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长江中下游发生了百年一遇的大洪水。武汉市的水位超过了造成巨大灾难的1931年。解放了的江汉平原人民特别是武汉市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战胜了这场洪水，但是并未能根本保证以后不再发生这样严重的水患。应该有一个根治的办法。毛主席、周总理根据专家们的建议，开始酝酿修建长江三峡大坝。不久，毛主席向苏联提出，请他们帮助我们兴建这个工程，并且协助规划，以求进一步治理开发长江。苏联及时派来了一些专家。于是，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在苏联专家的协助下，全力开展了长江规划和三峡大坝工程的勘探设计研究，初步选定三斗坪作为坝址。周总理是赞成修建三峡工程的，但他认为要修建这样世界第一流巨大工程，必须贯彻毛主席提出的“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方针，要认真经过科学论证，要为子孙后代负责，要经得起历史考验。1958年2月下旬到3月上旬，他亲自带领有关方面的领导人和专家到三峡地区进行考察。当时，我作为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参加了这次考察。周总理一面亲自观察现场实况，掌握第一手材料，一面亲自主持会议听取汇报、组织讨论，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总理的民主作风和细致周到的思想方法，大家都是熟知的，在他面前，每个人可以各抒己见，没有任何顾虑。他从不打断别人的发言，只是提醒发言人重复的意见尽可能少讲或不讲。总理在实地考察，听取了各种意见以后，向毛主席、党中央作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口头汇报和书面报告。同年3月25日，中央召开的成都会议讨论同意这个报告，并且形成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的文件，4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予以批准。文件明确指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估计三峡工程的整个勘测、设计和施工的时间约需15年到20年。现在应当采取积极准备和充分可靠的方针，进行各项有关的工作。”假如不是因为“大跃进”以及其它因素造成的三年经济困难，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我想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按照当时的设想，可能早已在七十年代中期建成开始发电，为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长江中下游几千万人民也不必再为洪水的威胁而提心吊胆了。现在时间过去了28年，关于三峡工程上不上马的问题仍然在论证之中。前一两年，在纽约召开的讨论三峡工程的会议上，持支持意见的艾奥大学教授兼水利研究中心主任肯尼迪表示：“三峡计划，如果五年、十年还无法开始动工兴建，那么就不会在我们有生之年看到它了。”他又说：“很多计划都是这样，如果它被讨论得够久的话，常常就是这样被说死了。”我认为三峡工程是不会被说死的。因为它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是一个综合效益最好的工程，迟早非修建不可。一项大工程上不上马，何时上马，慎重论证是必要的，但是如果迟迟不下决心，贻误时机，再遭受一次1954年那样的大水灾或更大的水灾，然后被迫上马，那我们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我认为，为了长江中游两岸几千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为了四化建设的需要，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应当尽可能提前开工，而不能久拖不决。本着这种心情，在纪念周总理90周年诞辰的时候，我把在1958年随同他考察三峡地区时所写的日记，略加整理，公开发表。
2月26日
今天白天，周总理和富春、先念同志坐火车到了汉口，我到大智门车站去接。只见总理轻装简从，谈笑风生，他不顾旅途劳顿，晚上就率领我们坐江峡号客轮出发，开始了对三峡地区的考察。
2月27日
上午在船上开会，总理主持。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魏廷铮同志汇报了汉江流域规划和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设计。经过讨论，通过了建设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的决定。这个工程不但有防洪、发电、灌溉的效益，而且也是为修建三峡大坝练兵。
下午继续开会，总理作了总结发言。他指出：一定要建好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第一，确保质量。第二，要妥善安排移民。第三，设计由长办负责，施工由湖北省政府负责，省长张体学亲自挂帅。
（作者注：一、丹江口水电站第一期工程已建成20多年了，防洪、发电、灌溉发挥了巨大效益，假如完成第二期工程，大坝再加高8至13米，防洪、发电和灌溉的效益将会更大。二、丹江口水库批准总投资7到8亿元，实际用了9．6亿元。三、丹江口水库的水面面积比拟议中的三峡水库还要大，并未引起生态环境的不利变化，可以预测：三峡水库同样不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什么不利的影响。四、丹江口水库的含沙量比三峡大两到三倍，水库泥沙淤积问题也未产生严重影响。）
2月28日
今天，周总理实地考察荆江大堤的几个险要堤段。在堤上，长办主任林一山同志向他汇报了长江洪水水位高出地面十多米，假如荆江大堤有一处决口，不但江汉平原几百万人生命财产将遭毁灭性的灾害（可能有几十万、上百万人被淹死），武汉市的汉口也有被洪水吞没的很大可能。在大水年，湖南洞庭湖区许多垸子也将决口受灾，长江有可能改道。为了防洪，为了确保荆江大堤，加高培厚堤防只能是治标的办法，当然修堤防汛抢险是当前主要的防洪手段，有了三峡大坝，也还要修堤防汛，但那时的安全程度就大不一样了，再遇到1954年那样的洪水，分洪区可以不用了。建立分洪区也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洪水的灾害。只有修建三峡大坝，迎头拦蓄调节汛期上游来的洪水（占中游洪水来量的70％），才能从根本上防止洪水可能产生的大灾难。周总理等人边看边听，频频点头。这时下起了鹅毛大雪，随下随化，地上积雪并不多，但大堤上天气相当冷。这时，总理戴起一顶皮帽，仿佛象个学者，更给人一种亲切之感。
3月1日
今天出了太阳，昨天下的雪已经化完，看来已开始开花的蚕豆、豌豆并未遭受冻害。
上午，总理率领我们先到南津关坝区，看了三游洞和打的斜钻孔。这里是石灰岩，有溶洞（喀斯特），建大坝有可能漏水。水利专家们多数不赞成在这里建大坝，这只是供选择的坝址之
下午，看三斗坪坝址。总理和我们在中堡岛上详细观察了坝址，并实地对照研究了工程设计方案，认真了解了地质勘测工作，观看地质钻探岩心。总理还取了一截花岗岩心，说要带回北京，放到他办公室里陈列。
晚上总理利用不开会的时间，找荆州和宜昌两个地委的领导同志谈话，听了工作汇报。尽管忙了一个白天，总理仍然精神奕奕，对一些问题询问甚详。
3月2日
今夭上午，总理主持开会，听取了长办苏联专家组长德米托利也夫斯基的汇报。他讲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建设的技术、造价、工程期限问题，又对南津关和三斗坪两个坝址的优劣作了客观的分析比较。他认为建设三峡大坝的综合效益是肯定的，技术上是有把握的。对两个坝址主张再进一步研究比较，未作肯定的建议。
下午没有开会，总理和我们在船边饱览巫峡雄伟而壮丽的景色。我为美人沱、神女峰拍了几张照片。美人沱象一座雕像，而神女峰就很难看出象一位女人。毛主席1956年在《水调歌头·游泳》一词中所写的词句：“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为三峡大坝建成后“高峡出平湖”的新景观作出了令人神往的描绘。到那时，神女峰下的江面将变得宽阔而平静，朝晖晚霞把多彩多姿的山峦的倒影，映照在清澈的湖水里，那将是多么迷人的山光水色啊！一些担心修建三峡大坝会破坏现有自然景观和古迹的人们，大可不必过分的忧虑！有价值的古迹是可以搬迁的，而自然景观将会变得更加美丽。年轻的情侣可以在神女峰面前海誓山盟，在美人沱底下唱起恋歌。所有的礁石将被深深地埋在江底，轮船的航行变得自由而平稳，再不会发生因为触礁船沉人亡的惨剧了。
晚上写了一段自由诗：
沿着弯曲的峡谷，
逆流而上，
仰观山峰，
俯视川流，
翻滚的浪涛，在激情的歌唱。
秀丽的美人，
沉思的神女呀！
引起人们无穷的遥想：
难道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们
会继续让洪水任意逞狂？
不，不，不！
我们一定要兴利除害，
让滔滔的江水，发出强大的电流，
输送到华中、华东、华南的电网。
想得更远一点：
终会有一天
我们将指引江流向北京，
让长江的水
浇灌华北平原大地。
三峡大坝的建成，
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座高大的纪念碑，
它向全世界宣布：
新中国的人民，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3月3日
今天在船上继续讨论。总理一再强调要大家敞开思想，各抒己见。会议开得很热烈很成功。水电部水电总局局长李锐同志发言。他首先说，讲综合效益，三峡工程很理想，技术上虽然有很多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但是，他不同意林一山同志的意见，反对长江流域规划确定的三峡为控制利用长江水利资源的主体，他主张先开发支流，先小后大，先近期后远期。他认为长江防洪问题不大，加高堤防就可解决。接着，钱正英同志发言。她是赞成修建三峡水利工程的。她不同意李锐同志的意见。她从长江流域的全局出发，认为三峡作为规划的主体工程是有道理的。她认为长江的防洪问题关系到千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决不可掉以轻心，单靠加高堤防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钱正英同志不仅是水电部的领导同志，也是一位水利专家。她的说理是充分的，态度是认真的。苏联专家有6个人讲话，专家组长先后发言两次。参加会议的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国家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刘西尧，水电部副部长李葆华、刘澜波，四川省委书记阎红彦和我都发了言。水利水电航运方面的专家李镇南等同志也发表了意见。长办主任林一山同志写的书面报告在会上发给了大家。
这次讨论的问题，主要是需不需要修建三峡大坝，能不能修建三峡大坝，三峡大坝是不是开发长江水利资源的主体工程，这个工程是不是有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不是要争取提前修建这个工程。通过今天的讨论，绝大多数同志对这些问题的意见是一致的。
3月4日
下午到达丰都城，总理带领大家上岸去参观。在旧社会都传说人死了，灵魂要到丰都，到底是上西天，还是下地狱，由这里的阎王爷决定。这里有奈何桥、阎王殿、望乡台，还塑造有惩罚罪人的油锅和挖鼻子挖眼睛的刽子手，执法的判官和小鬼等等。看到这些宣扬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的迷信东西，周总理不时地哈哈大笑。作为反映某个侧面的古建筑，还是有保存价值的，但是已经被过去的国民党驻军破坏得不成样子。
3月5日
今天，我们到了重庆。总理领着我们去狮子滩，参观了水电站。这是我第一次参观比较大型的水电站，工程的确是很复杂的。
3月6日
上午由总理主持讨论《总结纪要》（即为中央文件写的草稿）。下午总理作了总结讲话。他说这次通过实地考察，又连续开会讨论，大家一致肯定三峡工程必需搞，而且也能够搞，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具有伟大意义，技术上也是可能的，在不太长的时间，15年到20年，就可以建成。取得这样一致的意见，是很大的成功。从现在开始，必须积极准备，才能做到充分和可靠。对于修建三峡水利枢纽本身的问题，总理也讲了很多重要的意见。他说，三峡大坝的正常高水位应当控制在吴淞基点以上200米，不能高于这个高程，同时还应该研究190米、195米两个高程。在进行三峡工程的同时，要抓紧时机，分期完成长江中下游各项防洪工程。要防止等待三峡工程和以为有了三峡工程就万事大吉的思想。他还提出，长江流域规划工作的基本原则应当是统一规划，全面发展，适当分工，分期进行。同时需要正确解决远景与近景，干流与支流，上中下游，大中小型，防洪、发电、灌溉与航运，水电与火电，发电与用电等方面的关系。这七种关系必须互相结合，根据实际情况，分别轻重缓急，具体安排。但把三峡工程作为主体的意见是对的，林一山同志书面报告的这个观点我赞成。总理还宣布，为了加强对三峡工程和长江流域规划的领导，应当正式成立长江流域规划委员会。总理表示，所有这些问题，要报告中央和毛主席，批准了之后才能执行。至此，辩论了几年的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问题，算是有了结论。
我是主张上三峡大坝的积极分子。我本着多听少说的精神，参加讨论。只在一次会议上作了10分钟的发言。我说：以三峡工程为主体的长江综合开发是国家的重要问题，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的兴建，的确会对国家建设起到难以想象的重大作用。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准备工作要积极进行。我还说到长办主任林一山同志。我说他在工作上是负责任的，提出问题是经过调查研究的，是有根据的，不是随便说的。例如有一次毛主席问他，三峡工程的全部投资需要多少？他说按现在的物价来算需要70亿元（作者注：当时钢材水泥的价格比现在低得很多）。主席问，50亿包千行不行。他说，按现有的技术水平来说做不到。主席又提一次50亿包干，他还是未答应。周总理根据主席的意图，提出电站装机由2500万千瓦减到500万千瓦，50亿元够不够？林一山当场干脆地回答：这样就够了。不过修了这样一个大高坝，怎么能只装机500万千瓦呢！
在随从总理视察的10天中，我看到总理对工作是那样的认真、细致，对同志那样平易近人，主持会议那样虚心听取各种意见，他的生活艰苦朴素，善于和各方面的群众接触，人们在他面前无拘无束。他有惊人的记忆力，许多和他偶有过接触的人，他差不多都能说得出名字来。他有超人的充沛精力，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的觉，中午也不休息。我比他年轻20岁，也不能象他那样夜以继日地工作。总理的高尚品德、认真精神和优良作风是值得我们学一辈子的。
以上是30年前的日记，今天翻检出来，1958年的三峡之行就好象发生在昨天一样，周总理的音容笑貌一一展现在我的眼前。他虽然离开我们整整12个年头了，他那可亲可敬的形象却始终铭记在我的心头。愿我们大家都能象周总理那样：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任劳任怨，艰苦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钱正英：跟随周总理治水
1976年1月，我们跟随周总理的灵车，缓缓地在长安大街上向西行进。凝望着在凛冽寒风中肃立两侧悲泣送灵的百万群众，我默默地想到，在中国历史上，有谁曾受到人民如此倾心地爱戴！我们把周总理送到八宝山灵堂，大家伏在他的身前，放声大哭，久久不忍离去。啊，在中国历史上，有谁曾使下属如此深沉地留恋！当我听到周总理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时，我仿佛看到，祖国的山河张开双臂，拥抱她的忠实无私的儿子，和他溶化、凝结为一体。
作为一个水利工作者，我感到特殊的荣幸。我们曾经跟随周总理，整治祖国的江河。今天，我们治理祖国的江河，仿佛又见到周总理的身影，感到周总理的精神，听到周总理的召唤！
“其功不在禹下”
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还不到两个月，周总理接见了以当时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副部长李葆华为首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的部分代表。我当时未曾有幸参加这次会议，但事后听到他们不止一次地兴奋描述。总理说：“战争尚未结束，国家正在草创。”他用“大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的故事，勉励水利工作者要为人民除害造福。总理对水利工作者的期望，使大家看到党中央的重大决策：在草创国家的蓝图中，治水将是一项重要的内容。
这项决策不是偶然的。就在人民政府成立的前夕，1949年夏季，长江和淮河的堤防决口，江、浙、沪的海堤在台风袭击下几乎全线崩溃，千百万灾民嗷嗷待哺，全国的粮食供应十分紧张。作为中国革命胜利后第一届人民政府的总理，将如何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呢？
1950年8月24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的讲话《建设与团结》中，全面答复了这个问题。他说：“在国家建设计划中，站在科学家的岗位上，我们开始做些什么呢？不可能百废俱兴，要先从几件基本工作入手。谈到基本工作，他着重谈了农业方面。他说：“首先是实行土改，解放生产力，然后求得发展。中国本不是缺粮的国家，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从根本上破坏了中国的农村经济。现在进行的土改，就是要使农民从旧的生产关系桎梏中解放出来。这项工作需要两年左右时间。配合土改，我们要着手做以下几件工作。第一，兴修水利。我们不能只求治标，一定要治本，要把几条主要河流，如淮河、汉水、黄河、长江等修治好。”总理最后鼓励科学家们：“从新民主主义开步走，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打下万年根基，‘其功不在禹下’。大禹治水，为中华民族取得了福利，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一定会比大禹创造出更大的功绩。”
周总理的分析是有科学根据的。由于中国特定的自然条件和历史发展过程，中华民族的发展是与治水分不开的。至今，在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中，约有10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依靠江河湖海的堤防保护，经常处在水灾的威胁下，而这些正是我国人口最集中、工农业最发达、各大城市的所在的地区。旱灾更是普遍威胁全部国土。因此，在我国历史上，治水往往成为能否安邦定国的重大课题，大禹治水的传说就是反映了中华民族长期以来的要求和愿望。
敬爱的周总理在任的27年中，他亲自领导我国的水利事业，指挥我们治水。他的足迹，遍及我国的江河。每一个时期水利工作的方针任务，每一条大江大河的治理，都是总理亲自主持审定。在“文革”前，每年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时，他都要另外安排时间，听取水利工作的汇报。他说：“水利计划很复杂，要专门研究。”即使在“文革”那样艰难的岁月，许多重大的水利水电工程，在总理的直接主持下，仍能及时做出正确决策。由于他的领导和支持，我们才有条件克服各种干扰挫折，避免一些重大失误。现在，我国的主要江河，已初步建成具备一定标准的防洪体系，灌溉面积从解放初的两亿多亩发展到7亿亩，水力发电从解放初的16．3万千瓦发展到2700多万千瓦，机电排灌设备从解放初的9万多马力发展到8000多万马力。可以说，江河面貌和农业生产条件发生了根本改观。人民政府确实解决了百余年来历届中国政府所未能解决的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
蓄泄之争
大地接受的降雨量是不均衡的，河流输送的径流量也是不均衡的，这在全世界都如此。在我国，由于受季候风的影响，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更加显著。旱则赤地千里，河流干涸；涝则洪水泛滥，一片汪洋。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治水就有蓄泄之争。传说中，鲧是主张堵水的，失败了；其子禹改用疏导，将水送入大海，成功了。
1950年淮河大水之后，毛泽东同志作了根治淮河的指示，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对一条河流提出根治。如何达到根治？在周总理主持的治淮会议上，就发生了蓄泄之争。总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观点，提出了“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作为治淮的方针。因为，单纯地蓄或单纯地排，都不能全面达到除害兴利的要求。蓄泄兼筹的方针，准确地表达了治水的自然辩证法，结束了治水的历史争论。对淮河适用，对其他河流也适用，这本来是很容易为大家所理解和接受的。
但是，1957年以后，在“左”的思想的弥漫下，淮河流域个别地方领导提出，为了除害兴利，应当把水统统拦蓄起来，并总结为“蓄、小、群”的“三主”方针（蓄水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甚至提到两条路线的高度，把根据蓄泄兼筹方针制定的治淮规划，戴上“排、大、国”（排水为主、大型为主、国家举办为主）的帽子。这种错误提法，被当作治水的唯一正确方针，在全国推行。从1958到1960年执行的结果是，在淮北平原和冀鲁豫平原上，片面强调蓄水灌溉，不注意排水，甚至层层堵水，造成了严重的涝碱灾害和地区间的水利纠纷。到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这个矛盾激烈地暴露了出来。这时，周总理责成我们一些有关负责人亲自去现场查勘，听取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回京向他汇报后，总理召集了有关的省委书记开会，纠正瞎指挥的错误。总理尖锐指出：“我问过医生，一个人几天不吃饭可以，但如果一天不排尿，就会中毒。土地也是这样，怎能只蓄不排呢！”接着，他把违反科学的“满天星”、“葡萄串”等等水利措施，都作了科学的澄清。在周总理的主持下，经过大量的艰苦工作，才逐步纠正了前一段时间的瞎指挥，使水利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在这个基础上，周总理又引导我们进一步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思想上和工作中的片面性。我们在1965年8月提出了水利工作二十条讨论稿，向他汇报。当时的情况是：以蓄为主的片面性，已在实际工作中得到纠正。为了避免在治水方针的提法上引起混乱和争论不休，我们提出一个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水利的工作方针，建议为“大寨精神，小型为主，全面配套，加强管理”。这是为了纠正当时实际工作中重大型、轻小型，重骨干、轻配套，重兴建、轻管理，重工程、轻实效的“四重四轻”的偏向。总理肯定了这个方针，并在最后加上“水利工作要更好地为农业增产服务。”这个方针在1965年9月的全国水利会议上讨论通过后，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大家简称为“大、小、全、管、好”的“三五”方针。大家以为，今后可以一心一意地向前进，再不纠缠于“三主”方针的争论了。
谁知在“文革”中，蓄泄之争又重被挑了起来。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认为我们是以“三五”方针抵抗“三主”方针。一部分好心但不了解过去历史经验的同志，要求我们恢复“三主”方针。总理指示当时水电部军管会的同志：“这个问题很复杂，不要展开辩论了。”以后，在1970年全国计划会议讨论的第四个五年计划文件中，周总理将“蓄、小、群”的三主方针，改提为“小型为主、配套为主、社队自办为主”。这个文件报经毛主席批准后，这场风波才算平息下去。
在治水工作中，周总理曾不止一次地引导我们，排除“左”的干扰。1958年浮夸风盛行时，有一个省的领导宣传已解决了全省的水土流失问题，周总理带领我们，坐直升飞机视察了一段路程，看到下边荒山秃岭依旧，他感慨地对我们说，看水土保持，要坐飞机看全貌，不能光看典型。在“大跃进”中，由于忽视质量，一座大水电站工地发生事故，总理针对当时一些地方的瞎指挥风，嘱咐我说：“你是共产党员，应当做到又红又专，遇到这种情况，别人不敢讲话，你应当讲话。”1959年秋，在“反右倾、鼓干劲”的高潮中，我们也头脑发热，在10月召开的全国水利会议上，曾设想提出在三年内基本解决水旱灾害的口号。当我们拿着文件草稿向总理汇报时，总理哈哈大笑说：“三年内要基本解决水旱灾害？太积极了一点。”经周总理再三说服，我们修改了这个口号。
改建三门峡
黄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多的河流。它从中上游的黄土高原，每年挟带十几亿吨的泥沙，部分输送入海，部分在下游河床淤积，使黄河下游形成高出地面的悬河，全靠两岸的大堤约束洪水。在历史上，黄河经常决口改道，洪水泛滥所及，北至天津，南至淮阴，不但造成广大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并且淤塞破坏了北岸海河、南岸准河的水系，因而被称为“中国的忧患”。
为了控制黄河洪水、开发黄河水利，新中国成立后，聘请外国专家协助，在1954年编制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并建议三门峡水利枢纽为第一期工程。国务院据此在1955年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报告》，经审议通过。由于我国当时缺乏修建大型水利工程的经验，三门峡委托外国设计。当时的规划思想是，黄河泥沙采取拦蓄为主的方针，首先以三门峡巨大的库容拦蓄，同时大力开展水土保持工作，设想能大量减少泥沙来源，从而维持干支流水库的寿命。根据这个规划，三门峡的设计蓄水位是海拔360米，相应库容647亿立米，水库的回水末端到达西安附近，关中平原需大量移民。
三门峡虽已于1956年开工，但是它的设计方案越来越引起疑虑，陕西省同志要求重新审议。1958年4月，周总理约请彭德怀和习仲勋同志，在三门峡工地重审设计。经过讨论，大家认为拦泥措施不可靠，对淤积的预计没有把握，移民任务太大。为了充分留有余地，周总理果断地决定把原方案改为：大坝按360米设计，350米施工，初期蓄水位降为335米，以限制回水末端的影响，并减少移民数量。
1960年，三门峡大坝建成蓄水。实践证明，修改原设计是完全必要的。泥沙淤积情况比原设计要坏得多，淤积部位迅速向上游延伸，形成“翘尾巴”。虽然已降低了蓄水位，但如任其发展，仍有可能威胁西安。这时，各方面议论纷纭，莫衷一是。有的全盘肯定，认为应按原规划继续在上游支流修拦泥库；有的全盘否定，认为只有废除三门峡枢纽甚至炸掉大坝才是出路；有的提出了各种改建方案。
1964年12月，周总理亲自主持，在北京召开治黄座谈会，邀请持有各种意见的专家参加。总理每天与会，倾听大家的发言和辩论，并多次找王化云等主管同志，个别征求意见，酝酿研究对策。会上多数同志认为应将三门峡彻底改建，但又顾虑政治影响不好。周总理教育大家，要有彻底唯物主义的态度，有了错误就要彻底改正，这样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最后，总理批准了三门峡工程的第一期改建方案。这个方案对原设计作了根本修改，改原来的蓄水拦泥为滞洪排沙，即在大坝左侧增建排沙隧洞，汛期多沙时如无防洪需要，应完全打开闸门，排水排沙，冬季少沙时为了协助下游防凌（汛）可适当蓄水，并拆除原来的高水头水轮发电机，改为低水头发电。这个方案简称为“蓄清排浑”。1968年完成了第一期改建，效果显著。1969年起进行第二期改建，于1973年完成，基本上解决了三门峡库区泥沙淤积“翘尾巴”的问题。
周总理为了研究三门峡工程的有关问题，曾三次去现场调查研究。当我们被交相指责的时候，总理和我们一起承担困难，并鼓励我们：“历史是发展的。黄河在旧中国不能治理。我们要摸索规律，认识规律，掌握规律，不断地解决矛盾，总有一天可以把黄河治好。我们要有这个雄心壮志。”在治黄座谈会总结时，总理要我们送给与会同志每人一本《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著作》，希望大家学习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分析和解决治黄问题。确实，中国的泥沙专家们，通过反复试验研究，反复实践总结，大大提高了对泥沙冲淤规律的认识，并创造了一套在多泥沙河流上控制运用水沙的方法。1980年在北京召开的河流泥沙国际学术讨论会和1982年在巴西召开的世界大坝会上，我国学者的论文受到世界同行的重视。1983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决定在北京与我国合办国际泥沙培训中心。我国的泥沙研究已走在世界前列。
1973年，周总理在重病中看到三门峡改建成功的报道，曾要人打电话问我是否属实。今天，当黄河治理开始走出一条路子，当我们制定下一阶段的治黄规划时，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多么希望您能再听听我们的汇报啊！
华北抗旱
华北的洪水和干旱，一直挂在周总理的心上。
1950年，在治淮的同时，总理主持批准修建永定河上的官厅水库，以控制永定河的洪水，并作为首都工农业的水源。1958年，周总理高瞻远瞩，根据北京地区日益增长的用水需要，亲自视察后毅然决定修建潮白河上的密云水库。在他的直接关心和支持下，密云水库建得又快又好，仅用两年时间就建成蓄水，不但控制了潮白河的洪水，并且成为首都的主要水源。以后，又陆续在海河的支流漳河、滹沱河、大清河南支，修建了岳城、岗南、黄壁庄、王快、西大洋等控制性水库。1963年，海河流域大水后，周总理亲自主持审定了海河规划，决定在下游开辟排洪入海的新河。这些规划深得群众的拥护，在“文革”中都没有中断实施。现在，这些水利工程已初具规模。
在洪水威胁缓解后，干旱成为华北地区的突出问题，仅仅依靠水库拦蓄地表径流，还不足以满足华北的洪水问题。1966年2月，华北旱情严重，周总理亲自主持北方抗旱会议，指出：北方抗旱是长期的事情，要做长远打算。会后，总理召集国务院会议，提出由各有关领导分别任各省抗旱组长，要求持续不断地把抗旱工作抓下去，并以抗旱工作推动整个农业的发展，解决北方的粮食问题。他和大家商量：“富春同志，你任辽宁省组长；先念同志任河南省组长；山西的旱情最重，谭老板（震林）去怎样？秋里去陕西；（林）乎加是山东人，去山东吧；我自告奋勇，任北京和河北省两个组长（当时天津属河北省）。”会后，总理就研究了北京的抗旱。当年3月，邢台大地震后，总理率队亲自视察了河北的旱情和正在施工的岳城水库，对治理海河和河北抗旱作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可惜到5月以后“文革”开始，一切工作都停顿了。
1968年，当激烈动乱中刚出现一点可以工作的机会时，在周总理主持下，国务院全面部署了华北地区打机井的工作，并以此作为扭转南粮北调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以后几年，不管政治形势多么动乱，由当时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李先念、余秋里等同志具体安排，每年以三十多万眼机井的速度持续建设。这是在华北平原上一项宏大的农田基本建设，国家在计划中给予资金补助，并提供设备材料，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现在，华北大地上已有近二百万眼机电井，一亿多亩耕地提取地下水灌溉，大大改变了十年九旱的农业生产条件，加上化肥工业的发展，使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扭转了中国历史上长期的南粮北调局面，并推动了农村机械化和电气化的发展。
“饮水不忘掘井人”，周总理就是华北机井建设的创始人。
治理长江
1958年2月末，周总理率领大批干部和中外专家，乘船从武汉到重庆，视察长江，历时一周。同行的领导干部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湖北、湖南、四川三省的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委的领导同志。一路上看了荆江大堤、三峡坝址，听了沿江地方党政负责同志的汇报，还在船上进行了治理长江和有关三峡的讨论。3月5日船抵重庆，6日总理在重庆做了讨论总结，这就是为中共中央成都会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所做的准备工作。
早在解放初期，长江荆江大堤的问题就提到中央人民政府的议事日程。荆江，是指长江出三峡后进入两湖（湖北、湖南）平原的河段。荆江大堤是指从湖北江陵县枣林岗到监利县全长180多公里的长江北堤。在古代，长江出三峡后，洪水在北岸的云梦泽和南岸的洞庭湖，分流调蓄，然后进入下游。经过相当时期，长江洪水挟带的泥沙，使云梦泽和洞庭湖都淤出大片土地，人民就在这些土地上围堤筑垸，垦荒种植。到明代以来，北岸建成荆江大堤，云梦泽和长江完全隔断，逐渐变为江汉平原。洞庭湖虽然还保留调蓄作用，但由于淤积和围垦，容积也日益缩小。荆江大堤作为江汉平原的屏障，洪水威胁严重，形势十分险峻，清代曾多次溃口，造成严重灾害。1951年，在周总理主持下，决定在荆江大堤对岸修建荆江分洪工程，用公安县的一部分土地分蓄洪水。1954年长江发生大洪水，荆江分洪工程发挥了预期效益，荆江大堤得保安全。但在历史上，曾出现过比1954年更大的洪水，单靠荆江分洪工程还不能解决问题。
在长江两岸，受洪水威胁的土地共约9000万亩。1954年，除武汉市围堤、荆江大堤和其他少数围垸勉强保住外，全江受淹耕地4700多万亩，受灾人口1800多万，京广线100天不能正常运行，是建国以来最大的水灾。因此，长江防洪和黄河防洪一样，都是关系国家大局的问题。
在黄河上可以修建三门峡水库控制洪水，在长江上也可考虑修建三峡水库控制洪水。民国初年，孙中山先生曾提出开发长江三峡水资源、改善长江航运的设想。抗战胜利前后，国民党政府在美国专家协助下，提出修建三峡工程的方案。毛主席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周总理正是带着这个问题视察长江的。视察后的基本结论是，肯定三峡工程在长江流域规划中的主体作用，但由于规模特大，涉及防洪、发电、航运和移民等各方面的问题，需要考虑各种因素和修建条件，慎重决定上马时机。为了尽快地开始治理长江，在那次视察中决定先修建汉江的丹江口水利枢纽。汉江是长江中游洪水为害最大的支流，而且直接威胁武汉。1935年汉江大水堤防溃决，死亡8万多人。丹江口水利枢纽可以基本控制汉江的洪水，并有发电、灌溉、航运之利。这个工程于1958年冬开工，克服很多困难，于1967年建成。1974和1983年，汉江都发生大洪水，由于丹江口水库将汉江洪峰流量削减了40％和60％，免除了下游的洪灾。
1958年以来，周总理受中央委托，一直亲自领导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的前期工作。1970年，在丹江口水库建成后，我们建议先上三峡下游较小规模的葛洲坝水利枢纽，以解决电力发展的需要。周总理主持研究后，同意这个建议，并认为葛洲坝工程可作三峡的实战准备。他把这个意见和当时存在的不同意见即先上三峡的意见同时报送毛主席，毛主席批准了先上葛洲坝的意见。但是，在当时那种动乱形势下，下边一听到毛主席批准，就自行放炮开工，根本没有报批设计，形成严重失控。我于1971年初从国外访问回来后，即受命去工地检查工作，发现设计方案还存在严重问题。周总理连续听了几次汇报，决定修改设计。但在边设计边施工的情况下，工作越来越被动，施工质量也发生严重事故。这种状况对于这样一个大型工程，实在是不能允许的，可是由于已经宣布开工，谁也不敢设想把工程停下来，真是骑虎难下，进退维谷。总理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在1972年11月，抱病召集会议，听取我的汇报。从下午3时一直开到晚上9时，护士一次一次地给他送药，其他领导同志一遍又一遍地恳求他休息，但是问题没有议透，认识没有统一。最后，总理责成有关方面的9位同志，由当时不同意先上葛洲坝的同志主持，重新讨论葛洲坝应该上还是下，负责向中央提出报告。经我们9人充分讨论后，一致认为，葛洲坝工程的问题是没有按基建程序办事，勘测设计工作太粗，投资估计过低，施工准备不足；把上述因素充分考虑后，它的经济效益还是好的，也有把握可以建成，因此提议在做好设计的基础上继续建设。总理同意这个意见，果断地决定立即停工，重新设计，在批准设计后才能复工。总理指定上述9人组成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以林一山同志为主任，负责制定设计方案和解决建设中的各项技术问题。
1974年9月，在谷牧同志支持下，审查了设计方案，经周总理批准，葛洲坝于1974年底重新开工，从此工程进展顺利。1981年初截流成功，6月第一期工程开始通航发电，第二期工程从去年起已有5台机组开始发电。从1984年起，葛洲坝的年发电量已居全国水电站的首位，有力地支持了华中地区的经济发展。
当周总理批准葛洲坝复工时，他已经进行了癌症的第一次手术。当葛洲坝截流成功之时，周总理已永远离开我们了。实践证明，总理关于葛洲坝停工整顿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没有当时的停工，就不可能有以后的胜利。实践也将证明，周总理关于把葛洲坝工程作为三峡工程实战准备的决策是正确的。
敬爱的周总理，宏伟艰巨的治水任务仍然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一定按照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教诲，兢兢业业，继续完成您的遗愿！
林一山：周恩来与水利建设
我以亲身经历的几件事例，回忆周总理怎样关心水利建设事业。
周总理对水利事业非常重视。1972年11月21日，他在听取葛洲坝工程汇报时曾讲：“解放后二十年我关心两件事：一个水利，一个上天（导弹、卫星）”。每当全国发生难以解决的水利纠纷，或是水利建设中出现了重大难题，总理都亲自出面处理。凡是毛主席交办的治水任务，周总理更是抓得很紧，抓得很细。
（一）
1949年大水，长江、淮河灾情严重，毛主席批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周总理连夜召开治淮会议，亲自主持淮河流域规划工作。他深知制订一条河流的流域规划，必须首先搞清楚该河流的水文情况。总理在同工程师们讨论淮河的水文特征时发现，上下游的水文资料相互矛盾，他一面追问原因，一面诱导工程师们探讨一个怎样查补的办法。经过反复讨论，终于找到了一个整编水文资料的好办法，把一条河流不完整的水文记录资料整理成比较完整的水文资料系列。
周总理听取工程师们的汇报非常细心，每当发现不一致的地方就再三追问。水文专家为使汇报准确，就将水文记录资料画成一条洪水过程线，亦称洪峰曲线，分析上下游各个洪峰之间的矛盾，找出产生矛盾的原因。国民党时期的水文人员常常不按时观测、记录，或者某一支流根本就无记录资料。因此就针对资料误差的缘由，做出合理修正的假定。例如，对缺少资料的支流，就以该支流应有的来水量去修补相关洪峰的形状。这种人工修改洪峰记录的办法，结果比某些原来不完整的洪峰记录更为合理。这个办法在长江水文资料整编中收到很好的效果。重量达一吨多的记录了一百余年的长江水文资料，经过整编成册，成为建设长江的宝贵财富。
由于水文资料有了整编的成果，就给制订淮河流域的防洪与水资源开发计划打下了基础，当时的淮河流域规划，虽说只是建国初期的治河初步方略，但也堪称大型统一规划。它关系豫、鲁、苏、皖四省的水利工程总体布局。在这一规划的指导下，在以后的若干年内淮河各支流山谷地区都修建了一些著名的水利工程。例如：安徽境内的佛子岭、梅山水库，河南境内的板桥、石漫滩水库，山东沂沭河改道工程等。这些山区的开发工程及后来继续兴建的同类工程，都曾为该流域内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在淮河平原规划中，注意充分利用河水发展灌溉事业，如苏北灌溉工程，对于淮河流域农业大发展，也发挥了巨大作用。所以重温一下周总理主持制订淮河流域规划的指导思想以及他的这种治河精神，将是不无教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