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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沙遗址中出土了一具19.6厘米高的青铜小立人是金沙最具有代表性的青铜器。而当年在三星堆出土过一个高达2米多的青铜大立人。虽然高矮差别悬殊，但它们的造型极其相似，同样的长衣，同样的姿态，空空的手中似乎都握着什么东西。

仅仅这两个青铜立人，就足以说明三星堆文明和金沙文明之间的深厚渊源。奇怪的是，揭示金沙与三星堆神秘关联的各种文物，几乎全部集中在4个主要发掘区中的一个，也就是位于金沙村的祭祀区。当年，三星堆的祭祀坑也让人们迷惑不解，大量的象牙、青铜器堆积在一起，似乎是某种特别的仪式，而出土的文物中，很多都有被灼烧过的痕迹，有些则被人为地破坏过。金沙遗址中的青铜器也一样，很多已经碎裂成残片。

在金沙遗址还发现了一些青铜神鸟，它们和三星堆神树上的挂件极为相似。这个青铜小立人的下部，很明显可以看出，它是插在某个大件物品上的。一些青铜器的残片经过拼接复原后，整体尺寸至少超过30厘米。

它与三星堆遗址的关系密切，其性质与三星堆遗址的性质十分相似，出土器物在造型风格和纹饰特征方面也与三星堆的器物基本一致。金沙遗址的年代又略晚于三星堆遗址，这种种迹象都表明，三星堆文明因某种特殊的原因从广汉突然消亡后，迁徙到了以金沙为中心的宽阔地带，并在此延续和发展。可以说，金沙遗址是处于古蜀文化分期的中段，它晚于三星堆文化。

之所以说它晚于三星堆文化，另一个依据是以出土文物的造型以及古蜀文化的整体流向来加以判断的。从该遗址所出金器、玉器的制作水平分析，已明显比三星堆时期成熟高超。此外从地域上讲，古蜀文化的发展和迁徙规律，是从四周的山地逐渐向盆地中心聚拢，因此可以推断，金沙遗址是三星堆文明突然消失之后在成都平原腹地的再次复活。

不论这种猜想是否准确，金沙遗址的出土终于解开了一个巨大的疑惑。三星堆文明在突然消亡以后，它并没有从这块土地上“蒸发”，而是悄然迁徙到了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带，继续以其独特的文化面貌发生发展着。

当然，金沙遗址所显现的文明特征也有与三星堆文明不尽相同之处。三星堆文明是以青铜器见长，而金沙遗址是以玉器见长。大型玉琮的出现又叫人想起良渚文化，不过，从文明的产生和发展规律看，这些现象都是可以得到合理阐释的，因为任何一种文明都不是孤立和突然生长起来的，它必有内部和外部的推动力量。

现在要对金沙遗址作出全面的分析和判断，看来还为时过早，因为整个遗址的发掘尚未进行过半，许多未知的文化因素尚未被揭示出来。我们无法预测这里是否埋藏有类似三星堆青铜神树和大立人像那么巨型的古蜀时期青铜制品，这一切都只有依靠时间的推移，最终把结局呈现在关心和喜爱古蜀文化的人们面前。

金沙跪立神像之迷

金沙遗址出土了12件跪立石像，让考古专家百思不得其解。这些跪立石像一丝不挂，男性身上也涂着艳丽的朱砂，双手都被反缚在身后，手指大残缺，有的为9根，有的7根，最少的只有5根。

这些奇特的石像在考古界顿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在中原地区的远古遗址中，也时常有跪立玉像的出土，不同的是，跪立玉像身上都有衣服蔽体，而且身份高贵。金沙出土的这种赤裸的石像在中原文明中从没有发现过。

专家们首先对石像的一丝不挂展开了研究。根据流传的神话或传说，古人只有在与神交流的时候才可能一丝不挂。因为在古人眼中，神灵是至高无上的，只有裸体面对神灵才是完全的崇敬。

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人像也有裸体的，这是一个长相端庄的古蜀女人，上身赤裸，头上顶着一只庞大的尊。她被认为是一位专门为神灵服务的女人，并且，也是跪立的，很容易便使我们与金沙遗址的石像联系了起来。于是，考古学家推测，金沙石像可能与三星堆女人像一样，都是奉献给神灵的。

接下来的问题又来了，既然要奉献给神灵，为什么要捆绑住身体呢？考古学家又进行了种种的推测。一种说法认为这些石像是金沙古国在战争中俘获的战俘，所以才被金沙人捆绑起来，扒光衣服。这些从石像的表情上也有所体现。他们大多表情痛苦不安，甚至诚惶诚恐。所以，金沙人雕刻这些石像也许是为了炫耀战争的胜利，这些石像被当作战利品到处巡展。

也有学者认为，这些石像是古蜀人祈雨的巫师。《吕氏春秋》中曾记载了一些上古先民独特的祭祀方式，商王成汤的祭祀方式十分有代表性。

成汤灭夏建立商朝后，便遇到了百年难遇的大旱，整整五年天上没有落一滴雨，庄稼五年没有收成。成汤在桑林中设立祭坛，他剃掉了自己的头发，把手反缚于背后，向天祈祷，瓢泼大雨这才倾盆而下。

这段记载给考古学家很大的启示。金沙石像也是剃了头，双手被缚，这和成汤的祭祀方式是一样的。一边是商朝尊贵的商王，一边是金沙古国身份神秘的石像，这其中有什么联系？

在古蜀金沙，巫师是一个重要而必不可少的职务，一个王国内部可能有许多巫师，有的是“大巫”，有的是“小巫”。一般来说，“大巫”在祭祀中处于中心地位，“小巫”协助“大巫”进行祭祀活动。考古学家认为，金沙石像有可能就是“小巫”。

在祭祀，这些“小巫”通常跪立在地上，双手被反绑，嘴里发出奇异的声音，脸上流露着虔诚和期盼的神情。在他们脚下，成千上万的古蜀人仰视着他们与神灵的对话。

在我们的阅读习惯中，“跪”带着浓厚的贬义味道。其实，在远古时代，古人一直是跪立的。所以由此推测，这些石像为神职人员的可能性比较大。

金沙文化遗址现状

金沙文化是一处十分独特的文化类型，它的出现再次证明了成都平原在商周时期便有了非常辉煌的青铜文明，证明了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的。由于金沙遗址内涵丰富，分布范围比较广泛，目前对金沙文化遗址的发掘还不到一半，仍需要更多的考古学家进行深入的发掘和研究。

为了保护金沙遗址，成都市政府正在筹划建立金沙遗址博物馆。规划中的博物馆总建筑面积为37895平方米，包括遗址馆展示、陈列馆展示、室外景观展示三大部分。

遗址馆主要以发掘现场原生态保护展示为主，让观众对金沙遗址和考古发掘本身产生真实的现场体验；陈列馆将以古蜀文化的发展脉络为纲，时间跨度是从公元前2800年左右至公元前316年；室外景观展示将通过相关雕塑、复原等景观雕塑，从时空上延伸博物馆陈列展示内容。博物馆还将大量使用现代化技术，通过场景复原，营造出现场体验感，原生态展示象牙挖掘过程。预计2006年年底，金沙遗址博物馆陈列馆将全部建成并对外开放。

金沙遗址出土的象牙十分珍贵，如何保护挖掘后的象牙成了博物馆的重要问题。为此，国家科技部已经将金沙遗址的象牙保护问题，列入国家级的重要课题进行专题研究，以确保文物在展馆开放的同时得到安全的保护。

目前，国家文物局已决定采用太阳神鸟图案作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金沙太阳神鸟”图案十分别致，中心的太阳向四周喷射出十二道光芒，呈现出强烈的动感，象征着光明、生命和永恒。环绕太阳飞翔的四只神鸟，反映了先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体现了自由、美好、团结向上的寓意。 　　

从龙骨山走出的龙的传人——北京人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周口店北京人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

发现及发掘时间：1921年发现，1927年起进行发掘。1929年12月2日，中国考古学者裴文中发掘出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此后的发掘工作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

距今历史：约20-70万年

考古地位：是世界上迄今为止人类化石材料最丰富、最生动，植物化石门类最齐全的古人类遗址。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旧石器时代早期，为古猿与智人之间的原始人类。

北京人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距北京城约50公里。1929年，北京人走进了人们的视野，证实了70万年前北京地区已有人类活动。北京人虽然不是世界上最早发现的直立人化石，但它的发现却奠定了直立人在人类发展中的地位，是目前我国研究最深入的古人类遗址。

考古发现过程

在周口店西面有两座东西并列的圆形小山，比较低的一座叫龙骨山。龙骨山南北长约220米，山顶最高海拔145米，高出龙骨山下的坝儿河河床66米。龙骨山的北坡有一个很大的洞穴，根据堆积物的范围估计，东西长约140米，西部最窄只有2米多。这个洞穴就是发现北京猿人化石的猿人洞。

北京人的发现有些偶然。1918年，一位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外国人吉布，在北京周口店鸡骨山采集到了一些化石，并把这些化石交给了瑞典的地质学家安特生。安特生是一位享有盛誉的地质学家，1914年受聘于我国商务部，负责查找矿源。

安特生接到这些化石后，立刻赶到现场进行勘察。这里出土的化石大多是一些鸟类化石，看起来和鸡骨十分相象，怪不得当地人称之为鸡骨山。这次勘察并没有发现人类化石，但从地层关系来看年代十分久远。1921年，安特生和几位助手再次来到“鸡骨山”寻找化石。

在那个年代，周口店一带是偏远的郊区，突然出现了几个洋人，成了当地的大新闻，发掘现场经常有很多围观的人群，一边看一边七嘴八舌地议论。突然一个人站出来对他们说：“这里挖不出什么好东西，我带你们去个地方，那里的龙骨有多又大。”

这个地点在周口店火车站以西的龙骨山，就是后来名闻世界的北京猿人遗址。安特生跟随老乡来到这里后，很快就发现了大量的大型动物化石。在堆积物里，安特生还发现了几块白色石英碎片。石英的硬度很大，碎片的刃口也非常锋利，十分适合用来做工具。根据地层关系，安特生断定这些石英碎片是“外来之物”，很有可能是远古人类的工具。

此后，安特生安排助手在那里进行了两次小规模的试掘，发现的化石标本被运送回瑞典进行清理。1926年9月，清理出两颗人牙的消息从瑞典传到了北京，从此引发了对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大规模发掘。

龙骨山，地产权属鸿丰煤厂，1929年由裴文中出面和鸿丰煤厂几经交涉，最后由新生代研究室出资4900元高价获得了永租权。永租权的范围包括整个的龙骨山和西小山头的一半。对龙骨山的正式发掘于1927年4月16日开始。在龙骨山，有很多悬在半空中的危险角砾岩，所以发掘的第一步就是要把这些危险的岩石炸下来。另外还要对遗址做系统调查、消除地面乱石堆，炸下来的角砾岩也要进行检查。这些工作都完成后，就要对那些保存下来的原生洞穴堆积进行系统发掘了。

1928年，裴文中加入到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工作中来，那时他刚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不久，年仅24岁。1929年，原周口店发掘工作的负责人进赴陕北一带考察新生代地层，具体主持北京人遗址发掘工作的重任落到参加工作不到一年的裴文中身上。对于年轻的裴文中来说，这无疑是一次挑战，更是一次难得的机遇。

裴文中主持考古队在1927年和1928年发掘区的中间开始发掘，渐渐地，发掘的部分开始缩小，堆积的体积也渐渐地狭窄了。当发掘的地方窄到无可再窄，只能容得下几个人发掘的空间时，忽又见到向南伸出一段空隙。这个小小的空隙，以后被称为“猿人洞”。当初次见到这段空隙的时候，裴文中同一个工人一同下去作了详细观察，他们腰上系好绳子，上面有些人拉着绳子的一头，坠绳而下。洞内化石非常多，这些发现让裴文中等人兴奋异常。

第二天，也就是1929年12月2日，发掘工作照常进行着。下午四点多钟，已经日落西山，北风习习吹来，使人感觉寒冷。由于工作面小，运土的办法是最原始的，用绳子一筐一筐地拉上来，然后再用人工一筐一筐地抬出洞外。在接近收工的时候，突然，裴文中大声叫起来：“这是什么？是人头！”

“人头”两个字刚出口，发掘的几个人就围拢来伸头向下观望，为防止出现意外，大家决定当天晚上就把它挖出来。这个头骨化石，一半埋在松土中，一半埋在硬土中，把周围的土掏空，裴文中用撬棍轻轻地把它撬下来，头骨的一部分虽然由于些微震动而破裂开来，但这并未使后来的研究受到任何影响，黏接后很完整。

头盖骨挖出来很潮湿，一碰就碎，裴文中等人日以继夜地生上火盆烘烤它，干了之后，又用水糊上几层棉纸，厚厚的，又糊上石膏加麻袋片，然后再放在火盆旁边烤。裴文中看见外面的石膏既干又坚固了，就把它裹在行李中——用他的两床旧棉被先包起来，外面再用褥子毯子与普通行李一样捆好，1929年在12月6日，他把头盖骨送到北平地质所。当时参与这项研究工作的加拿大古人类学家步达生抱着这个头盖骨化石，激动地双手颤抖，差一点将头盖骨掉到地上。当他缓过神来后，突然在头盖骨上亲吻了三次。经研究，确认这是一个少年男性北京人的头盖骨。

不久，发现第一个完整北京人头盖骨的消息，像一声春雷震撼了学术界。全世界的史前学家、古人类学家以及对人类进化问题感兴趣的人们，一下子都把目光集中到周口店龙骨山这个小小的地方来了。

从1921年发现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以来，历次的发掘工作仅注意于动物化石或人类化石的搜寻，而完全忽略了人类的文化遗存。1929年，考古工作者经常能从猿人洞内挖出一些似乎被烧过和被炭化的兽骨化石。发掘人员想，这会不会是北京猿人用火遗留下来的证据？但是当时由于学识和经验不足，不敢肯定。那时法国是旧石器考古学最先进的国家，于是把一部分黑色的骨片送到巴黎鉴定。化验的结果证实了这是人类用火活动的证据。由此，考古学家对遗址中的石器、烧骨和用火灰烬加大了研究，从而明确了北京人的文化性质，将北京人的研究纳入考古学研究的范畴。

1935年，裴文中赴法国留学深造，只有高中文化水平的贾兰坡登上了主持周口店发掘工作的大舞台，并演出了发掘三个北京猿人头盖骨的世界人类史上的大剧目。

1936年11月，考古工作者在猿人洞靠近北边的洞壁处挖出一块骨片。贾兰坡见到碎骨片的形状，立即意识到是人的头盖部分，细看是人的顶骨。他立即把出露头盖骨碎片附近大约6平方米的范围作为特别区域，选了几位发掘能手进行发掘。结果在半平方米的范围内，就已经发现了大量的头骨碎片，包括枕骨、眉骨、耳骨，都相继露出来了。情况表明这是一个头骨无疑。下午，从挖出上述头盖骨北1米、下半米的地方又发现了另外的一个头盖骨。保存的情况与前者相仿佛，也裂成多块。

11月26日，贾兰坡发现了另一个北京人的头盖骨。这个头盖骨不像过去发现的那样破碎，保存得比过去所有的都完整得多，连部分大孔、鼻骨和部分眼眶骨等都有。头盖骨也比较好修复，当天即把它修复完毕，连夜由贾兰坡亲自送回北平。至此，由贾兰坡主持在12天内连续发现3个“北京人”头盖骨成为古人类学科学史上的永恒事实。

周口店的发掘工作正在顺利进行，重要材料不断被发现，可到了1937年，周口店近旁蓦地响起了卢沟桥事变的枪声。它葬送了周口店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已经连续十年的发掘由于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而被迫于7月9日中断。此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周口店，留守技工赵万华、董仲元、萧元昌被日军杀死在房山县城南门外。裴文中和贾兰坡建在周口店的办公室也全部被拆毁。研究工作人员撤回北平后，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内仍勉强维持工作。龙骨山这块闪耀着古人类学圣洁光环的科学殿堂，一任日寇铁蹄践踏。

北京解放后，在中财委和地质调查所领导下，由贾兰坡和刘宪亭主持，于1949年9月27日重新开始了对龙骨山的发掘，发掘工作一直到1951年。1958年至1960年间接进行了发掘。

1966年，在裴文中领导下又对龙骨山进行发掘。在发掘的同时，国家在龙骨山建立了“北京猿人遗址博物馆”。

十年动乱期间，龙骨山发掘工作停顿。

解放后龙骨山最有代表性的发掘，非“新洞人”莫属。新洞的发现得益于来北京串连的红卫兵。当时正值1967年2月，几名红卫兵怀着敢想敢干的好奇心到周口店游玩。他们沿着发掘点北边的石缝钻入洞中，走过一条约3米宽的孔道，向前走了约10米远，发现了一个深20米、宽10多米的洞穴，这个洞穴保存完好。这些青年人从洞中钻出来后，便向有关部门汇报了洞中的情况，这个洞便是“新洞”。

1973年2月，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人类研究所的乔琪主持清理了新洞的堆积物。发现有一条很厚的灰烬层和一些动物化石，目前已知这些动物化石至少有33属40种之多，同时还发现了石器以及烧过的石块。令人高兴的是，在灰烬层中，还发现一颗牙齿化石，这颗牙齿比“北京人”的牙齿进步，其时代介于“北京人”和“山顶洞人”之间。20世纪80年代用铀系法测定洞中化石，得知“新洞人”当在距今四五万年之间。

从“新洞”中的灰烬层看，“新洞人”食肉居多，而且善于“烧烤”。结合解放前发现的磨制骨片，说明“新洞人”已经掌握了磨刮技术。这件磨制品，标志一种新的磨制工艺技术的开端。这个时期，属于原始群晚期向母系氏族的过渡时期。

1978年以来，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主持下，由全国18个科研、教育和生产部门参加，加强了对北京猿人及遗址的综合研究。北京人遗址成为目前我国研究最深入的一处古人类文化遗址。

北京人及其生活状况复原图

北京猿人时期周口店的自然环境与今日的变化不大，只是山体高差略小些，从拒马河以东到房山城关一带，是一片低丘宽谷，还没有形成平原，气温属于温带性质。北京人就在这一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了几十万年，创造了辉煌的猿人文化。

北京人的身体各部发展非常均衡，四肢发展较进步，头部比较落后。在四肢中，手的演化最进步，手腕的灵活程度和现代人的手腕很接近。头盖骨的主要特征是头盖低平，前额后倾，眉嵴粗大，左右两个眉峭互相边接在一起，向前突出，像房檐一样遮盖两眼。脑容量小，平均数为1075毫升，大于类人猿和和爪哇直立猿人的平均数，但和现代人的脑容量比起来好相差约275毫升。吻部突出，下颏后缩，牙齿粗大，这些特征都表明了北京人的原始性，和现代人仍旧有一定差距。

北京人的体质形态比蓝田人进步，其四肢骨的大小、形状、比例和肌肉附着点基本上具有现代人的形式，身长约156厘米。人类学家根据已发现的遗骨对北京人的年龄进行过研究，研究结果是：死于约14岁以下的儿童占39.5%，死于约30岁以下的占7%，死于40-50岁之间的占7.9%，死于50-60岁之间的占2.6%。这说明北京人的生活很难苦，人类的生存能力低下，人的寿命较短。

北京人使用的劳动工具主要是石器。砍砸器制作简单，用鹅卵石的一面或两面打出刃部，主要用于砍伐树木，制作木棒和猎取野兽等。刮削器用大小石片做成，用来刮削兽皮，切割兽肉或修理木棒等。尖状器用石英石片加工而成，呈三角形用于割剥兽皮或采集植物根茎等。这些石器都是将天然石块打制成的有刃石器，虽然制作简单粗糙，但却是经过人类思考而制成的，是真正进行劳动的标志。

北京人已经懂得用火，他们生活的猿人洞内火烧过的灰烬最厚处可达六米。鸽子堂是北京人“聚餐”的地方，这里有很多烧烤食物的痕迹，灰烬、烧骨等堆积非常多。这时的北京人不仅会使用天然火而且已能有意识对火进行控制使用。有了火，他们可以熟食，缩短食物消化过程，利于摄取食物营养，促进体质的发展，尤其促进大脑的发展和健康。同时，北京人还用火驱逐野兽，增强自卫和狩猎能力。中外史学界一致公认，北京人遗址的用火遗迹，是世界上最早人类用火证明。

北京人的生活方式是群居。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劣，北京人不得不十几个人或几十个人生活在一起，过着群居生活。这种原始群，是人类最早的社会组织。在这个组织里，北京人共同制造、使用工具，共同采集狩猎，共同享用劳动成果。采集和狩猎是北京人维持生活的主要手段，狩猎为他们提供了大批肉食。北京人除了能够捕捉肿骨鹿、斑鹿、羚羊及其他小动物外，还能靠群体力量，捕获象剑齿虎、犀牛、豹等凶猛的野兽。

北京人周口店文化遗址出土文物

北京人出土的化石材料十分丰富，尤其是珍贵的北京人化石，对于研究人类的发展进化过程提供了重要的资料。目前，在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化石材料包括完整或比较完整的头盖骨6具、头盖骨残片9块、面骨6块、牙齿152个以及断裂的股骨、胫骨、肱骨等，全部材料分属于40多个不同年龄的男女个体，从幼儿到老年均有代表。

1959年，根据出土的北京人头骨，古人类学家复原了一具北京猿人中年女性头像。这具头像如今成为了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形象大使”，标志着我国从事古人类复原像研究工作的开端。

在发现的北京人头骨中，1929年裴文中发现的完整头骨是最为珍贵的，被考古学界称作科学之宝。令人遗憾的是，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停泊在珍珠港内的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与珍珠港相距万里之遥的周口店也劫数难逃，保管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内的全部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化石从此下落不明。现存惟一真标本是1966年从顶部堆积处发现的一个北京人头盖骨。

北京猿人遗址共发现100多种动物化石，其中有90多种哺乳动物，包括54种大型哺乳动物，它们所代表的个体数量和层位分布情况不同，有的差别悬殊，其中个体数量最多的，要数食肉类的中国鬣狗、偶蹄类的肿骨鹿和葛氏斑鹿，还有奇蹄类的周口店双角犀和三门马。根据这些化石的研究，北京猿人并非是洞穴唯一连续的居住者，中国鬣狗也曾在这里安家。北京猿人遗址中的鸟类化石，共有62种1000件以上，这些鸟类化石大都经过火烧，说明鸟类也是北京猿人食物的来源之一。

在北京猿人遗址发现的石器，原料主要是脉英石、水晶石和燧石打制的。方法是砸击，北京猿人的工具以石片工具为主，多从背面加工。北京猿人遗址发现的石器数以万计，远远超过其它同时期遗址。

北京人文化遗址现状

周口店是北京猿人生活了几十万年的地方，是人类起源和发祥地之一，名声十分显赫，是世界上唯一保存纵贯五六十万年的史前人类活动遗迹和人类最早用火证据的遗址。在世界范围内，直立人和智人演化与生存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周口店遗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该遗址的发掘揭示了人类在东方大陆的起源，并为人类进化理论提供了坚实的证据，在生物学、历史学和人类发展史研究上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各级政府和部门对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发掘与保护十分重视。1953年，由中国科学院拨款，在北京人遗址考古发掘的基础上建立了300平方米的“中国猿人陈列馆”，于同年9月21日正式对外开放。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最早建立的博物馆之一。

1972年，在遗址上又建成了一座北京猿人展览馆，面积达1000平方米。展出内容分6部分，包括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发现及发掘经过；北京人的体质特征，根据北京猿人遗址出土的北京猿人骨骼化石，描摹出北京猿人相貌及四肢形态；北京猿人的行为，通过出土文物以及一幅幅画面展示出北京猿人采集、狩猎以及用火等生活图景；从地质科学角度，阐释北京猿人所居住的洞穴形成及发育的过程；北京猿人生活时期的气候和环境等。1994年，北京猿人展览馆改为北京猿人遗址博物馆。

1987年，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清单”，这表明，北京猿人遗址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它是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具有世界意义”。第二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保护考察团来中国考察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并于1991年正式颁发证书，把中国的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等6处遗址列入首批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1992年4月28日，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被北京市政府公布为青少年教育基地，同年6月被评为北京十大旅游之最。1997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又将其列入全国100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为了保护北京人遗址，2002年8月，北京市政府与中科院签署了《关于共建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协议》，决定“改变遗址现行管理体制，实行市院共建”。北京市负责遗址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的保护、建设、管理及科普教育工作，中科院负责遗址的科研。

对周口店遗址的发掘一直陆续进行，目前的周口店仍有很大的发掘潜力。2003年11月中旬，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周口店猿人遗址博物馆与法国电力公司合作，对龙骨山西坡进行了探测，探测结果显示，周口店猿人遗址中很可能还有未被发现的古代化石，遗址发掘的潜力巨大。

2004年7月，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加固保护工程正式启动。

目前，周口店遗址的价值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认可。美国科学院的研究人员约翰·澳尔森说：“国际学术界认为，由于周口店能比亚洲、欧洲或非洲其他地点在有关更新世人类生活方式和环境方面提供更准确的图式，所以它无疑是世界最重要的考古遗址之一。”

反穿裤子的魏敦瑞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外考古专家都在关注着北京人遗址的发掘进展，期盼着重大发现再次出现。结果，三个“北京人”头盖骨就在人们的希冀中来临了。

1936年11月，贾兰坡在11天之内连续发现了三个“北京人”头盖骨，兴奋之余，他把头盖骨包了又包，裹了又裹，亲自送回北京。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德国古人类学家魏敦瑞当时正在北京，贾兰坡回来时他还在睡觉，当有人报告魏敦瑞这一消息时，他惊喜得一下子跳了起来，兴奋之余赶忙穿衣，结果竟连裤子都穿反了。出门后，大家见了他都禁不住笑了起来，这时他才发现自己的疏忽。他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说：“对于这次伟大之收获，我们不能不归功于贾兰坡。” 　　

盆地里的古人类大聚集——泥河湾盆地遗址群

遗址名称：泥河湾遗址群，包括著名的许家窑文化遗址、小长梁文化遗址、马圈沟遗址等早期文化遗存80多处。

发掘地点：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东西长82公里、南北宽27公里的桑干河两岸区域。

发现及发掘时间：1921年首先被国外传教士发现，解放后引起了我国考古工作者的关注，1965年我国学者第一次走进泥河湾进行考古。第一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是在1976年的许家窑遗址。

距今历史：1.17万（虎头梁遗址）-250万年（小长梁遗址）

考古地位：泥河湾不仅为探索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早期人类及文化的演变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证据，也为了解近200万年来自然环境变迁规律提供了丰富的科学材料。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泥河湾遗址群涵括整个旧石器时代，其文化关系一脉相承，前后连贯，从最古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马圈沟到新石器时代遗址，文化发展脉络十分明晰。

二十世纪初，人类起源“非洲论”已经成为无可争议的论断，但仍有一些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关注着拥有几千年文明史的神秘东方。随着大清王朝的覆灭，越来越多的西方人类学家涌入了这个充满神秘的伟大国度，开始了他们寻访古人类的历程。泥河湾就是在这个时候被发现的。

考古发现过程

位于河北省阳原县境内的泥河湾，是一个依山傍水、景色诱人、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国内外学者在这里发掘出土了大量的旧石器时代化石，从此泥河湾就成了旧石器考古学研究的代名词，成为驰名中外的古人类、古地质、古生物学家探索寻根之圣地。

对泥河湾的关注源于一名外国传教士。1921年，在泥河湾附近矗立起了一座天主教堂，教堂里有一位很特别的神甫文森特，平时过着苦行僧的生活，对教友们随和平易，爱问人们各种种样的问题。他还有一个古怪的爱好，就是喜欢收藏一些人们看来既不值钱也不好看的骨头、石块之类的东西。在他极为简陋的居室里摆满了各种动物遗骨、化石和石器。

也就是在这一年，天津“北疆博物院”开始动工。为了搜集文物，博物院的倡导者，法国的考古学家桑志华写了一封《向传教士呼吁》的信中，他恳请在华北各地的天主教的传教士们帮助补充标本。不久，文森特看到了这封《向传教士呼吁》的信，立刻将收集来的动物化石送交给了桑志华，并引起了桑志华的兴趣。

此后的3年中，文森特走遍了化稍营、大田洼、石匣里和深井一带的坡沟山梁，在桑志华不间断的书信指导下，采集到了许多有价值的化石，成为了一名业余的考古学者。

1923年5月，考古学家德日进应邀于来到天津，先后几次与桑志华赴西北考察。1924年夏，他俩在萨拉乌苏考察返回途中，会同美国地质学家巴尔博在泥河湾进行了短暂的地质考察。

正是这次短暂的地质考察离开了泥河湾盆地科学研究的帷幕，从那一年起至今80余年，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位专家、学者对泥河湾进行了考古发掘和研究。在这片东西长82公里、南北宽27公里的桑干河两岸区域内，发现了含有早期人类文化遗存的遗址80多处，出土了数万件古人类化石、动物化石和各种石器，几乎记录了从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发展演变的全部过程。

1930年，德日进和皮孚陀在《泥河湾哺乳动物化石》专著中首次提出泥河湾盆地更新世初期有人类活动的可能性，并生动描绘出古人类生活的场景：在早更新世，三趾马常来泥河湾饮水，泥河湾湖滨地带有古人类在那里出没、狩猎和生活。

1935年，在某一本法文杂志上，考古学家步日耶进一步把想象的空间生动化，因为他在泥河湾发现了一件沉睡了许久的古人类“手斧”，还发现泥河湾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上有被石器砸击过的痕迹。步日耶断言：在泥河湾盆地曾经有过一种人类生存着，他们可能是中国猿人或者其它人类。但有科学家说这还需要进一步考证，那柄所谓的“手斧”只是一件形状酷似天然的石块，还不能证明有人类制造工具的痕迹。泥河湾远古人类的存在与否便又成了悬而未决的疑案。

解放以前泥河湾盆地的调查。研究工作，大都是由外国学者完成的，且多局限于第四纪生物地层学的研究，直到上世纪50至60年代，我国考古学家才走进了对泥河湾的考古行列。主持周口店北京人发掘的考古学家裴文中一直在寻找着北京人的去向，而最让他关注的就是太行山山脉东麓一带。于是，这个横跨河北、山西两省的泥河湾盆地进入了我国考古学家的视野。

泥河湾盆地东端与北京距离大约150公里。从山西省吕梁山发源的桑干河自西南向东北贯穿大同盆地后进入泥河湾盆地，然后从东端的石匣里切开盆地边缘向南流出。沿途汇合了宣化、怀来、延庆几个盆地的河流，成为了北京地区最大的河流——永定河。桑干河、永定河成为连接泥河湾盆地和包括周口店在内的京西地区的通道。

1965年，为中国旧石器考古调查做出巨大贡献的王择义，带领王向前、武文杰来到泥河湾，他们在盆地中部桑干河北岸的虎头梁村找到了第一件旧石器。尽管这一发现与前人的愿望还存在一定的距离，甚至与早更新世的三趾马也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他们毕竟率先叩开了追寻泥河湾盆地原始人类活动的大门。

1972年，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卫奇走进了泥河湾，发现了阳原县东城镇虎头梁遗址。

卫奇和泥河湾的缘分由来已久，早在大学地质系读书时，泥河湾的故事就深深的影响着他。大学毕业后他来到中国科学院，专门从事古人类的考古和研究，桑干河成为卫奇破解悬案实现梦想的阵地，从此桑干河两岸到处都留下他的足迹。但是古人类化石像幽灵一样，似乎总在躲避着卫奇的追踪，年复一年，在一次次希望和失望之中，他在顽强地坚持着探寻。

虎头梁遗址位于虎头梁村东南约800米处，是一处距今约1.17万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1972年，卫奇和盖培对这一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出以楔形石核和尖状器为主的大量石器，还发现了古人使用过的灶坑。

卫奇对泥河湾的关注并没有就此结束，反而愈加迷恋上了泥河湾。一天，卫奇在药品收购站意外得到一个线索：在许家窑，有人曾看到过类似人类头盖骨的化石。

许家窑位于河北山西交汇处，这里人烟稀少，临近两省的农民疯狂抢挖“龙骨”，卖给药品收购站赚钱。循着“龙骨”的线索，卫奇来到了许家窑。当他急匆匆地赶到当时的挖掘现场时。映入眼帘的除了一堆堆不能换钱的石头，就是深沟大坑。

来晚了，卫奇懊悔地坐在石堆上。不经意间他抚摩着手下的石块，突然振奋起来。这不是普通的石头，而是石球，是传说中的古人类的投掷器——飞石索。有了这一线索，卫奇认定这里也一定有古人类化石，发掘价值非常大。

但是，当时的许家窑由于村民挖取“龙骨”，地层已经遭到破坏，想要找到古人类化石有如大海捞针。卫奇没有放弃，他像就地打井般一铲一铲的挖，一点一点的找，终于17件古人类化石相继出现。卫奇兴奋地把这些发现拿给他的老师贾兰坡教授。

泥河湾遗址的发掘很快就提上了日程，1974年秋，贾兰坡利用短暂的时间在许家窑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了极其丰富的石制品和哺乳动物化石。1976年春，对许家窑遗址的发掘取得了重大突破，除获得万余件石制品。大批哺乳动物化石外，还找到了9件人类化石。贾兰坡、卫奇根据最初的调查估计，许家窑遗址的年代为距今6万至10万年左右。

随后的几年中，“许家窑人”的化石越来越多，包括顶骨、枕骨、颞骨以及上下颌骨等。这批人类化石十分耐人寻味，头骨骨壁之厚、牙齿之硕大竟与北京人不相上下。但是，许家窑人的脑量比北京人的大，已经超出直立人而进入早期智人的水平。另外，许家窑人石器的工艺水平比北京人的高，但是两者在技术和类型上存在密切的联系，可以说是一脉相承。于是，贾兰坡决定将遗址时代提前，国外的考古学家也曾就许家窑遗址的年代做过研究，并最终将遗址年代确定为距今50万年前。

许家窑文化和许家窑人的发现与研究，毫无疑问地被载入了泥河湾盆地，旧石器考古研究的史册。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找到了一处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遗存，发现了至今仍然为数不多的晚期智人化石，更重要的是它在文化渊源的探索中，充当了过渡的桥梁。

泥河湾考察更大的收获是在盆地东端发现一批时代更早的文化遗址。

1978年8月21日，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再次进入泥河湾盆地考察，并在阳原县小长梁发现了很多用燧石、石英和火成岩等岩石、矿物打制的石器。这些石器都埋藏在地面以下67米深的湖相地层里，人工痕迹清楚，制作精致，而且数量很多。专家们命名它为小长梁遗址。

这里发现的石器共2000多件，同时还出土了若干打击过的骨片，或留有刻划痕迹的骨片以及吃剩丢弃下来的三趾马、马、羚羊、牛、鹿、象等动物的残骨和牙齿。从考古学角度鉴定，石器与动物群的时代是一致的，也与泥河湾组地层的时代相同，确实比北京猿人的时代要早得多。

从遗址出土物来看，在远古时代，这里一定有人类活动，但到目前为止仍没有发现人类骨骼的化石。至于遗址的年代，经古地磁的测定，顶部为150万年前，底部为300万年前，所以，考古学家把遗址的层位定为243万年-255万年之间。这是目前我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古人类文化的遗址，根据石器的分析，当时人类已有语言，不然技术传授会有困难。

自发现之日起，小长梁遗址就倍受学术界的关注，对中国早更新世的旧石器考古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带动着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工作向纵深发展。此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在泥河湾盆地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从未间断过。

1981年，卫奇在小长梁东北方再次发现了一处遗址——东谷坨遗址。新遗址的石器埋藏在地面以下大约45米深处，附近有适于打制石器的岩层露头，发掘出的石器数量多得惊人。第二年，我国女地质学家李华梅对东谷坨遗址进行年代测定，证明遗址的年代距今100万年。后来，参加中美合作计划的美国科学家重新对其年代进行测定，得出的结论和中国科学家的结论相同。

1991年到1992年，泥河湾中美旧石器联合考古项目启动，它是国务院批准的第一个中外考古合作项目，由中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美国加州大学及印第安那大学等共同合作，由此揭开了泥河湾盆地旧石器考古研究新的一页。泥河湾中美联合考古队在东谷蛇遗址的发掘，是改革开放以来经国务院批准的第一个中外考古合作项目，中美联合对泥河湾的考古研究推动了中国考古与世界的接轨。

20世纪最后10年，是泥河湾盆地旧石器考古研究发展迅猛、成果荟萃的时期。这一阶段的成就，除中美合作所取得的成就之外，泥河湾盆地旧石器考古的调查质掘和研究工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提高。正当人们为东谷坨和小长梁的发现惊喜不已的时候，一个更加古老的遗址发掘和研究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它就是小长梁与东谷坨北面不远的马圈沟遗址。

马圈沟遗址位于阳原县大田洼乡岑家湾村西南，于1992年发现的。那年卫奇培养出来的农民技工白日有在马圈沟发现了一根动物化石，成为发现马圈沟遗址的重要线索。同年，河北省文物局由考古学者谢飞领队，对马圈沟进行了连续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