７．以大队为单位在士兵会内建设俱乐部。
８．宣传队中设口头宣传股及文字宣传股，研究并指挥口头及文字的宣传技术。
９．严格地执行三大纪律〔１７〕。
１０．上门板、捆禾草等项是从行动中扩大红军影响、增加群众对红军信仰的良好方法，应当好好地去执行。
１１．政治部及宣传队要有计划地有组织地召集各种群众大会，要预先规定开会秩序、演说人、演说题目及时间。
１２．对白军士兵及下级官长的宣传非常之重要，以后要注意下列的方法：
（１）宣传文字要简短，使他们顷刻间能看完，要精警，使他们一看起一个印象。
（２）除有计划地在敌人经过道路两旁多写切合某现实部队的标语之外，还要将传单存储于沿路党部及群众机关手中，候敌军经过时，巧妙地传达给他们。
（３）从俘虏官兵中及邮件检查中调查敌方官兵的姓名及所属部队番号，邮寄宣传品去，或写信给他们。
（４）优待敌方俘虏兵，是对敌军宣传的极有效方法。优待俘虏兵的方法：第一是不搜检他们身上的钱和一切物件，过去红军士兵搜检俘虏兵财物的行为要坚决地废掉。第二是要以极大的热情欢迎俘虏兵，使他们感觉得精神上的欢乐，反对给俘虏兵以任何言语上的或行动上的侮辱。第三是给俘虏兵以和老兵一样的物质上的平等待遇。第四是不愿留的，在经过宣传之后，发给路费放他们回去，使他们在白军中散布红军的影响，反对只贪兵多把不愿留的分子勉强地留下来。以上各项，对于俘虏过来的官长，除特殊情况外完全适用。
（５）医治敌方伤兵，亦是对敌军宣传的极有效方法。对于敌方伤兵的医治和发钱要完全和红军的伤兵一样，并且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把上好了药发给了钱的伤兵送返敌军。对待敌方受伤官长亦然。
士兵政治训练问题
一、材料问题
下列各项应很艺术地编制课本，作对士兵的训练材料：
（一）目前政治分析及红军之任务与计划；
（二）土地革命各方面；
（三）武装组织及其战术；
（四）三大纪律建设的理由；
（五）早晚点名口号；
（六）识字运动；
（七）怎样做群众工作；
（八）红军标语之逐个解释；
（九）各种偏向之纠正；
（十）苏俄红军；
（十一）革命的目前阶段和它的前途；
（十二）红军白军比较；
（十三）共产党国民党比较；
（十四）革命故事；
（十五）社会进化故事；
（十六）卫生；
（十七）游击区域的地理及政治经济常识；
（十八）革命歌；
（十九）图报。二、方法
（一）上政治课：
１．分普通、特别、干部三班。普通班分两种形式，一个支队在一起时，以支队为单位上课，教授以支队政治委员为主任，大队政治委员分担各课，除战斗兵须到课外，传令兵、勤务兵、长夫、马夫、火夫须均到课。普通班之目的在使一般兵士得到初步政治常识。
２．特别班以支队为单位，从各大队士兵中考选稍识文字及略有政治常识者五十名编成，支队政治委员为主任教授，大队政治委员分担各课。特别班之目的在造成较普通班高一级的政治常识人才，以备将来升当下级干部之用。
３．干部班以纵队为单位，军直属队另成一单位，以大队长、大队副，中队长、中队副，各级军佐〔１８〕及其他指定人员编成。目的在提高现任下级干部的政治水平线，使能领导群众，以预备将来能充当中级干部。由纵队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纵队司令官及其他有适当能力的人担任教授。
４．以支队为单位组织政治训练委员会，以支队各政治委员并军事长官中能任政治训练者组织之，以支队政治委员为主任，其任务为讨论在一个支队内关于执行士兵政治训练的种种问题。
５．军及各纵队直属部队的政治训练，由军及各纵队政治部宣传科负责组织政治训练委员会执行之。
６．教授法：
（１）启发式（废止注入式）；
（２）由近及远；
（３）由浅入深；
（４）说话通俗化（新名词要释俗）；
（５）说话要明白；
（６）说话要有趣味；
（７）以姿势助说话； （８）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
（９）要提纲；
（１０）干部班要用讨论式。
（二）早晚点名说话：
１．说话时间每次最多不得过半小时。
２．材料：（１）报告政治消息；（２）批评日常生活；（３）解释每周政治口号。
（三）集合讲话：
１．支队每星期一次，纵队每半月一次，全军不定期。
２．每次讲话须要有计划地由政治工作机关（支队由政治委员）商同军事工作机关规定讲话内容，指定讲话人，并分配讲话时间。
３．每次讲话除任勤务的以外不准不到。
４．每次讲话内容及对于群众的影响，下级政治机关须报告上级政治机关。
（四）个别谈话：
１．对下列各种人须和他做个别谈话：
（１）有偏向的；（２）受了处罚的；（３）伤兵；（４）病兵；（５）新兵；（６）俘虏兵；（７）对工作不安的；（８）思想动摇的。
２．谈话前须调查谈话对象的心理及环境。
３．谈话时须站在同志的地位，用诚恳的态度和他说话。
４．谈话后须记录谈话的要点及其影响。
（五）游艺：
１．以大队为单位充实士兵会娱乐部的工作，做下列各种游艺：
（１）捉迷藏等；（２）踢足球；（３）音乐；（４）武术；（５）花鼓调；（６）旧剧。
２．于每个宣传队下设化装宣传团。
３．游艺设备费由公家支给（大队由纵队政治部批准）。
（六）改良待遇：
１．坚决废止肉刑；
２．废止辱骂；
３．优待伤病兵；
４．恢复每月发草鞋钱大洋四角的制度。
（七）怎样做新兵及俘虏兵的特别教育：
１．把红军的生活习惯，如：（１）官兵生活平等（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分别，没有阶级的分别，官长不是剥削阶级，士兵不是被剥削阶级）；（２）三大纪律及其理由；（３）士兵会的意义和作用；（４）红军中的经济制度（经济的来源，管理经济的组织，经济公开主义及士兵审查制度）；（５）经济委员会管理大队伙食和分伙食尾数；（６）废止肉刑辱骂；（７）优待俘虏事项，讲给新兵们俘虏们听。
２．讲述红军斗争略史。
３．红军的宗旨：（１）红军与白军所以不同，此点对俘虏兵要详细讲；（２）红军与土匪所以不同；（３）红军三大任务。
４．讲述红军组织系统。
５．普通政治常识，如：（１）国民党与共产党；（２）英日美三大帝国主义侵略中国；（３）各派军阀受帝国主义指挥到处混战；（４）分田；（５）苏维埃；（６）赤卫队等。
（八）青年士兵的特别教育：
１． 各纵队政治部负责编制青年士兵识字课本（以商务馆小学教材，平民千字课，龙岩文化社教本等作参考）。
２． 每个纵队内设立青年士兵学校一所，分为三班至四班，每个支队一班，直属队一班，每班学生不得超过二十五人。以政治部主任为校长，以宣传科长为教务主任。每班设一主任教员，每班以授足九十小时为一学期。
３．由公家出钱置备纸笔墨等用具发给学生。
废止肉刑问题
一、红军中用肉刑的效果
各部队中凡打人最厉害的，士兵怨恨和逃跑的就越多。最显著的例子，如三纵队第八支队部某官长爱打人，结果不仅传令兵、火夫差不多跑完了，军需、上士及副官都跑了。九支队第二十五大队曾经有一时期来了一个最喜打人的大队长，群众送给他的名字叫做铁匠，结果士兵感觉没有出路，充满了怨恨空气，这个大队长调走了，士兵才得到解放。特务支队第三大队打人的结果，跑了四个火夫，一个特务长，两个斗争好久的班长，其中一个名萧文成，临走留下一封信，申明他不是反革命，因受不起压迫才逃跑。四纵队初成立时，一、二、三纵队调去的官长，一味地蛮打士兵，结果士兵纷纷逃跑，最后这班官长自己也立不住脚，都不得不离开四纵队。二纵队逃兵比任何纵队多，原因虽不止一个，然二纵队下级官长的大多数打人的习惯最厉害，乃是最重要原因之一。二纵队曾发现过三次自杀事件（排长一士兵二），这是红军最大的污点，意义是非常之严重的，这也不能不说是二纵队打人的风气特别浓厚的一种结果。现在红军中一般士兵的呼声是“官长不打士兵，打得要死！”这种群众的不平和怨愤的表露，实在值得我们严重的注意。
二、肉刑的来源和废止它的理由
封建阶级为了维持它的封建的剥削，不得不用最残酷的刑罚做工具，以镇压被剥削者的反抗和叛乱，这是肉刑所以为封建时代的产物的理由。经济的发展进步到资本主义制度，它便需要提出自由主义，以发展工农士兵群众的个性，增强他们的劳动能力和打仗能力，以造成资本主义发展之条件。因此，凡资产阶级的国家，一般地废止肉刑，在军队中亦早就没有什么打人的怪事了。至于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的诞生，阶级斗争的激进，工农阶级要推翻统治阶级的权力和依于这个权力的剥削，便要发动自己阶级的广大群众的力量，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苏维埃政权，是最进步阶级的政权，它的下面，不应有一切封建制度的残余存在，因此苏联不但红军中老早就没有肉刑，在一般法律上亦通通严禁肉刑的使用。红军第四军产生于封建剥削制度尚未肃清的中国，它的主要成分，又多是从封建军阀军队里头转变过来的，一般封建的制度、思想和习惯，仍然很浓厚地存在于一般官长士兵之中，由是打人的习惯和非打不怕的习惯，还是与封建军阀军队里头的习惯一样。虽然老早就提出了官长不打士兵的口号和规定士兵会有申诉他们的苦痛的权利，但简直没有什么效力，其结果造成官兵间的悬隔，低落了士兵以至官长的情绪，逃跑的数目日多，军中充满了怨恨的空气，甚至发现自杀事件，这是与红军的斗争任务完全背驰的现象，如不赶快纠正，危险不可胜言。
三、纠正的方法
（一）坚决地废止肉刑。
（二）举行废止肉刑运动。这个运动，要从官兵两方面工作，使“废止肉刑，方才利于斗争”的意义普及于官兵群众之中。这样才能使官长方面，不但不至因废止肉刑觉得兵带不住了，而且了解废止肉刑之后将要更利于管理与训练；士兵方面，不但不至因废止肉刑更顽皮了，而且因废止肉刑增加了斗争的情绪，撤去了官兵的隔阂，将要自觉地接受管理训练和一般的纪律。
（三）肉刑废止之后，因为历史的习惯的原因，发生一些临时不良现象是会有的，这应该加紧我们的责任，努力于说服精神和自觉遵守纪律精神的提倡，去克服这个违反斗争任务的最恶劣的封建制度。决不能借口有些不良现象，便掩护了他的封建制度打人习惯。凡那些借口临时不良现象，反对废止肉刑或对废止肉刑怠工的，客观上便是妨碍革命斗争的发展，也就是帮助了统治阶级。
（四）四军废止肉刑的法律程序：１．修改红军惩罚条例；２．由最高军政机关会衔发布废止肉刑的通令，并颁布新的红军惩罚条例；３．通令发布后，一方面由军政机关召集官长会议，详细说明废止肉刑的理由，使全体官长拥护这个通令的重大改革，良好地努力地在部队中执行起来；一方面由士兵会召集士兵代表会议，除拥护这个改革以后要自觉地遵守纪律外，并要森严群众的纪律制裁，以达到肉刑废止后的良好的收获。
优待伤病兵问题
一、伤病兵痛苦的现象及影响
（一）全军各部队卫生机关不健全，医官少，药少，担架设备不充分，办事人少与不健全，以致有许多伤病兵不但得不到充分治疗，即大概的初步治疗有时都得不到。
（二）全军军事政治机关对伤病兵的注意不充分，如： １．对于卫生机关的健全，不但没有尽得最大的努力，而且简直不加注意。各种会议对卫生问题讨论很少。
２．官长对于伤病兵没有尽其可能去随时安慰他们，如官长替伤病兵送茶水、盖被窝、随时慰问等习惯，在红军中简直没有。官长对伤兵病兵，采一种不理问态度，甚至表示讨嫌他们的态度。
３．行军时官长以至士兵对在沿途落伍的伤兵完全不表示一点同情，不但不为他们想法子，反而一味的怒骂，或无情地驱逐他们。
（三）重伤重病兵给养和用费不够，伤兵伤后，七八天还没有衣服换，调养费病官有，病兵没有。
（四）蛟洋医院的缺点：
１．无组织状态；
２．医官和药太少；
３．医官卖私药；
４．不清洁；
５．御寒衣服被窝不够；
６．看护兵太少；
７．饮食恶劣；
８．房子窄；
９．与当地群众关系不良，以致伤病兵看医院如牢狱，不愿留在后方。
上列各种对伤病兵待遇不良，便发生下列的影响：
１．使士兵不满意红军，“红军好是好，就只不要带花，不要病”，这种舆论简直普遍全体士兵以至下级官长之中；２．士兵对官长不满意，越发增加官兵间悬隔；３．士兵及下级官长都怕带花，因此，减少红军战斗力；４．逃兵多；５．影响工农群众，减少他们加入红军的勇气。
二、解决的办法
（一）军政机关对于卫生问题再不能像从前一样不注意，以后各种会议，应该充分讨论卫生问题。
（二）卫生机关的组织应特别使之健全，办事人要找有能力的，不要把别地方用不着的人塞进卫生队去，并要增加办事人达到照料完备之目的。医生少和药少的问题，要尽可能设法解决。对于医生应注意督促他们看病详细一点，不要马马虎虎。
（三）官长，特别是和士兵接近的连上官长，应当随时看视伤病兵，送茶水给他们吃，晚上替他们盖被窝，他们觉得冷，要替他们想办法，如向别人借，增加衣服。以上这些招呼伤病兵的方法，要定为一种制度，大家实行起来，因为这是最能取得群众的方法。
（四）对行军时沿途落伍的伤病兵：１．禁止任何人对他们的怒骂或讥笑；２．要伤病兵让路的时候，要好好对他说，不要一把推开他；３．无论哪一个部队或机关，凡有因病因伤落伍下来的，不论是战斗兵非战斗兵，均要立即派一个人去招呼他，如系重伤重病，并要尽量设法雇夫抬来；４．每次行军，后卫要耐烦带上落伍的伤病兵，必要时还要替他们背回枪弹。
（五）发给伤病兵零用钱，要酌量伤病的轻重，重伤重病的要比轻伤轻病的多给一点。调养费一项，对于特别重伤重病的，应该不分官兵酌量发给。
（六）伤病兵衣服被窝问题，除公家尽力置备外，应该在各部队官兵中发起募捐，此外还应该在各部队官兵中发起募款，这不仅为了增加伤病兵的零用钱，而且是唤起全军互助济难精神的好方法。
（七）蛟洋后方医院许多缺点，应该有计划去纠正。此外还应该在闽西工农群众中发起募捐（衣被、现款、粮食），以密切联系工农群众与红军。
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
一、在高级地方政权机关没有建设以前，红军的军事机关与政治机关，在前委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
二、红军与群众的关系：
（一）凡有全军意义的事项，如发布政纲等，军事政治两机关会衔发布。
（二）群众工作，如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设政权，以及没收、审判、处罚、募捐、筹款、济难等事之指挥监督，在地方政权机关没有建设以前，均属政治部职权。
（三）凡没有建立政权机关的地方，红军政治部即代替地方政权机关，至地方政权机关建设时为止。凡地方政权机关已经建设的地方，应以使地方政权机关独立处理一切事情，在群众中巩固其信仰为原则。只有在地方政权机关还不健全，及红军与地方有关系的事项，得用地方政权机关和红军政治部会衔的方法处理之。
（四）帮助地方武装之建立与发展，这个责任是政治部的。帮助地方武装之平时的军事训练及战时的作战指挥，这个责任是司令部的。但均须尽可能地经过地方政权机关的路线，极力避免直接处理。
三、红军里面用人、行政，军事政治两个系统各有独立的路线。彼此有关系时，如人员等之互相调动，消息之互相传达等，则用公函平行通报。
四、礼节及军风纪之执行，军事政治两个系统相互间均应用阶级服从原则，不得借口系统不同，有所怠慢或不服指挥。
五、凡给养、卫生、行军、作战、宿营等项，政治系统应接受军事系统之指挥。凡政治训练及群众工作事项，军事系统应接受政治系统之指挥。但指挥的形式，只能直达对方机关里头的从属机关（总务科或副官处等）。
六、凡红军筹款的指挥及政治工作用费之决定与支出，均属于政治部，军事机关不得干涉（取款的手续，政治部直接军需处），党部用费由政治部支给。
七、军事机关的一切命令，除政治委员须副署外，政治部主任无须署名。政治机关的一切命令，政治部单独行使，政治委员无须副署。
此篇第一部分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刊印，其他部分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一九三〇年四月六日铅印本刊印。
注释
〔１〕 这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这次代表大会是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的，所以这个决议又称“古田会议决议”。决议共分八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经毛泽东校阅，编入一九五一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题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２〕 九月来信，指陈毅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周恩来多次谈话的精神，为中共中央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给中共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３〕 士兵会，指红军中的士兵代表会议和士兵委员会，这是为了发扬军队内部民主而建立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后来被废除了。一九四七年新式整军运动开始以后，在人民解放军中，根据红军时期和新式整军运动中的经验，又在连队中建立过干部领导的士兵会和士兵委员会的制度。
〔４〕 见《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注〔６〕（本卷第６８页）。
〔５〕 赤卫队，是革命根据地内群众的武装组织，不脱离生产。
〔６〕 黄巢，唐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他领导的农民战争持续了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农民战争之一。由于黄巢起义军只是简单地进行流动的战争，没有建立过比较稳固的根据地，所以被封建统治者称为“流寇”。李闯，即李自成，明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他领导的起义军也没有建立过比较稳固的根据地，总是流动作战，一六四四年曾攻入北京，不久在明将吴三桂勾引清兵联合进攻下失败。
〔７〕 纵队，当时相当于团；支队，当时相当于营。
〔８〕 大队，当时相当于连。
〔９〕 即中共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和各纵队委员会。
〔１０〕 党团，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党章规定：“在非党组织（如职工会，农会，社会团体及文化组织等）之各种代表大会和会议上及机关中，凡有党员三人以上者均成立党团。其任务在于非党的组织中，加强党的影响，实行党的政策，并监督党员在非党组织中之工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党章，将“党团”改称“党组”。
〔１１〕 指本篇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指出的关于单纯军事观点等八种错误思想。
〔１２〕 托洛茨基，曾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列宁逝世后，他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在联共（布）党内组织反对派，进行派别活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中国也出现了少数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与陈独秀等相结合，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因而取消革命运动，被称为“托陈取消派”。陈独秀于一九二九年被开除党籍。
〔１３〕 民团、靖卫团，都是反动的地方武装。
〔１４〕 司书，即连队中担任文字书写的人员。
〔１５〕 蒋桂战争，指一九二九年三四月间蒋介石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战争。
〔１６〕 汪蒋战争，指一九二七年十月宁（南京）汉（武汉）对立期间，国民党新军阀何应钦、李宗仁与唐生智之间的战争。
〔１７〕 当时红军三大纪律的内容是：（一）不拿工人、农民、小商人一点东西；（二）打土豪归公；（三）一切行动听指挥。
〔１８〕 这是毛泽东沿用旧军队里的一种称呼。军佐，是旧军队中对辅助指挥员管理行政事务的人员的统称，如军需、军医等。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１〕
（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
在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他们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在福建、广东、江西之间的三个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同时也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他们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有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二，就会明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因之，也就会明白农村起义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发展。三，就会明白工农民主政权这个口号的正确。四，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五，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一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六，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２〕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３〕、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４〕，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切当的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因此，在判断中国政治形势的时候，需要认识下面的这些要点：
（一）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这样就可以解释现在西欧各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比现在中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也许要强些，但因为它们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比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更要强大许多倍，所以仍然不能即时爆发革命。现时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因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对地弱的，所以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
（二）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５〕及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三）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这样，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实质。当湘赣边界的割据的初期，有些同志真正相信了当时湖南省委的不正确的估量，把阶级敌人看得一钱不值；到现在还传为笑谈的所谓“十分动摇”、“恐慌万状”两句话，就是那时（一九二八年五月至六月）湖南省委估量湖南的统治者鲁涤平〔６〕的形容词。在这种估量之下，就必然要产生政治上的盲动主义。但是到了同年十一月至去年二月（蒋桂战争〔７〕尚未爆发之前）约四个月期间内，敌人的第二次“会剿”〔８〕临到了井冈山的时候，一部分同志又有“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提出来了。其实，那时英、美、日在中国的斗争已到十分露骨的地步，蒋桂冯混战的形势业已形成，实质上是反革命潮流开始下落，革命潮流开始复兴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不但红军和地方党内有一种悲观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时也不免为那种表面上的情况所迷惑，而发生了悲观的论调。中央二月来信〔９〕就是代表那时候党内悲观分析的证据。
（四）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特别是我们在红军中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所以有这种抓住表面抛弃实质的观察，是因为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拚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我就业之望。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上面的话的大意，在去年四月五日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就已经有了。那封信上说：
“中央此信（去年二月七日）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国民党三次‘进剿’井冈山〔１０〕，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革命潮流逐渐升涨。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云，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的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会迅速消灭。群众是一定归向我们的。屠杀主义〔１１〕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再不能号召群众了。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在将来的形势之下，什么党派都是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党的六次大会〔１２〕所指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对的：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党（按：应加‘在大城市中’五个字）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举行暴动。但是革命的发展将是很快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的口号积极的态度才能领导群众。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一定要在这种积极态度之下才有可能。……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建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的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重要任务；但是在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这封信对红军的行动策略问题有如下的答复：
“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计划过，而且多次实行过，但是都失败了。因为：（一）主力红军多不是本地人，和地方赤卫队来历不同。（二）分小则领导不健全，恶劣环境应付不来，容易失败。（三）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四）愈是恶劣环境，队伍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方能团结内部，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的刻不能离。”
这一段话的缺点是：所举不能分兵的理由，都是消极的，这是很不够的。兵力集中的积极的理由是：集中了才能消灭大一点的敌人，才能占领城镇。消灭了大一点的敌人，占领了城镇，才能发动大范围的群众，建立几个县联在一块的政权。这样才能耸动远近的视听（所谓扩大政治影响），才能于促进革命高潮发生实际的效力。例如我们前年干的湘赣边界政权，去年干的闽西政权〔１３〕，都是这种兵力集中政策的结果。这是一般的原则。至于说到也有分兵的时候没有呢？也是有的。前委给中央的信上说了红军的游击战术，那里面包括了近距离的分兵：
“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１４〕，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１５〕。’‘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
这时所谓“打开”，就是指近距离的分兵。例如湘赣边界第一次打下永新时，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在永新境内的分兵。又如第三次打下永新时，二十八团往安福边境，二十九团往莲花，三十一团往吉安边界的分兵。又如去年四月至五月在赣南各县的分兵，七月在闽西各县的分兵。至于远距离的分兵，则要在好一点的环境和在比较健全的领导机关两个条件之下才有可能。因为分兵的目的，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若不能达到这些目的，或者反因分兵而遭受失败，削弱了红军的力量，例如前年八月湘赣边界分兵打郴州那样，则不如不分为好。如果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那就无疑地应该分兵，因为在这两个条件下，分散比集中更有利。
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给了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中央那时还有一个通告，谓蒋桂战争不一定会爆发。但从此以后，中央的估量和指示，大体上说来就都是对的了。对于那个估量不适当的通告，中央已发了一个通告去更正。对于红军的这一封信，虽然没有更正，但是后来的指示，就没有那些悲观的论调了，对于红军行动的主张也和我们的主张一致了。但是中央那个信给一部分同志的不良影响是仍然存在的。因此，我觉得就在现时仍有对此问题加以解释的必要。
关于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也是去年四月前委向中央提出的，后来又在于都有一次决定。当时指出的理由，见之于给中央信上的，如下：
“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眼前。群众斗争的恢复，加上反动统治内部矛盾的扩大，使革命高潮可能快要到来。在这种局面之下来布置工作，我们觉得南方数省中广东湖南两省买办地主的军力太大，湖南则更因党的盲动主义的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尽失。闽赣浙三省则另成一种形势。第一，三省敌人军力最弱。浙江只有蒋伯诚〔１６〕的少数省防军。福建五部虽有十四团，但郭〔１７〕旅已被击破；陈卢〔１８〕两部均土匪军，战斗力甚低；陆战队两旅在沿海从前并未打过仗，战斗力必不大；只有张贞〔１９〕比较能打，但据福建省委分析，张亦只有两个团战力较强。且福建现在完全是混乱状态，不统一。江西朱培德〔２０〕、熊式辉〔２１〕两部共有十六团，比闽浙军力为强，然比起湖南来就差得多。第二，三省的盲动主义错误比较少。除浙江情况我们不大明了外，江西福建两省党和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以江西论，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党和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存在的；赣南的希望更大，吉安、永丰、兴国等县的红军第二第四团有日益发展之势；方志敏的红军并未消灭。这样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围的形势。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
上面争取江西的话，不对的是规定一年为期。至于争取江西，除开江西的本身条件之外，还包含有全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条件。因为如果不相信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便决不能得到一年争取江西的结论。那个建议的缺点就是不该规定为一年，因此，影响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所谓“快要”，也不免伴上了一些急躁性。至于江西的主观客观条件是很值得注意的。除主观条件如给中央信上所说外，客观条件现在可以明白指出的有三点：一是江西的经济主要是封建的经济，商业资产阶级势力较小，而地主武装在南方各省中又比哪一省都弱。二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外来军队“剿共”“剿匪”，情形不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三是距离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远一点，不比广东接近香港，差不多什么都受英国的支配。我们懂得了这三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江西的农村起义比哪一省都要普遍，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都要多了。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