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同志也指示我们对在台湾的体育界人士和运动员，应当采取尊重和关心的态度。1959年，邀请他们来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国际体育活动中遇到台湾体育界人士和运动员应当以礼相待；1974年参加第7届亚洲运动会的时候，邀请台湾运动员同大陆运动员一道组成统一的体育代表团，为他们保留一定的名额，等等。这些，都是经过周恩来同志决定的，有的是他提出的。1979年，国际奥委会恢复了中国奥委会的合法席位，设在台北的奥委会，在“改名、改旗、改歌”的原则下，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体育机构，以“中国台北奥委会”的名称留在国际奥委会内，使台湾的运动员也有参加国际体育比赛的机会。这一问题的解决，是因为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国际奥委会的领导人采取了明智的态度，也是我国体育界本着周恩来同志生前制定的方针，在斗争中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的成果。
对于我国运动员参加国际体育比赛，周恩来同志十分强调“友谊重于比赛”，要有国际主义的精神，反对搞小动作，骄傲自大，漫无纪律。1963年3月，周恩来同志在接见参加第2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运动员时说，“友谊重于比赛，是我历来的主张。要打出风格。无产阶级的风格，革命的风格。把好的风格打出来，争取革命同志的友谊，劳动人民的友谊，也要争取各国运动员的友谊”。“最大的成功不是只在技术的优胜上，而是在政治的影响上”。周恩来同志指出过，体育运动的国际比赛是人民与人民之间的交往，有友谊的内容。不能搞大国沙文主义，不做超级大国。他对运动员在场上的作风十分注意，对不良的风气和纪律松弛，批评很严厉。有一次我国女排和日本女排比赛，当广播里向观众介绍双方运动员时，日本运动员一听到自己的名字，就立刻停下练习，举手向观众行礼致意，而我们的运动员都毫无表示。周恩来同志当场把我女排队长叫上主席台，要求队员重新列队点名，向观众致意。他说，不尊重群众，不懂得礼貌，不尊重对方，骄兵必败。运动员自由散漫，是领导者的责任。
体育战线的同志深切地感受到周恩来同志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楷模，他以敏锐的洞察力、满腔的热忱、卓越的外交才能，使国际体育交往成为加强友谊，增进了解的桥梁。1961年，日本乒乓球队第一次来我国参加世界锦标赛，他们对中国还不了解，行动也很拘束。周恩来同志发现了这种状况，亲自宴请日本乒乓球代表团，对他们说：中日两国运动员要加强交往，一年你们来，一年我们去，“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使日本运动员深受感动。在以后的一二十年中，他们之中有不少人，情真意深地做了许多加强中日人民之间的友好工作。70年代初，那是万马齐喑的岁月，国际体育交往也基本上停顿了。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作出决策，决定我国乒乓球运动员去日本名古屋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以重新打开国际体育交往的局面。当时，国内有反对者，国外也有对我极为不利的因素，运动员的思想也顾虑重重。周恩来同志彻夜和体委的负责人、运动员交谈，深入细致地做政治思想工作，勉励大家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去承担这项任务。周恩来同志亲自指挥的这项国际体育活动，不仅打开了国际体育交往的局面，而且把参加这次世界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邀请到中国来访问，打开了隔绝20多年中美两国关系的大门，成为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先行。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称道的“小球转动了地球”的“乒乓外交”。
此后，在周恩来同志的亲自过问下，在北京举行了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成立了亚洲乒乓球联盟，举行了第一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1973年9月，举行了规模盛大的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有86个国家和地区的1100多名运动员参加。这些都是在“四人帮”横行的困难时期，周恩来同志苦心孤诣地通过体育运动来保持和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联系。
周恩来同志生前对各国体育界朋友和运动员做了大量的友好工作，他的谦逊和蔼、坦诚亲切、平等待人的态度，他的广阔胸怀和视野、渊博的知识和传奇般的经历，都赢得了各国朋友们的心。
周恩来同志逝世时，《朝日新闻》记者对日本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松崎君代作了采访。报道说，前世界冠军栗本（松崎）君代，遥对着长空深切致意。因为体育交流的机会而与周总理相识的君代女士，由于其作风和比赛态度端正，就是在不再是选手以后，也受到周总理象女儿或甥女般的爱护。君代结婚后，周总理听说她始终未生育，表示关怀，邀请她到北京去，由医生给予检查诊治。这是领导中国革命的杰出政治家和被称为“乒乓球女王”的日本妇女，跨海交流感情。君代女士含泪说道：“当时还嘱咐我，如果有了孩子，要早日告知啊，只是……”君代女士的声音哽咽住了。
只有一个伟大国际主义者的言行，才能在异国异族人们心灵中产生如此纯朴而又深厚的情意。
周恩来同志曾经象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了和他接触过和没有接触过的千千万万的干部和群众。他教导我们要团结各方面的人一道进行工作。在国家体委建立时，周恩来同志提议由抗日名将、著名的爱国人士、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蔡廷销将军担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后来，又任命爱国人士卢汉、黄琪翔为国家体委副主任。周恩来同志和贺龙同志要求担任国家体委领导工作的共产党员，应当同党外人士密切合作，尊重他们的意见，发挥他们的作用。在“文化大革命”中，国家体委绝大多数的干部、教练员和运动员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农场、工厂劳动。周恩来同志了解了这一情况后，对当时在体委“革命委员会”担任负责工作的人员说，你们解放了，把他们忘了。干部在底下，也不用，不去看。在他的关怀下，体育系统的干部和运动员较早地被“解放”回到工作岗位。
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整整12年了。他的音容笑貌、伟大人格、高尚品德、光辉形象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周恩来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的指示，包括他对体育工作所作的指示和谆谆教导，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不仅过去激励我们，今后也将继续指引我们前进。
钱信忠：为人民的健康而操心的周总理
战争年代，我一直在部队从事卫生工作，与周恩来同志接触并不多，但他的名字象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一样，对于我有着磁石一般巨大的吸引力。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在苏联5年的学习，我被调到政府部门工作，从此就一直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无论是在我担任卫生部副部长兼二机部副部长时，还是在担任卫生部部长期间，都曾有幸与周总理多次接触，亲耳聆听他的教诲。因此，对总理高风亮节的品德，认真负责的精神，严谨的工作态度，科学的工作方法，我都有亲身的感受。我们卫生部的工作是周总理生前倾注心血最多的部门之一。在纪念周总理诞辰90周年之际，我愿回顾几件记忆犹新的往事，重温总理的教诲和关怀。
（一）
周恩来同志身为总理，日理万机，在刚开始和他接触时，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他对卫生部的工作和卫生部的干部是那么熟悉，后来我才逐渐领悟了其中的奥秘。每当卫生部向中央、国务院请示、汇报工作，将文件送到总理处，他通常的作法是把卫生部的党组成员找到他的办公室开会。参加的人很少，他主持会议，只带一个秘书做记录。看得出，会前总理不仅仔细地阅读了文件，而且对文件中提到的问题已经有所考虑。但他从不急于做结论，而总是先问情况，再提问题，让大家回答。尽管会议气氛民主、和谐，但在总理面前大家仍不免感到紧张。这是因为总理问的情况很细，提出的问题针对性很强，所以只有做了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时，回答问题才切题。这时，总理不仅认真地听，而且还鼓励发言人继续讲下去。反之，如果不了解情况，发言空话连篇，他就要发言人停下来，听别人讲。最后，总理根据大家的意见和自己的考虑做出总结。我曾多次参加过总理亲自召开的会议，如讨论防治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问题，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的问题，研究防治疟疾、血吸虫病等药品问题，研究生产避孕药品问题等。在总理领导下，还专门组织班子研究解决慢性支气管炎，流行性脑炎等预防和治疗问题，并指示要设专人抓对职业病的研究等。每次参加会议都有很大收获，不仅使我们请示汇报的问题有了明确的答复，而且解决了工作中遇到的棘手问题。久而久之，使我逐渐认识到，这是总理了解情况，考察干部、培养干部和教育干部克服官僚主义的绝好办法。因为不懂业务，不了解群众疾苦的人的答复永远不会使总理满意，官僚主义者更是难以在总理面前蒙混过关。他召开这样的会议本身就是在搞调查研究。通过一次会议，他不仅全面掌握了卫生部阶段性的工作情况，而且也对我们领导干部的工作情况、工作态度和能力进行了严格的考察，鞭策我们要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断地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做好工作。
（二）
凡是接触过总理的人，谁都能讲出不少关于他无微不至关心人民的感人肺腑的事例。在这方面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发生在我国第三颗原子弹爆炸前的一件事。那天深夜两点，我突然接到总理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让我立即去开会。会议开始后，总理说：“按原定计划，今天凌晨5点要进行核试验，爆炸第三颗原子弹，但是我看到天气预报的材料后发现，现在的风向和原预报的风向发生了变化，这样有可能爆炸尘埃在大陆飘过时间延长，所以把你们请来，研究能不能按原计划进行试验？”由于距离原定试验时间只有几个小时了，大家进行了紧张的讨论。我在发言中介绍了美国在比基尼亚岛核爆炸试验，对我国南海渔场污染的监测材料和苏联进行核试验后对我国新疆北部人群和羊群影响的监测材料，并提出这次试验的吨位和尘埃飘过的时间可能与美苏进行试验后的情况相似。总理当即说：“这两份调查材料很有参考价值，如果大家没有另外的意见，我们就决定按原计划进行。”接着总理又讲，尽管如此，为了保证试验区附近人民群众的安全，我们必须采取严格的防范措施。在场的同志告诉总理，已通知有关地区的群众做好了准备。总理向在座同志征求意见，同时还分析了可能出现的水源和蔬菜的污染，并提出了具体措施。随后总理即请秘书将会议讨论的情况通知甘肃省和有关部门做好预防工作。总理虽然身居高位，但从不武断决定问题。做为总理，他完全有权决定的问题，即使在关键的时刻，仍坚持听取下级干部的意见，以认真负责、实事求是、尊重科学的态度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此外，当时进行核试验不仅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更重要的是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但我从总理当时的态度意识到，如果大家认为这次核试验会影响群众的安全，他做出的决定将是停止而不是进行。总理这种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时刻不忘人民的公仆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光大的。
（三）
在我担任卫生部长后，总理曾于1965年初找我谈话，对卫生工作做过一个全面的指示。我感到总理的这些指示，是根据我国的国情，经过深思熟虑而提出的促进我国卫生事业发展、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战略决策。如果能按照总理的设想坚持贯彻下去，而没有十年浩劫的干扰和破坏，我国的卫生事业将会有很大发展。总理历来十分强调预防为主的方针，这次谈话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预防和控制严重危害群众健康的疾病的问题。他在讲话中详细地分析了当时肠道传染病、鼠疫和血吸虫病的发病和流行情况，告诫我们要认真加以防治，不能松劲。他要求我们制定一个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和今后15年内消灭哪些疾病的规划。对规划问题他指示：要打破过去先定数字的框框，应该先定战略部署，看主要先搞几件什么事，然后根据国家财力、人力、物力做具体安排。在规划中要突出重点，量力而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要提倡新技术，提倡自力更生、勤俭办一切事业。要敢于破除旧的框框，要从年度计划中解放出来，反对烦琐哲学。总理生前一直担任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他对动员群众参加爱国卫生运动很关心。他提出根据各地情况，每年要大搞群众性卫生运动四次，小搞几次。要充分利用学生的力量。报纸要配合宣传，推动卫生运动的发展。要使群众通过参加爱国卫生运动懂得些卫生知识，如在流脑发生的地方，要使群众懂得经常晒被子、开窗子，这些简而易行的预防措施。同时还要提倡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现在有些同志身体不好，经常生病，主要是缺乏锻炼的缘故。卫生部门要进行宣传，讲清道理，搞些简而易行的锻炼办法；以体委为主，卫生部门配合，要不断总结经验，不要兴师动众，搞形式主义。也不要填表统计什么数字，卫生运动光搞些数字有什么用？总理强调农村卫生运动的重点是“管粪，管水”。并说，谭震林副总理已指示农业部门要结合生产积肥，抓好粪便管理，卫生部要从搞好卫生出发，配合农业部门进行。
总理对我国的中医事业始终关怀备至。他在谈到中医时语重心长地说：“中西医各有所长，要强调团结，提倡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绝不能搞一种医生，一种医学，要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毛主席提出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已经20多年了，卫生部要认真抓好中西医结合这件事。有些人世界观尽管不同，但有真才实学，有经验，能治好病，就要发挥他们的作用。总理也很关心计划生育工作。尽管计划生育工作在当时还是十分敏感的问题，但他在谈话中仍然大力支持这项工作。他指出要有几条规定，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先搞试点，当前主要是抓城市，农村结合医生下乡，有步骤、有重点地搞。技术指导、培训干部，卫生部门要抓，也要订几条。计划生育是个大事，要有个计划，认真抓好。总理再三强调要继续研究生产更安全有效的避孕药具问题。
在这次谈话中，总理讲的最多的是如何做好农村的卫生工作。他对近期的措施、远期的部署，都有周密的考虑。根据当时我国农村普遍缺乏医务人员的状况，他提倡城市医务人员对农村卫生工作的支援。他说，这是提高我国农村医务水平的一个重要途径。城市医务人员下到农村，一方面可以为农民群众防病治病，另一方面要帮助农村基层卫生人员提高技术水平，使医疗卫生工作在农村生根。城市医务人员中，除年老有病及其他原因不能下去的，至少有80％的医务人员可以轮流下去，5年左右，大体可以轮换一遍，内容和方法可以不断改进。要动员党员、青年、先进分子带头到山区、边远地区去。总理还指示，发展农村卫生事业，必须要加速为农村培训医生。为此，要改变培训方法。可以办一些三年制的学校，而且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招高中生，一种招初中生。学生可以从城市招，也可以从农村来，回农村去，要打破老框框，使教育形式适合农村卫生工作发展的需要。另外，办一些研究院，选拔一些经过实际工作锻炼，政治思想、技术水平较为优秀的人员进修提高。如果在实际工作中有心得的，可以对某一问题进行专题研究进修，时间几个月、半年一年，可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对现有的农村医生（中医或西医）都要有计划有步骤地使之提高。总之，农村卫生人员的培训要加强，但要反对公式化和一律化。总理还强调，要逐步建立区以上、公社和生产队三级医疗网。要妥善解决生产队卫生员的报酬问题，否则农村基层的卫生队伍就不稳定。
回顾我国农村卫生事业的发展历程，我感到，尽管受到“左”的错误倾向的严重影响，而且“四人帮”一伙更是借口“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无端地迫害从事卫生工作的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使我国卫生工作受到巨大的损失，但是鱼目岂能混珠？！实践证明，周总理关于发展我国农村卫生事业的设想是科学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遵循周总理指引的方向，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农村卫生事业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并且受到国际上的关注和好评。
周总理对卫生工作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他的指示是丰富广泛的，而我所提及的只是沧海之一粟。我的文章难以涵括总理的多方面贡献，也写不完我对周总理的回忆。我愿把亲身感受的二三事记下来，汇入全党全国对总理回忆的大海，与大家一起纪念总理、学习总理，为实现党的十三大确定的宏伟目标贡献力量。
黄树则：不尽的思念
忠诚与日同辉耀，
天不能死地难埋。
——郭沫若：《悼念周总理》
一
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是1939年在延安。那是在他的右臂骨折愈合之后不久，他到拐峁医院作爱克司光检查。我们把一切准备好，等待着他的到来。他来了，和我们一一握手。他的洪亮的嗓音，爽朗的笑声，立刻使整个窑洞充满了生气。当时，我们的这架爱克司光机是延安唯一的一架，在操作过程中常常要出一点小故障。因此，耽搁的时间比较长。周恩来同志一面耐心地等待着，一面和我们亲切地谈话。他从这一架爱克司光机谈起，问到我们医院各方面的情况。他问得那么仔细，有好几个问题我们一时答复不出来。当时他特别着重地说，“科学工作是一点也不能含糊的。”以后我经常看到他对工作那样严格，那样细致，就经常联想到他的这一句话。
大约是过了一年以后，因为他感冒了，傅连璋同志和我去看他。他见到我们，对他自己的病只简单谈了几句，而对我们医院的工作，谈了很多，特别问了药品缺乏的情况。看过病之后，我们准备给他开些药。他拒绝了。他说：“我这点病，不吃药也会好的嘛。药品这么紧张，给我开药干什么！”
抗日战争时期，他经常住在重庆。有时候他为了和毛主席以及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商讨大事，回到延安。可是就在那短短的时间里，他总还要过问各部门的工作。卫生部门，特别是我们那个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他是经常关心的。我们那时一听到周副主席回到延安了，就忙着连夜准备汇报材料。因为不定哪一天，他会把卫生部或者医院的负责同志叫去，或者借着到医院看望病人的机会，了解医院的情况。
他检查我们的工作，非常严格，总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工作的缺点。他每到医院一次，总会对我们的工作给一次大的推动。使我们惊奇的是：我们自己常年发现不到的问题他会一眼看到。他做到这一点的方法是向我们逐步深入地提出问题，直到我们张口结舌，难以回答。
二
医院给他送去的材料，他都看得非常认真，考虑得非常仔细。
大概是1944年冬的一天，卫生部长苏井观同志要我同他一起去见恩来同志，说恩来同志有关于小儿科的事情要问。恩来同志一见我们就说，他很快就要起身回重庆去，想了解一下陕甘宁边区最多见而又最严重的小儿传染病是什么。我说，有两个病对小孩子的威胁最大，一个是黑热病，另一个是百日咳，由百日咳引起肺炎的很不少，死亡率很高。我还说，托儿所里也发生过这两种病。他随即拿出一份药品器械单，放在自己的面前。那是最近他要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开的单子，准备设法取得外面的援助。他问我们，治疗这两种病的药品开进去没有。我说，治黑热病的药已经开进去了，至于百日咳，现在还没有特效的治疗药物，我们开了治疗肺炎的药。接着他问了这两种病的病因和病状，特别对于黑热病，问得非常详细。然后他要我们把单子里治疗黑热病的药指给他，他随即用毛笔在上面画了一个三角记号。
“你们应该多做卫生宣传，”他说，“让人们都懂得一些预防这些病的知识。托儿所，你们要去给保育员上课，要去检查。”
他又问了问关于其他药品的情况。我们向他告辞的时候，他说：“我请你们来，主要是为了提醒你们，药单子里有没有遗漏。我听说这里小孩子的疾病是不少的。”
三
从1947年3月我军撤出延安，一直到一年以后我军在西北战场转入反攻为止，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陆定一同志一直留在陕北，一面与进攻陕北的敌人周旋，一面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他们行军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吃睡在一起。
行军的时候，毛主席骑马走在最前面，第二个是恩来同志。每当遇到艰险的地方，恩来同志总是骑马赶到前面去，让毛主席慢走，他亲自和警卫同志一起把前面的情况了解清楚，然后才看着毛主席走过去。有一次在行军中遇到一场大雨，大家把衣服都淋湿了，赶到住地，天色已经很黑，大家围着炉灶烤衣服。恩来同志看着毛主席换好衣服坐到热炕上之后，自己才去换衣服。
恩来同志不仅协助毛主席指挥作战，领导全局，而且亲自过问各项具体工作。他经常关心伤员的治疗和转移的情况，如果发现谁对伤员处理不当，他就给以严厉的批评，并且亲自检查，一直到处理妥善为止。我当时跟随党中央担任卫生工作。有一次我开了一张药品器材单，准备到野战军卫生部去领。恩来同志看了这个单子之后，问我：“我们这里经常有多少人看病？”我说不多。恩来同志说：“那你要这么多的东西干什么？药品器材主要供给作战部队，供给伤员。你在这里工作，只要有一个药包，行军夹起来一走，就可以了。”他并且指示我，以后从野战军取药，一定要经过他批准。
陕北有些土窑洞是两个连在一起的，外窑放劳动工具和腌菜缸，里窑住人。毛主席和他的这几位战友常常一起在里窑工作到深夜，那腌菜的气味充满了里外窑。全国解放以后，恩来同志经常想念陕北的这一段战争生活，想念陕北的老百姓。有一次，他对我们说：“你们还记得陕北腌菜的味道吗？解放战争时期，我和毛主席在老乡家的里窑，外面是腌菜缸。起先闻着腌菜的味道，有点不习惯，后来不仅习惯了，而且很喜欢。到现在我一想起那个腌菜的味道，就好象又到了陕北。”
四
在转战陕北期间，恩来同志给大家做过好几次报告。
党中央是在1947年9月22日行军到葭县神泉堡的，在那里住了两个月。那正是我军开始全面大反攻的时候。9月28日下午，恩来同志做了一个形势报告，详细分析了解放战争一年来的过程。我们带着非常兴奋的心情听了这个生动的报告，接着用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学习了这个报告。当时我是用铅笔在一个笔记本上记录了这个报告的，一直保留到现在。每当翻看这个笔记本的时候，我都不禁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我记得他在一个打谷场上做这个报告，一直讲到将近黄昏。
10月14日，毛主席和恩来同志、弼时同志、定一同志在神泉堡附近的阎家峁接见了警卫团的新战士。4位领导同志都讲了话。恩来同志讲的是土地改革。他向大家说明，为什么没有土地改革，解放战争就不会这样快地取得胜利。
恩来同志经常教育大家，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一次，有几个同志在走过枣树的时候，摘了几个枣子。恩来同志知道了，立刻召集全体随行的同志，讲了一次话。他说：“毛主席要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可是你们摘了群众的枣子。不要认为这是小问题。如果我今天不提醒你们注意，明天你们就会侵犯群众更多的利益。”
1948年春天，我们在陕北过了一个很有意义的“三八节”。在我们这支队伍里，女同志是很少的。恩来同志召集男女同志一起开了一个纪念会。先是几个女同志讲了话。最后是恩来同志讲话，他说：“今天是妇女的节日，可是我要专对男同志讲几句话。”接着他就讲，男同志必须在家庭观念上、夫妇关系上，破除旧思想，做到真正尊重女同志，关心女同志。
五
我国的爱国卫生运动，是在毛主席的发动下，由周总理亲自领导，亲自动手，发展起来的。担任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第一任主任委员的，是我们的周总理。这个运动开始于1952年，起因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和我国东北进行的细菌战。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周总理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贺诚同志每天用电话向他报告一次情况，每一个月做一次书面小结送给他，每两个月做一次全面的书面总结送给毛主席。给毛主席的报告，他都亲自看过，里面提到的数字，他都亲自核对。
根据毛主席的意见，1952年12月召开了1200人参加的爱国卫生运动总结评比大会。周总理在会上讲了话。他提出，在卫生工作三大方针——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之外，还要加一条方针：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在那次会上，他还用勤俭建国的精神教育了大家。本来我们在当年3月间，做了一个开展卫生运动的全年经费预算，送上去之后，总理没有批准，要我们重新做预算，用钱要精打细算。到5月间，我们重新报了一个预算，总理还没有批准，并且再一次告诉我们，不要大手大脚，随便开支。一直到8月，总理了解了我们实际开支之后，才把预算批下来。在12月的大会上，总理说：“你们春天做的预算，我秋天才批，也许你们会埋怨我，说我办事这样慢。可是现在你们会明白，如果我春天就按你们的预算批了，你们大手大脚一花，会浪费国家多少钱。我就是这样，先要你们做好工作，然后才批你们的预算。”
六
周总理为了革命事业，总是争分夺秒地在工作。他关心别的同志，从不考虑自己。1954年，总理率领代表团参加第一次日内瓦会议，张闻天、王稼祥和李克农同志任副团长。总理听说李克农同志身体不好，他要我陪同李克农同志先去莫斯科，休息一下。而他自己，一直到动身离开北京之前，还连夜工作。在莫斯科会齐之后，他要李克农同志多停留两天，李克农同志不同意，他们才一起动身。
总理一直睡眠很少。我们劝他休息，他说他可以利用坐飞机的时间休息。其实，他上了飞机之后，只不过睡了一小会，就又工作起来。
那次日内瓦会议开了3个月，中间总理去过一次印度，活动是非常紧张的。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的住处是在郊外临时租的一所房子，住得非常拥挤。总理又办公又睡觉的那一间，正是在人们上楼之后必经之路的地方。总理忙了一夜，只能在清早睡一会觉。为了防备上楼的人走错，一下子走进总理的房间，打扰他休息，卫士常常把两盆花放在他的房门前面挡住。有些同志多次建议，再另外找一个地方，让他住得宽敞些，睡觉不至受到打扰，他一直没有同意。
1955年，总理到万隆参加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出发的十几天前，他忽然得了急性阑尾炎。手术之后，拆了线不久，他就动身出国了。我们当时很为他的健康担心。可是他的精神非常好，仍然是每天睡眠很少。有一天夜里，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坐在住地的院里谈话。已经夜深，陈毅同志劝总理休息。总理说自己的身体很好，随即转过头来指着陈毅同志问我：“他的血压高吗？”并且问了全团同志的健康情况。我告诉他，全团的同志都很好。他高兴地说：“希望你没事做就好了。”
总理和陈毅同志多次一起出国。陈毅同志对总理非常关心，非常尊重，总是把代表团内的事安排得好好的，让总理可以全副精力对外。总理同样对陈毅同志非常关心，非常尊重。1961年在缅甸，在主人举行的一次便宴上，总理请陈毅同志讲话祝酒。陈毅同志讲过话之后，总理又请他朗诵他写的那一首诗《赠缅甸友人》。陈毅同志很谦虚，连忙摆手笑着说：“我忘记了，我忘记了。”总理说，“我代你朗诵！”随即念了那一首诗：“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这一首诗是陈毅同志早在1957年写的。后来缅甸的音乐家把这一首诗谱成了歌曲。
1956年，总理曾由贺龙同志陪同，访问了东南亚6个国家。在印度访问期间，贺龙同志得了感冒。总理到外面参观的时候，特意要我留下照顾贺龙同志。他参观回来之后，立刻到贺龙同志的住室，了解病情，并且把参观时看到的有兴趣的事，讲给贺龙同志。下午，我给贺龙同志测了体温。
“体温多少？”贺龙同志问我。
“还有点高。”
贺龙同志一把拉住我的胳膊，对我说：“总理问时，你就说我已经退了烧，完全好了。免得他老是记挂着。”
七
总理在每次出国访问之前，总是反复地提醒代表团全体同志，不要犯大国主义。他对大家说：“毛主席经常告诫我们，不要犯大国主义。你们一定要谦虚谨慎。在这个问题上，我讲了几次了，现在还要讲，今后还要讲。”总理在外事活动中，对于一个国家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非常尊重，交往中用的一字一句，都很注意。1957年去尼泊尔，走到一个地方，在招待会上，主人赠送给总理一个木制的释迦牟尼像。总理讲了一段热情友好的话，表示感谢。翻译同志在用英语翻译的时候，把一个物称的关系代名词（which）用在释迦牟尼像上，总理当时很快地用了一个人称的关系代名词（whom），做了纠正。事后，总理对同志们说：“尼泊尔是一个佛教国家，你们在这方面应该特别注意。”
总理在国外参观工厂、学校或者公共场所的时候，常常和群众亲切地交谈。他曾经多次对随行记者们说：“你们照相要多照群众，多照群众的活动，不要光照我们这几个人的活动。”
1961年1月8日，总理到缅甸的古都曼德勒访问。在晚宴上，总理举起一杯桔子水，向缅甸人民致敬。他说：“这一杯桔子水，是用掸邦的桔子，伊洛瓦底江的水，经过缅甸人民的劳动制造出来的，建议大家共饮一杯！”
总理每次出国，对代表团的每个工作人员都有过亲切的接触。哪怕是一百多人的代表团，也是一样，他总要到大家的住室走走。总理是和大家工作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欢乐在一起的。我特别记得，1961年，总理带领着大家从国外回来，在昆明度过了一个春节。那天下午，在住地的院子里，总理和大家一起说笑，一起唱歌。在好几个人表演了节目之后，总理击掌打着拍子，领着大家合唱了一曲“洪湖水，浪打浪”。
八
1973年9月，周恩来总理号召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并且提出，把加强食品卫生做为卫生运动的重点，在国庆节到来之前，做一次大检查。
9月下旬的一个凌晨，周总理办公室收到一份简报，内容是反映一个饭店在工作人员中间发生了食物中毒，经过治疗，已趋平复。值班秘书因为当时周总理身体不好，而且在繁忙一天之后才入睡不久，所以没有把这份简报立即送给他看。过了几个小时，当周总理醒来之后，看到这份简报的时候，他十分严肃地说：“象这样的简报，我不睡觉也要看的。”于是，他立即提笔在上面批了较长的一段话，强调指出：对食品卫生的各项要求，要“件件落实，日日检查”。
“件件落实，日日检查”，这是周总理一生工作作风的一个体现，也是他给予我们的一句意义重大的遗教。这八个字岂只专对食品卫生工作而言。
亿万人民多么愿意经常听到总理讲话的声音啊。可是在1974年中间，我们的总理因为身患重病，很少在大的集会上讲话了。当年的国庆节前夕，那是多么值得人们永久怀念的一晚！总理走进了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他用他的依然是那么洪亮的声音，致了祝酒词。参加宴会的全体同志们都感到热血沸腾起来，用长时间的鼓掌表示了对总理健康的关心！同志们都以为总理已经开始恢复健康，都在奔走相告。哪里知道，总理仍然在重病之中。
（摘自《春晖寸草集》）
吴阶平：终生难忘的教诲
今年是敬爱的周总理诞生90周年。他离开我们，转瞬已12年。周总理为国计民生，世界大事，夜以继日，操碎了心。真正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72年之后，总理以病弱之躯，为国为民，日理万机，竭尽辛劳。他的伟大不仅表现在如何处理风云变幻的政治大事方面，也同样反映在处理国内同志、外国朋友和他本人的医疗问题上。1957年以来，我有幸和其他医护人员一起，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医疗工作，在将近20年的实践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诲，终生难忘。
总理对同志的热情关怀，无微不至。他不但在中央领导同志、各省市领导同志的健康出现问题时亲自过问，就是对普通工人患者也十分关切。卞志强同志和我曾多次被派往一些医院看望生病的同志，了解病情发展和治疗情况，向他汇报。例如，“大庆铁人”王进喜同志因癌症住院，他对治疗方案仔细过问、过目，做过多次指示。即使是一位平日并不知名的伤病员，他在报上看到有关此人受伤或患病的报道，也总是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找我们询问情况，给予指示。例如：1969年北京市礼花厂女工王世芬同志在火药爆炸时，为抢救国家财产去拉电闸，以致周身三度烧伤面积达百分之九十以上。她的事迹在报端披露后，总理立刻派我们去了解治疗情况，并指示成立医疗领导小组。总理对我说，我们两人来抓这个点。我感到总理在高抬我，帮助我在业务上提高认识。当王世芬的休克关、感染关都已度过时，总理告诫说：你们千万不要以为严重问题已经过去，“行百里，半九十”，不可掉以轻心。总理指出要注意不同时期主要的矛盾转化问题。诸如，怎样控制来访的众多记者，考虑卧床日久并发其他病症的可能性以及营养不良，结疤后妨碍出汗等等具体问题，都想到了。后来的事实证明，总理的预见十分正确。总理观察力敏锐，考虑问题周密，掌握的科学知识渊博，不仅是表现在医学方面。总理对人特别关心，他对所接触的同志，对战友，对战友的遗孤，无不关心。他每逢去医院探望患病同志时，总要询问还有哪些同志也在那里住院治疗，并去看望。记得有一次他在某医院发现电梯开动时噪音很大，就立即要求赶快维修电梯，而且自己下楼时就不再乘电梯，以免影响病人休息。当他听到病房附近有犬吠声，知道是实验用犬，就指示把犬合迁到离病房远一些的地方。总理对待病人是如此的细心体贴。他若听说或从报刊上看到对某些病症有了新药、新的治疗方法时，总是主动向我们询问这种药物这种治疗方法，对某某同志是否适用。总理从不满足于“不适用”这种笼统的答复，必须讲清楚为什么“不适用”。对于某些复杂的疑难病症，如有国外专家来华访问时，他就让我们利用一切机会，多方了解有无新的治疗方法。他经常对我们说：医生最需要辩证法，医生也最容易懂得辩证法，要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医生应该把实际情况告诉病人，发挥两个积极性，医生和病人一起同疾病作斗争。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病危时，总理去探望，发现没有给她输液。总理立即查问为什么不输液。医护人员说：病人不肯接受输液。总理听后很不满意，严肃批评医务人员：不能把责任推给病人，这是你们工作不到家。他亲自向斯特朗说明输液的必要性，一直看着病人输上液才放心离去。总理不论走到哪个医院，总会发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诸如卫生没搞好、不够安静、暖气不热、伙食需要改善等等。
总理对医护人员非常关心爱护，从各个方面给予支持，同时又严格要求。总理对工作的认真精神是无与伦比的。他的工作如此繁重，还经常放弃休息，抽出一两个小时听我们汇报有关同志的医疗情况。时间往往安排到深夜11点、12点。他目光炯炯，边听边想。我切身的感受是即使对于纯业务问题，我们要比一个实习医师向教授汇报时，还更准备得仔细，考虑得周全。我们除了带上病历、化验结果、X线照片之外，总还得带上看片灯箱、图谱，甚至模型、显微镜和显微镜片等有关材料。因为总理不仅要听对诊断、治疗的结论性意见，还会提出一系列问题。不把所作结论的根据阐述清楚，治疗方案是不会被批准的。
总理对我们医疗汇报的指示，给我们很深刻的教育。他往往在每一份汇报上，用红笔对每一个标点符号都重新标点一遍，若有用错的符号就加以改正。假如我们在报告上仅写某日体温多少度，总理就会用红笔在数字之后，加上括号，注明前一天的体温是多少度。他的细致与记忆力使我们既惊讶又钦佩。以后我们也就懂得一定要加注前一天的体温数字，以便对比是上升还是下降。
当我们解释医疗问题时，总理常把我们过去所做的解释拿来比较，并提出疑问：你们说某种抗菌素好，现在为何不用？关于新药，总理提出的问题更为细致。他有时手持药品的仿单，问我们那种药有什么副作用，你们有什么实践经验？在自己身上试过没有？等等。
根据我自己多年来的经验，向总理汇报工作时，总是要被问住的。我们只能实事求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决不可敷衍搪塞。在目光敏锐的总理面前，任何人都无法搪塞过去。记得有一次我被派往国外了解那里医疗上的问题，限定24小时内返回国内汇报。由于时间紧迫，我事先做了充分准备，考虑在自己到达之后，同在那里的医疗组同志商量，由有关同志分别准备资料，我自己看什么，了解什么。回来向总理汇报时，进行得很顺利。当说到病人患肺炎问题时，我说：有炎症，病变严重，可是X线片拍得不好。总理却意外地问我是用什么样的X线机照的。我说是放在床旁X线机照的。总理又问：是哪国机器？什么牌子？你看到机器没有？我一下子被问住了，我确实不知道，也不曾想到这个问题，只好老老实实承认未看到机器，也不知道是什么牌子。当时总理并没有责备我，后来才明白总理提出这个问题是很有针对性的。他考虑派我们的技术员前去协助，所以要了解是什么样的机器，产品厂家，以便选派熟悉这种类型机器的技术员前去。
60年代以来，总理多次派遣我们出国，为外国元首进行诊治，要求我们随时汇报情况。他在我们出发之前所做的指示，有原则，又有具体要求。他告诉我们所要去的国家有什么特点，历史上与我们是什么关系，让我们掌握方针、政策，应注意什么问题等。当我们遇到难以应付的局面向总理汇报时，他的指示总是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令人折服。
总理分析问题，无论有关医疗上的，还是政治性的，对我都是深刻的教育。他从全面到局部，从理论到实践，层层剥笋，使我们茅塞顿开，从不自觉到比较自觉地把辩证法运用到临床思维上去。他的言教身教，使我终生受益。他的科学态度与忘我精神，也突出地表现在如何对待本身的医疗问题上。
我从60年代起，就参加了对总理的医疗保健工作。总理的态度非常鲜明，一是相信科学，信任医生，倡导中西医结合治疗；二是妥善安排治疗时间，不能影响他的工作；三是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据我所知，1955年4月，总理出席万隆会议之前，他抓紧时间做了切除阑尾手术，未等完全康复就飞往印尼。有一次入院进行诊治，是刚从庆祝三八妇女节的盛大宴会出来；还有一次是刚接见过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记得1964年总理需要住院动小手术，有一条件很好的医院已经为他做好准备工作，他不去，改住北京医院，而且坚决不住三楼高干病房，要住二楼。还有一次，总理正在输血，毛主席要接见外宾，通知总理出席，他也不说自己正在输血，让我们立刻拔掉管子，急忙穿好衣服就去了。这就是鞠躬尽瘁的周总理的一贯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