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49年长江发生大水，险些造成荆江大堤决口、长江改道的毁灭性灾害。由于荆江大堤规模浩大，要使达到防御较大洪水标准，其工程量非短期内所能完成。为了解决长江防洪这个要害问题，我们从1950年2月开始就进行现场查勘，研究方案。荆江分洪工程方案提出后，经中南局报送了党中央。毛主席、刘少奇同志、周总理在当年国庆期间听取了邓子恢、薄一波同志汇报后，当即作出批准兴建的决定。因为工程耽误一年动工，周总理对有关单位提出了严厉批评，并要求中南局务必于1952年开工兴建。在工程正式动工时，毛主席和周总理都亲自挥笔题词。毛主席的题词是：“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周总理则题词：“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工程刚开工不久，总理就打电话给从北京来到武汉的水利部党组书记李葆华同志，询问为什么中央没有听到荆江分洪工程有什么困难的反映，并说：“如有困难不及时提出，我就无法负责了。”在总理的关怀与督促下，荆江分洪工程总指挥部所提出的各项要求，都得到中央及时解决。因而，一个惊人的奇迹发生了，在中南局的领导下，过洪能力共约每秒10，000立方米的两个泄水大闸，以及相应的堤防工程，总共用了不到4个月的时间就全部竣工了。
由于荆江河段系长江防洪的关键所在，在荆江分洪工程完成之后，又进一步研究种种彻底解决问题的方案。除了坚持岁修工程以不断加强荆江大堤的防洪能力外，还将荆江防洪治本工程作为三峡工程规划方案的组成部分，并要求先于三峡工程完成。这个具有独立功能的荆江防洪工程方案，在研究和制订的过程中，得到了周总理多次关怀。1958年3月初周总理冒雪察勘了荆江大堤。之后，又数次听取了荆江北岸分洪放淤工程的汇报，并在1970年正式批准立即兴建该工程的计划。但由于种种复杂因素，荆北分洪放淤工程以及其他解除荆江洪水威胁的方案，至今都未能付诸实施。
解放以来经过30多年的科研设计工作，确保荆江河段安全的工程方案，不仅做到了技术上的先进性，经济上的合理性，而且还可消除地方群众的种种顾虑，从根本上解除洪水对荆江地区威胁的条件已经具备，问题在于如何决策了。周总理亲自解决荆江分洪工程困难问题的事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好经验。早在建国初期，对荆江分洪工程虽然存在不同意见，但是由于总理的果断决策，终于及时地克服了困难，并在1952年汛前完成了荆江分洪的全部工程。不然，1954年长江大水，很难想象荆江大坝会发生什么情况。有了荆江分洪工程以后，不仅减少了荆江大堤的险情，还为我们制订彻底根治荆江洪患方案赢得了时间。
（三）
1954年冬，毛主席、刘少奇同志、周总理听取了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设计工作汇报以后，周总理立即以中国政府名义照会苏联政府，请苏联派专家帮助长江流域规划工作。在苏联专家组长来华后，我向周总理汇报了苏联专家在某些方面与我们有不同意见，总理就在国务院接见了苏联专家组长，并要科学家竺可桢一起听取我和苏联专家组长陈述各自的观点。周总理耐心地听完了我们的不同意见以后，就从技术上，也从思想政治上阐明了毛主席关于长江流域规划与三峡工程的意图。之后，总理又在长江流域规划的实际工作中，从许多方面帮助解决问题，使我们与苏联专家的合作，在各个阶段都能顺利地提前完成规划设计任务。
1958年初，毛主席要我参加南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汇报三峡问题。这次会上，毛主席明确今后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工作由周总理来领导，毛主席要周总理每年抓四次。实际上总理抓的比四次多得多。每次我到北京，总理都要我去汇报工作。这次会上，毛主席要我写出一篇关于长江流域规划报告的文章，以后我把这篇文章作为《长江流域规划报告》的总结。最后，会议确定当年3月在成都召开专门会议，对长江流域规划与三峡工程做出正式决定。
为了给中央政治局成都扩大会议做好充分准备，周总理在1958年2月下旬亲自查勘了三峡坝址。这次查勘活动由富春、先念同志陪同，中央各有关部委、各有关省市负责人以及各方面专家和苏联专家等约100多人参加，从武汉乘江峡轮溯江而上。在船上，周总理听取汇报，主持讨论，仔细研究长江规划和三峡问题。在三斗坪还实地看了三峡坝址，并将坝址岩芯带给毛主席去看。总理沿途经历十多天的劳累，顾不上休息，又于3月7日晚连夜乘火车由重庆赶往成都，出席中央成都会议。在会上周总理作了专题报告。根据周总理的报告，中央正式做出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的决议。成为指导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方向的重要文献。
（四）
在成都会议决议中，还对汉江丹江口水利工程作出了开工决定。
成都会议一结束，周总理就在湖北召开了有关兴建丹江口水利枢纽的会议，确定由王任重同志主持该项工程，对中央负责，长办负责设计，湖北省政府组织施工。
丹江口第一期工程在兴建过程中，曾经遇到过不少困难与干扰，但所有这些都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一一得到妥善解决。对于工程本身发生的严重质量问题，周总理就亲自主持会议研究解决办法，并决定工程停工进行加固补强。经过采取补强加固措施，使工程质量达到设计标准以后，又产生了是否复工的新问题，也就是继续把工程做完还是下马的问题。后来由于湖北省提出合理建议，利用丹江口已浇100万方混凝土的有利基础，提前发挥工程效益，才使丹江口工程有了复工的可能。自1966年2月复工以来，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虽受“文革”动乱影响，丹江口第一期工程还是胜利建成了。
丹江口水利枢纽虽然完成的只是第一期工程，但其效益却非常显著。尤其是防洪，几乎改变了原来江汉平原三年两淹的局面。其它如发电、灌溉、航运和水产养殖的效益也十分显著。所以周总理指示，要将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作为“五利”俱全的典型，在国内外展出模型。当然，要完全发挥第一期工程效益，为后期工程创造条件，还需继续不断努力。
（五）
周总理按照毛主席“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批示，做出了一系列安排，召开全国性的专家会议，探讨有效的治黄新方案。黄河有它自身的规律，在没有正确认识它以前，原来作为控制黄河的骨干工程——三门峡水利枢纽，竟有变成泥库的危险。周总理在1964年冬季安排了治黄会议，寻求治理黄河的好办法。会议期间总理耐心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对于一些好的意见总理当即给予鼓励，对于一些不正确的意见，总理就耐心加以说服。
在讨论如何处理三门峡泥沙淤积问题时，总理要求到会同志提出方案。总理还指名叫我发表意见。我即根据水库可以长期使用的理论，主张降低三门峡水库水位，以恢复渲关河段原黄河河床，即可解除对关中平原的威胁，同时，打开大坝底孔排沙，使水库泥沙进出平衡，将改造后的三门峡水库变成一个中型水电站。接着，总理说：“底孔排沙，过去有人曾经提出过，他是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学生，叫什么名字呀？”有人回答，“叫温善章”。总理又接着说：“要登报声明，他对了，我们错了，给他恢复名誉！”
在讨论治黄方针问题时，总理要我发表意见。我说，黄河是一条宝河，把黄河当做害河来治是不对的。黄河的问题从本质来说是一个农业问题，但须先做试验以说服那些不同意见。总理当即给予我鼓励，于是我就提出了一个先用200亩地在黄河搞“放淤稻改”试验的方案。总理说：“袁世凯能在天津小站的盐碱滩上成功地种出小站米，黄河两岸条件无论哪一方面比小站都好，为什么就不能大面积种植水稻？！”由于总理鼓励从发展农业方面寻找治理黄河的方向，大家又补充了许多具体事例。许多人证明历史上凡黄河泛滥的地区，都是主要产粮区。清华大学的一位教授，在研究黄河决口历史时发现，史书上记载所谓“暴民决堤”，实际上都是当时的清官领导群众“决堤放淤”。大家的发言与我的调查是一致的。在这次治黄会议之前，总理曾多次催促我查勘黄河。我沿黄河找群众了解，许多农民都说黄河泛滥以后可获得丰收。这不仅是他们的亲身体验，也包含着许多科学道理。因为黄河的泥沙很肥，对农作物生长有利。只要是有计划地、科学地利用黄河泥沙，改造大面积土地，改变地形地貌，增加土地肥效，是完全可以达到既发展农业又治理黄河双重目的的。
通过农业措施制订治黄方案，需要提出分期、分阶段的农业发展规划，以便最终全部利用黄河的水沙资源。我当时提的口号，是把黄河的水喝光，把沙吃光。在周总理的支持下，我开始了在黄河两岸搞“放淤稻改”和水旱两季种植实验。总结一年多的经验，使我对上述治黄方案的信心更坚定了。
由于周总理的鼓励与启发，使我在短期内制订出了这个从农业着手的治黄方案，也是由于周总理的支持，要我从长江派人治黄，我才能到黄河岸边进行实践。我从“放淤稻改”做起，逐步扩大调查研究与实验范围。例如沉沙池结合养鱼，蓄水养鱼结合南水北调，供水京津地区，设计输沙渠道，将黄河河槽内大量泥沙向外输送，建设能撤迁的活动问，以适应河岸放淤地形变化的需要，以及推广水稻播种与稻茬小麦水旱轮作的增产措施等等。我深信随着种种发展农业措施的展开，势必最后将黄河洪水期间的多余水量全部喝光。但遗憾的是，“文革”的动乱打乱了这一套治黄计划，更打乱了周总理亲自视察黄河检查“放淤稻改”工程成果的部署。“文化大革命”的复杂情况，使周总理再也无暇顾及治黄的问题了。
（六）
1970年12月30日，三峡工程的组成部分长江葛洲坝工程终于开工了。开工前周总理向毛主席写了书面报告，毛主席批示：“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预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1972年11月上旬，约在葛洲坝工程开工两周年的时候，周总理带病主持了葛洲坝工程会议。他宣布大坝主体工程暂停施工，并说现在是执行毛主席批示到了修改设计的时候了。为了解决工程的种种矛盾问题，总理决定改组工程领导机构，成立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指定由我负责主持工作。工程设计改由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负责。总理还亲自参加由我主持的第一次技术委员会，并过问了工作计划起草问题。总理还嘱咐我，要我集中精力把葛洲坝工程搞好，说他对葛洲坝工程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要我们也抱这样的谨慎态度。总理说他最担心葛洲坝工程航道泥沙问题能不能解决，我报告总理完全可以。总理虽然认为我说的在理，但还是说：“那我还要保留。”我理解周总理这话的意思，要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我意识到周总理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因为葛洲坝的航道问题主要包含两个问题：一是泥沙问题，一是水流流态问题。而水流流态问题比之泥沙淤积问题要复杂得多。在引航道口门以上的天然河道中，一定长度的河段里，没有任何控制工程，又必须达到轮船进入引航道口门要求的水流流态标准，确实是葛洲坝工程一个特殊的重大技术难题。由于周总理的重视与启发，经过长办广大科技干部的努力，周总理所不放心的问题，在工程建设中都全部解决了。
周总理对全国解放后二十多年水利工程的经验教训非常重视。他认为在确定水利工程方案的时候，尤其关系全国经济建设的重大项目，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必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所以在改组葛洲坝工程领导班子的时候，总理决定成立一个具有责任制特点的工程技术委员会，直接对国务院负责。事实再次证明，要是没有这样一个技术委员会，很难想象葛洲坝工程会取得如此成功。当然，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的经验还有待进行系统总结，去丰富基本建设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
今天，周总理最关心的葛洲坝工程，由于党中央的重视和决策的正确，已经基本建成了，当年总理决心把葛洲坝工程作为三峡工程实战准备的目的也已达到了。我们完全有理由告慰周总理的在天之灵。
段子俊：新中国航空工业的主要奠基人
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创建37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有不少为之呕心沥血，贡献卓著，但已离世的人物，值得我们深切怀念。其中最令人景仰不已的就是我们的周总理。在周总理90诞辰之际，仅就个人亲身经历的有关他关心和领导创建新中国航空工业的事迹作一概略回顾。
一、精心筹划和指导创建航空工业
建设强大的航空工业是中国人民渴望已久的心愿。新中国成立不久，党中央和毛主席便把建设航空工业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并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筹划，直接领导创建工作。
1950年12月的下旬，我由东北邮电总局调到重工业部，参与航空工业的筹建工作。到北京后，先在周总理办公室开过两次会议。参加的有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等同志。会议由总理亲自主持，讨论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道路问题，发言非常热烈，最后由周总理作结论。他指出：“中国的航空工业建设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是先有空军，而且正在朝鲜打仗，大批作战飞机需要修理。我国是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6亿人口的国家，靠买人家的飞机，搞搞修理是不行的。因此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应当是适应战争的需要先搞修理，再由修理发展到制造。”旧中国给航空工业除了留下一点工程技术力量外，其他大多不值得一提。所以新中国要建立航空工业缺乏基础，在当时形势下，只能依靠苏联的帮助。对此，周总理事先已和苏联政府作过交涉，故在这两次会议上，除讨论航空工业的发展方针外，还决定由何长工、沈鸿和我三人组成代表团赴苏联谈判帮助中国建立成套的航空工厂。当时国家还很穷，而且朝鲜正在打仗，财力有限，所以总理一再强调：开始规模要搞得小一些，主要先解决飞机修理的需要，保证朝鲜打仗，原则是先修理后制造，由小到大。在设计建设修理厂的同时，应考虑今后转为制造工厂的安排。在我们接受出国谈判的任务之后，总理还一再谆谆告诫我们：“要谦虚谨慎，要向苏联同志说明我国没有航空工业基础，要从头建设的道理。”总理还叮咛我们：“谈判中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报或电话向国内请示，谨慎从事。”据事后的分析，可能由于当时已内定我为航空工业局长，所以第二次会议结束之后，总理专门交代我说：“有关飞机修理等具体问题，你再和刘亚楼同志详细谈谈。”遵照总理指示，出国之前，我走访了刘司令员，他向我说明去苏联谈判的性质、任务和建设航空工业的主要问题。这次我们谈话时间很长，内容很多，使我懂得了不少东西，也可以说是在我正式进入航空工业大门之前，总理给我安排的第一堂课。刘亚楼同志在空军创建过程中，已经和苏联人多次打过交道，对飞机修理工作也很熟悉，他的经验对我来说是最需要不过了。想到这里，就越加感到总理遇事考虑之严密，安排之周洋。
1951年元旦，以何长工为团长，沈鸿、段子俊为团员的三人谈判代表团，由北京飞抵莫斯科。苏联对这次谈判很重视，工作进展顺利。开始时，苏方对我方提出的由修理到制造的方针不大理解经我们说明，苏方也就同意了我们的意见。有关谈判的进展情况，我们向总理发过几次电报。总理对我们争取到修理列车（即流动工厂）和基建设计在北京进行等问题表示满意，只是感到建设规模偏大。我们随即根据总理指示，及时修改了计划规模。这里有件事需要提及。在这次谈判中，我们未经请示国内就向苏方订购了一批设备，总理得知此事，立即电告代表团：“关于订购飞机所需设备，未经批准即与对方作最后肯定，显较急躁。既然已定，除望争取的订单内确为我们急需者外，只好先订草案，回国后，经审核批准再正式签字，如何，盼告。”从这封电报中，不难看出总理为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他不仅考虑到购买这批设备当时国家的支付能力，更担心我们买回并不急需的设备会造成浪费；对我们未经批准即作最后肯定的做法，概括为“显较急躁”，既表示了他对此事的态度，又使我们感到这四个字的含义，心悦诚服地接受这一批评。就在这些字里行间，显示了总理的高度领导艺术。1951年3月，签定了苏联援助我国建设航空工业的协议。
飞机修理只是满足当时朝鲜战场的需要，而由修理走向制造才是我们建设航空工业的根本目的。为了落实总理确定的这一方针，从1951年8月开始，我们便与苏联顾问一起酝酿了一个方案，即在8至5年内试制成功活塞式教练机雅克一18和喷气式歼击机米格一15比斯（后改为米格一17埃夫）。这个方案上报中央和中央军委之后，同年12月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如何落实。经过会议讨论，最后总理进行总结说，就按照你们提的计划办。这个计划完成之后，就可以生产3600架飞机了。在这个数量中，歼击机、教练机、运输机各种飞机所占比例，要请空军审议一下，看是否符合军委有关规定的比例关系。关于明年的订货问题和3至5年内由修理过渡到制造的计划，先发个电报给苏联，请他们给以考虑。至于实现这个过渡之后，修理任务归航空工业局还是归空军，今天暂不确定。总理又说，同意再向苏联聘请25名专家，完成这个计划需要的人员资金等，由富春同志办理。看来需要的资金折合成小米50亿斤就可以够了。准备拿出60亿斤，办一所航空大学是应当的，需要的。会后不久，富春同志在一次与苏联专家的谈话中传达说，3至5年实现由修理过渡到制造的方案毛主席已经同意了。
1951年冬，正是朝鲜战争紧张阶段，飞机修理任务十分繁重。航空工业局的领导，一面狠抓修理任务，千方百计满足空军需要；一面在陈云、富春同志领导下，积极筹划向制造过渡。在此期间，与苏联顾问一道研究选定了6大制造厂厂址，加强了局机关建设，提出了质量第一方针，按专家提出的1：10比例抓紧修理用的备件订货等等。但在工作进程中也遇到一些重大问题。如在6大制造厂的选定上，是修造结合，还是从一开始就另建新厂；在抓教练机战斗机的同时是否着手兴建轰炸机厂；如何更有效地调集人员、设备以及提高航空工业职工的工资待遇等问题。为此，1952年7月31日周总理在他的办公室再次召开会议，研究解决这些问题。总理说，关于发展航空工业的方针、原则和建设规划，去年年底已经定了下来，要继续按照已定的方案抓下去。同时还要着手轻轰炸机厂的基本建设，争取1957年底正式投入生产。关于向苏联索取资料和明年向苏订货、增聘专家以及现有100名苏联专家的延聘等问题，就按你们提出的意见办。在工作上要抓紧、抓细、抓好。在备件订货上，既然发现按1：10比例订来的备件有许多并不适用，今后就不要笼统地按1：10比例订货了。关于人员问题，请富春同志从兵工局抽调1500名技工，从汽车装配厂抽调1000名技工给航空工业。今后决定每年分配给航空工业大学毕业生2000名。另外，再调300名老干部参加航空工业建设，看来这是很必要的。最好10月底以前调齐。关于翻译问题，可由长工同志与空司商量解决。解决不了时再写报告来。急需的286台精密机床，应尽快提出具体品种规格，然后从全国考虑解决。米格一9发动机寿命不长，最多维修到1955年。随后总理批评抽调试飞人员太慢，限令空军在8月15日前把试飞人员送到工厂。关于航空工业职工可以提高工资15％（勤杂人员提高5％）的问题，也是这次会上批准的。会后，航空工业急需的领导干部、技术干部、技术工人和翻译从全国各地进一步聚集，急需的各种设备和器材从国内外陆续运到，苏联的图纸技术资料也分批运来，按照3至5年规划进行的6大厂改建扩建工程也很快铺开，航空工业由修理走向制造的筹划与准备工作基本完成，进入过渡阶段。
建国初期，我参加周总理主持研究航空工业重大问题的这四次会议，他的一系列主要决策和所采取的有力措施，为新中国航空工业确定了方向，奠定了基础。几十年来，航空工业在周总理确定的方针指引下，由小到大，由低到高，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上屈指可数的规模较大的国家之一。作为新中国航空工业的主要奠基人，周总理是当之无愧的。
二、关心航空工业的人才聚集和成长
周总理对创建航空工业是深思熟虑费尽心血的。首先是亲自主持确定了航空工业的建设方针和由苏联援助的发展步骤。接着便为航空工业的人才聚集和队伍组成而多方操劳。就在1951年赴苏谈判代表团出发后的第二天，无月3日，总理即打电报给当时东北局领导人，决定由大连军工企业建新公司，组建成航空工业局。总理在电报中还特别说明：明知东北干部困难，但航空工业局如向各地调人，七拼八凑，确难完成任务，故只有调建新公司全部机构，较为适宜。不久，建新公司的大批干部，即由陈一民、陈平、方致远同志带队先后到任。当年4月29日，周总理签发中央人民政府文件，批准成立航空工业局。5月15日从建新公司、空军和重工业部来的干部会合起来，在沈阳正式宣布成立了航空工业管理局。
在周总理的决策和支持之下，支援航空工业的大批干部，从全国各地陆续到达。从1951年到1954年，先后从华北、华东和西北各地区，调入70多名地、师级干部和近200名县、团级干部，充实了航空工业的各级领导，从组织上保证了航空工业各个时期任务的完成。在工人队伍的组成上，根据周总理的指示，除由富春同志从兵工局抽调1500名技工，从汽车装配厂抽调1000名技工给航空工业外，1952年3月政务院还专门行文决定，从铁道部、交通部、重工业部电讯局以及东北、华北、华东、西南等大行政区及天津市抽调315名技术人员和1185名技术工人支援航空工业。而且要求技术工人中劳动模范要占2％。这批输送来的技术工人，很多都是能工巧匠。他们文化程度虽然一般不高，但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在由修理走向制造阶段发挥了很大作用。
对技术密集的航空工业来说，最关键的是技术人才。除熟练技术工人外，当时最困难的是调集技术于部。对此周总理深谋远虑，早就有所准备。1949年5月上海刚一解放，周总理即指示华东的负责同志注意招集旧中国留下的航空技术人才。根据总理指示精神，上海军管会航空部通过登报招贤、人员接管和我地下党的推荐等多种途径，广泛延揽原国民党空军留下的高、中级技术人员和解放前夕留学回国的航空技术人员。另外还有一些刚从大学航空系毕业的知识分子。先后共集中60多人，在华东航空处领导下，成立了华东航空工程研究室。对于这批技术骨干，周总理曾有过专门指示：“将这批航空人才先组织起来，至于怎样使用他们，另有计划”。1951年航空工业局成立后，这批人员大部分被安排到局机关和6大厂工作。其中有不少人为航空工业做出了很大贡献。
这里还应提到的是1949年8月，周总理亲自部署了争取原中央和中国两个航空公司在港人员起义的工作，指示我地下党员要发动“两航”员工全部起义，停止单机起义的策反工作，争取人是最主要的。在周总理这一正确决策之下，“两航”在香港的三千名爱国员工，毅然脱离国民党政权，归回祖国怀抱。他们中有300多人投入航空工业，为加速航空工业建设特别是航空仪表专业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三、扭转“大跃进”后的被动局面
在“左”的错误影响下，“大跃进”使航空工业也遭受严重挫折。由于指标过高，要求过急，搞快速试制，快速施工，导致航空产品质量严重下降，大批飞机不能出厂交付部队使用，基本建设质量也存在严重问题。为消除“大跃进”的消极影响，遵照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2年7月国防工委在北戴河召开了工作会议和1962年6月三机部在沈阳召开了备战整军会议。这两次会议周总理都亲自参加并作了重要讲话。在北戴河会议上，总理指出：当前计划调整方针是“坚决退够、留有余地、重点调整、打歼灭战”四句话，只有退够才能前进。总理还强调指出：尖端要有；也要加紧搞常规武器。并说，过去由于高指标产生过矛盾，现在就不能再订高指标。在沈阳召开的备战整军会上，总理重点作了五点指示：（1）国防工业过去10年是有成绩的，成绩是主要的，要总结经验教训；（2）国防工业的基础打下了，但还是弱的，生产还不能完全配套，要逐步使布局合理，把基础巩固起来，发展起来；（3）自力更生要逐步实现；（4）科学研究和尖端技术要循序而进，要在一定的基础上逐步往上爬；（5）军工首先要着重生产；生产是基础，要在生产发展基础上增加基本建设，要逐步地把生产基础扩大，不能把生产停下来搞基本建设。常规和尖端也是一样，常规是尖端的基础，逐步突破尖端，也是循序而进。总理在这两次会议上的讲话，就是指导我们正确贯彻中央八字方针，是总理针对国防工业、航空工业存在问题所作的重大决策。总理这些指示，经过罗瑞卿、孙志远同志的组织落实，终于使航空工业较好地完成了产品优质过关任务，开始向部队提供新的装备；生产了大量零备件，满足了部队急需，解决了大批飞机的停飞问题；特别是初步理顺了科研与生产、尖端与常规、主机与辅机、生产与基建等关系，使航空工业在调整的基础上得以继续前进。在沈阳召开的备战整军会上，我刚一见到周总理，他就亲切地喊我“段子俊同志！”当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自从1952年7月31日参加总理召开的会议之后，已经时隔10年之久，总理竟然对一个干部记得如此清楚，真是令人惊奇。总理紧紧地和我握手。这次会议之后，总理继续北上视察了哈尔滨飞机工厂。视察中，他告诉大家，从全国形势看，“困难已经到顶了，上升的局面正在开始。”确如总理的断言，航空工业在中央八字方针指引下，通过认真贯彻两次会议的精神，胜利地克服了由于“大跃进”、“反右倾”、三年自然灾害以及苏联方面中断援助所带来的种种困难，赢得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的又一个黄金时期。
四、面向世界，积极引进先进技术
对于发展我国的航空工业，周恩来总理一贯主张坚持自力更生，同时他的目光也始终注视着世界，强调学习、引进先进技术。如前所述，在我国航空工业初创时期，由于周总理的关怀和亲自筹划，争取到苏联在技术、管理等多方面的援助，对于我国航空工业由修理迅速过渡到制造，起了重要作用。1960年7月，苏联撕毁协议，单方面决定撤退专家，应提供的设计图纸、工艺资料、关键的原材料全部中断，使我猝不及防。加之三年自然灾害和“大跃进”的影响，使我国航空工业一度陷入困境。当时在西方国家仍对我实行技术经济严密封锁的形势之下，如果不审时度势，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我国航空工业在一段时间内就很可能出现“后继无机”的局面。
1961年初，赫鲁晓夫突然致函毛泽东主席，表示苏联愿意向我国转让米格一21飞机的制造权，希望我派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谈判。当时中苏关系已经恶化，但考虑到发展我国航空工业的需要，党中央、周总理仍不放过这个时机，立即指示空军和航空工业局研究，提出处理意见。接着，周总理在中南海听取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空军工程部副部长丁仲和航空工业局副局长徐昌裕的汇报。听完汇报，总理当即确定由刘亚楼率代表团赴苏谈判，并指出：如果他们想利用制造权来卡一下，我们就不干；如果他们想压我们在原则上让步的话，就宁可不要。
这次谈判自始至终得到总理的关注。在一轮谈判之后，代表团估计下次苏方可能提出派遣顾问的问题，并就此事向国内汇报，总理立即回电明确指示：派技术专家可以，对专家如何使用，我们完全可以主动。派顾问则不能答应。如果他们坚持要派顾问，我们就宁可不要米格一21飞机。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总理在引进先进技术上所采取的果断的灵活措施和高度原则性，从这封电报中看得十分清楚。
经过谈判，签订了苏方向我转让米格一21飞机制造权的协议。1966年我国顺利试制成功了米格一21飞机，国内命名为歼7飞机。此后，又根据周总理提出的学习、引进、创新的方针，在原型机的基础上，成功地改进设计了歼7Ⅰ型、Ⅱ型、M型，发展成为歼7飞机系列。从1965年开始，我国成功地自行设计制造第一种高空高速歼8飞机。现在歼8飞机已发展为全天候的歼8Ⅱ飞机。看到这些成就，不能不使人联想到当年周总理当机立断，决定购买米格一21飞机制造权的正确决策。
6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恶化以后，周总理更加瞩目于世界，寻求一切有利时机，打破西方世界对我国的封锁与禁运。
1965年4月，总理得知英国有家纳贝尔公司倒闭，全部设备拍卖，便立即通知三机部研究有无引进价值。我们很快写了报告，建议全部购买回来。总理批示，不能全部买来，要有选择地购买。根据这一指示，我们便选派得力的领导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前往英国购买这批设备。后来在孙志远部长参加的一次会议上，总理询问此事，方知人员已经出国，便对孙说，本来我想在采购这批设备的人员出国之前，亲自和他们谈谈，不要饥不择食，要仔细认真地进行选择，防止吃亏上当。现在他们既然已经走了，赶快发电报把这一精神告诉他们。孙志远同志回来把这件事情交代给当时三机部办公厅副主任赵光琛去办。赵光琛同志把电稿拟好后当晚亲自送到中南海。总理见面第一句话就严肃地对赵光琛说，我已在这里等了你们一个下午了，为什么现在才来。总理看电报草稿没有把精神讲准、讲透，要求赵就在他的办公室改写。这时，秘书送来方毅同志为同一问题草拟的一个草稿，这可能是总理等不来三机部的电稿，布置方毅同时草拟的。总理审阅后认为可以，便立即发出去了。出国人员根据总理指示，精心选购了一批精密度很高的齿轮加工设备，只用了40万英镑。这是航空工业在中苏关系恶化后与西方交往的第一次尝试。这些设备，在60年代后期，我国研制新型航空发动机中，对高精度的齿轮加工起到很大作用，有的至今还在发挥作用。
特别令人难忘的是，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顶住江青等人的干扰，毅然决定从英国引进斯贝航空发动机。对于飞机来说，发动机被誉为飞机的心脏。当时我国航空发动机研制落后于飞机，而且成批生产中也经常发生质量问题。周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曾多次指示要解决这个“心脏病”问题。英国罗·罗航空公司制造的斯贝航空发动机在70年代初期，是世界上一种较为先进的发动机。1971年7月，周总理批准航空工业部从英国进口16台民用型斯贝发动机；同年12月26日在航空产品质量问题座谈会上，周总理再次指示要进口斯贝发动机。他说：飞机没有“心脏”怎么行呢？不能认为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都不好。它也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能搞，要批判地学习外国的东西。根据周总理指示，航空工业部随即协同外贸部，展开了引进斯贝发动机的有关工作。
1972年5月，罗·罗公司技术董事胡克访华，和我进行技术座谈，并参观了沈阳航空发动机厂。受周总理委托，叶剑英副主席亲自过问这项外事活动。8月8日周总理对有关请示报告又作了这样批示：“要极其认真地进行谈判和将来的考察。凡遇有问题，必须事前请示，再予答复。在英要通过使馆请示国内，千万不能大意。”为引进斯贝发动机周总理就是这样精密周详，深思熟虑，很多我们主管部门没有想到的问题，他不仅都想到了，而且一再提醒我们。事后我们才知道，在1972年5月间，周总理已身患癌症，他不顾病魔缠身，不分昼夜操劳国家大事，仍然关心着航空工业的发展。每每忆及此事，使人心潮难平。然而，1974年所谓“批林批孔”中，江青一伙却先后制造了“蜗牛事件”、“风庆轮事件”，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叶剑英、李先念等领导同志坚决排除干扰，支持关于引进斯贝发动机的考察与谈判，并于1975年12月13日，中英双方在京正式签订了我国引进英国军用型斯贝航空发动机的专利合同。1979年，我国航空工业仿制成功了合格的斯贝发动机，并于次年5月顺利通过了英国模拟高空试车台试车考验。这是在周总理关怀下，引进西方航空军事技术的一次突破。通过考察和仿制斯贝军用型发动机，提高了我国航空发动机的设计、工艺水平。同时围绕仿制斯贝军用型发动机，国内冶金、机械、化工等部门调集了技术力量，组织技术攻关，既保证了斯贝仿制的需要，又带动了其自身技术水平的提高。
五、坚持科研与生产结合的方针
我国航空工业按照周总理确定的发展方针，在50年代初期，胜利完成了由修理过渡到制造后，就着手建立科学研究机构，为自行设计创造条件。到1960年前后，已经初步形成了一支科研力量，并已开始自行设计的尝试。航空科研力量是在航空工业发展中生长起来的，生产与科研有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可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1960年底，航空科研机构从航空工业中划出，单独建立航空研究院，归军队领导。
1962年以后，科研与生产分离的弊病逐渐暴露出来。工业部门由于没科研设计力量，产品性能难以提高，生产实践中形成的新工艺也无法及时推广。科研机构也由于缺乏试制力量，方案论证和设计都不能及时得到验证以致影响航空科研事业的迅速发展。这种情况，孙志远部长及时向中央报告，建议由工业部门收回已经划出去的科研机构，对科研生产实行集中统一领导。1963年夏天，周总理召开会议，研究科研与生产结合的问题。会上，有人坚持科研必须形成拳头，意即独立建院，归军队领导。周总理当即表示不同意见。总理说，对此不能强调过了头，生产实践是人类的基本活动。会后，罗瑞卿同志继续进行调查研究，于1964年11月向中央提出实行国防工业部与研究院合并的报告，立即得到了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批准。1965年1月三机部与航空研究院合并，由工业部门统一领导科研生产。1967年，航空研究院由国防科委军管，再次离开工业部门。
1971年12月25日在航空产品质量座谈会上，周总理再次指示：要把研究所给工厂。脱离生产不行，先搞一个试验，把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一分为二，一半给株洲航空发动机厂，一半给沈阳发动机厂。总理说，我就不相信放到工厂搞不出东西来。如果这个办法失败了，咱们再改。我要试一下，要有现场实践嘛！这次要搞就搞好。据此，12月30日，航空研究院提出上述三厂、所实行厂、所结合的请示，第二天，周总理就批示按此方案试行。
经过一年试验，经周总理批准，1972年12月由叶剑英副主席主持召开航空汇报会，专门解决航空工业生产与科研的体制问题。最后由叶剑英副主席进行总结。提出了实行部院结合、厂所挂钩的基本原则。会后，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将航空研究院划归航空工业部建制，实行科研、生产相结合的方针。
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深切体会到周恩来总理坚持航空科研与生产密切结合是始终不渝的。根据四化建设实践，党中央一再明确要求科学研究要面向经济建设。1987年2月，国务院又正式发布6号、8号文件，推进科学研究机构进入大、中型企业和企业集团联合，建立研究生产联合体。这就更使我们认识到，周总理曾经坚持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方针的无比正确和他在指导国家建设上的远见卓识。
六、对国产轰炸机、直升机的关注
为了加强空军实力，满足国内航线需要，促使我国生产的机种更加齐全，周总理对国产轰炸机和直升机一直给予了特殊的关注。早在1952年夏讨论航空工业3至5年发展规划时，总理就提出要考虑建设轰炸机制造厂的问题。当时由于苏联没有同意，故未能列入“一五”建设项目。直到1956年编制“二五”计划时，轰炸机厂及其发动机厂才被列入规划。1957年聂荣臻副总理率代表团赴苏考察时，曾就1959年引进图-16轰炸机与苏方达成协议。1968年秋，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叫嚣“反攻大陆”，使用带有“响尾蛇”导弹的飞机窜犯大陆沿海上空。9月16日，赫鲁晓夫在雅尔塔接见我驻苏大使刘晓时说，如中国认为需要而提出要求的话，苏联可派一批带有火箭的图一16轰炸机到中国并配以苏联驾驶人员。刘晓同志将此事电告我外交部并报中央。几天后，总理便接见了航空工业局局长王西萍。总理把刘晓同志的电报给王西萍同志看，然后问王：“航空工业搞了这么多年，现在能不能制造轰炸机”？王答：“可以制造，但还需要一些条件。”总理问：“都是哪些条件？”王西萍就当时我国内还不能生产的大型锻件、部分高温合金、某些专用设备以及图纸技术资料等等作了回答。总理说，那好，就要求苏联帮助解决这些条件，由我们自己制造。10月12日总理电复赫鲁晓夫，提出：我们决定提前制造图-16轰炸机。当前最迫切问题是要从苏联方面提前得到有关生产图-16的技术资料和样品，以及苏联技术专家的援助。赫鲁晓夫回电表示同意。总理便派一机部副部长张连奎及王西萍等出国谈判。1959年1月苏联两架图-16样机、有关的图纸技术资料以及两架散装件陆续运到。我们工厂从6月28日开始组装，仅用67天时间，便完成了一架图-16的总装任务，9月27日正式试飞成功。全机试制，由于“文革”的干扰破坏，直至1968年12月方告成功。图一16试制成功，对增强我空军实力有着重大作用。
由于直升机具有起落方便等特殊性能，所以周总理对我国直升机的生产也一直十分关注。据直升机驾驶员王焕介同志回忆，周总理曾多次乘坐由他驾驶的国产直升机去外地工作。在“大跃进”中，国产直五机也一度发生严重质量问题。国防工业三级干部会议决定进行优质过关。就在这一关键时刻，周总理曾三次来到哈尔滨飞机厂。
第一次是1962年6月，当时直五正在优质过关。总理语重心长地对工厂同志说：我们国家还很穷，还缺乏经验，加上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和有人找上门来逼债，我们的日子过得很艰难，同志们辛苦了。又勉励大家说：你们有这么大的厂房，这么多设备，人也不少，要为国家多做贡献啊。要争口气，要靠自己的力量，要扬眉吐气。
第二次是1963年6月，总理陪同外宾来厂参观。在飞机总装车间总理询问直五是不是已经优质过关。工厂领导回答，“今年一定过关”。总理当即爽朗地说：“好！我等着听你们的好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