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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六千多年前，渭河的支流河水畔，有一座古老的氏族部落——半坡。这里东依白鹿终南山，可常年进山打猎；北边是开阔的平原地带，适合于发展农业；河之水流经这里，为半坡人提供了大量的水产资源，也是一个绝佳的捕鱼场所。经过考古专家测定和实物分析，半坡村当时是处于亚热带气候条件下，气候温暖而湿润，终年绿树葱笼，很适合人类的发展。

这个半坡部落已经有人口400-600人，在当时的社会来看，已经是一个颇具规模的部落聚集地。半坡人的“村庄”被一条大围沟分成三部分。沟东是制陶区，北面是集体墓地，大围沟围住的，则是居住区。

一座面积约160平方米的大房子是整个半坡部落的中心，前面是一片很大的中心广场。这座大房子是氏族部落的公共建筑，是大家举行集会、商讨事务的地方，氏族部落首领及一些老幼都住在这儿。大房子与所处的广场，是整个居住区的核心。大房子四周遍布着一系列小型的房子，所有房间的门都朝着大房子而开，分区、布局极有章法，其建筑形式也体现着原始人由穴居生活走向地面生活的发展过程。小房子里住着过婚姻生活的妇女以及不确定来访的其他氏族男子，当然，也会有男女相对稳定的对偶婚，但绝不同于后来的一夫一妻制，子女仍旧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

考古学家还在半坡发掘出了近万件生产和生活工具，就其种类看可以分为农具、猎具、渔具、炊具、食具、纺织具；就其材料看可分为石质、陶质和骨质。从这些出土的工具来看，半坡人不仅从事农耕、渔猎、采集等，同时还要进行制陶、纺织、工具制造等生产活动来维持生存。

春天，半坡人用石斧、砍伐石器砍倒树木，芟除杂草，并放火焚烧地面的残余物，再用石铲翻掘土地，石锄和尖木棒挖穴种粟。到了秋天，半坡人用石镰或陶镰收获庄稼，把粮食储藏入公用的窖穴中。如果需要食用这些粮食，就把它们用石磨盘、石磨棒脱皮碾碎。在遗址中就出土了半坡人盛粟的罐和粟腐朽后的遗物，证明半坡人学会了栽培粟。

在村子的中间，还有一个保存火种、吃“大锅饭”的地方。这些火种在一个很大的连灶坑中，由椭圆和圆形两部分组成，中间相距1米，火道相通。两个灶的侧壁和底部都有很厚很坚硬的红烧土层，因为这里被长期使用才流下了这样的痕迹。这些遗迹仿佛使人们看到一幅画面，展现了半坡人日出共同劳动、日落围着篝火唱歌跳舞的原始社会的生活场景。

从出土的许多石或骨的箭头来看，半坡人已学会使用弓箭，并大量驯养了狗。“农闲”的时候，男人们带着驯养的狗去树林里打猎。女人们则会到野外采集植物的果实，或者到河边用自己发明的渔叉、鱼钩甚至渔网捕鱼和螺蛳。被驯养的猪悠闲地在圈栏里闲逛。姑娘们用部落人发明的尖底瓶沉入河里汲水。

半坡人是出色的匠人，会制作各种有用的陶器。在半坡社会中，陶器的使用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制作技术上也已经采用了模制法和泥条盘筑法。在半坡时代的后期，半坡人逐渐以慢轮修整器口器形，使器形更加规整。半坡人的陶器主要用于生活用具，他们已经制作出了做饭用的陶甑。这种陶甑与我们现在人的蒸锅在原理上并无区别。

半坡人已经有了自己独特的艺术追求，有自己的精神生活。从出土的陶器上，我们还看到，他们有了抽象的刻画符号。陶器太单调了，于是他们在上面印一些类似麻袋或粗布的纹路。他们具备了原始的数列和多边形的概念；他们制作了最古老的乐器陶埙，闲暇时来上一曲。彩陶上画着游动的鱼，奔驰的鹿，这是渔猎的写照；陶器外壁有图案逼真的抽象画，笔划流利疏朗，显然具有装饰的作用，这就是工艺品了；他们还在陶器上刻画上自己崇拜的图案，例如人面鱼纹图案，人面涂彩，口部衔鱼，三角头饰，或许这就是半坡氏族的图腾或族徽。所有这些，在6000年后，都成为文物重见天日。

初步的“纺织”已经在进行，天冷的时候，大家穿着麻线般粗的纤维御寒；天热时，我们的先民们更多的是光着黝黑的脊梁，把蓬乱的头发用精心磨制的骨笄别在头上。

原始部落的大家庭生活是温馨的，也是时刻受到外界威胁的。野兽、自然灾害以及大大小小的其他灾祸，时刻威胁着半坡人的生活。为了抵御野兽和灾害，半坡人修建了大型的防御工事——围绕半坡村落的大围沟。这个大围沟宽7-8米，深5-6米，底径1-3米，全长300多米。沟的内沿高出外沿约1米多，靠居住区的沟壁坡度很大，外壁则接近陡直。这显然是挖沟时有意为之的。夏雨时节，村落积水可以疏导到大围沟中去；而遇到有野兽袭击或外族侵袭时，大围沟便成了第一道防护的屏障，这堪称后世城壕的先驱。

大围沟，起初应是为了防御敌人进攻、野兽侵袭、洪水泛滥等重大灾难或灾害而修建起来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自然灾害和氏族矛盾的不断增加，人们的防御意识也随之不断提高。在这样强烈的保卫家园的意识支配下，后来的人们更是不断创新，围沟渐渐地被高大的夯土城壕所取代。再往后，人们就地挖土，既筑了墙又建成了壕沟，并在壕沟里注水，形成护城河，从而形成了更加完善的防御体系。大围沟让半坡人有了远离外部危险世界的安全感。对此，至今无法解释的是，如此浩大的工程，在没有运输工具，只有简单石制和骨制挖掘工具的半坡时期，是如何完成的？有人计算了一下，整个大围沟的废土量，放到今天，用能拉3立方米土的卡车去运输，也需要来回3600多趟。

半坡人是否和其他部落发生过战争一直是学术界争议的一个问题。也许，村落和村落、氏族和氏族之间也会争夺猎物，也会有矛盾和冲突。

大围沟的北面是墓葬区，这是一片完整的氏族公共墓地。墓中死者一般都头部向西，以单人葬为主，也有二人、四人葬；有仰身葬，也有俯身葬；有直肢葬，也有屈肢葬，以及瓮棺葬。在半坡人的丧葬习俗中，对儿童的丧葬习惯十分特别。半坡儿童大多不葬于公共墓地内，而是置于瓮棺内，考古学称之为瓮棺葬，从而形成了半坡人的一大特色。由于当时自然条件很差，人们的生活十分艰苦，加之疾病流行，儿童死亡率是很高的。儿童夭折后，大人先在房屋附近地上挖个坑，放个大陶瓮或罐，把孩子尸体放在里面，上面盖个陶钵或陶盆，并在当中凿个洞，可能是供死者灵魂出入的通道。较大的孩子则用两个陶瓮对起来埋。孩子埋葬在房屋附近，这充分表达了父母对子女的眷恋之情。半坡出土的儿童瓮棺共有73个。

半坡遗址的出土文物

半坡遗址现存面积约5万平方米，发掘遗址面积1万平方米，共发现房屋遗址46座，圈栏2座，储藏物品的地窖200多个，各类墓葬250座，烧陶窑址6座，以及大量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约近万件文物。

半坡的彩陶几乎就是半坡文化的代言，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人面鱼纹盆。古代的艺术品，人面鱼纹是半坡彩陶画的典型作品，这一生动的形象反映了半坡人丰富的艺术想象力。人面鱼纹线条明快，人头像的头顶有三角形的发髻，两嘴角边各衔一条小鱼。此图反映了半坡人和鱼之间的密切关系和特殊的感情，可能是半坡氏族崇奉的图腾。

埙是半坡出土的比较有特色的陶制品。埙是最古老的乐器，具有典型的仰韶文化特点。埙的起源与先民的劳动生产活动有关。最初可能是先民们模仿鸟兽叫声而制作的，用以诱捕猎物。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被当成单纯的乐器，并逐渐增加按音孔，发展成可以吹奏曲调的旋律乐器。中国音乐学院曹正教授自本世纪30年代即制作仿古陶埙，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79年以来，天津音乐学院陈重教授改进研制成九孔陶埙。九孔紫砂陶埙已在民族乐队中较普遍使用。中央民族乐团杜次文曾用此乐器在多国公开演奏，赢得广泛的赞誉。贾平凹在作品《废都》中也曾有描述。

尖底瓶是半坡出土的最具特点的陶器之一，是当时比较先进的一种汲水工具。它的巧妙之处在于运用了重心原理，具体方法是在双耳上系上绳子，由于水的浮力，瓶子一接触水面就自动倾斜，灌满水后又因为重心移动而自然竖起。用它盛水还有两大特点，一是便于手提与肩背，二是口小，灌满水后从河边到居住区的路上水不容易漫出。这也许是重心原理在世界上最古老的应用了。

陶甑。古代的蒸锅。先民们通过长期的实践发现水蒸汽可以熟食，于是制作了陶甑，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利用蒸汽的范例。

半坡彩陶纹饰的艺术成就非常高。比较常见的有较多的动物图像，描绘了奔趋的鹿、爬行的龟和伫立的鸟。这些“绘画作品”有的丰富生动，有的神秘难测，有的则图案化，多绘在盆、钵、罐、细颈壶上，多绘在小口器肩，腹和口部，直口器多绘在外壁或口缘外侧，大口器多绘于器内壁。多见黑彩，还有少量红彩。这些象征图案同史前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形态生动的动植物纹样是农耕和渔猎生活的反映。

半坡彩陶中最有代表性的花纹是鱼类纹，数量最多，并贯穿于半坡类型文化的始终。半坡早期彩陶上鱼类纹的形象较写实，常见的是单独的鱼纹，多为平展的侧面形象，以直线造型，比例虽较准确，然略显平板。到了半坡文化的中期，彩陶上的鱼纹已经富于变化，造型以直线与弧线相结合，圆点、弧线和弧边三角穿插运用，故使鱼纹显得活泼灵动。纹样格式除平展式外，还出现了回旋、蹦跃等姿态。甘肃王家阴洼出土的一件彩陶瓶，环绕腹部画着4条不同姿态的游鱼，或舒展平泳,或俯冲疾下，或相对背向地屈身蹦腾，构图活泼，堪称原始绘画的佳作。晚期彩陶上的单独鱼纹，采取了夸张变形的艺术处理。鱼纹头部的变化最大，突出表现了张大的嘴和露出的牙，鱼纹变成上下对称的式样，而且鱼纹用弧条形统一造型，趋于几何形化，富有装饰性。

人面纹也是半坡类型的文化彩陶上的一种具有特色的纹样。甘肃省正宁县宫家川就出土了一种在瓶腹上满绘着人面图像的葫芦形瓶。人面獠牙突露，双目眦睁，威武猛厉，表现出超人的勇力。

半坡早期的彩陶上，还有鱼与人面相结合的奇特形象，比较常见的有人嘴两旁各衔一鱼，人嘴外廓与鱼头构成共鱼形；另外还有在鱼纹头部圆框中填入适合形的人面图像。这种鱼与人面相结合的形象,人和鱼互相寄寓,又互相转借,意味着人和鱼是交融的共同体，被人格化了的鱼类图像和各式鱼类图纹可能是半坡部族的图腾，具有氏族保护神的性质。

除了动物造型彩陶外，半坡还出土了大量的几何纹钵，绘有大量几何图案，有三角形，方格纹、编织纹等，这类图案多在钵、罐、盆、壶类器皿外璧上部，许多钵类器口缘外侧绘黑色宽带纹，部分大口浅腹器皿的彩陶图案多绘在内壁上，小口器的图案则绘在口唇和肩腹部，这些部位多是容易看得见的地方，多数图案清晰，笔画疏朗，这些几何图案中，三角纹可能是由鱼纹图案变化而来，波折纹则可以看作是山或水的写意。

半坡人头像复原

半坡人的头像复原问题也是现代人比较关心的问题。2004年，6500年前的“半坡人”被赵成文教授成功复原的消息在考古界传得沸沸扬扬，被复原的半坡人头像也成为一些地方科普教育的材料。

这个被复原的“半坡人”是一个男性，长方形“国”字脸、浓眉、眉梢外翘、眼睛炯炯有神、高鼻梁，容貌非常英武。但经过考古学家的最后核实，这个“半坡人”并不是生活在6500年前的“半坡人”，而是同一时期的“姜寨人”。主持复原工作的是中国刑警学院的赵成文教授，但由于他弄错了“底版”，所以复原成功的人为“姜寨人”。

赵成文在头像复原方面颇负盛名，早年就曾成功复原过马王堆汉墓女尸辛追夫人和“楼兰美女”，有中国“警界神探、古尸复原大师”之美誉。因此很多人对复原的“半坡人”深信不疑。

赵成文专门将其选择复原的颅骨照片和复原成功后的“半坡人”（男性）照片寄给半坡博物馆留念，但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看了颅骨照片以后都觉得很奇怪，因为这张照片中的颅骨不是半坡遗址出土的。为此他们专门找到赵成文拍摄过的图册进行核对，发现这张照片上的颅骨原来出自姜寨遗址，是姜寨遗址第一期文化中第177号墓主人的颅骨。正是由于把照片弄错了，所以复原成功的人是“姜寨人”，而不是“半坡人”。

上个世纪60年代，中科院也曾对“半坡人”头像（女性）进行过复原，在短暂展出后“束之高阁”，遗憾的是，中科院版的“半坡人”形象仅存留在学术圈内，社会上鲜为人知。至今未公开亮相。可能受当时技术条件限制，当时复原的头像较为粗糙。此后，“半坡人”再也没有进行过严谨的、科学的复原。

半坡遗址的现状

西安半坡遗址是我国目前唯一保存完好的原始社会遗址，距今已有6000多年的历史，属于仰韶文化。

1956年3月，当时主管文教工作的陈毅元帅视察了半坡遗址，当他看到那一件件精美的文物时，不禁感慨万千。回到住处，陈毅元帅即兴赋诗一首，题为《半坡村访古》：“半坡村是原人居，彩陶纷陈世所稀。绝无甲骨方块字，七千年前往可稽。”

陈毅元帅在第二天就向中央发电报，建议拨款30万元人民币修建半坡博物馆。1958年4月，中国第一座遗址性博物馆在西安的河东岸建成。1961年，它被列入中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58年，文物保护部门在考古发掘的基础上建立了我国第一座史前遗址博物馆——西安半坡博物馆。博物馆的大门装饰十分具有原始村落风格，鱼池中耸立着正在汲水的半坡姑娘的石雕，大厅正面为郭沫若先生题写的“半坡遗址”四个遒劲隽美的大字。走在半坡博物馆，使人们产生一种回归自然、回归历史、回归艺术的真情实感。

半坡博物馆陈列展览面积约4500平方米，分出土文物陈列、遗址大厅和辅助陈列三部分。出土文物陈列由第一展室和第二展室组成，主要展出半坡遗址和姜寨遗址出土的原始先民使用过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艺术品等，包括石斧、石铲、石刀、刮削器、敲砸器、箭头、磨盘、纺纶、骨锥、骨刀、骨针、鱼钩、鱼叉、陶钵、陶盆、陶碗、陶罐、陶甑以及尖底瓶等，此外还有陶哨、人头、鸟头、兽头等艺术品和一些装饰品，在半坡遗址出土的22种刻划符号也展示在陈列室中；遗址大厅是就地发现、原貌保存的半坡先民居住过的一部分，面积约3000平方米，包括半坡先民居住过的房屋，使用过的窖穴、陶窑、墓葬等先民遗迹，生动而具体地展现了我们祖先开拓史前文明的艰难足迹；辅助陈列有第三、第四两个展室，主要举办一些与史前学相关的专题性展览。这些融知识性、趣味性和艺术性为一体的展览受到了中外游客的广泛称赞和欢迎。

西安半坡博物馆1958年4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迄今已接待中外游客2000多万人次。

半坡母系氏族村是半坡博物馆陈列的有机延伸。它以积极保护遗址为前提，依据考古发掘资料，将珍贵的遗产从地下搬到地上，立体地再现人类母系氏族社会。它丰富博物馆的内涵，弘扬华夏悠久文化历史，荟萃了黄河流域史前艺术、风俗人情、民居田园的生活。它发挥了文物的优势，集科研、考古、教学、旅游、娱乐于一体，被中外游客誉为“华夏第一村”。

1996年半坡博物馆被确定为全国一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1997年西安市政府将半坡博物馆评定为“西安旅游十大景”之一，半坡遗址为国务院颁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最早的人类指纹

1988年，中国刑警学院痕迹检验专家赵成文在西安讲学时，到半坡遗址进行考察。遗址现场有许多坛坛罐罐的碎陶片，这在外行人眼里是不值一看的，但赵成文却对那些坛坛罐罐情有独钟。经过一番仔细的观察后，赵成文发现其中有4个陶罐的碎片上似乎有人类的指纹，轻轻刷掉陶片上面的灰尘和泥土，其中一个陶片上，清晰地露出了一个6000多年前的制陶人左手大拇指的立体指纹。随后，赵成文与遗址的主管部门进行了交涉，将指纹拍了照片，并制成指纹模型带回沈阳研究。

那是一个细小的指纹，借助放大镜的帮助，可以发现上面的一些汗孔。指纹很细小，可能因为制陶者是女人或是10多岁的儿童，不过指纹上显示的信息表明，这个指纹的汗孔比现代人的要大和密，而且指纹也比现代人密一些。现代人的指纹线是每一厘米有17条左右的纹，而陶片上的指纹则有19条之多。尽管有这些细小的差别，但总体上这个指纹与现代人的差别不大，这说明人类在6000多年前，已进化到与现代人差不多的生理情况，只是有文字的文明史短了一些，没有对这个时期的社会情况有所反映。 　　

远古人的高品质时尚生活——大汶口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大汶口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山东省泰安市郊区大汶口镇

发现及发掘时间：1959年发现并发掘

距今历史：4600-6100年前后

考古地位：大汶口文化遗址的发现，否定了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流行学术界的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二元对立学说，使对中国文明起源进程的研究又前进了一大步。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为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已经由母系氏族社会进入到父系氏族社会，其陶器文化十分发达，为龙山文化的前身。

大汶口文化是新石器时代后期父系氏族社会的文化典型。以泰山地区为中心，东起黄海之滨，西到鲁西平原东部，北至渤海南岸，南及今江苏淮北一带，安徽和河南省也有少部分这类遗存的发现，大汶口文化的发现，将龙山文化的历史又向前推进了两千多年。

考古发现过程

大汶口的发现十分偶然，当时的考古界并没有把山东地区作为考古发掘的重点对象，而把目光聚集在广大的中原地区，可1959年的发现，把一个名叫大汶口的文明突然呈现在考古学家的面前。

那是5月的一天，铁道部门在修筑京沪铁路时，在泰山南麓泰安市郊区大汶口镇发现了很多陶器碎片，看上去年代十分久远。铁道部门虽然不清楚这些碎片是不是文物，却也不敢耽搁，立刻把情况报告给文物部门。很快，山东省文管处的考古学家们赶到了，并对现场进行了保护和考察，认定大汶口是新石器时代遗迹，并立刻决定对这里进行大规模的发掘。

经过磋商，山东省文管处制订出了详细的发掘方案，正式的发掘工作于同年6月开始了。首掘地点选在汶河南岸的宁阳县堡头村西，考古学家们发现这处遗址内涵非常丰富，有墓葬群、房址、窑址等，同时还发现有氏族社会的公共墓地。这次发掘共揭露面积5400平方米，清理墓葬133座，出土随葬品2100余件，属大汶口文化中期和晚期。从出土的随葬品来看，当时的贫富差距已经十分悬殊，其中一座大墓的女性墓主全身都挂满了装饰品。她头上有象牙梳，手上有指环，左腕戴着一只玉臂环，颈部戴着大理石和松绿石串起的装饰品。此外，还有大量的随葬陶器、雕花象牙筒、猪头骨等。相比之下小墓的随葬品极少，有的只有一件獐牙，或有一个纺轮、一把蚌镰、一件陶鼎等。

考古发现，大汶口人喜欢用猪头骨或下颚骨陪葬，以此作为死者生前的财产的象征。清理的大墓中，多者用六十多个，少的只用一、二个。

1974年和1978年，在汶河北岸又先后进行了两次发掘，揭露面积1800平方米，发现墓葬56座、房址14座、灰坑120余个，发掘出了不少的陶、石、骨、牙、蚌等质料精美的随葬器皿。主要遗存的年代属大汶口文化早、中期。

经过三次大规模的发掘，目前已经初步确定了大汶口遗址的范围。遗址东起宁阳县的堡头村，西南部为汶河所淹没，西北至汶河北岸卫家庄村南，东北角靠近大汶口镇，现存面积82.5万平方米。大汶河自东向西，把遗迹分割为南北两部分。三次发掘证明，大汶口遗址包括大汶口文化发展的各个阶段，距今4600年至6400年前左右的新石器中期文化遗存，以翔实资料揭示原始社会解体、阶级社会产生的全过程。

通过对这些墓葬群的发掘和出土的大量随葬品的研究论证，文物、考古工作专家认为，大汶口遗址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文化特点，随之将其命名为“大汶口文化”。

大约从80年代初到现在，大汶口文化的新发现进一步增多，研究工作也稳步向纵深发展。此后，相继在古黄河三角洲广阔的地域内发现同一类型的遗迹两百多处，包括山东省的兖州王因、邹县野县、胶县三里河、诸城呈子等。另外，在江苏、安徽、河南等省也相继发现了大汶口文化遗址，均以大汶口文化遗迹命名，由此可见大汶口文化分布范围广阔，影响也十分深远。在这些新发现的遗址当中，经过发掘的也有50多处。

大汶口文化的发现，使黄河下游原始文化的历史，由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证明龙山文化是继承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大汶口不仅为山东龙山文化找到了渊源，也为考古学家研究黄、淮流域及山东、江浙沿海地区原始文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线索，对研究史前时期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文物

内涵十分丰富，不仅有造型美观的陶器，如背壶、镂孔豆、高柄杯、彩陶豆，还有大量磨制精细的石器，出土的大型墓葬、房址等遗存也同样展示了大汶口时期灿烂的建筑文明。

大汶口的陶器是最负盛名的，以手制为主，个别的利用慢轮，对器物口部和其他局部进行修整，所以制作器物不够规整。出土的陶器以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为主，器型以三足器、圈足器、平底器为主。大汶口的陶器精品要属1974年出土的八角纹彩陶豆。八角纹彩陶豆为泥质红陶，微敛口，腹部微鼓，口沿和底部均为白衣，上面绘着竖线纹和圆弧纹，图案设计简洁新颖，彩绘线条刚劲流畅，装饰色彩鲜明绚丽，风格独特。

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八角星纹陶豆，陶器表面用白彩画了4个对称的八角星纹，表示四面八方，天地通泰。八角形含有天地无边的概念，表现出先人对世界的认识和对天地自然的敬仰。大汶口出土的很多器物上都有这种八角星纹图案，是大汶口陶器的明显特点。

彩陶在大汶口文化中也较为发达。与仰韶文化不同的是，大汶口出土的彩陶不以黑红二色为主，有黑、赭、红、白等多种颜色，纹样的种类也很丰富，多用波折纹、方格纹，稍后出现红色圆点彩绘。大汶口彩陶的图案布局合理、线条流畅，据推断应是专门的陶器制作部门生产的。

黑陶、灰陶是大汶口文化中期的陶器精品，由于烧造技术的改进使烧成温度和烧成环境都得到了改善，这时期陶器以大镂孔花纹陶器为精品。这一时期开始使用慢轮制陶，不但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也提升和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出土的典型器物有篮纹鼎、袋足、折腹豆、瓶、磨光黑陶高柄杯、篮纹大口尊等。大汶口中期的彩陶数量已经减少，并开始流行螺旋纹。

在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中，白陶是最为惹人注意的，它是大汶口陶器发展史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白陶是大汶口人用一种新的制陶原料——高岭土烧制成的，用这种材料可以烧成质地坚硬、胎壁薄匀、色泽明丽的白色、黄色、粉红色细砂陶，统称为白陶。白陶的烧制温度需要达到1200℃以上，烧成的器物轻薄而坚硬。这种陶窑的结构合理，一直为后人延续采用，龙山文化闻名遐迩的蛋壳陶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

大汶口遗址还出土了仿动物造型的陶制工艺美术品，中期所生产的兽形提梁器堪称工艺美术史上的珍品。

大汶口出土的石器不多，石器通体光滑，有角有棱，刀口锋利，大多选用高硬度的蛋白石、流纹岩等为石料，石器的造型更加规整，器类、器型增多。在大汶口出土的工具中，甚至出现了成套的大、中、小型石锛。

大汶口的骨器也十分出色。早期墓中出土了不少精致骨雕品，一般以表面雕花为主要装饰手法，如邳县大墩子遗址有一串10粒的雕花骨珠，刘林遗址有刻有猪头纹样的牙质饰物，有的獐牙钩形器的器柄刻有纤细的花纹。到了中晚期，镶嵌工艺、透雕技术还有剔地手法都相继成熟起来。大汶口墓地出土的透雕十六齿象牙梳、花瓣纹象牙筒和镶嵌绿松石的骨雕筒等精品，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制骨工艺的精品。

大汶口人生活复原图

早在3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在泰山南麓大汶河两岸定居，大汶河横贯东西，良好的农业环境使大汶口人在这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

农业是大汶口居民主要的经济活动，在这漫长的1500年里，农业生产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起初，大汶口人的农具类型十分简单，只有少量的石刀和石铲。可随着耕作实践的增长，农具数量、种类都开始增加，制作较为精致，石器多经磨光，刃部锋利，有的还穿孔，用肩的工具开始流行，这是为绑缚于木柄上，提高生产效率。

大汶口人种植的谷物主要是粟，这是黄河流域被普遍栽培种植的一种谷物。由于自然环境优越，粮食产量很高，当时的粮食储备已经达到一定的数量。这就助长了大汶口人饮酒的习气。在大汶口时期的45座墓葬中出土了600多件高柄杯，这是一种饮酒器，它在所有遗物中所占的比例高达40％以上，尚酒风俗可见一斑。这也反映了大汶口剩余粮食的丰富和农业生产的发达。

大汶口的手工业已经十分发达，其中以制陶业为代表，早期的大汶口人还是手工制作陶器，陶器种类也不多，造型简单。到了中期，大汶口人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发明了轮制技术，采用轮制技术烧出的陶器多为灰白色的陶器。晚期的大汶口人已经会使用快轮生产大件陶器。

快轮的发明是大汶口人智慧的结晶，快轮陶车由轮盘和轮轴组成，使用时，要由一人转动轮盘，并使其急速旋转，另一人则借助陶轮转动形成的离心力，配以双手灵巧的动作，将陶土塑成需要的器皿。

用快转陶车制坯，数量多，质量也好。烧制技术也有提高。这时的大汶口人已经扩大了窑室，缩小了火口，使热力分布更加均匀，并采用了高温下严密封窑技术，使陶土中的铁元素得以还原，有的还在陶土中掺过炭，因此烧成的陶器多为黑色。

大汶口的手工业发展迅速，除制陶业外，制石制玉业、制骨制牙业、建筑、纺织和木材加工等行业也十分发达，并且出现了社会分工。大汶口文化中的男女分工已经十分明确，这从男女两性的墓葬中使用不同的随葬器物表现出来的。男性墓中多数随葬石斧、石凿等生产工具和石钺一类的武器，而纺轮这一类纺织工具只有在女性墓中才被发现。并且男尊女卑的风气也逐渐形成，大量出土猪下颌骨的一般都出自男性墓，女性墓中几乎没有如此奢侈的葬俗，男性墓内的随葬品整体上要比女性的高级一些。

随着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产品的交换也日益频繁。制陶业的发展，表现出商品化的趋势。制陶技术的提高，陶器的规格形态都进一步固定，生产效率也大大进步。例如，在大汶口墓葬中出土过大量的“明器”，这种器物没有实用功能，制作粗糙，但所出土的“明器”个体大小相仿，形制完全一致，应该是在专门的生产单位生产出来的。

晚期在山东东南地区十分盛行的黑陶高柄杯，在当地的墓葬中成排放置，往往一座墓中放置二三十个，而在其他地区却只有高等级的墓葬中才有一两个。这似可说明，当时这一类比较特殊的产品，主要在山东东部生产，但产品的流通则十分广阔，遍布整个山东半岛。

大汶口人的家畜饲养业十分发达，种类有猪、狗、牛、羊、鸡等。猪是大汶口文化居民肉食的主要来源，大汶口人对猪的偏爱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以猪随葬是大汶口人攀比财富的一种主要方式。三分之一的大汶口人都用猪随葬，随葬方式一般是用猪的下颌或是猪头来作为猪的代表，是墓主人身份地位的象征。如大汶口墓地中，最多的一个墓随葬猪头达到了14个；三里河墓地中，最多一个墓随葬猪下颌骨达到37个。通过与其他随葬器物的组合比较，可以发现，随葬猪骨的数量和其他遗物的数量、质量成正比。由此也可以看出大汶口人已经进入划分阶层的社会，贫富分化正在逐步的加重。

渔业在大汶口人看来是农业、家畜饲养业的有益补充。捕捞对象主要是鱼类和蚌、贝类。在沿海和沿湖地区，渔猎生产活动是以捕捞为主和狩猎为辅。当时的大汶口人制作了各种骨质的鱼镖、鱼钩以及陶网坠等，大汶口人不仅捕鱼捞虾，也能捕猎大型的水生动物，在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发现了超过20个个体的扬子鳄残骸就是证明。

大汶口人早期的房子还是半地穴的，就是在平地上向下挖掘一个圆形或长方形的坑，在坑的基础上再建一部分墙。整个村落有规划，房子之间排列有序，大汶口人已经具有比较高的建筑设计和技术水准。后来，除了半地穴形式之外，也出现了地面建筑。开始出现挖墙基槽，在槽内栽埋木柱的建筑方法。这在当时是相当先进的。在大汶口文化遗址曾出土过3件陶质房屋的模型：屋前有门，三面有窗，攒尖式的屋顶。这就为复原大汶口居民的房屋样式提供了证据。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大汶口的房址仍以半穴式建筑为主，地面式建筑较少，但房址平面以正方形或长方形居多，出现多间相连的平房，圆形房屋依然存在。

大汶口文化晚期还出现了类似文字的图象符号。这些符号一般都刻在陶质大口缸的外表面，有的刻于缸的口部，也有的刻于靠近缸底的腹部。这种个体很大的陶器非常厚重，只有在高等级的墓葬中才出土，所以被认为是一种祭祀礼器。经过研究发现，这些符号都是单个出现的，出现频率最多的是被古文字学家释为“旦”的太阳和山字形图案组成的符号，很多符号的分布范围超出了大汶口文化的势力所在，在长江下游以及整个东部沿海地区都有零星发现。由于山东大汶口文化出土的数量和种类最为丰富，专家们都认为这类“早期文字符号”是在大汶口文化中最先创造使用，以后随着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到其他地区的。

大汶口文化的墓葬形制以长方形土坑墓为主。单人一次葬入的方式最多，也有多人合葬，并且还有相当数量的成年男女合葬的现象。死者大多是仰身直肢的。从早期到晚期，成年男女合葬墓的数量逐渐增多，多人合葬的形式则渐衰至无。棺椁一类的葬具也逐渐增多，墓葬的等级差异逐渐显著。

大汶口文化在原始宗教方面有很多突出的表现。在大汶口墓葬中常常出土一种称为“龟甲器”的特殊器物，这种器物将龟腹甲相组合，内部有数量不一的小石子。对这类器物的功能，研究者们有很多的推测：有的称其为“响器”，即巫师在进行巫术活动时手中所持的法器，随巫术舞蹈摇动而发出声响来配合施法；也有的认为这是最早形式的占卜工具，根据摇动后小石子的数量来判定是非、预知未来。尽管我们无法获知这类龟甲器的真实功用，但对龟甲的特殊认识以及相随出土的鳄鱼皮鼓、象牙雕筒等器物，似反映了当时活跃的巫师活动。

大汶口文化遗址现状

大汶口文化的发现，为山东龙山文化找到了渊源，为黄、淮流域及山东、江浙沿海地区原始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对研究史前时期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1977年，山东省政府公布大汶口文化遗址为全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为开发和向世人展示大汶口文化，1993年，卫驾庄70多岁的老人卢继超联合当地17位村民，筹集资金达64万余元，筹建了一个“大汶口文化遗址博物馆”，展馆很小，却填补了遗址开发的空白。他们把从民间收集来的大汶口出土的大量石器、陶瓷、陶片等加以鉴别、整理，重新陈列布展，丰富、充实、完善了博物馆。

1994年，大汶口镇政府投资13万元，兴建了一处1300平方米的大汶口文化博物馆，展示出土文物和原始部落风貌；1998年，镇政府又投资60万元建起大汶口陶艺研究中心，生产的仿古陶器畅销全国。该旅游区每年接待游客3万人次，年均利税12万元，促进了大汶口文化和当地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

为了更好的保护大汶口文化遗址，泰安市政府出台了《泰安市大汶口镇总体规划》，将大汶口文化遗址保护区分为遗址重点保护区、一般保护区、建设控制地带三部分。其中重点保护区以保护单位标志碑为基点，总面积约达83万平方米，在重点保护区不准进行其他工程建设及深挖。一般保护区从重点保护区的外缘线外扩170米，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其他建设工程，不得拆除、改建或迁移地上文物。如因建设特殊需要，必须按法定程序履行报批手续。建设控制地带从一般保护区的外缘线各外扩100米的范围内，在这一范围内不准修建两层以上的建筑物，不准深挖2米以下。建筑物或构筑物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环境风貌，其设计方案应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经同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后，报城乡建设规划部门批准。

目前，大汶口文化遗址的保护已经日趋法制化、完善化。

大汶口人追求的“时尚美”

大汶口文化的居民盛行青春期拔牙和枕骨人工变形的习俗。在大汶口文化的墓葬中，发现很大比例的人骨没有门齿或侧门齿。考古学家据此推测，大汶口人是在成年后拔除门齿，并非死后才被拔掉。对于现在的人来讲，没有门牙是一件很丑的事情，而大汶口人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由他们带动的这种风俗甚至持续了很长时间。在《高僧传》中都曾记载北朝时有一个叫“习凿齿”的人，与名僧道安有过“普天释道安，四海习凿齿”的精彩应对，可见“凿齿”之风多么盛行。

除了拔牙，大汶口墓葬中还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很多人骨都有头骨枕部人工变形的特征。这种特征的形成自然也是墓主人生前很长一段时间有意压迫头部的结果，有数例在变形处置有小石球或陶球，变形当是由于长期口含小球所致。由此也能想像大汶口人以“扁脑袋”为美的奇异风尚。 　　

“中国考古第一案”——龙山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龙山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首次发掘地为山东省章丘市龙山镇城子崖，此后在黄河中下游发现龙山文化遗址1000多处，发掘60多处。

发现及发掘时间：1928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随后的发掘工作陆续展开，迄今为止仅黄河中游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已发现和发掘几千处。

距今历史：4100-5000年

考古地位：城子崖遗址的发掘和龙山文化的确认，使中国文化西来说不攻自破，有力的证明了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辉煌。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龙山文化属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私有财产已经出现，开始跨入阶级社会门槛。它继承大汶口文化因素发展起来，其后的二里头文化是继承龙山文化发展而来的。

山东历城龙山镇（今属章丘市）有一处被村民称为“城子崖”的地方，后来经考古学家考证，这是一处史前文化遗址，即龙山文化遗址。随后，我国对于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工作大规模展开，迄今为止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发掘的龙山文化遗址已达上千座，而龙山镇的“城子崖”因其独特而大放异彩。

考古发现过程

龙山镇城子崖遗址位于章丘市龙山镇境内，是一处高出平地3-5米的长方形台地，因其外形像城垣，故当地村民称之为“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要追溯到考古学刚刚引入中国的20世纪20年代。

1928年4月4日，年仅28岁的吴金鼎准备去汉文化平陵古城去进行考古调查，那时他还是北京清华学校人类学专业二年级的学生。平陵在山东章丘龙山东北，早在春秋时期就是一个重要的城邑。到汉代，因长安附近也有个平陵，所以这里就改名叫“东平陵”，是济南王国的都城。

吴金鼎到达平陵后，登上一个高埠东眺，一个小城状台城进入了他的视野，一问才知道“城子崖”，当地人俗称“鸭鹅城”。这个城子崖让吴金鼎莫名的激动起来，立刻奔到城子崖下。

城子崖西面的断崖上，火烧的痕迹十分明显，仔细一瞧，还有陶井、贝壳和动物的骨头。吴金鼎随手挖了几下，竟挖出两枚骨锥，而且制作特别粗糙，一个想法涌上了吴金鼎的脑海：它们是远古遗物。经过认真的勘察，吴金鼎又发现了大量的陶片、贝壳、兽骨，却不见有金属、瓷器碎片，于是吴金鼎断定这是一处远古文化遗址。

同年7月31日，吴金鼎再次到城子崖，这次他从三四米深的地下挖掘出一只完整的石斧。紧接着他又先后两次来到龙山，并在遗址深处挖掘出了一种从没见过的漆黑发亮的陶片。

吴金鼎很快就将自己的发现报告给他的老师李济先生。李济素有“中国考古学奠基人”的美誉，毕业于著名的哈佛大学，当时正在主持河南殷墟的发掘工作，但殷墟发掘因故暂停，便计划到临淄的齐国故城开展工作。他在吴金鼎的陪同下，到城子崖进行了考察，当那些陶片、贝壳、兽骨跃入他的视野后，他立刻决定要在这里开展进一步的发掘工作。

随后，中央研究院与山东省政府联合组建了“山东古迹研究会”，并于1930年11月对城子崖进行了首次挖掘。就这样，城子崖在沉睡了4000多年之后，又重新展示在世人面前。这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和卜骨，出土的陶器以黑陶居多。城子崖的黑陶质地细致，有的厚度仅1-2毫米，引起了国内外考古界的关注。

1931年，为了获得更多的研究资料，在考古学家梁思永的主持下，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第二次挖掘，这次发掘正式确认城子崖为一处以黑陶器为特点的新石器时代的遗留。

从两次挖掘情况来看，城子崖遗址的文化层堆积很厚，一般为四米左右，最厚可达六米以上。从文化层可分两层，上层出土有陶器、石器、蚌器和少量铜器，其中陶器以灰陶为主，所以专家把上层称为“灰陶文化期”。下层厚三米左右，是早期居民的遗存，属新石器时代晚期，因这一层出土的黑陶居多，便称为“黑陶文化层”。

下层挖掘出土了大批的黑陶器皿，大都制作精良，“黑如漆、亮如镜、薄如壳、声如磬”的蛋壳黑陶，更是稀世珍品，这种黑陶新文化距今约4600年左右，与我国西部发现的彩陶文化迥然不同，由此，城子崖遗址便成为中国考古史上的一块圣地。1990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第三次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