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压迫，影响中间阶级反水：红区白区对抗，成为两个敌国。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和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处理失当这两个原因，两区几乎完全断绝贸易，食盐、布匹、药材等项日常必需品的缺乏和昂贵，木材、茶油等农产品不能输出，农民断绝进款，影响及于一般人民。贫农阶级比较尚能忍受此苦痛，中等阶级到忍不住时，就投降豪绅阶级。中国豪绅军阀的分裂和战争若不是继续进行的，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地区的红色割据，在经济上将受到极大的压迫，割据的长期存在将成问题。因为这种经济压迫，不但中等阶级忍不住，工人、贫农和红军亦恐将有耐不住之时。永新、宁冈两县没有盐吃，布匹、药材完全断绝，其他更不必说。现在盐已有卖，但极贵。布匹、药材仍然没有。宁冈及永新西部、遂川北部（以上均目前割据地）出产最多的木材和茶油，仍然运不出去〔４２〕。
土地分配的标准：以乡为分配土地的单位。山多田少地方，如永新之小江区，以三四乡为一个单位去分配的也有，但极少。所有乡村中男女老幼，一律平分。现依中央办法，改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的比不能劳动的多分一倍〔４３〕。 向自耕农让步问题：尚未详细讨论。自耕农中之富农，自己提出要求，欲以生产力为标准，即人工和资本（农具等）多的多分田。富农觉得平均分和按劳动力分两种方法都于他们不利。他们的意思，在人工方面，他们愿意多努力，加上资本的力量，他们可以多得收获。若照普通人一样分了，蔑视了（闲置了）他们的特别努力和多余的资本，他们是不愿意的。此间仍照中央办法执行。但此问题，仍当讨论，候得结论再作报告。
土地税：宁冈收的是百分之二十，比中央办法多收半成，已在征收中，不好变更，明年再减。此外，遂川、酃县、永新各一部在割据区域内，都是山地，农民太苦，不好收税。政府和赤卫队用费，靠向白色区域打土豪。至于红军给养，米暂可从宁冈土地税取得，钱亦完全靠打土豪。十月在遂川游击，筹得万余元，可用一时，用完再讲。
政权问题
县、区、乡各级民众政权是普遍地组织了，但是名不副实。许多地方无所谓工农兵代表会。乡、区两级乃至县一级，政府的执行委员会，都是用一种群众会选举的。一哄而集的群众会，不能讨论问题，不能使群众得到政治训练，又最便于知识分子或投机分子的操纵。一些地方有了代表会，亦仅认为是对执行委员会的临时选举机关；选举完毕，大权揽于委员会，代表会再不谈起。名副其实的工农兵代表会组织，不是没有，只是少极了。所以如此，就是因为缺乏对于代表会这个新的政治制度的宣传和教育。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净，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一定要在革命斗争中显出了它的效力，使群众了解它是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方能普遍地真实地应用于群众组织。我们正在制订详细的各级代表会组织法（依据中央的大纲），把以前的错误逐渐纠正。红军中的各级士兵代表会议，现亦正在使之经常建立起来，纠正从前只有士兵委员会而无士兵代表会的错误。
现在民众普遍知道的“工农兵政府”，是指委员会，因为他们尚不认识代表会的权力，以为委员会才是真正的权力机关。没有代表大会作依靠的执行委员会，其处理事情，往往脱离群众的意见，对没收及分配土地的犹豫妥协，对经费的滥用和贪污，对白色势力的畏避或斗争不坚决，到处发现。委员会也很少开全体会，遇事由常委处决。区乡两级政府则常委会也少开，遇事由主席、秘书、财务或赤卫队长（暴动队长）各自处理决定，这四个人是经常驻会的。所以，民主集中主义，在政府工作中也用得不习惯。
初期的政府委员会中，特别是乡政府一级，小地主富农争着要干。他们挂起红带子，装得很热心，用骗术钻入了政府委员会，把持一切，使贫农委员只作配角。只有在斗争中揭破了他们的假面，贫农阶级起来之后，方能去掉他们。这种现象虽不普遍，但在很多地方都发现了。
党在群众中有极大的威权，政府的威权却差得多。这是由于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权机关搁置一边。这种情形是很多的。政权机关里的党团组织有些地方没有，有些地方有了也用得不完满。以后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
党的组织问题
与机会主义斗争的经过：马日事变前后，边界各县的党，可以说是被机会主义操纵的。当反革命到来时，很少坚决的斗争。去年十月，红军（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到达边界各县时，只剩下若干避难藏匿的党员，党的组织全部被敌人破坏了。十一月到今年四月，为重新建党时期，五月以后为大发展时期。一年以来，党内机会主义现象仍然到处发现：一部分党员无斗争决心，敌来躲入深山，叫做“打埋伏”；一部分党员富有积极性，却又流于盲目的暴动。这些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这种情形，经过长期的斗争锻炼和党内教育，逐渐减少了。同时，在红军中，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也是存在的。敌人来了，主张拚一下，否则就要逃跑。这两种思想，往往在讨论作战时由一个人说出来。经过了长时间党内的斗争和客观事实的教训，例如拚一下遭了损伤，逃跑遭了失败，才逐渐地改变过来。
地方主义：边界的经济，是农业经济，有些地方还停留在杵臼时代（山地大都用杵臼舂米，平地方有许多石碓）。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说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的话，他们不大懂，不分县界、区界、乡界的话，他们也是不大懂得的。各县之间地方主义很重，一县内的各区乃至各乡之间也有很深的地方主义。这种地方主义的改变，说道理，至多发生几分效力，多半要靠白色势力的非地方主义的压迫。例如反革命的两省“会剿”，使人民在斗争中有了共同的利害，才可以逐渐地打破他们的地方主义。经过了许多这样的教训，地方主义是减少了。
土客籍问题：边界各县还有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界限。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这种客籍人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直至鄂南，大概有几百万人。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前年和去年的国民革命，客籍表示欢迎，以为出头有日。不料革命失败，客籍被土籍压迫如故。我们的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的问题为最严重。前年至去年，宁冈的土籍革命派和客籍结合，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推翻了土籍豪绅的政权，掌握了全县。去年六月，江西朱培德政府反革命，九月，豪绅带领朱培德军队“进剿”宁冈，重新挑起土客籍人民之间斗争。这种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讲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这种界限依然存在。例如边界八月失败，土籍豪绅带领反动军队回宁冈，宣传客籍将要杀土籍，土籍农民大部分反水，挂起白带子，带领白军烧屋搜山。十月、十一月红军打败白军，土籍农民跟着反动派逃走，客籍农民又去没收土籍农民的财物。这种情况，反映到党内来，时常发生无谓的斗争。我们的办法是一面宣传“不杀反水农民”，“反水农民回来一样得田地”，使他们脱离豪绅的影响，安心回家；一面由县政府责令客籍农民将没收的财物退还原主，并出布告保护土籍农民。在党内，加紧教育，务使两部分党员团结一致。
投机分子的反水：革命高涨时（六月），许多投机分子乘公开征收党员的机会混入党内，边界党员数量一时增到一万以上。支部和区委的负责人多属新党员，不能有好的党内教育。白色恐怖一到，投机分子反水，带领反动派捉拿同志，白区党的组织大半塌台。九月以后，厉行洗党，对于党员成分加以严格的限制。永新、宁冈两县的党组织全部解散，重新登记。党员数量大为减少，战斗力反而增加。过去党的组织全部公开，九月以后，建设秘密的组织，准备在反动派来了也能活动。同时多方伸入白区，在敌人营垒中去活动。但在附近各城市中还没有党的基础。其原因一因城市中敌人势力较大，二因我军在占领这些城市时太损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致使党员在那里难于立足。现在纠正错误，力求在城市中建设我们的组织，但成效尚不多见。
党的领导机关：支部干事会改称委员会。支部上为区委，区委上为县委。区委县委之间因特别情况有组织特别区委的，如永新的北乡特区及东南特区。边区共有宁冈、永新、莲花、遂川、酃县五个县委。茶陵原有县委，因工作做不进去，去冬今春建设的许多组织大部被白色势力打塌了，半年以来只能在靠近宁冈永新一带的山地工作，因此将县委改为特别区委。攸县、安仁均须越过茶陵，派人去过，无功而返。万安县委一月间曾和我们在遂川开过一次联席会议，大半年被白色势力隔断，九月红军游击到万安，才又接一次头。有八十个革命农民跟随到井冈山，组织万安赤卫队。安福没有党的组织。吉安邻接永新，吉安县委仅和我们接过两次头，一点帮助不给，奇怪得很。桂东的沙田一带，三月八月两度分配土地，建设了党的组织，属于以龙溪十二洞为中心的湘南特委管辖。各县县委之上为湘赣边界特委。五月二十日，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开会，选举第一届特委会委员二十三人，毛泽东为书记。七月湖南省委派杨开明来，杨代理书记。九月杨病，谭震林代理书记。八月红军大队往湘南，白色势力高压边界，我们曾在永新开过一次紧急会议。十月红军返至宁冈，乃在茅坪召集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十月四日起开会三天，通过了《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等决议，选举了谭震林、朱德、陈毅、龙超清、朱昌偕、刘天干、盘圆珠、谭思聪、谭兵、李却非、朱亦岳、袁文才、王佐农、陈正人、毛泽东、宛希先、王佐、杨开明、何挺颖等十九人为第二届特委会的委员。五人为常委，谭震林（工人）为书记，陈正人（知识分子）为副书记十一月十四日红军第六次全军大会〔４４〕，选举二十三人组织军委，五人为常委，朱德为书记。特委及军委统辖于前委。前委是十一月六日重新组织的，依中央的指定，以毛泽东、朱德、地方党部书记（谭震林）、一工人同志（宋乔生）、一农民同志（毛科文）五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前委暂设秘书处、宣传科、组织科和职工运动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前委管理地方党。特委仍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前委有时要随军行动。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除应积极注意各县城和大市镇的职工运动外，并应在政权机关中增加工人的代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也应增加工人和贫农的成分。
革命性质问题
我们完全同意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国现时确实还是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中国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的纲领，包括对外推翻帝国主义，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肃清买办阶级的在城市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一方面有少数小块地方的红色政权，一方面全国人民还没有普通的民权，工人农民以至民权派的资产阶级，一概没有言论集会的权利，加入共产党是最大的犯罪。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哪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或暴动。马日事变后招募“暴徒”最多的第六军，也是这样。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要转入到沸热的全国高涨的革命中去，则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治的经济的民权主义斗争的发动，是必经的道路。
对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我们在今年二月以前，是比较地执行得好的。三月湘南特委的代表到宁冈，批评我们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于是改变原来前委的领导人，政策一变。四月全军到边界后，烧杀虽仍不多，但对城市中等商人的没收和乡村小地主富农的派款，是做得十分厉害的。湘南特委提出的“一切工厂归工人”的口号，也宣传得很普遍。这种打击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把小资产阶级大部驱到豪绅一边，使他们挂起白带子反对我们。近来逐渐改变这种政策，情形渐渐好些。在遂川特别收到了好的效果，县城和市镇上的商人不畏避我们了，颇有说红军的好话的。草林圩上逢圩（日中为市，三天一次），到圩两万人，为从来所未有。这件事，证明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了。豪绅对人民的税捐很重，遂川靖卫团〔４５〕在黄坳到草林七十里路上要抽五道税，无论什么农产都不能免。我们打掉靖卫团，取消这些税，获得了农民和中小商人全体的拥护。
中央要我们发布一个包括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纲，我们则提议请中央制订一个整个民权革命的政纲，包括工人利益、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使各地有所遵循。
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我们建议中央，用大力做军事运动。
割据地区问题
广东北部沿湖南江西两省边界至湖北南部，都属罗霄山脉区域。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北段地势不如中段可进可守，又太迫近了大的政治都会，如果没有迅速夺取长沙或武汉的计划，则以大部兵力放在浏阳、醴陵、萍乡、铜鼓一带是很危险的。南段地势较北段好，但群众基础不如中段，政治上及于湘赣两省的影响也小些，不如中段一举一动可以影响两省的下游。中段的长处：（１）有经营了一年多的群众基础。（２）党的组织有相当的基础。（３）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创造了富有斗争经验的地方武装，这是十分难得的；这个地方武装的力量，加上红军第四军的力量，是任凭什么敌人也不能消灭的。（４）有很好的军事根据地──井冈山，地方武装的根据地则各县都有。（５）影响两省，且能影响两省的下游，比较湘南赣南等处只影响一省，且在一省的上游和僻地者，政治意义大不相同。中段的缺点，是因割据已久，“围剿”军多，经济问题，特别是现金问题，十分困难。
湖南省委对于此间的行动计划，六七月间数星期内，曾三变其主张。第一次袁德生〔４６〕来，赞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计划。第二次杜修经、杨开明来，主张红军毫不犹豫地向湘南发展，只留二百枝枪会同赤卫队保卫边界，并说这是“绝对正确”的方针。第三次袁德生又来，相隔不过十天，这次信上除骂了我们一大篇外，却主张红军向湘东去，又说是“绝对正确”的方针，而且又要我们“毫不犹豫”。我们接受了这样硬性的指示，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当第二次信到时，军委、特委、永新县委举行联席会议，认为往湘南危险，决定不执行省委的意见。数天之后，却由杜修经杨开明坚持省委意见，利用第二十九团的乡土观念，把红军拉去攻郴州，致边界和红军一齐失败。红军数量上约损失一半；边界则被焚之屋、被杀之人不可胜数，各县相继失陷，至今未能完全恢复。至于往湘东，在湘鄂赣三省豪绅政权尚未分裂之前，亦决不宜用红军的主力去。设七月无去湘南一举，则不但可免边界的八月失败，且可乘国民党第六军和王均战于江西樟树之际，击破永新敌军，席卷吉安、安福，前锋可达萍乡，而与北段之红第五军取得联络。即在这种时候，也应以宁冈为大本营，去湘东的只能是游击部队。因豪绅间战争未起，湘边酃县、茶陵、攸县尚有大敌，主力北向，必为所乘。中央要我们考虑往湘东或往湘南，实行起来都很危险，湘东之议虽未实现，湘南则已有证验。这种痛苦的经验，是值得我们时时记着的。
现在是豪绅阶级统治还没有破裂的时期，环边界而“进剿”的敌军，尚有十余团之多。但若我们于现金问题能继续找得出路（粮食衣服已不成大问题），则凭借边界的基础，对付此数敌人，甚至更多的敌人，均有办法。为边界计，红军若走，则像八月那样的蹂躏，立可重来。赤卫队虽不至完全消灭，党和群众的基础将受到极大的摧残，除山头割据可以保存一些外，平地均将转入秘密状态，如八九月间一样。红军不走，以现在的基础可以逐渐向四周发展，前途的希望是很大的。为红军计，欲求扩大，只有在有群众基础的井冈山四周即宁冈、永新、酃县、遂川四县，利用湘赣两敌利害不一致，四面防守，无法集中的情况，和敌人作长期的斗争。利用正确的战术，不战则已，战则必胜，必有俘获，如此可以逐渐扩大红军。以四月至七月那时边界群众的准备，红军大队若无湘南之行，则八月间红军的扩大是没有疑义的。虽然犯了一次错误，红军已卷土重来此地利人和之边界，前途希望还是不恶。红军必须在边界这等地方，下斗争的决心，有耐战的勇气，才能增加武器，练出好兵。边界的红旗子，业已打了一年，虽然一方面引起了湘鄂赣三省乃至全国豪绅阶级的痛恨，另一方面却渐渐引起了附近省份工农士兵群众的希望。以士兵论，因军阀们把向边界“剿匪”当做一件大事，“剿匪经年，耗费百万”（鲁涤平〔４７〕），“人称二万，枪号五千”（王均），如此等类的话，逐渐引起敌军士兵和无出路的下级官长对我们注意，自拔来归的将日益增多，红军扩充，又是一条来路。并且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始终认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创造和扩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正确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刊印。
注释
〔１〕 这是毛泽东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２〕 这个战争发生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到第二年三月结束。
〔３〕 这个战争发生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到第二年二月结束。
〔４〕 赤卫队，是革命根据地中群众的武装组织，不脱离生产。
〔５〕 挨户团，见《给湖南江西省委转中央的信》注〔４〕（本卷第９页）。
〔６〕 袁文才，原宁冈农民自卫军首领。一九二七年十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后，他率部改编为工农革命军。后任红军第四军第三十二团团长。王佐，原井冈山农民自卫军首领。一九二七年十月率部改编为工农革命军。后任红军第四军第三十二团副团长。
〔７〕 红军中的士兵代表会议和士兵委员会是为了发扬军队内部民主而建立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后来被废除了。一九四七年新式整军运动开始以后，在人民解放军中，根据红军时期和新式整军运动中的经验，又在连队中建立过干部领导的士兵会和士兵委员会的制度。
〔８〕 见《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注〔１３〕（本卷第２０页）。
〔９〕 宛希先，一九二八年四月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后任第十师党代表、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常委。一九三〇年牺牲于江西永新。
〔１０〕 吴尚，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集团军第八军军长。
〔１１〕 王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第三军军长兼第七师师长。金汉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一军军长。
〔１２〕 胡文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集团军第六军军长兼第十九师师长。
〔１３〕 范石生，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八路军第十六军军长兼第四十六师师长。
〔１４〕 指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进剿”作战中的龙源口战斗。一九二八年六月，江西国民党军以五个团的兵力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四次“进剿”。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军第四军军委决定，红军主动撤出永新城，退到根据地中心区域宁冈。国民党军进占永新后，以三个团分两路进犯宁冈。二十三日，红军第四军主力分别在新、老七溪岭击退左右两路进犯之敌，然后在龙源口地区对左路敌军形成夹击，歼灭左路之敌一个团，乘胜收复永新县城，打破了敌人的“进剿”。
〔１５〕 “反水”意为叛变。
〔１６〕 一九二八年八月下旬，湖南江西两省的国民党军乘红军第四军主力远在湘南之际，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二次“会剿”。三十日上午，湖南敌军在江西敌军策应下，向井冈山上之黄洋界阵地发起猛攻，守卫黄洋界的红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团第一营一部凭借有利地形，打退敌人多次进攻。下午，敌军重新组织进攻，红军以仅有的一门迫击炮射击山下敌人集结部队，敌军以为红军主力返回，不敢再战，当夜撤回酃县。江西敌军亦随之停止进攻，退守各县城。
〔１７〕 刘士毅，原任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独立第七师师长。一九二八年八月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改编时，任第一集团军第五师副师长兼第十五旅旅长。
〔１８〕 熊式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第五师师长。
〔１９〕 周浑元，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第五师第十四旅旅长。
〔２０〕 阎仲儒，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集团军第八军第三师师长。
〔２１〕 毕占云，原任国民党军第四集团军第八军第三师第八团营长，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六日率所部一百二十六人在湖南桂东起义。
〔２２〕 即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南昌起义的叶挺、贺龙的旧部（叶部见本文注〔３５〕）。这些部队在潮州、汕头一带失败后，一部分到达海陆丰地区，继续在广东坚持斗争，另一部分由朱德、陈毅等率领退出广东，经福建、江西，转入湖南南部，会合当地农军举行湘南起义，开展苏维埃运动。起义失败后，于一九二八年四月到达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
〔２３〕 指一九二七年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它的干部有很多是共产党员。汪精卫等叛变革命以后，这个警卫团在八月初离开武昌，准备到南昌参加起义军。行至中途，闻南昌起义军已经南下，就转到修水，同平江、浏阳的农军会合。
〔２４〕 湖南平江、浏阳一带在一九二七年春已经形成相当有力的农民武装。五月二十一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事变（即“马日事变”），屠杀革命群众。为了向反革命还击，浏阳的农军，同长沙附近其他各县的工农武装一起，曾经向长沙前进。在进军途中，由于中共湖南省委传达了中共中央撤退农军的命令，其他各县工农武装都向后撤退，只有浏阳农军未接到命令，一直攻到长沙城下，遭到失败后撤退。七月中旬，这支农军同平江的农民武装会合。九月又与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安源工人武装等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在毛泽东领导下，于修水、铜鼓、平江、浏阳一带举行秋收起义。十月，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
〔２５〕 一九二八年初，朱德、陈毅率部在湘南开展革命游击战争，原来农民运动有基础的宜章、郴县、耒阳、永兴、资兴五县，这时都组织了农军。后来这部分农军由朱德、陈毅率领到达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
〔２６〕 湖南省常宁县水口山是重要的铅锌矿产地。一九二二年，水口山的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了工会，历年与反革命斗争。一九二七年冬，以水口山的工人为主，组成了湘南游击总队，进行游击战争。一九二八年初，湘南游击总队编入朱德率领的中国工农革命军，参加了湘南起义。后随起义军一起，到达井冈山。
〔２７〕 许克祥，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八路军第十六军第四十八师师长。
〔２８〕 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
〔２９〕 朱培德，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总预备队总指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
〔３０〕 指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的工人。一九二一年秋，中国共产党派人到安源工作，第二年，建立了共产党和工会的组织，在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的领导下，发动了著名的安源路矿大罢工。当时，安源一带有一万二千多工人参加了工会。一九二七年九月，安源工人武装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
〔３１〕 红军中的党代表一九二九年起改称政治委员，连的政治委员一九三〇年起改称政治指导员。
〔３２〕 用“打土豪”罚款的方法筹措军费，只能是临时的和部分的。军队大了，地域宽了，就必须而且可能用收税等方法筹措军费。
〔３３〕 此种办法在红军中施行了一个很长时期，在当时曾是必要的，后来改变为按等级略有一些区别。
〔３４〕 在军队内部实行一定的民主，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在这里毛泽东特别着重地指出革命军队内部民主生活的必要，是因为当时红军初建，非强调民主，不足以鼓舞新入伍的农民和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军士兵的革命积极性，不足以肃清干部中由反动军队传来的军阀主义的习气。当然，部队中的民主生活必须是在军事纪律所许可的范围内，必须是为着加强纪律而不是为着减弱纪律，所以在部队中提倡必要的民主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要求极端民主的无纪律现象。而这种现象在初期的红军中，曾经一度严重地存在过。关于毛泽东反对军队中极端民主化的斗争，参见本卷《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第一部分。
〔３５〕 一九二六年北伐时，叶挺领导的部队为一个独立团。这个团以共产党员为骨干，是北伐中有名的战斗部队。革命军占领武昌以后，独立团本身改编为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同时，抽调该团部分骨干组建第二十五师七十五团的三个营和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抽调该团的大批骨干组建第二十四师，叶挺任师长。参加南昌起义后，二十四师、二十五师等部合编为第十一军，叶挺兼任军长。
〔３６〕 事实上红军中的党员人数占全军三分之一左右即好，后来在红军和人民解放军中大体上都是如此。
〔３７〕 马日事变，参见《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注〔３〕（本卷第３页）。
〔３８〕 杨池生，原任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第三军第九师师长，一九二八年八月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改编时，任第七师第二十一旅旅长。
〔３９〕 李文彬，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第七师第二十一旅旅长。
〔４０〕 一九二八年湘赣边界土地法中曾经有这样的规定。毛泽东后来指出，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是一种错误，这种错误是由于当时缺乏土地斗争的经验而来的。一九二九年四月兴国县土地法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
〔４１〕 鉴于争取农村中间阶级的重要，毛泽东随即纠正了打击中间阶级过重的错误政策。毛泽东对中间阶级的政策主张，除见于本文外，又见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红军第四军第六次党的代表大会提案（内有“禁止盲目焚杀”，“保护中小商人利益”等项）、一九二九年一月红军第四军布告（内有“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馀皆不论”等语）和一九二九年四月兴国县土地法（参见本文注〔４０〕）等。
〔４２〕 此种情况，依靠革命战争的发展、根据地的扩大和革命政府保护工商业的政策，是可以改变的，后来也已经改变了。这里的关键是坚决地保护民族工商业，反对过左的政策。
〔４３〕 以劳动力为标准分配土地的方法，是不妥当的。事实上，在革命根据地，长时期都是实行按人口平分土地的原则。
〔４４〕 这里指中共红四军第六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开预备会，十四日正式开会，十五日闭幕。
〔４５〕 靖卫团，是一种反革命的地方武装。
〔４６〕 袁德生，一九二八年五月至七月间，曾两次作为湖南省委代表到井冈山传达省委指示，指导工作。
〔４７〕 鲁涤平，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集团军第八师师长、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
红四军司令部布告〔１〕（一九二九年一月）
红军宗旨， 民权革命， 赣西一军， 声威远震。
此番计划， 分兵前进， 官佐兵夫， 服从命令。
平买平卖， 事实为证， 乱烧乱杀， 在所必禁。
全国各地， 压迫太甚， 工人农人， 十分苦痛。
土豪劣绅， 横行乡镇， 重息重租， 人人怨愤。
白军士兵， 饥寒交并， 小资产者， 税捐极重。
洋货越多， 国货受困， 帝国主义， 哪个不恨。
国民匪党， 完全反动， 口是心非， 不能过硬。
蒋桂冯阎[2],同床异梦， 冲突已起， 军阀倒运。
饭可充饥， 药能医病， 共党主张， 极为公正。
地主田地， 农民收种， 债不要还， 租不要送。
增加工钱， 老板担任， 八时工作， 恰好相称。
军队待遇， 亟须改订， 发给田地， 士兵有份。
敌方官兵， 准其投顺， 以前行为， 可以不问。
累进税法， 最为适用， 苛税苛捐， 扫除干净。
城市商人， 积铢累寸， 只要服从， 馀皆不论。
对待外人， 必须严峻， 工厂银行， 没收归并。
外资外债， 概不承认， 外兵外舰， 不准入境。
打倒列强， 人人高兴， 打倒军阀， 除恶务尽。
统一中华， 举国称庆， 满蒙回藏， 章程自定。
国民政府， 一群恶棍， 合力铲除， 肃清乱政。
全国工农， 风发雷奋， 夺取政权， 为期日近。
革命成功， 尽在民众， 布告四方， 大家起劲。
军 长 朱 德
党代表 毛泽东
公历一千九百二十九年一月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石印件刊印。
注释
〔１〕 这是毛泽东为红军第四军司令部起草的布告。在布告的原石印件上，有毛泽东后来写的字迹：“这是红军一九二九年一月从井冈山下山向赣南闽西途中的布告。”
〔２〕 蒋桂冯阎，指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四派。蒋派指蒋介石派。桂派指李宗仁、白崇禧派。冯派指冯玉祥派。阎派指阎锡山派。他们曾联合对奉系军阀张作霖作战，在一九二八年六月攻占北京和天津后，这个联合立即解体，变为四派内部的激烈斗争。
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１〕
（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日）
福建省委并飞转中央：
１．我们（红军第四军）三月十四日攻克汀州〔２〕城。郭凤鸣（福建第二旅旅长）打死，陈尸汀市三日。缴获步枪约五百枝（单响、九响多，红军用不着），马枪七、八枝，迫击炮三尊，炮弹一百余发。郭旅残部向上杭溃退。
２．汀州群众很好，我们散发土豪及反动派的谷子、财物并扩大宣传后，工人及近城农民大大起来，连日建立农会、工会的基本组织（分秘密公开两种），日内即成立临时政权机关──革命委员会，目下是政治部代替政权机关。
３．时局开展（我们看到三月三日的上海报，三月十三日的……及漳潮两报），闽西及赣南望中央将一般计划指示我们。红军应该怎样行动，尤盼飞速指示！
４．对一般的计划，我们意见：在全国范围内要猛力地夺取群众，这时候无论什么派别欺骗群众，都敌不过我们共产党的事实了。工农外，兵士群众的夺取，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一般工作的重心，我们的意见：宜在江苏、直隶〔３〕，红军小区域苏维埃使个数加多，这不仅在湘赣粤闽等地，江苏北皖鄂北豫南直隶，都应有红军及小区域苏维埃之创立。
５．前敌委员会决定四军、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两团之行动，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
６．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李文林部）约四百枪，战斗力颇好，现在兴国、泰和、赣州之交。独立第四团（段月泉部）约三百余枪，战斗力尚弱，现在兴国、于都之交。红军彭德怀〔４〕部约三百枪（井冈山逃出来沿途失散后存余者），在于都、信丰之间。三月七日彭部袭击刘士毅〔５〕残部，缴步枪百余，水旱机关枪各一，子弹七担。红军第四军大概十天内尚在闽边工作，十天外须赴赣边瑞金、宁都一带游击。那时须看湘赣战局的形势，从有利于红军的发展及有利于工农群众发展的标准上去决定行动。或再回闽边，或在赣南作较久时间的游击，或往吉安去接近国民党的战区。惟闽西赣南区内之由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这一计划是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
７．福建省委须立即派遣一闽西特委来汀州指导汀属八邑〔６〕工作，汀属党部太弱，担负不起建设政权的责任。目前主要的工作是扩大党的组织及群众的组织，建设政权机关及闽西红军（现在枪无人抬），望省委以大力注意此间。
８．福建全省，浙江全省，赣东赣南两边，统治阶级的军力非常薄弱（在全国来比较），未知中央曾讨论以此三地方为目标，首先创造公开割据的计划否？三地统治势力既弱，又通海口，这是值得注意的。
９．我们自一月十四日离开井冈山，主因是经济无出路。二十日在大余与李文彬〔７〕作战失利，循粤边南雄入赣南信丰、安远、寻乌，曾三次与追兵接触，均且战且退。二月一日到闽粤赣三省交界之罗福嶂〔８〕停脚一天，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到罗福嶂后为安置伤兵计，为找有党有群众的休息地计，为救援井冈山计，决定前往东固（宁都、兴国、吉安之交，地属吉安）。二月十一日到宁都之大柏地，与追兵之先头部队刘士毅第十五旅两团战，大败之。我军士气大振，缴得步枪二百余，水旱机关枪六架，俘敌甚众。敌之残部，溃退赣州。追兵后续队伍李文彬部（三团）到来，我们则已往东固。在东固休息一星期，与江西红军二、四两团会合，并与江西赣南特委接上了头（在于都），安置了伤兵。及李文彬（赣军最精锐部）追至东固，乃决定抛弃了固定区域之公开割据政策，而采取变定不居的游击政策（打圈子政策〔９〕），以对付敌人之跟踪穷追政策。二月二十五日离开东固，经永丰、乐安、广昌、石城，复入宁都、瑞金之壬田市，后卫距敌才一里，乃我们离开壬田市向汀州之原因。张旅〔１０〕忽然折回，盖湖南战事爆发，蒋系须集中部队，故将张旅调回，因此我们得安心对付郭凤鸣旅。十三、四日两次击溃郭部二、四团，而红军亦在兴国、于都一带发展。第四军从井冈山出发以来，总计损失约二百余枪，六百人，最大的就是干部损失多员最为可惜。此次困难为自有红军以来最大之困难，尽了我们的精力，才应付过这个难关，而得现时之胜利。内部团结坚固（最困难时兵士开小差的极少，干部袁文才〔１１〕等数人脱离队伍），党的指导不错，亦为战胜困难的原因。
１０．军中党的最高机关是中央任命的前敌委员会（因事实的需要，除中央任命的名单外增了几人）。第四军除留在湘赣边界的一部分外，出来的部队现编为三个纵队，共三千人，枪一千五百，子弹极少。因战事太多，老的干部损失太大，战斗力不及从前。但井冈山出发以来的疲败精神，业已恢复，士气亦已振奋起来。因两次损伤的结果，军官及政治工作人员之缺乏，达于极点，亟盼中央派人来补充，至少须派军事的政治的教官各数人，来此开办训练学校。
１１．两年以来因交通隔绝，仅得中央来件二次。一是去年六月四日的长信，十一月间在井冈山接到的；一是六次大会〔１２〕决议案（政治，军事，土地，政权，农民，大会……结〔１３〕六件），今年一月在永新接到的。我们寄给中央的信：去年八月毛泽东之一长信，由湖南省委转；去年十一月前委之详细报告〔１４〕，由湖南江西两省委转，此报告历述两年来湘赣边界斗争之经过，红军之现在计划等，不知均曾收到否？
１２．六次大会的决议案非常正确，我们欢跃地接受。前已油印五百余本散发井冈山以来沿途的党部，现又石印一千本，为闽西赣南扩大组织之用。惟少组织、宣传、职工三决议案，乞即补寄！
１３．闽西特委须速建立。赣南特委与江西省委非常隔绝，但与前委已发生密切关系。湘赣边界特委自去年五月成立以后，与湖南省委关系较密，与江西省委关系较少。赣南党部，于都及东固最好，兴国、信丰、宁都、安远、寻乌次之，瑞金、会昌、石城尚无组织。长汀在开始发展中，最好之永定，离我们三百余里。为应付江西事变，红军此刻不能去永定。阮山〔１５〕同志的红军有开来汀州之必要，必须如此，我们去江西后，汀州的政权才可以继续，才可以与我们取得密切的联络。郭凤鸣死，汀州再无人管，八邑中心工作应在长汀，望省委熟计。
１４．中央在估计力量时，不可把我们估量得太大。
前 委
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释
〔１〕 这是毛泽东以中共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名义给中共中央的信。
〔２〕 汀州，旧府名，即福建长汀。
〔３〕 直隶，旧省名，辖今北京、天津两市、河北省大部和河南、山东两省的小部地区，一九二八年改为河北省。
〔４〕 彭德怀，当时任红军第五军军长。
〔５〕 刘士毅，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第五师副师长兼第十五旅旅长。
〔６〕 汀属八邑，指旧汀州府下辖的归化、长汀、上杭、永定、宁化、清流、连城和武平八个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