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周恩来同志不仅关心文艺工作的总的方针、政策，他对文艺各个部门，如戏剧、音乐、舞蹈等艺术的发展方向，也提出了重要的意见，主张音乐、舞蹈要革命化、民族化和群众化。在一些音乐舞蹈工作者中存在着不正确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民族民间的音乐、舞蹈落后，不科学，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音乐、舞蹈是进步的，科学的，可以不加改造地接受过来。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周恩来同志做了深入研究，他认为“艺术还是要立足于国内，在我们民族的基础上发展”。认为民族的艺术要发展，学习西洋的艺术也要逐步使之民族化。比如芭蕾舞可以反映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但不能急躁，要分步骤，首先要题材革命化，可以演一些外国革命题材的剧目，然后再过渡到民族化；从古代题材到现代题材。但是，他从不强加于人，而是尊重艺术工作者的创造精神。他最初认为芭蕾舞一下子表现我国现代生活比较困难，应该过渡一下，先搞个反映我国古代生活的节目，但当他看了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演出后却大为称赞，给以热情的鼓励。他说，你们演得好，我比你们保守。
周恩来同志不赞成民族戏曲中加太多的洋乐器，他认为那样做有两个缺点，第一是破坏了原来的艺术特色，第二是乐队音响太大，压了演员的歌唱，对演员的声带有害。
周恩来同志多次找我们研究音乐、舞蹈的发展问题，并亲自过问《小刀会》、《宝莲灯》等剧目的演出，提了很多中肯的意见。他还建议在报刊上发动音乐界的同志对音乐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展开全面讨论。他在给我的信中明确提出音乐要“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口号。我们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召集各方面人士座谈，并在报刊上展开了讨论。这次讨论持续了一年，影响很大，对于纠正音乐、舞蹈工作中的错误或偏颇思想，使社会主义的音乐、舞蹈艺术健康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已经12年了。他为发展我国文艺事业所耗费的心血和经历的种种艰辛，已深深印在我们心里，永不能忘；他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将不断为后人所继承和发展。
（廖心文整理）
荒 煤：周恩来对电影艺术的亲切关怀
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90周年，我作为一个电影战线上退役的老兵，缅怀恩来同志对电影事业无微不至地关怀，不能不感慨万千！
现在仅就我个人接触到的两件往事，说明一下周总理作为一位国家领导人，在日理万机的百忙之中，却满怀热情地了解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真挚的支持与鼓励，对电影事业的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一 关于电影工作要两条腿走路的谈话
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有文字记载的周总理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的谈话，是1959年5月3日在中南海紫光阁召集部分全国人大、政协委员和北京市部分文艺工作者谈的十个问题。
可是，使得总理最早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的，我认为还是先从电影界引起的。在“大跃进”中，电影界出现的情况比较严重。1958年3月文化部召开电影跃进会，就在当时文化部提出“放卫星”的口号下打擂台，各制片厂纷纷提出跃进计划，增加数量。提出来“人人放卫星”、“部部工农兵，片片满堂红”，要两三个月完成一部故事片。有的厂产量成倍增长，摄制组每天用电话向厂里报告摄制进度。5月创作思想跃进会之后，又提出向国庆献礼片拍摄的任务，的确搞得十分紧张。
1959年4月23日上午，在全国人大、政协会议期间，周总理因患病住院进行治疗，要卧床24小时，他却利用这天上午的时间通知电影界来开会的几位同志去医院谈话，记得有陈鲤庭、沈浮、郑君里、赵丹、张瑞芳和我几位同志参加。
周总理说他一个时期以来，想到一些问题要找我们谈谈，说着从枕头底下掏出一张便条来。这时候，君里高兴地笑道：“我们真希望听听总理的指示哩。”
总理却不高兴了，说我不是叫你们听什么“领导指示”的，你们是我过去在重庆认识的老朋友了——荒煤倒是我回延安以后才认识的，今天是我找你们谈谈心的，要是讲什么“领导指示”，那我就不讲了。于是君里又象孩子般央求总理讲，总理这才讲了十二点意见。
这次讲话和后来5月3日在紫光阁讲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但结合电影方面具体情况举例多一些，也有些不同的地方。我现在也记不清楚，我怎么还保存了一份张瑞芳同志当时的笔记抄录材料，现在我根据瑞芳同志的记录和我的回忆，把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回述一下。
周总理开始讲到，他通过几次会议，发现我们工作中有一个问题，总是两条腿走不好。他认为两条腿走路这是个规律性的问题，而毛主席运用辩证方法来观察、处理问题是非常熟练的。
周总理指出：“不管做什么事，都要学会两条腿走路，都要设想一下对立面，否则就容易片面。尤其是艺术问题上，是精神产物，有一个指头的错误就容易引起意见。一张画有几笔画坏了就很突出。而作品有几分之一的败笔就会看不下去。……艺术创作是为大多数人看的，就更要照顾到广大群众。”
周总理还强调了对艺术上的要求，讲了几个方面应注意的情况：
一、“艺术创作万一失败了，也是成功之母”。艺术上不可能每一次都获得成功，不是人人都能写诗的。举例说，毛主席写了许多诗，发表的并不多；建安七君子的诗也没有留下许多。因此，艺术创作不能因为一次失败就丧失信心，这样作家就不可能有很多创作了。电影也不能次次成功。
二、对艺术创作的要求，要细致，不要粗暴，也不要求全。他认为有人有洁癖，不搞好不拿出来，实际这样反搞不好，还是要得到大家的帮助。
三、领导要与群众相结合。“不能说领导都对，而往往是群众的智慧超过领导。领导的本事是善于集中。想自己一鸣惊人是不行的。”这时他特别指出我写的《坚决拔掉银幕上的白旗》那篇错误的文章，“就是没有同大家商量，被袁文殊攻了一下”。他还说，电影厂领导可以开各级干部会议，有牢骚的也可以吸收，“多听意见就会集中大家的智慧。因为群众的特长，是从自己最熟悉的角度提出意见。领导要善于集中，并且学会集中，不能集中就不能领导。人云亦云也不行。”周总理指出，两条腿走路要有主导的方面，就是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来。从领导和群众关系来讲，领导是主导方面。对艺术创作要求细致又不要求全，细致是主导方面。导演也是如此，要有自己的风格，又要坚持下去，吸收、集中群众的意见，就会更加丰富起来。
周总理在谈到国庆献礼影片的时候，反复强调“既要鼓足千劲，又要心情舒畅，不能搞得过分紧张。过分紧张，就会疲劳，疲劳之后就会泄劲，要一张一弛。”明确指出，“艺术不能和工农业一样的要求多快好省，要量力而行，不能勉强。是粗制滥造好，还是精细一些好？……宁愿好的影片不惜工本，明知不好的可以不拍，宁可上了马下马”。他说：“你们（指上影）献礼影片的9部中有6部好的我就满意。来个9部，4部不好，我宁可要6部好的。好的中间当然也有上中下。这样胶片也可以集中使用，人力不够的情况也可以好些。人力、物力都要留有余地，要打20％的余地。”他还具体指出，不可能设想，“演员要她哭就能哭，舍不得花胶片。做什么事情过头了就变成了荒谬。好看的人脂粉抹得太多了就反而不好看了。这个扣子一定要解决，否则精神就不能舒畅。”
总理还特别嘱咐我，今后4个月不要催厂里交任务了，厂里也不能天天打电话催摄制组。必要的条件要给以支持，但影片搞不出来也别着急。国庆献礼片，有的到年底交出来也行。总之国庆献礼的任务，既要力争完成，又要留有余地。
随后，周总理又在谈作风和工作方法时指出，在工作中既要理智又要热情，作为艺术家，这两方面要兼备。艺术家容易热情洋溢，但理智还是主导方面，领导要善于和群众商量，才能鼓舞大家的热情。既要敢想、敢说、敢做，又要有现实的科学根据，要加以科学的分析，敢想、敢说要和敢做连得起来。电影界的每件事也要做科学分析。
周总理还特别指出，“创作方面，要有独特的风格，也要兼容并包，但独特的风格是主导的方面。越剧近年来退步了，大概是别人批评它单调了，就把自己的风格抛弃了。话剧、电影都要有自己的特点和风格。陈鲤庭、沈浮、君里都应有自己的风格。石凌鹤把江西弋阳腔演唱的《昭君出塞》搞得非常成功。有人说原来高腔戏这样好，我就感到其中有话剧的色彩。到后台才看到是石凌鹤搞的这个戏。他从重庆排《棠校之花》到现在排《昭君出塞》都很成功。既是兼容并包又保持了独特的风格。周总理因此指出：“从剧种到每部影片都应有不同的风格”。让我们在工作与创作中一定要想到对立的统一，想想主导方面和对立的方面。
最后，总理还是提出，国庆献礼片一定不要贪多，要注意质量和艺术性。他指出，拍摄影片的主导方面是思想性，但也要讲究艺术性。写出来的影片是10年的总结，要符合时代的精神。前两年的影片有些粗糙，说话太多，艺术性不够。影片还是要注意色彩和动作。
此外，总理还对创作人员的政治与业务学习、劳动、保健等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议，这与后来5月3日关于文艺工作要两条腿走路的谈话的精神是一致的，我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现在回想起来，即使在今天，对照电影界现状来看，也还是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思考的。数量与质量、政治与艺术、领导和群众、独特风格与兼收并包、对创作既要求细致不粗制滥造，又不能求全……总之，这一番谈话，是真正用辩证的方法论述复杂的精神生产方面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也是以科学的态度，从领导的角度，尊重艺术客观规律，发扬艺术民主的精神，和我们进行了一次同志间的、朋友似的亲切而又平等的交心和对话，使我们体会到作为一位国家领导人对电影工作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感到既亲切而又严格。
我个人做为一个具体分工管电影故事片生产的领导人，深深感到周总理以身作则，要树立什么样的领导作风，给我们作出了表率。如果说，过去十多年中我还能和艺术家们谈心、交朋友，还能建立一些相互信任的友谊——当然还做得很不够——一跟这次与总理的会见和谈话，使我受到一次极为深刻的教育是有很大关系的。
可是，周总理这次谈话，我向文化部党组汇报之后，并没有引起重视。我有一个印象，文化部党组当时的领导人有顾虑，怕这个讲话传下去，影响“大跃进”的情绪，也就没有向下传达。我也没有敢于坚持要向下传达。而上海的同志们回去之后，也未作广泛的传达，只让君里在20多位主要创作人员中讲了一下就完了。这充分证明，即使是总理的讲话，而且是针对当时文艺工作中一些片面性、“左”的思想要予以纠正的正确意见，也仍然受到“左”的思想抵制，无法得到贯彻执行。何况不久又开始了反右倾运动。夏衍被列为文化部“重点帮助”对象，我也不断检查严重的右倾思想。
所以，周总理后来在1961年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讲道：“我在一九五九年关于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方针的谈话，从今天水平来看，也不一定都是对的，里面也会有过头或不足的地方。使我难过的是，讲了以后得不到反应，打入‘冷宫’，这就叫人不免有点情绪了。”
在1962年2月17日《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中，总理又一次明确提出，“一九五九年五月三日，我在紫光阁讲了一次话，谈了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的十个问题。今天讲话，情况与那次有点变化了。那次我的讲话，有些省市委就不肯传达。今天我看了上次讲话，内容基本上是正确的。”
由此可见，从1959年4月，总理首先对电影界提出两条腿走路的问题，到1961年6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的讲话，以至1962年这次讲话，都谈到了这个问题，可见这是他一贯的思想。为繁荣文艺事业，不断地纠正“左”的错误，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二 关于新侨会议
1961年6月，中宣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讨论研究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如何改进文艺工作领导等问题，并讨论《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十条”）。
这时候，文化部也在新侨饭店召开了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也是为了贯彻八字方针，总结“大跃进”三年来的经验，改进领导方法，并讨论“文艺十条”和《文化部关于加强电影艺术片创作和生产领导的意见（草案）》（简称“电影三十二条”）。
根据我的记忆，这次会议是建国以来电影故事片创作人员思想最活跃、议论极广泛、讨论最热烈、心情最舒畅、也是充分发扬民主的一次会议。说是对“大跃进”三年来的总结，实际上是对建国以来电影界在长期“左”的思想影响下一系列的错误进行了回顾与反思。尽管对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和反右倾运动，当时还不可能得到澄清，但就创作中涉及到的问题来看，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已经暴露无遗。例如政治与文艺的关系问题，党如何加强和正确地领导精神生产的问题，如何正确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关于题材风格多样化问题……直到艺术规律、人性论、正面人物的创造、反映矛盾、创作人员的生活、学习等许许多多实际问题。普遍反映了创作人员顾虑重重，精神紧张，一怕“右倾”，二怕“不听党的话”，加上领导作风的简单粗暴，以致在创作中束手束脚，唯恐犯错误的心情。因此，许多同志对1959年总理关于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方针的讲话没有向下传达，表示了极大的愤慨，甚至提出要追查责任。
周总理1961年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对1959年那个讲话的引申，而且根据当时的形势作了更全面、更深入的论述，更触及到了问题的实质。归根到底，是指导思想与领导作风问题，是要求各级党委和行政机关的领导人应改变“一言堂”的作风，尊重艺术规律，发扬艺术民主问题。重温周总理这次讲话，我深深感到，总理所谈到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即使到今天，无论是领导干部或创作人员，也未必能说都已经正确认识和理解了。
周总理这次在新侨会议讲得非常明确：“我们要造成民主风气，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首先要改变干部的作风；改变干部的作风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从我们几个人改起。我们常常同文艺界朋友接触，如果我们发表的意见不允许怀疑、商量，那还有什么研究、商讨呢？我们的讲话又不是党正式批准的。即使是党已经研究通过的东西，也允许提意见。中央工作会议正式通过的东西都允许讨论，允许提意见，加以修改，为什么我个人的意见就不能讨论修改呢？”
之后，在专门谈到领导问题时又反复强调，要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中心问题在于领导，在于教育，在于深入群众，总起来一句话，要实行调查研究。毛主席的工作方法论就是调查研究。”他强调“首先领导上要自我批评，要多负一些责任，问题总是同上面有关系的。希望你们回去也这样做。文艺团体的领导也要自我批评。这样就可以解除包袱，框框就只有大的，没有小的了，辫子就不会乱抓了，根子就不会乱挖了，帽子就不会乱戴了，棍子就不会乱打了。就可以使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心情舒畅，意气风发，使社会主义文艺更加繁荣。”
长期的历史经验也证明，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道路中所经历的曲折与坎坷，只要忽视艺术的规律，不发扬民主，动辄以阶级斗争为纲，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搞“五子登科”，那么，就无法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只能窒息社会主义文艺的生命，也就不能真正贯彻文艺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
可是，周总理在进行了广泛调查，与文艺工作者谈心后所作的一次“心有所感，言之为快”的讲话，使全国文艺工作者感到欢欣鼓舞的会议，到“文革”期间竟被诬蔑为“新侨黑会”。而根据总理指示的精神起草并原则同意，又经中央批转，以文化部党组和全国文联党组名义正式发出的“文艺八条”，竟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文艺纲领。
周总理这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光辉，用辩证方法科学地论述了许多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问题的正确讲话，竟遭到如此的命运，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我记得，当时还有艺术家在会议中大声疾呼，应把“文艺十条”和“电影三十二条”刻成碑树立在制片厂的大门口。这当然只是反映了一种长期受到“左”的思想压抑的心情。
我也记得很清楚，1979年《文艺报》、《电影艺术》第一次公开发表周总理在新侨会议的讲话之后，我和电影界一些老战友会见时，回忆起新侨会议的情景，无不兴致勃勃，充满了对总理的怀念，甚至热泪盈眶。
26个年头过去了，我回忆起新侨会议的一些情景，多次和总理的会见，我仍然感到印象非常清晰，心情激动；重读这篇《讲话》，也不止一次感到热泪难忍。
今天来看，我仍然认为周总理在新侨会议的这个讲话，是一个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光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坚持并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历史文献。这个讲话的基本精神，所提出来的有关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根本问题，不仅有其历史意义，而且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不仅对今天还要继续反对“左”的指导思想，改变缺乏民主的领导作风很有意义，而且对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更好地贯彻“双百”方针，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中正确解决遗产与创造问题，认真学习、思考，也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遗产与创造这个问题上，总理虽然谈得并不多，但是他在当时已经提出一个方向性的意见：一方面要相信“古代总有一些好的东西值得继承”，另一方面，“也不能排外，闭关自守”，搞复古主义，“外国好的东西也要加以吸收，使它溶化在我们民族的文化里。……要使它们不知不觉地和我们民族的文化溶合在一起。这种溶合是化学的化合，不是物理的混合，不是把中国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焊接’在一起”。
在当前一股否定一切传统，主张“全盘西化”，才似乎是创新的思潮中，我看总理这个讲话，在现在还应该引起我们认真地思考。
周总理在新侨会议期间，不止一次亲自找我们去汇报会议的情况，指定我要把每期会议的简报当天送给他。他6月16日晚间亲自到新侨饭店一间小客房里和许多电影艺术家们谈心，听说会议中对《达吉和她的父亲》有争议，为了展开讨论，我们在会议上把小说发给大家，总理就伸手向我问道：“能不能发给我一本？”后来把赵丹划了许多道道，还有批注意见的那本小说拿走了，说他想知道赵丹的看法。他看了小说之后，又把影片调去看了。
总理和我们一起听黄宗英讲书记挂帅搞创作的“经验”，三位书记和宗英讨论了一天，没有弄出一个提纲来。等到书记们有事都走了，亲英灵感一来，就一下子把提纲写出来了。总理听了和我们一起大笑。
在一次聚会中，总理听到上海电影界的同志反映了一些情况，突然问我：“荒煤，这是不是都是柯庆施的意见？”我稍微有些犹豫，总理就严厉地批评了我一句：“你这个老党员怎么也这样多顾虑？”
后来，我才知道，总理早就听说柯庆施宣布夏衍和我是“不受欢迎的人”了，希望我们少去上海插手电影工作。
也正因为柯庆施经常提出，“有些人就是听夏陈的，不听我们市委的”，所以有些人也不敢向我们反映情况，都只得向总理反映，总理也实际上比我们知道得多。后来张春桥在上海公开批评有些创作人员是所谓“通天干部”，实际上就是妄图制止向周总理直接反映情况。所以，周总理在这次讲话中反复强调领导不要搞“一言堂”，“民主作风必须从我们这些人做起”，“领导者要有自我批评精神，不是层层对下批评”，这些都是有所指的。
总理6月19日在新侨会议讲话之后，25日又一次约请了各厂的一些编、导、演人员到西华厅他家里座谈，举行便宴。之后，又让总理办公室的许明同志打电话给文化部党组，建议会议不要开得太紧张，他愿意在7月1日党的生日和大家一起到西郊香山去休息一天。也就是这一天登山途中，赵丹象孩子般和总理发生“争论”，到底《达吉和她的父亲》是小说比电影好，还是电影比小说好。黄宗英同志在她1979年的一篇回忆总理的散文中作了生动的描写：“赵丹说：‘总理，您说电影比小说有所提高，可我看还是小说好。’总理说：‘影片的时代感比较强，场景选择得更广阔……’赵丹则说：‘那不过是电影这门综合艺术的表现手段比小说丰富罢了’。他们两个各抒所见，说个不停。最后赵丹语塞说，‘总理，我保留我的意见，觉得小说就是比电影好。’总理略停微步，偏过头来微笑地看着他，那神情、那目光、那姿势，人们都熟悉，我找不出文字来形容，总理声音洪亮地说：‘你宪全可以保留你的意见，我也可以坚持我的意见，你赵丹是一家之言，我周恩来也是一家之言嘛！’总理哈哈大笑，赵丹也嘿嘿地跟着笑，我们当然也笑了，连林中的鸟儿、花丛中的蝶儿，天上的云彩都笑了，都笑了！”
而这个赵丹，就是前几天在新侨会议上发言，有过一段“眼泪汪汪”的“趣话”：“要是给我一块免斗牌，我就什么话都敢讲了！”
所以，后来有同志就和赵丹开玩笑，说赵丹经过总理批准，承认赵丹是“一家之言”，总算得到一块免斗牌了。
可是，谁想到，赵丹到了“文革”期间竟然成了“文艺黑线”上的一位“混世魔王”……
我还想起两件小事：一件是周总理到香山来的时候，又约请了三位来宾，许多同志感到意外，又感到高兴，因为看到了总理的细心，对凡是对电影工作有过贡献的同志，他也都记在心上。这三位客人就是王莹、舒绣文、孙维世。另一件是我能幸福地保存下来的周总理和全体创作人员合影留念的两张照片，没有一张照片能叫你很快发现总理在哪里的，他没有端坐在第一排，或站在前面显著的位置上，而是和许多创作家一样，站在后面，站在人群中，留下一个小小的头相。
这就是我们永远不能忘怀的崇敬的周恩来同志，是领导全国建设、日理万机的一位总理，然而也是文艺工作者、电影工作者感到异常亲切，平易近人，虚怀若谷，能够平等地交流思想，敢于争论的一位良师益友！尽管他对我们也有十分严格的要求，作过一些严厉的批评，然而我们所能体会到的，这是出自一种衷心的热爱和关怀，得到的是力量和鼓舞！
我不否认周总理的确对文艺事业有他的爱好，可是，我认为周总理对文艺工作的关怀、支持和要求，更根本的一点，还是他那时时刻刻为人民的利益着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德的表现。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一定要高瞻远瞩，既关心人民的物质生活，发展生产，也要关心人民的精神生活，重视文艺工作每天联系和影响亿万人民，如何更好地发挥文艺寓教育于娱乐的作用。这和我们今天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齐抓的总方针是完全一致的。
事实上，这两次讲话，都对电影艺术创作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1959年的讲话，尽管有关领导方面未进行传达与贯彻，但在创作人员中却奔走相告，非常兴奋。例如上海霞白音就约请了君里等同志到家里和朋友们详细传达。同时，到底还是刹住了当时那股不顾质量，追求数量、催进度的“热风”，终于在国庆10周年，完成了一批优秀的献礼影片，如《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五朵金花》、《战火中的青春》、《林家铺子》、《风暴》、《青春之歌》、《聂耳》、《林则徐》、《老兵新传》、《回民支队》、《万水千山》、《战上海》等等，举行了新片展览月，受到广大群众的好评。这是建国以来电影艺术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总理还亲自参加了庆祝会表示祝贺，给电影艺术工作者以莫大的支持与鼓舞！
新侨会议的讲话，实际上是纠正了长期存在的“左”的思想，使得创作人员思想解放，终于在1962-1964年又逐渐恢复正常生产，并且又一次形成一个小高峰，先后拍摄了如《甲午风云》、《停战以后》、《阿娜尔罕》、《李双双》、《燎原》、《槐树庄》、《南海潮》、《冰山上的来客》、《早春二月》、《小兵张嘎》、《红日》、《农奴》、《英雄儿女》、《阿诗玛》、《白求恩》、《霓虹灯下的哨兵》、《天山上的红花》，戏曲片《野猪林》、《红楼梦》、《花为媒》、《槐荫记》，美术片《大闹天宫》等等。
可惜，好景不长，经过文艺整风，特别是在十年动乱期间，终于使得电影园地里百花凋零，一片荒芜。
因此，从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来看，周总理对于电影艺术片生产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我真诚地希望每一个电影工作者，特别是年轻一代的电影工作者，在纪念周总理诞辰90周年的时候，还应该认真地学习他的一些讲话，回顾历史，联系实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全体人民的利益出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创造更多更好的有中国特色的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影片，为培养一代社会主义新人作出贡献，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贡献！这是对周总理最真挚的怀念，也正是他生前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李梦华：谆谆教导 永志难忘
在周恩来同志诞辰90周年的时候，体育战线全体同志深深怀念已经离开我们12个年头的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所景仰、爱戴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国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创导者和引路人。
周恩来同志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奋斗一生。在他承担党和国家繁重工作、日理万机中，对建设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体育事业也花费了巨大的心血。周恩来同志向中央人民政府提议创建了全国体育领导机构，支持建设各种体育设施，创办体育报刊，建立体育院校和科学研究机构。他十分关怀造就一支又红又专的体育队伍，关心和爱护优秀运动员。在体育事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上，是周恩来同志判明是非，指出方向，鼓舞斗志，使这一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
以革命家的满腔热情关怀人民的健康，关心体育事业的发展
体育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是早已存在的，在我国也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容。但是，把它当作一项重要的事业，摆到重要的位置，那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事。党和国家十分关怀人民的健康，从一开始，就确定了社会主义体育事业为增强人民体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的方向。1949年，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就明确规定国家有“提倡国民体育”的任务，在后来制定的宪法中，也明确规定了“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的条款。
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十分重视发展体育事业。毛泽东同志在建国之初就指出：体育是关系六亿人民健康的大事，“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周恩来同志是热心的提倡者和指导者。作为政务院总理，紧紧掌握着正确发展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方向，制定事业发展规划，及时提出要求，做出指示，解决工作上的种种困难。
1952年，由周恩来同志提议中央人民政府成立领导全国体育事业的体育运动委员会。他和邓小平同志推荐、促成贺龙同志兼任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这一措施，从组织上保证了发展体育事业成为国家的重要任务之一。同年，在周恩来同志的支持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广播体操活动。1954年，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政务院作出了在政府机关中开展工间操和其他体育运动的决定。这些措施，对推动群众性体育运动的广泛开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同年的一次政务会议上，周恩来同志强调说，发展生产，加强国防，都需要有健康的身体。发展体育运动，是为了国家，为了世界的前进，不只是为了个人的身体健康。人民有了高度的政治觉悟，还需要有健康的身体，才能有效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加强国防力量。
1956年9月，周恩来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他说，我们应当在广大群众中进一步开展体育运动，有效地增强人民体质，并且提高我国体育运动水平。在开展体育运动的时候，必须根据人民群众的生产、工作、学习的具体情况和体质条件，有区别地和有步骤地进行，避免要求过高过急和一般化的毛病。这些指导思想贯彻在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之中。
周恩来同志一再对国家体委领导同志指示，要发动工农商学兵都参加体育活动。他对学校体育特别关注。曾说：“学校体育必须从小搞起，我自幼体弱，小时受国民体育教育，在南开中学常锻炼，身体好了”。他认为，学校每周两小时体育课不行，学生应每天有一小时体育锻炼，这样才能保证健康。对于农村体育，周恩来同志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只有一千几百万，队伍还不大，要以亿计。过去基本在城市，问题在农村。要开展到每个乡，每个社。普及学校体育和农村体育，这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思想，对今天更有现实意义。
周恩来同志十分精辟地指出过，体育工作发展，使人民有健康的身体。“这既是物质基础，又是精神力量”。指出了体育对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作用。他也以此来教育和鼓舞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献身于发展祖国的体育事业。50年代初，一位学工科的同志，服从需要，转到体育战线担任教练工作，他对调动颇为惋惜。周恩来同志亲切地对他说：“服从工作需要是对的。但还不够，要热爱社会主义的体育事业。在我们的国家里，体育工作是很光荣很有前途的工作”。正是在周恩来同志以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勉励和关怀下，我国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辛勤劳动，艰苦奋斗，把原来十分落后，基础极为薄弱的体育事业，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开创出了一个崭新的局面。60年代初，我国已有成亿的人经常参加体育活动，在一些项目上创造出了世界纪录，夺得了世界冠军，摘掉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东亚病夫”的屈辱帽子。
在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国体育事业几乎被林彪、“四人帮”所扼杀。我国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开拓者贺龙同志和一大批忠于人民体育事业的干部受到迫害，广大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受到凌辱和冲击，体育战线被诬为“搞修正主义”。在这十分困难的时刻，周恩来同志正义凛然地指出，“体育战线成绩是主要的，正确路线占主导地位”。“运动员绝大多数是好的，是毛泽东思想培育起来的，是我们培养的。不要自己把自己否定了”。1971年7月，周恩来同志在体育工作的一份报告中，作了亲笔修改，强调体育战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广大群众和多数干部中还是占了主导地位的，成绩是主要的”。在当时全国混乱的局面中，周恩来同志的这一指示，不胫而走，体育战线的同志如饮甘露，其他各条战线的同志也是在阴云密布中看到了一缕阳光。
以爱国主义精神教育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为祖国争光，在全世界放异彩
在体育工作中，要不要大力培养优秀运动员，要不要提高运动技术水平攀登世界高峰，要不要在参加国际体育比赛中争取优异成绩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在国际体育界也有不同的学说和学派。社会主义的体育事业，既要发动千百万群众参加体育锻炼以增进健康，增强体质；又要培养优秀运动员，展开高水平的竞赛，创造新的纪录、新的成绩，为国家民族争取光荣，扬国威、振民心。
周恩来同志也明确指示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这一正确方针。1959年4月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在体育工作中，应当贯彻执行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方针，广泛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逐步提高我国体育水平”。在许多场合，他勉励我国青年在体育运动上也要大有作为，鼓励我国运动员成为世界第一流的选手，在国际体育比赛中夺取优胜，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增光。
1957年1月，周恩来同志访问苏联，在克里姆林宫同苏联优秀运动员见面时，赞扬苏联运动员拥有众多的世界纪录的创造者和世界冠军。他说，十年以后，中国运动员也会取得重大成就，愿中苏运动员一道前进。他多方面关怀和鼓舞我国运动员攀登世界体育运动的技术高峰，要求做到“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有一颗火热的心，贡献出全身的精力”。1957年10月，周恩来同志亲自到北京体育学院观看运动员训练比赛。郑凤荣冲击女子跳高世界纪录，因为过分紧张而没有成功。周恩来同志为年轻选手有雄心壮志而高兴，特地把一束鲜花送给郑凤荣，并亲切地说，你还年轻，时间还长着哩！郑凤荣受到了巨大鼓舞，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跳过了一米七七，突破了当时由美国运动员保持的女子跳高世界纪录，成为我国第一个女子世界纪录的创造者。
周恩来同志把我国运动员创造出优异成绩，看成国家兴旺、年轻一代奋发图强的标志之一，以巨大的热情予以嘉勉。1959年4月，我国乒乓球选手容国团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夺得了男子单打世界冠军，周恩来、贺龙、陈毅同志亲自欢宴乒乓球选手胜利归来。周恩来同志即席讲话，语重心长，极大地鼓舞了我国运动员赶超世界水平、为国争光的激情。周恩来同志谈到旧中国政治腐败，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中国运动员在参加国际体育比赛中被人瞧不起，现在我们有了世界纪录的创造者和世界冠军，证明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青年，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他谆谆嘱咐运动员：“胜而不骄，败而不馁，埋头苦练，生生不已”。周恩来同志谈到当时因为反对国际体育组织中制造“两个中国”，我国退出了国际奥委会和其他国际体育组织，因此不能参加国际体育比赛，运动员中有急躁情绪时说：“十年不鸣，一鸣惊人。八年、九年……我们总要进到奥林匹克去。现在准备力量，埋头苦干，十年后在全世界放异彩！”这些高屋建瓴、远见卓识的话，激励着我国一代又一代运动员勤学苦练、奋勇拼搏，在国际竞赛场上夺取优胜。1984年，我国运动员重新参加了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一举夺得15枚金牌，突破了“零”的记录，放出了异彩，可以告慰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同志还经常教导我们，不要只看到几个优秀选手，要培养出成千上万的优秀运动员。要学习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和技术，东方的先进技术和经验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和技术也应当学习。只有这样，才能兴旺发达。1959年9月，在北京举行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周恩来同志亲自到场地观看运动员比赛，我国女子短跑选手姜玉民夺得一百、二百、四百米三项冠军，也是这些项目全国纪录的保持者。周恩来同志在祝贺姜玉民的同时，风趣地说：“你一个人保持三项全国纪录，可不是好现象啊！体育比赛就是要人才辈出，后浪推前浪，才能迅速提高我国的体育运动技术水平。应该培养更多的优秀运动员同你争冠军。”
在周恩来同志的提议和支持下，邀请60年代世界著名的日本排球教练大松博文来训练我国女子排球队，这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1964年，中日尚未恢复邦交，大松博文率领日本女排来我国访问。周恩来同志听说他严格要求、以身作则的训练方法，两次亲自到现场参观，接见大松，赞扬他的艰苦奋斗精神和从严从难的训练方法，当面邀请大松博文给我国女排作示范训练。他还对体委和排球界的负责人说：“大松的训练符合实践论的精神，符合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的训练原则。要学大松，超日本。教练员要身教，身教重于言教。”学习世界上一切国家的长处为我所用，这是发展我国各项事业包括体育事业在内的重要经验。我国女排在后来能够突飞猛进，在80年代获得举世瞩目的“五连冠”的荣誉，是与60年代周恩来同志的关怀分不开的。
我国运动员和体育工作者永志不忘的是1969年极左思潮泛滥的时候，有人把参加国际体育比赛说成是“为帝、修、反抬轿子”、搞“投降主义、卖国主义”，把在国际体育比赛中为祖国争取了荣誉的运动员说成是“修正主义苗子”。周恩来同志义正辞严地指出：“这是为祖国争光嘛！他们不要爱国主义，我们还要爱国主义！”正是周恩来同志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培植的爱国主义精神，点燃了体育战线同志们不停顿地向新的高峰进击的希望之火。
以国际主义者的广阔胸怀，提倡体育为加强各国人民的团结、友谊和进步服务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是赢得世界人民爱戴和敬佩的卓越的外交家。他一贯提倡和教导我们要重视和加强国际体育交往，为我国的外交路线和政策服务，为加强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服务。
1952年7月，第1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周恩来同志支持体育界要求派运动员参加这届奥运会。但在当时，国际奥委会中某些势力企图阻挠中国人民和中国运动员的合法权益。经过坚决的斗争，终于在这届奥运会开幕前两天，国际奥委会发出了邀请。周恩来同志亲自过问此事，并且作出了派代表团参加的决定。他在代表团启程前的深夜指示，在奥运会上升起五星红旗就是胜利。正式比赛赶不上了，可以进行友谊比赛，要积极参加友好活动。遵循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我国体育代表团向世界人民、各国运动员表达了友好的情意，受到热情的欢迎。
对待国际体育活动中的复杂情况，周恩来同志启示我们既要有高度的原则性，又要有从实际出发的灵活性。50年代初，国际奥委会中某些人在同意恢复我国奥委会的合法席位以后，把台湾以“中华民国奥委会”的名义塞进国际奥委会。周恩来同志严肃指出，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必须坚持反对“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阴谋，台湾是中国神圣的领土，代表全中国合法体育组织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奥委会。在原则问题上不能让步，更不能妥协，要坚决斗争。但是这种斗争又应该是摆事实、讲道理的。1955年，当时担任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的董守义先生，在参加了国际奥委会代表大会以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阐述我反对“两个中国”原则立场的文章，周恩来同志看了这篇文章，亲自表扬董守义先生这样做得好。到1958年，当时的国际奥委会的个别领导人，坚持错误，采用各种方式在国际奥委会中搞“两个中国”，在周恩来同志和中央的决策下，经过中国奥委会讨论，决定退出国际奥委会，中断了与它的联系。同时，广泛地开展了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体育交往活动。1963年，在周恩来同志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同志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国和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组织了规模盛大的“新兴力量运动会”。这对帝国主义者企图垄断国际体育事务，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