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同志在上海这一段时期，他一方面揭露美、蒋在谈判中所玩弄的各种欺骗手段，坚持在维护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的条件下，争取继续进行和谈的可能；另一方面，也预见到国共谈判最终必将破裂，因此，积极作了转移、疏散的部署和准备。
为了作好撤退的准备，并把公开活动的重点逐步向香港转移，周恩来同志要钱之光由宁赴沪，同时电召香港分局的同志到上海来接受任务。
9月底，钱之光以中共代表团特派员的名义常住上海办事处，主要负责内部工作和财经工作。10月初，周恩来同志对钱之光说：现在局势不好，如果干部要走，民主人士要转移，经费够不够？要多筹一些款，以备撤退的时候使用。根据他的指示，钱之光以“南京局”财经委员会的名义，把在北平军调部的赖祖烈、南京的刘恕、香港的杨琳等都找到上海来开会商讨。赖祖烈说军调部自己有钱，撤退的经费不成问题，因此确定北方干部撤退由北乎军调部解决；我们主要为京沪和香港等地筹措款项，以备急需。于是决定派刘恕同志到胶东去这一批物资到上海出卖。周恩来同志表示同意，要我写信给胶东区党委书记林浩，由他亲自签了名。刘恕和沈其震向外国轮船公司租了一艘货船，从上海经青岛到达莱阳。因为一时货物来不及集中，只好由胶东设法带出一些黄金。由于我们有历年经营贸易的积累，加上由解放区取来的钱，不但保证了转移疏散的费用，到最后我们还多余了3000多两黄金，在我们撤回延安后，带到延安上缴党中央。
与此同时，香港分局接到电召后，派连贯与杨琳同船到达上海，在上海办事处住了10多天。连贯向周恩来同志汇报了东江纵队的情况。周恩来同志对连贯说：蒋介石已经撕毁了和谈的假面具，时局紧张，我们也作好了撤走的准备，我们一走，大批民主人士在上海、南京也就呆不下去了。有些民主人士、文化艺术界人士，还有些干部都要转移到香港等地，香港要准备接受这项任务，作好安排。这些人中，能教书的教书，能办报的办报，能做别的事的，就帮助他们寻找新的社会职业，对避居到香港的民主党派人士和进步朋友，你们要保持与他们的联系，妥为照顾。周恩来同志并在沈钧儒、郭沫若来办事处晤谈时，特地介绍他们同连贯认识，以便以后去香港便于接待。
当时转移疏散的走法有三种途径：一是利用军调部的飞机，把一部分干部送往东北、延安和其他解放区。象齐燕铭、范长江都于10月16日乘飞机返回延安，同行的有《新华日报》办事处部分工作人员以及家属30多人。二是搭乘运送救济物资的船舶。当时解放区救济委员会（“解总”）在上海设有办事处，处长是伍云甫，运送救济物资到解放区，主要是由上海运到石臼所、烟台等解放区沿海港口。据“解总”烟台办事处的朱友学同志回忆，他几次往返上海、烟台，带进解放区的共有三四百人。从这条路线疏散的，多数是由中原军区突围的干部，也有经中共代表团营救出狱的原新四军浙西留守处的干部。第三种疏散的办法就是秘密走，这主要是指向香港、南洋等地转移。此外，凡是能够找到隐蔽处所的，也可以回家或找友，如胡楠同志，她回到了重庆自己家中（后来在全国解放前，她被反动政府害死在渣滓洞）；有些尚未暴露的，可以自找社会关系和职业，隐蔽起来。
早在1946年5月间，刘少文、吴克坚、徐光霄等就转入地下，然后去香港。谈判代表陆定一于6月7日随周恩来同志返延安汇报工作，就未再出来。“上海工委”萧贤法也在9月份转入地下，年底到达香港，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
10月初，周恩来同志指示“上海工委”副书记章汉夫带范剑涯到香港筹办《群众》杂志香港版的出版工作。《群众》杂志是一份周刊，实际上是中共代表团的发言机关。9月间，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查抄，因此决定尽快到香港创办香港版。章汉夫、范剑涯原来计划乘飞机去香港，周恩来同志知道后，提出批评，说国民党特务很可能在飞机场把你们绑架，一定要秘密行动，乘坐外商轮船出去。经过研究，章汉夫化装成金融界人士，范剑涯扮成章的秘书到港办理公务，半夜里雇了一条小船，登上停泊在黄浦江上的一艘英商轮船到达香港。在香港由“香港分局”的饶彰风同志帮助筹备。1947年1月，《群众》杂志香港版正式出刊。
不久，周恩来同志又派乔冠华、龚澎到香港创办《今日中国》（英文）半月刊。还创办了有利印务公司和新民主出版社。当时在香港的出版物，都由廖承志同志具体领导。
接着，周恩来同志派夏衍到新加坡去了解当时流散在南洋各地的文化界人士的情况，并向海外侨领传达第二次国共分裂后党的方针政策。以后，许涤新、方卓芬、刘宁一等也都先后离沪去香港。
因为干部去香港的人数增多，后来又成立了“香港工委”，由章汉夫任书记，连贯任副书记兼管华侨统战工作，冯乃超、夏衍管文化，许涤新管经济，龚澎管外事，乔冠华任香港新华分社社长。
周恩来同志在把新闻界、文化界一些党内同志派往香港的同时，对于已经引起国民党注意的党外进步报人，也安排他们转移。如《联合晚报》记者陆治同志，就是由范长江同志在10月中旬返延安前，特地约到上海办事处，向他转告周恩来同志要他撤离上海的意见的。要陆治撤离，实际上就是对新闻界靠近我们党的人的一种叮嘱，要他们提高警惕，注意自己的安全。
在向香港转移的同时，为了保证一旦中共代表团被迫撤回延安后，能继续保持“南京局”与所属地区地下党组织的联系，除已预先安排一些同志转入地下外，11月初，钱瑛同志也从南京梅园新村秘密转移到上海。
周恩来同志从9月中旬暂时退出和谈、寓居上海后，大部分时间都是做民主人士的工作。他除了在办事处会见来访的许多代表人物以外，还经常在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章伯钧家中会见进步朋友。有时，他也到其他党派领导人家中，同他们反复交换意见。这时局势已经日趋严重。9月底，国民党军队向张家口进犯，在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侵占张家口的当天，蒋介石又悍然下令于11月12日召开“国大”，和平谈判实际上已濒于宪全破裂。这时斗争的焦点是：蒋介石企图通过军事高压手段，逼迫我方让步，更主要的是拉拢第三方面人士参加“国大”，使他的独裁统洽“合法化”。而我们党则反复指出，只有维护停战协定，并在政协决议的基础上召开国民大会，组织联合政府，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统一，对一党包办的“国大”，必须坚决抵制。这时第三方面许多人对和平还抱有幻想。他们当中，情况比较复杂，如青年党希望和谈达成协议，以便召开国大使他们能参加政府，获得一官半职；民盟的朋友则希望双方让步，避免内战扩大，实现和平，也有的朋友为我们担心。对此，周恩来同志始终同他们耐心地商讨，说明我党的和平愿望和维护政协决议的坚定立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各种手段的真实意图，并指出如果反动派敢于发动全面内战，必将自取灭亡，表达了人民必胜的信念。同时，周恩来同志也劝告许多民主人士和进步朋友，要他们在时局恶化时要作他去的准备。周恩来同志这个时期所做的工作，对坚定民主阵线的阵容，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
10月中旬，蒋介石为了欺骗舆论，故作姿态，先后派孙科、吴铁城、邵力子、雷震等到沪，邀请周恩来同志返宁谈判。当时在沪的政协代表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黄炎培、张君劢、郭沫若、左舜生、陈启天、钱新之等连日在上海交通银行集会，决定分访孙科、周恩来，希望全体赴宁，促进和平。这时我方虽然明知谈判不会有什么结果，但因为第三方面的斡旋奔走，所以同意重开谈判。周恩来同志在10月21日，同第三方面人士一同返宁。
周恩来同志离沪前，曾邀请郭沫若、许广平、柳亚子、马叙伦、马寅初等到上海办事处叙谈，告诉他们中共代表团要撤回延安，请他们在必要时要作转移的准备，同原来联系人保持密切联系。同时，他还邀请著名演员周信芳、白杨、丹尼，剧作家、寻演于伶、黄佐临等谈话，向他们谈形势发展，指出我们必胜、国民党必败，以鼓舞他们的信心。周恩来同志还指示于伶、刘厚生，要地下党组织从思想上、艺术上帮助戏曲界的艺人。
周恩来同志重返南京，同意谈判，第三方面是欢迎的。但由于国民党坚持政治问题要按照他们的意图解决，军事上要我们承认国民党军队在停战令以后非法占领的地方的既成事实。他们毫无谈判协商的诚意，并于11月15日悍然召开“国大”，终于最后关闭了和谈的大门，这就使第三方面许多朋友放弃了和谈的幻想，最终认清了反动派的真实面目。11月16日，周恩来同志在南京举行了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指出国民党当局一手包办的“国大”违背全国民意，企图使独裁、内战、卖国“合法化”，中共愿与全国人民为真正和平民主奋斗到底。并宣布中共代表团将于日内返回延安，京沪两个办事处仍然保留，由董必武、钱之光主持。17日，民主同盟也公开宣布拒绝参加“国大”。对此，周恩来同志给予很高的评价，说：“民盟不参加，国大开了就很臭。第三方面大部分居然敢于反对蒋记‘国大’，跟着我们这条路走，这是8年抗战和1年谈判的成果。”周恩来同志在11月19日与邓颖超、李维汉等13人返回延安。
周恩来同志在返延前夕，特地致函郭沫若夫妇，说：“沫兄回沪后，一切努力，收获极大。青年党混入混出，劢老动摇，均在意中，惟性质略有不同，故对劢老可暂持保留态度。民盟经此一番风波，阵容较稳，但问题仍多，尚望兄从旁有以鼓励之。民主斗争艰难曲折，居中间者，动摇到底，我们亦争取到底。……政协阵容已散，会后要看前线，少则半载，多则一年，必可分晓。……弟等十九日归去，东望沪滨，不胜依依。”这封信既回顾了大半年谈判的经历，正确估计了第三方面的情况；也对形势发展和我党继续团结民主人士的方针，作了深刻的阐明。信中流露的对郭老的惜别之情，不仅是委托郭老继续做稳定民主阵线的工作，也是通过他向留在国统区继续为民主而斗争的进步朋友的告别和期待之意。
周恩来同志返回延安后，南京、上海的办事处改称联络处。两处同民主人士继续保持密切的往来。11月30日上海联络处设宴庆祝朱德总司令60寿辰，有50多位民主人士到场祝寿。12月18日，民盟主席张澜先生抵沪，次日华岗、钱之光、陈家康等设宴欢迎，并庆祝沈钧儒73岁寿辰。
1947年2月28日，重庆、南京、上海三地的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先后通知我三个办事处，限令在3月5日前把人员撤回延安。这时，周恩来同志从延安致电董老、钱之光、王炳南、童小鹏并转告香港方方、林平、章汉夫等同志，对京沪渝三地我党办事机构撤退前的工作和应采取的斗争策略，作了具体指示。针对蒋介石以地方当局出面用“不保护安全”的形式下令逐客，为了迫使国民党当局必须承担最后破裂之责，由周恩来同志致电蒋介石提出质问和抗议，要蒋以正式公函通知中共驻京代表董必武，并需将撤退时间延长到3月底。同时对如何隐蔽分散撤退，也作了指示，电报中要钱之光和我速去香港，刘恕隐蔽经商，无法隐蔽的均撤回延安。钱之光和我原已作好赴香港的准备，但因国民党特务监视严密，未能成行。壬炳南同志按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与美方说明了经过，并交涉好撤退时所需的飞机。于是，我们于3月5日离开上海到南京。3月7日京沪两个办事处共74人由美方派4架飞机把我们送回延安。我们离开上海后，还留下一些负责干部如刘晓、刘长胜等在上海继续坚持地下斗争。“上海工委”候补委员、文化组负责人胡绳和“工委”妇女组的吴全衡同志，则于3月19日秘密去香港。“工委”青年组代组长朱语今在2月27日离开办事处，转入地下，次年4月到了香港。这时，公开机构只有伍云甫和林仲以解放区救济委员会驻沪办事处负责人的名义，继续留在上海。
周恩来同志1946年在京沪谈判期间，为保护团结民主人士，花费了大量心血，发展壮大了民主阵营，特别是在谈判破裂前，事先对党组织的疏散隐蔽、我党公开活动地点向香港转移以及对部分进步朋友的转移等等，都作了周密的部署和安排，并在香港逐步扩大了工作基础，这就为以后大批无法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斗争的民主人士的安全转移，提供了保证。1947年10月，国民党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组织，加紧进行迫害，许多知名的民主人士相继转移到香港。这样，也为以后新政协的召开，作好了人事上的准备。
三、开辟海上通道，保持解放区与香港的联系
我们撤退到延安的第二天，钱之光去向周恩来、任弼时同志汇报（当时我们搞经济工作，由任弼时同志领导）。汇报结束前，周恩来同志对钱之光说：你们在上海时，我两次打电报要你和刘昂去香港，没有幸成。现在京沪我们公开活动的地方都已撤回，可以公开活动的地方转到了香港，我们很多干部已先后到了那里，还有些民主进步人士陆续要去，他们在那里要生活，要活动。之光，你要尽快带些人到解放区的沿海口岸去，想办法打发人出去与他们取得联系。钱之光接受这个任务后，再三考虑，认为“解总”还有个机构在上海，还会有船运送救济物资到烟台等地，所以决定先去烟台。于是钱把刘昂、刘恕、鲁映、李泽纯、王华生、车爱牧、蔡连芳等编成一个小队，随同中央城工部的大队行军。3月11日，我们从延安出发，中间又有些变化，钱之光去开过几次会后赴烟台，我则随董必武同志到西柏坡。
钱之光等在烟台呆了几个月，这期间朱友学、祝华同志先后押运救济物资随船到了烟台，从他们那里了解了外面的许多情况。1947年7月份，钱与刘恕商量，派人到香港去看看。由于海上有国民党海军的封锁，于是让刘恕与鲁映夫妇乘胶东区党委的一只70吨的渔船，从石岛沿海岸线经澳门到达香港，找到了“联和公司”的杨琳，发回了安全到达的消息。当时国民党军队正在向烟台进犯，当地的负责同志告诉钱，要他们尽快转移。钱之光到华东局发电报给周恩来同志，报告了情况，并提出拟转赴大连。当即得到周电复同意。因此，9月间，钱等在烟台尚未失守前就转赴大连。
到了大连以后，钱之光即派王华生到朝鲜的罗津，让王华生乘苏联的货船去闯闯到香港的航路。过了一些时日，得到王华生平安到达香港的电报，钱之光即致电周恩来同志，报告去香港的航道已经打通。当时大连是苏联军队军管的地区，钱之光在大连组织的“中华贸易总公司”对外不公开，而是以中央书记处所属的一个机构在活动。
钱之光等在大连这段时期，大连香港之间贸易往来逐渐打开，运出土特产，带回解放区所需的物资、器材，满足各方面的需要。1948年5月，周恩来同志曾连续打几个电报给钱，主要是命钱去港。有一次来了一个长电，除要他搞经济工作外，还说在香港有些工人代表要进解放区来开工代会，要他设法把他们送进来。还有几起干部事件，要他到香港后处理。此时，钱之光在大连的机构，只有10几个人，感到人手不够，就电请周加派人来。
周恩来同志于1948年5月底到达西柏坡。有一天，派人找我去谈话，要我即日出发去大连接替钱之光的工作，好让钱去港。并说，我已另外电告钱之光，以后还有些事到时再电告，如果人员不足，可以就近调些干部充实。与我同行的有丁玲、张琴秋、李兰丁、吴青等同志，她们将去北满与蔡畅、区梦觉同志会合后，赴匈牙利出席国际民主妇女第二次代表大会。我们经山东益都（华东局所在地）到俚岛渡海北上，在穿过国民党海上封锁线时，突然遇到国民党的巡逻艇，经过与敌人巧妙周旋，终于化险为夷，于第二天一早到达大连。
这时，虽然解放军已在军事上连连取得胜利，但解放区对外的海上通道，仍然只有大连这个唯一的港口。我们就是依靠大连这个口岸，与香港保持了经济贸易和人员往来的联系。
四、把在香港的民主人士接回解放区，筹备召开新政协
1948年春，全国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军在各个战场节节胜利，国民党统治已走向穷途末路。中共中央在“五一”节发布的口号中，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和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同时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党中央的号召，立即得到各方面热烈的响应和赞成。
由于1947年国民党反动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加紧迫害，许多民主人士已先后脱离国民党统治区。这时在香港的民主党派负责人有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他们在5月5日联名致电毛泽东主席，热烈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认为这是“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他们还同时发表通电，号召国内外暨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
8月初，毛泽东主席复电给在港的民主人士，对他们赞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热心促其实现，表示钦佩。复电希望民主人士对召集会议的时机、地点、召集人、参加的范围和讨论的问题等等提出意见，共同商讨。从这时开始，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就成为我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
对于如何把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安全地接到解放区，筹备召开新政协，周恩来同志曾经设想开辟经欧洲到苏联再转赴哈尔滨的路线，但未能打通。1948年初秋，曾告潘汉年设法与港方交涉。潘找了民主党派驻港代表萨空了同志商谈，要萨先与港方接洽，说民主党派有几位负责人要经欧洲进解放区。于是萨空了找了香港大学校长施乐斯（D．T．Sloss），他是香港当局指定与中共及民主党派的联系人。萨对施乐斯说，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李济深、沈钧儒要从香港去伦敦转经苏联到东北解放区去。施表示你们两个领袖要走，这是要请示的，说要报告香港总督。过了一些时，施回答说：港督表示这件事他也做不了主，要请示伦敦，需要有一个较长的时间才能答复。由于他们的答复旷日持久，而且可能是敷衍搪塞，因此，周恩来同志决定不走这条路线，而利用大连到香港的这条航道，来完成这项重要而机密的任务。以后施乐斯在当年12月才转来伦敦的意见，说不发护照，但可给一个证明身份的文件，离开伦敦时还可以保护。其实这时，我们早已开始了接送工作，沈老也早已到了解放区。
8月初钱之光接到周恩来同志的电示，要他尽快去香港。当时，我刚到大连不久，钱交接后即由大连出发，经平壤会见了我驻朝鲜办事处的负责人朱理治同志，并同苏联办事机构办理了租船手续，然后在罗津乘坐租用的苏轮“波尔塔瓦”号启程赴港。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钱之光用的是解放区救济总会特派员的名义，以便在香港公开活动。与钱同行的有祝华、徐德明和翻译陈兴华等同志。到达香港后，钱之光即与香港分局的方方、潘汉年同志等取得联系。这时他们也接到了中央关于接送民主人士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的指示，大家一起商讨，并作了分工。
周恩来同志决定利用大连与香港之间的海上通道，但考虑到香港的情况复杂，同时海上航行由于国民党海军的活动，特别是要经过台湾海峡，也很有风险，所以一再指示对民主人士的接送要绝对保密，保证安全。这时在港的民主人士很多。根据周恩来同志指示的精神，钱之光与方方、潘汉年等经过仔细研究，为了不引人注目，决定分批秘密接送；由同民主人士保持联系的党组织如香港分局、香港工委还有其他方面的同志分别联络，每一批安排哪些人走，什么时候开船，要根据民主人士准备的情况、货物装运、香港的政治气候以及联系工作情况等因素来决定。为保证旅途安全，商定每次都有负责的同志陪同，并派出熟悉旅途情况的同志随船护送。在“华润公司”工作的杨琳、袁超俊、刘恕和在“中华贸易总公司”工作的祝华、王华生、徐德明等，都参加了这方面的工作。
根据当时条件和联络情况，八月下旬首批安排护送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等民主人士和其他同志十几人北上，由章汉夫陪同，祝华、徐德明护送。由于这一批有知名度很高的重要人物，为了严格保密，特别是要防止香港密探的跟踪，对于上船前要经过的路线、从哪条路走、什么人去接、遇到情况如何应付，都作了周密的考虑和安排。在准备工作完成以后，钱之光立即向中央作了报告，周恩来同志同意了行动计划，并强调指出，这是第一批，出发后有什么情况要随时报告。沈老一行离港启程后，我在大连与香港始终保持密切联系，船行8天，当我知道轮船已顺利到达罗津后，立即电告香港。这一批民主人士的到达，中央派李富春同志专程迎接转往哈尔滨。
在第一批民主人土安全到达后，由我在大连租了苏联货轮，装上解放区出口的物资和一些黄金到达香港。当时主要任务虽是接送民主人士，但仍需以经济工作作为掩护。10月中旬，大连出发的这条船到香港时，因与另一艘船相撞，需要检修，一时不能使用，而香港方面已经安排了第二批民主人士北上的行期，因此只有另外租用挪威的船只运送。这次北上的民主人士有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母子、陈其尤、沙千里、翦伯赞、宦乡、曹孟君、韩炼成、冯裕芳等知名人士，由连贯同志陪同，胡绳同志同行，王华生随船护送。这艘船行驶到大连与丹东之间的大东沟后，因大连当时是苏联军港，普通船只不让靠岸，不得不在大东沟抛锚，改乘小船登岸。这一批党内人士较多。郭老等民主人土由东北局前来迎接的负责同志陪同转赴哈尔滨，多数党内同志由我们接来大连。连贯同志在我们公司住了10多天，接到周恩来同志的电示，要他和韩炼成（原任国民党四十六军军长）秘密进入山东解放区。
第三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最多，加上我们党内的同志有30多人。这一批北上的有李济深、茅盾夫妇、朱蕴山、章乃器、彭泽民、邓初民、洪深、施复亮、梅龚彬、孙起孟、吴茂苏、李民欣等著名人士。李济深先生当时是很有影响的人物，我们与他有密切联系，美国方面和香港当局也同他接触频繁，国民党有些政治势力还想竭力争取他，如白崇禧就亲笔写信派一桂系大员赶到香港邀他到武汉“主持大计”，实际想拉拢他，打他的旗号同我们“划江而治”。对此，党中央十分关心，周恩来同志频繁来电，指示也更加具体周密。
因为第二批北上的船只未能在大连登岸，这一次周恩来同志特地事先打电报给在大连的冯铉同志（冯当时负责情报工作）和我，指示说：这一批民主人士北上，要与苏联驻大连的有关部门交涉，租用他们的轮船，一定要在大连港靠岸；要安排最好的旅馆，民主党派负责人要住单间，确保安全；要举行欢迎宴会（并具体指定了座位席次）；还指示说北方天气寒冷，要为他们准备好皮大衣、皮帽子、皮靴等御寒衣物。并请大连市委协助做好接待工作。我们都一一按指示作了准备。
周恩来同志在给大连电示的同时，也给香港钱之光处发了电报，指示说已经走了两批人员，很可能引起外界注意，这次行动要更加谨慎。钱之光同志等按照指示，经过仔细研究，确定把第三批民主人士离港的时间，安排在圣诞节第二天的深夜。因为人们都在欢度圣诞节，注意力分散，这是行动的有利时机。由于有过去两次秘密护送的经验，这一次更加慎重。民主人士离港时，有的是从家中转到朋友家以后再上船，有的则先在旅馆开个房间，停留一些时候再离开，他们都不随身携带衣物，因此一点看不出有要出门的迹象。
李济深先生等一行于12月26日登船离港，由李嘉仁陪同，龚饮冰、卢绪章等随行，徐德明随船护送，到1949年1月7日上午才到达大连。中央派李富春、张闻天同志专程从哈尔滨到大连迎接。当时参加国际工运会议回到哈尔滨的朱学范先生也赶到大连来迎接。迎接的还有大连市委的欧阳钦、韩光、李一氓等同志。这一批民主人士下榻在大连最高级的大和旅馆（现大连宾馆）。当天中午，在关东酒楼以丰盛的宴席举行了欢迎会。
我们按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事先设法买了御寒的皮货，他们一到，我们的同志就送去獭皮帽、皮靴、貉绒大衣。他们收到这些物品，十分感动，有的人要付款。我们解释说：解放区实行供给制，衣帽鞋都是送的，这是周恩来同志指示我们办的。他们连声说：恩来先生想得真周到，吃穿住行都给我们安排这样好，真是太感谢了。这批民主人士在大连逗留期间，游览了市区，参观了工厂，然后乘专列经沈阳前往哈尔滨。龚饮冰、卢绪章等同志在我们那里住了一段时间，经周恩来同志电示，他们乘火车去天津、石家庄。卢绪章以后到上海参加接管。
第四批民主人士是1949年3月14日从香港出发的。这时北平、天津已经解放。这一批北上的有黄炎培先生夫妇、盛丕华先生和他的儿子盛康年，还有她维钧、俞澄寰先生等。他们由刘恕护送在天津登岸。3月25日到达北平。董必武、李维汉、齐燕铭等前往迎接。
新政协的筹备会议原定在哈尔滨召开，由于形势发展之快，超出人们的预料，1949年6月，就改在北平召开筹备会。9月份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正式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了国家领导人，从此，新中国犹如初升的太阳，在东方升起。
1949年4月底，我们应召回到北平。5月初，周恩来同志约我们去汇报这一阶段的工作。他高兴地说：你们做了很多工作，接送民主人士和开展对外经济贸易，都是做得好的。其实这些工作，都是在周恩来同志亲自部署指挥下进行和完成的。
从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发动内战、镇压民主运动，民主人士遭受迫害，在党组织协助下相继转移，到1948年秋我们取得全国胜利前夕，又把大批民主人士接回解放区筹备新政协，这一段历史，充分表现了我们党与各民主党派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大批民主人士和我们党一起为中国的和平、民主、统一而坚持不懈的并肩战斗，这是我们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胜利。这里面，周恩来同志卓越的组织领导是具有重大作用的。它和周恩来同志的其他业绩一样，将在我国革命史册上永放光芒。
刘尊棋：和恩来同志的几次接触
在敬爱的周总理诞辰90周年来临之际，珍藏在我记忆深处的几件往事又涌上心头，深深的思念，促我把这美好的回忆诉诸笔端，敬献一瓣心香，纪念我衷心爱戴和无限崇敬的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恩来同志会见美国总统的私人代表威尔基
1942年秋天，美国共和党领袖、美国联合援华委员会名誉主席温德尔·威尔基，作为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到亚、非、欧作了一次烽烟远驿、跋涉万里的长途旅行，先后访问了埃及、土耳其、伊朗、苏联、中国等十几个国家。
那时，我刚刚参加重庆美国新闻处的工作不久。美国驻华大使是职业外交家高斯。大使馆里有位二等秘书谢伟思，此人生于四川，精通汉语，与美国新闻处处长麦克·费思来往密切。费思知道我和曾家岩50号（中共代表团驻地）熟悉。有一天费思对我说，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威尔基访苏后要到重庆访问，很可能要同周恩来先生会见并谈一次话。我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去找当时恩来同志的秘书徐冰同志，把这件事告诉了他。当天晚上，徐冰同志来到两路口我的家里（与美国新闻处同院），告诉我恩来同志约我去谈谈。徐走后不长时间，我即来到曾家岩办事处住地。当时，徐冰、龚澎、陈家康正坐在客厅里等候。我到之后，徐冰就把恩来同志请来与我谈话。威尔基是以总统代表身份而来的，他在访问苏联时遍访前线后方，直接了解了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情况，对“人民战争”的涵义有了认识，在离苏前发表了力主开辟第二战场的谈话等。因此，恩来同志对会见威尔基的提议很重视，向我详细地询问威氏访问各国及其来华的情况，又问到高斯、谢伟思和费思的政治观点等等。我尽自己所知，回答了恩来同志的询问。
当时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随着国际上英美苏三国团结的增强，中国国内政局和国共关系，也比从前发生了变化。先前美国总统罗斯福只是要求蒋介石“三年内不能发动内战”，这时明确表示：它所给予蒋介石的援华军火，不得用于反共。在这种情况下，加上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纷纷要求团结抗日，反对内战，蒋介石不得不表示出改善与共产党关系的意向。国共谈判虽已开始，但蒋并无诚意，一方面表面上缓和关系，一方面却毫不放松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压迫，企图逼迫共产党在军事上、防地上向他们让步。当时，反共宣传仍未停止，反共事件不断发生。因此，恩来同志欲在与威尔基谈话时对蒋予以揭露，问我的看法。我表示完全赞同他的意见。最后，恩来同志又谈到由谁来担任翻译的问题。他提出，“除非美方要求你担任翻译外，你以不出面为好”，他说，还是让龚澎同志担任翻译。
这年的10月2日，威尔基到了重庆。几天以后，他在宋子文的家里与恩来同志会见并谈了话。后来威尔基在他写的《天下一家》一书中说：“我就是在那里和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周恩来作了一次从容不迫，单独而不受阻断的谈话”。他在书中还写道：“我第二次会到周恩来将军是在孔祥熙博士的宴会上，主人应我之请也邀了他和他的夫人。曾经作为他的政敌的那些人以一种愉快但是相当矜持的姿态向他寒暄，同时他的旧交史迪威将军也以显然的尊重态度和他交谈，这种情形看来很有兴味”。对恩来同志与他交谈的内容，威尔基作了这样的叙述：“他向我说明中国战时统一战线所赖以建立之妥协的性质。他承认他对于中国国内改造进行之迟缓感到焦灼，但向我保证说，这种统一战线一直到打败日本为止都必然会持续下去的”。
恩来同志支持我们办《联合日报》
1945年8月15日我和金仲华等几个朋友正在昆明刘思慕先生家中吃午饭，广播中突然传出日本天皇发出声明：接受联合国提出的“无条件投降”的要求。顷刻间街上欢声雷动，过了一会儿，锣鼓声也响成一片。当时金仲华、刘思慕和我都被邀请参加美军总部驻在昆明的“对日心理作战处”工作。听到这一个重大喜讯，大家都情不自禁地欢欣鼓舞起来。一阵兴奋之后，又都渐渐转入沉思：令后怎样对待新的局势？
我决定第二天搭美国军用飞机去重庆。第二天到重庆后，首先找到和我共同创建中外出版社的陈翰伯同志，一起考虑今后中外社应该怎样发展。我们都同意首先将社址迁移到上海，并视可能在北平成立分社；我将争取先去上海，同时通知正在西安美国新闻处的孟用潜、朱保光等设法相机去北平。我们创建中外出版社两年多中间出版翻译和编译的书二三十种，还有《文汇周报》，编著者待遇都很低，所有收入除支付纸张和印刷费外，就是房租和孙伏园、陈翰伯、莫志恒等几个人的生活费，多余的钱都设法换成美元，由我带至上海。我们将依靠这点资金和抗战中在重庆出版的几本好销书的纸型翻版，在上海以“民间”面目大力发展出版事业。
随后我又找到徐冰同志，把这个计划和他一谈，他说，“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要报告周副主席，看他如何指示。”过了一天徐通知我去见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听了我的汇报后，简单扼要地分析了形势，他预见到蒋介石要在美国支持下加紧反共内战，但是表面上还要搞民主形式，欺骗人民群众。在这种形势下，他认为在上海党要发行《新华日报》，还要帮助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办好无党派的“民间”进步报刊。他同意中外社在上海设总社，但认为“影响大还是日报。”我回来同翰伯和孙伏老（大家对孙伏园的尊称）谈了这个设想。他们认为中外社这点钱用来办大出版社或者办报都是不够的，反正还要征集更多的资金，同意由我看情况的可能，斟酌处理。
我就是依照恩来同志的这次对我的谈话，利用美国新闻处的帮助，由重庆飞上海，在上海党组织的领导下由我和王纪华、冯宾符等同志办起《联合日报》，并在该报被勒令停刊后，翌年在陈翰伯同志由渝到沪后，又办起《联合晚报》的。
恩来同志要我们把《联合晚报》坚持下去
《联合晚报》出版后，国民党当局以各种方式加以威胁、恫吓。在出版几个月内，他们怂恿报社社址和印刷厂的老板不断抬高租金，还向法院起诉逼我们退租。最后投恐吓信，声言要炸毁我们使用的印刷机。1946年秋天我到南京梅园新村会见恩来同志，请示对付办法。那天，除恩来同志外，中共办事处还有廖承志和范长江同志在座。
恩来同志听了我的倾诉，非常气愤。他说：“看来，国民党什么流氓手段都用得出来，你们不能低估它。同时，你们还要坚持把报纸出下去，努力联合《文汇报》和《新民报》一致行动。我回延安后，恐怕不久中共办事处也撤退。不过，在上海，我们总要留下人。宣传、文化方面，夏衍和胡绳决定留下来，报纸的事，今后你们可以找他们两人。原来准备出版《新华日报》的机器还藏在上海，万一你们的机器不能用了，可要他们把那个机器拿出来用”。同时他向范长江同志说：“你早些告诉老夏他们”。
我回上海把恩来同志的话传达给王纪华、冯宾符和陈翰伯同志，后来又找到夏衍和胡绳同志，他们证实了恩来同志的指示。《联合晚报》又坚持了半年多，直到1947年4月终于与《文汇报》、《新民报》同时被国民党强行查封。
恩来同志从延安给我回电
1946年11月19日，恩来同志和邓颖超、李维汉等同志离南京飞回延安。恩来同志走后，中共南京局和中共代表团驻宁、沪两个办事处的工作由董必武、钱之光两同志负责。还有范长江、主炳南等同志常在上海活动。恩来走后不久，为中华平民教育会的领袖晏阳初的事，我又到梅园新村向党组织请示办法。
原来国民党在这一年的11月15日公然破坏政协决议，违背全国民意，一手包办了分裂的“国民大会”，企图使独裁、内战合法化。对国民党这种倒行逆施，共产党和民盟等民主力量坚决反对，决不承认。蒋介石为了装璜门面，想在公开追随国民党的青年党和民社党之外，再拉起几个新的小党派来，把他们拉进“国大”。当时他们曾选中一个对象，那就是一向靠美国捐款搞“平民教育运动”的晏阳初。他们企图拉拢和怂恿晏搞一个“平教会”的小党派参加到“国大”里面去。为此，宋美龄、宋子文都亲自出面劝说晏。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出来为蒋充当说客。晏本人虽然没有作过国民党政府的官，但他对政治并非没有兴趣。20年代他在河北省定县搞过“实验县”，由他推荐的县长来推行他的“平教运动”。抗日战争开始后，晏结交了张治中，张在任湖南省主席期间答应他在湖南拨出一两个县来推行平民教育。这时，他对于美蒋的怂恿，感到极端矛盾。一方面他有一个雄心壮志，想搞一个大规模的、现代化的文化出版事业，而且他的美国后台的确可以资助他开办这个事业；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和进步势力一天天强大起来，民主运动席卷全国，国民党一天天在走下坡路。看到这种情况他举棋不定。经孙伏园的介绍，他找到了我，商量怎么自处。我坚决反对他搞小政团和参加“国大”，但也不能向他建议什么是可行的出路。于是，就到梅园新村，汇报了晏的情况。当时董老不在，我和廖承志同志商量之后打了一个电报给延安的恩来同志。两天后，出乎意料地接到他的一个电报，内称：“尊棋兄转阳初先生大鉴：请设法到解放区共商农村复兴大计。恩来。”这样一个邀请，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不管怎样，我毫不迟疑地转给了晏阳初先生。另外，当时在南京上海的平教会旧人还有熊佛西、瞿菊农、杨村彬等人，我就告诉了熊，并和他一起劝说晏阳初，接受恩来同志的邀请。过了两天晏对我说，他不能去解放区，但他已决定不搞小政团，不参加“国大”，并说，为了摆脱国民党的纠缠，他决定到美国去。他告诉我，他在美国已经得到很多有地位人士的许诺，赞助他在战后大规模发展平教运动。例如芝加哥大商人马绍尔·菲尔德，《读者文摘》杂志老板，“赛珍珠”的丈夫以及好几个有名望的参议员。特别是菲尔德已许诺捐赠一套彩色转筒印刷机供他印制连环画。他希望我在这方面帮助他，即建立和创办一个现代化的出版公司，并于最近同他一块去美国考察印刷出版事业，选择将来要购买的印刷机器。我只好答应替他回电周恩来同志。不久，我又接到恩来同志的电报，要我接受晏阳初的邀约，同他到美国去，继续做晏的工作。
接着不久，晏为我取得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一笔奖助金，我以中华平教会编辑名义到美国参观考察一年。在这个期间，我和晏讨论多次平教会的未来发展问题，由于政治观点分歧太大，最后只好与他分手了。现在，这位世界平民教育家已经94岁高龄，不久前他回大陆观光时，还专门到河北定县去看了看。在北京停留期间还对我国的教育事业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并愉快地接受了聘请他任欧美同学会名誉副会长的聘书。
恩来同志为王卓然安排工作
1951年夏秋间，有一天在一个招待外宾的酒会上我看见周总理和外宾谈话之后正在休息，就过去告诉他一件事：王卓然最近从日本回到了北京。王卓然是东北有名的人物，解放前做过张学良的外文秘书，曾任东北大学代理校长，抗战期间任国民参政员。总理对王先生是相当熟悉的。恩来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做过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与王先生在参政会中有过交往。另外，恩来同志还记得王在30年代在北平主持东北大学时曾经有过同情进步学生的事迹。于是他试探地问我：“好象你也和他有过什么关系似的？”我说“是的”。我就追述一下1933年我从反动派的北平监狱出来是王保释的，并说于毅夫同志在更早以前作为东北大学的学生也曾经王营救出狱。总理听了把头仰起来说：“王先生做过不少好事，我们共产党从来是有恩必报”。说到这里，他招呼了一下站在不远的在统战部工作的一位姓鲁的同志，对他说：“你们研究一下，王卓然适合做什么工作，安排一下。”
过了几夭，王卓然先生告诉我，统战部派了一位同志和他谈话，准备请他担任国务院参事。由于他要求做些实际工作，统战部还同意让他参加科技普及的组织。
王卓然一直担任国务院参事，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迫害，关在秦城监狱，至1975年含恨瘐死。
王任重：随同周总理考察三峡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