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７〕 李文彬，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第七师第二十一旅旅长。
〔８〕 罗福嶂，村名，位于江西寻乌县东部。
〔９〕 打圈子政策，是毛泽东对井冈山初期红军游击战术的一种形象说法。
〔１０〕 张旅，指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第十二师第三十五旅，旅长张与仁。
〔１１〕 袁文才，一九二九年随红军第四军转战赣南闽西途中，脱离队伍回井冈山，仍坚持革命，任中共宁冈县委常委。
〔１２〕 六次大会，指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瞿秋白作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刘伯承作了军事问题的补充报告。会议通过了政治、军事、组织等问题的决议案。这次大会肯定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当时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会议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特别指出了当时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这次大会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但也有缺点和错误。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适当的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
〔１３〕 原文如此。
〔１４〕 即《井冈山的斗争》，见本卷第２１页。
〔１５〕 阮山，当时是闽西红军游击队的领导人之一。
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１〕
（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
中央：
二月七日的信〔２〕由福建省委转来，四月三日在瑞金收到。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三次进攻井冈山〔３〕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高潮逐渐低落，革命高潮逐渐生长。我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言，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会迅速的消灭。群众是一定倾向我们的。屠杀主义又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４〕也不能再号召群众了。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的消灭。在将来形势之下，什么党都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六次大会〔５〕指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十分对的：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党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武装暴动。但革命发展是很快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该采取积极的精神。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口号积极精神才能领导群众。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一定要在这种积极精神之下才能有可能。我们感觉党在从前犯了盲动主义〔６〕极大的错误，现时却在一些地方颇有取消主义的倾向了。闽西赣南我们所经过的地方党部，战斗的精神非常之弱，许多斗争的机会轻易放过去了。群众是广大而且革命的，党却袖手不去领导。由闽西赣南的例子使我们想到别的地方或者也有这种现象，所以我们要反对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恶劣倾向，但取消主义和不动主义的倾向又要极力防止。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建立，大区域产业支部之创造，正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最大任务，但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苏维埃之建立，红军之创造与扩大，亦是帮助城市斗争、促成革命潮流高涨的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沉溺于农村游击主义是最大的错误，但畏惧农民势力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领导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不得工人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发展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六次大会指出了忽视农民革命的错误。中央此信有“发展农村中广大的普遍的斗争”之言，这种意见才是对的。 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大的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理想。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前年冬天就计划起，而且多次实行都是失败的。因为：（一）红军不是本地人，与地方武装的赤卫队来说完全不同。湘赣边界宁冈各县的农民只愿在本县赤卫队当兵，不愿入红军，因此红军简直寻不出几个湘赣边界的农民。红军成分是老的国民革命军、浏平、湘南的农军〔７〕和迭次战役的俘虏兵。（二）分开则领导机关不健全，恶劣环境中应付不来，容易失败。（三）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五军在平、浏，四军在边界在湘南，因分兵而被敌人击破者共有五次之多。（四）愈是恶劣环境，部队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强奋斗，方能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刻不能离。此次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因为我们部队是集中的，领导机关（前委）和负责人（朱、毛）的态度是坚决奋斗的，所以不但敌人无奈我何，而且敌人的损失大于他们的胜利，我们的胜利则大于我们的损失。宁都和汀州二役〔８〕的胜利，地头蛇之郭刘二旅完全消灭了战斗力，使赣南闽西一方清汉，致有现在之群众发动成绩者非部队集中、指导机关健全决办不到。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与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展是一天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力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９〕。”“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来都用这种战术。在湘赣边界时，大概集中兵力一度击溃敌人之后，可以散开工作两三星期（分数大支出去，每大支又分数小支出去），及至敌人再整军来，我们又集中起来了，再击溃敌人，再分散工作。此次敌人穷追，我们用盘旋式的游击，可以走很宽的地方，发动很宽的群众。每到一处少则顿住半天，多则顿住五天，先之以广大的宣传（政治部统属的文字宣传队和口头宣传队，均以连为单位，每连二队，每队三人，路上行军及每到一处，宣传就立刻普及），继之以散发财物（大地主及反动分子的谷子、衣服、器具），然后进行组织（党的支部、秘密工会、秘密农会）。群众工作的技术，现在比以前更娴熟了。这时候的红军不是一个单纯打仗的东西，它的主要作用是发动群众，打仗仅是一种手段。并且打仗的时间、分做群众工作的时间乃是一与十之比。现在的队伍，与叶贺〔１０〕时候的队伍大不相同，叶贺的队伍是单纯打仗的，若在今日，决不能存在的。红军无论在什么时候，党及军事的统一指挥机关是不可少的，否则陷于无政府，定是失败。
现在党的指导机关是前委，毛泽东为书记，军事指挥机关是军司令部，朱德为军长。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的意见，刘伯承〔１１〕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１２〕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来，那是胜过我们的。中央去年六月来信说派贺昌〔１３〕同志来视察，不知为何没有来，现在从福建来交通极便，以后务望随时派人来视察。
自刘郭二旅击溃之后，闽西赣南可以说没有敌人了。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目前，国民党统治从此瓦解，革命高潮很快地会到来。在这种时局之下来布置工作，我们觉得南方数省中，粤湘二省中买办地主的军力太大，湘省则更因党的盲动主义政策的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失尽。赣浙闽三省则另成一种形势。第一，三省军力最弱。浙江只有蒋伯诚〔１４〕的少数省防军。福建五部虽有十四团，然郭旅已被击破，陈国辉卢兴邦〔１５〕二部均土匪军，战力甚低，陆战队两旅在沿海，从前亦未打过仗，战力谅不大，只有张贞〔１６〕比较能打，但据福建省委分析，张亦只有二团好的，且五部完全是无政府，不统一。江西朱培德熊式辉〔１７〕二部共有十六团，比闽浙军力为强，然比起湖南来则差得多，其中一大半和我们作战过，除李文彬〔１８〕一旅之外其余都是被我们打败过的。第二，三省党的错误比较少。除浙江情况我们不明了外，江西福建二省党及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冈、永新、莲花、遂川等县党及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存在的，赣南的希望更是很大的，吉安、永丰、兴国等县的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有一天一天发展之势，赣东方志敏〔１９〕的红军独立第三团〔２０〕并未消灭，如此已造成了向南昌包围之势。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混战的长期战斗中间，我们要和蒋桂二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此一年中，要在上海、无锡、宁波、杭州、福州、厦门等处建设无产阶级斗争的基础，使能领导赣浙闽三省的农民斗争。江西省委必须健全，南昌、九江、吉安及南浔路〔２１〕的职工基础须努力建立起来。
我们三月十四日到汀州，战败郭旅，打死郭凤鸣，始知蒋桂决裂，国民党大混战快到来。对于目前工作的布置，决定在国民党混战初期，以闽西赣南二十余县一大区为范围，用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群众的公开割据，深入土地革命，建设工农政权，由此一割据与湘赣边之割据连接起来，形成一坚固势力，以为前进的根基。因此，我们不下杭永〔２２〕，也不去龙岩，在汀工作十七日，于四月一日开到瑞金，定四月八日进占于都，到于都当召集一扩大会，与赣南特委与中央军事部派来的罗寿男同志等讨论行动计划。闽西赣南的民众都非常之好，在长汀县城及新桥、河田等地工作时，夺取土劣谷子的群众，一聚就有几千。在汀州组织了二十个秘密农协，五个秘密工会，总工会也成立了。党的组织比前发展二倍。组织了一个赤卫队，单独站不住，现随军来到瑞金。政权机关开始是临时革命委员会，由政治部任命的，及至工会、农会各组织了几个之后，即召集代表会议选举正式革命委员会。临时与正式的革委都发布政纲。到瑞金规定四天工作计划，把部队分散到县城、壬田市、西江、九堡四地工作，每地再分小支，指挥机关在县城。瑞金民众如火如荼地起来，欢迎我们，和地主斗争非常勇敢。可惜以前全无组织，一个同志都没有，无本地领导，组织工作仓卒，难做得好，特别是县城。到于都后大约有一星期在县城及四郊工作，以后或向宁都、广昌，或向万安、泰和，看情形决定。赣南游击一个时期，再赴闽西，那时须与郭凤鸣残部及卢兴邦、陈国辉战，福建省委须努力准备。
军中状况，四军除小部分留边界外，大部分出来的计三千六百人，一千一百枪，在大余、信丰、寻乌损失约二百枝枪，六百个人（多数是作战时失联络，真正被敌人拿去的不过几十枪，一百多人）。报纸所载那些骇人的消息，都是敌人欺骗的话。宁都汀州二战之后，不但恢复原状，而且增长了些。全军现编为第一第二第三三个纵队，每纵队辖二支队（等于营），每支队辖三大队（等于连），每纵队约枪五百余枝，千二百余人。分兵游击时即以纵队为单位，分开出去，然后再分小支，分开、集合都很便利。彭德怀〔２３〕同志之第五军到井冈山者八百人枪五百枝，此次到瑞金者六百人四百枪，现在编为四军第五纵队，彭同志以副军长名义指挥之，数日后须返湘赣边界，收集旧部恢复政权，与赣南取得联络，仍属前委指挥。政治部已设立，军设军政治部，每纵队设纵队政治部。政治部内设秘书处、宣传科、组织科（分职工农民特务三股）、政治保卫科。支队大队两级设党代表。纵队以上废除党代表，只有政治部主任。全军在汀做了整齐的服装，每人发四元零用费，给养已不成问题，士气非常振发。赣东黎川方面（与广昌接近）有两个部队想来接头，一是金汉鼎〔２４〕部下反叛出来的五百多人三百多枪，现编为第四纵队，纵队长田桂清；一是土匪军三百多人二百多枪，到处被打无出路，现编为独立营，胡竹笙为营长。此两部约定四月十四日后开到宁都编就训练。江西红军第二第四两团现在兴国一带，与我们联络很好。湘赣边界遭一度破败之后，现必到了恢复的机会，那边除王佐〔２５〕部二百枝枪系属红军第四军外，宁永莲遂酃茶〔２６〕六县赤卫队共八百枪，在军阀混战无力顾及的时候，不但可以保守，且可以向外发展，彭同志率部回去，当更有办法。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是邓乾元同志。湘南自去年三月暴动失败之后，党的基础在盲动主义之下完全毁灭，农军武装也被豪绅缴去，群众都被镇压下去了。去年八月红军攻郴，在资兴、汝城、桂东组织三个县委，三个农民武装的赤卫队，另组织一特委统辖之，杜修经为书记。近接报告，他们又在盲动主义之下牺牲了。醴陵去春暴动后，党的组织打破，武装消灭之后，夏季又向四军领去七十枝枪，秋季全部覆灭于攸醴〔２７〕交界之皇图岭，此足见少数武装单独存在之不易。
红军党的指导机关是中央任命的前委。去年六月四日中央来信云：关于前敌指导机关，中央视为有组织委员会之必要，委员名单指定如下：毛泽东，朱德，一工人同志，一农民同志及前委所在地党部的书记五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此外还须组织一职工委员会，前委之工人同志为书记，一军事委员会，朱德为书记，军委及工委名单由前委决定。所有管辖的范围，依据环境来决定，所有管辖区域内工作，完全为前委指挥。前委在江西时，受江西省委指导，在湖南受湖南省委指导。主管的省委，接到前委的报告须立即回答，并将前委的报告及省委的回答立送中央。我们对中央这种组织的指示，视为十分适当，合于斗争的需要。超地方性质的红军，不但不宜受县委与特委的指挥，并不宜限定受某一省委指挥。五军在平浏，四军在湘南及湘赣边界，多次地失败在地方主义指挥之下。超地方的红军必须在中央直接指挥之下，才能适合革命环境的需要，而不受地方主义的累害。
从去年八月起共有三个报告给中央。一个是去年八月毛泽东在边界失败时写的一封长信，讨论割据问题及湖南省委的政策，由湖南省委转中央，原稿已失。一个是去年十一月接到中央六月来信红军须重回湘赣边界时前委做的一个报告〔２８〕，历史地叙述湘赣边界斗争的经过及割据问题政策计划等，由湘赣二省委付上，此信原稿尚存，特重写付上。以上两重要报告，中央一个也未收到，无怪对我们情形完全隔膜了。一个是三月二十日前委在长汀发的信〔２９〕，由福建省委转来，未知能达到否？今亦重新寄上。三年以来中央的刊物我们一本没有收到，及到汀州才看到《少年先锋》第三、四期，《中国工人》第三期，北京出版的《人言》第二期，汀州留沪同志出的《前响》第二期。在湘赣边界时，因敌人的封锁，曾二三个月看不到报纸。去年九月以后可以到吉安、长沙买报了，然亦得到很难。到赣南闽西以来，邮路极便，天天可以看到南京、上海、福州、厦门、漳州、南昌、赣州的报纸，到瑞金且可看到何键〔３０〕的机关报长沙《民国日报》，真是拨云雾见青天，快乐真不可名状。以后望中央每月有一信给我们，我们亦至少每月给中央一信报告。中央的刊物并希设法寄来。
前 委
一九二九、四、五于瑞金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释
〔１〕 这是毛泽东在江西瑞金以中共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名义给中共中央的信。
〔２〕 指中共中央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给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的信。本文中大略地摘出该信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当时形势的估计和红军的行动策略问题。中央的这封信所提出的意见是不适当的，所以前委在给中央的信中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３〕 指一九二九年初湖南、江西两省的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
〔４〕 改良主义，见《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注〔５〕（本卷第１８页）。
〔５〕 六次大会，见《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注〔１２〕（本卷第５７页）。
〔６〕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的短期间，在共产党内曾经出现一种“左”倾盲动主义倾向，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中国革命的形势是所谓“不断高涨”，因而不肯去组织有秩序的退却，错误地使用命令主义的方法，企图依靠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许多的地方起义。这种盲动主义的行动曾经在一九二七年底流行过，到了一九二八年初渐渐地停止了下来。但有些党员也还存在着这种情绪。盲动主义就是冒险主义。
〔７〕 参见《井冈山的斗争》注〔２４〕、〔２５〕（本卷第４８页）。
〔８〕 指大柏地战斗和长汀战斗。一九二九年二月十日至十一日，红军第四军在江西瑞金、宁都之间的大柏地，伏击尾追红军的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第五师第十五旅刘士毅部，歼灭该旅大部，俘虏敌团长以下八百多人，缴枪八百余枝。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三日至十四日，红军第四军与国民党福建省防军暂编第二混成旅郭凤鸣部激战于福建长汀县的渔溪、长岭寨一带，全歼守敌两千余人，击毙敌旅长郭凤鸣，并乘胜占领长汀城（旧称汀州）。
〔９〕 打圈子政策，是毛泽东对井冈山初期红军游击战术的一种形象说法。
〔１０〕 叶贺，见《井冈山的斗争》注〔２２〕（本卷第４７页）。
〔１１〕 刘伯承，当时在苏联的军事院校学习。
〔１２〕 恽代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
〔１３〕 贺昌，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
〔１４〕 蒋伯诚，当时任国民党浙江省防军司令。
〔１５〕 陈国辉，当时任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卢兴邦，当时任国民党军暂编第二师师长。
〔１６〕 张贞，当时任国民党军暂编第一师师长。
〔１７〕 朱培德，当时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第五师师长。
〔１８〕 李文彬，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第七师第二十一旅旅长。
〔１９〕 方志敏，当时任中共弋横德中心县委书记，是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第十军的主要创建人。
〔２０〕 独立第三团，似为独立第一团。
〔２１〕 南浔路，指南昌至九江（旧称浔阳）的铁路，即今向九线一段。
〔２２〕 杭永，指福建上杭和永定。
〔２３〕 彭德怀，当时任红军第五军军长。
〔２４〕 金汉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第十二师师长。
〔２５〕 王佐，当时任红军第四军第三十二团团长。
〔２６〕 宁永莲遂酃茶，指江西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和湖南酃县、茶陵。
〔２７〕 攸醴，指湖南攸县和醴陵。
〔２８〕 即《井冈山的斗争》，见本卷第２１页。
〔２９〕 即《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日），见本卷第５３页。
〔３０〕 何键，当时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
给林彪的信
（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四日）
林彪〔１〕同志：
一、你的信〔２〕给我很大的感动，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的勇气也起来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谋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奋斗。因为现在的争论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不过从前因种种原因把它隐蔽了，到近日来才暴露出来。其实从前的隐蔽是错误了，现在的暴露才是对的，党内有争论问题发生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只有赶快调和敷衍了事，抹去了两方的界线，以归到庸俗的所谓大事化为小事才是退步，我想这回是不会发生可怕的恶结果的。白砂会议〔３〕后不到几天，问题已经在党内群众中热烈地讨论起来了，我想同志们一定要求这问题的彻底弄清楚，一定不肯调和敷衍，模棱两可，是非不分，而且一定能选择并拥护一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前进的意见。四军改造的工作由此可以完成，四军的党由此可以得到一极大的进步，这是绝对无疑的。
二、不明四军斗争的历史，便不明白现在争论问题的来源，不明白它的来源，便不明白自有四军到现在两个思想系统的斗争的全部问题的性质。问题的主要点有以下各端：（一）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二）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三）小团体主义与反小团体主义，（四）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五）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六）地方武装问题，（七）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问题，（八）对时局的估量，（九）湘南之失败，（十）科学化、规律化问题，（十一）四军军事技术问题，（十二）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十三）分权主义与集权，（十四）其他腐败思想。让我在下面预说出来。
三、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记得的就是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而且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的。我们记起了这两点，就可以知道一切思想、习惯、制度何以这样的难改，而党的领导与个人的领导何以总是抗分〔４〕，长在一种斗争状况之中。红军既是从旧式军队变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的拥护者和一些反对这种思想、习惯、制度的人作斗争，这是党的领导权在四军里至今还不能绝对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原因。不但如此，四军的大部分是从失败环境之下拖出来的（这是一九二七年），结集又是失败之前的党的组织，既是非常薄弱，在失败中就是完全失了领导。那时候的得救，可以说十分原因中有九分是靠了个人的领导才得救的，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这是党的领导权在四军里不能绝对建立起来的第二个原因。明白了这两个原因，我们再来看一看四军党组织以后的历史，更明白个人与党斗争的盈虚消长〔５〕之机。自四军成立以后，党从连上建设了普遍的基础，现在上级指导机关对于斗争策略的正确（湘赣边界特委，四军军委，前委），边界各县地方党部之建立，群众斗争之发展，使得个人作用渐渐减少，党的领导渐渐加强。大概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从四军成立到去年九月重回边界为第一个时期，这时期包括边界迭次战争的胜利和湘南的失败〔６〕。党在这时期中不能有绝对的指挥权，小团体主义充分存在而发展，党不敢作调动枪枝上的尝试，红军后方兼顾主义与少数同志的红军本位主义是冲突的，军需制度和编制法规未能建立，个人支配政治和武器的事常常有的，这时候的党从连到军从它的实质说是处在一种从属的地位，在某些问题上是绝对听命于个人。
从去年九月重回边界到三月十四日占领汀州是第二时期。这时期内，党能开始在理论上建设〔７〕小团体主义了（虽然在实际上还不能），军需制度建立，成立了七十五枝长枪一连的制度〔８〕，然还没有能触及短枪〔９〕，拨枪交与地方没有第一时期那样困难了。这时期内少数同志极力把头低下来，党确处在指挥的地位了，从支部以至前委大体上说来都是如此的。在这时期内有几个显著的特征：第一，是在湘南失败及大余一路逃难形势之下，个人没有显出什么大领导，同时非依赖党的领导就会有塌台的可能，不比第一时期有迭次的军事胜利，这是党的领导抬头的第一原因。第二，这时期内党的组织与同志们的政治程度和斗争经验比起第一时期来确实进步些，少数同志不正确的言论行动比较不容易得到一般人的拥护，因此自己要收敛一些，这是党的领导抬头的第二个原因。第三，这时期内遇到两支新鲜的友军，即五军〔１０〕与二、四团〔１１〕。五军不能给四军以多大的影响，但在打破小团体主义一点上确还给予四军相当的刺激，特别是柏路会议〔１２〕讨论四、五军合编问题时，彭德怀〔１３〕同志的愤激的表示，给了少数同志以颇大的打击。至于二、四团，四军的同志见了他们直是惭愧万分，他们是指导员支配军官的，前五册〔１４〕上军官的名字列在指导员的后面，一个子弹不问过党不能支配，他们是绝对的党领导。这也可以说是帮助四军党的领导加强的原因。 从汀州到现在是第三时期。这一时期内党及红军的各方面实在都比以前进步了。因一、二、三纵队的编制，小团体主义从事实上开始减弱，〔１５〕纵队委员会比前委要起作用些。各级党部更能无顾忌地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短枪的数目也能规定。政治部成立，司令部的职权也有限制了。这都是关于组织方面的。关于政治路线方面的，六次大会〔１６〕指示的政治任务能在工作上去求实现了，城市政策的执行更好了些，宣传进步了。大规模的游击战术学会了，因时局的开展红军的组织也扩大了。但因为党的意志极大的限度的伸张、个人意志感到从来未有的痛苦，一连打了几个胜仗和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这三样汇合所以爆发了近日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在现在时代军党部要不要的问题，因为少数同志坚决地要军委，遂不得不攻击前委，于是涉及党的机关的本身问题，“党太管多了”、“权太集中前委了”就是他们攻击的口号。在辩论中论到支部工作，便有人说出支部只管教育同志的话，这亦是由于党的管辖范围一问题生出来的，因为他们主张党所过问的范围是要限制的，便不得不主张支部工作也是要有限制的了。因为党的意志伸张，个人意志减缩，一切问题都要在各级党的会议席上议决之后，才许党员个人依照决议去执行工作，使得个人没有英雄式的自由，于是从要有相当自由要求出来的“一枝枪也要问过党吗？”“马夫没有饭吃也要党去管吗？”这就成他们嘲笑党部精密细小工作的口号了。以上是他们在湖雷前委会议〔１７〕时发表的意见，议论问题虽则分成了三个（党的势力所及的范围，支部的工作，个人无自由），但精神是一贯的，就是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争雄的具体的表现。自近日争论问题发生之后，有的同志觉得四军的党到来了一个危机，如果少数同志作的个人主义领导胜利了，那末必至如你的来信所说有一种破坏党的团结一致和不利于革命的前途会要到来。但我相信不致如此的，因为现在的四军的党是比第一、二时期都有显然的进步，各纵队的基础已是不能动摇，个人自私的欲望决定会被群众所拒绝，我们只要看四十一个人会议中三十六票对五票取消那少数同志们硬要成立军委的一件事，就可知道大多数人一定不会拥护他们的“不利于团结，不利于革命”的主张了。个人主义与反个人主义的，亦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的斗争，是四军历史问题的总线索。下面各项大体说来（均其分支）没有一项不是有正相反对的两种意见，我们试简单举出。
四、四军中向来就有一些同志是偏于军事观点的，与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的意见不合，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路线问题。因长期斗争经验和工农群众的影响，这种单纯观点的头脑，渐渐洗刷了一些，单纯的“打大仗”和“拿几十个州县”的观念比较地减少了，但没有完全消灭，遇有机缘就会发作，特别是在军事失败时候，差不多什么都可以取消，只要枪杆子保存就够了。这些同志在会议时候最厌烦的是讨论宣传和组织问题，在游击工作中发展单纯的军事影响而不去发展政治影响。军阀军队残余的小团体主义是造害红军最大问题之一。少数同志们不但不肯努力去消灭小团体主义，反而有助长小团体主义的倾向。小团体主义不消灭，不能如二、四团一样的完全由集体的党领导，则红军只是一个好听的名称罢了！
流寇思想历来在红军中是很利害的，它的产生是由于四军中的游民成分。党与这种思想曾作过许多的奋斗，但它的尾巴至今还存在，从前代表这种思想的人，至今还不能说是已抛弃这种思想。流寇思想影响到政治方面的最显明的表现，就是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的不同的见解。我们不要忘记，湘赣边界割据问题在四军党内的一致仅仅是表面的罢了，骨子里面是有一部分同志时时刻刻要脱离边界的斗争，一到危急时候，这些同志马上〔１８〕，参加过湘赣边界斗争的人大家明了的。对于建设湘赣边界武装问题，因为要从红军中拨枪，历来成为一个斗争，这是军事观点群众观点两种不同的政治路线发生出来不同见解的表现。红军的游民成分产生了流寇思想，同时影响到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负责同志亦显然发出不同的意见，一种以为军纪破坏一些城市破坏一些也没有什么大要紧；另一种则与此相反。对于军纪破坏一事，有同志以为宁可没有这次胜利，不可有这次军纪破坏；还有同志则没有这种深刻的感觉，马马虎虎叹息一下就算了。这是最近的例子，以前的例子很多。军纪问题是红军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但因一种人主严，一种人主宽，效果便相消了。在群众的心理上，因为多数人做了、少数人做好，结果便发生不良的影响。
对时局的估量亦历来有不同的意见，因此对于红军行动的意见也就不同了，特别在边界时是很显著的。去年七月四军大部往湘南的一致处，同志们大多数都承认是错了的，沙田的代表会议亦是这样承认，不料近日少数同志之中的奇异见解，却说往湘南是对的，留在边界的倒反是错了。这也是见解上极端相反的证例之一。
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和行动总要稍为科学一点才好，而一部分同志则恰恰与科学正相反对，一篇演说、一个行动已可以找出很多的矛盾出来。说话完全不顾及这话将要发生的影响，不管对不对，乱说一顿便了，“你乱说就是，横直他们只晓得那多”，这是何种非科学的态度！稍为进步一点的军队，就需要规律化，像红军本来这种“烂糟糟的”现象，我们只好认它是一种原始的游民的队伍的现象，要极力和这种现象斗争。然而同志中显然有一部分人是有意无意中在拥护这种现象，至少对此现象没有和它奋斗的决心，遂使红军至今不能建设一规模，比起资产阶级军队还相差得很远，这实是一种可叹的现象。
“烂牛皮不是烂牛皮，烂豆腐不是烂豆腐”，这是朱云卿〔１９〕同志形容四军军事技术太差的愤激话。凡在四军生活过的人，大概没有不承认四军军事技术到了很差的程度了，但是偏有一些同志对于训练军官的本职不愿去管，却天天作些政治上的鼓动，发生什么“土豪不能打还有什么事做”的怪话。这种现象不改变，四军的军事技术问题是没有法子解决的。
五、到近日，两种不同的意见最显明的莫过于军委问题的争论。少数同志们硬是要一个军委，骨子里是要一个党的指导机关拿在他们的手里，以求伸张那久抑求伸的素志（即与历来指导路线不同的另一指导路线），然而表现出的理由仍然是冠冕堂皇的，可惜完全是一种形式主义罢了。他们说：“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完成组织系统应有军委”，这不是完全形式主义的说法吗？现在只有四千多人一个小部队，并没有多数的“军”如中央之下有多数的省一样。行军时多的游击时代与驻军时多的边界割据时代又绝然不同，军队指导需要集中而敏捷。少数同志们对这些实际的理由一点不顾及，只是形式地要于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生生地插进一个军委，人也是这些人，事也是这些事，这是什么人都明白在实际上不需要的。然而少数同志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非要设立不可，究竟有什么理由可以说明呢？要找寻出理由，我只好说这是少数同志们历来错误路线的结穴，两个指导路线的最后斗争，我们只要查明了四军的历史，就容易明白这回争论的实际意义了。
为要成立新的指导机关──军委，便不得不搜出旧的理由，攻击旧的指导机关──前委以至支部。他们提出攻击的理由最具体的是：（一）党代替了群众的组织，（二）四军党内有家长制。他们这种攻击又全陷于形式主义。党的组织代替群众组织，自有四军党以来就是严禁的，就前委指导下的工农组织说来，未曾有党的支部代替过工农协会的事，就兵士组织上说，未曾有任何一连的连支部代替过连士兵委员会的事，这是四军中有眼睛的人都见到的。至于党部机关代替了群众机关或政权机关，如纵委代替了纵队士委、纵队司令部、纵队政治部，前委代替了军士委、军司令部、军政治部，亦是从来没有过。但是少数同志的形式主义又要在这里发挥了，他们说党部机关虽没代替群众机关及政权机关，但实际上纵队司令部少向军司令部打报告了，军司令部淡了。少数同志们不知道这种现象是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之不同，纵委或前委的领导加强，一切问题（凡是他们所需要提出的）都能够提出在会议席上讨论决定，然后通知政权机关负责同志去执行，否则谓之自由行动（如自由支配财政、自由支配枪弹等）。这种表现是党部领导力量加强的证例，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进步的现象。每次会议，政权机关的负责同志都是到会的，而意见也参加了，而且许多问题是要这些负责同志提议才能讨论的（如作战计划、官兵训练计划等），大家都参加了问题的讨论和表决了，会后拿去执行起来，因而觉得行政机关简单了一些，自由了一些，于实际上究竟有些什么要不得呢？军长闲起了，但是党代表（与党部书记是两个东西）的闲起更甚，因为没有下级党代表向他打报告。纵队司令部少有报告打到军司令部了，但是纵队政治部打到军政治部的报告更少。不问后来的状态比从前行政自由支配、比从前报告打得多的热闹的时代──湘赣边界的初期，于工作上是否有效果，于斗争上是否更形便利，不从需要上实际上去估量，单从形式上去估量，这是什么一种共产主义者的态度呢？！请问实际弄得不好，形式上弄得再好看又有什么用处呢？！至于指责到湘南边界的行委〔２０〕，不问行委制度在边界斗争中收了多少效果，只是形式上以为是党的机关代替了行政机关而认为要不得，这又是同样犯了形式论的错误。这种形式论发展下去，势必不问一切事的效果，而只是它的形式，危险将不可胜言。边界的行委制度在边界的斗争上有过很大的效果，这是有眼睛的人都明白的，而且行委一面是在内的党部，一面又是公开的行政机关，有什么妨碍行政机关的系统的呢？
至于攻击四军党内的家长制，这个同样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观察。于此我们要先问什么叫做家长制，然后才可以知道四军内是否有家长制，不然随口乱说必定与事实不相符合。家长制的定义是：只有个人的命令，没有集体的讨论，只有上级委派，没有群众选举。如果大家承认是这个定义，那末，我们看一看，四军的党内有没有这定义所说的一样，就可以知道有没有家长制了。四军党的集体的讨论，从支部到前委历来是如此的，各级党部会议，特别是前委纵委两级会议，不论是常委会、全体会，应到委员之外，差不多每次到的有非委员的负责同志参加。假若少数同志们患了善忘病的话，现在各纵队的会议录（三纵委有从去年五月起的全部会议录，不差一次）、前委会的会议录（有从今年起的会议录，不差一次），可以去查。大的问题，如井冈山之出发问题讨论，东固之分兵讨论，此次之争论及分兵问题讨论等等，总是征求群众意见的。说四军党内只有个人命令没有集体讨论，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吧？！说到各指导机关的产生，从支委〔２１〕到纵委、前委是中央委派的，但这不能作为四军党内家长制的证明，四军党内事实上寻不出家长制。为什么少数同志有这种借口呢？这种话有什么客观的来源呢？是的，就是四军中有一种党部书记兼充红军党代表制度，一些同志分不清楚党代表与书记在职务上是两样东西，因为党代表与军官的权限历来没有弄清楚，时常发生争权问题，由是引起了头脑不清楚的人把党代表在那里工作看做是党的书记在那里工作了。三纵队几个连上的同志叫那个连的支书做“老板”，就是这样牵挂来的。要除去此弊，只有使党代表与书记分开，这是应该一面从内部找人，一面从外面多找人来才可以解决的（从前的兼任是因人材太少的事实，是大家都知道的）。形式主义之来源是由于唯心主义，唯心主义之来源是由于游民、农民与小资产阶级成分中产生出来的个人主义，这与小团体主义、流寇思想、单纯军事观点等等是在一条路线基础上的，只是一个东西。这种思想发展的另一方面必定是分权主义──也是代表游民、农民、小资产阶级的一种思想，而与无产阶级的斗争组织（无论是阶级的组织──工会，与阶级先锋队的组织──共产党，或它的武装组织──红军）不相容的。军委、前委分权的形式所以不能存在就是这个理由。
虚荣心、夸大、英雄思想等等腐败思想，都是以个人主义一个为头发出来的。
六、我们是唯物史观论者，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我现举出了自有四军以来的历史问题的各方面，以证明近日的问题（军委问题，但原则问题）只是历史的结穴，历史上一种错误的思想路线上的最后挣扎。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红军的来源和它的成分，五月份统计，全军一三二四名党员中，工人三百一十一，农民六百二十六，小商人一百，学生一百九十二，其他九十五，工人与非工人的比例是百分之二十三对百分之七十七。讨论到个人思想时，不要忘记他的出身、教育和工作历史，这是共产主义者的研究态度。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我们必须和这种思想（主要的是思想问题，其余是小节）奋斗，〔２２〕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凡有障碍腐旧思想之铲除和红军之改造的，必须毫不犹豫地反对之，这是同志们今后奋斗的目标。
至于我之请求离开前委，并不是消极，不参加这种斗争，乃有以下的理由：
（一）对于与党内错误思想奋斗，两年以来已经既竭吾力了，现在我又把问题的内容提出以后，使多数同志们作不断的奋斗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二）我在四军的日子太久了，一种历史的地位发生出来的影响是很不好的，这是我要指出的中心理由。
（三）我个人身体太弱，智识太贫，所以我希望经过中央送到莫斯科去留学兼休息一个时期。在没有得到中央允许以前，由前委派我到地方做些事，使我能因改环境而得到相当的进步。
（四）四军的党已经有了比较坚固的基础了，我去之后，决然没有不好的影响。党的思想上的分化和斗争既已经起来了，决不因我去而不达到胜利的目的，所以你的信上的后面一段是过虑的。自然我的工作我只能提出意见，决定要在党部，我没有离开一天仍旧可以随大家作思想奋斗一天！
Ｃ的敬礼！〔２３〕
毛泽东六月十四日于新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