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期，在周恩来同志的努力争取下，民族工商界的广大人士也进一步向我党靠拢。当时国民党统治地区经济状况日益恶化，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也日益尖锐。他们通过通货膨胀和统购统销，加紧掠夺人民群众，压迫中小资产阶级。周恩来同志为了争取民族工商业人士，也做了大量工作。有一次，他在同工商界人士座谈中，列举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每年出口猪鬃、桐油、生丝换取外汇的金额，而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四大家族控制外汇以伪法币向工商界结算，加上通货膨胀等因素，致使出口商蒙受巨大损失的情况，向工商界揭露了四大家族掠夺的真相，使到会人士惊叹不止。他们说：“这些数字，我们搞了多年出口业务，都弄不清楚，想不到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周先生，对经济情况了如指掌，真叫人又钦佩，又感动。”当时，重庆商会主办的报纸《商务日报》本来是一家反共报纸。我们利用西南工商界同国民党的矛盾，通过《商务日报》揭露国民党通货膨胀和贪污腐化，鼓励工商界为提高猪鬃等出口物资收购价格、提高花纱布工缴和轮船运费而斗争，《新华日报》则在舆论上给以支持，迫使国民党反动政府作出一些让步。从1944年到1945年，工商界360行，几乎天天有几个行业请愿，提要求，开记者招待会，弄得国民党穷于应付，狼狈不堪。民族资产阶级本来对国民党敢怒不敢言，现在同国民党开展斗争，并能得到一些利益，也和共产党往来。周恩来同志说：“在1941年只有文化教育界靠拢我们，1945年民族资产阶级也靠拢我们了。”我们的统一战线更加扩大了，党的影响更加广泛了。
1944年日寇沿平汉、粤汉、湘桂线大举进犯，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日寇前锋一直打到贵州的独山。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当时人民群众已经看透了国民党腐朽无能，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方面。这时，昆明的学生运动蓬勃开展，重庆的群众运动也活跃起来，特别是通过追悼胡世合的群众性斗争，群众运动的波澜更加壮阔。胡世合是重庆电力公司的工人，因为制止特务偷电，被开枪打死。《新华日报》号召工人阶级和各界群众起来抗议特务暴行，得到各阶层群众和舆论界的普遍响应，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追悼会，国民党在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枪决了行凶的特务。斗争的胜利，进一步团结了广大群众，教育了中间派，打击了顽固派。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威望更加高涨。
总之，抗战期间，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地区的工作，经受了三次反共高潮的严重考验，党的影响更加扩大了。我党团结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和民主党派进行了政治斗争，不但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区的武装斗争，而且还为抗战胜利后的决定性斗争积蓄了力量。这一切，都是周恩来同志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
周恩来同志在重庆的战斗，正如许多国外的评论家所说的那样，他不但是共产党派驻在国民党那里的代表，而且也是共产党派驻在整个外部世界的代表。当时英美驻重庆的大使都主动地访问我中共代表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等西方国家到重庆访问的人士十分频繁，他们当中有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如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共和党领袖威尔基以及美国总统罗斯福派来担任蒋介石顾问的拉铁摩尔，也有同情进步的自由人士；有文职人员、记者、教授，也有职业军人。尽管他们有些人是支持国民党的，但是周恩来同志同这些外国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努力影响他们，争取他们，使他们通过实际了解，对中国问题有个比较正确的认识。许多外国人士确信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和抗日武装，才是对日作战的中坚力量。美国当时驻在重庆的外交人员谢伟思在回忆周恩来同志的文章中说：“他试图使我们赞同他（和他的党）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他对这些看法是深信不疑的。但是，他这样做，靠的是冷静的说理，清晰的措词，温和的谈话，广博的历史和世界知识以及对事实和细节的惊人的了解，人们会被说服（或受到教育），但不会被压服，也不会因为持不同意见而受到责怪。”周恩来同志正是用他充沛的精力和卓越工作的才能，正确地表达了我党的立场，说服了和影响了许多人，因而在国际统战中，团结了更多的外国朋友，这就大大有利于在抗战胜利后把美蒋反动派彻底孤立起来，并为建国后的外交工作积累了经验。
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
全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抗战，渴望中国从此出现和平、民主、团结的局面，但是国民党却想独吞抗战胜利果实，继续维持一党独裁的法西斯统治。他们慑于舆论的压力，也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内战，不得不采取政治欺骗的手段，电邀毛主席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国民党当时估计毛主席不会去重庆，因而他们施放谈判烟幕，企图把破坏和平的责任，加到中国共产党的头上。
毛主席洞察国民党的阴谋。为了争取和平，并在争取和平的过程中，揭露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破坏和平、挑动内战的真面目，以利于团结教育广大人民，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定于8月28日，在周恩来同志陪同下，飞往重庆同国民党谈判。毛主席这一伟大的革命行动，震动了全中国。当时山城的群众奔走相告，心花怒放，把毛主席的到达，看作是“民主中国的曙光”。
在整个重庆谈判的43天中，周恩来同志夜以继日地辛勤操劳，根据毛主席的决策，作为我党代表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毛主席到重庆，出乎国民党反动派的意外。他们对谈判并无准备，连一个方案也没有，在我党提出了一系列和平民主建国的方案面前束手无策，只是派了王世杰、张群等几个代表敷衍应付，妄图使谈判得不出结果，把毛主席拖在重庆。为了使谈判达成协议，为了扩大我们党的影响，周恩来同志陪同毛主席广泛地会见各方面人士，多次举行各党各派和各界人士的座谈会，介绍谈判情况，说明谈判达不成协议的关键在于国民党不愿放弃一党专政，不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反而企图在所谓“统一军令”和“统一政令”的借口下，根本取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同时，阐明我党对和平谈判的诚意，并听取各方面意见。这样，就极大地争取了群众，更广泛地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给国民党反动派施加舆论压力。周恩来同志还多次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进一步动员了中外进步舆论。
由于我解放区军民在上党地区击退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加上全国人民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的强烈呼声，以及国际进步舆论的压力，终于迫使国民党不得不改变对谈判无休止的拖延政策，在10月10日签订了“国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在这个纪要中，国民党表面上不得不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迅速结束国民党的所谓“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从而使谈判有了结果。毛主席胜利地返回了延安。
毛主席在重庆期间，周恩来同志为了毛主席的安全，总是和毛主席形影不离，朝夕相共，从保卫工作到生活安排，都是无微不至地亲自布置，精心照顾。他一再教导我们说：“主席的一举一动，一切问题都是有关党的事业和全国人民利益的”，要特别加强对毛主席的安全工作。他还亲自做由国民党派来警卫的宪兵和汽车司机的工作，保证了毛主席在重庆的安全。
毛主席在重庆，对于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拥护共产党、热爱毛主席，坚持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政治热情，有很深刻的印象。毛主席在《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曾指出：“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我又看到许多外国人，其中也有美国人，对我们很同情。广大的外国人民不满意中国的反动势力，同情中国人民的力量。他们也不赞成蒋介石的政策。我们在全国、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反对中国内战，主张和平、民主的，不只是我们解放区的人民，还有大后方的广大人民和全世界的广大人民。”这一分析，说明我们党是人心所向，也是对周恩来同志在重庆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取得的伟大成果的很好的评价。
“双十协定”签订后，周恩来同志继续为反对内战，争取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而斗争。
重庆谈判期间以至谈判以后，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不仅没有丝毫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人民团体，在我党的影响和帮助下，越来越看清反动派的真面目，纷纷起来进行斗争。重庆各界人民成立反内战联合会，号召工人、学生、商人及一切纳税人用罢工、罢课、罢市及拒绝纳税的行动来制止内战，在国民党统治区各大城市的人民中间获得广泛响应。到昆明发生屠杀学生的“一二·一惨案”时，国民党的独裁、卖国、内战的反动政策，更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群众性爱国民主运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在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的积极斗争下，国民党不得不于1946年1月10日签订停战协定，并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政协会议争论的焦点仍然是“双十协定”中没有解决的军队和政权两个主要问题，斗争十分复杂而激烈。国民党反动派妄图以所谓“先军队国家化，后政治民主化”的花招，首先把人民的军队“化”掉。而一部分中间人士，则抱着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幻想，提出要“共产党在军事上让些步，国民党在政治上让些步”的“希望”。周恩来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的所谓“先军队国家化，后政治民主化”的如意算盘，就是“你先交给我军队，我再给你民主”，以便他们吃掉人民的军队。他指出，政治民主化是军队国家化的前提。中国共产党绝不能将人民的武装“化”于国民党法西斯一党专政的国家中。没有人民的武装，就没有人民的民主。国民党在吃掉人民的军队以后，必然要向人民猛扑过来，把人民的民主也吃个一干二净。因此，解决军队国家化问题，应该是也只能是按照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所指出的“什么时候中国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出现了，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将立即交给它。但是一切国民党的军队也必须同时交给它”。周恩来同志的讲话，既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也批评了某些中间人士的幻想。
在此期间，周恩来同志从早到晚，忙于参加会谈和同各方面人士交换意见，夜间还要召开汇报会，和同志们一起分析情况，研究方案。他说：“你们中间有军队来的，有地方来的，也有学校来的，你们的意见都代表一定的群众，可以启发我们多多思考，照顾得更全面。”同志们在周恩来同志的启发下，总是畅所欲言，认真讨论。汇报会后，他往往还要亲自准备有关的文字材料，亲自向毛主席、党中央写报告。就这样，在当时他不知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由于政协决议不利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统治，国民党反动派一开始就处心积虑地进行破坏。早在政协闭幕前，他们就指使特务制造“沧白堂事件”，侮辱去那里讲演的政协代表，又派军警非法搜查政协代表的住宅。政协闭幕后，2月10日，国民党特务制造了重庆“校场口事件”，打伤了庆祝政协成功大会主席郭沫若、李公朴及新闻记者等60余人，公开撕毁政协决议，向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民主势力发动了可耻的进攻。与此同时，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国民党疯狂地破坏停战令，发动全面内战。在此情况下，周恩来同志不顾个人安危，始终坚持在国民党统治区，团结各方面民主力量，同反动派进行不懈的斗争。直到国民党反动派攻占了张家口，悍然召开伪国大，向解放区全面进攻，最后撕下了和谈的假面具，周恩来同志才返回延安。但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各大城市以工人、学生为主包括各阶层人民参加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如火如茶，迅猛发展，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后院，燃起了熊熊烈火，革命统一战线形成了包围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二条战线，有力地配合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国民党反动派终于淹没在人民民主革命的汪洋大海之中。
周恩来同志在重庆工作的8年中，为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管斗争多么尖锐，谈判多么复杂，总是英勇机智，表现了对敌斗争的极大的坚定性和卓越的斗争才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和成功。毛主席对周恩来同志这段工作曾作了对党忠诚，对敌英勇，工作不知疲倦的高度评价。回忆周恩来同志在这段工作时期的战斗历程，他的崇高的思想品质，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和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以身作则、诲人不倦的领导作风，都是令人终生难忘的。
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是不断革命的一生，是光明磊落、高尚伟大的一生。他那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贵品质，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原载1977年1月5日《光明日报》，收入本书时作者作了少量修改。）
杜 英：周恩来与泰国华侨的抗日救亡活动
我是9岁就旅居泰国的华侨。早在大革命时期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我就听到过他的名字，并崇敬他。抗战初期，我曾与周恩来有过一次通信联系，对我教育极大。这件事距今50年了，但每每想起来，心里就激动不已。在周恩来90诞辰之际，我追述这段往事，以志纪念。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前后，曼谷华侨社会中，由于不少侨胞对祖国抗战前途认识不清，思想出现混乱。比如，国共合作能不能坚持下去？这场战争要打多久？中国能战胜吗？另外，当时一些汉奸和日本间谍趁乱到处散播汉奸亡国论调，什么“中国世称东亚病夫，和日本人打起来，中国必亡。”什么“中国受尽欧美帝国主义欺凌，日本是我们的邻邦，‘远亲不如近邻’，中、日应该联合组成‘共荣圈’，共同对付欧美帝国主义。”等等，这些奇谈怪论到处流行。一时间，议论纷纷，争论不休，爱国侨胞都在为祖国命运担忧。
当时，我在曼谷“十八涌跑马场”工作。这是欧洲人的体育俱乐部，设有跑马赌场、酒吧间、咖啡厅、游泳池、舞厅和图书阅览室。我在图书阅览室当工人。和我同事的华籍工人有30多位，同住在跑马场的工人宿舍里，工余时间，常在一起谈论抗战问题，为侨胞中的争论不休感到不安。
一天，我在报上看到周恩来主持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消息。当时，我和跑马场的几个工友商量，决定向他谈谈这里的情况，请教他如何看待抗战前途。于是，我们在跑马场工友和曼谷其他部门的乡亲、华籍洋务工人中，募捐了4千铢泰币，以“泰国曼谷十八涌跑马场华籍洋务工人”的名义写了一封信，把侨胞对抗战问题的争论情况，向周恩来作了反映。钱和信由曼谷广东银行一位同乡设法替我们寄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
当时，我们想周恩来那么忙，不会给我们回信。然而，出乎我们意料之外，过了一些时候，竟然接到周恩来的亲笔回信。当时，我们都激动得热泪盈眶。
周恩来的信，有8页信纸之多。内容除了赞扬海外侨胞关心祖国命运，支援祖国抗日战争的爱国热忱外，着重谈了抗日战争形势的问题。在我记忆中他谈的主要内容是：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是非正义的，它将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谴责和反对；中国人民奋起抗战，反抗侵略者，是正义的，它也将得到全世界正义之士的同情和支持。二、国民党内有投降派，他们明的暗的，和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是一伙卖国求荣的反动派。国民党之中也有动摇派和力主抗日的开明之士，只要我们工作做得好，在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一致要求抗日的强大压力下，国共联合是可能坚持下去的。我们对国民党的政策是既联合又斗争，在斗争中求联合，力争和他们组成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三、日本帝国主义，目前还是个强大的、凶残的敌人，我们又有很多困难，不可能在短期内战胜它。因此，中国人民这场抗日战争，将是一场艰苦的甚至是残酷的、长期的持久战。周恩来在信中详细地分析了形势，精辟地论述了战争发展趋向，指出了可以战胜敌人的主客观条件依据。最后结论是“抗日战争必将是以中国人民取得最后胜利而告终”。
信末，他嘱咐我们今后把捐款寄到香港，交廖承志收转，不要寄到武汉去。
周恩来的信，从跑马场的工友手中很快就传阅到跑马场外的华籍工人中去。我想，既然这么多侨胞争着要看周恩来的信，干脆拿到报社去发表，让更多的侨胞都能看到。于是，我去找我的朋友林秋野。他是《曼谷时报》的副刊编辑，以“酱油二郎”的笔名，专写“花边”杂文。他看了周恩来的信很高兴，答应一定说服总编，把周恩来的信发表出去。
不久，《曼谷时报》果然把周恩来的信，删去头尾有关捐款部分，用《周恩来论抗日形势》为题，将信中有关抗日战争问题的论述，一字不改，全文照登。这一来，轰动了整个曼谷华侨社会，到处在谈论这篇文章。从此，侨胞中对抗日战争的疑虑、担忧、徬徨、争论不休的局面，逐渐消失了，侨胞们的抗日信心和团结增强了，同时狠狠打击了那些汉奸亡国论者。不久，我们成立了“曼谷洋务工人抗日后援会”，更活跃地开展抗日宣传和捐献活动，直到日寇侵占泰国为止。
1941年12月8日，日军于偷袭珍珠港，同时也在泰国登陆，我不得不把周恩来的信烧了。但是他对侨胞的关心，对抗日战争的论述，却深深铭刻在侨胞心中，它一直在激励和鼓舞着侨胞们的抗日信心，直到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于 土 许 真：周恩来在上海“周公馆”
一、“周公馆”
1946年，在我党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期间，上海思南路107号（现为思南路73号）的大门上，钉有一块铜牌，上镌有三个大字：“周公馆”。铜牌下端还有一行英文字，直译就是“周恩来将军官邸”。
这所当时为中外舆论界十分关注的住宅，就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上诲办事处的所在地。“周公馆”，是为适应蒋管区具体情况的对外公开名称。自1946年5月初随着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而由重庆东迁，一直到同年11月19日因谈判最后破裂而撤返延安，在这风云变幻的7个多月中，周恩来同志——当时我们称他“副主席”，外国人称他“周将军”——经常奔忙往返于南京——上海——南京之间，同国民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谈判。思南路107号，就是他受党中央、毛主席之重托，在国民党盘踞下的上海指挥战斗的总部。那些战斗的日日夜夜，今天回想起来，还感到那么亲切！
“周公馆”是一幢座北朝南的一底三楼独立式花园洋房。南面，隔花园与梅兰芳公馆相望。自1946年三四月间我们一些先遣人员“顶”下了这所房子后，除面向梅公馆的这一面外，其它三面，都被国民党特务的眼睛盯上了。这里过去是法租界很安静的高级住宅区，没有店铺，更没有叫卖的小摊小贩。可打从我们一住进，门前突然热闹起来了。马路对面设了个从不见有人光顾的皮鞋修理摊。一些拉三轮的，装作候客总停在门口。卖香烟的小贩，剃头挑子，也在我们门前晃来晃去，一眼就看出是些最蹩脚的演员。周公馆周围有好几家房子，被特务机关强“租”下供作监视点。他们在对面思南路98号上海妇孺医院设立了秘密监视据点，并根据上海警察局长宣铁吾的密令，黄埔分局派去的人每天要详细上报记录当天情况的《监视专报》。在正对我们大门的一间屋内，还设有摄影机，拍下进出周公馆的每一个人。
周公馆靠北的一面住着陈家康、徐克立（南方局妇女组）夫妇。他们窗外下面是一条僻静的小巷。这条小巷，也是有眼睛盯着的。我们的人从市区回来，首先看到的是家康、克立房间的窗台。为了安全计，我们在这个窗台上摆着一盆菊花作为信号。每当有敌特或他们雇佣的地痞流氓要来捣乱时，就把花盆撤掉。外出回家前要先打个电话问问，到家时还要先抬头看看这个窗台，见花盆还在，才能揿铃进门。
周副主席、董老他们极重视安全保卫工作。每当接见一些过沪的地下党员时，除了谈形势、谈工作外，总要详细地、具体地指导他们躲避特务盯梢的方法。有些相识的当时地下党的同志，日后和我们聊起这些情况时，深为领导同志对敌区干部这样的关切、爱护感叹不已。
二、和谈——“教育人民的一课”
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政府的和平谈判，主要在南京进行，但副主席在短短的半年里四次来上海，在他的“公馆”里小住。有时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有时则住得时间长些。
对于旧上海，各式各样的评论多矣，什么“十里洋场”、“冒险家的乐园”、“上海滩”等等，都生动地表述了它阴谋、黑暗、无耻的一面。它是反动、黑暗势力的大本营，蒋介石就是在这里起家的。但上海又是中国工业和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它同时也是革命、进步的大本营，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中国文化、科学、技术最为发达的地区。可以说，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都集中在那里。据当时看到的材料，那个时期国民党统治地区百分之八十的黄金贮存在上海，国民党政府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也来自上海。上海那时实际上是国民党的命脉，也是我们党在国统区开展外事工作、统战工作、社会工作、宣传工作、文化工作等的一个重要基地。
周副主席来上海还有一条重要原因，即谈判斗争的需要。谁都知道，那时国民党蒋介石毫无和谈诚意，它只是利用和谈作为部署全面内战的烟幕。要在中国实现真正的和平，就得向中外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彻底揭露国民党假谈真打的阴谋。周副主席把这叫做“教育人民的一课”。他说：我们明知马歇尔、蒋介石是在搞欺骗，明知谈判不会有什么结果，但不能不和他们谈判，因为人民不了解，我们不谈就会孤立。我们一定要通过事实，也通过我们的努力，完成这“教育人民的一课”。
国民党一方面在美国的全力帮助下，运用一切手段通过陆、海、空加紧运兵、运军火，蒋介石本人也特意飞往庐山牯岭避风，让下面将领放手大打，妄图造成以武力消灭我党我军的“既成事实”；另一方面采用政治欺骗手段，制造和谈空气，散布和谈幻想，企图冲淡其在军事上大举进攻解放区的严重事实，诱使舆论误以为它还是愿意谈判，谈判还是有希望的。
每当这种时候，恩来同志就从南京来到上海。他气愤地对我们说：我不能继续呆在南京，去客观上帮助蒋介石制造一种谈判还在继续，谈判还有希望的假象。蒋介石和美国方面在谈判中蛮不讲理，施加压力，以为我们是怕他们的，逼我们割地求和订立城下之盟。可我们偏不吃那一套。所以，我干脆离开南京了。我来上海，就是要让全国、全世界都知道，和谈受到了挫折，正处于僵局、停顿状态。我一天不回南京，就表明谈判还没有恢复。
恩来同志在接见外国记者时曾说，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保证停战，他已暂时退出南京谈判，不再与政府及美方代表进行毫无意义之磋商。除非同意重开唯一有权讨论停战问题之军事三人小组会议，否则他将不返回南京。至于司徒雷登大使主持的五人非正式小组，讨论范围仅以改组国府委员会为限，值此内战正继续进行之际，此五人小组成就如何，实无任何实际意义可
那时，我们在时事政策学习中，曾争论过一个问题：蒋介石最终会选择战，还是和？
有的同志认为：对蒋介石来说，不打，还可以拖它若干年；打，则明摆着迅速导致彻底毁灭。蒋介石是个聪明人，他总不至愚蠢到自找死路吧？
后来听乔木（即乔冠华，以下同）同志谈，副主席听到这个说法后，笑了笑说，不要替蒋介石设想他是打聪明些，还是不打聪明些。他是不可能按我们共产党人的逻辑办事的。他站在极端反动的立场上，只能妄想消灭我们，只能打。他在别的事情上可能是聪明的，但在这样历史性选择的大问题上，他不可能聪明，只能是愚蠢的。
三、扣人心弦的中外记者招待会
周公馆里，最激动人心的，莫过于副主席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了。
招待会上，副主席那铿锵有力，带点儿淮安口音的普通话，至今仍回响在我们耳际，遥远，然而清晰。
他指点着地图，面对挤满会场的百余名中外记者，满腔义愤地揭露蒋介石在各个地区挑动内战的详情。他分析形势，讲我们必胜的根据。有时讲得慷慨激昂了，就离开翻译章文晋同志，一面指着作战形势图，一面直接用英语讲起来。翌晨，翻阅英文报纸时往往可以发现，外国记者在报道时，常喜欢特别说明哪些段落是“周将军”亲口用英语讲的。副主席就这样努力通过中外记者之笔、之口，向全国、全世界阐明事实真相和我们党的立场。
周副主席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之激动人心，还因为这种场合往往要与国民党特务面对面斗争。
招待会在周公馆一楼大客厅举行。但因到会的记者太多，大客厅里坐不下，还有许多人要坐到一楼平常用来吃饭的廊厅里。因此副主席总是站在大客厅通廊厅的门中间，一半身子在客厅，一半身子在廊厅。大门敞着，以便让尽量多的记者来参加。这样，便可以从大门外望见站在客厅与廊厅之间的周副主席的半边身子。一次，副主席正在向中外记者发表讲话，管保卫的同志悄悄告诉他，大门口站着好几个带枪的特务，请副主席站进客厅里，不要让半边身于暴露在外。副主席一听大怒，干脆走到直通大门的平台上，大声向门外带枪的人喝斥道：“你们谁是特务？站出来让大家看看！我是你们的政府请来谈判的，你们竟敢对谈判代表采取这样卑鄙的手段！”副主席这种凛然正气和大无畏精神，竟把那几个特务给吓跑了。
四、“周公馆”里的座上客
我们后来称之为民主人士、爱国人士的，当时他们自称为“第三方面人士”，意为既非国民党一方，亦非共产党一方之“第三方面”也。迨1946年底，马叙伦先生在上海《文汇报》撰文《再论第三方面与民主阵线》指出：自国民党当局公然推翻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召开国民党一党包办的非法国大之后，中国便只有民主和反民主两个方面，不容许在这两个方面之外还有个第三方面，因此“第三方面”这个名词以后在争取民主时期应不再出现。马叙老这篇宣言性的文章发表之后，才基本上不再见有人自称或被称“第三方面”。
周副主席是做统战工作的模范。他尊重、理解朋友们，这些朋友们也很尊重他，信赖他。他有时同朋友们聚谈，讨论，有时做耐心的解释。
我们素所敬重的孙夫人宋庆龄先生曾与副主席在上海多次会面，亲切晤谈。我们也曾见宋庆龄先生亲临周公馆访问副主席。郭老那时是经常来的客人。他那时还不算老，身手还很矫健。一次，他一纵身跳过园子里的一汪雨水，随即向同来的几位老先生吹说：“看！我一个箭步就过来了！”
张澜、沈钧儒、马叙伦、马寅初、谭平山、柳亚子、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陶行知、周建人、梁漱溟、许广平、沙千里、史良、包达三……这些后来参加了政协、人大或人民政府工作的爱国民主人士，也经常或有时在周公馆里看到。“混入又混出”的青年党人，那时还混迹于“第三方面”，有时也出现在我们的大客厅里。后因参加伪国大而被民盟决议令其“退盟”的民社党领袖张君劢，在“动摇”过去之前，也常来作客。
1946年7月25日，民主战士、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突患脑溢血溘然长逝。周副主席遽闻噩耗，是多么悲痛啊！他含着眼泪说：在韬奋去世之后，我们党又失去了一位最知心、最可靠、也最可贵的朋友！一位党外布尔什维克！这真是我们党、我们人民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他当天在致党中央电中称誉陶先生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并关照在上海工作的潘汉年、伍云甫等同志，要对进步朋友多加照顾。
周副主席一向很重视文化界的工作。许多著名作家、艺术家和电影戏剧演员经常应邀来座谈。其中有田汉、阳翰笙、胡风、夏衍、于伶、黄佐临、刘厚生等，还有电影明星白杨、秦怡、张瑞芳、丹尼等。
一天，我们正出门，看见门口徘徊着一位身穿黄丝绸长衫，头戴礼帽式草帽，腋下夹着一根手杖的约有四十来岁的男人，他一见有人出来，忙摘下草帽，用夸张的京腔京调，一板一眼地问：“请问，这儿是周公馆吗？”这样的衣着风度，这样清晰洪亮的舞台京白腔，实党惊异！我们定睛一看，原来是京剧“麒派”创始人做麟童——周信芳先生！后来知道，他是应副主席之邀，来周公馆参加文艺界人士的座谈的。
周副主席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的第二天早上，往往是我们最紧张的时刻。那时，郭沫若、沈钧儒、马叙伦、黄炎培等各老朋友往往早早就来了，他们到得差不多了，副主席就依惯例叫于产（于土当时名于产）把当天早晨所有英文报纸上关于他头天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的报道，关于对我们党的反应、评论，当场翻译给他和这些客人一起听。什么报，写消息的记者是谁，他讲的哪些话报道了，哪些没报道，哪些话报得真实，哪些歪曲了，都要一一介绍清楚，否则他就要问。有时，连当日有什么有影响的外国人士过往上海、南京，周副主席也要知道。这些，都是我们外事组对外联络组工作任务的一部分。周副主席和客人们边听边谈论，那空气就象是一家人一样。
记得当四平激战时，有少数民主人士曾劝我们主动“让出”四平。当我们主动放弃张家口时，也有少数民主人士以为我们顶不住了。还有的责怪我们的土改政策“损害”了“群众”利益。甚至认为我党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的战略方针，不过是“战败”的遁辞而已，等等。当时我们这些年轻同志中有不少人对此很气愤。但周副主席却一方面向这些民主人士指出：在谈判桌上，蒋介石还没敢向我们提出“让出”四平街的要求，想不到我们的朋友竟向我们提出了，另方面又以事实，从道理上耐心说服他们。他还教育我们这些沉不住气的青年同志说，不要着急，等将来我们实行大反攻了，他们就会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想法的。
事实的发展果然如此。1946年11月，民盟严正宣布拒绝参加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大”之后，副主席曾总结说：民盟不参加，“国大”开了就很臭。这个目的达到了。这是八年抗战和最近一年来谈判的成果，第三方面大部分居然敢于反对蒋记国大，跟着我们这条路走了。
形势发展很快。周副主席离开上海前，在1946年11月17日夜写给郭老、于立群夫妇的信中曾说：“今后要看前线，少则半载，多则一年，必可分晓。”到了1948年秋冬，前线上早已见分晓了。这些老朋友从香港坐船去东北解放区的心情已与在上海时完全不同了。
这里，我们觉得有必要提一提一位“洋”座上客——加拿大著名和平人士文幼章先生。
文幼章先生算是周公馆的老朋友了。他和周副主席谈论形势，和家康等人谈论事务，还帮助我们年轻同志润饰英文稿。在周公馆里，他象在家里一样。
美国著名女记者、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在她前往延安之前，副主席曾在上海周公馆里会见她。那是1946年7月下旬，领导上告诉于产，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来上海了，住百老汇大厦（今称上海大厦），要于产立即带些吃的东西先去看看她，向她表示热烈欢迎。她若提出什么要求，尽量都答应，因为她从没提过不合理的要求。
于产遵照领导的指示去拜访她，表示热情的欢迎。她提出的唯一要求便是：会见周恩来将军！
于产当即回答：我将立即报告将军。我认为将军会很高兴见到您的。具体时间、地点，由将军和您共同决定好吗？斯特朗很通情达理：“完全听周将军方便吧！”
第二三天，于产就又去百老汇大厦，去接她来周公馆与周副主席会面。后来听乔木、文晋同志说，副主席就着一幅新绘制的战场形势图，不厌其详地向她介绍了国民党军队进攻我解放区的情况，以及我必胜、蒋必败的根据。
斯特朗女士在上海会见了周恩来将军后，很快就取道北平飞延安采访毛泽东主席去了。
五、“周恩来瘦了”
邓大姐1946年7月在回答上海记者们的问题时说：周恩来为中国的真正和平而忙碌不堪。午睡根本不可能，夜间也睡得极少，而且寝不能安。周恩来瘦了，不象往日那样健壮了。这时，我们也都发现我们的副主席消瘦了。
他怎么可能不瘦呢？
健壮固然健壮，可人毕竟不是机器人呀。在那些处于“突击”状态的日日夜夜里，中午从不见他午睡，晚上，按一般情况，总要工作到翌日清晨四时左右才能休息，而早晨七时半左右起来，立即又开始了一天的紧张工作。这样的生活，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一天晚上，都下一点了，家康转告于产，副主席要于产立即整理一件特急材料给他。于产整好，已经快凌晨四点了，便从自己所在的二楼，蹑手蹑足下到一楼周副主席办公室兼卧室。一看，辛劳了一整天的周副主席还坐在桌子前，戴着眼镜，正聚精会神地看着上面写满了极小极小字体的材料呢！
我们工作当然也忙，但都有明确分工：管内部工作的只管内部工作，管外事工作的只管外事工作。除有时需作必要的协作外，一般互不涉足他人工作范围。但副主席就完全不同了。他什么都得管。作为中共中央南京局书记，他还负责指导我国南部国统区地下党的工作。在实践中，他把合法与非法，公开与秘密，上层与下层，党内与党外既严格分开又紧密配合，工作有条不紊。许多党员，许多情况，他都很熟悉。他经常接见地下党的
他如此繁忙，还时刻关心每个同志的安全。
周公馆的同志们不是为了工作是不随便外出上街的。一天，单独外出工作的广东籍年轻干部关振群同志（因为长得象，大家都叫他“莫洛托夫”）到晚上10点，过了预定回来的时间很久了还没有回来。副主席知道后非常着急，亲自在一楼用作饭厅的廊厅里把大家召集拢来，在作了分头去找的部署后，一直在廊厅里焦急地踱来踱去，当着大家的面批评有关负责同志不该让一个刚来上海不久的年轻同志晚上单独外出工作，若有必要也得有人陪伴，去前要说明所去地点和预定返回时间。
副主席正说着，那个小广东自己回来了。原来，他在回来的路上，发现有人跟踪，他花了好大力气才脱了“梢”回到家。他一进门，看到周副主席正为他的安全问题那么焦急，他感动得涌出了热泪！
上海工委青年组组长刘光同志，因病，化了名，填了友人家的住址，住进了上海第四医院。副主席忙成那个样子，竟曾三次亲往医院去探视。7月16日晨，刘光同志终于永远停止了呼吸。副主席和邓大姐闻讯急速赶到医院，他悲痛得说不出话来，邓大姐则抚尸大哭。每一个同志，哪怕是青年同志，是多么牵动着副主席的心啊！
周副主席工作繁忙，吃饭极简单。在家里，他总坚持和大家同桌吃一样的饭菜。那时，管炊事的陈姐对日理万机的副主席，总觉得饭菜太单调了，于心不忍，有时就偷偷炒盘鸡蛋端上。细心的副主席一看另外一桌上没有，就告诉管行政的同志，以后不许对他“特殊”，并把炒蛋推到桌子中央，要大家一起吃。
附带说一句，副主席瘦了，我们大家绝大多数也并没有长胖。试想，副主席那么忙，每天做那么多事，他的那些秘书，以及几乎所有的工作人员，谁又能不踏着这快速的节拍起舞呢！
多么辛劳的日日夜夜啊！可是，我们多么渴望再过过这种虽然辛劳，但却没有扯皮，没有歪风邪气，真正全心全意扑向工作的日日夜夜啊！
六、人鬼之间
一度，领导上传达说：据地下党可靠情报，国民党C.C.派特务机关，计划派出大批特务，并雇佣一批流氓、打手，打着“苏北难民”（苏北的还乡团、逃亡地主之类，国民党就叫“难民”）的旗号来我周公馆“请愿”，对我土改政策进行“抗议”，并在混乱中趁机砸周公馆，杀害我方工作人员。传达中还说，国民党特务新制订了一系列暗杀手段，其中包括：佯装一般车祸，伺机用汽车将我方人员撞死在大街上；跟踪我方独行人员，于僻静处于以绑架；制造个人原因的假象，对我方某些人员实行枪杀，等等。虽然我们都是正式登了记、办了户口的中共人员，于理是不能加害的，但国民党一向反共不择手段，它哪管什么理不理！
为此，副主席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愤怒地指出：从沧白堂扔石子，校场口打伤人，到捣毁《新华日报》，到处进行暗杀，现在竟发展到暗杀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这一连串事件都是有计划的，其严重性不亚于内战，因为这是打击大后方手无寸铁的民主人士、工业家、新闻记者和文学家，这真是无耻之极！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上列有许多民主人士，准备逮捕、殴打、绑架和暗杀他们。民主人士的名字都在陈立夫手上，更不要说我们共产党人了！副主席大声疾呼：现在已经不是抗战以前的时候了，我们要伸雪！我们要控诉！希望记者先生们用笔和口来控诉，以制止这种卑鄙无耻的暴行！
一次，副主席乘车外出，发现后面有一辆中统特务汽车紧紧尾随。副主席的车停它也停，车开它也开。周副主席叫司机停车，自己下来走向特务汽车，大声斥道：我周恩来是你们蒋委员长和美国马歇尔请来谈判的，你们知道吗？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快给我走开！那几个特务只好灰溜溜地掉头开跑了。事后，副主席还曾当面向国民党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提出抗议，要他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吴国桢只好作了保证。
自国民党撕毁政协会议决议，悍然于1946年11月15日片面召开非法的“国民大会”，最后关死和谈大门，而完成了教育人民的一课。周副主席于这年11月19日飞返延安之后，周公馆改称“中共代表团上海联络处”，由董老坐镇，国民党对我们的骚扰迫害，更加变本加厉，明目张胆了。
七、“民主死不了！”
先后惨遭国民党特务枪杀的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的追悼大会，1946年10月4日上午在上海四马路天赠舞台（现名劳动剧场）举行。领导上派我们二人前去参加大会，并观察情况。
会场附近，“民主死不了！”的大幅张贴画赫然在目，一下子攫住了大家的心！会场大门口，架着两排美制机关枪，从大门一直排到楼下内门。会场四周的军警宪特，一步一岗，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他们守在门口盯着进入会场的每一个人，一一检查入场证，就连新闻记者，也不准自由入场采访。
会场里布满了特务和“短衣客”（打手），臂上都一色儿缠着黑纱（凶手给殉难者戴孝，真是莫大的讽刺！），还有不少花钱雇来的流氓、无赖以及一些还不懂事的小学生模样的孩子。这些人把会场四周和后排的位子都占去了。据邻座的与会者介绍，这帮人清早六点就抢先来占位子，说好开会时特务一带头鼓掌，他们就跟着紧鼓掌，特务一带头起哄，他们就跟着大起哄，不许自作主张。报酬是除管一顿早点外，每人还发“五只角子”（五毛钱）。我们进会场时，这帮人正在补进早点——大嚼包子、面包。有个被哄骗来的女工对别人说：“叫我来，说是有好戏看。怎么还不开锣呀！”这帮人也真象是来天蟾大舞台看戏似的，从始至终嗑瓜子，嬉笑打闹，旁若无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