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患癌症是1972年检查出来的，发现得比较早。确诊之后，毛主席批示，成立中央领导小组，负责领导医疗组的工作，成员中包括邓颖超大姐。对总理的病症，如何检查，如何治疗，做不做手术，为什么要做，手术如何进行等等一系列问题，每一次医疗组都反复讨论，取得总理同意后再写详细的报告。诊治方案要在毛主席批准后，总理才同意进行。总理多次强调，我配合你们的医疗工作；你们也要配合我，不影响我的工作。总理的态度是非常冷静而客观的。他要看图谱，手术如何进行，层次和过程都得讲清楚。他还要在显微镜下观察切片，了解什么是正常细胞，什么是癌变细胞。
为总理诊治癌症的过程是极其复杂的，因为病情的发展复杂，几种癌症先后并发。每次会诊都集中了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大家开诚布公地充分讨论。目的只有一个，要把敬爱的总理的病治好。虽然当时是在十年动乱之中，但我们确实尽了最大的努力，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把世界上所能提供的最先进的治疗方法，最好的药品用在总理身上。在治疗的过程中，每个步骤，每个细节决不能出一点差错。事实上，医疗组的成员兢兢业业，都做到了。
总理深受世界各国人民爱戴，威望之高，也反映在他病中，来自世界各地的慰问信堆积如山。总理的病牵动了千千万万人的心，纷纷献方、献药。从前我不知道外国也有这样多偏方。对国内外来信中推荐的各种药物和偏方，都由指定的研究机构和医院进行调查研究，决定取舍。
1974年正是“四人帮”猖狂争权之际，总理拖着重病的身子到外地去见毛主席。他明知这样奔波辛劳对健康不利，会使病情恶化，但他首先考虑的是政治需要，以国事为重，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他说：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这真是一个无私无畏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一个献身于国家和人民的伟大爱国者的语言和情操。
1975年入秋之前，我们虽然知道总理的病况愈来愈重，但总盼望千方百计还有延长他寿命的可能。不料从那年秋夭开始，总理全身免疫力严重下降，日益消瘦，病情急转直下。总理本人心里非常清楚，他从秋天以后，才不再接见外宾，不参预国务活动。但他躺在床上，仍时刻关心国内外的政治风云，坚强地配合治疗，同疾病作不懈的斗争。我们知道总理的身体随时可能出问题，更加小心谨慎，医疗组的同志不分昼夜地轮番守护。但震撼人心的不幸时刻终于来临，一颗巨星陨落了，敬爱的周总理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音容笑貌，他的教导，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邓颖超大姐在追悼会开过之后，把总理的亲属和医疗组全体成员找到台湾厅对我们讲了一番异常恳切的话。她对亲属们说：她很理解大家的心情，在这悲痛的时刻，她要告诉大家，医疗组该做的都做到了。他们尽心尽力，我感谢他们，伯伯也感谢他们，他们对伯伯是很有感情的。你们什么也不要怀疑，不要有什么错误的想法。当时大家都非常感动，也不明白邓大姐这番肺腑之言的深远意义，更没想到十年之后还会有人捕风捉影，对医疗组进行诬蔑，需要中央领导同志、邓大姐再一次讲话来澄清事实。群众对总理的热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们医疗组的成员限于当时的医学水平，没能把总理的病治好，我们自己也痛心已极。但我们问心无愧，对得起党和人民，对得起总理。
在总理诞生90周年之际，我不由得想起了总理1956年1月所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说：知识分子的改造通常经过三条道路：一条是经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一条是经过自己的业务实践；一条是经过一般的理论学习。我正是经过这三条道路，努力反思，在世界观、人生观方面得到一些提高，成长为一个共产党员的。20年来，总理对我的谆谆教诲，刻骨铭心。我深感自己在党的教育下虽然做了一点工作，但成绩很小，只能说在人生的长途上跋涉了70年。仰望总理的伟大形象，缅怀总理的一言一行，鞭策自己在四化建设中贡献余生余热。
徐 熊：周总理教我怎样当好新闻记者
新闻报道要勇于革新
北京饭店宴会厅里，灯火辉煌。欢声在排成了一个大弧形的人群中沸腾着——政府要人及社会名流，在列队迎候贵宾的到来。突然，笑声凝固了，周恩来总理陪同胡志明主席走了进来。不一会，欢笑声又突然从人群中爆发开来，在大厅中回荡。原来，周总理陪同胡志明主席，朝着“大弧形”走来，并且向贵宾介绍着每一位迎候着。人们低声赞叹着：“他，好象对谁都熟悉。”“他，了解每一个人！”
到了吴冷西面前。周总理侧过脸对胡主席说：“他是中国最大的新闻机构——新华社社长。”
“噢，噢，新华社在国际上可有些名气啊！”胡主席用中国话说，“我们那儿也有新华社记者。”
“可是，他们有些记者写东西总是老一套，公式化，概念化。”周总理爽朗的笑声中夹着严肃，诙谐的语气里带着批评，“定型了。”
我在一旁听了，脸上刷地一下红了起来，一直红到耳根。我觉得周总理似乎不是在谈别人，而是在批评我自己。因为就在几天前，周总理还曾向我指出，我们写的外事新闻好象是一个模子造出来的，除了换一换名字外，几乎看不出一点儿变化。他要我们想法革新一下。
胡主席仰天大笑。“在我们那里也一样，记者太机械了。”
当胡主席与吴冷西寒暄的时候，周总理转过身来问我：“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谁立下的规矩，写宴会消息，一定要讲‘在热烈友好气氛中进行’？”
“我也不知道。”我难为情地说，“我们只是按惯例办的。”
“惯例也可以打破嘛。”周总理顿了一下，又说：“当然，改，也要一步步来。你每次都写气氛‘热烈友好’，一下子不写了，人家反而会起疑心。要是读者见多了，你不提气氛，人家也会习以为常。”
我当即向他请示：“那么今晚的宴会消息，是不是就可以改一下？比方，通过现场上的活动，来把出席人员的名单带出来，同时也就反映了气氛。”
他面露喜色，点点头：“那好嘛！”
这件事发生在50年代中的一个夏天。当时我在新华社总社从事政治时事采访，非常有幸能经常接近敬爱的周总理，不仅亲身感受到了他那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和堪称风范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情操，而且亲耳聆听了他对我们的采访报道工作的许多深刻、亲切、中肯的教诲。就拿这次在他招待胡主席的宴会上发生的这个小镜头来说，它在周总理日理万机、辛劳繁忙的一生中，不过是非常普通的一件小事，而它却难以磨灭地铭记在我的心上。
周总理非常关心培育记者，经常利用各种机会同记者谈心，在政治上和业务上严格要求，勉励记者又红又专，关怀记者的成长。他对记者的谈话常常是就某项报道、某篇稿件或某个具体问题而发的。虽然不是长篇大论，谈话的时间一般也都不太长，但是精辟深刻，言简意赅，很有针对性和启发性，给我的印象非常深，给我的教益非常大。他寄予殷切期望，也是教诲最多的，是关于提高记者的政治和业务素质问题。其中，他又特别关心文风的改进。对我们新闻报道中的老一套，公式化，框框多，照抄照搬，没有什么创造，文字呆板，不生动活泼，词汇贫乏等现象，他经常提出批评。我还清楚记得，1955年夏天，在印度文化代表团来中国访问前，周总理批评我们外事报道，除了一大堆名单和“在热烈友好气氛中进行”外，见不到一点现场活动的情节和任何变化。为了使工作有所突破，他还具体指示各有关部门，趁这次印度文化代表团到外地参观和演出之际，采取一些措施：一，歌舞团和舞蹈学校要派出一些演员或学员随团活动，这样既可以陪一陪印度演员，又可以向人家学些舞蹈节目；二，新华社、人民日报及其他中央新闻单位要派记者随团采访，以便能写些生动的、活泼的、有生气的报道，而不要老是干巴巴的那一套。后来，代表团去大连等地访问演出时，各有关单位都执行了总理这一指示，我也奉新华社之命随团采访。就是从那以后，我们的外事报道才开始大量减少名单，去掉“空气”，把视野和笔触放在现场情节和重要人物的言行上，外事新闻也才有些可读性。尽管这样，当时我的思想仍有框框，觉得象周总理宴请胡主席这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活动，是“十分严肃的事”，可不能“胡来”。结果，又是周总理上述这番话，给我以力量，打开了我思想解放的闸门。
周总理还一直鼓励记者“要积极活动”，“记者采访就是要打听，要了解情况嘛。”“要大胆创新，不要等现成的。”1957年5月12日，周总理在接见罗马尼亚议会代表团之前，曾同我和另一位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交谈。他问起记者在改革新闻报道中有什么困难，我们很坦率地对他讲，记者在采访中常碰到一些阻碍，比如有的单位对记者的采访就不开放，不敢谈。他点点头说，这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对被采访单位来说，“这有历史原因，也有思想认识上的问题。”他幽默地说，“他们过于紧张了，生怕记者乱来。也有的人怕记者把事情弄错了，其实要记者一点不错也不可能。只要注意改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另一方面，“记者本身也有问题。过去记者自己就缩手缩脚，不敢大胆活动，不敢大胆问，不敢大胆写。”
“你们在文风上要不断改进，要大胆。但是，在内容上要审慎。”他提醒我们，“对于对敌斗争和对外关系的报道，是造次不得的。”
周总理鼓励我们“创新”，实际上就是要我们“创优”，使我们的报道能取得更好的社会效益，而不是为创新而创新。在另一次谈话中，他告诫记者，对报道的每一个事情都应该经过自己的深刻考虑，有所选择，“特别是关于外交报道，要慎重，要懂得政策，要考虑它的国际影响。”他强调说：“关于外交报道是不能‘争鸣’的，因为它不是人民内部矛盾。”
观察问题要辩证
1957年5月25日，周总理在彭真招待法国前总理富尔的酒会上，又对我们记者讲了好多话。
在这次酒会上，他本来同富尔坐在一起交谈的。我们几个记者都坐在他们附近聆听。当他们谈到台湾问题时，富尔忽然说：“如果没有记者在场的话，我想同你详细谈谈这个问题。”周总理指着我们说：“我这里有不少记者呢！”说罢，他们两人就离座到一边去谈话了。酒会是在露天举行的。他俩只带着一位翻译，远远地站在一棵树下，亲切地交换着意见。
过了好一会儿，他俩的交谈结束。周总理特地走过来，向我们交代说：“关于我们刚才谈及的台湾问题，你们不要报道。”
开始，我们都有些失望。因为，就在头天即5月24日，刚好发生台北同胞的反美示威事件。这事在当时震动了世界，因此是人们最关心，也是人们交谈最多的话题。记者们遇到这两位重要人物谈论这件事，当然都不愿把它放过去。
这时有个记者忍不住问总理：“笼统地写一写可以吗？比如说，你们谈到‘美蒋矛盾尖锐化’这句话。”
总理摆摆手，说：“我正是怕你们写这句，你们偏偏要写这句！”
谈话就是从这里引起的。他教导我们，报道的事实要合乎逻辑。这就是说，事情要交代得很清楚，要条理分明，要不牵强附会，要不乱拉乱社，要使人看来合乎道理。周总理说，“但是，我们绝不能使它变成了形而上学。”周总理又进一步严肃地指出，“我们还必须辩证地看问题。”
“作为一个记者，”他说，“不能看见一个什么现象，听了一句什么话就照写照录，而应该有所选择。”这是因为，“许多事情从现象上看是简单的，但是它们却常常包含着许多非常复杂的问题，有许多微妙的地方。”接着，他仍以台湾问题为例，问我们：“你们希望不希望和平解放台湾？”
我和别的记者都回答：“希望。”
他紧追一句问：“如果美国更加紧控制台湾，是否有利于我们解放台湾？”
我们都摇摇头，至此，我们都已开始明白总理问话的用意。
他指出，“现在美国已增兵三个师去台湾，舰队也加紧了活动。如果我们再在这里大嚷美蒋矛盾尖锐化，不是火上加油吗？不是更促使美国加紧控制台湾吗？”
我们听了，这才恍然，都点头称是。
“今天《人民日报》关于这个问题的社论说得很对，这是台湾同胞的反美运动，是人民同美蒋之间的矛盾尖锐化。”接着，他又关切地对我们说：“当然，你们主观愿望是好的，总希望一下把台湾问题解决，总希望美蒋之间一下闹翻。你们总是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你们总是心急，客观现实的发展本来是微妙的、曲折的，但是你们却把它看得很直很直，象个直筒子。”
说到这里，周总理到临座去向一些外国驻华使节敬酒。敬完酒，他见我们记者仍围成一圈，在低声谈论，便又言犹未尽地走过来对我们说：“你们心是好的，愿望是好的，但是你们不会辩证地去看问题，因此，”他意味深长地说，“许多事情就常常如中国古话所说，弄得‘事与愿违’，得到同你们主观愿望相反的结果。”
他告诫我们不要“一见发生什么重要事情”，“就激动起来，就急躁起来，就要大讲特讲，弄得很紧张。”他语重心长地指示我们，遇事要保持冷静头脑。因为，头脑冷静了，才能深刻而透彻地观察和分析我们宣传的时机是否适当，宣传的分量和分寸是否恰到好处。只有这样，外事报道才能更有利地服务于当前的政治斗争。
关于如何辩证地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周总理对我们不仅言传，而且身教。例如，他对记者有关他的报道，既很放手，又抓得很紧。他曾对我讲过：“恐怕最近报纸上，登我的活动最多了，但是除了特别重要的消息外，事先都没有经过我阅看嘛。”只要他发现了报道中出错，必定严肃指出。他一再强调记者既不能缩手缩脚，也不能自以为是；既要大胆负责，独立思考，不能依赖别人，等拿现成的，又要多向别人请教。特别是，“遇到重要的政策性问题、外交问题，应向有关方面请示。这样可以避免发生自己难以发现的错误。而这种错误一旦发生，影响会是很大的。”
有一次，我在报道一条外事消息时出了错。周总理特地把新华社领导人吴冷西、朱穆之，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张苏，总理办公室秘书韦明、马列和我，找到中南海西华厅他的办公室开会，以这条错误报道为“麻雀”，进行解剖，总结经验教训。他就记者的采访、写作、工作态度、思想作风等问题，谈了个把钟头。其中，他特别阐述了关于记者加强请示和独立负责的辩证关系。他指出，“记者要采访和报道的问题博大精微，面临的情况又错综复杂，常常会发生许多自己意想不到的事。这样，记者就要多向别人请教。比如说，这次涉外新闻，要不要报，如何报，就应请示外交部，也可以直接来问我嘛。”
他停了一会，把话锋一转，又说：“但是，记者请示，是为了把事情搞清楚，而不是为了交差和推卸责任。”他拿我这篇出错的稿子为例说，尽管他是经过别人审阅签字的，“在手续上是完备的”，但是错误并不会由于有人签了字就不出现了。因为别人只能从稿子本身去看，情况是否对头，事实有无出入，内容符合不符合人大常委会会议精神等等，至于涉及外交关系的问题，报道出去以后，在外交上会引起什么影响等，不可能考虑得很周到。这就得靠记者去思考，去掌握了。“因此，记者考虑问题要特别精细，记者要对自己采写的每一篇稿件独立负责。”他还加重语气地说：“就是对我的讲话，你要发表，你也要认真看一看里面有没有错。如果发现有错，也应指出。”
他的话，分析非常精辟，切中要害，而词意却又恳切动人，使大家听了，都觉得虽然挨了批评，却心情舒畅，获益不浅。他的谆谆教导，对我个人来说，更永远是一个鞭策。在“文革”中，我在新华社国际部处理由康生代表中共中央向即将举行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大会致的贺词副本时发现，把位于亚得里亚海北岸的阿尔巴尼亚说成位于南岸。尽管此件已经毛主席审阅，但是我想起了周总理的教诲：不管是处理什么文件，不管是编发什么人的文章或讲话，也不管是谁签字定稿的，记者都要独立负责。于是，我马上打电话给有关部门，有关部门又立即紧急通知已经到达地拉那，告诉即将在大会上发言的康生，从而防止了一个不该发生的笑话。
记者要多向社会学习
我在采访中，曾一再听到周总理这样教育我们：记者要多向社会学习，因为记者的活动天地就是社会。他认为，我们的记者，首先要政治上坚定。但是，仅仅如此还是不够的，还要思想敏锐，业务过硬。而搞外事报道，还得通晓天下大事，能认识和掌握错综复杂的国际事务的规律。
在那次招待富尔的酒会上，他在向我们记者谈及如何做好外交报道时就说，“记者要有丰富的知识，要有分析能力。”但是，“要做到这点是很困难的。”总理为记者设想地说：“因为你们接触的事情很多，今天懂得了这个，明天可能那个又不懂了。”“因此你们就要多学习，多钻；要多向社会的各方面学习。”周总理微笑着说：“这就是记者的体验生活。”
语短意长。这些话，对我们做外事报道的记者来说，确实非常深刻而重要，在这方面，我是不仅有切身体验，而且是有切肤之痛的。
在这次谈话前不久，即1957年5月21日，周总理已于百忙之中抽空把我和外交部亚洲司一位负责人找去谈话。他指出，“要当好记者，就要干一行，学一行，精一行。”
原来在头天即5月20日晚上，锡兰（现名斯里兰卡）大使为周总理举行宴会。宴会正在进行时，外交部有人给周总理送来了一份印度和锡兰两国总理于19日刚发表的联合声明。周总理看了后，在会上讲话时，临时加上了这样一段话：今天我们看到尼赫鲁总理在访问锡兰时同锡兰总理发表的联合声明。我们感谢他们提到了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国际事务，以及强调潘查希拉五项原则的重要性。这说明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显示出了万隆会议精神、团结精神。
我认为，周总理这番话很有新闻价值，应当成为宴会新闻的重点，在导语中突出它。可是，如果把它照搬在导语里，那就会太长，因此，我便跟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商量，用转述的形式，把他的话概括成了一句：“周恩来总理今天表示支持印度锡兰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具体内容放在消息的第二版。
周总理在21日看到报上登的这条消息后，立即召见亚洲司负责人和我。他说：他并没有讲要“支持”这个声明，也不能“支持”这个声明。因为在这个声明中有两点我们是不能支持的，其一是，它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严厉谴责了巴基斯坦；其二是，在反对氢弹问题上，它把带有打破美、英核垄断性质的苏联核试验，同美国、英国核试验相提并论。并对我说，“我赞成你打破成规，把最新最重要的事放在导语里，问题是导语中把我的讲话精神弄错了。”
他还称赞亚洲司负责人与我共同研究稿子的办法很好，“问题是，不该对我的言论轻易地加上‘支持’这样有分量的字眼。你们就没有想过，要是声明同我们主张完全一致，我会不用‘支持’这个字眼吗？我又何必仅仅提到‘注意到了它’，‘感谢’它如何如何？”
他转过来对我说，“这事说明，你们还缺乏国际知识，对世界大事还不能了如指掌。而透彻通晓时势这一点，应是外事记者所具备的。”他谆谆教导说，“要采访什么学什么”，“遇到复杂问题要经常与行家切磋琢磨。”接着，他热情地鼓励我：“你们搞时事采访，也是做外交工作的，因此要懂得外交工作的艺术，并且为外交工作做出贡献。当然，外交工作和新闻报道，各有各的规律，但是，这两者都要服从我国对外政策。”
当时我听了，理解他的意思是，外事记者要时时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要通过报道为我国外交政策服务，但是不能把外事报道跟外交工作等同起来。而要掌握这种艺术，就要熟悉国内外政治形势，善于观察和独立思考，并且要培养敏锐的嗅觉。1956年“五一”前夕，周总理在招待外宾的酒会上，日本一位民间代表团团长曾对周总理说，“下次再来中国时，我一定把日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愿望一起带来。”写稿时，我想起了总理的教诲，便根据中日关系现状一再考虑，如果照发此人的讲话，是会对他本人造成不良后果。我把我的想法通过总理秘书对总理讲了，他非常赞赏我们为客人处境着想，并要我们征求客人本人意见。于是，我通过接待人员同这位日本人士商量，把他说话的口气缓和了一些，即把“一定”改为“希望能够”。他对此表示非常感激。
周总理还常常为记者创造采访条件和学习条件。有一次，他要见外宾，见我写完消息就走了，当即通知秘书把我喊了回去。送走客人后，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们在一旁听听，可以多了解一些情况，便于做好报道工作嘛。”还有一次，我到总理办公室给他送审稿件，碰到他和廖承志正在跟外交部、侨委一些同志商量，怎样与印度尼西亚签订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那时，对于双重国籍问题，我还是初次接触，既陌生又感兴趣。但是，我觉得他们是在研究“外交工作的机密事宜”，我应“主动回避”。想不到，就在我转身走的时候，周总理却把我喊住，在问明我没有其他急事要办以后，让我坐下旁听。他甚至为我和另外两位也是后来的同志扼要讲解了有关双重国籍问题的来龙去脉。——周总理对身边工作的一名记者的信任、关心、培养以及平等相待的真挚的情谊，使我难以平静，好象有股巨大的暖流，在冲击，在奔腾！
邓颖超：一个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
真是光阴似箭，又如流水。
我常回忆起我们党在创建初期的一些情景。那时的中国，各派军阀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操纵下，封建割据，混战不已，黑暗势力猖獗，人民灾难深重。中国的先进分子努力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他们以极大的影响和启发。很多人向往社会主义，掀起了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热潮。我们的党就是由这些先进分子中的一部分人倡议建立的。它坚信马克思主义，代表中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有严格的组织原则、严格的纪律，所以它一诞生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之间尽管四分五裂，互相倾轧厮杀，但对共产党这个新的力量，却都视若大敌，比作洪水猛兽，都要把它扼杀扑灭。
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我们党靠真理，靠群众，靠一支有觉悟的党员队伍，不断英勇搏斗。我们20年代的党员入党的时候，虽然不象现在这样挂着鲜艳的党旗，举行庄严的宣誓仪式，但它的严肃、庄重，仍使每个同志终身难忘。当党组织的负责人（或介绍人）宣布接受自己成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的时候，当他有力地宣布共产党员应该遵守党的守则的时候，自己的内心是十分激动的，下定决心誓为革命牺牲一切。我现在还可以清晰地记得守则的内容：遵守党纲党章，参加党的组织，服从党的分配，定期缴纳党费，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因为那个时候的党组织处于秘密状态，对党员遵守纪律、保守秘密的教育特别重视，抓得很紧，至今印象还很深刻。我今天就谈谈在党内几十年政治生活中，我亲眼看到的一个始终严格遵守党的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同志。
恩来同志和我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建党初期也没有在一个地方共同工作，所以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谁是什么时候入党的。我们在通信中间，从来没有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我们仅仅谈论自己和朋友们的思想认识，或者倾吐自己的理想，诉说对革命的向往。直到他回国后经过组织的沟通，我们彼此才知道都是党员了。
结婚以后，恩来同志和我曾经协议，两人可以在一个地方或一个机关工作，但不要在一个具体部门共事。几十年来，我们都遵守了这个协议。现在看来，夫妇不在同一个具体部门工作是比较合适的。同时，我们常常相互提醒，一定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因为我们认为党的纪律对于每一个党员来说都绝无例外。越是负责的党员，越应该以身作则，越应该自觉遵守纪律，严守党的机密。
1926年冬，恩来同志从广东调上海工作，我仍留在广州，相互间音讯不通。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我还不知道是他参加领导的。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恩来同志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后来接到党的命令，他转移到武汉。我在广州的住所也遭到国民党的搜查，同住的三位同志当即被捕，一人次日即被枪杀，两人终于死在狱中了。那时，我因为难产还在医院里，依靠党组织的及时通知和群众的仗义帮助，才得以脱险。不久，汪精卫又背叛革命，宁汉合流，我们全党转入地下秘密状态。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镇压，我们党中央研究了当时的局势，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击，并决定派恩来同志担任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到南昌去领导这次起义。7月19日，要离开武汉的时候，在晚饭前后才告诉我，他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果多久，什么也没有讲。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有问。当时，大敌当前，大家都满腔仇恨。我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地握手告别。这次分别后，不知何日相会？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无论是同志间，夫妇间，每次的生离，实意味着死别呀！后来还是看了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
党组织经常教导我们：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是党的利益的需要。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许许多多值得我们怀念的共产党员，他们为了党的利益，常常在生死关头，仍然严格执行党的保密纪律，机警地把党的机密毁掉，紧急时甚至把机密文件嚼烂了强咽到肚子里去。我们有许多先烈和健在的老同志，为保护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在敌人的法庭上，在严刑的拷打下，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向敌人泄露党的一丝一毫秘密，经受住了对敌斗争的严峻考验。他们英勇不屈的斗志，对党坚贞不渝、无限忠诚的崇高品德，使我永远难忘。
在战争年代，军事斗争直接关系到革命的成败。军情瞬息万变，一个军事行动的泄露，就可能使我们遭到重大挫折。所以，保守秘密成为每个同志的自觉行动。非军事方面的需要保密的事项，亦必须严格保密。在长征路上，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们这支铁流所以能够无坚不摧，终于战胜强敌，纪律严明、特别是严守秘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建国以后，我们的党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居于领导地位，处在新的历史时期，所肩负的任务更加重大了。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更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中、高级干部的神圣责任。恩来同志知道的党和国家的秘密多得很。我们之间仍是信守纪律，他不讲，我不问；我不讲，他也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是很多的。例如，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他也向我保密。当时他向主管的负责人说，这次试验，全体工程技术人员都要绝对注意保守国家机密，有关工程、试验的种种情况，只准参加试验的人员知道，不能告诉其他同志，包括自己的家属和亲友。他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她的工作没有关系，我也没有必要跟她说。主管的同志到试验现场传达了恩来同志的讲话，要求大家严守保密纪律，因此事先没有任何透露。这件事是我最近看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访问材料时才知道的。
为了保守党的秘密，他的办公室，他的文件保管，都订有极为严格的制度。他身边的秘书凡分工联系哪方面工作的，就看哪方面的文件，不允许随便看无关的文件。而对他们分工范围内的事情，则充分提供条件让他们熟悉业务。即使秘书分工范围内的事项，属于特别机密的，也要等到必须经办时才告诉有关人员。秘书们都说他是纹风不透。凡是写给他的亲启信，按照规定，别人都不能拆。秘书在经手时不慎误拆了，必须立即封好，并在信封上加以说明，是失手误拆，以后注意。恩来同志的办公室，是他每天工作十几小时的地方。除有关人员外，别人都不得入内，亲属、朋友如果不是来谈工作的，也不例外。他的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平时装在口袋里，睡觉时压在枕头下。只有当他出国时，两把钥匙才交给我保管。我象接受保密任务似的把钥匙收藏起来。有次他走得匆忙了，直到飞机场上才发现钥匙还在口袋里，他就封在信封里让一个同志带给我。他回来的时候，我们接触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两把钥匙还给他。
在十年动乱中，党的纪律和保密制度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被践踏得几乎无密可保。有一次恩来同志出去开会，因为会一个接着一个，一天一夜没回来。听说街上的大字报和所传的小道消息里，已经透露了有关会议的内容，我有点怀疑，等他回来，问他有没有这回事？他马上反问：你怎么知道的？听谁说的？他还如此认真地向我追问。我就开玩笑地说：你参加会议，你有你的渠道，我有我的渠道，我联系群众，我也有我的“义务情报员”哩。此事，我们俩就在一笑中过去了。在那个时候，人们都说，现在还有什么机密啊？可是恩来同志仍然守口如瓶，滴水不漏。
恩来同志在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他对我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我回答他：“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当时双方都知道最后的诀别不久就会残酷无情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然而我们把没有说的话终于埋藏在各自的心底里，永远地埋藏在心底了。
现在，我们已经踏上新长征的道路，这条道路也不是平坦的。各种各样的炮弹还会袭击我们。我们仍得警惕啊！我们更需要恢复和端正我们的党风，加强我们党的纪律性，特别是认真严格地执行党和国家的保密制度。我对恩来同志在这方面的简介，想来对同志们不无裨益。
（原载于1982年6月30日《人民日报》）
薛 明：周恩来与贺龙
我和贺龙1942年结婚后，就不断听他谈起以前的经历，特别是在“文革”中，贺龙和我被关押期间，对我谈的更多，其中有不少是他与周恩来同志的交往。
（一）
周恩来与贺龙第一次见面，是在“八一”南昌起义前，即1927年7月28日的傍晚，由周逸群同志陪同，周恩来到了贺龙驻地。当时贺龙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在谈话中，周恩来分析了形势，谈了共产党对政局的看法和主张，精辟的见解使贺龙思想上豁然开朗。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贺龙在此以前已经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因此，当周恩来和盘托出“八一”南昌起义的计划，并且要贺龙担任起义军总指挥时，贺龙激动地向周恩来表示：组织上叫我干啥我干啥，我一切服从党的决定。
“八一”南昌起义后，1927年9月初，贺龙在瑞金的一所学校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周逸群、谭平山。周恩来在贺龙入党宣誓仪式上讲了话。大意是组织上对贺龙同志是很了解的，他由一个贫苦农民经过斗争，变成为国民革命军二十军的军长。多年来，他积极追求真理，很不容易，是经过考验的，是信得过的！
贺龙入党后，和周恩来等一起，率领起义部队共3个师，一直打到广东流沙，但因敌强我弱，寡不敌众，弹药缺乏，部队打散了。在十分危急的关头，周恩来在流沙，亲自主持召开了一个会，分析了形势，并决定：贺龙等凡有名望的同志，迅速转移到上海。
按照党的指示和恩来的叮嘱，贺龙与刘伯承、林伯渠、彭湃等包了一个小划子先到香港，1927年11月辗转到了上海。恩来已先行一步到达上海，在党中央工作。贺龙一见到恩来同志，感到非常亲切，心里有好多话顿时都涌上心头！想到自己带的部队被敌人打散了，只剩孤身一人，心情十分沉重。恩来语气温和地说：贺龙，你的头很值钱嘞，国民党可悬赏十万大洋捉你。贺龙紧紧握着恩来的手说：我是在党处于困难时参加革命的，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跟着党走。恩来说：“你先在这里住下，对于你的工作，我已做了考虑，我们有责任保护你。你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借此机会先到苏联，学习学习军事。”当时贺龙对那时的失败很不甘心，觉得自己托枪托了半辈子了，还是继续托枪的好。早在北伐时，贺龙就与周逸群相处得很好，无话不谈，这时两个人住在一间房子里。当谈到今后去向时，贺龙胸有成竹地说：湘鄂西、四川、云南、贵州，这一带的地形，我都熟悉，特别是在湘鄂西，要组织队伍，没有问题。从工作的需要出发，我还是适合去湘鄂西拉队伍，搞武装，建立红军，我想找恩来谈谈。
当贺龙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周恩来时，恩来沉思了一会儿，说：我同意你去湘鄂西，但我考虑的还是你的安全问题，现在情况这么危险，敌人搜索得很严，这一路上，你怎么从上海走出去？听了恩来一席话，贺龙非常感动，从内心敬佩恩来考虑问题细致、周到。
临行前，周恩来约贺龙和周逸群吃了一顿饭。恩来告诉贺龙，给他派了七八个人，组成一个小班子，有周逸群、卢冬生、李良耀等，由周逸群担任湘鄂边前委书记。贺龙了解、信任周逸群，和周逸群在一起，他觉得心里踏实，非常高兴。出发前，周恩来紧紧握着贺龙的手，一再叮嘱他一定要注意安全，到了湘鄂边，有什么事要及时和中央联系。
周恩来对贺龙的关心，还表现在对其亲属的关怀上。1927年11月，贺龙到达上海之前，恩来就派人到武汉把贺龙的家眷接来上海，并妥善地安排了住处。一次周恩来和贺龙谈完工作后，非常亲切地说：“你去看看你家里的人吧，他们住在霞飞路。”听了恩来的话，贺龙愣住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刚到上海，周恩来已把他的家眷接来了。贺龙深深地感到组织上对他从政治到生活，真是无微不至的关怀。
离开上海后，贺龙和周逸群先到湖北省委，找到郭亮同志接上关系，以后，在党组织的掩护和帮助下，子1928年春到了湘鄂边，在桑植一带组织了红四军。他一边打仗，一边做群众工作，表现得非常勇敢、坚强。他深记周恩来临行前的嘱咐，不断派人或用书信形式向党中央请示报告他们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和问题，表现了对党的忠诚和极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党中央、周恩来对贺龙非常关心，在听了卢冬生的报告和收到1928年底贺龙捎来的信件后，于1929年3月7日，周恩来代中共中央起草了给贺龙同志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既肯定了他们开创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成绩，又对于湘鄂西苏区的发展做了具体指示。这使贺龙倍加感到党的温暖。他说：我在旧军队中工作了那么多年，虽然汪精卫见过我（贺、汪都是同盟会会员），对蒋介石的人，北伐前我也有过接触，但是我就没有见到过象周恩来这样的人。我参加共产党前，天天拖着队伍防备被别人吃掉，参加了革命队伍后，我确实感到党的关心、温暖，我决心要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党。
在湘鄂西，贺龙和周逸群等人，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依靠当地党组织，遍撒火种，发动群众，开创了湘鄂边革命根据地。他率领的红二军团，英勇顽强，机智善战，不仅多次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而且同来自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33年12月，贺龙经请示中央分局后，处决了蒋介石乘革命处于困难时期派来的说客熊贡卿，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的策反阴谋。
（二）
1949年10月建国后，党中央对于那些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的民主人士作了适当安排。贵州李仲公（原是蒋介石手下的说客）找到周总理，以他是贵州人，熟悉贵州情况为条件，提出他应当省政府主席。周总理说，你想当省主席，意见嘛你可以提，但是我们要统筹考虑、研究。周总理再三向李讲道理，怎奈李赖着不肯走，百般纠缠。恩来同志忽然想起，贺龙了解李的底细，于是通知贺龙马上到总理办公室来。李仲公没防备，一见虎虎生风的贺龙来了，顿时如坐针毡，非常不安，表现得很不自然。周总理故意问贺龙：“这位是李仲公，认识吧？”贺总说：“岂止认识，我们还是‘老朋友’呢！”恩来同志有意告诉贺龙，他们正在谈李的工作问题，李想当省主席。贺总知道恩来同志是在向他示意，贺总对李说：“李仲公，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了！1926年，我们北伐准备打河南时，你到我的部队干什么去了？（当时李是蒋介石派往贺龙部队搞策反的说客。）我开始是在刘湘的公馆请你吃饭，以后我们还打了麻将嘛。对不对？”李赶紧点头答道：对，对，确有此事。贺龙接着厉声问：“打麻将以后，你坐什么车走的？我在外也已给你准备了些的车子嘛，你怎么竟跑到唐生智那儿去了？（由于李搞拥蒋反共的策反，被贺龙抓了起来，送往当时武汉政府唐生智的司令部）你当年可没做好事啊！”李见老底被揭，顿时吓得直出冷汗，连声说：惭愧，惭愧。见此情形，恩来同志双手交叉抱肩，哈哈大笑，边笑边风趣地说：“噢，原来你们是‘老朋友’了。‘朋友’相逢，你们还有什么再说的？”李自知无趣，赶紧告退。后来李仲公是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在“文化大革命”中，为此衔恨对贺龙进行报复，伪造了所谓贺龙向蒋介石的求降信。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藉此对贺龙同志进行了十分残酷的迫害。
1957年，我国和缅甸关系很好。缅甸总理吴努来我国昆明访问，周总理要贺总陪同，前往昆明。由于吴努出访带着夫人，周总理说：“薛明也去，双方都有夫人。”当时我在北京市委工作，为此请了假。我们住在昆明湖滨招待所里，过几天，周总理来了。我们每天都在一块儿吃饭。当时昆明市正发生流行性感冒，第一天吃早饭时，周总理说：“薛明，给我一杯酒。”我说：“总理，早上起来不要喝酒吧？”周总理听后笑着说：“唉，你不懂得，你们要预防感冒还吃那么多药，我这是消毒，是在预防感冒，这就没说的了吧？”我还是半信半疑的，问：“能喝吗？”他说：“给半杯，就给我半杯。”当我斟满一杯酒，双手递给他时，他笑着说：“小超是不主张我喝酒的。”说完又紧接着问：“你们两位有联系吗？联系上了没有哇？”我马上说：“下午，我就给邓大姐打电话。”在电话中我告诉邓大姐，恩来同志身体很好，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照顾得很周到。邓大姐听了非常高兴。
中缅双方会谈签订了新的边界条约后，云南省为欢送吴努总理，组织了规模盛大的宴会，很多少数民族的头人也应邀来了，他们见到周总理，非常高兴，在宴会上频频为周总理敬酒。恩来同志也很高兴，一连饮了三杯。贺龙担心他喝多了，影响健康，连忙接过少数民族头人敬的酒，说：“这杯酒是××敬总理的，我替喝，很感谢你们。”恩来同志深知贺总有糖尿病，也不宜饮酒，便说：“你别喝，这杯我喝。”贺总还是抢着要替恩来同志喝下去。周总理当即向敬酒者说：“贺总是有糖尿病的，不能多喝啊。”宴会上他们两位互相关怀、互相体贴的情景，使在场的人深受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