宴会散后，回到招待所，上台阶时，恩来同志对我说：“贺总是不应该喝酒的，今天喝多了，你可要好好照顾他呀。”接着又说:“你是1942年和贺总结婚的吧？”我说，“是啊，总理您的记忆怎么这么好啊。”他说：“我对贺总的了解可能比你还多。他是功臣啊！你可要记住哇！你要照顾好他的身体。他今天多喝了几杯，以后别喝酒了。”我很感动，立即转告贺总。贺总回招待所后，叮嘱恩来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总理今天喝多了，要注意他的身体。”宴会上二人争相饮酒，回来后又互相关照，此事至今我仍记忆犹新，尤其是周总理讲的话意味深长，我一直铭记在心。
晚上，又举办了欢送吴努总理的文艺晚会。晚会上演员们精湛动人的表演，不时激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演出结束后，恩来、吴努、贺龙等上台接见演员，祝他们演出成功。
周总理和演员们握手祝贺之后，也不知什么时候戴上了一顶十分别致的用白布条缠成的小帽，只见他手提花篮，翩翩起舞了。他庄重的仪表，潇洒的举止，熟练轻快的舞步，博得一阵阵的掌声。周总理一跳舞，台上的演员们也欢乐地和着他的舞步高兴地跳了起来，乐队的同志立即奏起乐来了。吴努总理见周总理跳得这么好，也试着跳了起来，嘴里一再说：“总理，您太热情了。”贺总也跟着跳起来。看到这动人的场景，观众席上掌声哗哗地响了起来，后边的同志们站到凳子上鼓掌，掌声经久不息。
第二天送走了吴努总理，云南省请恩来同志作报告，地点是在一个开阔的广场上。贺总陪同恩来同志一块去，我跟在后面。事先安排由警卫维持秩序，可是到了那里，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周总理到广场上去作报告，要经过一个高坡。可是人们争相挤着要看总理，他怎么也过不去。见此情形，贺总急了，他怕挤坏了总理，便大声说：“别挤了！怎么这么乱啊？怎么这么不遵守纪律啊？警卫都到哪里去了？快维持好秩序呀！”我当时也为恩来同志的安全捏着一把汗，生怕挤坏了他。恩来同志很快站在高坡上，向群众挥手说：“同志们，我今天是来看大家的，和大家见见面。”接着又说：“你们不是想看看我吗？让我过去嘛，过去站在台子上，不就看见我了吗？”他的话音刚落，人群忽地自动闪开了一条路。他大踏步地走过高地，登上了讲台。周总理讲完话后，秩序井然，人们一点儿也不挤了。他最后站在一个小山包上，向群众频频挥手告别，连声说：“同志们，再见，再见！”全场掌声雷动。记得那夭，万里无云，阳光灿烂，周总理向人们招手时，那神采，那风度，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人民是那样深深地热爱着总理。
（三）
解放初，贺龙担任西南军区司令员。1954年大军区撤销，调到北京后，贺总和恩来同志的接触就多了。
贺总对恩来同志特别尊重。每次恩来同志来，贺总一听见他的汽车响，就一边大喊：“总理来了！总理来了！”一边呼呼地穿过长长的走廊跑去迎接恩来同志。落座后，贺龙坐沙发总是偏着坐，欠着半个身子，以示对恩来同志的尊重。只要是我在家，贺龙就大声喊:“薛明，薛明，来给总理倒茶。”恩来同志是喜欢喝茶的。家里有几种茶叶，我总是倒两杯，放在总理面前，好让他尝一尝，哪杯好喝。
群众对老一辈是怎么生活的，了解得很少，很多青年人更不知道。那时请吃饭没有叫公家掏过钱的，都是由个人负担。
记得“文化大革命”前，我们陪着周总理吃了一顿饭。那顿饭是聂总（聂荣臻）请的客。请客的原因，说起来也很简单。几个老总聚在一起闲聊，贺总便跟聂总开玩笑，说：“聂老总，你请客吧。”聂总满口应允。吃饭时，大家都很客气，特别是陈老总，显得非常拘谨。因为张茜关心陈总的健康，平时限制他吃肥肉。恩来同志有意把张茜支走，笑着说：“张茜呢，你去告诉服务员，我们这些人想吃点素菜、小菜，特别是陈老总，要吃点素菜、小菜。”张茜一走，聂总、贺总赶紧给陈总夹了几块回锅肉。陈总刚吃了两块，张茜已回转来，见陈总盘里还有块回锅肉，聂总赶紧打圆场，说：“就这一块了，让他吃了吧。他自己不吃，是我们让他吃的。”陈总很幽默地说：“好吧，就最后这一块了。”张茜关心地边说边用胳膊碰陈老总，恩来同志非常坦然地把手摆在桌子上，一边笑，一边用手轻轻地敲点着桌子，很随便地说：“有意思，有意思。”稍停了一会儿，又说：“张茜呢，我也给你说几句话。一般老年人，特别是肥胖的，都不适宜吃肥肉。我也不赞成吃，医生也告诉过我。但是偶尔吃上一两块，也不要紧，不会发生多大问题，你放心。比方说，医生只叫我吃蛋白，我就不喜欢吃蛋白。我蛋黄、蛋白一块儿吃。蛋黄里有胆固醇，但也有卵磷脂。肥肉一块也不能吃，那是形而上学嘛！还是不要硬性规定，我看平时不吃也可以，如果想吃时少吃一点，也没什么关系，要灵活一点。”恩来同志分析形而上学弊病的话很在理，大家频频点头称是。
恩来同志说完后，聂总紧跟着说：“我们几个经常一起外出。我总结了一下，发现还是薛明的方式比较好。”恩来同志也接上去说：“我今天才发现，吃饭时薛明也不说话，贺总也很自觉，是养成习惯了吧？”我忙说：“是他自己不吃。”总理风趣地说：“嗅，你也许还有别的办法，桌面上不讲，等回到家里再上课，单个教练吧？”一句话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当时，周总理和几位老帅都已年过花甲，关系这般融洽，在一起吃饭谈笑风生的情景，至今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1952年底，国家体委正式成立，贺总当了体委主任。周总理对体育事业非常关心，连体育馆怎么设计，也多次和贺总一块商量研讨。
1961年，我国乒乓球队在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荣获男子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和双打冠军，举国欢庆，总理、陈总、贺总、彭真等同志都非常高兴。球刚打完，彭真市长就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宴请各国运动员。休息时，张茜、张洁清和我等女同志在场。张茜提议，以后每次得了冠军，都应有所表示，在场的人轮流请客。大家均表示同意。
1963年4月，第2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我国男子队以五比一胜日本队，蝉联世界冠军。
这次是周总理请吃饭，大家都很高兴。陈毅、贺龙都去了，见了运动员，纷纷向他们祝贺。总理勉励他们“胜不骄，败不馁。”吃完饭后，运动员们高兴地围在总理身边，说开始打球很紧张，一想到为国家争光，就拼死打，终于打胜了。记得陈总吃完饭，用餐巾一抹嘴，两手一摊，用浓重的四川话说：“水果嘞？”大家告诉他，今天没水果时，他说：“没有哇，没有就算了。”
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我国乒乓球队又得了冠军。这回轮到我们家请客了。贺总向体委的同志说：“上次总理请客是四菜一汤，自带粮票，这次不能超过总理的规格，其他备什么菜我不管，可千万别忘了‘红烧狮子头’，我就要这个菜。”因为这是周总理喜欢吃的菜。
周总理对运动员们很关心，对他们的技术进展情况也很关怀。有一次，下围棋的运动员和乒乓球队员都到了陈总家。陈总谈笑风生地和运动员们尽惰地交谈。这时周总理也来了，他风度源洒，讲话很风趣。总理在和运动员交谈着，忽然话题一转，便谈起中央准备取消军衔的事，总理说：“取消军衔他们（指贺、陈）都是同意的。张茜、薛明你们两位的意见如何？发表发表。”我俩齐声回答说：“同意，同意。”总理听了很爽朗地哈哈大笑起来，说：“真同意了？同意了就好。同意了，那元帅夫人可就当不成了。”取消军衔，都是普通一兵，那时中央有那时的考虑，中央作了决定，老帅们都拥护。总理在谈笑声中就做了元帅夫人们的工作。
（四）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不久，林彪一伙就诬陷贺龙是“黑线人物”，“要篡党夺权”。之后，康生、江青分别到北京师范大学和清华大学诬陷贺龙调兵搞“二月兵变”，煽动学生造贺龙的反。从些，我就有安宁过。家被抄，孩子们也躲到亲友、同事家里去了。同时，体委造反派也闹起来了。
1966年12月24日，体委造反派斗荣高棠那天，贺总去接总理一块去体委。见面后，总理亲切地握着贺总的手说：“你血压高，我还是建议你休息。”我们深知总理是为了保护贺总才提了这个建议的，但由于贺总对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起因不清楚，对全国乱成这个样子不理解，又感到不放心，觉着不应该休息。他说：我干了一辈子革命了，怎么怕群众呢？把我保起来不行，还是想工作。总理从贺龙犹豫的眼神中看出贺总心有疑虑，便诚恳地说：“工作我替你顶着，不要紧。你休息吧，保重身体第一。”原来体委的造反派对贺龙也是纠缠不休的，听了总理的指示不敢违抗，也就同意贺总休息。
1966年12月25日晚，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把贺总和我安排在钓鱼台住。我们刚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清早，就接到总理办公室来的电话，叫我们马上离开那里。原来康生、江青也住在那里。按总理安排，我们转到新六所住。12月28日，贺总参加了毛主席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但是体委、政治学院的造反派很快知道了我们的住处，又跟踪到了新六所，整天闹得不可开交，要揪斗贺龙。东交民巷的家也被造反派进驻了。贺总很气愤，说：“群众还不知道我呀，我也了解群众。我不怕，我要回去一趟。”我跟贺总的警卫员杨青成说：“是总理安排我们住在这里的，要回去，还是告诉一下总理好。”
1967年1月9日，贺龙到西华厅见到周总理，讲明情况后，总理说：“你不要去，我顶着。”说着他马上把电话接到东交民巷我家里，严厉地对造反派说：“找你们的头头，我是周恩来。我是总理。你们到贺龙家里去，呆在那里，这不好吧？这不象样子嘛！你们赶快搬出来！有什么事跟我说，今晚7点钟，我在大会堂接见你们！”总理讲话后，他们马上就撤走了。当时的天下要没有总理支撑真还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子呢！总理又给贺总说：“不去，不管他，你不要接他们的电话。”
当时正是“一月风暴”，社会上很乱，总理对贺总的安全放心不下，1月11日凌晨，又安排我们两人住在他家西华厅的前厅。床是我们到后临时搭的。在西华厅住时，我和贺总亲眼见到了总理日夜操劳的情景，他天天夜间出去工作。我和贺总都睡不着。每天黎明前我和贺总都趴在窗台前，盼着总理早点回来。当时正值隆冬，分外严寒，每天天快亮时，才看见总理的汽车缓缓地从外边开回来。总理太疲乏了！太劳累了！看到这些，我和贺总心里难受极了。林彪、“四人帮”一伙对老帅们采取冷攻，对总理是搞热攻，车轮战，使他不得休息。
贺总住在西花厅，心情很不安。总觉得总理天天为国家操劳，他却躲在西华厅休息，很不是滋味。总理工作这么紧张、劳累，有时还抽时间到我们的住处看一看，每次来后，都对贺总说：“你就安心住着吧。”有一次，总理坐着坐着，就说：“我就在这儿吃饭吧。”我便告诉服务员，把饭给总理端过来。总理的饭也很简单，两个菜。总理边吃边说：“我实在没时间。”接着又说：“薛明，你给我念念报纸吧，我连看报纸都来不及。你给我念念报道，或当天的社论。”又问贺总：“你看过报纸了吧？”贺总说：“看过了。”“那我们两人一块再听听。”我说：“我念得慢啊。”总理说：“我喜欢听慢的，现在年纪大了，念快了，记不住。你就慢一点念吧。”总理一边听我念报纸，一边吃饭。我边读着，边想，总理啊，你吃饭都没清静的时候啊！
“一月风暴”的飓风，也刮进了中南海。中南海里也分成了两派。1967年1月19日，总理和李富春同志一起找贺总谈话。总理说：“对于你的安全我负责。主席不是也说嘛，要保你。我也要保你。我想把你留下，但中南海这个地方也是两派，也不安全，连朱老总的箱子都撬了。我给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休息。你可能不习惯，也许过些时候就习惯了。你缺什么东西告诉我。”贺总和我虽然并不了解总理与林彪一伙斗争的内幕，但知道总理的处境太难了。谈话结束后，总理紧紧握着贺总的手，难舍难分地说：“你先走吧，到秋天时我去接你。”稍停了停，总理又说：“家里的事，我顶着。你就别管了，我已安排好了。你不要着急，杨德中护送你，夜间再走。”贺总怎么也没想到，此去道路坎坷，荆棘载途。他更没想到，这次分手竟是和总理最后的诀别！
1967年1月20日凌晨3点钟，我和贺总离开了西华厅，由杨德中和贺总的警卫员杨青成护送，乘红旗轿车朝玉泉山驶去。天蒙蒙亮时到了玉泉山。后改乘小吉普车，这时车上就只有贺龙和我及护送我们的杨德中了。汽车一直开到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这是建在山腰间的一所平房院落，里边的房子很不错。除了担任警卫的战士，就只有贺龙和我两个人。
我们走后，林彪、“四人帮”一伙到处打探贺总和我的去向，多次闹着要“揪斗贺龙”，要“打倒贺龙”，都遭到了周总理义正词严的回绝。2月18日，总理嘱秘书告国家体委造反派，总理不同意批斗贺龙同志，这是中央的决定。2月22日，总理继续嘱告秘书向体委传达：“总理不同意召开大会批斗贺龙同志，因为中央至今未批准此事。”
刚到象鼻子沟时，杨德中不断代表周总理去看望我们，他每次来，贺总都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不放，问杨：“总理好吗？让总理放心吧。”杨每次都转达总理的问候，总理说，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并嘱咐贺总利用休息时间，好好学习学习，练练字，学学毛主席的著作。他还说，总理估计你坐不住，不习惯这个环境，过一段会习惯的。你若有事，找总理。自此，贺总真的练起字来了，练得还很认真。
1967年，国庆节后，贺总高烧至40度，吃饭总吐。周总理知道后嘱速送三○一医院治疗，但遭到江青反对，只好送到二六七医院，安排住在传染科。二六七医院归警卫一师管，平房，一刮风全是土。住院时，杨德中和警卫一师的人去探视他。出院后，杨德中为烧暖气又去看了贺总，同时带来了总理亲切的关怀和问候。总理说，山沟里的温度低，比城里凉，要早烧暖气。总理是怕贺总再感冒。贺总紧紧握着杨德中的手激动地说：“听到了总理这亲切感人的话，就好象见到了总理一样。”贺总非常感激总理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此后，我们和总理的联系就中断了。
贺龙被列为专案审查对象，我们完全落入了林彪一伙的魔掌。林彪一伙更加紧了对我们在政洽、生活和医疗等各个方面的迫害。实际上，他们不是在整贺龙一个人，是在整周总理。在临离西华厅时，我悄悄地把西华厅的电话号码记在了手心里，以备日后有急事时和总理取得联系。到象鼻子沟后，开始杨德中常去，还没感到没电话的困难。自和总理断了联系后，才感到没电话的困难。贺龙曾叫我悄悄地去看看哨兵的电话，能不能趁他们不注意时，把电话拨出去。一看才知，哨兵使用的是手摇电话，我们连电话也拨不出去了，和总理再也联系不上了，心里真难受啊！在此，我们一直住到1969年6月9日贺总被迫害致死。贺总去世后，没有哀乐，没有花圈，没有党旗，没有同志和战友，只有一条白色的床单覆盖着他那魁梧的身躯。贺总的遗体是被秘密火化的。
贺总含冤去世后，我又回到了象鼻子沟。林彪一伙对我的迫害并未终止。他们先用木板把窗子钉死，不让阳光透进来，日夜用大灯泡照着我，不能入睡。而后又把我押送到颐和园旁边的北京卫戍区警卫一师四连。继之又把我押送到贵州省某空军干校，进行了残酷摧残。
约在1971年10月的一天，北京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人说：“你是老薛吧？”怕我没听清，又稍抬高声音说：“你是不是薛明啊？”我疑惑地望着来人，没吭声。另外一个人说话了：“你别紧张，我们不是他们那伙的。林彪和叶群叛国出逃，已摔死在蒙古了。他们完蛋了。”听到这里，我赶紧拉着他们的手说：“你们不是一伙的？”他们亲切地说：“是周总理让我们来找你的。为寻找你，我们四处查访，几乎跑遍了整个中国。”一听是周总理派他们找我的，热泪顿时流下来了。他们告诉我：“叶群的一些事你知道，贺总最后的日子里，也只有你在他身边。周总理要你把贺龙同志遭受林彪一伙迫害的情况，原原本本写出来，报告中央。”我心里热乎乎的，可盼到这一天了。回来以后，我眼含泪水，写写停停，到1978年终于写好了《向党和人民的报告》。有一次，邓大姐听我讲完报告的内容后说：“这些材料要是总理听到了，他会非常难过的。”
回到北京后，国务院安排我住在新疆办事处。周总理派科教组组长刘西尧看望我。他说：“我代表总理，向你一家问好。希望你一家团圆。”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不久，我和失散五年的孩子们也团聚了。和儿女团圆时，我没有给孩子们留下一个挨整的印象，而是觉得心里踏实了，觉着贺总平反有希望了。
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非常关心贺龙的平反昭雪问题。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当讲到贺龙同志时，毛主席连声说：翻案、翻案、翻案！1974年毛主席和邓小平同志谈话时说，要给贺龙平反。邓小平同志立即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
1974年底，中共中央发出了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推倒了林彪一伙强加在贺龙同志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贺总平反前，总理让邓大姐的秘书打电话给我，询问“要找一找贺总的骨灰在哪里！”做为贺龙的亲人，我是多么希望能够找到啊！此后，邓大姐还曾两次来我家中。第一次来，了解我和孩子们的生活及健康情况，虽没明说要给贺总平反，但邓大姐来本身就是个态度，希望就很大了。邓大姐第二次来我家，带来了总理的问候，希望我保重身体，不要太难过，要向前看。邓大姐还说，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不登报，是中央的意见。我说：中央怎么决定，我就怎么办。
1975年6月9日，在贺龙逝世6周年的时候，中央举行了“贺龙骨灰安放仪式”，那天，总理抱病去参加了。事先，邓大姐来电话打过招呼，说：“总理也许来，若来了，你们双方要控制些感情。”我将大姐的话告诉了亲属们。我和儿女们刚进休息室不久，就听到了在休息室外总理的声音。他大声喊我：“薛明，薛明啊！”门被推开了，总理走进来，我急忙迎上去。总理紧紧地搂着我，声音颤抖地说：“薛明，我没有保住他啊！都6年了，老总的骨灰没能移到八宝山公墓，我很难过啊！”说着，眼泪籁籁地流了下来。我望着总理那被病折磨得消瘦的脸颊，激动地只说了一声：“总理，我感谢你对我们全家的关怀。……”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了。这时，我的女儿晓明走过去，说：“周伯伯，你要保重身体呀！”总理抬起头来，缓缓地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顿时，整个休息室里一片哭声。这是周总理生前最后一次参加悼念活动。周总理严肃地站在贺龙同志的骨灰盒面前，连续向贺龙鞠了7个躬。周总理代表党中央为贺龙同志致悼词。周总理说：“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大贡献。”“贺龙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同志、老战友，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听着这深情的话，我抬起泪眼，望着贺龙的遗像，在心底里默默地说：贺总，总理了解你。人民爱戴你。党信任你。你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你们的遗愿将会变成灿烂光辉的现实。
（郑淑芸、刘春秀访问整理）
连 贯：殚精竭虑 为国为民
在我的革命生涯中，可以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的。在革命战争期间，我很难得见到周恩来，但工作的指导思想却多是来自周恩来。通过我个人的体会，我由衷地认识到周恩来同志是一位伟大的革命领导人。他胸怀博大，光明磊落，关心人民，关心干部。
1937年抗战爆发后，周恩来同志曾经对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将军说，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日，得到国内外人士的赞扬，受到海外华侨的拥护，他们寄钱寄物来支援八路军新四军，可是没有人办理接收。我想派人到香港去，以便接受支援物资，请你通知香港当局。我们不公开挂牌，设秘密办事处，不会妨碍你们的中立地位。接着中央就派了潘汉年、廖承志同志来，当八路军、新四军的代表。办事机构有两处，广州称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主任是云广英；香港设不挂牌的办事处，由我负责，在香港皇后大道中18号，租了一间小店，挂“粤华公司”的牌子，作为公开的联系地点。根据恩来同志的指示，我们做了不少接受华侨捐赠物款的工作，还做了不少华侨和东南亚等地兄弟党的联络工作。有不少爱国华侨青年，通过我们到延安，到八路军、新四军去，我们还专门发动华侨青年中的汽车司机，到抗日前线去工作。
1939年，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在中国和东南亚的利益受到日本侵略者的威胁，他们便与日本侵略者秘密谈判，妄图调和他们之间的矛盾，搞所谓“东方慕尼黑”。香港有“八办”，虽然不是公开的，但日本人有情报，是瞒不过的，他们便向英国提出“抗议”。港英当局竟然出动侦探封闭了“粤华公司”，把我也拘留起来了。最后经周恩来同志对英国驻华大使提出交涉，才把我放了出来。
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时期，特别在皖南事变之后，国内许多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工作者的安全受到威胁，恩来同志就组织他们转移到华南和香港来工作。但是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不久，九龙、香港相继沦陷。就在这前后，我们接到了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特急电报，指示我们与广东党组织，想尽一切办法，把被困留在港九的许多重要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营救出来，转移到安全地带。这一来一往，足见周恩来同志关心人民，关心群众，对革命、对历史的负责精神，也足见他对中国革命的远见卓识和信心。根据恩来同志的指示，广东党组织和革命部队艰苦奋战，不惜牺牲，终于将全部人员救出，还救出英、美、印度等一批国际友人，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好的影响。
1946年秋，内战全面爆发后，周恩来同志曾要我专程到南京中共代表团去汇报工作。大概是九十月间，我同杨琳同志一同来到南京梅园新村，但是没有看到周恩来同志，即先向董必武同志作了汇报，后来他才告诉我们到上海思南路去见周恩来同志。
我向周恩来同志汇报了广东党组织在东江游击队北撤以后的工作和海外华侨工作情况，并听取了党中央在新形势下的工作指示。恩来同志对我讲，中央估计国民党要大打内战，不久就会迫使我们代表团离开南京、上海回到延安去。我们在大城市已暴露的干部和民主人士、文化人士会受到迫害，所以必须将他们转移到香港去。南方党组织要充分做好接应的准备工作。这些人中，能教书的就当教员，能办报的就办报，能做别的事的，就寻找别的社会职业，要千方百计安置下来……。恩来同志接见我的时候，还让我同邓颖超、李维汉、章汉夫、乔冠华、龚澎、张铁生、肖贤法、郭沫若、沈钧儒、胡绳同志等见了面。
我同杨琳同志在南京、上海两地一共停了两个星期左右，便一同返回香港，并立即向方方（香港分局书记）、林乎（副书记）同志传达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
在这以后，贯彻周恩来同志的有关指示，便成为我们的主要工作。
我们先后接待和安置了一大批（约有100多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著名学者、教授的生活和工作。有些人当了“寓公”；有些人去办报，搞宣传、文化工作；有些人到达德学院去当老师。达德学院是香港分局委托民主人士出面兴办的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大学，学生多来自华南各省和海外归来的革命青年。
继民盟委员闻一多和李公朴先生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之后，1947年2月，国民党又宣布民盟为非法，民盟总部被迫解散，主要领导人纷纷转移来港，至1947年底，全国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知名人士，几乎云集香港。我们根据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加紧对他们进行团结、教育工作，帮助他们健全组织，并在生活上给予关怀和帮助。根据党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达到新的团结的精神，开展过对所谓“第三条道路”和“中间路线”的批评。
当时的重要成就之一，就是促进了“民革”（即：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以谭乎山为首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以蔡廷锴、蒋光鼐等十九路军系统为主的“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与国民党元老、左派何香凝、柳亚子等团结起来，通过协商，在香港召开了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代表会议，决定联合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选举了李济深为主席，何香凝、冯玉祥等为常委。
我们还协助民盟在香港重建了全国的领导机构；此外，对当时在港的民主党派如黄炎培为首的“中国民主建国会”、马叙伦为首的“中国民主促进会”、陈其尤为首的“中国致公党”和章伯钧、彭泽民为首的“中国农工民主党”等等，我们分别做了许多促进团结的工作。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这时，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步调就很一致了。当时就有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销、谭平山、郭沫若等代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无派，通电全国，热烈表示“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的决心，并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响应中共中央“五一”时局主张。
同年8月1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致电赞扬他们并邀请他们到解放区共商国是，参加新政协；并电示香港分局组织护送工作。周恩来还亲派钱之光、刘昂等同志分别到香港、大连等地进行这一专门工作。香港分局是由我来负责这个工作的。我们先后分三批护送他们北上，我是10月底随第三批走的。记得当时我们所乘的挪威船正驶在黄海，忽然收听到沈阳解放的消息，我们全船雀跃，十分高兴，便从烟台靠岸，直奔西柏坡而去。这以后，我便一直在周恩来同志跟前工作了，忙着筹备新政协，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建国以后，我一直从事统战和侨务等方面的工作，接触周总理的机会更多了，所受的教育也更多。1958年，中央为纪念建国10周年，决定在首都北京筹建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民族文化宫等10大建筑。这一系列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宏伟工程的建设，是由周总理亲自领导的。国家调动了各方面的力量，特别是北京市的力量来从事这项重大任务。恩来同志指定我代表他作为“甲方代表”，北京市彭真市长指定万里同志作为“乙方代表”，共同负责10大建筑各项工作的进行。周恩来同志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对工程的每一步进展都是亲自过问的，所有重大的设计和规划都是亲自参加研究并作出决定的。他考虑问题的细致、周到，深谋远虑，富于历史远见，特别在有困难的时候，更是能够及时地加以果断的处理和解决。这些，都曾使我得到十分深刻的教育。正是由于周恩来同志的正确领导，10年大庆的10大建筑只用10个月，便全部完满地落成了。为此，还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表扬。
周恩来同志为缔造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所作出的丰功伟绩，是永垂青史的！
（杨村整理）
邓颖超：继承遗志 永远向前
刚才，你们都参加了周恩来同志的追悼会，我在这里同你们见见面，有些话谈一谈。
恩来去世了，你们都很悲痛，我也很悲痛。但是，悲伤和眼泪都不能使死去的人复活了。
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中，讲得非常好。他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一个人，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恩来同志正是这样的人。他是一位人民的勤务员。他一生的追求，一生的奋斗，都是为人民的利益，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这样一个崇高目标的。你们在座的，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是共青团员，有的虽然不是党员团员，但都是革命同志，都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恩来的遗志，努力做好我们各自的工作，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而奋斗。
今天在座的，有为恩来洽病的医务人员，护理人员。这些同志，他们政治上是可靠的，医疗技术是我们国家第一流的。他们受到了党中央的最大信任和委托，对恩来的病作了精心的多方面的治疗和护理，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尽了最大的职责。他们的革命精神和工作态度是十分感人的。恩来生前曾经多次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在这里，我也要代表大家向这些医生，向参加护理工作的人员，表示深切的感谢。
癌症终于夺去了恩来的生命。我自己是共产党员，我用无产阶级的坚韧性，高度地克制我内心的痛苦，在他病中还要用愉快的精神和恩来一起同疾病作斗争。当他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挽救时，一再叮嘱我，死后不要保留他的骨灰。这是我和恩来在十几年前共同约定下来的。我们国家在对人死后的葬仪方面，从古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都一直是土葬的。50年代，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倡议下，许多高级干部签名，决定死后实行火葬，这是对我国几千年的旧风俗的重要改革。1958年，恩来首先把他死去的父亲，我把自己死去的母亲以及重庆办事处的一些死去的同志的坟墓平掉，进行深埋。恩来还把他在淮安几代亲人的坟墓，也托人平掉，改为深埋，把土地交公使用。在中央做出人死后实行火葬这个决定不久，我们二人共同商定，相互保证，把我们的骨灰撒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撒到水里、土里去。从土葬到火葬，从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这是思想观念上的重大变化，是移风易俗的重要改革。他自己就曾经讲过：人死后为什么要保留骨灰？把它撒在地里可以做肥料，撒在水里可以喂鱼。他还主张人死了以后应该做尸体解剖。在他病重住院期间，他曾专门交代医务人员：现在对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作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恩来对于自己个人离开人世没有丝毫挂虑，对祖国的科学发展和未来却充满了热情和期望。从感情上讲，你们很难过。恩来虽然去世了，但他给我们还留下了精神财富，在他弥留之际，想到的是死后还要如何为人民服务。你们要支持恩来的这一行动。他的这一遗愿实现了。他的心愿，我已经了却了。
恩来对他的后事，曾经对我说过，葬仪要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的任何人。这件事，我已经向党中央做了报告。中央给了他很高的荣誉。他还向我说过，一定不要特殊化。我个人是坚决执行的。对于丧事，我是严格按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没有提出一项个人的要求，一切都由治丧委员会决定。恩来的遗体是由西华厅党支部保护下火化的，并将他的骨灰盒放在吊唁的地方，因为他是西华厅党支部的党员，在具体执行吊唁他的仪式时，有些事情应该放到支部里去做，由支部的同志来承担。我想这是符合他生前愿望的。
恩来生前是党和国家的一位领导人，但他总是按照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严格要求自己。他把自己看作是党的人，是一个人民的勤务员。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恩来始终如一地遵守着这条共产党人的最重要的准则。他永远保持和群众的最密切联系，从不搞特殊化。他一生为党和人民虽然建立了许多功勋，但他从不居功自傲，而是经常检讨自己。他功劳越大，越是虚怀若谷；地位越高，越是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兢兢业业，戒慎恐惧。特别是我们党处在执政党的地位以后，他更是时时刻刻注意这个问题，严于律己，把搞好我们的党风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作为他的亲属，又有什么理由把自己放在一个特殊的地位呢？我们千万记住，不要以为自己在革命的征途上有什么特殊，不要夸耀，不要吹嘘，一定要谦虚谨慎，要多向革命的老前辈学习。
恩来同志和我们永别了。你们要坚强，不要过分的悲伤。我们要继承他的遗志，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在新的革命路上永远向前进！
题注：这是邓颖超同志在1976年1月15日周恩来同志追悼会后，同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医务工作者和亲属的谈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