和商务人员到机场迎接我们。
住下后，我们拜见了纳赛尔总统，向他递交了周总理的信。他接见我们时非常客气，态度十分友好。略事寒暄后，纳赛尔总统便讲起了在万隆会议上他与周总理会见的经过。并表示，从周恩来总理的讲话中，他更了解了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殖民主义，它们又是如何以强凌弱，欺侮弱小国家，掠夺这些国家的财富，压迫这些国家的人民的。接着，纳赛尔总统又关切地问我们到开罗后的情况，并说有事可随时找他，总统府的大门是对我们开放的，对我们十分热情、友好。
为了享受相应的外交待遇并在我们包租的车上挂上“CD”的牌子，我们去外交部找过法齐外长。他说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不能挂“CD”牌子。我们又向纳赛尔总统提出这件事。他表示十分关心，并说，你们争那个牌子干啥，我已通令我们的警察，看到中国人乘坐的汽车都要加以保护，给予方便。事后，还是给了一张通行证的卡片。
中国文化艺术团访埃和两国正式建交
1956年2月，根据中埃两国文化会谈纪要，我国派出以包尔汉、马玉槐、马寒冰率领的，由新疆歌舞团、中国京剧四团、总政歌唱演员以及文字、摄影记者等80余人组成的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访问了埃及。所到之处，受到了埃及当局的友好接待和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在开罗大剧院演出多场，场场爆满。纳赛尔总统和埃及军政要员都观看了艺术团的演出。纳赛尔还接见了艺术团的领导和主要演员，赞扬了中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艺术和演员精彩的表演。埃方还安排艺术团参观了上尼罗河洛可索的古代神庙和正在建筑中的阿斯旺水坝。
在我文化艺术代表团访埃期间，包尔汉团长和埃及宗教事务部巴库里部长分别代表中埃两国政府签定了文化合作协定。3月份，我国又参加了开罗举办的大型国际博览会。
进行文化交流和建立贸易联系是发展外交关系的两翼，同时又是开路的先锋。我国在开罗商务代表处的建立，我国文化艺术代表团访问埃及的成功以及两国文化合作协定的签字，使政府间加强了对话，人民间联络了感情，增进了了解，加深了友谊，从而为中埃建立正式外交关系铺平了道路。
1956年5月29日晚上，埃及总统府政治局局长阿里萨布里约见李应吉代表和我，他代表埃及政府宜布：埃及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从明天（1956年5月30日）起，埃及同台湾国民党政府断绝一切外交关系，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大使级的外交关系，请你们报告贵国政府，我们也将同时通知台湾国民党当局驻这里的“大使”。
埃及是阿拉伯世界一个有影响的国家，也是非洲大陆为数不多的独立国家之一。埃及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不但在阿拉伯国家中扩大了我国的影响，也为我国外交路线进一步深入非洲建立了一个桥头堡。
扩大影响，继续前进
我文化艺术团访问埃及后，周总理指示外交部通知我，率领一个贸易小组参加艺术团的领导，继续访问其他非洲国家。我们先访问苏丹，到达喀土穆后，苏丹总理阿萨里接见了包尔汉等领导和艺术团主要演员，并说：我热烈地欢迎你们，你们的来访会增加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我们原计划在苏丹演出一周，后因苏丹人民的一再要求，又加演了几场。在苏丹虽未达成任何协议，但扩大了我国在苏丹的影响。
接着，去访问埃塞俄比亚。
我们访问期间正值塞拉西皇帝的登极日（等于国庆节）。我们全团应邀参加了他们皇室的香槟酒会，还应邀在观礼台上观看了游行。当塞拉西皇帝经过观礼台时还频频招手向我们致意。我们演出时正值亚的斯亚贝巴市晚9时即实行宵禁，而我们的演出10时才能结束。这样散场后观众无法回家。当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后，塞拉西即下令：夜间拿着中国的戏票即可通行。最后，他携皇后和皇室其他成员也观看了演出，共进晚餐并赠送了礼品。访问结束后，他叫他的飞行员驾驶飞机送我们返回开罗。
艺术团回开罗后进行了休整，然后又去叙利亚、黎巴嫩进行友好访问演出，并同叙政府谈了签定文化协定和设立商务代表处的问题。我们还慰问了在沙漠中的巴勒斯坦难民营。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人民的欢迎。
艺术团出访的最后一站是黎巴嫩。我们就在贝鲁特设立商务代表处和签定两国文化协定问题进行了交谈，对设立商务代表处事达成了口头协议。至此，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的访问圆满结束。
今天，我国已与西亚、非洲的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政府间和人民间的友好关系不断发展，这不能不说是当年周恩来总理亲自指导的硕果。回想当年在埃及，我国派享有外交特权的商务代表处，仅用了半年时间即挤跑了台湾当局的“大使馆”，这是周总理机智勇敢的创举；以文化、贸易两翼为先锋，扩大影响，打开局面，进而为建立外交关系铺平道路，是周总理指导我国外交活动的又一典范。
成元功：回忆在亚非会议期间的保卫工作
亚非会议是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尼赤道线上环境幽静的山城万隆召开的。这是渴望主宰自身命运、团结反帝反殖的亚非国家第一次自主召开的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一个伟大的里程碑。29个亚非独立国家的政府首脑参加了会议。我国派出了以周恩来同志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但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对这次会议十分仇视，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和破坏。围绕着亚非会议，除了外交上的公开谈判斗争外，在无形战线上的斗争始终是相当惊险激烈的。
1955年3月份，我安全部门获得情报，台湾特务机关策划利用亚非会议的机会制订了谋害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的计划，代号为1。（当时宋庆龄和郭沫若同志也要出国访问，谋害代号为2和3。）
关于中国代表团去印尼的路线，最初酝酿的方案，一是乘船，租一艘荷兰的轮船；二是乘飞机，租用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拟飞香港一雅加达国际航线。
4月上旬，我方再次获得确切情报：台湾特务机关阴谋利用香港机场地勤人员在飞机上安放定时炸弹。大家都为周总理及代表团的安全担忧。这时科伦坡发起国提出为做好大会准备工作，要在缅甸开一个小型会议，邀请中国总理周恩来参加。
去缅甸同样还是飞机和航线问题，因为时间紧迫，决定另包一架印度飞机，改飞北线（昆明一仰光一雅加达），并先行试航。4月7日，由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同志、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李福坤同志送周总理到昆明，等待试航结果。在4月9日下午，终于传来了试航成功的喜讯，我们非常高兴，经研究决定代表团走北线。周总理在昆明给邓颖超同志打了电话，说他虽然不乘“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走，但先行到达香港的其他几位同志要乘，请她转告罗青长同志研究清楚情况后，由外交部通知英国临时代办杜·威廉，要求务必保证中国人员的安全。根据总理指示，外交部紧急约见了杜。威廉，将我方所获的情况告知，并提请香港当局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保证中国代表团的安全。
4月11日下午接北京电话，报告“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掉联系，并有外电报道说听见南海有一大的爆炸声……。这天大家连晚饭都没有吃好，等待“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消息。晚上接北京电话说：“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后发生爆炸，在南海坠毁，机上的中国代表团8名工作人员以及同机前往的波兰、越南、奥地利3名记者，共11人全部遇难。
这是个沉痛的事件。经调查，当中国代表团改线的决定正式告知英国当局并公诸于众后，台湾特务机关随即撤消了在香港暗杀周恩来的计划。由于我先行到达香港的部分代表团人员是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特务分子仍然没有放过进行破坏的机会。一名特务伪装加油工，趁为飞机加油的机会，将一枚定了4个小时的炸弹放进了飞机油箱中。当飞机飞行到纳士纳岛附近上空时爆炸。
此事件发生后，周总理非常气愤，4月15日在仰光同尼赫鲁总理专门谈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问题。周总理提议，由印度方面派一名官员，他派一名私人代表去香港调查处理这一事件。最后由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斯和我方熊向晖，共同到香港进行调查处理。经过尖锐的斗争和反复交涉，在大量的证据面前，英国当局终于承认这是一起以周恩来和亚非会议为目标的政治谋杀案。
正在这紧张时刻，总理的警卫秘书何谦同志患急性阑尾炎住进了医院，警卫工作除姚力同志带二三个人打前站已到雅加达外，当时总理身边只有我一个人了。同志们都十分担忧总理出国后的安全，邓大姐为此写信给总理表示惦念之情。总理乎静地对代表团及当地同志们说，我们是为了促进世界和平，为增进各国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而来，即使发生了意外也是值得的，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在给邓大姐复信中说：感谢你的好意和诤言，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11日晚，中央作出紧急决定，派杨奇清同志以代表团顾问身份去印尼，全权负责会议期间的安全警卫和情报工作，并增派警卫局副局长李福坤同志为总理警卫，要求绝对保证中国代表团和周恩来同志的安全。外交部紧急办理好杨奇清、李福坤二人的护照专程送到昆明。由于情况紧急，李福坤同志来不及做衣服，只好将就用何谦的行装。
4月14日，周总理不顾个人的安危，仍按原计划率代表团迎着南国的酷暑，毅然踏上飞往千岛之国的航程。在仰光停留两天，周总理同缅甸总理吴努、印度总理尼赫鲁和埃及总理纳赛尔举行了会晤。4月16日，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及代表团全体成员从仰光飞往雅加达，又发生了一件意外。当飞机飞到新加坡上空时，遇到了雷雨区，因代表团乘坐的另一架“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系中型无密封，不能飞越雷雨区，只得被迫降落。当时新加坡尚未与我国建交，对机场情况又一无所知，我们都很紧张，主要担心代表团的安全问题。杨副部长和我们研究的意见，决定都不下去，在飞机上等候。周总理和陈副总理同意我们的建议。当飞机停稳后，机场老板亲自登机邀请周总理到休息室休息。总理接受了老板的邀请。当步行至休息室门口时，廖承志同志一眼就发现了两名面孔熟悉的国民党特务等在那里。进休息室后，廖承志同志向我们说，要特别注意那两个人。由于情况比较紧张，决定我在里边，李福坤同志站在门口。然而周总理却泰然自若，沉着冷静。一边吃着老板亲自送来的茶点，一边与麦克唐纳总督闲谈。就这样在新加坡机场停留了近两个小时，飞机才重新起飞。而那两名特务也走了。
到达雅加达时，中国代表团受到了印尼人民与众多华侨的热烈欢迎，沿街人山人海，他们挥舞着两国国旗，喊着“中国万岁”，“周恩来万岁”的口号。同时也有一小撮坏人夹杂在队伍中骚扰起哄，并呼喊反动口号。美国还派了一个庞大的成员复杂的新闻记者团，国民党也派了特务煽动少数反动分子进行捣乱。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一是将所获情报通报给印尼政府；二是明确提出代表团的安全完全由印尼负责。据我们所知，印尼政府采取了临时拘留嫌疑分子的措施。
会议开始后第三天（4月20日），我驻印尼使馆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的原文如下：
“敬启者：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大使注意，中国国民党驻椰嘉达直属支部，于本年三月初旬奉台湾总统府之命组织二十八人之敢死暗杀队，准备谋杀将赴万隆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周氏。
暗杀队于三月十日在红溪党部组成，参加者皆为前中国国民党逃亡印尼的中低级军官，每人皆持美国大使馆发给之无声手枪及印尼币二十万盾，事成后，每人加给二十万盾，打中周氏者加给四十万盾，本月十九日在红溪党部开最后一次会，讲决定出发日期。
有关亚非会议地形，于本月一日至五日调查清楚，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大使通知治安当局把它一网打尽，保金周氏。
反省过来的暗杀队员××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六日”
这封信，送陈毅副总理看后，他说：“他们还要搞暗害，你们先研究个意见。”于是，由黄镇、杨奇清、陈家康和警卫组同志一起研究后，提出一是向总理报告，同时向印尼提交备忘录；二是加强随身警卫工作。总理同意递交备忘录，并说中国代表团的安全，完全由印尼政府负责，要求印尼政府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杨奇清副部长同黄镇大使一起向印尼外交部递交了备忘录。
在代表团内部召开了紧急动员会，陈毅副总理讲了话，要求全体同志人人都做保卫工作，他说：“我也是总理的警卫员。”杨奇清同志作了内三层、外三层、内外结合的具体而详细的布置。有一次，总理去会见几百名记者，要经过一个人员复杂的地段。杨奇清同志便指定康矛召、申健二同志走在总理的前面，他说，你们俩是外交官，能听懂外语，而且身高体壮，万一有情况你们也可以挡一挡。就这样，总理每次出门，除已有的保卫部署外，还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特殊的安排，通过我驻印尼使馆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及有组织的进步华侨做工作，加强了各方面的防范措施。
当时，印尼政府派一名陆军上尉为随身安全官，护卫摩托7辆，由一名排长负责，专车司机是运输公司派的一名50多岁的老头儿。提起司机老头，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据使馆同志介绍，当时一说给中国代表团周恩来开车，有4个人都抢着要来，最后4个人抓阄，结果老头抓到了。根据情况，我们给他们做了几条规定，一是团长的车工作完了要停在代表团住地；二是司机和随身警卫白天工作完了原地休息，可和代表团工作人员一起吃饭；三是其他人工作完了可以回去。同时，十分注意关心他们的生活和休息，请他们吃中国饭，杨奇清同志还代表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向他们赠送了纪念品。这使他们十分感动。老司机和安全官说，我们活了这么大岁数，没见过象中国总理这样卓越的人物，也没见过象中国代表团这样平易可亲的高级官员，我们衷心地愿意为中国代表团服务好。
4月24日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天，亚非会议一致通过了决议，发表了《最后公报》。几天来，总理过度劳累，我们心里都十分焦虑不安。常常是一整天的会议后，还要会见各国代表、进步华侨和新闻记者，各国代表团相互宴请活动又很多，还要彻夜办公至天亮。每次总理一出会场，就被数十名记者和群众包围，请求签名，有的挤在总理身旁让别人拍照留念。这一天因为是会议的最后一天，再加上会议的紧张气氛，等在外边的记者和群众特别多。就连总理抽空吃点心时，也有几十人围在他身边，虽然不能签名，使轮流站在总理身边请人拍照留念。
与会的一个国家的总理说，只有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有这样伟大的总理；万隆会议闭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旗帜将永远在亚非人民的心中飘扬。闭会的那天，有十多个国家代表团邀请中国代表去参加他们的庆祝酒会。尽管周总理10多个小时没休息，此刻却精神振奋。他在一个多小时内竟连续出席了几国代表团的酒会。我们也都沉浸在历史性的欢乐之中，几天来的疲惫之感顿时烟消云散。当时，我算了一笔账，在亚非会议的7天里，周总理总共只睡了13个小时的觉。我们担任警卫工作的同志比总理睡得多，但也从未脱过衣服，只是在沙发上靠一靠或躺一躺。我跟随总理20多年，最紧张的时刻就数万隆会议的7天。
以周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在亚非会议上所作的杰出贡献已载入史册。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上遇难的烈士们将永远为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所纪念。正象总理所预言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万隆会议制定的各国和平相处、发展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精神，将更加深入人心，发扬光大。周总理的工作精神不仅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而且全世界人民都不会忘记他对人类进步事业做出的不朽贡献。
程思远：争取李宗仁回国
1956年4月至1965年6月的10年间，我5次上北京，为李宗仁回归祖国做准备。每次到京，都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会见。为争取李宗仁归国，周总理做了大量的工作，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一）我一上北京，总理高度评价李宗仁先生《对台湾问题的建议》
1949年12月5日李宗仁赴美，行前他先到香港，在香港的一切是我替他安排的。
李宗仁于11月20日上午到香港，蒋介石先后派居正、朱家骅、洪兰友、郑彦棻等两次来港挽留李宗仁，李未表示什么。我替李宗仁办完一切手续后，他决定把我留在香港。我估计他此次赴美治病是一时权宜之计，最后一定要回到祖国来，可能让我在香港起桥梁作用。
1955年秋李宗仁发表《对台湾问题的建议》，事前他的思想转变有其发展的过程，主要是下面几种因素：
一、50年代初，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取得伟大的胜利。在战史上，美国从没有被别的国家打败过，可是却败于建国未久的新中国，此一事件深深地感动了李宗仁，认为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
二、1955年初，美国当局公布了与台湾当局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1月29日，美参议院还通过了《授权艾森豪威尔总统协防台澎地区案》。对此，李宗仁认为，这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阻碍中国统一，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他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默尔而息，而必须有所主张。
三、1955年4月，周总理在万隆亚非会议上公开宣布，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这也给李宗仁一个很大的启发。
李宗仁《对台湾问题的建议》发表后，引起北京的注意。因为从此时起，我在九龙荔枝角靠山面海的寓所，就经常有进步人士登门拜访了。
1956年1月中，在《大公报》工作的一位同乡陪同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金尧如来看我，手中拿着一份刊载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大公报》给我看，希望我对这篇报告发表一些意见。我对国内知识分子所处的境地一无所知，能够说些什么话呢？所以我就顾左右而言他，使访客怅怅而归。
三个月后，也就是1956年4月下旬，上面那两位朋友又两顾茅庐，金尧如一会面就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接到北京长途电话：李济深先生希望你去北京一谈，来去自由，并且保密。”还要我提出条件。我说：“我去北京，没有什么前提条件，但此问题大，容我考虑一天如何？”当即约定第二天下午3时在九龙太子道一家咖啡馆会晤，作出答复。
当晚，我同妻子商量后，我就下定了去北京一行的决心。我说，建国以来，国内先后经过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运动频繁，海外一些知识界对大陆触目惊心，不敢跨入深圳河桥头半步，但我自己却有独特的怀抱：第一，我对台湾所提“光复大陆”，认为是扯淡，不值一顾；第二，我对共产党素无成见；第三、共产党向来讲话算数，此行可能走出一条新的道路来。我毅然北上了。
1956年4月底我到北京，方知道此事不是出自李济深的策动，而是周总理决定的。黄绍竑曾对我说：我到北京的那一天下午，他正参加周总理召集的一个会议，在散会时，总理对他说：程思远今天到了北京。十分明显，我之来京是出自总理的决定。
5月6日晚，张治中先生请我吃饭，他对我说，明天下午，政协礼堂三楼举行酒会，招待海外归侨，周总理为要见你，也来参加，你最好写一些材料事前由我交给总理。翌日上午，我就写了一份题为《从美、日、港三方面来观察台湾问题》的报告交给张治中先生。
5月7日下午3时，我到政协礼堂参加酒会，不久，周总理来了，他对周围的人群打了一个招呼，就径直走到我同张治中站的地方来。文白先生正想给我介绍，总理已向我伸出手来，他握住我的手，热情地说：“思远先生，久违了，我们1938年曾在武汉见过面。”
我们站着谈了一会儿，总理随即对站在周围的刘斐、余心清、刘仲容、刘仲华说，你们陪陪思远看一看北京的名胜古迹。又对我说：我们过几天还要会面。
5月12日中午，总理在中南海宴请我。刘仲容陪我从西北门进中南海，先在李克农副部长办公室谈了一会儿，然后由李陪同到紫光阁去，在那里受到总理热情的接待。在座的还有李济深、张治中、蔡廷锴、邵力子、黄绍竑、刘斐、陈铭枢、屈武、余心清、刘仲容、刘仲华以及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彼此都一一握手致候。
宴会厅在紫光阁客厅后面，总理举起手中的酒杯向我祝酒。在宴会中，周总理高度评价李宗仁的对台湾问题的建议。他说：李德邻的意见很好，只有一条我不同意，他主张台湾非军事化，这怎么可能呢？就是台湾回归祖国以后，还是需要军队保卫嘛！总理提到白崇禧时说，白健生颇自负，其实他政治上没有远见，竟听信蒋介石的话，把他骗到台湾去了！
总理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来阐述人民解放军战略方针发展的进程。他说，在济南解放后，我们知道人民解放军可以攻坚了，立即发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终于打败蒋介石，统一了全中国。他继续说，当1949年和谈时，我曾告诉刘仲容，要他对李德邻先生说，把广西在安徽的46军调到南京来，这样李先生就可以行使他的权力签署和平协议，他也可以留在南京等待解放军的到来。可惜他没有做到这一点，一错再误。
谈到台湾问题时，总理说：我们一贯主张全民族团结，一致对外。为了我们伟大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我们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中有过两次合作，并肩作战，反对帝国主义。到了今天，彼此处境不同，只要大家以民族和祖国的利益为重，国共两党仍然可以重新携手团结起来，争取第三次合作，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总理说，从现在起，我们不派人去台湾工作，我们不在台湾内部制造分裂，我们希望台湾全部过来。台湾当局如要了解国内情况，尽可以派人来大陆考察，我们将提供一切帮助，他们不必派特务来进行破坏活动。国民党军政负责人员来大陆探亲、访友、观光，我们将给以各种方便和协助，并保证他们来去自由。总理还提到请李宗仁先生回国看看。
总理在谈话中着重指出：“和为贵”，“爱国一家”，既往不咎，立功受赏，希望国民党人对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
总理日理万机，这一天的接见、宴会和谈话竟花了三个钟头。我真不胜荣幸之至。当然总理的话不光是对我个人说的，而是对海外爱国人士的一次真诚的召唤。
我回到香港，将此行经过函告李宗仁，他来信表示不快，谓此行关系重大，事前何不相商？并申明他虽提出对台建议，但其中间立场迄未有任何变化。
（二）我二上北京，总理说李宗仁先生目前回国定居时机还不成熟
1959年，我回来参加建国10周年庆祝活动。接到通知说，先去东北参观，然后回京听候周总理接见。
9月24日，周总理在紫光阁召见，在座的仅张治中、邵力子和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副主任罗青长。
总理首先问东北之行的观感，我说建国仅10周年，但东北重工业建设已门类齐全，初具规模，发展是迅速的。
总理说，你转来李德邻先生信，他自愿将他收藏的历史名画献给国家，这是他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政府考虑接受。
总理又说，德邻另有信给李济深先生（注：此信系由费彝民转来的），表示将回国定居，我以为他回国的时机还不成熟，将来我请你到欧洲去同他谈谈再说。这是总理第一次表示要我赴欧同李宗仁会晤。
总理接着说：“你有一个女儿，叫林黛，在亚洲影展得到两次女主角奖。”我插口说：“1957年是《金莲花》，1958年是《千娇百媚》。”总理说：“这个问题是章士钊先生提出来的，他每年去香港一次，他以为应该争取你的女儿林黛归来。”总理还没有说完，张治中插嘴说：“总理，你不知道，思远已经同林黛的母亲离婚了，女儿通常总是听妈妈的话，思远怎么可能对林黛施加影响呢？”
总理看着张治中说：“文白先生，原来你同思远都是三青团的，所以你帮着他呀！”说罢哈哈大笑，这个问题就没有谈下去了。
25日总理邀我乘坐他的专列同去参观密云水库，同行的有廖承志、罗青长等。
这次回港以后，着手把李宗仁存在纽约的字画运到香港来，然后又送到北京去，不久得总理寄语：这些字画，有些是真的，有些是赝品，但政府体念李先生的爱国热忱，将助他一笔赴欧的旅费，以壮行色。1960年春，李宗仁派他的夫人郭德洁到香港，收受了这一笔外汇。
（三）我三上北京，总理要我转告李宗仁不要对美国抱有幻想
1960年美国大选，年龄刚过40岁的约翰·肯尼迪入主白宫。美国人普遍对他寄以期望，认为这位哈佛大学出身又当过参议员的年轻总统，将对杜勒斯制订的僵硬的对外政策，来一个根本性的改变。李宗仁也觉得肯尼迪对新中国的态度比较缓和。于是在张欲海教授帮助下，写给肯尼迪一封信，贺他当选总统，并望他就职以后，调整对华政策，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肯尼迪复了李宗仁一函，说此事关系重大，将予慎重研究。其实这是不着边际的官样文章。李将来去函件都寄给我，嘱送周总理核阅。
1961年6月上旬，总理要我返国一行。在接见时对我说，李德邻不要对美抱有过高的幻想。肯尼迪年轻气盛，想干出一番事业，但摆在他眼前的问题太多，改变对华政策，一时还不会列到他的议事日程上来。总理重申派我到欧洲去同李先生谈谈，希望李先生对美国不要抱有幻想。
（四）我四上北京，总理让我向李宗仁转达三件事
1963年7月14日出版的《欧洲周报》，刊有意大利女记者玛赛丽写的一篇《李宗仁先生访问记》。李宗仁对该记者说：“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全篇谈话洋溢着李氏向往祖国的热烈心情。
我同李宗仁先生约好，12月在瑞士苏黎世会晤。11月中我先返国向总理请示。那时正值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分别举行第三届第四次会议，总理忙得很。一天晚上，我在西总布胡同一个特设的招待所被叩门声吵醒。开门一看，原来是国务院副秘书长罗青长，他说，快穿衣服，总理在西华厅等你。
那是晚上7时许，总理处理了一天的政务，还是神采奕奕，笑容可掬。总理要我向李宗仁转达三件事：
一是“四可”，那就是李先生可以回国定居，他决心回来，我们表示欢迎；可以回国后再去美国；可以在方便的时候再回来；可以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行止。总之，我们欣赏德邻先生的向往祖国之心，但一切不强加于人，由他自己决定。
二是“四不可”，李先生不要介入中美关系；不要介入美台关系；不要介入国共关系；不要介入第兰势力。
三是要过“五关”，五关是政治关、思想关、社会关、家族关、亲友关。
总理要我把上述各项内容背熟。然后亲送我到门外上车，殷殷嘱咐，使我深为感动。
1963年12月19日我飞抵苏黎世，在某饭店同李先生会晤，转达了总理对李先生的期待，完成了我的特殊使命。由于我校原定时间迟到几天，避开了联邦调查局特务的跟踪，从而使李先生第二次离开美国时不致受人注意，终于顺利地从海外回到祖国怀抱。
（五）我五上北京，总理让我去瑞士亲自接李宗仁回国
1965年6月13日，我接纽约电，知李宗仁已于13日离美飞瑞士，即于14日派石泓持电赴广州用电话向北京请示。15日石谢返抵香港，谓总理要我去北京一行。
6月18日中午11时我飞抵北京，国务院“外办”的同志把我送到中央统战部礼堂，在那里见到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中央统战部长徐冰、全国政协秘书长乎杰三、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以及冯锡同志。
周荣鑫同志说，总理今早离开北京，出访非洲各国，临行他委托我们把下面几件事向你传达：
一、政府发给李先生一笔回国旅费，由你带往瑞士面交。
二、同时发给你一笔旅费，请你去瑞士把李先生接回来。
三、你到苏黎世时，将有负责同志同你联系，有问题同他商量解决，他将给你以必要的帮助。
谈话过后，周荣鑫等同志在统战部礼堂设便宴招待我。那时统战部的厨师以烧方块砖肉出名，我无例外地在那天中午享受了这味佳肴。次日我即离京南飞，准备赴欧。
我因签证延误，直到6月28日才飞抵苏黎世，那时李夫人郭德洁也飞抵瑞士了。
李宗仁想邀前国民党政府原地政部长吴尚鹰及其次子李志圣同行，他们久久未到，有关方面正准备安排我们去洛桑小住。7月12日却突然接到通知，必须在13日下午2时离开苏黎世。我们及时启程。在我们起飞不到两小时，台湾人马就带着白崇禧的亲笔函来找李宗仁了。
由于香港《快报》7月14日报道李宗仁的行踪，引起了各方面的注视，为了安全起见，所以我们在卡拉奇休息几天。
（六）周总理热情欢迎李宗仁归来，待以上宾之礼
1965年7月18日上午8时许，我同李宗仁夫妇飞抵广州白云机场，受到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的热烈欢迎。同他们在机场吃粤式早餐后，继续起飞，11时抵上海。万万料想不到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偕上海市委陈丕显等领导人到机场迎接我们。李宗仁受到如此礼遇，感动极了。
当晚陈丕显同志在上海文化俱乐部（即前法国总会）设宴招待李宗仁夫妇及我本人，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均参加了。罗青长副秘书长告诉我，总理昨晚通宵未眠，一直等到接获李先生座机进入我国境内的讯息，他才安然上床休息。
7月19日上午，总理在文化俱乐部与李先生会晤，我与罗青长、刘述周、姚仲康参加。
总理说，李先生万里归来，我们很为你的安全担心。台湾方面到处打听李先生的消息，但所得消息都是不准确的，证明他们情报落后了。
在谈到台湾前途时，总理说，台湾问题的解决，待将来时机成熟，自有人挺身而出，通过政治途径，将台湾重新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总理讲这些话时，满怀信心，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总理对李先生重申“四可”精神，他说：李先生说过，一回来就再不出去了。但是“四大自由”还是要讲的。1963年11月，我曾请程思远先生转达了“四可”的内容。现在，我们还要重申来去自由。来去自由，不单是李先生的问题，还有你太太。你太太还可以去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