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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子崖遗址是中国近代考古学产生后由中国学者发现、发掘的第一个史前时代遗址，发掘中首次运用了考古地层学的理论和方法，并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城子崖》。城子崖的独立发掘对后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被誉为。

城子崖遗址由于发现在龙山镇，故被命名为“龙山文化”。龙山文化在以后的数十年里成为了山东地区史前研究的一个重点，而龙山文化这个名称，后来更是成为了新石器时代末期中国原始文化的代名词。城子崖遗址的发掘不仅发现了龙山文化，也揭示了我国历史上的一个新篇章，即龙山时代。这一重大发现为探索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提供了线索，也指出了方向，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偏见。

吴金鼎发现龙山镇的城子崖遗址后不久，考古学家又在山东东部沿海地区发现了多处龙山文化遗址，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日照两城镇，被称为“一级龙山文化遗址”和“中心聚落即都城”。日照两城遗址是我国近代考古学家王献唐于1934年发现的，1936由梁思永等主持发掘，共发掘了五十多座墓葬，随葬品特别丰富。后来经中美联合调查组仔细考察证实，日照两城遗址中心区面积达100万平方米，全部面积约在200万平方米之内，其文化内涵相当丰富，对于了解龙山文化的总体概貌，确立其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均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参考价值。

解放以后，山东地区的考古工作一直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对于龙山文化的研究也在逐步积累的基础上不断的深入。自1984年以来，寿光边线王，章丘城子崖，临淄田旺，邹平丁公，阳谷景阳岗、王庄、皇姑冢，茌平教场铺、大尉、尚庄，东阿王集及日照丹士村都发现了龙山文化古城。目前，龙山文化遗址的总数量已经超过了1000多座，其中经过正式发掘的就有60多处，龙山城的陆续发现，以及文字和铜器的出土，更是将龙山文化的研究推向了高潮。

龙山城址的大小从数万平方米到35平方米不等，一般周围都有城墙、城濠围绕，有些城内还发现有夯土台基。邹平西公古城内还出土了具有辞章性的陶文。在这些龙山城内也发现了大批的墓葬，从墓葬出土的陪葬品来看，这时绝大多数居民已沦为穷人。潍坊呈子发掘的87座龙山文化墓葬中，没有和很少随葬品的墓多达71座，占总数的74%，其中身无一物的竟有54座。而富人墓中不仅有众多精美的陶器，还有代表财产的猪下颌骨和玉、骨装饰品。这时的龙山时代已经出现了国家，社会步入了文明时代。

虽然龙山文化遗址已经发现1000多座，但各地龙山文化的面貌、来源并不相同，一般区分为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山西陶寺类型等几大类。其中山东龙山文化作为龙山文化的主要分布地区，以造型精美、漆黑透亮的黑陶和蛋壳陶著称，成为龙山文化中最具特色的一支。城子崖遗址的发掘和龙山文化的确认，使中国文化西来说不攻自破，有力的证明了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辉煌。

龙山人生活复原图

龙山人分布在今山东全境、河南大部、陕西南部与山西西南一带。龙山文化是仰韶文化的继续，龙山人相较仰韶人来说在农业和手工业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龙山人已经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定居时期，稳定的定居生活构成了龙山人农业生产大力发展的前提。龙山人农业的发达主要表现在农具种类和比例的变化上。生产工具中，石、骨、蚌类的农具特别多，而且种类也十分丰富多样，特别是石镰和石刀的出现，形态大小都和现在当地人使用的铁制工具十分相似，正是这样先进的生产工具使龙山人创造了辉煌的农业文化。酿酒也是龙山人掌握的一项新技术，并且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储酒饮酒器具，丰富了龙山人的精神生活。

龙山人的家畜饲养业十分发达，同时渔猎活动也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有一定比重。龙山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动物和鱼类骨骼以及渔猎工具，尤其是位于鲁东南沿海地区的龙山遗址，渔猎类遗存特别丰富，说明龙山人会依据环境的不同选择不同的生存方式。

农业的发展和技术的提高，也促进了社会的分化和劳动力的剩余，龙山人的手工业生产十分发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陶器制造业的高超成就。

龙山文化的制陶工艺已经发展得十分合理，能够根据不同的功能来配制不同的陶土原料，并使用拼接技术使陶器可以十分巨大而又坚固。原始的陶器成形技术为手制，用泥条盘筑法，其器胎较厚重，表面亦少光亮。后来龙山人发明旋转的陶轮，由慢轮修整过渡到快轮成形。陶轮普遍采用后，便出现薄陶器，多灰黑陶，流行于中原和南方，彩陶便衰落下去。龙山人也对陶窑进行改进，并掌握了封窑技术，使工艺有了极大的提高。

龙山人制作黑陶的技术堪称一绝，是继半坡彩陶后中国新石器时代制陶业出现的一个高峰。其造型较仰韶彩陶亦有所不同，更多从生活实用出发，设计新颖巧妙，讲求实效，且更具美感。黑陶的制作是龙山人的伟大发明，就是在器物烧成的最后一个阶段，从窑顶徐徐加水，使木炭熄灭，产生浓烟，有意让烟熏黑，从而形成黑色陶器。

与仰韶文化的住房相比较，龙山人房屋面积有所缩小。但这时的某些聚落已扩大为城市。建筑除半地穴外，还出现了地面房屋。龙山人已经有了室内装修的意识，建筑的室内地面与墙面都被涂以白粉，以使室内整洁明亮。在龙山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夯土城堡，例如河南安阳的后岗古城，残长七十余米；河南淮阳平粮台的正方形城址，面积有五万多平方米；河南登封王城岗，面积共一万平方米；山东章丘城子崖，面积达二十万平方米，是现今所见龙山文化最大的城址。

中国在5400多年前已有骨卜的习惯，但在龙山人生活的年代，骨卜才真正普遍起来。用骨占卜不是容易的事，非一般人所能施行，因此龙山人对巫的权威十分推崇。龙山人已经有了大型的祭祀活动，在龙山文化陶寺遗址中，蒙了鳄鱼皮的鼍鼓和大型石磬等乐器一起出土，这些都是祭祀活动中的重器，一直到商代西北岗的王陵中，都还有这种成组的鼍鼓特磬出土。从社会形态看，龙山人所在的社会已经进入父权制社会，私有财产已经出现，开始跨入阶级社会门槛。

龙山文化遗址出土文物

龙山文化起初叫“黑陶文化”，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由于在城子崖发现了大量的黑陶和蛋壳黑陶，所以考古学家们给了它起了个名字“黑陶文化”。龙山文化是后来的命名，由此可见黑陶之于龙山的重要性。

山东龙山文化黑陶，器形品种较之彩陶更加丰富，亦渐规整。主要有罐、盆、鬲、豆、杯、鼎等。黑陶的装饰极简朴，除早期采用泥条盘筑法而留有编织纹、篮纹、绳纹及某些以镂空的手法雕镂出的花纹外，一般不重装饰，而是以器体造型的丰富多变和设计新颖巧妙取胜。山东龙山文化黑陶在轮制过程中，在器体上留下了许多意外的凹凸线条，也具有一种韵律美。

在城子崖出土的众多文物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举世闻名的蛋壳黑陶杯。这件比较完整的黑陶杯高20厘米，最薄处仅0.2毫米，整个黑陶杯重量不足50克。考古专家们形容它为：“黑如漆，亮如镜，薄如纸，硬如壳，掂之飘忽若无，敲之铮铮有声。”就是这件蛋壳黑陶杯被世界考古界誉为“四千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

在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炊具中，独具特色的要属鬲了。鬲是在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空心三足，其中足底的中间是空的，这样能够在煮水和食物时缩短炊煮时间。而鬲的造型也十分优美，3只丰满的袋足显得尤为稳定和匀称，稳重中含有一种灵活轻快的韵味。

的造型可能受鸟类的启示，很像一只伸着长喙的鸟，也有3只丰满的袋足稳定而立，然在形体结构上与鬲有所不同，它一侧鸟喙式长流向上、向外伸展，显得非常活泼、灵巧，形成新的平衡，使它既便于握持和提取，又便于倾倒，成为黑陶工艺的杰出代表，体现了山东龙山文化的发达水平和制陶匠师高超的设计能力。其他像杯、豆、簋等器物的设计制作亦颇具匠心，器物各部件比彩陶要丰富多样。

在龙山文化时期遗址中还出土了一些铜冶制品，在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曾出土了两件黄铜锥形器，杨家圈遗址也出土过1件铜条和一些铜渣，临沂大范庄遗址甚至还出土了铜制工具，这说明龙山时期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正处与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

龙山文化类型遗址还保留有很多古城址，近年来一些古城址和古城墙频频被发现。这些建筑普遍采用了挖槽筑墙技术，在我国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984年在寿光县边线王村发现一古城址。城址分大小两处，大城面积约5.7万平方米，呈抹角方形，小城面积约1万平方米左右，两座城的格局已经十分成熟。小城在大城之内，居中偏南，四边城墙之中部各有一道门，门宽约10米。大城址距今约3800年左右，小城距今约3900年左右。

在山东城子崖博物馆有一段古城墙遗址，经考古专家们研究推断，复原后的这段城墙高约10米，城墙宽13-15米，南北长450米，东西宽390米，城址呈长方形，总面积17.55万平方米。这段古城墙是原始人用堆筑的方法筑起的。首先是清挖地基，然后聚土，再用木块、石块夯筑而成的。城子崖遗址所保存的这段城墙，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城墙。

城子崖之谜

作为黄河流域新时期时代文明的代表，龙山文化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那发达的建筑文明，高超的手工业技术，同时留给我们的还有许多未解之谜。

被世界考古界誉为“四千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的蛋壳黑陶杯说明龙山人制作陶器的技术已经相当纯熟。蛋壳黑陶杯“黑如漆，亮如镜，薄如纸，硬如壳，掂之飘忽若无，敲之铮铮有声”，面对着如此精致的文物，考古学家们心里的疑问也随之产生。

蛋壳黑陶杯是从龙山文化层里出土的，已经有着4000多年的历史，身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人到底是如何制作出这样的惊世之作呢？是用手工捏制出来的，还是轮转拉制而成？

考古专家为了解开这个谜团，专门模拟了当时所处的环境，仿制了当时的一切工具，想尽了一切办法，终究没能烧出蛋壳黑陶。还有专家提出，别说模拟当时的环境进行烧制，就是利用现代的一切科学技术手段，也无法克隆出这样的蛋壳黑陶杯。

龙山文化留给考古学家的难题还不只这一个，更让考古界争论不休的是关于城子崖城墙夹缝中商代消失的问题。

山东城子崖博物馆有一段古城墙遗址，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城墙，这段土墙明显地分为三个层次，就在这三个层次中，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历史的断裂。

这段古城墙最下面的土墙颜色为深灰色，就是距今4600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的土墙。再往上，土墙的颜色变淡了，成了黄褐色，就是后来的岳石文化时期的古城墙，在这一段古城墙明显变得窄了，说明筑墙的方法也改变了，由简单的堆筑变成版筑。城墙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主要作用便是防御了。接下来是春秋时期的城墙遗址。

这段墙向我们展示了夏代之前、夏代以及东周时期的历史。但处在夏、周之间的商代却没有任何标志性的文物出现。商代在这里，仿佛奇迹般地消失了。

难道，在商代，地处城子崖的古城成了空城？至今考古学家也没有找到答案。

龙山文化遗址现状

龙山文化泛指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这其中又属山东地区的黑陶文化最为典型。

1961年，龙山遗址的首掘地城子崖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经有关部门批准，筹划建立城子崖遗址博物馆，博物馆位于章丘市龙山镇政府西1公里处，于1994年9月正式落成开放。

城子崖遗址博物馆设计独特，是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著名古建筑专家扬洪勋为城子崖量身订做，仿照原始社会土城之建筑风格建造，是全国唯一的一座土堡式建筑博物馆。

博物馆共有三个展厅，展出了龙山镇及附近出土的数百件文物，其中包括西河遗址出土的文物、城子崖遗址出土的文物和东平陵遗址出土的文物。城子崖遗址博物馆是济南市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1994年成为山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龙山文化的考古发掘，至今仍保持着中国考古界的几项“吉尼斯”纪录：第一次把地层学的理论引进到田野考古发掘中来；第一次发现了龙山文化城址；第一次发现了龙山文化陶器上的象形文字；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田野考古报告《城子崖》。

目前，已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址已经多达上千处，已发掘60多处，对于强大的龙山文化来说，还有更多的遗址等待考古学家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一场漫长的寻夏之旅——二里头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二里头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河南省偃师市西南约9公里二里头村西南

发现及发掘时间：发现于1959年，同年秋首掘。此后对该遗址的发掘陆续进行，多达数十次，目前仍在继续。

距今历史：距今3700年至4100年

考古地位：二里头遗址是一处曾经拥有辉煌历史的夏都邑废墟，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宫殿建筑基址，为研究中国历史早期国家的出现及其特点，提供了最原始的研究资料。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处于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青铜器时代的早期。为夏代中晚期文化，一直延续到商早期。

河南偃师境内有一个著名的洛阳盆地，盆地内是广袤的平原，自古被认为是“天下之中”，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帝王建都之所。二里头遗址就坐落于盆地内的古伊洛河北岸，几十年来，众多的中国乃至东亚“之最”在这里揭晓：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最早的铸铜作坊……

考古发现过程

上个世纪中期，我国的考古学迅速发展，甲骨文和安阳殷墟的发现和发掘，证明了商王朝的存在，可是对商以前的夏朝，考古发掘却迟迟没有提供其存在的证据。有外国学者提出疑问——中国历史上究竟有没有夏朝？

翻开我国古代史籍，上面有夏王朝的明确记载，更有至今脍炙人口的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传说。但夏朝究竟在哪里？难道仅仅是个传说？中国学者不甘心夏朝的历史就这样被否定，一场漫长的寻夏之旅就此展开。

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学界就有学者运用文献资料来考订夏代都邑，但却无法有效辨认出夏王朝的物质遗存特征。于是学者们开始尝试运用考古学方法探讨古史，即在文献大致限定的地域范围内去寻找夏文化。

到了五十年代，中国各主要地域考古学文化体系相继建立，有关研究不断深入。考古学家徐旭生全面整理了古代文献中有关夏代的记载，发现先秦文献中关于夏代并包含有地名的史料不到七十条。经过对这些材料的缜密的考证，他发现夏人的活动范围并不大，虽然史料涉及到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但与夏代重大史实有关的主要地点，都不出今天的河南省西部和山西省南部两处，应该缩小范围，集中精力在这两个圈里搜索。

但以当时考古界的人力来看，仍旧很难进行全方位的考察。1958年的一天，徐旭生再次打开文献，有关夏代的只言片语在他眼前跳动着，当他看到“伊洛竭而夏亡”这句话时，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意识到夏的都城就在古伊洛河畔的洛阳地区。就这样，查找范围缩小了，真正的寻找夏代古都的历程开始了。

1959年的4月14日，徐旭生及助手周振华从北京动身，经郑州达登封。根据历史记载，他们来到登封、禹县一带进行夏文化的调查。就凭着“伊洛竭而夏亡”这句话，他徒步在数千平方公里的伊洛平原苦苦寻觅。

数月间，徐旭生几乎踏遍了伊洛平原，却一直没有找到有价值的发现。正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天途经偃师二里头，一位农民见他在地上看来看去，便问他是不是掉了什么东西。徐旭生乐呵呵地说掉了一座城。没想这位农民一听也乐了，赶忙将他领到村东水塘边。徐旭生一看，塘壁上布满陶器碎片，用手一摸，哗啦哗啦往下掉！这真是意外之喜。

二里头遗址四周环山，中间为一个狭长的盆地，遗址恰好坐落在伊、洛河之间的夹河滩上面。这里地势平坦，自然环境十分优越。兴奋之余，徐旭生马上展开发掘调查，结果竟然发现这片遗址上密布着宫墙、居住址、道路、铸铜遗址、陶窑墓葬等重要遗迹，甚至还有属于贵族才能使用的铜器、玉器、卜骨。这些遗存都在启示着他，二里头遗址决不是一般的村落遗存，而是一处曾经拥有过辉煌历史的都邑废墟。

1959年开始调查夏墟时，徐旭生已近70岁。他外出做调查时，随身总是背着一小卷行李，每到一地都借当地政府机关、学校的空房作为临时的住处。白天在外面做调查，经常误了吃饭时间，他就到附近小饭铺里买红薯馍充饥。一次在偃师境内调查二里头遗址时，忽然下起大雨来，暴雨如注，道路泥泞。大家都劝他到老乡家避避雨，可徐旭生却坚持顶着雨把调查做完。等他们走了四五公里泥泞的土路回到住所时，已是晚上9点多钟。

在徐旭生调查的基础上，1960年，中科院考古所洛阳工作队前往二里头复查，确认这里是一处大型遗址，面积约4平方公里，立刻决定对二里头开展正式发掘。发掘工作是在这年11月进行的，由中科院考古所委派考古学家殷玮璋为领队，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大面积的钻探发掘。

惊人的发现很快就来了，12月的一天，考古队在遗址中部发掘出了一座宫殿基址，这座宫殿基址总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上。他们在基址西北角沿着台基的边沿开了一条探沟，很快，在耕土层下发现了扰动过的夯土块，再向下挖，他们找到了夯土基址和相关的地层。夯土基址上面圆形的小夯窝清晰可辨，从地层中出土的陶片表明，夯土台基的年代比郑州商代城址的年代还要早。

1960年，正值国家经济形势严峻的时刻，发掘者们只能靠薯叶和青菜来充饥。12月的河南已经十分寒冷，时常会有下雪的天气，考古队员们就在冰天雪地里进行发掘，条件十分艰苦，但是大家心里始终是热乎乎的，因为他们找到了这个年代最早的、规模巨大的宫殿遗址，这一发现，像一支兴奋剂，让大家不知疲惫地埋头苦干着。

二里头遗址就像一个发掘不尽的宝藏，从1960至1964年间，考古队在二里头遗址共进行了8次发掘，仅出土的陶器就包括了早、中、晚三期不同的类型特点。当时，一部分考古学家把二里头文化划分为介于龙山文化和郑州二里冈商文化之间的一种新型文化。

1964年秋至1972年春，因政治运动，二里头发掘工作暂停，直到1972年秋季才得以恢复。

政治运动的几年中，参加发掘的考古学家们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二里头，工作恢复后立刻投入到紧张的发掘中来。1974-1977年，二里头考古队相继发现了两处大型宫殿遗址，为我国古代建筑及绘画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到了八十年代，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工作又有了新的进展。1980年，在二里头发现了大型的铸铜遗址，出土的既有铸铜遗迹，又有铸铜遗物，如陶范、坩锅、炉壁、炉渣及小件铜器等等。这对于研究夏商青铜文明的源流和发展十分有意义。同时发掘出制骨业的遗迹、遗物，清理了大批的墓葬，墓葬的随葬品非常丰富，大量的铜器、玉器、漆器、象牙器等珍贵文物出土。

八十年代以后，考古学家陆续在二里头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群、宫墙、居住址等遗迹，以及贵族使用的铜器、玉器、漆器、陶瓷器等，这些遗存启示人们，二里头遗址不是一般的村落遗存，而是一处曾经拥有辉煌历史的都邑废墟。

通过对出土文物的年代测定，专家推断，二里头文化的年代应该在公元前1880年-公元前1540年，它在同类的文化遗址中最有代表性，所以这类文化遗址被命名为二里头文化。发掘者和研究者们认为，偃师二里头遗址属于夏代中晚期都城，而二里头文化的末段，则进入商早期范围。

目前对的发掘工作还在进行，由于二里头遗址总面积近400万平方米，所以目前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还不到整个遗址面积的百分之五，核心区的宫殿群也才刚刚露出“冰山一角”。殷墟的发现曾震惊了世界，有理由相信，二里头将像二十世纪的殷墟一样，引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走向新的辉煌。

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文物

历史发展到二里头时期，无论是农业、手工业、建筑业都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陶器、青铜器以及宫殿基址，但对于二里头文明来说，最璀璨的部分莫过于它发达的青铜冶铸业了。目前在二里头遗址已发现有万余平方米的铸铜遗址，从出土的一些铜渣、坩锅残片、陶范残片等可以看出，二里头的冶铸已分化为专门的手工业部门。冶金专家曾用电子探针检测过一件铜爵，得知含铜92％，锡7％，是地地道道的青铜。

出土的青铜器种类比较丰富，有鼎、铃、牌等，这些青铜器造型简单，质朴无纹，器壁较薄，显示出早期阶段的特点。另外遗址中还出土了空心青铜器物，说明这一时期已经掌握了内外合范技术。

二里头出土的青铜器以爵为代表，虽然二里头出土的爵还不足十件，但在铸造史上却极为重要。爵的特点是流和尾细长，器壁也比较薄，高度都在20厘米以下。爵的体型分长体束腰式，长体分段式和短体束模式等几种，二里头的青铜爵是纯粹的实用器。二里头青铜器一般无纹饰，但有些爵的杯体正面有一排或二排圆钉形状的纹饰，虽然二里头文化青铜礼器上未见动物形纹饰，但二里头出土的青铜戈的内部，已有变形的动物纹饰，因而不能排除青铜礼器上出现动物纹的可能。

青铜不仅用来制作高贵的礼器，还用来制作武器，其杀伤力远远高于以往的石制武器。除铜戈、矛等外，还发现多种铜镞，即铜箭头，这被认为是一种消耗性武器。从铸造简单的兵器、工具到铸造容器，在技术上是一个飞跃。一方面表明人们对战争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表明青铜铸造业的一定规模。

二里头的玉器制作精美，甚至有琮、圭、璋等玉礼器，出土的玉器上大多带有纹饰，其中以夔龙纹、饕餮兽面纹最为奇特，开启了中国美术史的先河。

2004年，在二里头还出土了一条绿松石龙，这件龙形器放置于墓主人的身上，与骨架相比略有倾斜。这件龙形器是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左右。全器整体保存较好，图案清晰可辨，仅局部石片有所松动甚至散乱。

绿松石龙形体长大，巨头蜷尾，龙身曲伏有致，形象生动，色彩绚丽。龙身长64.5厘米，中部最宽处4厘米。龙头置于由绿松石片黏嵌而成的托座上。托座表面由绿松石拼合出有层次的图案，多处有由龙头伸出的弧线，另外还拼嵌出圆孔的弧形纹样。

这一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十分罕见，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堪称国宝。

二里头出土的陶器以灰色为主，多拍印绳纹装饰，流行鸡冠耳饰和花边口沿，模仿绳索的箍状泥条堆纹比较发达。炊具以底部涂泥的夹砂圜底罐和鼎为主。出土的供贵族使用的白陶和施釉陶器，代表了当时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二里头文化艺术品多见陶塑，有蛤蟆、羊、龟、龙、鱼等造型，陶刻有人像、蛇纹、鱼纹等图案，其中有一片陶器残片上刻有两条龙的形象，巨眼、利爪，身上饰有鳞片。在二里头出土的陶器上，偶而遗留有刻划符号，目前发现的刻划符号达几十种，其中有的造型十分接近商代的甲骨文，专家认为此无疑是中国早期的文字。

二里头遗址出土相当数量的海贝、蚌贝、骨贝、石贝、铜贝，除用作装饰外，有的可能充当货币的职能。

在二里头发现的大型宫殿建筑遗址是目前中国最早的宫殿建筑。整体略呈方形，长宽各约一百米，表面有许多排列有序的柱子洞。据专家研究，这些柱子洞是夯土台基、廊庑的建筑群遗迹。从已发掘的部分来看，二里头时期的宫殿建筑已经初具规模。二里头遗址还出现了由大道和小路构成的道路网，辐射面积可达12万平方米。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洛阳皂角树遗址发掘出土的1块陶盆残片上发现表现车辕、轴和车轮形象的刻划符号，初步释为“车”字。

二里头的建筑

二里头建筑在我国古代的建筑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发掘，目前二里头遗址的规模与布局已经大体被掌握。

二里头遗址现存面积约3平方公里，沿古伊洛河北岸呈西北-东南向分布，东西最长约2400米，南北最宽约1900米。遗址的中心区位于遗址东南部的高地，这里分布着宫殿基址群、铸铜作坊遗址和中型墓葬等重要遗存。遗址的西部地势略低，为一般性居住活动区。

夏代的宫殿建筑都有大型的夯土台基，整个建筑一般包括殿堂、庭院、围墙与廊庑等几大部分。坐北朝南的殿堂为整个建筑的中心，位置在建筑群的北部，它与南大门之间构成了广阔的庭院，形成了我国古代宫殿建筑的基本式样。这样的建筑格局非常适合集会、祭祀、行礼与发布政令等大规模的集体活动。

二里头文化的宫殿遗址共有二处，从中可以看见夏代宫殿建筑的规模和体系。

一号宫殿遗址是1974年发现的，为一座大型的夯土台基。整体略呈正方形，东西长约108米，南北宽约100米，总面积约1万平方米。这座台基基本上是坐北朝南，高出当时的地面约0.8米，四周边缘为缓坡，夯土台基上建有成体系的建筑群，包括堂、庑、门、庭等建筑单体。

建筑群的主体是一座殿堂，从整体上看，这座殿堂位于台基的中央偏北。殿堂的基座要略高出周围的台基面，并且在底部铺垫有三层鹅卵石，显然是用以加固基址的。根据残留的檐柱洞和柱础石判断，这座殿堂是面阔八间，进深三间双开间的建筑，并且是四坡出檐式的屋顶，当时还没有瓦，因此屋顶应是用茅草加以覆盖。

大门在殿堂的正南，是一座面阔八间的牌坊式建筑。从殿堂到南大门是平整宽阔的空地，应是一片庭院，殿堂与庭院被一组完整的廊庑建筑所包围。其中西面廊庑是外面起墙，里面立柱，为一面坡的形式；南北两面的廊庑是中间起墙，两面立柱，是两面坡的形式。

二号宫殿发现于1977年，主要也是由中心殿堂、庭院、大门以及廊庑组成，在殿堂与北墙之间还建有一座大墓。二号宫殿的基址小于一号宫殿的基址，其东西约为58米，南北约为72米。二号宫殿的建筑格局与样式，根据现存的墙基、檐柱洞和柱础石来看，与一号宫殿基本相同。

两座宫殿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考古发掘证明，一号宫殿东北部的廊庑建筑中还开有后门，而二号宫殿基址刚好坐落在一号宫殿基址的东北方150米左右，显然，它们应该共同构成为一组宫殿建筑群。如此庞大的宫殿群的存在，表明二里头文化遗址应是夏王朝某一时期的王都所在。

二里头的民居建筑样式则比较简单，主要有三种类型，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平地起建式。这种建筑都有夯土台基，房屋为土木结构，比较宽敞，个别达到80多平方米，是一种从地面上建立起来的比较宽敞的房子。有的房子内部还设有瓢形烧灶，建筑结构也是以木架为骨，草泥为皮。

民居的另外一种样式是半地穴式，这种建筑以较为垂直的坑壁作为墙壁，南边进门处挖有台阶和走廊，靠近北壁有椭圆形的火坑。一般面积不超过10平方米，比较简陋。和半地穴式比起来更为简陋的就是窑洞式建筑了，这种房屋是选择断崖或沟崖经过修整后掏挖而成，面积一般在4平方米左右。

从民居不同的建筑样式和规模来看，当时的社会贫富分化已经十分严重，经济条件和政治地位对平民的影响已经非常深远。

二里头文化的性质及其与夏的关系

目前，二里头文化在河南全省、山西省西南部、陕西省东部和河北省南部均有发现。现根据资料可以分为豫西地区的二里头类型、晋西南地区的东下冯类型、冀南豫北地区的豫东类型、豫南地区的下王岗类型，在这其中豫西地区二里头文化遗址数量最多，于是，二里头遗址就被当作这一时期的典型遗址，并作为这类文化的代表被考古界确定下来。

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文化体系确定以后，学术界就开始对展开讨论。争论的内容是二里头究竟是夏代的一处都邑，还是汤灭夏后建立的都城西亳，有一部分学者持第二种观点，认为二里头实际上是汤都西亳。学术界围绕着这一问题展开了长期激烈的争论，两派学者各有自己的理由，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竟成了一桩考古界的著名悬案。

直到1983年偃师尸乡沟商城的发现，才为解决二里头遗址的文化性质提供了一把开门钥匙。

尸乡沟商城遗址因与《汉书·地理志》河南郡偃师县尸乡条班固自注：“尸乡，成汤所都”相和，所以“偃师商城为汤都西亳”替代了“二里头遗址为汤都西亳”的观点，并最终被确证为汤都西亳。西亳的始建被认为是夏商王朝更替的界标，因此二里头遗址应为夏王朝的一处都邑。

1999年11月，夏商周断代工程在河南郑州、偃师组织召开“夏、商前期考古年代学研讨会”，与会多数学者在参观比较相邻不远的二里头遗址和偃师商城出土遗物之后，基本认同“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的学术观点。于是中国古代文明也就可以上溯到夏代了。

作为都邑的二里头遗址的发现，以及二里头文化被推定为夏文化，使得我国史学界原本就认为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始于夏代的学者，找到了考古学上的依据，这也成为目前我国学术界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即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时间，在考古学上为二里头文化时期，在历史朝代上为夏代。

由于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所以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遗存就被作为夏文化的特征来描述。二里头文化的发现验证了中国史书上最早的“三代”之说，中国的西周、东周，夏和商的记载基本都是信史，为下个世纪的学者们修建了一条伸向远古的、长达千余年的陆桥。新时代的考古学家将在这些发现的基础上，继续深入探索夏及更古时期文明起源的秘密。

二里头文化遗址现状

由于二里头文化遗址总面积达300万平方米，包括二里头及其附近7个村子的所有耕地，所以无法实施封闭保护。目前，遗址内的耕地半年交给农民耕种，并规定犁田不准深过30厘米，以免损害土层下的遗址；另外半年由考古队进行发掘研究。

虽然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但发掘面积还不到整个遗址的百分之五，核心区的宫殿群也才刚刚露出“冰山一角”，发掘研究工作仍十分艰巨。

1981年，二里头文化遗址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保护二里头文化遗址，发扬二里头文化，洛阳市已经拟建“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具体工作正在进行中。 　　

千年宫殿群的复出——郑州商城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郑州商城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郑州市老城区周围

发现及发掘时间：1950年发现，1951年开始发掘，目前发掘工作仍在继续。

距今历史：3620年左右

考古地位：该遗址为盘庚迁殷之前的商代都邑，填补了商代前期文化的空白，为早商文化和夏文化的研究开阔了视野，也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处于商代早期的二里岗文化期，其青铜器文化十分发达。

郑州商城遗址位于郑州老城区周围，即今管城回族区的大部、伊多水区的南部，是一座商代前期的城市遗址，距今已有三千五百余年的历史。还是在50多年前，一位小学教师与商代古城不期而遇，从此遥远的古都进入了人们的视线。

考古发现过程

商城的发现是从一个小学教师开始的。郑州市南学街小学教师韩维周，因为喜爱古迹，就经常到郑州城外施工现场去搞调查。1950年的秋天，韩维周再次来到郑州城南二里岗一带察看，结果发现了一些绳纹陶片和磨光石器。酷爱考古学的韩维周意识到这些前所未见的东西非同寻常，立刻拿到文物部门进行鉴定，结果，这些绳纹陶片和磨光石器被确定为商代遗物。这些不起眼的陶片和石器，无意中撩开了一座商朝王都的神秘面纱，立刻引起了考古专家的注意。

1951年春天，中科院考古所河南调查发掘团，来到郑州对该遗址进行调查，他们根据采集到的标本，进一步推断这里为重要的商代遗址，时代要比安阳殷墟更早。这一重大发现，立刻引起国内考古界的重视和一片哗然。

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还没有正式的考古机构。1952年夏天，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全国第一届考古人员训练班，经过3个多月的培训后，全体师生分批到郑州、洛阳两地进行实习。郑州实习分队，以二里岗遗址为重点进行了试探性的发掘。自此以后，郑州商代遗址考古发掘缓缓拉开了序幕。

为配合郑州二里岗的兴建工程，1953年秋，郑州市文管会再次对商城遗址进行发掘，钻探出古代墓葬445座，后经发掘得知其中绝大部分为战国墓。考古学家安金槐将这批墓葬遗址资料进行了整理，并编写出《郑州二里岗》一书。

1954年春，郑州市城市基本建设工程全面开展，考古学家安金槐带领郑州市文管会的工作人员在二里岗一带开展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这次他们发现遗址地下存在着密集的商代墓葬群，共清理出的商代墓上百座，但绝大多数是小型土坑墓，极个别为中型墓。在这些规模较大些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随葬品，包括铜器、玉器、陶器、原始瓷器、石器和象牙器等。

随着郑州市城市建设工程的大规模展开，1955年秋，郑州市开始在商代遗址东北部较高地带挖掘一条东西向的壕沟，铺设地下污水管道。在此以前，群众在该土岗周围取土时，曾暴露过一些商代的墓葬。河南省文物部门听说此事后，立刻赶到施工现场，经过与城建部门交涉，决定暂时停工，等待考古部门钻探后再行施工。

考古学家安金槐率领考古队，在这里进行了紧张的考古发掘。几天下来，虽然没有太大的收获，但时常能够发现商代二里岗时期的文化遗迹，令考古队感到十分振奋。一天，安金槐蹲在一座商代墓中小心翼翼地刮探着，他清理完墓底，拿起铁锹向下试探，但是土质很硬，像是经过夯打一样，这一现象立刻引起了他的警觉。

中国古代的建筑方式多采用夯筑，亦称“版筑”，所以当安金槐看到夯土层的时候，马上意识到，这里不是夯土墙或夯土台基，就是墓葬。随着考古队员的进一步清理，夯土层的分布状况也逐渐清晰，但让安金槐不解的是，他们始终都没有挖到夯土的边缘。

为了探明情况，安金槐又在东、西、南、北四面开出探沟，并在南、北探沟中找到了夯土层的尽头，宽20多米，但东、西两面的夯土仍然不见边缘。大家在一起反复推论和探讨，最后认定夯土层可能是商代二里岗期一座大墓中的填土。

为了弄清楚大墓的轮廓，考古队沿着夯土层继续发掘，可夯土层似乎没有尽头一样，继续向西北和东南两个方向不断地延伸，一直挖了五六十米，但是还没有找到它的尽头。当时已发掘的长度已经远远超过武官村大墓的长度，疑问不断的涌上考古队员的心头，这些不断延伸的夯土层似乎带着巨大的秘密，在地下向着未知的远方延伸。

考古学家安金槐着急了，这夯土层的秘密整日在他脑里盘旋，为了揭开谜底，1956年年初，安金槐组织发掘力量，以白家庄附近的商代夯土为起点，沿着夯土层的走向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考古钻探。

经过无数个日夜的勘探，夯土层的走向渐渐清晰，它的一端由白家庄沿城东路西侧向南延伸，与郑州老城东城墙的夯土连在一起；另一端从白家庄西侧向西延伸，又沿杜岭街东侧折而向南，与郑州老城西城墙内的夯土相接。这四面相连接的夯土，组成了一座规模巨大的近似长方形的城垣。发掘者们终于恍然大悟，原来这是一座古城。从1952年至1955年在这里发掘的青铜器作坊、制骨作坊、制陶作坊和四处墓群等重要遗迹，正是分布在这座古城外附近一带。于是，沉睡了3000多年的商代城垣开始展现在世人面前。

郑州商城的发掘工作正待进一步展开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郑州商城的发掘也被迫告一段落。直到1971年，考古学家安金槐才有机会回到郑州，他再度组织文物工作队的全部人力，准备展开一次大规模的郑州商城考古发掘。

1973年，为了寻找郑州商代宫殿遗迹，考古队在郑州商城内展开了全面的考古钻探与试掘。他们在城东北部发现了许多大小不等的商代夯土建筑基址。其中有多处规模宏大，不同于一般的建筑房基，被确定为宫殿基址所在地。

到1979年，考古队在郑州商城内相继发现宫殿基址20多处，宫殿区的范围不断扩大，约占城内总面积的一半。通过发掘探明，城址东北部的宫殿区建筑物分布密集，已形成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的宫殿建筑群。其中较有特色的一处宫殿遗址，东西长65米，南北宽13.6米。根据柱槽可复原成一座带有回廊的“四阿重屋”式建筑，这种建筑风格和《考古工记》载的“内有九室，九宾居之；外有九室，九师朝焉”的建筑相似。

在宫殿建筑区内还出土了不少制作精美的工艺珍品，这些都是在郑州商城之外的发掘中少见的。因此可以断定郑州商城东北部，就是商代二里岗时期王室贵族的宫殿区。

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郑州商城外城郭的发现，把郑州商城考古推向了历史的高峰。1986年6月，郑州市城建部门拟建设一座大型商场，按照惯例，建设前首先由文物考古部门进行文物勘探，结果发现了一段南北走向的夯土墙。这消息立刻引起郑州商城工作站的重视，随即组织人力对夯土墙进行了解剖性发掘，并验证了外城墙的存在。在商城外围，考古队还发现了多处商代青铜冶炼、骨器制作、陶器制作的作坊遗址，并有大量的墓葬区；城池内外，还发现了青铜窖藏和祭祀场地。截至目前，商代遗址出土的文物数以万计，其中有很多都是稀世珍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