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没想到会在57年后的今天，满怀愉快的心情，在人民的大连回忆这段往事。对此，我感到无比的欣幸。
1985年8月1日于大连
（原载于1985年8月14日《人民日报》）
徐彬如；用“六大”精神武装顺直省委
我和周恩来同志早在大革命时期就相识了。当时我们都在广州，他任中共粤区军事委员会书记，我在中山大学任党总支书记和粤区学生运动委员会委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我从广州转移到上海，在中央军委工作，恩来同志是中央军委书记。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恩来同志出席“六大”回国后，到天津主持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传达“六大”会议精神，整顿北方党的工作。我被派去为这次扩大会议作筹备，以后又留在天津工作。
1928年10月，我正在上海“预备留苏学生支部学习班”准备去莫斯科学习。陈潭秋同志作为北方党的负责人，从天津回上海汇报工作。他找到我，希望我同他一道去天津工作。我没有立即回答。当时，李立三同志已经从莫斯科回国，在上海临时主持中央的工作。潭秋向李立三提出，北方党经过几次大破坏，干部很缺，希望中央增派干部并提到了我。立三当即表示同意。后来，潭秋带我去见李立三（他住在上海先施公司楼上大中酒店），立三对我说：“你不要去莫斯科学习了，和陈潭秋一起去天津工作吧！明天就走。”我当时对他那种命令式的口吻有点反感，但还是同意了。立三对我们说：“北方党现在比较乱，需要整顿，中央在莫斯科开会时已经研究了，决定由周恩来去天津主持召开顺直省委扩大会议，传达‘六大’精神，整顿北方党的组织。现在，‘六大’已经结束，周恩来正在回国途中，不久就可到达上海，你们可先去筹备，为会议做好准备工作。”
10月10日左右，我和潭秋从上海乘船出发，同行的有潭秋的爱人徐全直和幼儿，还有詹大权的爱人田杏梅。在船上，潭秋同我谈论了很多问题，诸如对中国革命前途的看法等等，而谈论最多的是关于北方党的情况。据他说，北方党历史遗留下的问题比较多，也比较复杂，主要是大革命失败后北方党的领导人彭述之等犯了错误又不能正确对待，互相之间闹意气，以至领导机构被解散，多数基层组织陷于瘫痪状态。另外，党员中非无产阶级思想泛滥，自由主义、极端民主化等等相当普遍。由于当时党的经费来源发生了恐慌，有些党组织就要求平分党的经费，闹经济问题也很突出。总之，北方党从思想到组织，都比较混乱。为此，党中央已经派陈潭秋、刘少奇和韩连会为特派员，专门去处理顺直的问题了。
船抵天津的第二天，我们见到了刘少奇同志，向他转达了李立三说的关于召开顺直省委扩大会议，传达“六大”会议精神的意见。这时，北方局已经撤销，以“潭少连”（即陈潭秋、刘少奇、韩连会三人名字各取中间一字的合称）名义代行北方局的职责，所辖范围包括北平、天津、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热河、察哈尔等。因为北方局已经撤销，组织部和宣传部亦不存在，机关里只有一个秘书处，下设办公室和油印科等办事机构。领导分工是：韩连会为书记，刘少奇管组织，陈潭秋管宣传，詹大权负责秘书处。我分配在秘书处工作，同郭宗鉴同志住在一起。
会议的筹备工作很快就开始了，根据潭秋的意见，我们从了解情况入手，先阅读材料，然后再到基层去作实地调查。这期间，我们看了很多材料，有特委的，县委的，也有中心县委的，都是给北方局的报告。其中有些报告写得很好，如保南、保北、直南、京东等党组织的报告，写得很有水平，给我印象较深。从那些报告来看，大革命时期北方党的工作确实是很有成绩的，虽然有些地方党组织后来多次遭受破坏，但各地保存下来的党组织仍然比较好，如河北省的保定南特委、保定北特委，北平市委，唐山市委和山东的淄博、济南特委，以及遵化县委、丰润县委等。另外，陕西、西安、山西、热河、察哈尔等地，也有党的组织，烟台地区的军队里也已有了党的工作。
我们看了一段时间的材料之后，分四路到基层去调查：潭秋去平汉线保南、保北地区；少奇去京东唐山、玉田、丰润等县；韩连会去津浦线沧州、大名府等地；我去平绥线北平、张家口等地。半个月以后，大家陆续回到天津，进行会议的具体准备。我们一面着手会议文件的起草，一面进行代表人选等组织准备。起草的文件有政治任务、党务问题、农民运动、职工运动、青年工作、济难会问题等方面的决议案草稿。这项工作由潭秋负责，我协助。关于政治决议案问题，我们只搞了一个提纲，因为要等恩来同志来了以后才能正式起草。有关组织准备工作，由少奇同志负责，詹大权协助。
1928年12月中旬，陈潭秋接到上海党中央发来的秘密电报。电报说周恩来已经乘船来天津，并告诉了化装情况，要我们派一位和恩来认识的同志去码头迎接。因为我认识恩来同志，潭秋派我去接。当天下午3点多钟，我去码头等候。约4点半钟，一艘从塘沽开来的船，缓缓地靠近了海河码头。在下船的人群中，有一位商人，留着八字胡，头戴礼帽，身穿长袍马褂，我一眼就认出他是周恩来。他也很快认出了我。一见面，他亲切地说：“是你在这儿，什么时候来的？”我说：“刚来不久，比你先到两个月”。我看时候不早了，提议到附近饭馆先吃饭。饭后，我陪他先到长春旅社（现滨江道117号）稍事休息。当时这里是党的秘密交通机关，已经有不少准备出席扩大会议的代表住在这里了。休息后，我送恩来同志到日租界一家高级宾馆住下。这是一幢三层楼房，恩来同志住二层一个有套间的大房间里。第二天上午，潭秋、少奇、韩连会、张昆弟、郭宗鉴和我一起去见周恩来同志，向他汇报了北方党的工作和召开顺直省委扩大会议的筹备情况。当即决定，大会的政治报告由恩来同志自己起草。在研究代表名单时，少奇和潭秋都提了一些人，恩来同志意见，凡出席“六大”回来的华北地区的中央委员都可以参加，代表名额不宜太多。经反复研究，由50多人压缩为40余人。
为了统一思想，把会议的筹备工作搞得更好些，我们针对顺直党存在的问题，编印了一个党内刊物《出路》，意即北方党的出路。第一期于1928年11月16日出刊。刘少奇同志写的发刊词。这是一个战斗性比较强的小册子，是油印的。主要内容，一是对顺直党的出路和如何整顿进行讨论，统一认识；二是论述党的组织原则，向党员进行组织纪律和党的基础知识教育。此外，也还刊登一些有关中国革命前途、共产主义事业和党的方针政策等方面的文章。就在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即将召开之前，《出路》第二期印出。第一篇文章是中央给顺直省委的一封信，题目是“中央对顺直党改造的路线”。在这一期《出路》上，周恩来同志还署名伍豪，写了一篇《改造顺直党的过程中几个问题的回答》。这是恩来同志刚到天津，同一部分同志谈话之后，为了解答大家对整顿顺直党组织的一些疑问，在《出路》付印之前赶写出来的。在《出路》上，少奇同志化名赵启也写过《职运须知》等文章，潭秋也有文章，我也写过一篇。这是个不定期的刊物，到1929年8月才停刊。全国解放后，我一直在找这个刊物，没有找着。“文革”期间，天津大学的学生向我调查时，我从他们手里看到了《出路》第二期，说是从保定地区倒塌房屋的墙壁中发现的。他们让我鉴定真伪，我一看就知道是真的，是技术科武径（竟）天刻写的。
1928年12月底，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在天津正式召开。大会会场是由郭宗鉴和詹大权负责安排的。地点在法租界内张庄大桥兴义里附近的两排平房内。这是上海地产公司新盖的房子，尚未住人。附近有个澡堂，不远处还有个小教堂。参加会议的代表，除了出席“六大”回来的华北地区的中央委员和北方党领导机关的负责人以外，来自地方党的代表有：直南的都清玉、张兆丰（曾是冯玉祥部下的一位师长），保属阎廷弼，京东的李运昌，还有唐山的三老：老鞠怀、王德政和李静。王德政是从苏联回来的华工，是唐山的代表；李静是唐家庄煤矿的代表；老鞠怀去过法国，是唐山、天津的交通员。老鞠怀和李静后来都叛变了。
会议开始，首先由周恩来同志作政治报告，他详细地传达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分析了政治形势，讲述了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指出当前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第一个高潮已经过去，新的高潮还没有到来，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争取群众，开展斗争，迎接革命的新高潮。并说，这是目前决定一切的准绳，全体同志都必须有深刻的研究和了解，然后才能正确地运用。这个报告比较长，恩来同志较多地分析了党员中存在的不正确观念。指出，这些不正确的观念，都是没有了解六次大会决议的正确意义，都是妨碍我们目前争取群众的总任务的。他对顺直党内存在的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评。他说，要使党布尔什维克化，要加强无产阶级的基础，同时继续改造党的组织，尤其要坚决地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意识；要全面地贯彻“六大”精神，执行“六大”路线，就必须肃清过去“左”的或右的倾向，因为它是与“六大”的精神和路线绝对不相容的。
在周恩来同志报告之后，刘少奇同志和陈潭秋同志都分别作了报告。少奇同志主要谈代表资格的审查和北方党的一些情况。潭秋主要谈整顿北方党的方针。会上，大家对北方党的看法有分歧。有些人认为北方党的旧基础已经落伍了，糟得不象样子了，但潭秋认为北方党的基础还是比较好的，同南方相比，白色恐怖的摧残和破坏并不十分严重，问题是上层领导不团结，纠纷不断，需要整顿。他对北方党的看法比较全面。我记得恩来同志是支持潭秋的看法的。
会议根据“六大”决议精神，结合顺直党的具体情况，经过讨论，通过了一些决议案。其中有《顺直党的政治任务决议案》、《顺直省委党务问题决议案》、《顺直省委职工问题决议案》、《顺直省委农民问题决议案》、《顺直省委青年运动决议案》以及《顺直省委妇女运动决议案》等。这些决议案，事先都经恩来同志审阅过的。最后，会议通过选举，正式产生了中共顺直省委。同时成立的，还有顺直军事委员会，张兆丰为书记；顺直职工运动委员会，张昆弟为书记；顺直农民运动委员会，郝清玉为书记；顺直妇女运动委员会，秦兰英（张昆弟的爱人）为书记。
1929年1月10日或11日晚上7点多钟，恩来同志在天津佛照楼主持召开了顺直省委第一次常委会议。参加的人不多。我也列席了。会上研究了分工：韩连会任书记；陈潭秋任宣传部长，我协助；张慕陶任组织部长；郭宗鉴为省委秘书长。张慕陶当时正在从莫斯科回国途中，关于他任组织部长问题，会上发生很大争论，有几位代表坚决不同意，说这个人爱吹牛，假积极，作风不正派，经恩来同志（时任中央组织部长）作了一些解释和说服工作，最后决定“维持原案”。
原计划要恢复天津市委的，后来根据恩来同志传达中央关于省委要集中注意产业中心区域工作的指示，决定暂不恢复市委而先建立若干区委，由顺直省委直接领导。据此，天津建立5个区委，即下边区（以小刘庄裕源纱厂为主）、河北区（以恒源纱厂为主）、河西区（以西楼五村为主），另两个区的名字我记不准了，大概一个叫租界区（以市区租界为主），一个叫河东区（以佟家楼裕大纱厂为主）。
1月底，恩来同志完成了在天津的任务回上海去了。是郭宗鉴同志送的。他回上海后，仍然关心着顺直党的工作。记得在他离开天津时，我曾对他提起，我们没有印刷设备，刊物只能用手刻的困难，他答应回上海后立即想办法。不久，原任党的出版部经理的毛泽民同志来了，他就是根据恩来同志的意见，率领人员带着机器由上海来天津的，也是我去接的。和毛泽民同志一起来的还有他的爱人钱希钧（细君）和孩子，以及专门搞印刷的毛主席的侄儿毛远跃等。他们来后，我领他们同省委技术科的负责人纪廷样接上了关系，在英租界小白楼一带租到一所房子，办起了一个印刷厂。这个厂对外称“华新印刷公司”，也承接一些印广告之类的外活，实际上是省委的地下印刷厂。省委后来出的刊物《北方红旗》和在天津翻印的《布尔什维克》等，就都是他们印的。这个地下印刷厂，在印刷省委的机关刊物和秘密文件方面曾起过很大的作用。
在顺直省委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同志曾代表组织号召青年知识分子党员到基层去，到工厂去，到产业工人中去开展工作、接受锻炼。我就是响应这一号召，经省委批准，到下边区任区委书记并到工厂做职工运动的。
我一生中多次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得到他亲切的教诲和关怀。1952年他让我去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工作，一再嘱咐我要好好宣传党的历史和革命先烈的事迹，却不让挂他自己的照片。他就是这样一位对人民作出极大贡献而又十分谦虚的伟人。
（朱家谟、刘杏芬整理）
童小鹏：抗战初期周恩来在武汉
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以后，我党为了继续推进两党合作，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等人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到武汉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推动全民全面抗战的实现。同时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周恩来同志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工作和斗争的这段时期，我以随行人员的身份，先到西安，以后又到武汉、重庆、南京，直到1946年底回到延安，在他身边工作了10年。周恩来同志那种为民族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不懈奋斗的精神，一直深刻教育和感动着我。
（一）
1937年12月18日，周恩来、邓颖超、王明等到达武汉，长江局正式成立，王明是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委员有秦邦宪、项英、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等。周恩来同志到武汉后的第三天，即12月21日，即和王明、秦邦宪一起会见了蒋介石，就两党关系，扩大国民参政会，制订共同纲领，出版《新华日报》等问题进行会谈。会谈中蒋介石故作姿态，说了不少好话，认为我方“所谈极好，应照此去做，前途是会好转，我的想法也不过如此。”“外敌不足虑”，“只要团结，胜利定有把握”。蒋介石知道王明和共产国际关系密切，为了争取苏联的援助，他要求王明留在武汉帮助工作。但是对于两党关系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却没有谈出一个较好的结果。当时恩来同志提出三种可供选择的组织形式：一、恢复（民国）十三年的形式，使国民党改为民族革命同盟，其他党也参加；二、制订共同纲领，建立共同委员会；三、维持现状，即遇事协商的形式。我党是想争取前两种形式，因为它可以加强国共合作，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利抗战。但蒋介石并没有真心实意和我党合作，否定了前两种形式，只同意第三种形式，即以临时协商来处理两党关系。国民党方面也作了一些改进措施，如在个别部门、个别组织内，邀请共产党人参加工作。这种低层的合作虽然不能使我们满意，但两党关系确也有所改善了。
1938年1月，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恢复政治部，蒋介石任命陈诚为部长，黄琪翔为副部长，要恩来同志也担任副部长。对于这件事，恩来同志处理得非常得当，他一方面根据中共中央发布的《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中规定，中共党员一般不参加这种工作，向蒋介石婉言推却；另一方面向中共中央提出：当蒋介石采取合作态度时，“一般采取赞助的立场，应该与国民党开诚合作”。1月中旬，蒋介石坚持要恩来同志上任，他再次请示中央，说明“如果屡推不干，会使蒋介石认为共产党无意相助，使反对合作者的力量得到加强”。同时他也感到，虽然和陈诚在十年内战中兵戎相见，但他和黄琪翔都是主张抗日的，可以捐弃前嫌，有条件地合作。经过中共中央同意，恩来同志终于出任政治部副部长。
当时国民党依靠正规军抗战，对动员人民群众参加全面抗战的宣传、组织工作都很薄弱，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这方面应当有所作为。恩来同志分管政治部三厅。三厅是负责宣传工作的，这是我们的优势，可以做出许多国民党做不到的事情，因此他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筹建三厅和组织文化界统一战线队伍方面，为了动员郭沫若担任三厅厅长，以影响和带动文化界爱国人士投身抗战、靠拢中国共产党，恩来同志和郭沫若同志进行肝胆相照的商谈，拒绝了国民党派特务骨干来控制三厅的要求，使他接受了这个任务。三厅延揽了阳翰笙、田汉、胡愈之、杜国庠、冯乃超等思想、文化界知名人士参加工作。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三厅在进行抗战宣传，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宣传工作需要更多的文化界人士，三厅不可能都把他们请来，于是恩来同志指示阳翰笙等同志发起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他还拜访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请他对“文协”给予支持。三厅成立前后，电影、戏剧、美术、音乐各协会纷纷成立，以文艺为武器动员人民，打击敌人。影响较大的活动如成立10个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和孩子剧团，到前线部队和农村、工厂中演出，发挥了鼓舞士气动员群众参加抗战的作用。名演员金山、王莹演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对人民起了很好的教育作用。他们还根据恩来同志的指示，到南洋各地巡回演出，动员了许多华侨积极支援祖国的抗战。袁牧之、陈波儿等拍摄的电影《八也百壮士》，也很生动感人。周恩来同志和邓大姐还亲自到拍片子的电影厂，恩来同志鼓励他们努力工作，要在艰苦的条件下拍出好的片子。以后袁牧之、陈波儿都被恩来同志送到延安。恩来同志还为各演剧队制订分赴各战区前线的计划和行动路线。“文协”和各协会的活动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它们把不同政见、不同爱好的文化人团结在抗日的旗帜下，扩大了统一战线的基础，也使不少人倾向于共产党。
抗战1周年时，三厅举行的献金运动，是一项效果很好、影响很大的运动。当郭沫若同志向陈诚表示要举行这项活动时，陈诚断言一定会失败，而失败将带来不好的影响。事实与陈诚的断言截然相反，武汉人民积极响应，在短短的5天里，各界群众捐献现金、物资值100万元，其中有工人、农民、学生、工商业者以至难民、乞丐。恩来同志献出他担任政治部副部长的1个月薪金240元。我们长江局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馆的同志也都参加了捐献。献金运动在中国许多城市热烈展开，长沙、广州、重庆纷纷行动，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恩来同志对报刊宣传工作非常重视。当时长江局直接领导的报纸《新华日报》，1938年1月创刊后，2月发行1万多份，四五月间达5万多份，这在旧中国算是销路很大的了。恩来同志曾为报纸题词：“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这和毛泽东同志关于持久战的思想是一致的。《新华日报》在宣传我党的抗战主张，报道八路军新四军的辉煌战绩，推动国统区的抗日救亡运动，都起了很好的作用。此外，党中央的机关刊物《群众》周刊，需在武汉、广州大量翻印，广为发行。当时在武汉出版的刊物40多种，大部分是我党领导或受我党影响编辑出版的。这些报刊和其他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一方面动员群众同仇敌汽，参加到抗战的行列中来，许多青年甚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参加了共产党。另一方面，它牵制了国民党的投降倾向。恩来同志曾经指出：抗战初期蒋介石“投机不成，投降又不敢，他被八路军的力量、人民的力量逼得不能不走持久战，不能不在政治上表现一点进步”。人民力量的形成，宣传工作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宣传了抗战，也使党在群众中的威望越来越高。在武汉发展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也推动了重庆、长沙、广州等地的抗日救亡活动的开展。
恩来同志十分关心长江局在武汉等地组织与领导的一些抗日救亡团体。抗战开始不久，各界群众特别是爱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受“一二·九”运动后北平成立民先队的影响，在武汉成立南方“青年救国团”，这是当时有影响的青年救亡团体。1938年2月，长江局和湖北省委青委领导成立“中国青年救亡协会”，推选国民党元老叶楚伧的儿子叶楠任理事长，中共党员钱俊瑞、刘导生都担任过领导工作。这些组织对青年运动起了促进作用。为了发动工人积极参加抗战，派了一些党员和积极分子到工厂中工作，并建立和发展党和工会的组织。恩来同志还指示长江局工委请中国劳动协会负责人朱学范出面组织“中国工人抗战总会筹备会”，长江局工委成员刘群先、廖似光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参加筹备工作。筹备会提出统一全国工人战时组织，联合世界劳工团体，发动工人参加抗战等九条纲领，决定召开代表大会，成立“全国工人抗敌总会”。由于国民党的阻挠，计划没有实现，但这次和劳协的合作也是有积极作用的，它争取了许多国民党控制的工会组织，也促进了朱学范和我党继续合作。正是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使武汉以及南中国许多城市活跃起来。当时人们反映，从大革命失败到十年内战，武汉白色恐怖严重，这时则是生机勃勃，“一个死都市，重新苏活过来了”。这里倾注着周恩来多少心血啊！那时候，恩来同志往往白天在武昌政治部办公或亲自做统战工作，晚上又乘渡船过江到汉口长江局来处理电报，一直到深夜。我担任会议记录，会开到深夜，我疲惫得很，记下的潦草字迹第二夭连自己也认不得。当我在他的办公桌上拿走最后一份电报稿时，往往是凌晨了。当时事情非常繁忙，长江局的同志找恩来同志处理工作要排着队，常常谈到深夜。记得有一次长江局秘书长李克农同志安排在最后，等和恩来同志谈完工作已是大天亮了。恩来同志每天工作达十五六个小时，但他始终精神奕奕，同志们都深为佩服。
（二）
同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以及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联络，是长江局时期我们党的重要工作。这些工作大都是恩来同志和董老、叶剑英亲自去做或者在他们的领导下进行的。
恩来同志除了在八路军办事处亲自接见各方人士外，还经常在汉口中央银行同沈钧儒、史良、邹韬奋、李公朴、张君劢、左舜生会见，向他们介绍国共谈判的情况，交谈对时局的看法。我们和一些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建立友谊，主要是在长江局时期开始的，这对重庆时期及以后的工作，都有深远的影响。
对于国民党上层人物和地方实力派，恩来同志也做了不少工作。冯玉祥长期和我们有联系，恩来同志和董老曾与他就时局问题交换意见。冯先生同情、支持我们，他在汉口办了印刷厂，印了《列宁全集》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又向延安图书馆捐赠大批图书。大家知道，台儿庄大捷是当时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的，恩来同志曾经起了作用，这就鲜为人知了。这次战役爆发之前，蒋介石命令白崇禧率领一批参谋人员去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白崇禧在启程之前会见了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就这次战役的作战方针交换意见。恩来同志根据敌我双方的情况和徐州一带的地理形势，提出运动战和阵地战相结合的方针，并表示我军将予以密切配合。在徐州会战中，恩来同志向中央建议，指示新四军三支队张云逸部在津浦路南段加强活动，配合桂系李品仙集团等牵制敌人由南京北上增援。八路军一二九师三三八旅则在津浦路北段牵制日军南下，这样使得徐州战场国民党军队减轻压力，得以在台儿庄周围集结部队与敌军决战。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我方予以配合起了一定的作用。
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同蒋介石有矛盾，既参加抗战，又怕被蒋介石吃掉，他们想和我们拉关系以互相声援，特别希望我们派得力干部帮助他们治军。我们利用这种机会派人到这些部队进行统战工作，这样的事情很多。如曾派张友渔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的部队中担任重要职务。桂系的黄绍竑出任国民党政府浙江省主席时，在武汉会见恩来同志，要求派人帮助他工作。恩来同志调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到浙江，这些人受到黄绍竑的信任，成了省、县政治工作队的骨干。对川军的邓锡侯、滇军的龙云、张冲，恩来同志也很重视做他们的工作。1938年3月，邓锡侯来到武汉，恩来同志诚恳地向他提出，川军应与八路军、新四军配合作战。邓锡侯接受这一建议，他的部队驻扎在老河口，和新四军驻地紧邻，经常支援新四军枪支弹药。长江局还派薛子正同志到滇军一八四师担任师长张云鹏的秘书，后来升任参谋长。又通过张云鹏做龙云、卢汉的工作。抗战中，昆明有一点民主气氛，能容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活动。解放战争期间，龙云、卢汉、程潜、邓锡侯都先后摆脱反动营垒，走向人民，这和我们党特别是恩来同志做了多年工作很有关系。
对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恩来同志一直十分重视。抗日战争爆发后，英、美等国外交政策对中国是不利的。由于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南京，并深入中国腹地，直接威胁到它们在华的利益，它们对中国抗战的态度才有所转变，表示愿意和中国政府合作。恩来同志以中共代表的身份，配合国民党政府进行外交活动。1938年春，他先后在武汉会见了英、美两国驻华大使，肯定他们的国家在某些方面转向援华的态度，同时提出有的国家仍采取“不干涉”、“绥靖”政策甚至企图搞“东方慕尼黑”，有引诱国民党当局向日本投降妥协的危险性。当美国总统罗斯福号召全国募捐100万美元救济中国困难时，恩来同志在武汉会见美国总领事戴维斯，对美国政府这种行动表示赞赏和感谢，希望进一步加强中美友谊。恩来同志和博古在“八办”，会见美国主教洛根·鲁特斯并留影，影响一直传到他的后代。
这一时期，周恩来同志还接触了一些来华支援中国抗战的国际友人。如新西兰的艾黎，美国作家斯诺，荷兰的电影艺术家伊文思等，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
在长江局时期，恩来同志对党的建设也是很重视的。在十年内战中，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王明推行“左”倾路线，白区党的秘密组织大部分遭到破坏，这时面临着恢复和重建的问题。1938年3月，中央发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长江局随即发出《关于恢复组织关系的通知》，首先解决失掉关系的老党员恢复党籍和重建组织的问题，然后发展新党员。在这方面，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同志做了不少工作。由于国民党不让我党组织公开活动，这是在秘密的状况下并同国民党特务的斗争中进行的。
1938年九十月间，南方各省省委一级组织得到恢复的，有湖北、河南、安徽、四川、湖南、浙江、江苏（包括上海）、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省，还恢复了一批市委、特委和县委。从1938年初到1939年初，党员的发展也很快，这里只举两个省为例，湖北从20多人发展到3300多人；河南由460余人发展到8000余人。对于上海党组织的重建，毛泽东、周恩来同志都非常重视，他们分别同刘晓同志谈话。恩来同志强调：上海应建立一个巩固的党组织，对保存下来的组织不能按原班人马接过来，而要个别审查清楚后，再确认其关系；重建后的上海地下党党员，政治上必须可靠，又有荫蔽条件。刘晓根据这个指示，恢复党的各级组织，然后成立了江苏省委。
对党组织的思想建设，长江局也很重视，1938年初，曾指示各省省委开办党员干部训练班。董必武同志亲自领导湖北省委在武汉、黄安举办党训班。各省也以不同方式开办党训班。
在武汉时期，还有一件事要提及的是恩来同志同张国焘的那次斗争。1938年4月，曾在红军长征中屡次违反中央决议并另立“中央”的张国焘，趁参加祭扫黄陵的机会逃出陕甘宁边区，投向国民党，经胡宗南派特务护送，由西安到达武汉。消息传来，恩来同志很震惊，也很气愤。为了设法挽救，立即同长江局秘书长李克农研究，并让他带我和邱南章、吴克坚到火车站去拦接，要婉言请他到办事处来当面商谈。我们等了三个车次，最后把张等到了，李克农请他到办事处来同周恩来同志等当面商谈。虽经过周恩来、王明、博古的耐心劝说，给他提出几个方案，希望他留在党内，可是张国焘仍执迷不悟，最后投入国民党特务机关，成为可耻的叛徒。长江局只得把这些情况向中央报告，中央决定把他开除出党。这件事发生后，恩来同志在长江局党员大会上，详细介绍了张国焘从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发展到叛党的经过，并教育全体党员要提高思想觉悟，自觉遵守党纪，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给大家上了一堂极为生动的党课。
由于王明过分地相信国民党，吹捧蒋介石，提出所谓“一切服从抗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主张，放弃我党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方针，使长江局的工作受到一些影响，如徐州失守以后，中央曾指示动员干部和青年到敌后发动群众，发展游击战争，有些地方贯彻不力等。但是由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和各省委的同志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对王明的错误有所抵制，所以没有造成大的危害。
1938年9月，中央召开六届六中（扩大）全会，通知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徐特立去参加会议，我也随他们回延安。我们是9月29日乘火车离开武汉到西安，转乘汽车到延安的。周恩来等同志到延安受到热烈的欢迎。六中全会之前先举行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同志作了工作报告。9月29日，开始举行六中（扩大）全会。当时，日寇正加紧向武汉进攻，国民党在日寇武力进攻和政治诱降下，亲日派加紧活动，蒋介石也表现动摇。为了巩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粉碎日寇和亲日派的阴谋，争取蒋介石坚持持久抗战，经中央决定，毛泽东同志于9月29日给蒋介石写了亲笔信，指出抗战的前途是光明的，“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并决定恩来同志参加全会开幕后即携此信经西安飞武汉面交蒋介石。恩来同志于10月初赶回武汉，即向蒋介石面交了毛主席的信，并口头陈述了我党对于加强两党合作坚持持久战的意见。同时，恩来同志还亲自指挥长江局和八路军办事处以及《新华日报》人员物资的转移工作。7日到9日，《新华日报》连续发表了他写的长篇社论《论目前抗战形势》，一直到24日晚，他还在《新华日报》社工作，待报社同志撤退后，他才最后乘车离开武汉，这时，日军的炮声已经逼进市区了。
恩来同志离开武汉后，途经长沙、南岳、衡阳、桂林等地，他不失时机地对国民党当局蒋介石、白崇禧、张治中、李济深等提出加强国共合作、坚持持久抗战的中肯意见。张治中在长沙大火后遭到各方责难，得到恩来的热情帮助，使他终生难忘。
1938年12月上旬，恩来同志和叶剑英同志由桂林到重庆，根据党中央决定，他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南方局时期，恩来同志作出了更加光辉的业绩。
于志恭：我在冯玉祥身边看到的周恩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
中国共产党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继续同国民党谈判合作抗日问题。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来到“战时首都”武汉。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全民族的抗战，周恩来同当时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过往甚密。当时我在冯身边任职，从事冯的日记工作，有机会见到恩来同志并听到他们的谈话。
1938年2月14日，周恩来同志与冯会晤于武昌黄土坡千家街福音堂。谈话的内容涉及我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精神，深得冯先生的赞许和拥护。当时的形势是：日寇的主力已逼近徐州，准备打通津浦路以配合夺取武汉，投降派活动甚嚣尘上。面临这种形势，为加强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进一步团结荟集在武汉的全国文艺界爱国人士，从事抗日救亡工作，恩来同志与冯先生商量筹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请冯给予支持，立即帮助解决“文协”开幕地点等问题。经过老舍和阳翰笙等同志的紧张工作后，“文协”很快于3月27日在汉口商会礼堂开幕了。这是文艺界统一战线的一次盛会，恩来同志邀请冯先生以“丘八诗人”的资格参加“文协”，还推选他为“文协”理事。在“文协”开幕这一天，冯先生被请出来演讲，最后大家表演文艺节目。轮到他表演时，他趋向台前，轻拂着一块手绢，大唱泰山民歌《柴夫的儿子》，博得满堂喝彩声。会后，冯先生假普海春大饭店设宴招待与会的全体文艺界人士。当时，五六百位文友欢聚一堂，谈着团结抗战的话语，实为一大快事。
周恩来同志还向冯先生谈到：宣传抗战，须有自己的宣传工具，如印刷、报刊等。冯随即在汉口武库街（现统一街）成立了“三户印刷社”。他取“三户”的含义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意在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冯先生还创办了《抗到底》等刊物，办得虽不很出色，但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随着周恩来同志的以上安排，洗星海领导的“中华全国歌咏界抗敌协会”，派了陶宏来教唱抗战歌曲，一时福音堂里，天蒙蒙亮就响起了“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的嘹亮歌声，政治空气浓厚极了。
“文协”成立后，武汉遭受敌机大轰炸，由于没有会址，冯先生便以接待恩来同志的客厅于4月4日供“文协”召开了第一次理事会议，老舍作为筹建“文协”的主要负责人，当选为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的日常工作。会后，冯先生请吃便餐，吃的是烧饼、油条、小米稀饭。5月中旬，“文协”在福音堂东南楼老舍住处的客厅里召开第二次理事会议，周恩来作为名誉理事，应邀参加。对这次会议，老舍先生在以后作的会务报告中，有这样一段精采的描述：“轮到周恩来先生说话了，他非常高兴能与这么些文人坐在一处吃饭，不，不只是为吃饭而高兴，而是为大家能够这么亲密，这么协力同心地在一块儿工作。他说，必须设法给‘文协’弄些款子，使大家能多写些文章，使会务有更大发展。最后他说他要失陪了，‘因为老父亲今晚10时到汉口！（大家鼓掌）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都增强了我们的团结！告辞了！’”周恩来的情绪感染了到会的每一个人。从此以后，福音堂连续遭到敌机大轰炸，冯先生迁武昌东湖西岸六合村。8月，冯资助“文协”800元，交老舍赴重庆，租到了张家花园和临江门等处作会址。以后冯先生仍不断地给老舍送款，以帮助“文协”会务的发展。
冯先生受恩来同志的面托，对“文协”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多次掀起的反共高潮中，许多进步人士被捕，周恩来请冯先生帮助营救，他都积极进行。在恩来同志提议下，冯先生先后救出了张申府、周茂藩等人。其中以救周茂藩为最出力，冯曾大骂何应钦是法西斯。
1941年11月14日，是冯先生的60寿辰。这一天，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林伯渠等同志，都致电致词向冯祝贺，称颂他是一位反帝爱国的英雄。特别是周恩来同志给他亲笔写的祝词，最为恳切、详具，现录于下：
“焕章先生六十岁，中华民国三十年。单就这三十年说，先生的丰功伟业，已举世闻名。自滦州起义起，中经反对帝制，讨伐张勋，推翻贿选，首都革命，五原誓师，参加北伐，直至张垣抗战，坚持御侮，在在表现出先生的革命精神。其中尤以杀李彦青，赶走溥仪，骂汪精卫，反对投降，呼吁团结，致力联苏，更为人所不敢为，说人所不敢说。这正是先生的伟大处，也正是先生的成功处。
先生善练兵，至今谈兵的人多推崇先生。五原誓师后，又加以政治训练，西北军遂成为当时之雄。先生好读书，不仅泰山隐居时如此，即在治军作战之时，亦多手不释卷，在现在，更是好学不倦，永值得我们效法。丘八诗体，为先生所倡，兴会所至，嘻笑怒骂，都成文章。先生长于演说，凡集会，有先生到，必满座，有先生讲话，没有不终场而去的。对朋友对同事，尤其对领袖，先生肯作诤言，这是人所难能的。先生生活，一向习于勤俭朴素，有人以为过，我以为果能人人如此，官场中何至如今日之奢靡不振！先生最喜接近大兵和老百姓，故能深知士兵生活、民间疾苦，也最懂得军民合作之利，这是今日抗战所必需。先生在不得志时，从未灰过心，丧过志。在困难时，也从未失去过前途。所以先生能始终献身于民族国家事业，奋斗不懈，屹然成为抗战的中流眼柱。
先生的德功，决不仅此，我抵就现时所感到的写出。先生今届六十，犹自称小伙子，而先生的体魄，亦实称得起老少年。国家今日，尚需要先生宏济艰难，为民请命，为国效劳，以先生的革命精神，定能成此伟大事业，不负天下之望。趁此良辰，谨祝先生坚持抗战成功，前途进步无量！”
周恩来同志这篇祝词，非常全面而中肯地评价了冯先生的精神和为人。这一天，冯先生格外高兴，他以《六十岁的小伙子》为题，作诗以自勉，表达了他以人民为主人，决心作抗日公仆的意志。我党领导人特别是恩来同志为冯贺寿的祝词，蒋介石在那一天就见到了。何应钦见到周恩来的祝词，不以为然，他在一个场合上说：“中央有一位大员，共产党把他捧上了天，此人不用提名，大家也知道。”同时，冯玉祥收到一封匿名信，他打开一看，内有一颗子弹，纸上写着：“你如与共产党来往，决以此弹对待。”这是国民党内右派势力的恐吓，冯先生冷笑着装进信封里，然后派人送交蒋介石。蒋只好回信说，“陪都重地，竟有此狂妄之徒，殊堪痛恨，已饬戴笠限期破案。”后来此案再也没有下文。
1946年春，蒋介石一面同共产党谈判，一面在积极准备内战。冯玉祥将军获悉国民党第六绥靖区司令官周（品石）在花园口设立中心指挥部，企图在潢川平原地区诱歼我鄂豫边境桐柏山区的李先念、郑位三领导的新四军五师以及中原军区的第一纵队。在这异常紧急的关键时刻，冯在恩来同志来抗倭楼访谈时，郑重地对恩来同志说：要吸取“皖南事变”的教训，不要相信蒋的和谈，中原部队要转移到陕、甘边区去。恩来同志急忙返回驻地，采取紧急措施。六月下旬，蒋军全部进入阵地，向我中原解放区发起进攻。可是，他们的主力，被我军诱向东去，我中原部队的主力，早已越过平汉线，安全到达目的地。
冯玉祥将军从许多事实中，逐渐认清蒋介石的真面目，感到在国内已无能为力而且危险，因此，便与李济深等计议出国，李济深主张赶快走。“校场口事件”发生后，冯的一系列革命行动和言论，使蒋很恼火，他为了排除内战障碍，给了冯一个赴美考察水利专使的名义，把冯遣往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