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临行前，周恩来同志曾访冯并谆谆相告：把不能同行的孩子，一定要先送离上海，切莫停留，免生意外。
冯到了美国，还惦记着“文协”的艰苦岁月，他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中写道：
“在武汉这一个地方，最好的现象是大家都想团结一致，共同抗战。如同汉口成立的抗敌文协，是舒舍予他们领导的。我听说，这些拿笔杆子的文人，平时都是你挑剔我，我批评你，谁和谁都不易在一起；这一次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雪我们全民族的耻辱，他们成立了抗敌文协，大家全团结起来了，把自己互相指责的精神，集中起来对准敌人进攻！开成立会那一天有几十桌客人，我唱了个歌叫《柴夫的儿子》，还讲了一段话。假如在政府的人和党里的新贵族，他们能了解到这一点，我想决不应该后来再弄个张道藩来专做挑拨离间的工作。虽然那位姓张的努了些力，到底也没有破坏文协的团结。也可见不以最大多数的利益为利益，而以很少数人的利益为利益，永远不会成功什么事体的。”
冯先生不忘恩来同志当年面托他支持成立“文协”的情景，他远离祖国，犹念念不忘“文协”的艰苦岁月，也思念恩来同志对他的帮助与鼓舞。
1948年7月31日，冯先生毅然拒绝了美国政府的引诱，经苏联驻美大使潘友新的帮助，乘苏联轮船“胜利号”回国，准备参加筹备新政协的工作。9月1日行至黑海，因轮船起火而遇难。翌年9月1日，在北平为冯先生举行逝世一周年纪念会，周恩来同志致词说：“冯玉祥先生从一个典型的旧军人转变成一个民主的军人，他经过曲折的道路，最后走向了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冯先生生前曾进行反蒋，尤其在美国最后一幕与美帝国主义曾进行了正面的斗争。今天反蒋的斗争快要胜利了，但是反帝国主义尤其是反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则是今后相当长期内的事情。冯先生坚决地拒绝了美帝国主义对他的引诱，毅然离美准备回到中国解放区，接受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不幸中途遇难，实值得大家纪念。今天，我们纪念冯先生的最好办法，就是坚持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尤其是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
1953年10月15日，冯玉祥先生骨灰安葬泰山，周恩来同志为墓碑写了题词。
回顾周恩来同志与冯玉祥先生近10年的交往中，他们亲密无间，无话不谈，冯崇敬恩来同志为良师益友，恩来同志尊重冯先生是与我党合作的朋友。在他们相处的日子里，都极为融洽，每逢他们会晤时，都能听到他们达于户外的爽朗笑声。在恩来同志与冯会晤的初期，冯曾在他的客厅里亲笔写上“吃饭太多，读书太少”八个大字，表示自己不如周恩来，对周十分敬佩。而恩来同志早在40年代初期，就在为冯贺寿时称颂冯“屹然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时经8年，又在40年代末期，称颂冯“走向了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冯不是一个完人，但他后半生在与周恩来同志的交往中，得到帮助和鼓舞，使他成为一个民族英雄，人民的英雄。这充分体现了周恩来同志在执行我党统一战线的政策中，取得了巨大的威力和成功。
值此周恩来同志诞辰90周年，冯先生黑海遇难40周年行将到来之际，我们缅怀这两位伟大的人物，谨致崇高的敬意。
古耕虞：以国士待我，以国士报之
（一）
我与周恩来同志交往，始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当时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驻在重庆，常常邀请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在四川著名的民主人士鲜特生的公馆“特园”聚会，有时也邀请一些民族工商业家谈话。我是猪鬃出口商，又是全国进出口贸易协会的总干事。当时在《新华日报》工作的许涤新，常到我经营的四川畜产公司向我了解抗战期间出口方面的情况，有时交换一些有关战时经济问题的意见。我与周恩来第一次见面，是由许涤新代为邀请的。会见的地点就在“特园”。
猪鬃与蚕丝、茶叶、桐油等都是我国传统的、重要的出口物资。猪鬃的主要用途是制刷。除了制作牙刷、衣刷、须刷等生活用刷外，三英寸以上的长鬃，一般都用以制作工业用刷。抗战以前，西方工业国家所需要的猪鬃，几乎全部由中国供应。美国历来是销售中国猪鬃的最大市场。战前，销售到美国市场去的猪鬃占中国出口总金额约百分之八十，其余百分之二十销售到西欧市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军需，美国政府把猪鬃列入战略物资A类，与军火等同，并颁布“M51号猪鬃限制法令”，规定三英寸以上的长鬃，全部供应海陆空军所需，严格限制民需消费。美、英、苏三国还在华盛顿成立机构，负责协商如何向中国取得猪鬃、如何分配。当时美国政府还曾派一位“特使”到重庆，表示事关战争胜负，要求中国政府保证供应。
抗战初期，中国大陆沿海港口相继沦陷敌手；内地对外的陆路交通，包括滇缅路、滇越路等也相继断绝。美国为此开辟了中印航线，把驻华美军的军需，从印度的加尔各答空运到昆明或宜宾，然后又利用回航的飞机运输猪鬃回国。这条航线要飞越海拔一万五千多英尺的喜马拉雅驼峰，其高度要比当时飞机通常飞行的高一倍，而且往往会碰到狂暴的气流，使飞机破裂，常常有百分之四五的飞机会出毛病。这些都说明美国不惜用航空员的生命来换取中国的猪鬃。
对中国来说，猪鬃出口不仅是中国战时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而且是用以抵偿苏联和英美等国援华贷款或易货的物资。（当时称为易货偿债）。周恩来同志一度关心桐油，后来因内地对外陆路交通断绝，桐油体积大，无法外运，所以他转而关心猪鬃。我就是在这个情况下，与周恩志同志相识的。
（二）
抗战时期，周恩来给我的最深的印象是他坚持民族团结，一致抗日。当时国民党官僚资本借抗战名义，对13种传统出口物资进行垄断，实行所谓统购统销。其中特别是猪鬃，因系战略物资，出口利润大得惊人，以1944年价格为例，官僚资本企业向民营企业收购的猪鬃，按牌价每箱只有法币5万元，而在昆明或宜宾一装上飞机，出口到美国的价格竟高达67万元（折合黄金官价计算）相差达十多倍之巨。这实际上是官僚资本凭政治特权残酷剥削工人、农民所创造的财富，同时也是与民营企业争夺暴利。这些情况，周恩来是了解的，同时也是十分愤慨的。因而他每次与我谈话时，总是一方面倾听我的意见，指出国民党的腐败与官僚资本掠夺人民的真相；同时指出这种掠夺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譬如桐油，早已不能出口，而国民党还在实施“统购统销”，实际上是统而不购，结果不仅使桐油商无法生存，而且摧残了桐油生产，大批桐树被砍伐了，舆论为之哗然。但是另一方面，周恩来又指出，猪鬃是美、英、苏等盟国急需的战略物资，美国人甚至认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负有关，为了促使国民党能继续抗战，应当保持政府必要的外汇收入。因此，他与我谈话时，强调对于国民党种种不合理的、阻碍生产发展的措施，必须改进，使鬃商有一定的利润，但又不应要求过高的利润，要支援抗战。他还说，抗战胜利后，国家要建设，还要发展猪鬃的生产和出口。他勉励工商业家要有远见。他的这些开导给了我很大的教育和鼓舞。
早在30年代初期，我就垄断了以重庆为集散中心的西南诸省猪鬃的出口。即使在抗战中间，国民党对猪鬃实行统购统销，我的公司供应给官僚资本企业的猪鬃，仍占其全部收购量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我当然反对这种不顾民间疾苦的官方垄断，尤其是因为它限制了我的发展。尽管抗战期中我与官僚资本作过各种各样的斗争，但这是为了防止官僚资本吞噬我这个赚大钱的企业，不是为了其他。我的基本态度是遵守国民党在出口贸易上的法令和措施。这也就是说，我是支援抗战的。
我的这个态度与周恩来对我的开导有关。
（三）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借助美国的军事力量发动内战，这个情况就改变了。
我对同国民党、共产党关系态度的演变，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不偏不倚；（二）“一推一拉”，即国民党把我向外推，共产党把我向里拉；（三）拿定主意投向共产党。
作为一个民族资本家，在国共斗争胜负未分之前，我是走中间路线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不关心政治，也不是说我不认识谁得民心，谁失民心。我是个实业家，我不关心政治，就不能作出经营决策，这个道理浅而易见。抗战以前，我就开始觉察到民族资本要生存、发展，必须反帝爱国。
中国资本家不会喜欢“共产”，但却喜欢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反帝爱国运动。资本家是要剥削劳动人民的，但在反帝爱国上，却与无产阶级有共同的语言，也有共同的要求，因为两者在这方面的利益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所以断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可以与之合作，共同组成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统一战线，我想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资本，反对官僚资本，保护和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资本的政策已经十分明确了，不论周恩来同我的谈话，或《新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都一再阐述这个政策。同时也由于上述我的一些认识，因而对中国共产党既不陌生，也不害怕。所谓“不偏不倚”，对我来说，实际上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生意人做生意的手段。尤其象我这样一个垄断了西南诸省广大地区的猪鬃出口商，更是一种必要的手段，否则我就不能在国民党统治下经营企业。然而我心中是有数的，中国民族资本要生存，要发展，真正的出路，是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反帝爱国运动和民主革命的胜利，第二条道路是没有的。因此，我每次与周恩来见面，听他谈话，都倍感亲切。
（四）
作为一个民族资本家，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是逐步提高的，其间经过的历程是十分曲折的。所谓“一推一拉”，就是这个曲折历程的反映。具体到我来说，国民党把我向外“推”，是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先后动手的；而共产党把我向里“拉”，其代表人就是周恩来。
太平洋战争胜利前夕，各盟国的工商界、商会，实际上也是政府，准备举行一次世界经济会议，讨论战后经济和国际贸易等问题，邀请有关各国商会派代表参加。由于我是进出口贸易协会的总干事，王晓籁主持的全国总商会选上了我，而且是选出的10个代表中得票最多的，贸易委员会和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彭学沛也都支持我，要我当代表团的团长。
恰巧，当时的中国经济学会也在开始研究战后中国的经济建设问题。这个学会的总干事是冀朝鼎，我们成了朋友，那时候我只知道他是孔祥熙的红人，是代表孔祥熙的，解放以后，我才知道冀朝鼎是共产党员。
战后中国究竟应该如何建设，事关国策，讨论时分成两派，争论得相当激烈。其中有一派是多数（我称之为主流），主张战后建设要靠美国贷款，美元对法币的汇率宜低不宜高。这在我看来，实际上是反映着孔祥熙和宋子文等买办资产阶级的意见。我是属于少数派的，代表进出口商反对这个意见。我说，把美元的汇价作低了，就会冲击民族工商业，同时也会影响中国商品在国外市场的竞争能力。战后建设，绝不能把希望寄托在美国的贷款上，那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是依靠自己的经济力量，扩大出口。
那次与会的大多是经济学家，有国民党的，也有共产党的。我的这番话，共产党人听了替我鼓掌，国民党人听了就很不高兴了。
这件事情给蒋介石知道了。当出席世界经济会议的代表团名单报到委员长侍从室时，蒋委员长看到代表中有古耕虞，在我的名字下批了四个字：“宁缺勿滥”。于是我的代表资格就被取消了，还迫使我辞去了进出口贸易协会总干事和其他团体的职务。甚至当时四川畜产公司的董事长吴晋航正被选为重庆市参议员，也因此被迫辞职。
日本投降仅仅几天，重庆就传出内战即将爆发的消息。当时，《商务日报》和《新华日报》的记者来访问我，要我对时局发表谈话。我随即表示，抗战8年，人民已经受够了痛苦，今天他们一致要求安定，决不许打内战。就在那次谈话以后一两天，《新华日报》的负责人潘梓年约我在特国吃饭。我应约而去，在座的有周恩来、许涤新、潘梓年和中共代表团的其他几位负责人。客人只有我一个。那次周恩来与我谈话的时间较长，首先问我对时局怎样看。我对他说：“我对政治兴趣不大。我认为内战不能打，建国要靠自己。从我内心说，大哥不能打小兄弟，你们打起仗来，我们的生意就做不成了，所以我坚决反对内战。”
周恩来听了后对我说：“和平与民主，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共同要求。中国共产党是主张和平建国，反对内战的。抗战胜利后，首先要有安定的政治环境，才能建国。为了求得和平，中国共产党愿意逐步撤退在一些地区的抗日军队，但国民党军队要停止向解放区前进。希望民间团体和民族工商界人士都团结起来，制止内战，共同建国。”
1945年10月19日，周恩来应西南实业协会的邀请，出席星五聚餐会，作了一次历史性的、与民族工商业者的命运息息相关的演讲，题为《当前经济大势》。他说，中国不但要政治民主，经济上也要民主，工业界应推派代表参加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决定施政纲领和修改宪草；我们主张国家资本、私人资本、合作资本应该在节制资本的原则下互相配合；我们反对官僚资本、垄断资本和侵略资本；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只有忠实于事实，才是忠实于真理，等等，都是在那次演讲中提出来的。
周恩来那次演讲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至今难忘。在1945年11月4日我向《商务日报》记者谈话时，强烈要求停止内战，和平建国，并盼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我说：“我是一个无党无派的人，站在老百姓的立场，看中国今天内战的情形，不是你说我打你，或者说你打我的问题，打架单是一方面是打不起来的，要说不对，双方都不对，责任双方都要负的。今天本是国家新生的机会，国家光明的前途，人民生存的幸福，不能给两党这样毁灭。政党既是代表人民，不管国民党代表各阶层也好，共产党代表农人、工人也好，今天中国人民所一致要求的是安定。只有安定，商人才能做生意，农人才能种田，工人才有工做。因此今天要尊重人民的意志，无论哪个政党，违背工商界的要求，都要失败的。”
我的那次谈话当然考虑到了当时的政治形势与自己的利益和处境。从表面上看，我的谈话还是“不偏不倚”的。所谓“老百姓的立场”，实际上是生意人的立场。我要求和平建国，反对内战，无非是为了要做生意。然而正是这个立场，使我在客观上与共产党保持了政治上的一致。而正由于这个一致，共产党看我是好人，蒋介石看我是坏透了。
这是抗战胜利前后的“推”和“拉”。到了1948年秋，由于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在大陆上的统治，已如“西风残照，汉家陵阙”，面临彻底崩溃的局面，其倒行逆施变本加厉。当时，在我看来，国民党的“推”，不只是对我一个人，而是对整个民族资产阶级了。
1948年，中国出口的猪鬃供应着世界市场需要量的百分之九十七到九十八。这也就是说，已经恢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出口水平。济南解放后两个月，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再过一个月，即1949年1月，天津完全解放，北平也随之停止抵抗。天津解放之后，海口一度封闭，国际市场鬃价顿时暴涨了百分之五十。我作为猪鬃出口商，离不开猪鬃，也就离不开我的故国。猪鬃既象征我的财富，又象征我的事业。我热爱自己的事业，就必须热爱自己的祖国。失去祖国也就是失去了我的一切。济南解放时，有一位叫蒋汉杰的登门来访。我们是在抗战以前就认识的。他告诉我，他开设的合中公司是共产党领导的地下企业，现在解放战争正在进行，苏北的猪鬃不能运到上海出口，东北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的大批猪鬃也只能运到香港。而香港的洋行不经营猪鬃，卖不出去，他希望我在香港设公司，既可帮助共产党，又可做一笔大生意。我欣然同意，撤销总经理驻沪办事处，把业务指挥机构移至香港，并指令其他各地分公司的人员、货物一律暂时不动，等候解放；如果同重庆总公司失去联系，就同香港公司联系。
1948年冬，我到香港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共产党。到香港的第二天，我碰到了夏衍和阳翰笙。夏衍拉我到一家俄国小饭店里吃便宜的罗宋大菜，我问到在港的中共组织，知道当时联系政治方面的是潘汉年，联系文化界的是他们，联系经济界的是许涤新。隔一天，许涤新就亲自来找我谈猪鬃问题。我表示天津眼看就要解放，四川畜产公司在天津有一大批人，我来香港是为了准备恢复东北和华北的猪鬃出口业务的。
会见了许涤新之后，我把与共产党接头的经过秘密地报告了董事会，并通知各地分公司的职员不得擅离职守，等候解放。香港的公司很快成立了。我立即着手解决运输问题，贷了一笔款项给一家公司，先后租了10艘1万吨级的外国轮船，突破蒋介石的海上封锁线，把东北、华北解放区的猪鬃和其他出口物资运到香港来。从1948年底到1950年，各解放区输出的猪鬃，都是由我先付钱、后来货。解放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新成立的人民政府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贸易还没有开展，国内需要的进口物资没有外汇支付。特别是后来发生了抗美援朝战争，帝国主义封锁中国海岸，实行禁运，当时我在香港，一方面把解放区的猪鬃输向美国和西欧，一方面为新中国的政府在国外购进所需要的战略物资，为新中国作了些贡献。
（五）
1949年9月，几乎是在人民政协会议举行的同时，我在香港接到了中央财经委员会的通知，邀请我出席一次全国性的猪鬃会议。当时我已经与新中国的东北猪鬃公司签了合约，作为该公司在香港的总代理。东北人民政府贸易部长叶季壮想请我赴东北整理当地的猪鬃工厂。接到通知后我决定启程到京赴会，但抵达时已在开国大典之后了。到京后，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通知我说，周总理在一二天内接见你。10月4日，即新中国开国之后三天，徐冰陪我到中南海周总理的家。在解放战争时期，我没有见过周总理。阔别四载，总理很亲切地接待我。在座的只有三个人，总理、乔冠华和我。叙旧以后，总理用商量的口气对我说：“今天时间不多，不能畅谈。请你先考虑一个问题，我们准备把猪鬃公司交给你全权负责，你的意见怎么样？不要急于表态，你可以先考虑。”总理还说，抗战时，我们同你多次谈过桐油、猪鬃生意问题。那时，我们共产党不是执政党，所以只能空口支持你，现在我们执政了，相信你一定能够把这件事情办好。”我当时表示可以接受这个任务，但希望总理给我一些条件，我参加中国猪鬃公司工作之后，现在的四川畜产公司和公司的一批人怎么办？总理问我，你说怎么办？我回答说，“我想把四川畜产公司全部交给国家。”总理听了，对我说，这事要从长计议，我还没有考虑这么多，以后由主管部门具体研究再定。但我还是想请你先把猪鬃公司的事情定下来，以便我通知中央贸易部长叶季壮。
傍晚时，总理请我和几位别的客人一起吃晚饭，饭后又请乔冠华通知我留下，总理还要同我谈话。等到别的客人离开，已经夜深了。继续谈话时，周总理又一次向我提出全权负责猪鬃公司的事。从内心讲，我还是有顾虑，主要是对共产党还不十分了解，一个资本家怎么能领导同业的共产党人？我虽是按周总理讲的，可以做主，但这样的大事还是要通过股东大会和董事长会才能定下来。所以我向总理表态说，我是愿为人民服务的，但由于我经营的不仅是猪鬃，还有土畜产，品种多，销路广，需要先到各地看看再定下来。总理勉励我要把这事情办好。我最后回答总理：“我一定努力办好。但你要答应我先出去看一看，了解各方面的情况，然后向你汇报后再定。至于我个人，政府要怎样用我就怎样用好了，请总理先转告叶季壮部长。”
我向总理告辞时，已是第二天清晨四时了。
以后几十年，我经常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当周总理提出要把猪鬃事业全权交我负责时，我简直像四川人说的“小孩放火炮——又爱又怕”！过去，我虽然垄断了全国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猪鬃出口，但现在周总理说的是“全权”，这意味着百分之百。尽管这百分之百，不再是我个人垄断，也不再是为我个人发财，但多少年来，我想在猪鬃行业上“执牛耳”的愿望却完全实现了。周总理亲自把这么大的事情交给我，我怎么能不欢喜！士为知己者用，我感到我这一辈子没有白活！
在谈话时，我思想上非常清楚，共产党是一定要搞社会主义的。就象春天一定要生发花木，天空一定会升起太阳一样。解放以后，新中国决不会再存在垄断资本家，何况，对外贸易事关国家的经济命脉。因而，当周总理与我谈话时，摆在我面前的，实际上只有两条路可走。1949年结账时，公司有900万美元资金，2700万美元银行往来。国内资产，除厂房、办公楼、汽车等外，尚有大批猪鬃和各种畜产品，值很多钱。这样，除了公司的财产不计，我个人拥有的财富，足足有100万美元，一个地道的百万富翁。我可以到纽约去当寓公，过优裕安乐的生活，即使我今后什么生意都不做，这笔钱也足够我一辈子花费而绰绰有余。如果我暂时还不想当寓公，也可以继续留在香港，象前两年那样，做共产党的往来户，为共产党在国外推销猪鬃，与共产党平分秋色。但是，这条路我不想走。我知道我的根子在祖国。远适异国，昔人所悲。我为什么放着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做，却去仰外国人的鼻息？！至于当“往来户”那是权宜之计，不是根本办法。新中国亟待建设，周恩来总理这样器重我，委之以全国猪鬃经营的全权，我为什么不接受？！我想到了周总理在抗战时期开导过我的民族资本家要有远见。唐人张九龄有诗云：“一枝何足贵，怜是故园春”。应该爱怜的是祖国的春天。诚然，我手中有条柳枝，但这条柳枝比起新中国锦绣江山，满园春色来，又算得了什么呢？于是，我选择了另一条路，那就是与共产党合作，为共产党所用。我的企业机构、资金是现成的，人才是现成的，外销关系是现成的，“虎牌”商标在欧美市场是有竞争力的，企业在银行和同业之间信誉很好，如果我主动抛出去，人民政府一定会欢迎，会接受，会利用。因此，当我向周总理表示“政府要怎样用我就怎样用好”时，事先是经过长时间深思熟虑的。那年我45岁。我不是轻率作出这个抉择的。从根本的长远的利益出发，这样做，对国家、对企业、对股东、对职工，以及对我自己都有利。
（六）
不过，当时我只是同人民政府签订了协议，把四川畜产公司改为国营公司的组成部分，受国营公司领导，并接受委托在香港担任外销业务。这也就是说，四川畜产公司与国营猪鬃公司（后改为中国畜产公司）已经由过去的往来户关系，变为组织关系。我也没有立即就任国营公司的总经理，而是奉命到美国去推销猪鬃，同时从美国进口我国所需要的物资，如重型卡车轮胎、五金机械、橡胶等。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开国，猪鬃出口就直线上升，超过了旧中国出口的任何一年。它使我看到了，统一的新中国，在经济上有多么大的潜力！
中国人民志愿军渡江后，杜鲁门下令冻结中国大陆在美资金。当时，四川畜产公司在美资金达500多万美元，如果加上国内其他公司委托的输美物资，合资达700多万美元，比上海储蓄银行在美的资金还多，约占当时中国大陆全部在美资金总额的十分之一弱。这笔资金也被冻结了，而且被指定为“特别冻结户”，非经美国总统批准，不准解冻。所谓“特别冻结”，是因为四川畜产公司有“特殊嫌疑”。美国的猪鬃进口商和香港的美国大通银行，不相信一家私营公司能从中共手中搞到这么大量的猪鬃。他们估计香港的四川畜产公司是与中共合作的。
幸而我事先向有关同志请教，未雨绸缪，以防万一。当时我的直系亲属都在香港或美国，没有一个在大陆；香港公司的股份，百分之八十归在我名下，其余股东（实际上是公司职工）也都在香港，内地的机构，已经全部转让给国营企业，由英国驻上海、重庆总领事馆作了公证（当时英国已与我国建交，并且是美国在华权益的代理国）；加上公司内一些深惜美国法律、财政、金融的高级职员共同努力，通过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反复交涉，终于使美国政府同意解冻了。
解冻那笔资金，开始许多人都认为可能性很小。有的领导同志劝我，所谓“特殊嫌疑”是讲不清楚的，“人比钱重要，不要勉强再办”。但后来毕竟解冻了，于是有人说这是“古耕虞生平奇迹”。其实，发生这个“奇迹”的真正原因，是由于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急需军用猪鬃。美国商务处对敌贸易处在市场上来回调查，了解到世界上能供应如此大量军用猪鬃的只有古耕虞，其他任何鬃商都没有这个能力。而我的在美资金被冻结着，活动不了。因此，美国政府同意解冻我的在美资金，说穿了是为了他要从中共手中搞到猪鬃。
当时，猪鬃输美，为的是换回我国所需要的重要物资。这是交战双方各取所需的公平交易。同“难忘的1950年”一样，是战争凑成的，并非什么“奇迹”。
解冻以后，我把款项全部汇回国内，并把在香港的子女也送回北京来上学，让他们可以亲身体验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怎样建设起来的。后来，有关部门来向我了解在美资金解冻经过，我写了一封信，报告我在港、在美的工作情况，并阐述了我与周总理交往的经过，尤其是周总理对我的关怀与信任。我以深切的感激之情，在信上说：“周总理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
1955年，我国政府逐步把猪鬃出口的重心由香港移到北京，并把我调回北京担任中国畜产公司经理，主持业务。我成为一个新中国的为人民服务的国家干部，不再是一个资本家了，这是党的统战工作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同周恩来对我的引导和启发是分不开的。
（王慧章整理）
钱之光：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战斗在重庆
一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周恩来同志在重庆的战斗，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壮大，是全党贯彻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的光辉典范。
西安事变前，蒋介石为了推行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卖国政策，亲自飞往西安，准备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布置向红军进攻。当时驻在西安一带的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北军受到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被蒋介石拒绝。于是，张学良、杨虎城逮捕了蒋介石，爆发了西安事变。应张、杨的邀请，党中央派周恩来同志代表我党，同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和被逮捕的蒋介石进行谈判，向三方面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使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抗战开始后，党中央又派周恩来同志作为党中央的代表，在国民党统治地区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并担任南方局书记，领导国民党统治区中我地下党的工作。武汉沦陷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国民党的诱降活动，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人民面目越来越暴露。什么《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等反动法令接踵而来，不久，就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1938年10月下旬，日寇逼进武汉，国民党仓皇败退。周恩来同志、叶剑英同志最后撤离了武汉，经过长沙等地，于12月到达重庆。重庆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斗争十分尖锐，情况异常复杂。周恩来同志始终坚定地贯彻执行我党关于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和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方针，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英勇顽强的针锋相对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当时重庆曾家岩的“周公馆”，红岩的八路军办事处，化龙桥虎头岩的《新华日报》，成为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群众注视的中心，从这里传出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使人民透过弥漫的浓雾，看到了胜利的光明前程。
为了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和歪曲，让广大群众了解党的主张和方针政策，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新华日报》的工作。他说：“新华日报是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一面旗帜。新华日报要充当‘大后方’人民的喉舌，要敢于说出真理，也要善于说出真理。”尽管他每日的工作很忙，要出席党内外的重要会议，要同广大群众接触，要同爱国民主人士、进步文化界、新闻界及其他各方面的人士接谈，还要亲自进行外事活动，但他深夜归来，还要审阅报上的社论和重要新闻，并经常亲自动手为报纸写社论、专论等文章，不断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宣传我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动员国民党统治区千百万群众起来斗争。
周恩来同志还积极开展了进步文化工作。抗战初期，国民党一度邀请我党参加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工作，周恩来同志担任了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同志担任第三厅厅长。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第三厅团结了大批进步文化工作者，通过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的爱国人士和进步群众，开展了广泛的爱国抗日文化活动，组织抗敌剧团和宣传队，到各地宣传、演出，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反对国民党的投降活动，发展进步出版事业，出版了马列主义理论书籍，如《资本论》三大卷、《列宁选集》和斯大林的一些著作。还出版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以及《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整风文件。在重庆、桂林、昆明，还创办了许多进步刊物，宣传进步思想。在国民党统治区，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文化高潮。
在发展进步势力中，周恩来同志特别注意把工作重点面向工人、青年学生和妇女群众。他指示在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人员要“勤交友、勤学习、勤调查研究”，要在工人、职员、青年中交朋友。他曾指示南方局青委主办的《战时青年》，既要谈政治，组织青年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也要关心青年的生活。当时国民党统治区通货膨胀，青年学生即使领到一点公费，也吃不饱，穿不暖，有病无钱医治，生活十分困难。《战时青年》就揭露国民党教育当局贪污中饱、迫害青年的罪行，支持青年学生的斗争。他还注意抓当时全国学联、妇联的工作，和国民党、三青团争夺青年一代，把更多的青年吸引到党的方面来，并不断把进步青年输送到敌后抗日根据地。
周恩来同志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群众中有着极高的威望。后方广大群众渴望一瞻他的风采，希望聆听他的演讲。1940年9月间，当时国际上德意日法西斯气焰十分嚣张，英国在敦刻尔克大溃退后，为了绥靖日本，封锁了滇缅路。美国也在东京和华盛顿两地同日本会谈，妄图搞对日妥协，牺牲中国的远东的慕尼黑。加上英美财政援助减少，物资运不进来，物价飞涨。一贯依靠外国的国民党反动政府，这时更加动摇，也更露骨地反共。国际局势究竟会出现什么局面？团结抗战的局面会不会破裂？抗战能不能打下去？这些问题沉重地压在人们的心头，希望能得到正确的答案。这时，周恩来同志在中华职业教育社举办的演讲会上，发表了《国际局势和中国抗战》的著名演说。演讲的消息一传出，就轰动了整个山城。演讲地点本来预定在市区实验剧院，参加的工人、学生、妇女、军人、职员、公务人员很早就从四面八方赶来，楼上楼下已经挤满了人群，由于人数太多，不得不临时把地点改在能容纳更多听众的张家花园的巴蜀小学操场举行。当时人山人海。虽然演讲在国民党军警环伺下进行，但群众全神贯注，几千人的会场，秩序井然。周恩来同志以高昂有力的声调，透彻地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国抗战的前途，指出帝国主义战争正在持久扩大，我们既不能忽视利用国际上有利于中国抗战的每一变化，叉不能对任何帝国主义的外援存在幻想。争取抗战胜利，主要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只要坚持团结，抗战到底，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他说：“我们的作战，只是人、财、粮、弹四个最低的要求，只要有了最低限度的生活，就可以抗战到底”。他指出，美国援华的款项，是中国用钨砂换来的，要把这笔钱用到抗战上去，而不要再加到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存在美国银行的美金存款上去。演讲持续了近4个小时，他始终保持着饱满的战斗精神。全篇讲演贯穿着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所阐明的光辉思想，无情地揭露了国民党腐朽无能和借抗战营私的真实面目，充满了民族的正气和必胜的信念，极大地振奋了人心。听众不时报以雷鸣般的掌声。这篇演说，一扫了当时的悲观失望气氛，使各阶层群众、各民主党派人士，增强了抗战到底的信心。当时在场的许多外国记者，马上纷纷向国外发新闻，在国际上也引起强烈反应。
周恩来同志对于争取中间势力，也进行了大量工作。1939年，国民党公开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后，抗日党派和进步力量在抗战初期争得的少许权利也一概取消。在我党发出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政治的号召下，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影响和推动下，国民参政会中象沈钧儒、邹韬奋、黄炎培等民主人士组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和我党共同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对于华侨和西南地方势力，周恩来同志也进行了团结争取的工作。华侨爱国人士陈嘉庚回国后，经周恩来同志的介绍，到延安参观，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他根据亲身体会，赞扬在国内只有延安是廉洁的。他的谈话在重庆震动很大，在华侨当中影响也很大。西南地方民主人士张澜、鲜英等，还为我们提供自己的住宅，如鲜英的“特园”，曾作为周恩来同志和各界人士会见的场所。周恩来同志在分化和争取国民党上层人物中，也做了大量工作，象冯玉祥这样本来与蒋介石有尖锐矛盾的知名人物，经周恩来同志的努力争取，成了共产党的朋友。周恩来同志就是这样以辛勤的工作，给民主党派的斗争指出了方向，扶持了国民党内部的抗日派，这就最大限度地孤立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顽固势力。
二
1941年1月发生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是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当时投降、分裂的危险空前增长。面对这一股反动逆流，党中央、毛主席的方针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打对打，以拉对拉”，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周恩来同志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领导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展开了英勇的反击和斗争。
1941年1月4日，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对奉令正向长江北岸移动的我新四军9000余人，在安徽南部泾县的茂林地区，进行突然包围和袭击。我新四军指战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奋战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有1000余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同志被扣。1月4日这一天，架设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三楼的电台，收到新四军总部发来在北上途中被围的告急电报，周恩来同志愤慨万分，立即向国民党反复交涉，提出严正抗议。5日电报联系减少，最后联系完全中断。1月17日，蒋介石悍然发布反革命命令，诬蔑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当时周恩来同志怒不可遏，打电话给何应钦。他在电话上痛斥何应钦说：“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优者快，你们作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他在电话上讲完“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这句话后，愤怒地摔下了电话听筒。从1月4日到1月17日这一段日子里，他常常是彻夜不眠，沉着果断地应付事变。
为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周恩来同志指示《新华日报》写了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反对蒋介石反动命令的评论。由于报道和评论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扣压，他就极其愤怒和沉痛地挥笔写下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新华日报》18日刊出他署名的题词，表达了对新四军殉国指战员的沉痛哀悼，严正声讨了国民党的反革命罪行，向全国、全世界揭穿了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阴谋，使国民党十分狼狈，极端孤立。
国民党为了制造团结、和平的假象，妄图要我党参政员出席参政会。我党七参政员发表删电提出十二条善后办法，作为出席的先决条件。由于各民主党派的斡旋，在渝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同志又提出停止军事进攻，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恢复叶挺军职，释放新四军被押人员等十二条临时解决办法，但未被国民党接受，于是我坚决拒绝出席参政会，揭露了蒋介石假团结、真分裂的反动面目。
由于党中央、毛主席委任陈毅同志为新四军代军长，回击了蒋介石的反革命命令；由于当时我解放区战场八路军、新四军对来犯之敌给以迎头痛击；由于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群众、民主党派对我党深表同情以及国际舆论的谴责，一句话，由于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终于以失败告终。
周恩来同志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预见到国民党当时虽然不敢全面破裂两党关系，但我们必须从最坏的情况出发，做好一切准备。遵照党中央关于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周恩来同志把当时在南方局、重庆办事处、新华日报工作的一部分同志转移到香港，开辟新的据点以加强对国民党的斗争。并帮助民主人士、作家、学者转移。对于转移工作，他亲自作了安排部署，使他们安全到达。许多党员和党外人士到香港后，办起了《华商报》和其他进步刊物，有些知名人士，并成立了“民主政团同盟”，形成了又一个民主和进步文化的中心。他们在香港写文章，发表政见，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准备投降的阴谋，对国际舆论和海外华侨起了很大的影响。
在我党、我军打退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以后，毛主席指出：“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指出“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内对我党和进步派的压迫政策和反共宣传，决不会放松，我党必须提高警惕性”。但同时毛主席也着重指出，要纠正那种“认为国共已最后破裂或很快就要破裂的错误估计以及由此发生的许多不正确的意见”。强调在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的同时，要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周恩来同志就是坚定地遵照毛主席的指示，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和海外党的力量，积极利用时机，为把好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而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
自皖南事变后，尽管国民党不断强化它的法西斯统治，以后又借第三国际解散之机，再一次掀起反共高潮，但是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首先是文化知识界的统战工作却有了深入的发展。由于国民党采取高压政策，我们的活动虽然受到更多的限制，但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我党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方式，如通过纪念鲁迅，悼念邹韬奋等各种方式，联系和团结文化界。国民党统治地区的进步文艺运动，通过学习毛主席的文艺思想，继续发扬了革命文学的战斗传统，写下了许多暴露反动统治、鼓舞人民斗志的作品，特别是戏剧活动十分活跃。郭沫若同志写的几个历史剧，脍炙人口。如话剧《屈原》，通过屈原对楚国黑暗政治的控诉，表达了千百万人民群众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心声。演的是历史剧，骂的是古人，但实际所指的却是当时的独裁者。周恩来同志看戏后，亲自动手写剧评。表面上是评戏，实际上是谈政治，是生动活泼、尖锐犀利的政治论文。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在舞台上下，剧场内外，声讨国民党反动派，抒发民愤。由于进步文艺运动的高涨，进一步扩大了文艺阵地，这对于暴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洽，教育和鼓舞群众为坚持抗战、争取民主而斗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