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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殷墟文化遗址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正在进行中。殷墟的发现和研究，为正史和补史提供了许多实物资料，将我国的信史提前到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代。殷墟的遗迹和遗物，在中国和世界文明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学者称道殷墟为“中国考古学的发祥地”、“甲骨文的故乡”、“奴隶社会的缩影”。

中国的第一位女将军妇好

1976年，在小屯村西北约100米处发现了一座未经破坏的殷代墓室。根据墓中铜器铭文，参照甲骨卜辞中有关记载，确认此墓主便是殷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妇好是我国史载的第一位女将军，相传妇好武艺高强，并善于带兵。有一年夏天，北方边境发生战争，双方相持不下，妇好自告奋勇，要求率兵前往，武丁犹豫不决，占卜后才决定派妇好起兵，结果大胜。此后，武丁让她担任统帅，从此，她东征西讨，打败了周围20多个独立的小国，立下了赫赫战功。有一片甲骨卜辞上说，妇好在征战羌方时，统帅了13万人的庞大队伍，这是迄今已知商代对外用兵最多的一次。由于积劳成疾，妇好先于武丁而逝。痛苦不已的国王破例把妻子妇好安葬在了自己治理朝政的宫殿区里，以便时时祭奠。正因为葬在了宫殿区，妇好墓是唯一没有被盗的墓，而且从中出土的文物最多，可以想见武丁对她的宠爱。妇好不愧是中国古代妇女中的一位传奇式人物。 　　

泾渭之间的东方“特洛伊”——周原与丰镐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周原遗址、丰镐遗址

发掘地点：周原遗址的发掘地点为陕西省凤翔、岐山、扶风、武功4县；丰镐两京遗址的发掘地点在西安市西南沣河两岸。

发现及发掘时间：周原遗址自汉朝起就出土了很多文物，对它的正式发掘始于1949年，第一次大规模的发掘则是在1976年；丰镐遗址发现于1933年，正式发掘开始于1951年，此后的50多年内发掘工作基本没有中断。

距今历史：周原与丰镐遗址距今均为3000多年

考古地位：对探讨西周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当时的生产生活情况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尤其是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及甲骨文，大量的文字资料使学者对周朝的考证更加科学可信。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周原与丰镐文化遗址是西周时期遗址，为青铜器时代文化，已经进入阶级社会。

西周是个让人着迷的朝代，其都城和王陵经过半个世纪的考古追寻，依旧充满变数。从周原，到丰镐，再到洛邑，周朝的先人们历次迁都，考古学家们也在追寻着先人的足迹一路踏访而来。一路上，灿烂的西周文化让我们唏嘘不已，3000年前的文明就这样慢慢展现在我们眼前。

考古发现过程

根据《诗经》记载，泾渭之间土地肥美，周人的祖先，便在此间辗转迁徒，辟草莱，作畎亩，起宫室，攻城略地，成就大业。于是，像西方的考古学家捧着《荷马史诗》寻找特洛伊一样，我国学者按照《诗经》的记载，来到泾渭之间，寻找起周人的足迹。

周原遗址考古发现过程

1.

周原地处陕西关中盆地西部的宝鸡一带，是周人的发祥地，遗留有大量大型宫殿、宗庙遗址及众多王室、贵族的祖茔。由于西周末年政治经济中心东迁，众多王室、贵族为避战乱，多将青铜礼器埋入地下，因而在周原一带形成了大规模的青铜器窖藏群，世人便给了它一个好听的称誉：青铜器之乡。

早在西汉时期，生活在周原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就发现了埋藏在地下的西周铜器，到了清代，不少有名的铜器，例如大丰簋、大小孟鼎等都在周原相继出土。但缺乏连贯、详细的记载，失群的青铜器比比皆是。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在周原遗址的任家村，一个叫任致远的农民在村南的土壕里挖出了一个青铜器窖藏，出土青铜器达120多件，著名的毛公鼎、大小克鼎和卫鼎等均出土于此。扶风县任家村地处古周原的中心地区，地上地下文物遗存特别丰富。千百年来，村民们在生产劳动中常常会挖出宝物来，在这一带广为流传着挖宝、藏宝的许多故事，任致远的发现便成了铁证。

1940年，任致远的孙子挖出了各类宝贝多达170多件，再次引起轰动。由于文物商贩、土匪多次来村侵扰，致使宝物下落不明。曾有考古工作者试图寻找这些宝物的下落，但在与村民谈到宝物的相关故事时村民们滔滔不绝，一提到藏宝及下落时，村民们便回避或说不清楚了。

周原地区的盗掘、私藏、买卖之风的盛行，引起了陕西省文管会的重视，从1949年正式开始，文物主管部门开始了对周原遗址的调查和发掘。

1957年岐山董家村出土一窑青铜器共37件，青铜器上的铭文记载了西周中期有关征伐、租田、诉讼等事。1974年在扶风县黄堆云塘村又发现一批青铜器，征集到七件青铜器，其中的师魏鼎腹内铭文19行，每行19字，铭文内容肯定了是共王八年的器物。

1975年在岐山县董家村又发现一处青铜器窖藏，清理出铜器37件，制作时代从周穆王到宣王时期。其中有30件铸有铭文，铭文记载着西周中晚期以物换田、土地交换、林场易主、诉讼判决、赏赐判决、赏赐策命等重要事件，反映了西周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土地制度、阶级关系等多方面情况，其中出土的碳叵铭文，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一篇诉讼判决书，是研究西周法制史的重要资料。

对周原遗址第一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是在1976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与北京大学、西北大学等考古单位联合组成的周原考古队，对周原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发掘，经过两年时间，召陈村和凤雏村旁边两处大型建筑基地基址被发掘，这组建筑基址随后经过测定，大约是在3100年前建造的，属于周人的宗庙建筑。在岐山县发现了凤雏西周宫室建筑基址并出土甲骨21050片，其中有字卜甲293片，共900余字；在扶风县一次出土青铜重器103件，成为当时轰动世界的重大考古发现。

周原文物出土的消息，吸引了许多国内外的专家学者纷至沓来对周原进行学术考察和研究，专家们逐步把目标锁定在歧山北麓以扶风县法门寺为中心的数十平方公里的区域。他们把这一代遗存比较集中的地方称为周原遗址。他们认为这一带应该具有很大程度作为都邑的可能性。这以后的几十年里，对周原遗址的发掘一直没有间断。

1999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联合组成了周原考古队，对周原遗址再次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并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2003年1月19日，在周原保护区范围内的眉县杨家村，5位农民在村北坡取土时发现了青铜器窖藏，他们立即报告文物部门并妥善保护现场。经文物部门发掘清理，共出土青铜器27件且均有铭文，铭文总字数达4048字，内容涉及西周11代12王，并记载了单氏家族8代与其对应关系。同年，周原考古队在扶风县李家村发掘一处西周铸铜作坊遗址，出土了数以千计的陶范，其年代跨越了整个西周时期，对西周历史文化及铸铜工艺研究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2003年是收获颇丰的一年，轰动考古界的周公庙遗址也在这一年被发现。周公庙是周原的一部分，位于今岐山县城西北7.5公里的凤凰山南麓，总面积61万多平方米。2003年12月，北京大学副教授徐天进在周公庙附近进行田野考古调查时，发现了两片有刻辞的西周卜甲，共有文字55字。这个重大发现立即引起学术界高度关注。在国家文物局的直接指导下，陕西省文物考古所和北京大学联合组成了周公庙考古队，对这一带进行考古调查、钻探和抢救性发掘，第二年5月7日下午，周公庙考古队成员、北京大学副教授雷兴山在周公庙东边一座山梁上考查时，发现了具有4条墓道的西周墓。经过大规模勘探，钻探出大型墓葬19座，这座墓地成为目前所知周代的最高等级的大型墓地。

在这处新发现的大型墓地外围，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大型西周夯土城墙，总长达1500余米，分布在墓地的东、北、西三面，个别地方发现城墙的残存部分高出原地面2米多。

周公庙遗址是周人发祥地周原的一部分，大型墓地的发现将为寻找和确认西周王陵、西周都城等提供重要的考古资料。迄今发现的诸多迹象表明，周公庙遗址很可能是周公的采邑。就其多处发现甲骨而言，很可能成为“西周的殷墟”，对研究中华文明史、继承与发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等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

周公庙遗址大型墓葬群尚未正式发掘。目前考古调查和钻探才进行了已知面积的三分之一，随着考古发掘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将会有更多、更重要的发现面世。

丰镐遗址考古发现过程

2.

丰镐是继周王朝在周原的都城岐邑以后所建的都城，位于陕西省长安县内，它从公元前十一世纪的武王灭殷开始，直到平王东迁洛邑，其间三百多年，它一直是西周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从上世纪30年开始中国考古人就从理论论证和实地考察两方面开始了寻找先周都邑的漫长探索。1933年，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率先对丰镐遗址进行了调查。

解放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陕西省的考古部门对沣河两岸进行了多次的调查和发掘。1957年，在张家坡发现殉葬车马坑10多座，清理了4座，其中保存较完整的一座为长方形，长5.6米，宽3.4米，深约2米，内有并列的二车六马和一个殉葬的奴隶。其中有驾四马作战用的戌车，和驾二马乘坐用的轺车。戌车驾马全部以青铜为饰，轺车驾马大部用海贝填饰，工艺考究，造型精美。车系木质，有木辕一根，马驾两旁，称为独辕马车。从发掘出来的车马及装饰品来看，说明三千年前的金属工、木工、皮革等手工业已相当发达。遗址中还发现有许多窖藏，出土器具100余件，其铭文记载了周王朝的一些史实。1961年在沣西马王村清理了一座青铜器窖藏，共出了53件青铜器，其中有铭文的32件。

从1977年到1984年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队在陕西省长安县客省庄发掘了四处夯土建筑基址，还在其周围探出了十处夯土基址，其中一处夯土基址最大，它比在周原发掘的凤雏甲组基址和召陈三号建筑基址面积还要大，总面积达182698平方米。此外，在四号基址附近还发现排水设施。

1983-1984年间，考古队在镐京遗址内的官庄村、斗门镇、下泉村砖厂及花楼子发现西周建筑基址10余处，其中位于花楼子的五号宫室建筑基址规模宏大，错落有致。1992年又在沣西马王村发现了西周陶窑，手工业作坊是城市遗址不可分割的部分，对了解沣西遗址的全貌具有重大意义。

周原遗址建筑复原

周原与丰镐遗址建筑复原图

1.

在对周原与丰镐遗址的发掘中，建筑基址是十分重要的遗迹，考古学家发掘出来的基址虽然没有几千年前的建筑宏伟壮观，但在这些基址上复原后的建筑群，仍能让我们领略到古代建筑师们精湛的技艺。

周原遗址的建筑群分区很明显，经考古发掘查明，今岐山县贺家村、礼村是密集的西周墓葬区，凤雏村周围是西周宫殿建筑群遗址区；扶风县支塘村是西周制骨作坊遗址，任家、召李家是西周平民住宅和制陶作坊遗址，齐镇东是西周制铜作坊区，召陈村北直至下樊村是大型的西周中、晚期建筑群区。

1976年对岐山京当凤雏村西周甲乙两组官室建筑基址和扶风法门召陈村西周大型建筑基址的发掘清理，使我们了解到西周宫殿建筑的大致情况。

凤雏甲组建筑基址，是一座四合院式的建筑，坐落在夯土台基上，始建年代在武王灭商之前，废弃年代约在西周晚年，距今三千多年。此建筑属文献记载的“茅茨土阶”，布局规整对称。房基南北长45.2米，东西宽约32.5米，建筑面积约为1469平方米，整体建筑呈南北向。由影壁、前院、门厅、中院、前堂、东西小院和后室、过廊、东西厢房、排水设施等组成。

门厅部分由西塾、门道和东塾组成。中院东西长18.5米，南北宽12米，东西两边各有两个侧阶，分别通往东西厢房前的回廊。中院北边设三个台阶，前堂也就是大殿为该建筑群的主体，从柱础石排列看，应面阔6间，每间宽3米，进深6米。后院由西小院、过廊和东小院组成。东西小院面积各约63平方米，各有一个台阶通向后室前的回廊。

后室共5间，东西排列，面朝南，面宽23米，进深3.1米。东西厢房位于门厅、庭院、前堂、后室的两侧，南北排列，左右对称，每侧厢房各有8间，前檐墙都带有回廊。

这些建筑群的排水设施共有两个，一是在东门房下部设一条南北走向的陶管水道，使中院的水顺水道排向前；一是在后院中的东西小院之间的过廊下部用石块叠砌水道，再加上东厢房下部有一条阴沟，使院内的积水通过此水道和阴沟排往东边的大水沟。

凤雏甲组建筑基址反映了周人在周初时的建筑水平已非一般。房屋的隔墙，大部分用黄土以圆夯头分层夯筑，墙身有一定收分，墙体厚度不一，说明周人对墙体的选择是按实际用途。墙面和室内地面均用黄土、细砂、白灰搅拌的“三合土”涂抹，使之光滑坚硬。在房顶的屋脊和天沟处使用板瓦覆盖，又在较重要台基的边缘处用土坯叠砌。这是我国古代建筑中用瓦和土坯的较早范例之一。

扶风召陈建筑群址，目前已发掘面积约6375平方米，清理出15座房基。其中下层房基2处，上层房基13处，皆有卵石散水。它和风雏甲组基址一样也是由多组建筑组成的建筑群，前后左右对称，布局规整，也属于“茅茨土阶”，但它规模、体量更大，所以其构架可能更复杂。其中一个房基长22米，宽13.4米，东西两侧中间略凹，使建筑平面呈“工”字形，在台基四周有九个台阶，南面三个，其余三面各两个，台基四周设卵石散水，可作屋面排水之用。其性质应属西周中、晚期建筑的一座大型王宫。

以上两组大型建筑基址均由单组建筑组成群体，而且从构造上看已非雏形，而是相当成熟。这就纠正了以前认为我国群体建筑始于秦汉的论点。建筑中大量用瓦的事实，也把我国建筑用瓦的年代提早到距今三千年左右的西周时代。两处大型建筑基址的发掘，为我们进一步了解西周的宫室布局提供了证据。

除凤雏和召陈两组大型建筑基址外，在礼村和齐家村也发现了建筑基址，但规模要小的多，且礼村的属土窖式房屋遗址。

丰镐遗址建筑复原

2.

西周的丰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规模宏大、布局整齐的城市，丰、镐二京相距甚近，实际上一桥相通，是一个城市的两个不同功能的分区，完全可以以丰镐相称。

丰镐都城建有宗庙、宫殿以及大池等一系列建筑，以周天子为首的奴隶主贵族统治集团在这些地方举行册命、庆功、赏罚、祭祀、出征等活动。关于丰镐的平面布局文献记载十分具体，可以看作是对中国城市平面布局的最早、最完整的记载，它一直指导着中国都城的平面布局，被视作中国都城平面布局的经典。据《周礼·考工记》记载，当时的都城方九里，每边辟三门，城内纵横各九条街，王宫居中，左为祖庙，右为社坛，前为朝堂，后为街市，提出了城市布局的一般参考原则，可见在当时，城市的布局就已经有了一定的规划思想，布局规整有序。

经过考古考证，丰镐遗址中心区域面积约15平方公里，已发现大型夯土基址约30多处，这些基址往往数座连成群，虽然目前尚无文字资料可证明他们是周代的宫殿、宗庙等建筑，但可以肯定这里是贵族统治阶级居住的地方，而非一般平民的建筑基址。

目前发现的最大的西周宫殿基址是1983年发现的花楼五号宫室建筑基址，这处基制址规模宏大，布局错落有致。其总长59米，宽23米，面积1357平方米。主体宫室建筑面积为85l平方米，平面呈“工”字形，由主体建筑和南北对称的附属建筑、夯土墙及墙基组成。它建筑在一高约1.5-1.8米的大型夯土台基上，台基的主体部位高达5米左右。五号建筑被认为是天子的宫殿，建筑年代在西周中期偏晚，可能毁于公元前841年的“国人暴动”或西周末年的犬戎之乱。它与西距53米并且同处于东西平行线上的四号建筑似乎组成建筑群组，因为四号建筑探出了象征大型宫室建筑的大型石柱础，两者似乎存在一定的联系。这些建筑群屋顶施瓦，有较完善的排水设施。

在长安县客省庄发掘的四号基址也是一处高级贵族的建筑，其规模宏大，与过去在沣西发现的深土窑式或半地穴式基址形成鲜明对比。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出土陶器判断，其年代始建于西周早期的后段或西周早中期之交，毁于西周晚期的前段。

丰镐两京一带还有供天子渔猎游玩的苑囿。诗经记载丰镐有“灵囿”，苑内草木繁茂，獐鹿成群，苑囿之内有水泊，名“灵池”，池边飞鸟丛集，池中游鱼竞跃。丰镐遗址西周墓葬出土的青铜器上的铭文还记载了周王在池中泛舟渔猎的情景。灵囿内还建有“灵台”，台高6米，周围166米，是一座巍峨的建筑。

只是在当时的西周都城，这种高台建筑都是奴隶主统治阶级的居住之地，普通贫民只能栖身于仅可躲避寒暑的土穴之中，潮湿、阴暗。在丰镐遗址中发现很多小型居址分土窑式和半地穴式两种，是周民族“陶覆陶穴”的反映。

丰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规模宏大、布局整齐的大城市，开创了中国城市平面布局方整、宽畅、宏伟的先河，一直是后来城市总体布局的楷模。但遗憾的是，考古工作者迄今还没有找到有关丰镐二京城墙的迹象。

周原与丰镐遗址出土文物

丰镐出土的文物不少，有许多青铜器、骨器、玉器、蚌器、陶器和其他各种饰物，其中以青铜器数量最多，价值最高。如张家坡一处窖藏出土了53件铜器，其中有铭文的32件；马王村一处窖藏有铜器25件，其中有铭文的10件。虽然丰镐遗址出土的青铜器质量较高，但和“青铜器之乡”周原遗址比较而言，丰镐的青铜器就略显逊色了。

周原出土的青铜器有墓葬出土，也有窖藏出土。墓葬出土的青铜器既有造型精美的实用器，也有粗劣简单的明器。从窖藏青铜器来看，当时手工业的分工较细，青铜铸造业尤为发达。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物不仅造型精美，纹饰华丽，许多还铸有铭文，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西周社会的珍贵史料。

周原的窖藏青铜器风格大不相同，全是宗庙重器和实用宝器，庄严、凝重、纹饰精美，铸造得富丽堂皇，有很多长篇铭文，如著名的大克鼎、毛公鼎、大丰簋等。目前周原发现的青铜器窖藏有68处之多。

1850年在岐山县出土的毛公鼎是西周青铜器中赫赫有名的重器之一，造于西周晚期的宣王时期，因作者毛公而得名，铭文铸在鼎上，有32行，共497字，是现存青铜器铭文中最长的一篇。毛公鼎铭文，全文首先追述周代国君文王武王的丰功伟绩，感叹现时的不安宁，接着叙述宣王册命毛公，委任他管理内外事务，拥有宣布王命的大权。宣王一再教导毛公要勤政爱民，修身养德，并赐给他一些器物以示鼓励。毛公将此事铸于鼎上，以资纪念。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结构匀称准确，线条遒劲稳健，布局妥帖，充满了理性色彩，显示出金文已发展到极其成熟的阶段。

在白家村出土的103件青铜器多造型浑厚，纹饰繁缛精美，充分表现出西周人民高度的创造力。这批青铜器有著名的商器、陵器、折器、丰器、墙器、庆器、伯先父器等，其中有名的史墙盘铭文最重要，在腹底有铭文284字，其中重文5字，合文3字，它历述了文、武、成、康、昭、穆六王的功绩，还记述了史墙以前五代的世系，加上史墙之子痰，共七代，这就为西周铜器断代提供了珍贵的研究资料。

到了西周中后期，青铜器纹饰变化很大，删繁就简，陆续淘汰了不少以前使用的纹饰，保留下来的传统纹饰，在此时发生剧烈的变形，如兽面纹，兽体变形纹之类，产生了一些新的纹饰，如波曲纹之类。西周晚期的青铜器无论形制和纹饰都比较简单，出现少量新的器形，但整体的变化不大。

周原出土的文物中还有十分著名的西周甲骨。1977年和1979年在发掘凤雏甲组建筑基址西厢房第二号房基时，发掘了两个窖穴，两窖共出卜甲和卜骨17275片。甲骨都经过修整，钻凿有方孔和圆孔等，其中有292片有字甲骨，共计字903个，合文12个。每片字不等，有一片一字的，也有一片数字的，最多的达三十余字。

目前发现的西周甲骨，年代上限到周文王，下限到周穆王。它的内容广泛，有卜祭、卜告、地名、人名等，反映了西周时期多方面的情况。如反映周与当时殷朝关系、周与其他诸国关系等。

甲骨中还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卦象甲骨，均由奇数和偶数排列组成卦画，是我国后来盛行的阴阳八卦的渊源所在。

此外，西周甲骨的雕刻艺术十分精湛，它细如发丝，刚劲有力、刀法娴熟，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楚，是我国微雕艺术的最高成就，从而使我国的微雕艺术可以上溯到商末周初，即距今约三千一百年。

历史上的周原与丰、镐

周人是一个与神话和传说息息相关的民族。他们的祖先是后稷，传说是一名叫姜的女子在野外踩上了周人祖先的足迹后怀孕生下的。

后稷对耕种有着天生的兴趣和才能，耕种的谷物繁茂、收成好，还教会了其他人耕作，并且开辟了以谷物祭祀上帝的传统，带着周人进入到农耕文明时代。

大约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一天，由于不堪少数民族的骚扰，周人在首领古公父的带领下，从“豳”(今天的陕西彬县一带)出发，来到了位于今天岐山县箭括岭下的平原地区——周原。

对于这一历史事件，《诗经》上有详细的记载：“古公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周人在周原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一天天强大昌盛起来。经过近百年生息，开始了灭商的大业。这时的商纣王荒淫无度、败坏朝纲，而周人的领袖“西伯侯”姬昌对有才能者十分敬重，于是不少才干卓著的人投奔周国，其中就有颇富传奇色彩的姜子牙。

根据《诗经》的记载，3000多年前的历史渐渐清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在灭掉了位于沣河流域的崇国后，姬昌根据姜子牙的建议，在沣河中游建立了新的都城丰京。约公元前11世纪，姬昌把都城从岐邑迁于丰京。姬昌病故后，武王即位后，准备伐商，并在沣河以东建镐京。

据记载，武王伐纣是在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统率兵车300乘、3000勇士、45000甲兵，联合一些军队，讨伐纣王，双方军队会战于牧野。商军大败，纣王自焚。

武王伐商的事情在陕西临潼零口发现的西周青铜器利簋铭文上也有记载，具体的时间为公元前1046年。随后，周武王在镐京宣布西周王朝建立，分封诸侯，设立礼制，建宗立庙，开创了西周初年的兴盛。

由此，丰镐二京开了建都的先河。成为西周王朝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的丰镐二京，近300年间并行不废，经历了11代12位帝王。西周王朝开创了一个以血缘和军事为纽带的封邦建国体制，到成王和康王时期，中国历史上迎来了第一个盛世。

周原与丰镐遗址现状

周代是我国古代文明达到繁荣昌盛的时期，周文化对于中国封建社会乃至中国近代文化、世界文化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更使中华文明未曾中断地传承至今。周原出土的青铜器造型精美华丽，铭文记载了西周王朝及方国的一些重要史实，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学术价值。

为了保护周原文化遗址，1976年国家文物局在周原遗址召开了一次现场会议，就周原遗址的保护问题进行了磋商。1979年春，国家文物局又于扶风召开了一次古建专家会议，研究如何保护岐山凤雏村周初甲组宫殿基址和扶风召陈村西周巨型建筑群基址。

1982年，周原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成立周原岐山和扶风两个文物管理所，负责保护周原遗址和出土文物。

但由于技术、财力等条件限制，周原遗址及文物的保护、研究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问题。周原遗址面积大，遗址保护范围内村庄密布，居民众多，文物保护与群众生产生活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部分遗址已经遭到人为破坏。同时，地方财力有限，可以用于文物方面的经费比较紧张，许多文物只能搁置库房，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展示和研究，使周原文化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掘。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98年，宝鸡青铜器博物馆建成，这是中国第一座青铜器专题博物馆。该博物馆共收藏文物15000多件，青铜器5740余件组。但其中拿出来陈列的仅629件组，其余的都存放在库房。由于缺少足够的资金，各项本应开展的工作都受到了限制。周原遗址出土的青铜器还由一些小型博物馆收藏，其中包括周原及扶风博物馆，以及凤翔、岐山、陈仓、麟游等地的文物管理所。

目前宝鸡市政府正在积极筹建中国青铜器博物院，中国青铜器博物院的建设将以政府投入为主，以宝鸡青铜器博物馆为龙头，但又不单是一座博物馆，而是一个园林式的人文景区。这里将汇聚宝鸡各地出土的青铜器珍品及馆藏青铜器珍品，建成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器博物院。

丰镐遗址的地面建筑除灵台台基外，其余已荡然无存。但大量的调查和考古发掘又为人们了解丰镐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因而吸引着许多游客前往参观、考察。1961年国务院公布丰镐遗址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目前，为了保护丰镐文化遗址，西安市政府划定保护区25平方公里，修整丰镐车马坑博物馆，开辟宫殿遗址和墓葬遗址等。在严格保护丰镐遗址的基础上，适当发展与其周围环境相协调的经济，做到保护和开发利用相结合。遗址保护区周边规划100米宽城市绿化隔离带，大遗址范围内的新农村建设将相对集中，建筑风貌将与古遗址相协调，大遗址环境影响区范围内禁止建设污染环境的产业。

三千年分离终相聚

这个故事发生在周原遗址出土的三件青铜器上。1961年，齐家村的农民种田时挖出了三件形制完全相同的青铜器，它的名称叫周我父簋。在中国的周朝，像这种青铜簋都应该有盖子，但这三件簋却都没有盖子。文物管理人员知道，要找到盖子犹如大海捞针一般，所以并没寄希望能够找到它们。可23年后，奇迹出现了，就好像这些簋在召唤它们的盖子一样。

1983年春天，一个青铜器窖藏出土了有四件带盖的完整的方座簋，但却多出来三件簋的盖子，对比当年挖出的周我父簋，铭文相同，刚好合适，3000年前的东西分离，终于破镜重圆。 　　

水东西的王室二都——东周都城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东周都城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洛阳市东部

发现及发掘时间：发现于1928年，我国考古学家于1949年开始发掘，目前发掘工作仍在陆续进行中。

距今历史：2000多年

考古地位：对东周考古的研究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对研究东周时期的社会形态、墓葬形制、结构具有重大意义。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进入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文化发达，与西周文化一脉相承。

王城与成周是西周的东都和东周的王都，在今河南洛阳市及其东的远郊区。据《尚书·洛诰》记载：洛邑（即王城）在水之西；成周在水之东。今水在洛阳市东部，故此二都的方位大体可定。建国以来对东周都城遗址的探索取得了很大成果，基本确定了东周王城、东周成周城的位置，尤其是东周王城遗址，目前已经基本弄清了它的历史面貌。

考古发现过程

东周都城遗址的发现还得从洛阳市孟津县平乐镇一个名为金村的小村子说起。金村有金龙溪水常年不断，打井应该是件很容易的事，但事实却恰恰相反。据说，在金村打井，打六七米深水就很旺，但奇怪的是当天水旺，第二天就可能滴水全无；当天井水伸手可及，第二天就可能水落三四米；当天井中水深不足一米，第二天就可能从井口往外溢水。当地人称之问“串井”。

为何金村会有这种现象呢？谜底直到1928年才被揭开。

1928年夏秋之际，大雨多日不停，村东的农田忽然塌陷，露出一个大洞。村民进洞探奇，发现了编钟，这才知道下面是古墓。原来，这一带是东周王陵和贵族墓地，墓中陪葬了无数青铜礼器。这些文物虽历经千年，仍完好如初。编钟等乐器仍可演奏，声音洪亮，音律动听。每逢雷雨天气，雷声和古乐器振动的频率一致，于是便有了天上地下的共鸣现象。百姓不知其中缘由，传说这是“龙脉”在跳。

金村的“串井”现象正是由于金村地下古墓很多，影响了地下水的分布。金村古墓重见天日后，立刻遭到了一场浩劫。

住在开封的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和美国人华尔纳听闻金村发现古墓，闻讯而来，胁迫当地农民挖掘。

从1928年至1932年的六年间，他们荷枪守卫，搭棚立灶，共掘开八座大墓，出土文物数千件，大部分被运往国外卖掉。

据不完全统计，金村古墓被盗文物至今流散在十多个国家的数十个城市。日本人梅原末治搜集资料，编成了《洛阳金村古墓聚英》一书。仅书中记载就有238件，都是我国古代工艺品杰作和稀世珍品。

为了保护文物，新中国成立后，洛阳地区的科学考古工作迅速开展起来。30多年来，曾经多次进行发掘，其重点在寻找周的都城，并初步确定东周成周城的位置应在汉魏洛阳城遗址附近。

50年代初，在今洛阳火车站西南发现了汉河南县城。据《诗·王风谱》等史书记载，汉河南县即周王城。以此为线索，考古工作者终于在汉河南县城的外围又找到一座春秋时期的古城。1954年，考古工作者对王城遗址进行了发掘，通过发掘可知：王城北依邙山，南傍洛河。筑城的年代不晚于春秋中叶，西汉后开始废弃。最早的夯土城垣宽5米左右，后来经过多次修补、增筑，墙体加厚至10米以上。西南、西北、东北三个城角，以及长2890米的北城墙，保存都比较完好，唯东南角已被洛河冲毁。北墙之外还发现有深5米左右的护城壕沟。城郭周长约15公里，与文献记载大体相符。城中部偏西南的位置，堆积着大量破碎砖瓦砾石，结合文献自量，说明这一带很可能是王城的宫殿区。

1954年秋至1955年春，在洛阳中州路发掘出260座东周墓葬。这260座墓葬，根据随葬陶器的形制和组合，可以分为七期，从春秋早期一直延续到战国晚期，纵贯整个东周时代。从这些墓葬出土的随葬品来看，反映出东周王室在战国时期衰微至极，名存实亡的历史事实。1957年，考古队在王城中的小屯东北发现4座相毗连的甲字形大墓，这些墓葬都带有墓道，在墓道两壁、墓室四壁尚存有彩绘痕迹，为红、黑、黄、白四种颜色组成的图案；出土的随葬品中，有一件白色玉圭片，上有墨书“天子”二字，显示了墓主身份的高贵。

自1973年以来，在洛阳老城以北，北窑村西、河两岸发现了一处颇具规模的铸铜作坊遗址，表明成周王室高度的手工业发展水平。遗址面积近20余万平方米，发现的重要遗迹有房基、烧窑、灰坑和百余座殷遗民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陶范和熔铜炉壁残块，同时还有少量的车马器和兵器。从陶范的结构成分分析，当时制陶的工艺过程相当复杂。研究表明，这里是一处由西周王室控制下的一处官营铸铜手工业作坊，其规模之大，品种之丰富，在所发现的西周青铜作坊遗址中是首屈一指的。

现已探明，洛阳市涧河以东的王城公园一带，是东周时期王城的所在地。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研究和探索，目前对东周王城的内涵和布局已基本了解。东周王城平面近于方形，南北长约3700米，东西宽约2890米。除东南部因地势低洼未发现城墙遗迹以外，其余部分基本上保存完好，城外有护城壕。

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天子之乘”的发现。2002年7月，在新近开工修建的洛阳“河洛文化广场”工地，考古工作者发现了397座东周墓葬和18座车马坑，这是洛阳50年来考古发现的车马坑之总和。其中最大的车马坑长42米，宽7.2米，清理出两排排列有序的车马，规模之显赫，令人叹为观止。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可以确认，这座车马坑当属目前全国仅见的东周时期规格最高的大型车马坑。令人兴奋的是，在这里发掘出了由6匹骏马驾驭的“天子之乘”，对研究东周历史和探索东周王室墓地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接连不断的考古发现与众多精美文物的出土，向我们展示了两周时期王室都城与文化的繁荣和丰富多彩，它是我国早期文明发展的重要体现。从这里，我们不仅可以领略到东周的辉煌文明，同时还可以寻出中华早期文明发展的轨迹。

东周都城遗址出土文物

从著录以及考古发掘的青铜器来看，洛阳一带是出土青铜器较多的地区之一，而且多为青铜礼器。另外也有不少较为罕见的新器形，如方盒形器，带流觯、双面人座器、兽面纹方座簋、人形车辖等。其中比较有特色的是洛阳金村东周墓出土的金银错狩猎纹铜镜。铜镜上饰有骑士博虎图案，这是目前所见中国最早的人物镜。

金银错狩猎纹铜镜为圆形，直径17.5厘米，小圆纽，座外饰一周凹面形宽带。其外侧弦纹圈上向外等距饰以3个银色扁叶纹。纽座之外，饰以六组金银错纹饰。其中三组为错金的涡纹，还有三组不同纹饰，尤以骑士博虎图最为著名。画面右侧是一武士头戴插两根羽毛的冠帽，身披铠甲，左手执缰，右手持剑，蹲在披甲的战马之上，正向一猛虎刺去。左侧的立虎作欲噬状，全身饰以鳞纹；第二组为二兽相斗图；第三组是一只蹲立于扁叶之上，展翅欲飞的凤鸟。三组纹饰皆嵌以金银丝。镜缘为金黄色卷缘。

该铜镜原存日本东京细川侯爵家，现藏日本永青文库。金银错狩猎纹铜镜是经过特殊制作工艺加工而成的铜镜，它不仅质地精良，而且铜镜铸好后又经过特殊的加工——错嵌金银，这是其他地区所不及的，反映出该地区有较高的水平。

出于王城东北部的“繁阳之金”剑和“吴王夫差之元用”剑也十分著名，有二者可见吴楚之物流转周王室的情况。比较著名的青铜器还有“马羌”钟，尤其是钟上铭文十分宝贵，记载了周威烈王二十二年三晋伐齐入长城之事。方国器物汇集王城，周天子以“天子之乘”仍具有君临天下的威仪，这些发现都证实了两周时期“天下共主”这一传统观念所占据的主流地位。

此外，都城遗址还出土了很多青瓷，堪称为中国已发现原始青瓷中的精典作品。北窑西周墓出土的玉器达200多件，种类丰富，其中以璋、璧、璜、圭为代表。礼玉占有一定的比例，反映出礼玉在西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金属铸币的出现是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它与当时商品经济的繁荣和铸造手工业的发达密切相关。

70年代洛阳附近发现了三批空首币，分别是1970年在洛阳南35公里伊川县富留店村挖出一瓮空首币753枚；1971年在洛阳西30公里的新安县牛丈村发现401枚空首币；另一处是在洛阳北孟津县后海资村出土的72枚空首币，是马坡村群众捐献的，合计1226枚，保存基本完好。可分为大型平肩空首币、斜肩空首币、小型平肩空首币三类，年代为春秋时期。这三批空首币有明确的出土地点，为研究我国货币史提供了科学资料，货币上的文字又为研究我国古代货币文字提供了许多新资料。这三处出土地点均在洛阳通往四方的交通要道上，当与洛阳是当时繁荣的商业城市有关。

80年代在洛阳地区发掘的东周墓葬中，有6座出土先秦货币，同时出土有组合关系的陶器，为洛阳地区先秦货币的断代提供了依据。

东周王城建筑遗址复原图

东周王城位于今河南省洛阳市洛河和涧河(古名“彀水”)交汇处，城址平面呈不规则的方形，筑城年代在春秋中叶以前，战国及秦汉叠加修补，西汉后期逐渐荒废，隋末毁。

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王城的城墙为夯土版筑，目前保存比较完好的是北城墙，全长2890米。西城墙较曲折，北段位于涧河以东，南段位于涧河以西，中间断开，应当是被涧河水冲毁的。东、南城墙大部分残损。在北墙外还发现了深5米左右护城壕沟，在紧贴墙根之北1米左右还发现陶水管一段，直径约20厘米左右，管口沿城墙稍向外斜行，通往城外壕沟，当为排水设施。从以上设施可以看出，当时的城市建筑已经十分发达。

城址西南为宫殿区。在今小屯村东南和瞿家屯一带，发现大片夯土遗迹，并有大量板瓦、筒瓦和瓦当堆积，应为宫殿建筑群所在。《国语·周语》曾记载：“毂洛斗将毁王宫”，此处正好位于毂洛交汇处，所以很可能是王城的宫殿区。

王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高级名城，也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流城市。它的建筑规模，据《元康地道记》载“王城南北九里七十步，东西六里十步”。城呈长方形状。

内部建筑布局，据《郡国志》和《考工记图》载，城郭四面各有三门，共十二门。城门有三条道，道宽十二步，规定男子走左边，女子走右边，车辆走中间。城内有经纬道各九条，王城筑在中央大道上。

宫南有五门，宫内有六寝，前为路寝，下余五个总称为燕寝。东北一寝春天住，东南一寝夏天住，西北两寝秋冬住，中央一寝夏末住。王宫左有宗庙祖堂，右有社稷神坛，前有朝会群臣的殿厅，后有商业交易的市场。即所谓“前朝后市，左神右社”。城内近郊设有祷祭天地的明堂，并由斗拱、壁画等装饰得异常华丽。上古时代一个王城的建筑，规模之宏大，布局之合理，排列之井然，节奏之明晰，开创了当时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

城址的南部为东周时的粮仓所在。城址北部为手工业区。尤其是西北部发现大面积窑场。窑场附近发现战国时期灰坑88个，陶窑15座，水井3眼，房子1座，出土以陶器为主的大批遗物。据文化堆积及包含物推测，窑场始建于战国中晚期，延至西汉初年以后废弃。窑场东南发现了骨器场，西南发现石场，窑场西南方发现制铜器的陶范，范上附炼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