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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临汾地区已经同襄汾县协商，准备共同保护、开发、利用丁村遗址，襄汾县有关部门已经认识到丁村文物缺乏保护的现状，正在积极有效地保护文物、利用文物，坚决制止农民挖沙取土和盗挖遗址内的各种化石，并在群众中广泛开展保护文物的宣传教育。最近，保护丁村文物的规划已经出台。

丁村遗址博物馆的建设也正在筹建当中，馆址在景区入口东南方向150米，占地40亩，展厅总建筑面积8000平方米，预计总投资2500万元人民币，项目建设期2年。建成后的丁村遗址博物馆将以丁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万余件文物和襄汾县文物局、丁村民俗博物馆收藏的二万余件各类文物为展出主体，全方位地展现悠远绵长的丁村文化。 　　

多元文化的大融合——鄂尔多斯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鄂尔多斯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萨拉乌苏河畔的邵家沟湾、范家沟湾等八个地点

发现及发掘时间：1922年由法国人类学家发现并发掘，50年代后我国学者开始了对其的调查发掘工作。

距今历史：7万年

考古地位：中国境内第一个发掘的旧石器遗址，是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以蒙古文化为主体，融合吸收了匈奴文化、西夏文化、中原文化等多元文化成果，文化面貌十分独特。

萨拉乌苏，蒙语的意思是黄色的水，由此可知这里的河水终年浑黄；在河的两岸长满了摇曳多姿的红柳，所以人们也称这条河为“红柳河”。这条河流一带，曾经是古老而灿烂的鄂尔多斯文明——萨拉乌苏文化的发祥地。

考古发现过程

鄂尔多斯高原是黄河环抱的一块台地，地形起伏迭次，在莽莽沙原之上，河流纵横。这一地区，秦汉时称“河南地”、“新秦中”， 15世纪中叶，蒙古鄂尔多斯部开始驻牧于此，故又称之为鄂尔多斯地区、鄂尔多斯高原。

萨拉乌苏河在鄂尔多斯高原南部流过，向北进入鄂尔多斯东南角的毛乌素洼地。在那里，它犹如一条生猛的游龙，蜿蜒曲折地穿行于茫茫沙海之中。所经之处，切割出七八十米的深谷，又在身后留下一片又一片串珠状的绿洲，正是这里孕生了伟大的鄂尔多斯文化。

在欧洲，科学家和诗人向来对遥远而神秘的亚洲充满幻想，他们认为许多世界难题的答案应该到这块古老的大陆寻找，甚至在20世纪初，西方流行着“亚洲是人类的摇篮”的假说。在我国著名的北京人发现以前，国际上很多人类学家先后来到中国，寻找先祖的踪迹。

1903年，一位在北京行医的德国人哈贝尔回国时随身带了一包从中药店买来的“龙骨”，抵达德国后把它交给著名古生物学家施洛塞尔，结果施洛塞尔在这些化石中发现了一颗“类人猿”牙齿，这颗牙齿预示着在中国有可能找到人类化石。很快的，西方人类学家涌入了这片埋藏着巨大秘密的土地。

1922年，桑志华到达陕北靖边，然后沿萨拉乌苏河向北进入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考察。萨拉乌苏河发源于陕北黄土高原，弯弯曲曲地穿过毛乌素沙漠，形成了许多串珠状的沟湾，是村庄、农田聚集的地方。桑志华在当地蒙古族人旺楚克的帮助下，很快便采集到许多哺乳动物化石，其中有些是保存完整的披毛犀和水牛骨架。

第二年7月，著名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加入到了考察工作中来，他和桑志华风尘仆仆地再次来到萨拉乌苏河谷。这次桑志华仍旧找到了旺楚克，根据他提供的线索，这两位科学家在萨拉乌苏河边的邵家沟湾发掘了一处化石聚集地。结果不仅收获大量动物化石，还意外地发现早期人类留在宿营地的丰富的石器、骨角器和用火遗迹。

更令他们惊喜的是，在带回整理的羚羊牙齿标本中，他们发现了一颗人牙，兴奋之余，两个人赶快找到了加拿大人类学家步达生。经过步达生的研究表明，这是一颗人类牙齿，为上左侧门齿恒齿，年龄在7至8岁之间。1927年，三个人在此基础上，宣布萨拉乌苏人牙是“亚洲迄今已知第一件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遗骸”，并称之为“鄂尔多斯人”牙。

40年代以后，我国的石器时代考古学家也开始关注鄂尔多斯地区。1956-1960年间，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的考古学家汪宇平曾三次赴萨拉乌苏河一带调查发掘。他从萨拉乌苏河范家沟湾一带的堆积物中找到了一件人类顶骨和一件股骨化石。后经我国古人类学家吴汝康研究，认为鄂尔多斯人可能是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另外，汪宇平还后在此采集了80多件石制品和一些人工打碎的动物骨头，发现了一些烧骨和炭屑。

60年代以来，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裴文中、贾兰坡多次组织考古队来到鄂尔多斯萨拉乌苏河一带进行综合考察，陆续发现了一些人类化石与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

经科学界研究初步认定：鄂尔多斯人的体制特征接近于现代人，但还保留着某些较现代人原始的特点，它在人类的进化阶段属于晚期智人。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实验室测定，鄂尔多斯人的年代为距今35000多年，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1979-1980年，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的考古学家董光荣来到了萨拉乌苏地区，在这里发现了4件人类化石和200余件石器、骨器工具，伴随出土的还有古人类用火的遗址及一些动物化石。20世纪90年代末通过多种现代科学技术方法测定，4件人类化石的原生地层地质年代为7-14万年前，从而将原来早期发现的“鄂尔多斯人”的生存年代3.5万年前大大提前。

“萨拉乌苏文化遗址”分布在萨拉乌苏河上游约34公里长的狭长地域内，主要由邵家沟湾、范家沟湾、清水沟湾、嘀哨沟湾、杨树沟湾、杨四沟湾、米浪沟湾、三岔沟湾八个地点组成。这一遗址因其重要的形成史和特有的历史价值、科研价值和文化价值，在东方乃至世界考古界具有重大影响力，被认为是目前国内仅次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重要古人类文化遗址。

鄂尔多斯人生活复原图

古代鄂尔多斯地区，沃野千里，又有大河环绕，水草丰美，气候湿润，资源富集，是人类生存的理想家园。鄂尔多斯人是一群体质上和现代人已经没有太大差别的晚期智人，他们的食物来源以狩猎为主，猎杀对象主要是羚羊。在遗址出土的大量兽骨中，羚羊的肢骨、下颌骨等比例最大。

鄂尔多斯人居住在河湖边上，为他们猎杀食物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众多的草食动物为了饮水不得不来到河、湖边上，尾随而来的鄂尔多斯人充分利用地形来猎杀他们。他们依靠群体的力量把这些前来饮水的动物驱赶到湖里、河里，让它们无法脱身，这种方法轻易就可以捕获到大型的猎物。

鄂尔多斯人已经会制作石器，但一般是工具，而不是打猎的武器。除羚羊外，他们还捕杀野马、野驴、鹿，甚至还包括体态庞大的披毛犀。从这些动物的化石来看，无一不带有人工砸击、切刮的痕迹，清楚地表明鄂尔多斯人利用石器肢解猎物，甚至敲骨吸髓。

毛乌素洼地缺少合适的石头，工匠们必须到40公里以外的西部高地上去采集小卵石，并用这些小石头做打制石器。由于材料缺少，所以史前的工匠们对来之不易的原料特别珍惜，工作时特别认真，并努力做到物尽其用。

鄂尔多斯人有用火的能力和熟食的习惯。在萨拉乌苏河畔有大量的炭屑遗址，遗址附近还有很多烧焦的兽骨碎屑。这一发现说明鄂尔多斯人已经懂得利用火来烧烤猎物，并且还非常懂得开发能源，即利用吃剩的兽骨充当燃料维持营地篝火。高原上的夜晚不仅寒风刺骨，而且不远处闪烁着狼群凶狠的目光，传来悚人的嚎叫。有了火，劳累了一天的人们不仅可以吃得饱，还可以有个温暖而安宁住处。

鄂尔多斯文化遗址出土文物

鄂尔多斯高原上的萨拉乌苏遗址是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领域内重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迄今为止共发现了人类化石、石器化石等遗物380多种，还有大量的更新世晚期的哺乳动物化石及鸟类化石等45个种类。

遗址出土的“鄂尔多斯人”牙，是中国境内发现的第一件有准确出土地点和地层纪录的人类化石。“鄂尔多斯人”的体质特征属于人类进化史上的晚期智人阶段，中国专家认为它更可能是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

萨拉乌苏河畔还出土了大量的工具，包括石器、骨器和角器。石器多是钻具、边刮器、凹缺器、锯齿刃器、端刮器、微型砍斫器等，是用来处理猎物的工具。萨拉乌苏石器的尺寸特别小，长度一般不超过2厘米，有的甚至在l厘米以内，最大的两件也不过7厘米左右。像这样小的石器，很难想像在和野兽搏斗时能够发挥威力。目前，在萨拉乌苏没有发现打猎的武器。

出土的骨角器，大多是羚羊角和一些被截断的鹿角。前者看来是采集植物块根和挖洞捕鼠时使用的挖掘工具，后者则是用来打制工具或敲骨吸随的手锤。和石器一样，它们也是一般工具而不是武器。

经过多位专家的测定，萨拉乌苏遗址的年代不晚于距今7万年，是现代人多地区起源说的重要证据。除此以外，萨拉乌苏遗址还被认为在地质研究方面具有重大价值。

鄂尔多斯的民族交融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鄂尔多斯的文化面貌即十分典型地反映出这样的特征。鄂尔多斯文化是匈奴文化、西夏文化、中原文化、蒙古文化等多元文化的汇合与交融；是以蒙古文化为主体，融合吸收了汉族等多民族文化的成果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它凝聚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无数悲喜，承载着不同朝代、不同国家的绵延起伏。

“鄂尔多斯人”牙齿的发现揭开了鄂尔多斯文化史的第一章，它不仅是中国出土的第一件有准确出土地点和地层的人类化石，同时揭开了中国乃至亚洲古人类考古研究的第一页。

朱开沟文化遗址位于鄂尔多斯地区的四道柳川与束会川之间、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境内，发端于4200年前新石器龙山时代晚期，延续到距今3500年前商代前期，早晚延续约1000年。朱开沟文化遗址纵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总面积达50万平方米。朱开沟文化内涵丰富，历史跨度较大，它上承古老的鄂尔多斯文化，中经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又下启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的先河，是鄂尔多斯文化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十分发达，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日常生活的见证。鄂尔多斯青铜文化起源于商代，鼎盛于春秋、战国，衰落于西汉。其实在中国北方长城沿线均出土过具有浓郁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特征的青铜器和金银制品，但以在鄂尔多斯地区分布最集中，出土数量最多，故命名为“鄂尔多斯青铜器”。

鄂尔多斯地区还是匈奴民族最早的栖息地和活动摇篮之一。匈奴文化是鄂尔多斯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鄂尔多斯地区发现的匈奴文化遗存主要有青铜器、青铜饰牌、铜镜、铁器、陶器、汉字瓦当、官印及金、银、玉、玛瑙、琉璃等物品，内容丰富，数量之多，工艺之精，均属罕见。出土的鄂尔多斯青铜器中包括迄今世界上唯一一只匈奴金冠，证明了鄂尔多斯是匈奴活动和栖息的重要领地。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既有对周围地区诸文化的吸收，也有对周围地区诸文化的影响。当今的学者，正是通过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对驰骋在中国古代北方历史长卷中那些游牧民族的意识形态、社会生活、文化艺术有了具体的认识和了解，也为以游牧文化为主流文化的西方古代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佐证，可以说它是北方游牧民族日常生活的见证。

据历史记载，匈奴分为南北二部之后，南匈奴入塞，在鄂尔多斯地区居住百余年，共传19代单于。北匈奴西迁，驰骋于欧亚草原，推动了欧洲古代史的发展。历史证明，匈奴民族对于鄂尔多斯的开发，对于丰富我国的古代文化宝库，对于沟通中西文化交流，均有重大贡献。

魏晋南北朝时期，边疆各民族与中原地区的接触日益频繁，出现了北方各民族纷纷南下入居中原的民族大迁徙与大融合的局面。此时的匈奴人大多集中于鄂尔多斯东南部地区。而早先居于漠北的鲜卑族占据了鄂尔多斯大部地区。到了公元407年，镇守朔方的铁弗部在鄂尔多斯建立了大夏国，并在此兴建了大夏国都。

鄂尔多斯是生态的高原，也是文化高原。它以独特的人文精神和生态风貌形成了鲜明的民族地方特色和文化个性，尤其是其多元文化的融合和统一，展示给我们一个丰富独特的鄂尔多斯文化。

独特的古代鄂尔多斯民俗

鄂尔多斯的婚礼习俗集鄂尔多斯祭祀、民俗、民族音乐、舞蹈、服饰和智慧、幽默之大成，它产生于蒙古远古时代，形成于成吉思汗时期，是我国少数民族中颇具特色和魅力的婚礼之一。

鄂尔多斯婚礼依旧保留着男到女家娶亲的习俗。结婚时，男家要在附近另设一座披红挂绿的蒙古包，作为新房。新郎换上崭新的装束，准备去迎亲；新娘则在自己家的蒙古包内梳洗打扮迎接新郎的到来。

迎亲一般在傍晚，新郎身着红绸长袍，腰束金黄宽带，脚登高统马靴，在领头人、祝颂人的陪同下扬鞭策马向新娘家驰去。　

传统礼节里迎亲队伍首先要在新娘所在的城市骑马绕跑一周，然后才可以去新娘家。在新娘家等待了许久的亲友立刻迎上来，装作拒娶的样子，还用一条条丝带将迎亲者挡住，这叫“彩带隔门”。

进包后，新娘家举行盛宴招待迎亲的人，歌声不绝，直到深夜。第二天，新娘要离开家时往往泪如雨下，似乎很伤心。这其实是鄂尔多斯婚礼中的“哭嫁”习俗。这时新郎就要“抢亲”，陪亲的姑娘则假意将新娘保护起来，场面十分热闹。

新娘到了男方家里还要举行“跳火”仪式，进入蒙古包，婆婆揭开儿媳妇的蒙头纱，然后赠送礼品，并给新娘起新的名字，接着全羊席开始，持续到天明。

蛮汉调也鄂尔多斯高原上的民间艺术精品。在鄂尔多斯的文化艺术殿堂中，有很多被人们传诵的经典，其中在鄂尔多斯准格尔山区土生土长的蒙古族和汉族群众共同传唱的蛮汉调是鄂尔多斯高原文化的产物。

千百年来，鄂尔多斯人民用勤劳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民族、地域文化，并且以其特有的功能价值，丰富和发展着各种门类艺术，蛮汉调就是鄂尔多斯民族、地域文化的一个宠儿。

鄂尔多斯高原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的风水宝地，突厥、匈奴、党项等部落都曾经先后驻牧于这块地方。原始的蒙古族民间传统音乐文化与各民族文化交融在一起，为蛮汉调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蛮汉调既体现了鄂尔多斯蒙古族的传统的“短调”歌曲的特点，同时又融入了准格尔汉族人民的乡音土语，形成了独特艺术风格。

1996年准格尔旗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蛮汉调之乡”。随着时代的发展，蛮汉调的演唱群体越来越庞大，已经成为鄂尔多斯高原准格尔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鄂尔多斯文化遗址现状

鄂尔多斯高原上的萨拉乌苏遗址作为中国境内第一个发掘的旧石器遗址，正式揭开了中国旧石器考古的历史。

1992年7月1日，萨拉乌苏文化遗址被列为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5月28日列为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6月25日，被国务院列为全国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根据萨拉乌苏遗址开发保护的需要，乌审旗成立了“萨拉乌苏”遗址开发领导小组和文化产业开发协调领导小组，把文化产业纳入经济和社会总体发展规划。投资1500万元修通了“萨拉乌苏”遗址旅游专线，兴建了民族民俗博物馆，并特邀中国文化研究所专家对“萨拉乌苏”遗址进行实地考察后进行了全面规划。

2005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针对萨拉乌苏遗址的保护进行了专门调查研究，并出台了详细的保护规划。保护规划主要分为四部分：一是防沙治沙，防止沙漠掩埋；二是水土流失治理，防止萨拉乌苏河冲刷；三是迁移遗址范围内的400多居民，防止人为破坏；四是做一个地质剖面，并建成一处地质博物馆。规划中的保护工作正在进行，预计到2010年完成，总投资额约9600万元。

目前，“萨拉乌苏”遗址雕塑及标志性大门正在建设当中，地质公园也已初具规模，投资千万元的文化中心也将在近期交付使用。

被误译的“鄂尔多斯文化”

鄂尔多斯文化起初被称为“河套文化”，源于最初发现的那颗鄂尔多斯人牙。这颗著名的鄂尔多斯人牙发现于1923年，加拿大人类学家步达生对它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于1927年在发表论文中称它为“鄂尔多斯人牙”。后来，因汉译将“ados”误译成“河套”，于是，“河套人”成了中国化石人类家族里的一员。其实，位于内蒙古中部阴山南麓黄河河谷里的河套平原与鄂尔多斯高原互不相干。2004年，在“河套人”发现80周年学术座谈会上，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考古专家提出，“河套人”理应正名为“鄂尔多斯人”，“河套文化”也应更名为“鄂尔多斯文化”，即“萨拉乌苏文化”。 　　

中华文明的第一道曙光——仰韶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仰韶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河南省渑池县城北9公里处的仰韶村

发现及发掘时间：1920年发现，次年首次发掘；1951年和1980年对该遗址又先后进行了两次发掘与研究工作。

距今历史：距今5000-7000年前

考古地位：是中国最早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它的发现为人们揭示出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黄河流域主流文化的面貌，中国近代考古学也由此开端。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文化面貌与表现风格十分复杂，可分为半坡、史家、庙底沟、大河林、后岗等多种类型。

仰韶村遗址座落在渑池县韶山脚下三面环水的台地上，这里气候宜人，土地肥沃，正是这样的环境孕生了黄河流域影响最大的原始文化仰韶文化。仰韶文化纵横二千里，绵延数千年，早在20世纪初，考古学家们就试图穿过这片神秘的氤氲，穿越6000年的时光，来到仰韶寻找华夏先民的足迹，为我们揭开6000年前的秘密。

考古发现过程

黄河流域是人类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很早以来就被国内外的考古界所关注，当世界各地大都还处在蒙昧状态的时候，我们勤劳勇敢的祖先就在这块广阔肥沃的土地上刀耕火种，劳动生息，创造了灿烂夺目的古代文化，尤其是有“彩陶文化”之称的仰韶文化。

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一直活跃在20世纪初的中国考古界，对于任何可能发现古人类化石的线索都不放过。1918年10月，一位老家在仰韶村的王某告诉安特生，河南仰韶村出土过古生物化石，凭着职业的敏感，一个多月后，安特生来到了河南省渑池县，立刻投入到了采集古脊椎动物化石的勘测中。

这次的勘测收获并不大，但安特生并没有放弃仰韶。1920年的秋天，安特生再次派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刘长山去河南仰韶村采集古生物化石，正是这次调查之旅拉开了仰韶遗址发掘的序幕。

那一年仰韶地区闹旱灾，农民们生活十分艰难，突然听说京城来人出高价钱买些破石器，村民们乐坏了，纷纷把那些耕地时翻出的石头卖给了刘长山。看着搜集来的石器，刘长山欣喜若狂，一再请求当地农民带他到挖出石器的地方去看看，就在这片祖先居住过的废墟上，刘长山首次发现了陶器的碎片，这一发现更激起他的新奇。他在仰韶村整整停留了三天，每天都亲自实地采集石器和陶片，几天下来共收集到石器和陶片600多件。

次年1月，刘长山带着他采集到的各种磨制石器和陶片回到北京，安特生看到这么多的石斧、石镰、石刀、陶片非常震惊，并推断仰韶村是一处庞大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文化层堆积一定十分丰富，立刻决定亲自到仰韶村考察证实。

4月18日，安特生和他的同事一行五人第二次来到渑池县，并立刻奔往仰韶村对遗址进行试掘。当时正下着细雨，泥泞的道路十分难走，但是安特生在雨雾中仍然处处留意，时时下马细心观察地形的差异和变化，此时他已经将全身心都投入到了他的事业中。

这次安特声在仰韶村停留了8天，采集、收购了大量的石器和陶片，并初步调查了已知的范围、地层及遗物的出露情况，确定仰韶遗址分布在仰韶东沟和西沟之间的南北长900米、东西宽300米的冲沟内，为正式的发掘做好了铺垫。

经过北洋政府农商部和地质调查所的批准，并取得河南省政府同意，1921年10月23日，一支由安特生带领的发掘队伍来到仰韶村，对仰韶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参加这次发掘的共有七人，除安特生外，还有安特生邀请的骨骸专家布莱克博士，地质所古生物学名誉技师斯坦斯基博士两名外国人以及我国地质所的袁复礼、陈德广等学者。

发掘工作从10月27日开始，考古工作者在发掘工地上搭起了小帐篷，架起了行军床，点着汽灯、马灯，夜以继日地工作，结果就在这块长900余米，宽300余米，总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土层下面，出土了一大批石器、陶器等珍贵文物及一具人骨架。湮埋于地下6000年的仰韶文化用它瑰美的图案，为整个中国历史涂上了绚丽的色彩，举世闻名的仰韶村遗址就这样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这次发掘在当地被传为美谈，安特生的到来给封闭的仰韶村民带来了少有的快乐。他每天晚上把八音手摇留声机放在所住农家小院的门前“唱洋戏”，还经常为村民拍照，给小孩散发糖果，并对当地的天井窑院、农民犁地、放羊赶车等生产、生活场景进行写生，村民们对安特生的考古队也是极尽支持，留下了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许多趣话。

通过对发掘出土文物的系统整理，安特生撰写了《中华远古之文化》一文，这是关于仰韶村遗址的最初报道。袁复礼还测量绘制了中国考古学史上最早的一幅田野考古作品“仰韶村遗址地形图”。按照考古学的惯例，将首次发现古文化遗存的地名命名为该文化的名称，从此，一种在渑池县仰韶村首次发现的以彩陶为主要标志的远古文化系统便被称之为“仰韶文化”。仰韶文化的发现，揭开了我国原始社会考古研究的第一页，填补了中国远古文化发展史上的空白。

在仰韶村遗址发掘之前，一些外国学者或传教士曾经宣扬中国文化西来说，认为中国没有自己的史前文化，没有自己的石器时代，后来的中国文化乃至人种都是从西方传播过来的。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中国不但有石器时代的遗存，而且还相当发达，这在学术界是一件非常重大的成就。

仰韶村遗址被发现后，引起了考古学界的高度重视，为了进一步了解该遗址的文化内涵、来龙去脉，1951年6月，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河南调查团夏鼐等专家学者对渑池仰韶村遗址再次进行了发掘。

7月2日发掘工作正式开始，考古工作者在仰韶文化堆积层最丰富的地方，开了一条长20米、宽2米的探沟，发现墓葬9座，出土了彩陶罐、碗、小口尖底红陶瓶、灰褐陶鼎等，还发现了龙山式的黑陶、压印方格纹灰陶、蓝纹陶、灰绳纹鬲、陶杯等。通过这次发掘，确定了遗址的性质，证明该遗址是一处包含仰韶和龙山的混合文化。

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仰韶文化西来说的观点风行一时，苏联考古学家甚至把仰韶文化的渊源归结到乌克兰的特里波列文化和中亚细亚的安诺文化。国内的学者坚决地站了出来，以铁的事实对其进行了强有力的驳斥。

这次大辩论，又一次引起世界范围的仰韶热。从此大批的国内外学者到仰韶参观和考察，考古学界开始酝酿对仰韶遗址的第三次发掘。

第三次发掘是在1980-1981年间进行的，由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同渑池县文化馆共同主持。这次发掘进一步澄清了仰韶村古文化遗址的渊源，证实了该遗址含有仰韶和龙山两个考古学文化，四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层叠压关系，强有力地否决了仰韶文化西来说，并为研究我国社会发展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仰韶村遗址发现以来的80多年里，考古学家在黄河流域的其他地区，又陆续发现了同样性质的村落遗址1000多处。按照考古学的惯例，它们统称被为“仰韶文化”，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的河南、山西和陕西，这些文化遗址中有很多考古发现，如陶器制造、纺织、绘画、雕塑、文字、历法、宫室营建等等，同文献记载中炎帝黄帝时代的创造发明相吻合。这对我国继完成夏、商、周断代研究后开展的“五帝探源”工程意义重大。可以说，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将从仰韶文化遗址中找到源头。

仰韶人生活复原图

仰韶村位于渑池县城北韶山脚下，距县城9公里。遗址北依韶峰，三面环水，风光宜人，山水秀美，土地肥沃，是我们祖先狩猎、渔牧、定居的理想场所，7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长久地过着定居生活。

仰韶人的农业生产主要是集体劳作，他们用木锄或石制的斧、刀、锄、铲进行开荒和播种，种植的作物以粟为主。由于生产工具的粗糙，劳动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仰韶人对抗自然的能力十分弱小，当洪水、干旱来临时，他们只能束手就范，所以为了生存，先民们除了农耕以外，还必须靠狩猎和捕鱼来维持生计。

狩猎在新石器时代是一项重要的生活手段，在人们居住的村落附近就会有一个较好的狩猎和捕鱼的场所。壮年的男人为了捕获野兽，必须冒着生命的危险在深山野林中同凶猛的野兽进行殊死搏斗。集体围猎是他们对付大型野兽的唯一方式，他们必须依靠集体协作才有可能战胜野兽生存下去，否则就会遭到猛兽的攻击身受重伤或死亡，仰韶人集体围猎的场面十分激烈和悲壮。

那时的仰韶人已经会制作陶器。起初仰韶人多是用手工制作陶器，中期开始出现轮制陶器。

陶器是一种以黏土加上其他混合物为材料做成的器物，要在取得材料之后加以成形，在胚土未干之前施以装饰，然后经过火的烧焙，形成坚硬的器皿，可以用作容器、烹饪器、饮食器等。

制作小型器物时仰韶人就直接用手捏成，大型的用泥条盘制成形，或分段做出再加以粘合成形。器形造成之后用木片、印石等将陶胚的表面打磨光滑。陶胚干后用含铁或锰的矿物颜料图绘纹样。有些在绘制前先加一层白色陶衣，使颜色能够更为亮丽，然后放进窑里烧制。

仰韶人把陶窑分成火膛、火道、火眼及窑室心四部分，主要的目的在于累积火候使达到一定的温度以烧造陶器。史前时期的陶窑建立在村落的附近，两三座成一组，三五个为一群。有的文化直接将陶放在地上起火烧制，并没有建窑，至今如此，可见史前时期仰韶人制陶的讲究及技术的进步。

仰韶人制作的陶器以红陶为主，器形有盆、钵、罐等，器物表面多彩绘，有的陶器上面还绘有鱼、人面等图案。仰韶人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通过对自然界细致的观察，感受和体会到了自然物的节奏、形体、色彩之美，然后把在采集、渔猎、农耕等生活中接触到的鱼、蛙、鹿、鸟、花、叶等通过综合和概括创造出了彩陶的纹绘艺术，丰富多彩，优美实用。一些陶器上留有布和编织物印下来的纹路，由此可见仰韶人已经有了编织和织布的手工业。

仰韶人起初没有固定的村落，但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尤其是农业的出现，便迫使人们必须走出山洞，到平原和丘陵地带去创造一种更适合他们生存的田园式的定居生活。这个时候，仰韶人就来到了河流两岸，居住在近水的高台地上，那里土地肥沃易于种植和养殖。

仰韶人居住的村落或大或小，比较大的村落的房屋有一定的布局，一般分为居住区、公共墓地和窑场三部分。在居住区往往能发现建筑遗存，虽然建筑技术还不十分发达，但却具有开天辟地的创世之功。

从发掘资料看，仰韶人已经由穴居发展到半穴居，然后才发展成为初具规模的房屋建筑。那时候的房屋异常简陋，但人们从穴居地下走了出来，这无疑又是人类发展史上一次重大的飞跃。

发掘的建筑遗迹表明，仰韶人的房屋分为地上建筑和半穴居建筑两种，而且地面建筑已经很普遍，可以看出当时的建筑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村落内的房屋主要有圆形或方形两种，早期的房屋以圆形单间为主，后期以方形多间为主。房屋的墙壁是泥做的，有用草混在里面的，也有用木头做骨架的。墙的外部多被裹草后点燃烧过，来加强其坚固度和耐水性。

那些圆形的或方形的房子四周已经有了木骨泥墙，这是地面建筑关键性的技术。一般房间内都有四根或六根中柱，中间有火塘，出口有高门槛，屋内的地基压得都比较坚实。

就这样，6000年前的仰韶人在自己安置的天地里，安静地走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创造出了丰富而优美的仰韶文明，显示出了自己独特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成就。

仰韶文化遗址出土文物

仰韶文化以黄河中游为中心，南达湖北，北抵内蒙，是黄河流域非常强大的一种远古文化。仰韶文化的发现，宣布了“中国无石器时代文化”论调的彻底破产，因而仰韶文化遗址被中外考古界誉为“文化圣地”。

仰韶文化遗址从发现至今共经过三次有计划的发掘，主要出土器物有石器、骨器、陶器、蚌器等。用于农耕的石器有斧、铲、凿、锛等工具；用于狩猎的有石镞、弹丸、石饼等；用于纺织的有线坠、纺轮、骨针、骨锥等。当时人们的生活用具均为陶质，有陶鼎、罐、碗、盆、钵、杯、瓮、缸等。

陶器的出现以及大量被使用，表示新石器时代人类智能的提升及生活水平的提高。陶器可用以贮存农业生产的谷物，烹饪味美的食物，陶器变化多端的优美造型和装饰更满足了人类审美需求的天性。史前时期陶器的制作及使用是世界各地共通的现象，各个文化生产的陶器都有其特色，而且不乏精美器皿的生产。

在这些陶制品中最具特色的要数精美的彩陶，所以一度以“彩陶文化”泛指中原地区这一时期的原始文化。彩陶，是新石器时代最富有艺术性的美术作品，开创了中华民族绵绵不断的绘画艺术的先声，为后世提供了一份最古老的民族优秀文化遗产。

彩陶利用赤铁矿粉和氧化锰作颜料，使用类似毛笔的工具，在陶坯表面上彩绘各种图案，入窑火烧后，在橙红的底色上，呈现出黑、红、白等颜色的图案。仰韶彩陶的纹饰有宽带纹、网纹、花瓣纹、鱼纹、弦纹和几何图形纹等。这些纹饰，充分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和对生活美的追求。彩陶纹饰的特点是密集，以线为主且粗细变化不大。用线的曲直表现动静，以线的方向变化表现旋转。这时期旋动的纹样，由于线的密集和加粗，动感特别有力，粗壮而浑厚，像黄河漩涡，因而也称为涡纹。这种动的纹样，往往配以规则的水平线，以静衬动。而且还常常用大的圆点压在线上，这是以前的彩陶纹样上所少有的，使流动感的线条中出现凝冻的效果，有相对静止的感觉，这样显得动中有静，增加了纹样的节奏美。

自1912年仰韶村出土彩陶后，甘肃、青海、陕西、宁夏、河南、河北、山西、山东、江苏、四川、湖北等省区均陆续出土，它们分别属于不同的文化类型。其中彩陶文化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半坡型，发现于西安的半坡村及临潼、宝鸡、渭南等地；一是庙底沟型，发现于河南陕县的庙底沟等地。半坡型彩陶有陶盆、陶罐、陶壶，等等。制作者在这些陶器上描绘出各种纹饰，如几何图形、人面纹、鱼纹、鸟纹、蛙纹、鹿纹及花叶纹，等等，形态别致，富有生活气息。丰富多样的彩陶纹饰，反映了它已初步具有对比调和，表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与浓郁的民族风格，体现了当时劳动者淳朴、健康的审美情趣，以及人们对美的认识和追求。

五千年前的盛水器皿彩陶钵是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典型器物之一，是当时盛水的器皿。大口便于注挹，鼓肩深腹既增大了容量，又防止了溅溢，平底则便于安稳的放置。这种造型极具实用意义，同时也显示出优雅之态，并为彩绘图案的布局埋下了伏笔。由于口部内敛而形成肩部外鼓，将观者的视线吸引在口肩部位，所以彩绘图案的主题部分便集中于此。形态与装饰的结合，也体现出设计的独到之处。

在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有一幅《颧鱼石釜图》，堪称原始艺术的瑰宝：一只身躯健美的老颧，从河中叼起了一条鱼，河岸上则有以木棒为柄的石釜。作者以敏锐的观察力和卓越的表现力，描绘了先民们的早期生活，在我国工艺美术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还发现了三组蚌砌图案，可能是一大型祭祀活动的遗迹。该遗址中坟墓主人的右侧有一龙，左侧一虎。龙、虎皆为蚌砌成的图案。遗址中还有一浅穴，穴中有蚌砌的龙、虎、鹿、蜘蛛等；鹿卧龙背上，蜘蛛与鹿之间，置一精致的石斧。浅穴南 25 米处发现第三组蚌图，为一人骑于龙背，龙昂首长颈，舒身高足，作腾飞状。虎在龙之北这三组蚌图反映出墓主人乘龙驭虎，升空飞天的欲望。有人把西水坡的蚌龙图称为“中华第一龙”，这很明显是一祭祀遗址。

仰韶文化中已出现了文明的要素。继仰韶村文化遗址后，在其他仰韶文化类别的遗址中发现大量的铜、城堡等文明社会标志的文物。姜寨遗址中出土一万多件重要文物，其中包括半圆形的铜片一枚，经化验，铜占 65% ，锌占 25% ，余为少量的锡、铝、硫、铁等，属于黄铜。仰韶文化姜寨遗址除发现黄铜片，还有黄铜管，其时代约在公元前 4700 年左右。

仰韶文化遗址现状

仰韶文化是黄河流域影响最大的一种原始文化，它纵横二千里，绵延数千年，在世界范围内来说，也是首屈一指的。1961年，仰韶村遗址被确定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几十年来，为了守护好象征中华民族远古文明的这块圣土，当地政府在国家、省、市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下，在遗址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们一方面大力宣传文物保护法规，并结合当地实际，制定了《渑池县仰韶文化遗址保护管理办法》，使遗址保护工作有章可循；另一方面，又多方筹措资金1000多万元，在仰韶村遗址上修建了断壁保护室、文物陈列室，整修了道路并完善了各项保护设施，从而为该遗址的保护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1985年11月6日，由河南省考古学会组织召开的仰韶文化学术讨论会在仰韶村遗址所在地渑池县举行。全国11 个省市的研究石器时代的学者、教授和文物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确立了仰韶文化在中国史前研究中的价值，认为仰韶村遗址的发现和仰韶文化的研究在中国原始社会研究和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研究中，都起到了里程碑的作用。

2001年是仰韶村遗址发现8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河南省文物局、三门峡市政府在渑池主办了“仰韶文化发现80周年纪念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对仰韶文化进一步深入研究。

2002年，渑池县博物馆落成，以“华夏文化曙光”为主题的博物馆以陈列仰韶文化发掘文物为主，集中展示了历年来渑池及周边地区的重大考古成就。

仰韶文化以其堂堂正正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大放异彩。仰韶村古文化遗址也从此驰名中外，成为中外史学界、考古学界向往的古文化“圣地”。 　　

凝聚在彩陶上的辉煌——半坡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半坡遗址

发掘地点：西安以东约6公里，河东岸的半坡村。

发现及发掘时间：该遗址1953年春发现，发掘延续近4年时间（1954年9月-1957年夏季）。

距今历史：5600-6700年

考古地位：是我国目前唯一保存完好的原始社会遗址，也是黄河流域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母系氏族公社村落遗址。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继承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遍布陕西各他，尤以关中比较密集。

半坡遗址的发掘，是我国首次对一个原始氏族聚落遗址进行大面积的揭露，并且确立了一个新的文化类型，学术上称它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这为研究中国黄河流域原始氏族社会的性质、聚落布局、经济发展、文化生活等提供了完整的资料。

考古发现过程

陕西省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悠久的历史，给陕西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历史文物。也许是不经意间，就会给细心的人们带来许多重要的发现。

1953年春，西安东郊半坡村，国家投资的灞桥火力发电厂专用铁路路基工程正在紧张施工。推土机推过，人们看到了一幕令人惊奇的场面：大量石制工具和人的遗骨出土，还发现了不少彩色的陶器。这就是日后被称为仰韶文化典型标志的西安半坡遗址。

施工单位迅速向文物主管部门汇报了情况，文物专家闻讯前往工地。在工地，专家们收集了已被发现的所有石器和陶器，并进行了仔细鉴定。结果表明，石器为人工磨制，种类有石铲、石斧、石锄、砍伐器等，初步判断应属于新石器时代。陶器都是彩陶，彩陶上的图案符合陕西、河南等地已有大量发现的仰韶文化类型。最后，专家初步认定，这应该是一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遗址，具有重大的发掘价值。

经过精心准备，195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开始对半坡遗址进行考古挖掘。在接下去的4年里，经过5次大规模的发掘，一个尘封6000多年的完整母系氏族部落遗址赫然呈现在世人面前，其保存的完好程度令中外学术界为之震动。

发掘后的半坡遗址现存面积约5万平方米，一共分居住区、制陶区和墓葬区3个部分。考古学家根据出土的文物，用科学严谨的方法，向我们生动地展现了6000多年前，处于母系氏族社会鼎盛时期的半坡先民们的生活情景。

半坡人生活复原场景

半坡的时代是一个女人地位高于男人的时代。女人掌管着农业，在生产中起主要作用，她们是氏族的管理者。在她们的管理下，先祖创造着人类社会的第一个阶段——母系氏族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