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须首先致词，接着上海市议长潘公展讲话，他们说什么上海是“全国民主与自由的楷模”，“允许人民发言，批评”，但“要有分寸”，“要负责任”，“要顾及对国家、民族、社会、世界之影响”，云云。特务带头，那帮人鼓了掌，稀稀拉拉。有趣的是，他们中有人可能以为在捧歌星呢，竟高呼“安考儿！”“安考儿！”（英语“encore”之音译，意即“再来一个！”）有的则象听戏捧名角似地大喊：“哟，哟，好！”“哟，哟，好！”真令人哭笑不得！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一上台讲话，特务就带头鼓噪：“共产党的尾巴！”“共产党的尾巴！”那些被雇来的人也就跟着大吵大闹，乱成一团。但郭沫若、史良、罗隆基、楚图南诸先生的讲话，仍赢得了群众热烈的掌声。
就在郭老讲话的掌声未落的时候，忽见邓颖超大姐出现在讲台上了！她神态严肃、庄重，大声宣告：我谨宣读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亲笔书就的悼词：
今天在此追悼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时局极端险恶，人心异常悲愤。但此时此地，有何话可说？我谨以最虔诚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杀人者终必覆灭。
周恩来
邓大姐庄严的正义的声音震彻全场。她每念一句，台下就热烈鼓掌一次。只念了短短几分钟就戛然结束，从容走下讲台。这时，全场又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久久停不下来，我们见此情景，激动得热泪盈眶。
那些被特务雇来的人在此情势下，也跟着拼命鼓起掌来。过了一阵，几个特务才明白过来，忙打着手势大声喊：“错了！错了！不要拍手！不要拍手！”但是，一帮特务是扭转不了局势的，广大群众以雷鸣般的掌声，一直把邓大姐送上了汽车。民主与独裁斗争的这一重要回合，我们胜利了！
两天后，10月6日，周副主席亲自出席了在静安寺举行的对李、闻两烈士的公祭。人们望着李、闻两烈士的遗像，眼前总浮现着那幅巨大的招贴画：“民主死不了！”是的，这次追悼大会的情景证实，以后的历史发展更证实：民主是死不了的！
八、撤退前夕的不眠之夜
我们两人是当时在周副主席身边工作的干部中很年轻的两个，都是代表团的外事组（外事委员会）组员和外事组对外联络组组员。
在蒋介石最后关死和谈大门，我代表团人员被迫作紧急撤退时，哪些同志回解放区，哪些同志去香港工作，哪些同志留在上海转入地下，周副主席都是根据每一个同志的具体情况，和有关负责同志一起，一个人一个人地亲自进行研究并作出决定的。1946年10月14日晚上，我们外联组组长陈家康同志叫我们二人晚上不要睡觉，听候命令，随时准备出发。半夜里，他来通知我们准备去香港。我们马上把箱子里所有“土”的东西都拣出来，只剩些“洋”的。隔一两个钟头，又通知我们有变动，要回解放区。于是我们又把“洋”的全倒出，箱子里全装些“土”的。又隔一两个钟头，又通知我们还是要去香港，又把箱子倒腾了一番。到天已蒙蒙亮时，才最后通知我们：立即上船出发回解放区。这时，家康同志郑重告诉我们，这是副主席亲自下的决心。按我们的专业，理应去香港工作的，但副主席考虑到我们即将有一个小宝宝出世，怕在香港万一有危险不好办，才最后下决心把我们安排到回解放区的行列中。当我们得知敬爱的副主席在这样危急的时刻，竟为未来的一个小生命而通宵考虑再三，我们怎能不感动，怎能不感到浑身是力量？
翌日，10月15日清晨，我们登上了由上海开往我解放区的登陆艇，顺利回到了山东解放区的烟台。
张承宗：周恩来与解放战争时期的上海地下党
一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由重庆迁回南京。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为了便于同国民党进行谈判，谋求国内和平；同时，为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特别是在上海、南京地区开展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工作，曾决定在南京、上海设立中共代表团办事处。1946年5月，中共代表团由重庆迁至南京，但国民党当局始终未同意在上海设立中共代表团办事处。我党于1946年三四月间就顶了上海思南路107号房子，由于国民党不准我们设立公开办事处，就作为周恩来将军的公馆。周公馆，实际上就是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
周公馆的建立，周恩来同志往来于上海、南京之间，这对上海地下党，对上海各界人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和支持。从此，上海人民革命运动，开创了一个上层统一战线和基层群众运动相结合，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的新局面。反对国民党内战、独裁，要求和平、民主的运动，迅速地在各界、各阶层、各团体中开展起来。国民党对周公馆派遣了特务、军警进行监视。我地下党通过组织，由我和有关党委研究，为周公馆配备了熟悉上海情况的可靠的人员，当门卫、勤杂人员等，做保卫工作。组织关系是十分严密的，地下党员一律不准去周公馆。当时上海地下党领导人是刘晓、刘长胜同志；张执一同志在二刘领导下，分工协助做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张承宗负责党的组织和群众运动。这方面工作与办事处有分工，有交叉，有配合。党的工作统属中共南京局领导，办事处设有上海工作委员会，书记是华岗。华岗通过刘少文、潘汉年与地下党刘晓之间有不定期的联系，沟通办事处和地下党之间的信息。同时，周恩来同志还通过南京局的委员钱瑛同志与刘晓同志秘密联系，传达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办事处原来准备在上海出版《新华日报》，因国民党当局百般阻挠，未能办成。
关于我党在国统区的工作方针，周恩来同志曾在一次会议上分析当时的形势时指出，国民党有发动内战，全面分裂的危险，要发动群众，制止内战。周恩来同志调冯文彬同志由延安秘密来沪，进行调查研究，协助地下党，指导青年运动。冯文彬同志曾多次与刘晓、刘长胜、张执一、张承宗等商谈，研究群众运动状况，并深入学生系统，指导工作。同年5月，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上海办事处与地下党互相配合，在上海工商界、文化界、教育界及民主党派等方面，广泛开展了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工作，组织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参加的有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妇女联谊会、学生团体联合会、杂志联谊会、中小学教师团体以及酒菜、百货、水电、机器各职业、产业工会等共52个单位。马叙伦、许广平等29人为理事。联合会发表了“反对内战宣言”，号召人民团结起来，以具体行动，阻止战乱。
上海地下党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6月20日，组织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动员各界人民，进行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斗争。6月23日，上海各界人民团体推派代表马叙伦、吴耀宗、蒉廷芳、盛丕华、张絅伯、包达三、阎宝航、雷洁琼及学生代表陈震中、陈立复等赴南京请愿，要求和平，反对内战，要求民主，反对独裁。上海党还组织了上海200多个社会团体，包括机器、纺织、市政、店员等业职工和100多所学校的学生和教师，约5万多人在北站举行隆重的欢送大会，会后并游行示威。上海党的领导人刘晓、刘长胜、张执一、张承宗等都亲临现场，冯文彬同志也前来指挥部。学生方面由张本、吴学谦，职工方面由张祺、陆志仁等负责，也分设指挥及联络点。请愿代表到达南京下关时，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殴打，4名代表受重伤。周恩来同志闻讯后即与董必武同志去医院慰问受伤代表，并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下关惨案发生后，周恩来同志对上海地下党的工作和同志们的安全，非常关心，曾经指示对在运动中已经暴露的同志，要及时撤退。他一再强调上海地下斗争的长期性和坚韧性，要注意隐蔽，积蓄力量，切忌犯急性病。周恩来同志关于上海斗争形势分析与工作方针、斗争策略的指示，对上海地下党和爱国民主运动的巩固与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国民党镇压上海“六·二三”和平请愿团后，便进一步镇压和破坏进步的工会运动、学生运动和文化运动。
9月1日，周恩来同志在上海向中外记者发表谈话指出：中国内战的扩大，实在是美国帮助国方所致，正当司徒雷登大使提议召开三人小组会时，美国政府竟以5亿美元之剩余物资转让政府从事内战，实对司徒“调解”之词以迎头痛击。周恩来同志向美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美军退出中国运动周的指示。之后，上海地区各界人民反对国民党内战、独裁的斗争，就和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斗争结合起来，运动向更深更广的范围发展。
11月19日周恩来同志率中共代表团邓颖超、李维汉等人离南京返回延安。在离南京前，中共上海办事处曾转达周恩来同志给上海地下党刘晓同志的指示，指出国民党地区黑暗严重的时刻又到来了，必须坚持隐蔽的艰苦的斗争，预计5年的时间，胜利必将实现。我当时立即向上海市委传达。周恩来同志的关怀和指示，给上海地下党的同志以很大的鼓舞。大家都信心倍增，坚持韧性的艰苦的斗争。结果，只用3年的时间就取得了上海的解放和全国的胜利。
二
1947年是中国革命有决定意义的一年。我解放区军民对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奋起反击，迫使国民党不得不采取重点进攻。同年7月至9月，国民党的重点进攻也被粉碎。我解放军转入了全国规模大反攻。在年初，国民党地区北平、上海等大城市，发生了反美反蒋学生运动，2月9日上海工商界发起爱用国货运动，标志着人民革命力量正在汇集，全国性的革命高潮正在掀起。
1947年1月16日周恩来同志曾电告刘晓等同志，为了更有计划的领导蒋管区群众爱国民主争生存的斗争，中央认为蒋管区党组织有调整的必要，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上海分局，将刘晓、钱瑛两处所管的秘密组织系统，统一管理。分局下设上海市委。上海分局以刘晓、钱瑛、刘少文及另由刘晓从上海党委中推荐一人组成，负责领导与发展蒋管区秘密党的工作。上海分局直属中央领导。当时刘晓除向中央推荐刘长胜同志参加外，还曾推荐三人为分局委员。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4月29日，周恩来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各中央局、分局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各地城市工作部的任务是在中央规定的方针下，统管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切工作并训练这一工作的干部。5月6日他又为中共中央起草电报致刘晓等同志，告以中央决定将上海中央分局改为上海中央局。通知指出：为加强与调整蒋管区我党工作的领导，中央决定将上海中央分局改为上海中央局，管辖长江流域、西南各省及平津一部分党的组织与工作，并于必要时指导香港分局。上海局仍以刘晓、刘长胜、钱瑛、张明（即刘少文）4同志组成，刘晓为书记、长胜为副书记。在目前较严重的环境中，上海局会议以愈少开愈好。至原在上海党委负责各同志，仍各管一方面的工作。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原刘晓同志推荐的三同志，即分别在上海局领导下由张承宗同志分管上海市委；张执一同志分管外县委员会和策反工作；张登同志分管文化统战工作。中央在组织上成立了城工部和上海局，加强了国民党地区党的领导，是国民党地区人民革命运动蓬勃展开的重要保证。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使党在国民党地区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更好的贯彻执行。
周恩来同志对中共上海局的领导抓得很紧，密切注意蒋管区政治、经济的动态，及时指导地下党的工作。中共中央在1947年给上海局的电报指示和答复上海局请示汇报的电报，有两件是周恩来同志亲自起草的，对国民党地区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斗争，指导意义极大，对推动第二条战线工作的开展，有很大贡献。
1947年5月20日，南京、上海、苏州、杭州等城市学生6000余人，为抢救教育危机联合向国民党行政院请愿游行示威，反对饥饿，反对内战。游行群众遭到国民党军警宪兵的殴打镇压，重伤19人，被捕28人，造成“五·二○”惨案。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23日京、沪、苏、杭、豫发起组织全国学联。在上海，学生运动很快推动职工运动，推动各界人民革命运动，声势浩大，群众广泛，为历史上所罕见。毛泽东同志为新华社写的题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评论中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
第二条战线的开辟和发展，是和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周恩来同志的及时指示分不开的。1947年2月28日及5月5日周恩来同志代中共中央先后起草了《关于国民党统治区斗争策略的指示》和《关于蒋管区党的斗争方针的指示》两个电报，这是国民党地区工作的纲领性的、夺取反蒋斗争胜利的文件。文件中指出：蒋管区群众斗争，固然要经过一些迂回起伏，但总的趋势必然会继续高涨，问题就要看我们领导的斗争策略如何，组织力量如何，以决定群众斗争增长的快慢与可否避免一些挫折。在蒋管区统治尚严的地方，尤其是蒋管区大城市中的工作方针，就是要保护我党及民主进步力量，以继续加紧开展人民运动。为此目的，既要坚定勇敢，又要机警谨慎。要时时注视情势的发展，坚持我党放手动员群众进行反美反蒋的方针，灵活地既结合又区别合法与非法的斗争。应避免在不利的条件下去硬碰，这不是保守，而是领导群众变换方式，绕过暗礁。蒋管区城市工作，一切要从长期存在打算，以推动群众斗争，开展统一战线，如此，方能配合解放区胜利，推动全国新高潮的到来。
周恩来同志对蒋管区形势的分析，非常精辟地指出，工作重点应紧紧抓住推动群众斗争和开展统一战线两个环节。周恩来同志要求我们，既要坚定勇敢，又要机警谨慎。这一指示，对当时上海地下党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开展工作，是十分重要的。1947年2月至6月，上海局多次向中央请示汇报关于蒋管区斗争情况及贯彻中央指示的意见，均能获得中央及周恩来同志的及时复电。上海地下党不少同志回忆，1947年2月9日，上海百货业职工在劝工大楼举行爱用国货运动，被国民党特务破坏，打死永安公司职员梁仁达，打伤多人。参加会议的郭沫若、邓初民等知名人士、由群众保护，从窗外走脱。梁仁达烈士牺牲后，群众激奋，要抬棺在南京路游行。上海局及上海市委根据当时形势，敌情动态，并根据恩来同志“避免硬碰”的精神，进行部署，不采取抬棺游行，而采取扩大同情运动、吊唁等方式进行斗争，使国民党准备大肆逮捕镇压的计划未能得逞，陷于各界人民谴责、抗议的窘境。“五·二○”运动后，原来部分学校曾提出无限期罢课的口号，经过党组织的说服，根据中央及上海局的指示，将运动转向深入巩固，决定暂时停止罢课，采取一面上课，一面斗争，上课与罢课带弹性的斗争策略。上述两事，当时都是由我代表上海市委，分别向职委和学委传达贯彻的。国民党地区的人民革命运动，在中央正确领导下，如波浪式的、一浪高一浪的向前推进。
三
国民党统治者越是面临总崩溃，对人民革命运动越是疯狂的镇压。从1947年下半年起，国民党军警宪特不断地对上海学生运动和进步工会进行大规模镇压。7月，党领导下的《文萃》刊物被迫停刊，负责人共产党员陈子涛、骆何民、吴承俭被捕后遭杀害。1948年1月，同济大学学生200人被捕，数百人受伤；舞女请愿被扣押400余人。2月初，国民党又血腥镇压申九罢工斗争，打死工人3名，重伤数十人，逮捕300多人。随着上海反美反蒋斗争的深入发展，国民党统治当局垂死挣扎，疯狂镇压人民也更为严重。
1948年8月22日党中央发出由周恩来同志起草的《对目前蒋管区斗争策略的指示》。其中指出：蒋近已决心撕破伪装民主的最后残余，实行疯狂的法西斯独裁的最后挣扎。因此，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目前工作，必须有清醒的头脑和灵活的策略，必须依靠广大群众而不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并且指出：在国民党统治的城市，单独进行工人、市民的武装起义，肯定地说，一般地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将城市中多年积聚的革命领导力量在解放军尚未逼近、敌人尚未最后崩溃之前过早地损失掉，这是最失策的事。指示还要求我们：不论党内党外，凡是已经暴露或为敌特注意的分子，都应设法离开岗位，首先向解放区撤退。
恩来同志根据黎明之前一段黑暗的形势，对地下党必须坚持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作了精辟的论述，使上海地下党避免冒险倾向，深入隐蔽，发动群众，最后配合解放军的进攻，解放上海，接管上海。
同年9月，上海局根据中央指示，发出了上海、南京当前基本方针的指示，上海局副书记刘长胜在党内作《集中力量争取第三年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发挥第二条战线的作用》的报告。明确了当前上海地区我党工作的中心是：当前要积极发展革命力量，依靠群众，团结大多数，为彻底解放京沪，准备接管而斗争。围绕这一中心，开展反对国民党屠杀，反出卖，反搬迁，以及开展保厂、保校、保业、保命的斗争，以配合解放军解放上海与接管上海。
从1948年8月起，上海市委根据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由我和工委、学委、职委等负责同志讨论，决定撤退已暴露的干部，输送解放区城市工作所需的科技、工程、医务等干部，约2000余人。上海局委员刘少文同志因所属系统发生破坏，刘脱险后于10月初到达解放区。地下党还保护民主人士，将马寅初隐蔽起来，黄炎培离沪去港。12月，接中央通知，护送张志让、叶圣陶、郑振铎等32位爱国民主人士去港，转赴解放区。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电告刘晓、潘汉年设法将毛泽东、周恩来给宋庆龄的信妥送上海面交，并安排宋北上。因宋决定留沪，未去。
1949年3月下旬，上海局书记刘晓经香港北上，转赴北平。上海局委员钱瑛也于4月去北平。至此，上海局成员只留下刘长胜同志。3月17日上海局秘密电台所在地遭国民党破坏，报务员秦鸣钧、联系电台的张困斋（张承宗之弟）先后被捕，后英勇就义。当时中央及华东局甚为关注，要刘长胜同志及张承宗等撤退。刘、张等经过研究，因解放军渡江在即，上海地下党工作繁重，任务紧迫，决定妥善隐蔽，留沪指挥。刘当时搬至原国民党国防部少将参议许彦飞家居住。许曾在抗战时期在大后方受到周恩来同志接见并表扬其为我党工作。张承宗搬至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张发奎家居住。张发奎秘书莫振球是我党地下党员。留沪的还有刘少文系统的吴克坚和上海局领导下分管文化统战工作的张登（即沙文汉）等。
解放前夕，上海地下党组织了人民保安队约6万人，其中以职员、工人、教师、学生约两万人为骨干力量，保护工厂、机关、学校，进行反屠杀反破坏反搬迁的斗争，迎接解放军，配合上海解放和接管工作，完成了光荣的历史任务。
1949年5月30日，中共中央在祝贺上海解放的电报中，向三野解放军指战员、全上海共产党员、工人、学生、各阶层的民主人士和爱国同胞，热烈祝贺上海解放。新华社社论指出，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长时期内它是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中心，虽然在反革命势力的野蛮的白色恐怖迫使中国革命的主力由城市转移乡村以后，上海仍然是中国工人运动、革命文化运动和各民主阶层爱国民主运动的主要堡垒之一。上海的革命力量和全国的革命相配合，就造成了上海的解放。
上海的解放凝结了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也凝结了周恩来同志的心血。
戴镜元：忆周副主席在解放战争中的几件事
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是中央军委×局工作的创始人，历来非常关怀我们局的工作。
1945年11月底，周副主席在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后，回到延安。我于12月9日从安塞来到延安杨家岭，向周副主席详细汇报了抗战以来我们局各方面的工作。周副主席听了汇报后说：你们局的工作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工作上技术上都有新的突破，甚堪嘉勉。他还十分高兴地为我们局题词：“掌握全局，突破一点，自力更生，前途无量。”勉励全局同志继续努力，争取更大的成绩。
一、组成工作队
1947年3月，胡宗南部进攻延安。3月19日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撤离延安，开始转战陕北。3月初，在撤离延安前，周副主席要我到延安，当面指示我，根据当前的形势和作战的需要，你们局的工作要分成两部分，主要的业务技术人员留在陕北，由你负责带队，跟随中央前委行动。本着留在陕北的中央军委领导机关必须十分精干，以利于机动作战的精神，中央军委决定抽调我们局技术精干的同志，组成50人左右的工作队。3月21日，弼时同志找我面商，确定了工作队的主要任务是了解对面敌军的情况。遵照毛主席、周副主席和迅时同志的指示，我们局大部分同志于4月到了晋绥临县地区的三交泉王村开展工作。
6月4日，周副主席和弼时同志在参加为蟠龙战役祝捷会后，特地到我们的驻处看望全队同志。周副主席向我们讲了解放战争的形势，指出，不久我们就要反攻，收复延安，解放西北，解放全中国。全队同志受到深刻的鼓舞和教育。周副主席称赞我们派出的工作队是一个短小精干的很好的工作队。
二、神泉堡谆谆教诲
1947年8月下旬，周副主席和弼时同志要我到陕北佳县神泉堡汇报工作。为了配合我军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形势，周副主席和弼时同志听取了我们局工作的详细汇报，一起研究了机要保密等问题，并且对我们局的工作做了许多重要的指示，周副主席和我们谈了多次，他讲的一些重要思想，我至今记忆犹新。周副主席谈到我们局的工作时，讲了如下一些情况。
第一，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准备在两年后达到相当程度的集中。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为了配合解放战争的胜利，当时我们局的工作分散在全国各地。周副主席在全面分析了全国的形势，研究了战场上的敌我情况，预见到两年以后我们打倒蒋介石，在那时，我们局的工作将要达到相当程度的集中。9月28日，我聆听了周副主席在中央和军委直属单位的干部战士大会上的报告（即《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这篇文章现已收入《周恩来选集》上卷）。他说，去年一年我们是战略防御、战术进攻，现在战略也是进攻。我们的方针是，打到蒋管区，发展解放区，消灭蒋介石的部队在蒋管区。我们打倒蒋介石是有把握的，第二年打出去，实行大反攻的决定是正确的。无论国内条件、国际条件，都是有根据的，是能够实现的。无论在哪个部门工作的同志，都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都要做一个有用的螺丝钉，都要发挥自己的作用。
周副主席这个科学的预见果然变成了现实，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了，全国大部地区已经解放。我们局工作即由分散到逐步集中，实现了两年后达到相当程度的集中。
第二，越是在敌人失败的时候，我们越是要在技术上求精进。
这是周副主席对我局工作的又一个重要指示。他要我们充分估计到今后我们局工作中的更大困难，提出要不断提高技术，精益求精，要总结经验，加强学习，注重阶级教育，增强团结互助，克服技术上的困难。我们认真及时地贯彻了这个指示。在淮海战役前后，向中央军委首长和各野战军首长提供正确无误的情况，配合了淮海战役、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整个解放战争的胜利。
第三，共产党掌握了技术，一定能够战胜反动派使用的技术。
周副主席说：我们的科学技术与革命政治相结合，有无限的发展前途。他不止一次地用一个数字公式做比喻来说明这个道理。他说：我们党的机要工作在科学技术上是正50分，我们的政治也是正50分，两者相加得100分；而敌人在科学技术上是正50分，政治则是负50分，正负相加等于零。因此，我们一定胜利，敌人一定失败。共产党掌握了技术，一定能够战胜反动派使用的技术。我们的胜利之道就是技术加政治。我们如果没有革命的政治，就不可能战胜敌人。
周副主席的指示和科学分析，是我们克服一切困难，战胜国内外敌人的强大思想武器，1950年12月，中央军委技术部成立时，周副主席又以这一指示作了光辉题词：“共产党掌握了技术，一定能够战胜反动派使用的技术。”
第四，要培养干部、训练干部，并注意培养女干部。
周副主席指示我们要考虑到今后工作的发展，必须大力培养技术干部。当时，中央还给晋冀鲁豫中央局、晋察冀中央局、山东中央分局发了通知，请他们各选送30名初、高中毕业生到我们局学习。各地都多送了一些，一共来了100多名学员。经过训练和工作实践，这些同志现在都是我们部工作的骨干和各级领导了。
第五，要认真总结经验。
周副主席指示要认真总结我们局的工作经验，编写成书，作为训练干部和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教材。
第六，要关心爱护干部。
周副主席和弼时同志指示，对体弱有病的同志给予特别健康补助和实行休假制度，以利于长期工作。并强调要打破传统的平均主义，受补助者应当是真正身体虚弱、加强照顾方能保持长期工作的同志，不能机械地以职位为标准。
三、绥德新店亲笔信
解放战争期间，周副主席作为党和中央领导人之一，日夜处理中央的重大工作，但他对日常的细小事情，也从不马虎，对下级干部和战士关怀备至，平等相处。1947年3月下旬，在一次行军途中，周副主席因换车没有牲口，借用了我局曾庆标等带的牲口，对这样一件普通的小事，他处理得非常周到。4月6日，他亲笔写信给我，信中说：“晋元同志：我在绥德新店遇×局曾庆标同志，恰好他带牲口五个（马一骡二驴二）及货物两箱，我因换车无牲口，故将他带的牲口、货物均留下，而将他们三人及行李车运宋家川。我当面嘱邓洁同志，必须按原物（牲口、货物）归还你们，这是你们的财产，不能以边币计算。望你本此向邓处长交涉，免致受赔累，那将使我心感不安。如有什么问题，望电告我，以便再电邓解决。望代我问曾庆标同志好！”
后来，周副主席还问我，是否归还了原物，我说很快就还了，没有折成边币。当时的情况是大家都要从延安撤走，而所带货物没有牲口，要走就比较困难。所以周副主席对曾庆标同志这种做法很称赞。周副主席说，曾庆标同志做得对，做得好，要表扬他，他能这么做，也是你们教育有方。周副主席不仅对我们局工作无微不至地关怀，对我们局全体同志的生活也体贴入微。
四、忘我工作的典范
我从1947年8月底，到佳县神泉堡，直到1947年12月回到三交，在这4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亲眼目睹了周副主席兢兢业业。严于律己、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和坚韧、细致、周密、严谨的工作作风。在他身边我深受教育，他夜以继日，不知疲倦、忘我工作的崇高精神和作风，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周副主席每天从上午12点直到晚上8点持续紧张地工作，8点多钟吃晚饭，稍事休息后，马上又投入工作中，直到第二天清晨5点多钟才休息。有时夜间二三点时实在太疲劳了，他就在桌子上趴一会儿，打个盹，不到半小时就醒来又接着工作到天亮。有时夜间我在他身旁，看到他细致地审阅各地打来的电报，内容多是同军事有关的，党政工作方面的也不少。当时他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各方面的电报都要看，重要的问题还要送交毛主席，有些电报他看完后还要写批示，或亲自起草回电，工作是十分繁忙辛苦的。他唯一的娱乐就是在晚饭后的一个多小时里和我们一起打百分（一种扑克牌的玩法）。当时凑在一起的还有任弼时同志、陆定一同志和我三个人，有时我和周副主席打双家，他的脑子很好，谁打出去什么牌，他都记得，谁手上还有什么牌，他也算得准。
我们看到周副主席的工作实在太辛苦，就向他建议是否找一两个秘书帮助一下，他都摇摇头。在转战陕北期间，他没有设一个专职秘书。一次深夜在周副主席办公室我向他建议，到全国解放后能否找几个同志协助工作，他表示赞成，但说要完全靠秘书也是不行的。
周副主席的工作是没有白天黑夜的，他的这种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真是感人肺腑。
在我跟随周副主席工作的日子里，见到他总是操劳革命和战争的大事，难得有一点空闲时间。1947年10月上旬，周副主席和弼时同志邀请我和童小鹏等同志到佳县的白云山参观，这是我们几个月来唯一的一次假日。那天周副主席特别高兴，一路和我们谈笑风生，在白云寺院门还和我们合了影。我们自带干粮，把小米放在脸盆里煮成稀饭，那餐午饭周副主席和我们一起在白云寺院外面吃的，大家吃起馒头、小米粥，感到特别香甜。这次游览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五、鼓励我们继续前进
1947年11月20日，周副主席给二大队写了一封慰问信，内容是：“连日辛勤，突破难关，对我解放战争，作了不少贡献。兹特送上慰劳费1500万（注：是边币）。望各同志勿骄勿躁，再接再厉，共赴胜利为要”。1948年3月16日，周副主席在我们局的报告上批示：“3月1日报告阅悉。这次报告写得很好，有内容、有分析、有批评、有方针。这是×局总结经验上升一步的具体表现。以科学战胜科学，应加上政治。就是说，我们掌握了科学，一定能战胜敌人使用的科学，而且不管敌人以后怎样精益求精，其制度中的技术内在矛盾及工作中的漏洞，是敌人无可挽救的致命伤。因此×局的工作前途是肯定的，望本此继续努力，戒骄戒躁，注意健康。”
1948年3月我们根据周副主席和叶剑英、杨尚昆同志的指示，离开晋绥临县三交泉王村，到西柏坡中央军委工作。我们积极配合三大战役，特别是淮海战役，作了大量的工作。
1949年2月28日，周副主席在全国×局工作会议上讲话说，毛主席说×局系统工作很有成绩，应传令嘉奖，我就在今天正式宣布，以示嘉奖。两年半以来，你们局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但每一个成绩都是克服困难的结果。这次会议，我们局各地的负责同志都来了，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很高兴，在2月28日接见了我们，并在西柏坡毛主席的住房前和大家合影留念。照象时，毛主席说你们也是一个方面军，×局的工作很有成绩，配合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这对我们全局工作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和鞭策。
周副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我们的关心和教育，一直激励我们在新的环境里努力工作，继续前进。
（李盈、李海文访问整理）
刘 昂：肝胆相照的光辉篇章
今年是周恩来同志诞辰90周年。周恩来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鞠躬尽瘁，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在他一生多方面的革命活动中，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无疑是他革命业绩中最光辉的篇章之一。在我们缅怀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朽功业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在1946-1948年那一段战斗岁月中，他为关怀和保护民主人士所作出的巨大努力。
一、在白色恐怖下，对民主人士的关怀照顾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当局迫于国内外形势，不得不邀请毛泽东主席赴重庆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1946年1月，又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达成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使和平建国出现了一线曙光。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不愿意放弃他们的独裁统治，这些协议不断受到破坏。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为了在南京继续同国民党谈判，同时为继续团结国内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并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的斗争，1946年5月3日，周恩来同志率领中共代表团由重庆到达南京，驻在梅园新村，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对内称“南京局”。在“南京局”领导下，又在上海成立“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南京局”由中共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李维汉7人组成，周恩来同志任书记兼外事工作委员会书记，董老协助全面工作，外事工作由廖承志同志协助。“上海工委”则由华岗、刘少文、章汉夫、潘梓年、刘宁一、夏衍、许涤新、陈家康、乔冠华、龚澎等组成。书记是华岗，副书记为章汉夫、刘少文；胡绳、萧贤法为候补委员，萧兼秘书长。当时，钱之光同志在南京中共代表团任办公厅主任，“南京局”财经委员会副书记，兼任十八集团军驻京办事处处长。我于1946年9月到上海接替萧贤法的工作。
这个时期，政治中心已转移到南京，但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很多政治要人和民主人士住在上海或往来于京沪之间。我们在上海设办事处，更有利于开展统战工作和群众工作。当时国民党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们在护设立办事处。我们不得不花了10多根金条，顶下了思南路107号的一幢三层楼的花园洋房，对外用“周公馆”的名义开展活动。不久，又在附近顶下了117号作为办公用房。国民党特务也随即在附近98号（原上海妇孺医院）设下了秘密监视据点。就是这所当时闻名中外的“周公馆”，实际上就是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周恩来同志经常往来于京沪之间。在这里，他同各界人士、中外记者多次接触，阐述我党方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国民党反动派的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6年的夏季，是我国政治气压极度低沉的时期。国民党反动当局在马歇尔调处的幌子下，一方面施放和平烟幕，一方面在几个主要战线，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致使和平谈判，陷入谈谈、停停、打打的胶着状态。与此同时，他们加紧了对民主运动的镇压。在六七两个月，就接连对民主人士制造了两起骇人听闻的血腥事件。
6月23日，上海5万多人为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召开了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欢送人民代表马叙伦、阎宝航、盛丕华、包达三、蒉廷芳、雷洁琼、吴耀宗、张絅伯和学生代表陈震中、陈立复组成的“和平请愿团”赴南京请愿。当代表们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立即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围攻殴打，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惨案发生后，周恩来同志得到消息，立即向国民党有关方面和马歇尔进行交涉，要他们马上采取措施，制止暴行；并于深夜2时，亲自和邓颖超同志带着衣服、食品到医院慰问。周恩来握着马叙伦的手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马叙伦回答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经过“下关惨案”，周恩来同志看到国民党反动派将要进一步对民主人士进行残酷迫害，当即于6月25日打电报给党中央并转发四川省委负责同志，提出“倘时局恶化，要设法安顿文化界的朋友”的意见，把保护进步人士的任务，提到国统区各地党组织的面前。
7月中旬，国民党特务又在昆明相继暗杀了著名爱国人士、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李公朴、闻一多。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国民党统治区。7月17日，除由中共代表团成员联名向国民党代表及蒋介石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惩办凶手、抚恤死者家属、取消一切特务机关、释放一切政治犯外，当天下午，周恩来同志在梅园新村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反对内战与政治暗杀的严正声明，提出必须保证各民主党派和一切民主人士的安全。7月18日，周恩来同志到上海，又在思南路寓所，举行了有100多人参加的中外记者招待会，指出从沧白堂扔石子、校场口打伤人到捣毁《新华日报》，发展到暗杀李、闻，这一连串事件都是有计划的，问题的严重性不下于内战。这是打击大后方手无寸铁的民主人士、工业家、新闻记者及文学家。他说：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上，有许多民主人士准备逮捕、绑架和暗杀，更不用说我们共产党人了。他大声疾呼：现在已经不是抗战以前的时候了，我们要伸雪，要控诉，希望记者用笔和口来控诉，制止这种卑鄙无耻的暴行。周恩来同志的有力揭露，使国民党反动当局迫害民主人士的阴谋，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
李、闻事件后，7月25日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不幸逝世。他是为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匿居在上海友人家中的。因为劳累过度，刺激太深，突患脑溢血逝世。周恩来、邓颖超同志闻讯赶到时陶先生已停止呼吸，但握手尚温，当时悲痛地流了泪。当晚，恩来同志就向党中央发出了《对进步朋友应多加关照》的电报，提出“今后对进步朋友的安全、健康，我们必须负责保护”。他指示潘汉年、伍云甫对进步朋友要在政治上时时关照，经济上也要给予帮助。
关于对民主人士在经济上给予帮助，这件事周恩来同志一直十分注意。我们在重庆时，就受命一直在做。到了南京、上海建立办事处以后，因为物价大幅度波动，就更加注意。当时我们自己的工作人员，最多时达到几百人，机关要开支；要给地下党提供经费；还要在经济上帮助民主人士，因此需要筹措很多钱。周恩来同志担心我们的经费来源，所以到南京不久，他就指示在“南京局”成立“财经委员会”，由董老担任书记，钱之光任副书记，负责筹款。当时筹款的主要办法，就是依靠自己做生意。这时我们掌握的公司有抗战初期就派杨琳在香港创办的“联和公司”，后经改组，更名“华润公司”；还有派萧琳在重庆、上海开设的几个公司；还有其他公司。这些公司经营范围很广。我们到京、沪后，还经常从烟台运来海参、虾米、丝绸、名酒等产品到上海销售。由于从事这些经营，因此在经费来源方面，就比较有保证。
从以上事实，我们可以看到周恩来同志对民主人士关怀备至的革命情谊。他不仅在政治上给予民主人士以坚定的支持和声援，而且也时刻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健康。这些细微之处，正表现了这位伟大革命家赤诚待人的坦荡襟怀。
二、和谈破裂前，对转移、疏散的周密部署
1946年8月，由于马歇尔、司徒雷登拒绝重开军事三人小组会议，坚持召开五人小组会议讨论政府组织而又不保证停战，致使南京谈判形成僵局。9月16日晚，周恩来同志偕同章文晋、范长江等离开南京到达上海，表示暂时退出国共谈判，除非同意重开军事三人小组会议，他将不返回南京。他对美联社记者发表谈话，指出美国对华政策，已使中国内战波及全国，“中国现在遭到有史以来最大的内战危机。”从这时起，周恩来同志在上海住了一个多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