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对台湾人民的反帝反蒋爱国斗争给予极大关怀和支持。1967年5月台盟总部提出举行台湾人民“五·二四”反美爱国大示威10周年纪念座谈会的计划报告，周总理亲自审批了这个报告，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高潮，总理工作非常忙，但他逐字逐句地审阅，用毛笔写了“同意”的批示，看到这一批件我们都很受感动。
1973年以来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的纪念会在周总理的关怀下，由全国政协来召集举行，比以前更加隆重了。周总理很关心这个纪念会，作了很多指示，因而使得这个纪念会在鼓舞台胞的反蒋爱国热情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对国民党军政人员也有很大的影响。
人民大会堂的台湾厅是在周总理的直接关心、指示下设立的。1972年8月总理就指示要邀请台湾同胞参加台湾厅的筹备工作。后来总理发现台湾厅太小，又指示把以另一个省命名的厅改成台湾厅。周总理对海外归来的台胞说过，把那个比较大的厅改成台湾厅让台湾同胞用，这是有意义的。后来有些台湾同胞对厅内的陈设布置提出了一些意见，周总理就指示组织一个班子进行修改，直到他病重的时候，还不忘审定批准修改方案。周总理逝世后，邓颖超同志根据周总理生前的意愿，曾经把总理的骨灰盒安放在台湾厅。敬爱的周总理和我们台湾同胞是心连着心的，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台湾同胞的心中！
（原载《周总理八十诞辰纪念诗文选》）
程子华：镌刻在心中的记忆
1988年3月5日，是周恩来同志90诞辰。此时此刻，更激起我对尊敬的周恩来同志的深深怀念之情。恩来同志是我军的创建者之一。他为中国革命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一生的光辉业绩将彪炳千秋。在这篇文章中，我仅回忆五十年前的一些往事，以志纪念。
（一）
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那是1930年8月，在攻打瑞昌县城时，我负了伤，转至上海治疗。当我康复时，中央派吴德峰同志通知我，到党的一个机关去开会。那天到会的有六七个人，有一个叫伍豪的同志，看来平易、沉着。他在讲话时说：闵行镇驻有国民党军队，有我们的同志在里面做秘密工作。现在，党组织似已被敌人发觉，有被破坏的危险。有两个办法，一是组织兵暴，一是如果兵暴不可能，就把我们的同志赶快撤出来。说到这里，他转向我说：你不是领导过大冶兵暴吗？如果闵行部队兵暴，你去指挥。我想，这个同志怎么对大冶兵暴和我这么熟悉，他是谁呢？一回到旅馆，吴德峰同志就问我：你今天见到周恩来了吗？我回答：没有。他说：怎么没有见到？他看我感到诧异，就对我说：今天在会上讲话的伍豪，就是周恩来。我的心弦被深深触动了，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同志早已是我久已仰慕的人物，想不到今天有幸在这里见到他。而他对闵行部队里自己同志的关切和对兵暴的精心筹划，正象对我们举行大冶兵暴时一样。
1928年夏天，因海陆丰根据地的失败，我回到了北方，在河南省确山县城岳维峻部队里，找到了一个营部副官的职务。该营的副营长、政治教官和书记长都是党员，书记长是赵品三同志，曾和我在一起做党的秘密工作。到1929年春季，这个部队就有十四五个连队有了党支部，共产党员70余人，形成了一个坚固的战斗堡垒。
这支地方军阀部队，原属国民军第二军。大革命时期，第二军已有我党的组织，官兵曾受到过大革命高潮的影响。我们教士兵唱革命歌曲，教他们识字，灌输革命的道理。官兵之间保持着浓厚的乡亲、老部属等旧关系，我们与他们交朋友渐渐使他们接受新思想。这样，团结了同情者和进步分子，发展了党员，党的影响深入到士兵和下级军官中，我们也站稳了脚跟。党组织受中央军委直接领导，周恩来同志是中央军委书记，聂荣臻同志也在中央军委工作，直接和我们联系的是石仲伟同志，通过石我们可以随时报告部队情况和得到周恩来同志的指示。
岳部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蒋介石早就想把它吞并。1928年冬，蒋把岳部调至江苏省淮阴地区，缩编为新编第一师。这一变动，就把一些老军官遣散或降职，一些党员的职务也被撤了。我所在的营，编为六团二营五连，营长孟宗鲁降为连长，我当了排长。官兵思想动荡不安。正当我们处在困难之时，得到中央军委的指示，要我们坚持党的阵地。1929年初，蒋介石又调岳部到湖北省武昌南湖“整训”，并借口岳反冯王祥不力，撤了他的师长职，由曹万顺代替。曹带来了一批黄埔军官，撤换了大批老军官，目的在于控制这支部队。老军官和士兵们对蒋、曹的高压，对排挤和歧视非嫡系的作法，深为不满。反蒋、反黄埔军官的情绪，在官兵中迅速滋长。这些矛盾，是我们深入进行党的工作的有利条件。这批黄埔生是坚决反共的，也有反共经验。这就使我们的活动遇到很多困难，斗争也更为复杂。这时中央军委又及时指示我们：要采取精干隐蔽、积蓄力量的方针，把党的组织保存下来，等待有利时机，夺取这支武装。这对我们是个极大的鼓舞。不久，机会来了。张发奎在宜昌、沙市一带反蒋，派新编第一师去应战。先头部队一、二、三团乘船刚到沙市、宜昌之间，即遭张部伏击并被缴械。待后续部队四、五、六团赶到时，张部已经南撤。四、五两团即驻宜昌、沙市地区，六团驻秭归县城。部队从武昌开出之前，党组织已有一个兵暴计划，并组织起义司令部。这支白军一开上前线，即遭失败，又驻扎在洪湖根据地附近，这也是我们兵暴当红军的一个有利条件。恰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意外情况：五团团长王俊杰以一个老军官的身份，利用部队的不稳定状态，拟实行哗变，拖走部队。党组织负责人看到王也在搞兵变，只想到他在士兵中有一定影响，但没有认清他的面目，失去警惕，轻率地对王俊杰讲了“兵暴当红军”的主张，结果党组织负责人反遭到杀害。王俊杰抢先发动宜昌兵变，拉走了四、五两个团，杀了一批黄埔军官。不久，六团奉命从秭归开回宜昌，船在江中，就被蒋介石的“威胜”号军舰全部缴械。至此，第一次发动兵暴的计划落空了。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一些党员还缺乏斗争经验，应付不了瞬息万变的复杂的斗争形势，失去了发动兵暴的一个机会。
蒋介石对这个部队立即进行了彻底清洗。六团奉命从宜昌徒手回到汉口桥口兵营，即被改编为独立十五旅，旅长唐云山。因王俊杰哗变时，曾喊出杀黄埔军官的口号，蒋利用这个口实，把所有排长以上的老军官换成了黄埔生。当时，我没有敢说是武汉中央军校的学生，假称是阎锡山的学兵团毕业的。他们认为阎锡山是封建军阀，便断定我政治落后，又不是土匪出身，还有点军事技术可用。加之二排长的思想较进步，他在营长面前讲了我的好话，我成为留下来的唯一的老排长。这个营的班长没有换，其中还有几位是党员。有的班长虽不是党员，也因我是仅剩的一个老官长，所以都对我挺尊重。我党的组织大为缩小，斗争更加尖锐。这时接到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要我们坚持和巩固党的阵地，把部队掌握好。于是，我们着手整理党的组织。我在二营三个连中，通过拉关系、交朋友，同连、排长们接近，影响和团结同情分子。二团其他营的党员，仍由我单线联系。一营一连党组织负责人是四班长白玉杰同志，三营九连有党员王愚同志。我同外面的赵品三同志取得联系后，即经常商议如何进行工作。
这个部队虽然经过几次改编，但我党的影响仍在增长，这是蒋介石、唐云山和黄埔军官们所料想不到的。因为他们内部矛盾重重，而我们从失误中接受了教训，斗争水平也在提高，又有中央军委及时指示，党组织缩小了，党员却经受了更多的磨炼。我们在等待时机，积极准备发动一次新的兵暴。
这年10月初，百孔千疮的独立十五旅竟要去进攻红军，这是兵暴的一个良机。我闻讯后，即同赵品三同志联系，一致认为共产党手中的枪不能打红军，要举行兵暴。正在这时，中央军委从上海派石仲伟、柯乃康（庆施）、邓乾元同志来到汉口找我，这使我异常高兴。经过商议，我们制定了兵暴当红军的计划。由石仲伟去报告中央军委，柯乃康等去同鄂东南特委和红军取得联络，然后派人来大冶城同我接头。
12月初，中央军委派刘振山同志来大冶城向我传达党的决定：采用里应外合方案，由我在里面兵暴，红军从外面攻。我们俩当即商讨兵暴的时间。我说，12月11日是广州起义的日子，大冶兵暴在这天举行，不正好纪念广州起义吗？我曾在教导团参加过广州暴动，故联想到了这个日子。刘说，准备时间来不及。决定14日夜12时为兵暴时间，我们首先在城里行动，尔后红军子拂晓攻城。刘振山回去报告，我们便在党内外紧张地活动起来，准备起义。14日夜，天下着雨。我在11时半把五连党员和班长们集合起来，公开揭出义旗：兵暴，当红军去！首先动手解决反动军官。我们未动刀枪，迅速逮捕了连长、大排长及连部人员。对二排长未采取这个手段，经我说服，使他跟随了我们。然后叫起全连士兵，亮出底牌：兵暴当红军！这时，群情振奋。个别觉悟低的，也参加进来了。我们用两个排去解决其他两个连，两个班去收拾营部。六连有党的组织，拿下了连部，就抓住了全连。七连是刚从一团调入的，缺乏党的工作基础，没有顺利解决。敌营部和七连同我兵暴部队发生了战斗，因不宜硬打，我便率领五、六两个连撤到城郊。红五纵队于天亮时攻城，敌营长带七连慌忙弃城逃跑，遭我军痛击，全部被缴械。兵暴部队同红军胜利地会合在一起。
在阳新城的一营，白玉杰得知大冶兵暴消息，便准备拉走一、二连，不料在他杀掉反动连长后，却被土匪出身的一班长杀害。其他党员把一、二连带到城外，奔向我根据地。
兵暴接连胜利后，敌人震动很大，火速集中一团和二团第三营开进大冶。三营九连王愚同志准备起义，但敌军早认为九连“不稳”，将该连放在县城中心，严加防范。24日，老百姓流传红军攻城来了，王愚同志乘其他各连涌上城头备战，拖出八、九十人。敌军见势头不妙，仓惶逃回武汉。
这次兵暴，在周恩来同志和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胜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央军委称它为“模范的大冶兵暴”。兵暴部队合编为红军第五纵队第二支队，陈奇同志任党代表，我任支队长。从此，这支由白军改编的红军，踏上了保卫鄂东南根据地的征途。
（二）
1933年冬，我在红军大学学习，又一次亲聆周恩来同志关于鄂豫皖根据地形势和红军行动问题的教诲。那时，恩来同志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当时，鄂豫皖省委派成仿吾同志到中央汇报工作，要求中央派军事干部到他们那里去。周副主席决定我离开中央苏区，到鄂豫皖根据地工作。
1934年5月，临行前，周副主席告诉我：目前，敌人在鄂豫皖地区占绝对优势，敌人用碉堡、封锁线，把我根据地不断压缩并分割成几小块，敌人有“驻剿”和“追剿”部队，对我军交替地攻击、堵击、追击，我们的根据地缩小了，人力、物力发生了严重困难。红军不断伤亡，难以得到补充。如果红军继续削弱，以至被消灭，那么根据地也就没有了。出路是什么呢？中央决定，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根据地。这样，部队就能得到发展，同时也就能把敌军主力引走，减轻鄂豫皖根据地的压力。根据地的敌军减少了，留下的部分武装就能长期坚持，也就能够保存老根据地。红军主力去建立新根据地，应选择什么地区呢？周副主席说：根据地要选择在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地方；我党在群众中有革命影响，或者那里的群众易于争取；具备便于我军作战、防御的地形和较丰足的粮食及其他物质条件。
我仔细听取并领会了周副主席的意图后，就上路了。我干5月离开瑞金，9月到达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同志处，等待省委和红二十五军从皖西北回来。省委研究了中央文件和周副主席指示，一致表示拥护，并决定向西部伏牛山地区发展，于是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向西进军。省委书记仍为徐宝珊同志。省委决定我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徐海东任副军长。省委实际上兼军党委，率领红二十五军长征，留下高敬亭同志率领红二十八军坚持鄂豫皖根据地的斗争。11月16日，我军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宜言》，全军2900余人，开始进行长征。我军出发以后，就同党中央联系不上了，在此情况下，我们按照周副主席指示的行动方针，使红军的活动符合于这一行动路线的要求。
我军向西挺进后，蒋介石急忙调动了30多个团的优势兵力对我军堵击和追击，妄图在长征途中歼灭我军。我军首先在罗山县朱店堂击退“追剿队”的进攻，从信阳城南越过京汉铁路，进抵桐柏山区。
我军为荫蔽北上伏牛山的意图，并调动敌人，在越过京汉铁路后，向西挺进。当我军越过桐柏，抵达湖阳镇以东30里宿营后，当晚发现敌人调集南阳、泌阳、方城、叶县等地四十军、鄂西老河口四十四师于湖阳镇地区堵击，“追剿队”5个支队和东北军一一五旅尾随追击，企图前后夹击我军。我们即于夜半转移，回头向东北方向急行军，跳出了敌人前后夹击圈，迅速经过平氏镇、泌阳城以东进了山地。
下一步，我军要进入伏牛山区，就得越过许（昌）南（阳）公路。敌发现我军北去，使北返部署。等我军进到独树镇附近，敌一一五旅和骑兵团，已先行到达，封锁了公路，对我猛攻，阻击我军越过公路。在这里，经过激战，我们甩掉敌人，越过公路，于次日晨走上伏牛山。这场战斗，我军在地形平坦，加上寒流，雨雪交加，气候很坏的不利条件下，在吴焕先、徐海东直接指挥下，以不足3000人的兵力挫败敌数万步骑兵的猛烈合击，转危为安，这是红二十五军保存自己、完成战略转移任务的关键性一仗。所以，部队越过了河南大平原，一上伏牛山，情绪特别昂扬。
伏牛山区反动组织严密，地主围寨众多，群众被圈在围寨里，无法接近。我军不能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即向陕南进军。敌十九路军六十师已进至卢氏城以南，坚守朱阳关、五里川隘口，封锁了我军入陕必经进口。我军却乘卢氏城内敌人空虚，于夜晚绕道卢氏城南、洛河以北1里多宽的狭窄通道入陕，敌人拦阻我军去路的企图便落空了。敌人并不罢休，又由渲关、华阴调陕军四十二师两个团在三要司一带阻击我军，被我军歼灭1个营。我军又在洛南庾家河与敌六十师激战，毙伤敌800余人，我也伤亡200余人。我和徐海东同志在这次战斗中都负了重伤。这个战斗的胜利，最后把敌军的追击、阻击完全粉碎了。
我军自出发以来，到12月10日止，打垮了20多倍于我军的敌军的围攻和猛攻，达到了战略转移的目的，胜利完成了这段长征。
（三）
省委于1934年12月10日在庾家河召开了会议，确定在鄂豫陕三省的交界处创建根据地。这是估计到蒋介石、杨虎城短期内不能部署好对付我军的办法，我可以利用陕军和蒋军的矛盾，抓紧时机，迅速创建根据地，执行周副主席交给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这个地区山高路险，缺少公路，适合创建革命根据地。
敌人是不让我们创建根据地、站稳脚跟的，必然要向我军进攻。于是我军在集中力量对付敌军进攻的同时，抽出1连部队和部分干部，到地方发动群众，建立游击队、抗捐军等组织，开辟新区，扩大红军，建立革命政权。到1935年1月底，敌人发动进攻时，我军已在郧西、旬阳、镇安、山阳四县开创了第一块革命根据地，为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和继续创建新的根据地准备了条件。接着，我军先后在蔡玉窑、文公岭、华阴、蓝田等地打垮敌人的多次“围剿”，在蓝田、商县、镇安、华阳、卢氏等地，开辟了3块革命根据地。
到1935年5月初，红二十五军发展到3700多人，地方游击师、抗捐军发展到2000多人，成立豫陕、鄂陕两个特委，发展党员30多名，建立了4块革命根据地，先后成立10个区、46个乡、314个村的苏维埃政权，苏区人口50万，耕地面积90多万亩，初步建成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蒋介石于4月20日命令东北军王以哲第六十七军3个师、唐俊德第九十五师、第四十四师及第四十军和陕军一部共30多个团、1倍于我军的兵力，统由杨虎城指挥，向我发动第二次“围剿”。当时省委已预见到这次大规模“围剿”，作了充分准备。当时我伤重未愈，不能参加省委召开的会议，吴焕先同志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就讲了毛泽东和朱德同志在中央根据地粉碎敌军第三次“围剿”采取的诱敌深入、先拖后打的作战方针。因为山多山大，没有公路，接济困难，敌军必然采取速战速决方针。我军在作战中采用了上述方针，对敌先拖后打，打乱敌人部署，疲劳敌人；空合清野，困饿敌人；以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各个击破敌人。我军首先由南向北进入商县、洛南以北，毙伤敌200余名，缴枪100余支，这样，敌人把南北合击的进攻矛头，改为向北。但我军接着却直奔东南，打下富水关，占领青山街，俘敌官兵170余人。我军又出敌不意，远途袭占了敌军后方的荆紫关，歼守敌1个多连，活捉敌第四十四师军需处长，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解决了全军的棉衣。敌军又向荆紫关蜂拥而来，我军则由南面向西转移到了根据地，这就完全打乱了敌军部署，拖疲了敌人。我军诱敌深入到根据地中部，在游击师的配合下，打了袁家沟口一仗，全歼敌警一旅，毙伤敌300余人，俘敌旅长唐嗣桐以下1400余人，缴枪1000余支。这一出色的歼灭战，使蒋介石3个月内歼灭我军的狂妄企图彻底破产。
从1934年11月到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鄂豫陕）省委的领导下，胜利地实现了战略转移，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粉碎了敌人两次重兵“围剿”，同时也使自己得到发展壮大，红二十五军已达4000余人，充分体现了周恩来同志指示的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方针的英明正确。
7月中旬，为把敌军引出根据地，寻机予以消灭，我军率一个游击师，出击终南山以北，前锋到达西安以南20余里，大大震动了西安敌巢。我军在子午镇时，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同志，冲破敌军重重封锁，勇敢地来到部队，为我们送来了中央文件和报纸，我们欣闻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直接率领的中央红军在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向青、甘边北上了。这时，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的作战方针，就是积极配合主力红军，西出甘肃，牵制敌人，破坏敌人后方，并与陕北红军会合，以新的胜利迎接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郑位三和陈先瑞同志领导部分武装坚持鄂豫陕根据地。红二十五军西进甘肃南部，攻克两当县城，袭占天水县城，然后渡渭河北上，切断西兰公路18天之久，使得蒋介石大为震惊，下令先集中力量消灭徐海东部，再对付中央红军。我们经过多次激战，打退和歼灭了阻击、尾追的敌军。泾川四坡村一战，歼敌1000余名，我方也付出了很大代价，全军尊敬的政委吴焕先同志英勇牺牲了。这个战略行动，破坏了敌人后方，调动敌军分兵同我作战，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北上。1935年9月18日，我军到达延川县永坪镇，同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胜利会师了，胜利完成了第二次长征。两军会合后，为了统一作战，红二十五、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同志任军团长，刘志丹同志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我任政委。我军团随即投入打破蒋介石“围剿”陕甘边区的战斗，决定转到外线作战，包围甘泉，切断敌军后方运输线，调动延安敌军增援，在运动战中消灭敌军。果然，在延安以南劳山，歼灭东北军一一○师两个团和师直全部，击毙敌师长何立中；接着，歼灭由洛川进到榆林桥修碉堡的敌一○七师四个营，生俘敌团长高福元。
10月下旬，中央和红军进抵甘泉下寺湾一带，同十五军团会师。由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和彭德怀同志亲临前线指挥，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进行了直罗镇战役。歼灭了敌军一○九师，中央红军在黑水寺追歼逃敌1个团，敌一○九师师长牛元峰及其残部仍固守土寨子。周副主席在黄昏前来到我们阵地，亲自带领我们察看了士寨子的地形，指示我们：敌人是要逃跑的，要在运动中把它消灭。我军即于当晚发起进攻，残敌突围逃跑，被我军在追击中全部歼灭。这一战役，歼灭了敌一○九师全师和一○六师一个团。至此，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边区的第三次围攻，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时期。
红二十五军从出发时的2980余人，扩大到3700余人，军政素质和战斗力也大为增强。郑位三和陈光瑞同志率领留在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两个连和负伤的干部、战士编为七十四师，坚持了两年游击战争，保卫了根据地，先后歼敌2000名，发展为1700余人的红军部队。红二十八军在高敬亭同志领导下，在异常困难的环境中，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保存了鄂豫皖根据地。在抗日战争开始时，红二十八军成为新四军的一个3100余人的支队。
从瑞金与周副主席分手，又在陕甘根据地见面，我禁不住激情满怀。周副主席热情地对我说：一年前的夏天，派你到鄂豫皖去，是因为大冶兵暴部分部队与鄂东南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渡江到鄂豫皖去，成为鄂豫皖红军的一部分，而他们又曾是同你一道战斗过来的。事隔50余年，他对同志肝胆相照的情谊至今仍然感人肺腑！恩来同志离开我们已12年了，但他永远是我心中的一座丰碑。
萧 克：周恩来与我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
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全党的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军队也不例外，在有了全国政权的政治基础及经济基础的条件下，我军建设即相应的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也就是向正规化、现代化迈进。在这个伟大转变关头，周恩来同志以政府首脑和军委副主席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看准时机，抓住关键，领导我军实现了这一伟大转变，奠定了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基础。这时期，我在他的领导下主持军事训练工作，耳闻目睹他为之付出的辛劳和取得的成就。
1950年2月我接到军委命令，要我到北京出任军委军训部部长。我交代了工作，离开了第四野战军，回到北京。一到北京，我就向周总理及朱老总、聂帅请示。他们告诉我，中央已经决定要建设一支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不仅要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要有一个强大的海军和强大的空军。所有军队，要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训练，统一的纪律。他们指示我立即办三件大事，第一，办各级各军、兵种正规学校（有些学校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大量训练适应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干部。第二，制定军队共同条令，即队列条令、内务条令和纪律条令，以统一全军的军事生活、纪律和制度。第三，抓好部队训练。因为这时新的海、空、炮、装各军兵种正在建立，都在设立编译机构，编译有关条令教材，并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制定训练计划，开始训练了。
经过这次谈话，我明确了工作方向，也增加了信心和力量。就奉令以军委原四局——军事出版局作为基础，从华北军大抽调了近百名干部，组成军训部，开始工作。军训部成立不几天，军委开了会议，由周恩来主持，讨论军队办学校问题。当即确定将战争年代各部队办的许多学校、教导团队，改组为训练现代战争的正规学校（其中一部分改为专业学校），没有现成机构的组建了机构。并决定创办一所陆军大学（次年1月正式开学，改名军事学院），我兼任筹备主任。陆军大学将来的主持人，大家认为刘伯承老帅是最适当的人选。
确实，刘老帅这位中外闻名的军事家，他的学问、道德和战争经验，不仅能为人师表，而且他本人对训练高级干部这个工作，也很热心。夏秋之际，他来北京开会，当人们向他表示陆军大学的人选他是“众望所瞩”的时候，他向周总理表示愿从事这个工作。在筹备过程中，周恩来曾三次找他和负责筹备工作的其他同志谈话，对成立军事学院的重要意义、办校方针原则、学院编制及主要领导干部配备和聘请苏联专家等一系列具体问题作了详尽的指示。周总理特别强调并指出军事学院的办校方针，仍然是抗大的方针，要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总结我军的经验，继承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光荣传统，研究现代战争的特点，学习现代的科学技术，并希望在5年内把全军师以上干部普训一遍。周总理的这些指示不仅对军事学院是极为重要的，而且对全军的院校工作和部队训练工作，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由于军委对军队学校的建设有明确方针，仅二三年工夫，纵的方面由基层学校到最高学府，横的方面从军种到兵种，从合同战术学校到专业学校，差不多都完备了。
在正规化方面，主要是制定各种条例、条令，以统一规章制度。1950年夏，我们组织班子，起草三部共同条令。起草之前，我写了四条原则，主要是根据我军光荣传统并参考苏联红军经验，并经过总理审定。12月伯承同志来北京，周总理立即指定由他审查。1951年初，由军委将草案在全军颁布试行。周恩来认为现代化军兵种的战斗行动，最重要的是协同动作，而协同动作，就要有计划性、组织性、准确性和纪律性，要做到这几点，就要制定各种条令条例。他曾形象地说，解放军象一部大机器，这个齿轮和那个齿轮，必须准确地运行，才能真正协同动作。条令条例就是保证正规化的根本条件之一。他对个别高级干部在外事活动中不遵守内务条令的规定，进行严肃批评。他说：“你们颁布的条令，自己不遵守，迎宾尚未结束，我还没有离开，你就懒散地走了，这样影响多不好，军队还要条令干吗！”他抓住典型事例对高级干部进行严格批评的原则态度，对我军的正规化建设有很大作用。
对现代化建设，周恩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是改善军队的装备技术，注意抓三个问题，第一，充分利用战争时所缴获美制的武器装备，指示我们在训练中要多用这些弹药，因为将来战场上不一定用，储藏久了会过时。第二，从社会主义国家进口舰艇、飞机、坦克及60个陆军步兵师装备，这些装备很快就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发挥了作用。第三，先筹建现代化的常规武器的工业，继则筹建原子弹、导弹等尖端武器工业。为了加速军工建设又成立了中央兵工委员会，由他任主任，李富春、聂荣臻任副主任。他常说，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军事工业是一个软骨动物。这样就使抗美援朝的弹药及常规武器，得到及时的补充；为原子弹及导弹工业，在完全空白的条件下发展打下基础。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另一方面，是除了抓干部的学校训练之外，又要抓部队的训练。部队训练，主要是抓准备参加抗美援朝的部队，特别是新建的技术军兵种。他对飞行员的挑选及训练，直到油料供应，都很注意。甚至对驻南口新建的坦克师的训练计划及接交手续，都加以过问。
1950年11月上中旬，在周恩来、朱德的亲自指导下，在北京召开全军军事院校及部队训练会议。会后起草了《关于军事学校建设与军队训练问题》的报告，请军委审批。有一天，总理办公室通知我晚饭后去开会。会议有国务院和中央一些部委的负责同志参加。按顺序解决问题。轮到最后，已经11点多了，前面的人也陆续离开了，他就开始审阅我们的报告。他逐段逐段地读，逐段琢磨，重要的地方，要反复几次。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在他读到“掌握新的技术，学会联合作战”两句的时候，以同志式的讨论态度同我研究。因为过去常说什么现代化，什么联合兵种，这当然是对的。这次会议，我们进一步把现代技术与现代指挥结合起来，概括为明朗的两句话，就更便于理解和记忆（刘伯承同志后来把联合兵种这一词改为诸兵种合同战术，更为贴切）。总理再三斟酌后同意了。这份六七千字的报告，他修改完毕，已到次日4点了。他在修改时说，这是军事学校和部队训练方针性的综合文件。他很重视，所以不辞辛苦地认真修改，我在他的精神感召下，虽然已到鸡鸣时刻，但根本不知道疲劳。在这大转变时期，我作为一个部门的主管人，感到多么高兴啊！这时，抗美援朝十分紧张，国内百废待兴，国际风云变幻，外交斗争极度繁忙，周恩来日理万机，但还给我们逐字逐句修改报告。他这种严肃认真负责的革命精神对我们是一次极深刻的教育。确实，这次会议后，在继承与发扬我军革命传统的基础上，确定以学会现代军事技术与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指挥作为我军长期的训练方针。这是新时代建军的总要求。所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便能很顺手地成为朝鲜战场上抗击高度现代化的美国侵略军的新英雄。从军事角度来说，就是及时实行了这种大转变。1954年秋后，中央今叶剑英同志来主持领导全军的训练，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程度，继续得到加强。可惜的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我军政治工作逐渐受到“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错误地开展反教条主义斗争和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给我军建设和政治工作造成很大的损害。这是我军解放以来前进中的大曲折，是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1952年夏季后，周总理不直接管军队日常工作了。一年后，抗美援朝结束了，但我国的战略方针、国防建设、海陆边防斗争、军队的装备供应，由常规武器到尖端武器，以及军事部署、军事训练等，始终离不开他的指导；重要的军事演习他去参观；重大军事建设项目，由他审查核定。林彪叛逃后，这时他虽然还是日理万机，处境困难，身体也不如过去那样健康了，但对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工作，仍然抓得很紧。在我由江西农林部五七干校调回北京解放军军政大学任职期间，他对军大的整风、招生和训练计划，常有指导。最使我感动的是批林批孔初期，江青在一个单位，作了一篇乱军发言，军大有些不明真相的干部甚至有个别党委成员也被煽动。周恩来指示我们，不要乱传未经中央审核的文件，要稳定军政大学。这一次总理的处置是很不平常的。我们知道，批林批孔是党在长期“左”的思想统治下，“四人帮”利用来乱党乱军的，对主持军队工作的叶帅和主持政府工作的总理，来个突然袭击。周恩来等同志从容地处理党内关系，机智地应付“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在我们为难的时候，周恩来支持我们，对全军有很大影响。因为军大有学员九百多人，多为各部队团以上干部，和部队有密切联系，他们思想端正了，也能影响部队的思想，从而保证了我军在当时那种特殊的情况下的稳定和建设。
周恩来在长期军事工作中，具有远大的战略眼光，在大革命时期，就参与创建国民革命军的工作。国民党叛变革命后，他领导南昌起义并组织许多地区的游击战争。他是我党初期在武装斗争理论方面最早的探索者之一，也是我党最早搞军事运动的领导人和政治工作的开拓者。战争时期他参加高层领导和指挥，和平时期抓国防建设和军队的建设工作。只要他参加哪方面的工作，都善于把党的方针和军事工作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有所创新。周恩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和我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掌握军事规律指导战争，领导我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又是著名的战略家、军事家，是我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我们永远怀念他。
林默涵：关心文艺事业 纠正“左”的错误
周恩来同志生前十分关心和重视文艺工作，文艺界的朋友对他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视他为良师益友。我也是这样。由于工作关系，我同他接触机会比较多，时常亲聆他的教诲，实际体会就更深。周恩来同志平易近人，同文艺工作者接触较多，他能够实事求是地看待他们的优点和缺点，一贯不赞成用简单化的“左”的眼光和办法来处理文艺界的问题。为了排除“左”的思潮对文艺界的干扰，为了尽量减少“左”倾错误带给文艺界的损害，他做了不懈的努力，为文艺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我谈几件亲身经历的事情来说明这一点。
一
我与周恩来同志相识在抗日战争末期。1944年冬，周恩来同志从重庆回到延安。当时，延安的“抢救”运动还未结束，我正在《解放日报》工作，同温济泽同志一起作《解放日报》副刊主编艾思奇同志的助手。在“抢救”运动中，报社各个部门都有一些同志被打成了“特务”，是采用“逼供信”的办法搞成的，唯独副刊部却没有这样做。因此，艾思奇、温济泽和我就被认为是一个“包庇特务的宗派”，成了被斗争的对象。最先遭到批斗的是艾思奇同志，接着就要轮到我了。正在这时，忽然接到通知，周恩来同志要我去谈话。过去，我曾多次听过周恩来同志的报告，非常爱听他对政治和战争形势的深刻而生动的剖析，但从来没有直接接触过。那天，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周恩来同志住的窑洞，在那里见到了他和邓大姐。恩来同志热情地招呼我坐下，对我说，因为工作需要，组织上准备调我去重庆工作。我当然服从组织的决定，但想到报社正准备开我的批判会，我怎么能走呢？我把这些顾虑告诉恩来同志，他说这情况他清楚，他会设法解决，要我放心。这样，我就从“抢救”运动中解放出来，免了挨那场斗，去了重庆。这表明周恩来同志是不赞成“抢救”运动那种作法的。
二
建国以后，1952年，我调到中宣部文艺处工作。由于工作关系，我同周恩来同志的接触逐渐多起来。对于他同“左”倾错误的斗争了解就更多一些，更深一些。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使我国国民经济遭到重大损失。经济领域中的“左”倾错误也影响到文艺工作中。文化部门的一些领导同志在“高速度、高指标”、“快过渡”的气氛下，头脑发热，把工农业生产中一套“左”的作法搬到文化工作中，提出“人人做诗，人人画画，人人唱歌，人人跳舞”的口号，要求文艺创作“放卫星”，“每个县出一个梅兰芳，每个县出一个郭沫若”。有的人甚至宣布进入共产主义的具体日期。这显然是不切实际、违背文艺工作的客观规律的。在教育、体育、卫生等部门也出现类似的现象。这些情况引起了周恩来同志的注意。为全面了解情况，弄清问题，统一认识，这年12月28日晚间，周恩来同志召集陆定一、张际春、杨秀峰、周扬、钱俊瑞、张子意、胡乔木、刘芝明、夏衍、陈克寒、林默涵等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部门的负责同志到西华厅开会，共同分析研究了这些部门在“大跃进”的形势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会议一开始，周恩来同志就鼓励大家要消除顾虑，敢于讲真话。他要我先汇报中宣部文艺处了解的情况，其他同志也汇报了各部门的情况。接着，他要大家讨论如何纠正这些不适当的作法。周恩来同志指出，教育方面在大学教授中“拔白旗”是错误的，要求马上停止。在文艺方面，他不赞成要求文艺简单配合政策的作法，反对提出“文艺放卫星”之类的口号。他还特别提醒大家要注意研究、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有些同志开始思想不通，后来都愉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这次会议，特别是周恩来同志的一番话，起到了“降温”的作用，使大家头脑清醒过来，及时地纠正了“左”的偏差。会议结束，大家走出西华厅时，天空已经发白了。
这次会议后，中宣部原来准备在1959年召开文化工作会议，根据周恩来同志指示的精神，进一步端正思想，纠正文化工作中“左”的倾向。但是，由于“庐山会议”的召开，使事情发生了变化。1959年夏天，中宣部、文化部的一些负责同志聚集在北戴河，一起商量如何召开这次文化工作会议。正在积极筹备这次会议时，在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认当前的主要倾向是右，要继续反右。消息传来，我的思想一时转不过弯子。我当时心里想，对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也许有些方面右了，但有些方面“左”的倾向确是存在的，不能一概而论。
庐山会议后，党内开展了反右倾运动，中宣部搞得很厉害，贴出了许多大字报，揪出了所谓“九条大鲨鱼”。在这种情况下，原订召开的文化工作会议一直推迟到年底才开，会议改变了议题，提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文艺思想。一些同志作了检查，一些同志受到错误的批判。这样，就使周恩来同志原来准备纠正文艺工作中“左”倾错误的想法受到了干扰，“左”的错误反而进一步发展了。
三
60年代初期，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大跃进”以来经济战线出现的“左”倾错误，贯彻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1年上半年，在中央全面调整方针的指导下，文化、教育、科技等战线也开始着手制定具体政策，形成条例，以纠正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这是1959年反右倾运动后重新纠“左”的开始。
1961年6月，由中宣部、文化部分别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检查总结几年来的文艺工作，研究调整文艺的方针政策。周恩来同志深入到会代表中做了大量的调查，根据大家反映的情况，为两个会议的代表作了重要讲话。他开宗明义指明会议的主题，是要解决艺术民主的问题。他指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对别人的话动不动就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这是一种很不好的风气，必须加以改变。他强调要在文艺界树立民主作风，首先要从领导干部做起。他说，“我们常常同文艺界朋友接触，如果我们发表的意见不允许怀疑、商量，那还有什么研究、商讨呢？我们的讲话又不是党正式批准的。即使是党已经研究通过的东西，也允许提意见”。“我们要造成风气，大家都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探讨问题，为了把文艺工作搞好，把文艺政策执行好。在这些方面各有所见，为什么不能讨论呢？”周恩来同志这篇讲话总结了解放以来文艺战线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于排除“左”的干扰，贯彻双百方针，鼓励人们解放思想，冲破禁区，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这年7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草案总结了科学研究领域中一些成功的经验，决心纠正“大跃进”以来在实际工作中一些政策方面“左”的错误。中央批准这个草案的批语中指出：“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很关紧要”，“近几年来，有不少的同志，在对待知识、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有一些片面的认识，简单粗暴的现象也有所滋长，必须引起严重的注意，以端正方向，正确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中央认为这个文件对于一切有知识分子工作的部门和单位都是适用的。
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和这个文件的下发，在知识分子中引起很大反响，对我们领导文艺工作的同志很有启发。中宣部曾经召开过一次会议，到会同志一致认为，文艺工作方面也应该制定出一个条例来，作为改进文艺工作的依据，主要是纠正文艺领导中的“左”的毛病。在周扬同志领导下，由中央宣传部协同文化部和全国文联作了大量调查研究，由中宣部文艺处起草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十条”）。这个条例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关注和文艺界同志的拥护。有些同志甚至激动地提出应该把这个条例刻成碑。但是，由于有些同志有不同看法，担心出现另一个极端，因此，迟迟未将条例报送中央。到1962年，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接着在广州又召开了关于科学技术工作和戏剧创作的会议，周恩来同志和陈毅同志作了克服“左”的倾向的重要讲话，才又重新将这个条例提出来，送给陈毅同志等看过，认为这个条例是好的，可以报送中央。周扬同志要我再修改一下，我只作了一点文字上的改动，就报送中央书记处了。几天以后，我到西华厅参加周总理召集的一个会。周总理从后院出来，一看见我，就关切地问文艺条例是否送给了中央，我回答说已经送了。周总理点头说：送了就好。这个条例称为《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原有十条，后改定为八条，于1962年4月30日经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其主要内容是：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努力提高创作质量，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等等。这是完全适合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和健康发展的需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