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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遗址现状

良渚文化遗址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被国家文物局列为全国大遗址保护项目，浙江省政府将其列为文化大省建设的重要内容，并将“良渚遗址保护与开发”列入城市建设十大工程。

1994年，由国家主席江泽民题写馆名的良渚文化博物馆落成开放。博物馆占地12.88亩，建筑面积1600平方米，兼具古文化的古老气息与现代建筑的恢宏气势。主楼前矗立一座高13米的玉琮模型。博物馆内设一个序厅三个展厅，共展出良渚文化器物400余件（组），是唯一的一座良渚文化专题博物馆。良渚文化博物馆现已被列为余杭市、杭州市和浙江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并被十多个中小学校列为德育教育基地。

早在1995年，浙江省政府就批准公布了《良渚遗址群保护规划》，将良渚遗址的保护纳入法制化道路。由于104国道穿过良渚遗址，对遗址环境造成了不良影响，1997年，浙江省交通厅决定将国道南移，绕开良渚遗址区，并于1999年2月23日竣工。

由于良渚遗址分布面积近40平方公里，面大点多、遗存密集而有规律，良渚遗址的保护仍是个难题。良渚、瓶窑地处经济快速发展地带，要使遗址在城市发展进程中不受破坏，更是一项极为困难而艰巨的任务。

2001年9月，浙江省政府批准划定良渚、瓶窑两镇242平方公里区域为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确立了“以保护为目的，以开发为手段，以适度开发实现真正保护”的工作思路，标志着一种全新的保护模式进入实践，由此拉开了良渚遗址保护崭新的一页。

良渚遗址区北侧的天目山余脉蕴藏着丰富的优质石材，在上世纪90年代前后，石矿开采业在当地兴盛。为了保护良渚遗址，2000年10月，瑶山遗址附近的6家石矿首先完成关停，至2002年10月底，遗址区附近最后也是最大的一家石矿安溪石料一厂完成关停。

随着反山、瑶山、汇观山、莫角山等一系列重要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学术界对良渚文化和良渚遗址的认识不断深入，为了更好地凸显良渚遗址的地位和价值，浙江省将良渚国家遗址公园的建设提上日程。目前，遗址公园已进入规划阶段，拟建的良渚国家遗址公园将有机连接莫角山、反山、汇观山、瑶山、塘山等著名良渚文化遗址，通过遗址现场的剖面展示、复原展示等形式，形成一个点线面结合的大众化的良渚文化认知体系。 　　

神秘消失的古蜀祭祀文明——三星堆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三星堆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广汉城西鸭子河畔

发现及发掘时间：发现于1929年，首次发掘于1934年，此后对三星堆文化遗址的发掘研究持续数十年。

距今历史：2800-4800年

考古地位：三星堆文化遗址曾为古蜀国都邑所在地，出土的大量器物为研究古蜀历史及古代祭祀提供了大量资料，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该遗址发源及后继文化不明朗，文化延续时间近2000年，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发展至商末周初，是古蜀王国统治和宗教祭祀活动的中心。

历史悠久的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城西南兴镇，遗址分布范围达12平方公里。三星堆遗址是四川境内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蜀文化遗址。三星堆遗址的发现纯属偶然，但对三星堆遗址的发掘研究却数十年持续不断，也给人们留下一串串难解的千古之谜。

考古及发现过程

三星堆位于成都平原北部的沱江冲积扇上，北临沱江支流湔江，当地人俗称其为鸭子河。传说玉皇大帝在天下撒下了三把土，落在了湔江边上，就成了平原上的三座黄土堆。这三座黄土堆犹如一条直线上分布的三颗金星，故称三星堆。与三星堆隔河相望，是一处弧形台地月亮湾，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就从这里开始。

1929年早春的一个下午，农民燕青宝在自家院子旁伺弄菜田，结果挖出了一坑玉石器，赶紧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燕道诚。第二天，燕道诚率领全家大小，把坑中的玉石器取出来，拿到房中清点。共有璧、璋、钏、珠、刀、斧及玉料共几百件。在坑底还有一个用石板盖着的小石槽，里面装着五个玉琮。就这样，燕道诚家一次偶然的劳作，拉开了隐藏在历史舞台深处的古蜀王国的帷幕。

燕道诚知道这是一批古物，但家里有吃有穿，也没有想到拿去变卖。倒是一些朋友，到乡下他家做客时，他会拿出来，让大家鉴赏把玩一番。如果有朋友开口索要，他也会很大方地馈赠几件。

转眼四年过去了，直到燕道诚将一件玉琮送给当地驻军的团长，才引起了古董商们的注意，燕家的玉器一下子成了抢手货。燕家挖到宝贝的消息迅速传开了。

很快，消息就传到了华西大学，美国人葛维汉当时正在华西大学博物馆担任馆长，当他看到燕家出土的几件玉器后，一个强烈的预感产生了：月亮湾一带是一处重要的古文化遗产。

1934年的春天，葛维汉组建起了一支考古发掘队，在军队的警戒下，三星堆的第一次发掘开始了。这次发掘地点位于燕道诚家院子旁，在长12米的探沟内，他们发现了大量的玉器、石器以及陶器残片，共计600余件。但是这一次他们和仅仅600米外的三星堆遗址擦肩而过。虽然这次发掘并没有找到三星堆，却由此拉开了对三星堆长达半个世纪的发掘研究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考古学家数次来到三星堆、月亮湾一带进行考古调查，并认为三星堆一带存在着古文化遗产。但由于种种原因发掘工作迟迟没有提上日程。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三星堆和月亮湾一带搭建起了大型的砖瓦工厂，致使大片的古文化遗址遭受破坏。1980年5月，四川省考古队对三星堆遗址开始了面积为1200平方米的抢救性发掘。

经过一年发掘，共出土陶、石器数百件，并清理出房基18座、灰坑3个、墓葬4处。这是一次真正科学的发掘，尽管没有发现以往那些精美的玉器，但是出土的一批重要遗迹足以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两年后，国家文物局决定对三星堆拨专款专项考古发掘，三星堆的考古工作尽管断断续续，但是一直没有放弃。

1986年，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工作有了突破性进展。这一年，四川省考古所在陈德安、陈显丹带领下对三星堆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工作，发掘采取田野考古中常用的探方方式，将残存的三星堆进行了大面积揭露，发掘总面积达到1300多平方。共发现9座房基、101个灰坑、10万多块陶片和500余件铜、陶、玉、石、漆器，其中10件鸟头陶勺柄制作十分精美。这些出土的文物既有与中原文化相似的因素，又有明显的地方文化风格，它浓郁的地方风格正是探索早期蜀文化的重要线索。考古发掘在临近夏天的时候暂时告一段落，大部分考古队员们撤回成都休整。

好像上天专门与考古工作者开玩笑，考古队离开没几天，三星堆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发现终于在人们的期盼中出现了，而首先见证这一重大发现的不是考古队员，而是砖瓦厂的工人。

7月18日，砖瓦厂工人杨远洪、刘光才正挖土方时，只听得“砰”的一声脆响，捡起来一看，原来是一根长40厘米的玉器。考古队队长陈德安闻讯赶到现场，看到一件精美的玉璋被挖断了，不免有些心疼，但是内心又有着抑制不住的兴奋，他有一个强烈的预感，一个期盼多年的夙愿，一个震惊世界的发现马上就要诞生了。于是当机立断，立即指挥封闭现场，一边报告省文管会，一边简单部署之后，迅速召集考古队员进行紧急抢救性发掘。

考古队员们连续奋战了七天七夜，重大发现由此开始接连不断，共发现两座商代大型祭祀坑，坑内出土的文物大多带有象征意义，被赋予了较多的神秘色彩。这些文物包括雕有人和动物图案的纯金卷包的金杖，还有与真人面貌同比例的青铜头像和黄金面罩、青铜面具、象牙以及大批青铜和玉制礼器。

考古工作者根据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很快推断出这两个坑的年代分别为公元前14世纪和公元前11世纪左右。

这次发掘发现的文物震惊了世界。英国《独立报》撰文说三星堆的发现比有名的中国兵马俑更要非同凡响。奇怪的是，这些器物或被损毁或被火烧过，并有许多牛、羊、蚌壳以及人骨渣。从烧得发白的骨渣情况来看，这些动物经过了放血的过程。也许，这些迹象和当时人们的宗教祭祀礼仪是有关系的。

1989年，四川考古部门对三星堆进行解剖，证明三星堆是由人工夯筑而成；1990年，发掘东城墙局部并获确认，同时发现3000多年前的土坯砖；1992年，试掘西城墙并获确认；1994年，发现并发掘南城墙。至此，确证三星堆古城的存在，其东、西、南被三面城墙包围，北以鸭子河为天然屏障，其面积超过3平方公里，这样大的古城在中国同时期文化中也是罕见的。

三堆土实际是这个千年古都的南城墙，城墙上有两个缺口，因年代久远，城墙坍塌剥蚀而成。三星堆的实体已在七八十年代烧砖瓦的热潮中夷为平地。而仅存的半个堆也是在1986年砖厂取土中发现两个祭祀后停止挖土才保存下来。

考古发掘还显示出，在三星堆城墙两侧分布有密集的居住遗址，在遗址群中也发现有众多的房屋建筑基址，表明这里曾长期有大量先民居住。这些房屋建筑具有比较浓郁的古蜀地域特色，显示了当时建筑技术的发达。这些考古发现充分说明，这里作为古蜀时代的重要都城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曾有一段相当长的繁荣昌盛的社会生活，后来由于某种我们尚不清楚的变故，致使这段辉煌的文明遭到了湮没。

经考古发掘证实，三星堆遗址文化距今2800-4800年，延续时间近2000年，该遗址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发展至商末周初，曾为古蜀国都邑所在地，其影响之大、价值之高，堪称世界文化遗产。

三星堆文化遗址出土文物

三星堆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种类繁多，其中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造像十分珍贵。这些青铜造像铸造精美，形态各异，按其造型，可以划分为青铜人像、青铜人头像、青铜人面像、青铜兽面像以及众多的青铜铸造的飞禽走兽。

二号坑出土的大型青铜立人像，通高2.6米，重达180公斤，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和最大的青铜造像，该铜像采用分段浇铸法嵌铸而成，身体中空，分人像和底座两部分。通高2.6米，其中底座高0.9米，人像高1.72米。人像头戴华美的冠冕，上有太阳图案，身着龙纹左衽长襟衣，佩戴方格纹带饰，粗眉大眼，双手夸张地抱握成环状，脚戴足镯，赤足站立在双层方座之上。给人以高贵雍容、生动精美之感，特别是炯炯的大眼和坚毅的阔嘴显得气质非凡，表明了其非同凡响的身份。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通观整尊人像的比例尺度，可以看到唯有双手大得出奇，显然是做了故意的夸张放大，双手以及手中的器物都应当是被突出和有意渲染的部分。可以推测，已经遗失的手中器物一定是一件“重器”。但究竟双手所执何物，费人猜思。一般认为此像是集神、巫、王三者身份于一体的最具权威性的领袖，是神权与王权最高权力的象征。

在一号祭祀坑还出土了一根精致的金杖，金杖长143厘米、直径2.3厘米，系用纯金箔包卷而成，重463克。金箔表面雕刻有长达46厘米的精美纹饰图案，平雕的人面、鸟、鱼等图案，十分精细。对于整个图案的内涵，学者们有不同的解释，有认为是鱼凫氏的遗存，有认为描述的是鱼凫族败亡的故事，还有认为鱼、鸟即鳖灵与杜宇的象征等。关于金杖的性质，也有各种推测，有认为是权杖，是由最高统治者执掌的王权和神权的象征，还有认为是巫祝之类使用的法器，是祭杖或魔杖。普遍认为金杖就是权杖。金杖上的图案内涵，既有族属意识的象征含义，也有对当时蜀人社会生活以及宗教信仰和审美观念的综合反映。其画面内容显然与当时古蜀王国盛行的太阳神话和渔猎活动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器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种类多样。最具代表性的是斧形玉器和戈形玉器。三星堆遗址所出的玉器主要是用于礼仪和宗教祭祀活动之中，这一点具体形象地表现在祭山图和执璋人像上面。

在二号祭祀坑出土的一件边璋的器身上，两面线刻有两幅“祭山图”，每幅分上下两组，每组图最下面一层为两座神山，山腰两侧各插一璋。此璋为牙璋，它被单独放置于祭祀场所的神山之上，具有鲜明的祭祀性质。三星堆遗址采集的一件跪祭小铜人像，双手捧着一只“牙璋”，器形与“祭山图”上的璋大体相同。这两件图像说明三星堆时期的玉璋是可以放在山上或握在手中进行祭祀活动的。

三星堆古城内外有许多制作玉石器并遗存下来大量半成品的遗址，表明三星堆玉器主要是在当地制作的，玉料来源以本地附近的山区为主，也有一些来自远方的玉料，已经出现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玉器加工业。三星堆遗址的不同地点都出土有玉器半成品和玉料，表明三星堆古城自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玉石制作地。根据玉器的质地和玉料的状态分析，这些玉器原料主要来自距三星堆遗址不远的西部山区。根据三星堆玉石器的数量、品种、使用范围、加工技术、原料产地等情况综合分析，三星堆古城的玉加工业的规模已经相当可观。

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中还有大量的海贝，共包括四种类别。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中国最早的货币也是海贝，其使用单位为“朋”。三星堆遗址出土海贝“数以千计”，其种类则基本包容了商代中原各地以及春秋至西汉云南各地的用贝品种。三星堆虽处内陆盆地，但在商代，与中原有东北商道相通，与云南有西南商道相连，因而三星堆海贝极有可能是通过这两条商道引入海贝的。引入地区包括台湾、海南岛、南沙群岛在内的西太平洋及印度洋沿海地区，这些地区的客商带来了作为商品与货币的海贝，并影响促成了三星堆古蜀人也用海贝作为商品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即货币。

三星堆人的祭祀文化

三星堆惊人的考古发现，特别是两个祭祀坑的相继发掘，终于揭开了千百年来笼罩在古蜀历史上的神秘面纱，使我们看到了湮没达数千年之久的古蜀王国的真实面目，展现了远在4000年以前的三星堆人的雄伟神圣的祭祀文化。

1.神树崇拜

对“树”的崇拜，在三星堆时期表现得极为生动而具体。大约在3000年以前，三星堆的工匠们进行了一项伟大的工程，复杂的项目中包括制造许多颗青铜树，耗资之大足以伤及国力。三星堆的人们相信他们祭祀的场所一定是世界的中心。当神圣的树木耸立起来的时候，膜拜的人们实现了天与地的沟通。

目前在祭祀坑中发现的6株青铜神树，神树形态基本相似，又各有特色。总体上均呈现为下端有云山状基座、主干挺拔直达树巅、9条树枝分成3层弯曲下垂，树上有立鸟、飞龙、仙果、光环、以及璧瑗等神器祭器，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特殊的社会意义。

最高的一株约4米，三道如同根状的斜撑扶持着树干的底部。树干笔直，套有三层树枝，每一层三根枝条，全树共有九根树枝。所有的树枝都柔和下垂。枝条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纹的小圆圈和花蕾，花蕾上各有一只昂首翘尾的小鸟；枝头有包裹在一长一短两个镂空树叶内的尖桃形果实。在每层三根枝条中，都有一根分出两条长枝。在树干的一侧有四个横向的短梁，将一条身体倒垂的龙固定在树干上。

三星堆的二号铜树仅保留着下半段，整体形态不明，下面为一圆盘底座。三条象征树根的斜撑之间的底座上，各跪有一人，人像的双手前伸，似乎原先拿着什么东西。能够复原的树干每层伸出三根树枝。它的枝头有一长一短叶片包裹的花蕾，其后套有小圆圈，与一号大铜树基本相同；但枝条的主体外张并且上翘，鸟歇息在枝头花蕾的叶片上，这却不同于一号大铜树。

这两颗大铜树体量巨大，尤其是一号大铜树上还有龙盘绕，它们应当不是普通的树木，而是具有某种神性的神树。现在的疑问是，如此巨大的青铜神树会由于重心的上移而倾斜，青铜神树如果全部按原型组装竖立起来，原来的三足底座根本无法承受其全部重量。由此推测这棵青铜神树应该是为一次大型祭祀而临时铸成，而不是作为长期陈列而设置的。

用青铜铸造许多颗带有神意的树木在当时是要下很大的决心的，因为那是一项十分庞大复杂的制造过程。

从青铜神树的铸造过程来看，三星堆的工匠们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和手段，目的仿佛是完成一批不朽的祭祀礼器。但是，当时的工匠们在制造这批作品之前，知道作品在完成后即将被焚烧、损毁和掩埋吗？如果知道，却仍然消耗大量的精力，以至于对任何一个细节都孜孜不倦？

也许，神树的制造者认为“制造和完成”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只有依照祭祀的终极仪式“彻底砸碎”，才算真正“完成”！

三星堆神树群体造型之优美、内涵之丰富、体态之硕大、时代之久远，大大超过各地发现的表现树崇拜的文物，表明在三星堆时期古蜀国的原始宗教体系中，它可能处于连接人与神、天与地的中心环节，具有特别突出的地位，充分体现了古蜀的神树崇拜和太阳崇拜观念。

2.太阳及鸟类崇拜

三星堆文化尊崇太阳的特征直接表现在青铜器物上。三星堆二号器物坑中，有一种类似车轮的圆形铜器。轮形铜器是象征着太阳的太阳轮。英国学者罗森认为，轮形器是常设在神庙中的神器，或者是用于某种祭祀仪式，钉挂在某种物体上，作为太阳的象征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

而对太阳最敏感的莫过于鸟禽类，所以三星堆人在青铜神树上就精心安置了一些铜鸟。这些鸟好像是依照统一的规格铸造出来的，表明它们担负的是同一个明确的使命。

《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记述了十个太阳都由鸟来背负着上升或下沉。不过，三星堆一号神树上的鸟却为九只。另外一只哪去了呢？日本学者布川宽先生结合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帛画内容认为，根据太阳的运行规则，值班的太阳已经出发，所以扶桑上只有九个太阳，树木顶上就没有了那一只鸟。

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林巳乃夫通过观察青铜神树的枝叶与鸟，联想到三星堆另外一件名为璋的器物。并认为璋的功能与背负太阳的鸟之间有一个隐秘的关系。

这件璋的顶部雕出了一只鸟，其形态好像是栖息在璋的洼刃上。林巳乃夫认为，在三星堆，作为太阳之神的鸟相互交替，每天有一只绕天巡行，而璋则是它们停歇的树木。观察二号坑出土的小铜人捧璋而跪的姿态，恐怕就是呼吁光明与火的太阳神让自己在此栖息，并祈愿太阳神的赐福。

三星堆人相信他们的图腾祖先与鸟有关，在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有一件青铜兽面具，五官非常特殊，两只凸显的眼睛直径13.5厘米，长度达16.5厘米，所以也有人称其为凸目面像。有学者认为，凸目面具代表的是鸟的形象。纵目面具实际上是人鸟合体的一种正式表现形式。古蜀国的第二代王叫鱼凫。凫就是鸟，具体指的是水上的鱼鹰。古人相信，人和图腾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三星堆遗址和古蜀文明的关系

古文献记载中的古蜀历史，从蜀山氏、蚕丛氏、柏灌氏、鱼凫氏，到杜宇、鳖灵，都显示出比较浓郁的神话传说色彩，特别是古蜀的起源和古蜀三代的历史，更是笼罩在一片神秘的迷雾之中。李白在《蜀道难》中说：“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四万八千岁当然是一种文学的夸张，但也透露了古蜀历史的邈茫和久远。

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为文献记载中的古蜀历史提供了重要物证，直观地展现了数千年前古蜀文明的灿烂辉煌。表明传说中的古蜀王朝是并非子虚乌有，成都平原在商周时期乃至更早的时代确实存在着繁荣昌盛的古文化、古城、古国。

三星堆文化形成以前，成都平原已经出现了一个高度发达的新石器文化，它以宝墩村文化和鱼凫村文化为代表，已被发现的古城共6座。当鱼凫村古城崛起以后，三星堆古城也随之发展起来。在成都平原的古城群中，三星堆遗址的始建年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城垣面积达350万平方米以上。那时，有一支掌握了青铜冶铸技术和具有较高玉石器加工工艺的外来人群来到了成都平原，他们被三星堆人所接受并形成了某种联盟。

三星堆古国在这个新加盟的族群的协助下，最终毁灭了鱼凫村古国，成为了整个成都平原的惟一的中心。

但目前发现的三星堆文化古城究竟是古蜀哪个时代的都城？祭祀坑是究竟哪个古蜀王的遗存？由于历史文献记载的简略和模糊，目前依然是个谜。

根据《华阳国志·蜀志》关于“鱼凫王田于湔山”的记载，可知古蜀鱼凫时代已进入农耕，到杜宇教民务农的时代，蜀地农业已进入蓬勃发展的阶段，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都已相当繁荣发达，成都平原这时已经出现了城市文明的曙光。所以有学者认为，三星堆遗址发现的早商时期蜀都城墙，很可能是鱼凫王统一蜀国后所筑。三星堆遗址和两个祭祀坑中的器物也透露出与鱼凫氏有关的历史文化信息。

结合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来看，三星堆古城很可能营建于鱼凫时代，并成为杜宇时代的重要城邑，后来由于政权变更和都邑的迁徙而被开明时代所废弃。

三星堆遗址的出土文物反映出当时蜀人社会生活以及宗教信仰和审美观念等多方面的情况。比如三星堆灿烂的青铜文化，即反映出当时古蜀王国已经拥有高超复杂的制造技术和繁荣强大的生产能力，具有明确的社会分工和明显的阶层分化，带有巫术色彩的祭祀活动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三星堆古城正是古蜀王国统治和宗教祭祀活动的中心。

三星堆遗址的七大千古之谜

三星堆遗址考古的重大发现，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拨开迷雾见太阳，澄清了许多重大的历史问题，起到了证史、补史和创史的作用。与此同时，也给人们留下一串串难解的千古之谜。

第一谜，三星堆文化来自何方？目前有其来源与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有关、与川东鄂西史前文化有关、与山东龙山文化有关等看法，即人们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彼此融合的产物，是多种文化交互影响的结果。但究竟来自何方？

第二谜，三星堆遗址居民的族属为何？目前有氐羌说、濮人说、巴人说、东夷说、越人说等不同看法。多数学者认为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与三星堆关系密切，其主体居民可能是来自川西北及岷江上游的氐羌系。

第三谜，三星堆古蜀国的政权性质及宗教形态如何？三星堆古蜀国是一个附属于中原王朝的部落军事联盟，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已建立起统一王朝的早期国家？其宗教形态是自然崇拜、祖先崇拜还是神灵崇拜？或是兼而有之？

第四谜，三星堆青铜器群高超的青铜器冶炼技术及青铜文化是如何产生的？是蜀地独自产生发展起来的，还是受中原文化、荆楚文化或西亚、东南亚等外来文化影响的产物？

第五谜，三星堆古蜀国何以产生、持续多久，又何以突然消亡？

第六谜，出土上千件文物的两个坑属何年代及什么性质？年代争论有商代说、商末周初说、西周说、春秋战国说等，性质有祭祀坑、墓葬陪葬坑、器物坑等不同看法。

第七谜，晚期蜀文化的重大之谜“巴蜀图语”。三星堆出土的金杖等器物上的符号是文字？是族徽？是图画？还是某种宗教符号？可以说，如果解开“巴蜀图语”之谜，将极大促进三星堆之谜的破解。

三星堆文化遗址现状

三星堆遗址考古的重大发现，揭开了川西平原早期蜀国的面纱，将蜀国的历史推前了两千多年，填补了中国考古学、青铜文化、青铜艺术史上的诸多空白。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1988年1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星堆博物馆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星堆遗址东北角，地处历史文化名城广汉城西鸭子河畔，于1997年10月落成开放。博物馆主馆的面积为7000平方米，共分四个不同类别的展厅，馆内展厅面积4000平方米，展线长逾800米。展线以《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陈列》为主体内容，全面展示三星堆遗址及遗址内一、二号大型商代祭祀坑出土的陶器、玉器、骨器、金器和青铜器等上千件珍贵文物。

博物馆自1997年10月建成开馆以来，先后接待了国内外游客200多万人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由于该博物馆设计上的缺陷，致使三星堆博物馆长期存在展厅狭窄、展线过短、展线不畅、展品密度太大等问题。2003年经国家文物局同意，决定修建三星堆博物馆新展馆。新展馆已于2004年5月1日正式向游人开放。

三星堆新展馆位于老馆以东，主体建筑面积为4200平方米，连同广场、贵宾接待厅、服务大厅等附属设施，博物馆群的总面积已达到11000平方米，已跻身于全国大博物馆行列。

两个展馆在展品类型的设置也各有侧重。新展馆以玉石器、金器、陶器、神树为主，综合展示。老展馆则为青铜器专馆。陈列充分运用各种现代表现手法，通过精心的空间组合，力求在内容设计和艺术形式有所突破和创新，使三星堆这一大批精华荟萃的文化瑰宝在博物馆得到充分的展示，文物内涵得到更深的发掘，从而使更多的观众熟悉中华历史，热爱中国文物。

在三星堆大遗址的保护上，遗址区管委会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实施遗址保护。自2001年以来，三星堆管委会先后投入了上千万元对遗址进行有效保护，对遗址城墙、祭祀坑等重要遗迹地共420亩土地实行统征退耕，有效避免了农民长期耕种造成的破坏。同时，搬迁了遗迹区内的410座现代坟墓，最大程度的恢复了遗址原有的风貌。

在保护好遗址的基础上，三星堆遗址管理委员会还加快遗址区景点的建设。计划开放西城墙、月亮湾——燕家院子、三星堆——祭祀坑三大遗址展示区。目前，三星堆遗址区保护与展示工程正在抓紧进行。建成后的三星堆古遗址文化旅游区，将成为原始、古朴、自然、生态的具有国际旅游精品地位的大遗址景区。

三星堆文物，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文物，在中国浩如烟海蔚为壮观的文物群体中，属最具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且最富观赏性的文物群体之一。三星堆文物已多次出国巡展，从1993年起，先后在瑞士、德国、英国、丹麦、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等国展出，所到之处无不引起强烈震撼。 　　

复活的古蜀祭祀文化——金沙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金沙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成都市西郊苏坡乡金沙村

发现及发掘时间：2001年初发现并开始发掘，发掘工作一直持续至今。

距今历史：3000多年

考古地位：是四川省继广汉三星堆之后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也是21世纪中国第一个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对研究古蜀国历史和成都城市发展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向青铜器时代过渡阶段，继承三星堆遗址文化发展而来。

三星堆遗址是四川境内目前所知一处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蜀文化遗址。可是，三星堆文明在突然之间就消失了，它似乎没有来源也没有去向，神秘得不可思议。多少年来，考古学家一直在寻找三星堆的去向，直到20年后，金沙遗址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遗址一经发现，专家们就意识到，它和三星堆可能有着密切关系……

c.考古及发现过程

金沙遗址位于成都市西郊苏坡乡金沙村，总面积在三平方公里以上，是一处地势平坦、河流众多的冲积平原。一条叫磨底河的小河由西向东流过，把遗址分为南北两个部分。最初发现的象牙和玉器残片就在磨底河南岸的金沙村出土。

2001年2月8日，成都市考古研究所所长王毅接到报告，民工在开挖蜀风花园大道工地时挖出了很多像象牙的东西和小玉片，可能跟三星堆有关系。王毅迅速安排考古所最优秀的专家组建了支考古队，随即进驻金沙进行发掘整理。根据出土陶器的器型，考古学家初步判定，金沙遗址的年代大约是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也就是距今大约3000多年前。?

为了便于查找，考古队员把施工队挖出来的泥土拿回去仔细清理，没想到，就在这些泥土中竟然埋藏着1000多件珍贵的文物。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这里的发现有着十分重要的考古学价值。

考古队员们陆续在金沙村的西部和西北部地区发现了一些房屋、陶窑、灰坑和墓葬遗址，被判定是生活区和小型墓葬区。而位于磨底河北岸的黄忠村遗址，很有可能属于宫殿区。显而易见，金沙遗址曾是一处古代人群聚居的地方，有着严密的布局和精心的设计。

由于其他区域出土的文物有限，人们都把期望放在了金沙村的中心区域，考古人员清理完浮土后，按照正规的考古程序，小心地开掘探方。

在最先出土的一个土坑里，密集着各种金器、玉器、青铜器和象牙，器物堆积得虽然拥挤，但并非杂乱无章，而是有着某种特别的次序安排。

接下来，一个又一个的堆积坑出现了。有的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石璧，有的里面放着许多野猪獠牙、鹿角和少量的象牙、玉器、陶器等物品。经过研究专家认为，这里是一个专门的祭祀区域。

不久之后的一个发现更证明的专家的推断。在金沙遗址的中心区域，考古队发掘出了19具龟甲，它们并不是普通的动物骨头，每块龟甲上，都有烫烧后戳成的小孔，和殷墟甲骨十分相似，虽然在卜甲的背面没有发现文字，但已足以说明它们是用来占卜的龟卜甲。

在遥远的古代，巫师们占卜时，常常会用烧红的金属棒在龟壳上烫烧，然后根据烫烧后的小孔边缘的裂痕来确认凶吉，预测未来，而龟壳的大小往往代表了统治者的权势。金沙发现的甲骨中有一块长达59厘米的龟甲，被认为是有史以来发现的最大的龟卜甲。这不仅表明当时祭祀者有着极高的地位，很有可能是国王，而且也有力地说明，遗址中心区是一个庞大的祭祀区。

目前对金沙文化遗址的发掘仍在进行，整个遗址的发掘尚未进行过半，另外更多的发现仍在等待着我们，也将有更多的谜底将一步步揭开。

金沙文化遗址出土文物

金沙遗址目前已陆续出土金器、玉器、石器、青铜器、象牙器等珍贵文物1200余件。从文物年代来看，绝大部分为殷商晚期和西周早期，少部分为春秋时期。从出土的文物看，金沙遗址毫无疑义是具有特殊身份的人留下的遗址，而且这些人肯定是当时成都平原的最高统治者之一。

在这批文物里最著名的无疑是“太阳神鸟”金饰。“太阳神鸟”金饰是一件圆环形金箔，外径12.5厘米，内径5.29厘米，厚度仅0.02厘米，重量却有20克。它看起来像一张工艺精美的剪纸艺术品，采用镂空的表现形式，图案分内外两层，内层为12条弧形齿状芒饰，按顺时针方向旋转。图案的外层由4只首尾相接的飞鸟构成，飞行方向与内层图案的旋转方向相反。整个金饰的中心图案很像一个喷射出12道光芒的太阳，于是专家将其命名为“太阳神鸟”。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已成为成都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大标志。太阳神鸟反映了古蜀先民崇拜太阳，认为太阳有着万物复苏的超自然力量的思想。

金沙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玉器，主要有玉琮、玉璋、玉剑、玉戈等10多种、400余件。其中一件堪称“国宝”的翡翠绿玉琮高约22厘米，造型风格与良渚文化的完全一致，上面有极其精细的微雕，花纹细若发丝。这是迄今为止四川地区最大的玉璧，大小超过了此前发现的国宝翡翠绿玉琮，专家认定该玉璧为国宝级文物，对研究古蜀王室演变及祭祀制度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件残损的玉璧，上面阴刻着罕见的孔雀图案，该玉璧雕刻之细腻，纹饰之丰富，堪称一绝。

金沙出土的玉器多是用来祭祀的礼器，在《周礼》记载的六种祭祀玉器中，金沙就发现了五种。金沙玉器与祭祀相关，也或者是特殊礼仪中王权的象征，由此可知，金沙人对玉十分崇尚和尊重，也说明金沙文化和中原文化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金沙玉器多是就地取材，玉石材质不算上佳，但金沙人对色彩、线条有很强的鉴赏力。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有一件石虎雕刻，身子是写实风格，头部却凿刻得有些夸张，尾巴别出心裁地由另一块石料做成，用木屑与虎身胶合，静态的石虎立即呈现出动感，由此可见金沙匠人的别具用心。

目前金沙遗址出土的石器有170件，包括石人、石虎、石蛇、石龟等，是四川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最精美的石器。其中其中一件“石跪坐人像”，其头发如流水般朝两边分开，辫子长及腰际，嘴唇和眼眶涂着黯红色的朱砂，双耳穿孔，两手被牢牢地绑在身后。考古学家推测说，这有可能是3000年前的一个奴隶形象，这个形象同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奴隶石雕仿佛一母同胞，其造型之生动逼真、刻画之细腻入微反映出古蜀时期的石雕工艺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除上面提及的玉石器外，金器也是金沙遗址出土文物中较为引人注目的。遗址中出土了大量薄如蝉翼的金箔，它们被打造成形状各异、寓意不同的器形，包括金面具、金带、圆形金饰、喇叭形金饰、凤凰图案金饰等30多件。金沙出土的金面具与三星堆青铜面具在造型风格上十分相似，眼部镂空，充满了神秘感。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器，无论从用途上还是制作技艺上，都显现出和中国其他地区不同的文化内涵。

出土的400多件青铜器也十分别致，主要有铜立人像、铜瑗、铜戈、铜铃等。出土的铜立人像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几乎完全一致。此外，金沙遗址还出土了40余件象牙器和大量陶器。

金沙遗址再次证明了成都平原在商周时期便有了非常辉煌的青铜文明。出土的玉戈、玉瑗表明，金沙文化不是孤立的，它与黄河流域文化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再次证明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的。

金沙人生活复原图

长久以来，考古学界以为当中原的人们过着富足和文明的生活时，古代蜀国仍旧一片荒凉，生活在这里的人类还处在蒙昧的状态。而金沙的发现为我们更准确和生动地描述了三千多年前古蜀人类的生活状态。

三千多年前四川盆地到处是茂密的森林，成群的动物生活其间，其中有一些凶猛的动物，例如老虎和大象。金沙人十分敬畏的对象，捕获大象的日子也许就是一个节日，人们将象牙献给国王，当作祭祀品或者装饰品。

在金沙出土的象牙数量惊人，能够像金沙人这样奢侈地使用象牙，在古代中国是绝无仅有的。金沙出土的这些象牙尺寸都很大，明显大于中国境内乃至亚洲境内现存象牙的尺寸。从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来看，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中国的中原地区还有大象，甲骨文里就有商王捕象的记录，殷墟考古也发现了一些象的骨头。

不过，打猎已经不是这个原始民族主要的生存方式了，金沙先民懂得如何生产粮食，他们处于先进的农耕文明状态。

在金沙遗址出土了农耕用具耜。耜的起源很早，《易·系辞下》中有“斫木为耜，揉木为耒”的记载，它是一种翻土用的农具，适用于稻作农业。成都平原地区的稻作农业历史，经考古资料证明存在于4000多年前。耜的长度约1.42米，珍贵的原因是“木质器物，一般难以保存下来，在考古中极少发现”。耜的出土有力证明了金沙人的农业已经相对发达，安定的农耕生活使人们有很多的空余时间从事手工业劳动，大量的陶器出现了。

金沙人是制作陶器的能手，从器形种类来看，包括了各种炊器、食器、饮器、水器、酒器，还有大量的贮器。这些丰富的器形，充分反映了当时金沙人饮食的多样性。这些陶器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酒具或酒器。酿酒活动的前提是有多余的粮食，说明当时农产品的富余。

金沙人的陶器制作加工，已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行业，很多金沙人从事这种行业，并有比较完善的分工合作。金沙人制作的陶器大都为夹砂褐陶和灰陶，制作工艺以手工制作和慢轮加工为主，器形以实用为主，纹饰较少，素面居多。金沙遗址范围内发现有多处窑址，均是小型馒头形窑，每个陶窑的面积约六平方米，由工作面、窑门、火膛、窑室组成。窑室多呈前低后高的斜坡状。烧制时火焰由火膛进入圆形窑，对充分燃烧提高窑温是比较有利的。

金沙作为古蜀族商周时期的一处重要中心遗址，遗址发现的城市规模和布局可以想像当时的繁荣情形。其中有大面积的居住区，有墓地，有宗教仪式活动区和大型的祭祀场所，还有大量的手工作坊和烧制陶器的窑址。当时的社会已经有了一整套礼仪制度，统治阶层通过神权和王权控制着整个王国。

衣食富足的金沙人已经有了大规模的祭祀活动，其祭祀方式十分独特，在国内外考古发现中十分罕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蜀先民所特有的精神世界。

金沙文化与三星堆的祭祀文化的关系

在距金沙村60公里左右的地方，有一个举世闻名的考古发现——三星堆遗址，两个祭祀坑里出土了1700多件风格特异的文物，曾有一支神秘的种族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高度的文明。考古证据显示，三星堆文明在突然之间就消失了。它似乎没有来源，也没有去向，让人感到无比的神秘和不可思议。

有人说，是外族的入侵毁灭了三星堆，也有人认为是肆虐的洪水逼迫三星堆居民举国外迁，但所有说法都没有证据。多少年来，考古学家一直在寻找三星堆的去向。

直到二十年后，金沙遗址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当金沙遗址第一批文物从泥土中被发掘清理出来时，考古学家们不约而同地惊叹：它们跟三星堆器物简直太相像了。专家们立刻意识到，它和三星堆可能有着密切的关系。金沙遗址的考古年代比三星堆晚大约500年左右，时间顺序上这种衔接显得顺理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