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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城的建筑，对中国后世的城郭建筑、宫殿建筑、宗庙建筑以及陵墓建筑等，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秦代的咸阳、汉唐的长安、宋代的开封、明清的北京等，皆可看出这种中华传统建筑的艺术美。这种建筑艺术的美学风格，是理性精神与浪漫情调的结合，宗教膜拜与人文世俗的结合。

洛邑与王城、成周的关系

洛邑被称为“天下之中”，自然地理条件优越，所以被选为控制东方的政治、军事中心。《左传》桓公二年：“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1963年在宝鸡发现的何尊铭文上记述：“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人民。’”由此可知武王时就很想营建东都洛邑。东都的建成是在周成王时，《史记·周本纪》：“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理均。”

当时在洛阳建成了两座城：一座叫王城，一座叫成周。王城是诸侯朝见国王、居住西周贵族的地方，其址在今王城公园一带。成周是驻防军队，安置殷民的地方。其址在今白马寺东南。从此，西周有两座都城。西方的镐京称为宗周，东部为洛邑。西周自成王始，诸王均来成周居住、施政。洛、镐二都均设有中央最高官署卿事寮，周公居洛，召公居镐。周公死后，他的儿子君陈又承袭周公的职位，继续镇守在这里。洛阳作为西周的东都城，从成王五年至平王二年，历时262年。

西周为犬戎所灭后，周平王于公元前770年从镐京东迁到洛邑，居于王城。从此西周结束，东周开始。

东周时期，洛阳仍有两座城：一为王城，周公所建。时为周王所居。一为成周，武王所建，周公复营，时为军事要地。周敬王元年（前519年），为了避王子朝之乱，从王城迁都至成周，位于今白马寺东，即以后的汉洛阳，两城相距30里，至慎靓王共十世。因成周在洛水之阳，改称洛阳。公元前510年，晋人率诸侯修成周城，因周王居此，此处便成为都城。这段史实在《史记·周本纪》中有记载：“敬王元年，晋人人敬王，子朝自立，敬王不得入，居泽。四年，晋率诸侯入敬王于周，子朝为臣，诸侯城周。”

成周作为首都，从敬王开始，经十世，至战国时周赧王(公元前314至公元前256)又迁回王城。

关于洛邑与王城、成周的关系，至今学术界没有统一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洛邑城包括王城与成周，一种认为洛邑即王城，也有说法认为成周改名为王城，还有说法认为洛邑即成周。一般学术界采用的说法是洛邑即王城。

洛邑与成周文化遗址现状

东周王城遗址，因为地处市区，遗址的绝大部分被建筑物覆盖。为了保护文化遗址，洛阳市为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文物按照专家论证的意见，得到了妥善保护。

洛阳市王城公园始建于1955年，因座落在东周王城遗址上而得名，是河南省最大的综合性公园。

王城公园位于洛阳市中心，占地约39.77公顷，集牡丹文化与历史文化、人文园林与自然园林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周鼎雄踞”、“河图洛书”、“靓思飞瀑”、“凤阙迎毂”等王城景观。在公园内的历史文化区展示有河图洛书碑、根在河洛碑、纪胜柱、周鼎、九鼎壁、朱雀阙、周王城地面模拟图、韶乐台、东周故事墙等。王城遗址，记录着历代洛邑之兴废，见证着重大的历史事件，彰华夏之文明，无不张扬着“王”气。

2002年，洛阳市兴建河洛文化广场，在规划区域内相继发现东周等时期墓葬397座，其中车马坑18座。为了保护文化遗址，洛阳市政府对地下人防工程原建设方案前后进行了3次大的修改，为突出广场的东周文化特色，把城市中心广场的名称由原来的河洛文化广场改名为王城文化广场。?

洛阳周王城车马坑博物馆就位于洛阳市中心东周王城文化广场上。展出主体为原址的东周时期大型车马坑，是一个以“王城·王陵·王器”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

博物馆占地1700多平方米，对东周王城作了详细的介绍，对东周王城的概括，以考古实测图为背景，以考古发现为依据，标明了城区内各个功能区的部位。

博物馆同时还展示了几件陶质建筑材料，介绍了东周王陵考古的探索与发现，为了更加形象地展示周王朝的恢弘气势，博物馆还用模型展示了位于洛阳市二十七中内的“亚”字形天子大墓、西小屯“甲”字形积石积炭墓和复原展示的解放路大型器物陪葬等重要遗迹。同时展出的还有一些珍贵的东周文物，有青铜列鼎、钫壶、盂、车马器、夹层镜，彩绘鼎、豆、壶，玉龙、玉璧，空首币等。 　　

人类童年的摇篮——云南元谋人遗址

遗址名称：元谋人遗址

发掘地点：云南省元谋县的上那蚌村、竹棚村及小河村等地

发现及发掘时间：正式发现于1965年5月1日，1973年冬首次进行了大规模发掘，此后的发掘工作一直进行。

距今历史：元谋人距今170万年，在附近出土的东方人距今210万年，蝴蝶腊玛古猿距今400万年。

考古地位：迄今所知中国境内年代最早的直立人发现遗址，云南元谋因此享有“人类童年摇篮”之美誉。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是我国迄今所知最早的人类发展、演化的重要地区。

云南省境内约有6％为山间盆地，在这些盆地的地层中保存了气候环境变迁的信息，更蕴藏着宝贵的动植物化石，是考古学家眼中的“聚宝盆”。元谋盆地就是这样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地方，在这块土地上，“元谋人”沉睡了170万年，40多年前的一个伟大发现，揭开了古人类研究史上崭新的一页。

考古发现过程

上世纪20年代以来，考古学家来到云南寻找古代的人类，他们活动的地点当然都是一些繁盛的盆地，而在这众多的“聚宝盆”中，专家们最青睐的就是位于昆明西北大约110公里的元谋盆地。

“元谋”，傣语是“飞腾的骏马”的意思。这个南北狭长的盆地是云南中部高原上海拔最低的盆地，它周围高山的海拔约为2500米，而盆地内地面平均海拔仅为l100米，纵贯盆地的龙川江自南向北汇入著名的长江上游支流金沙江。

元谋盆地属于南亚热带气候，雨季受印度洋西南季风影响，雨量充沛。根据对地层里出土动植物化石的研究，元谋盆地从距今100万年到500万年的气候变迁与东非大裂谷相似，经历过从温暖、湿润到变凉、变干的过程。两地虽然相距遥远，但却具有相似的地质与环境变迁背景，同样适合于早期人类进化。

上个世纪20年代，美国科学界组织中亚考察团赴蒙古高原考察，以寻找远古人类的祖先。在去蒙古之前，他们于1926年冬至1927年春来到元谋盆地进行短期考察。在那里，他们未能找到人类的祖先，但发现一些时代比较晚的史前遗物。这些材料现在保存在纽约国家自然博物馆。

到了30至40年代，美国古生物学家在元谋盆地发现了早更新世动物群化石，使元谋盆地成为南亚重要的早更新世河湖地层的标准剖面所在地。可惜的是，他们还是没有遇见古老的人类化石或文化遗物。

我国学者对云南的考察也在同一时期开始了。1937年春天，中国地质调查所派遣卞美年和贾兰坡去云南开展调查，他们把这次行动戏称为“拦路打劫”。到达云南之后，他们首先在昆明附近开展调查，在山洞里发现一些动物化石和旧石器，虽然未能“劫”到北京人和爪哇人的先辈，但已经感觉到了远古人类的气息。正当他们准备扩大云南的考察成果时，新任务传达下来了，要他们回北京进行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发掘。

在这次“拦路打劫”过去将近30年后，地质学家钱方的发现如“一石惊起千层浪”，使元谋真正地走入了考古学家的视野。

1965年初，为配合四川攀枝花地区的建设和成昆铁路的勘察设计，在中国地质科学院黄汲清教授的部署下，组织了一个西南地区的新构造研究组。这个研究组由地质研究所的钱方、赵国光、浦庆余和王德山四人组成。四人在出发前经过收集资料和研究分析后认为，在拟开展的工作地区中，元谋盆地是首选。于是，3月下旬他们在组长赵国光的带领下，从北京经由昆明来到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元谋县。

当时元谋县交通闭塞，仅有一条土公路与昆明相连，汽车要开两天。整个元谋县内除一趟班车外，只有一辆汽车——医院救护车。所以在日常勘测时，地质队的队员们只能靠两条腿跑，一般每天要跑四五十里路。可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找到了已经有170万年历史的元谋人的踪迹。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他们经常要向当地老乡打听情况。有一天老乡告诉他们，上那蚌村附近“龙骨”很多，传说有十条龙死后埋在那里，所以叫它“十龙口”。地质队的队员立刻赶往那里，展开踏勘和调查访问。几天下来，他们确认上那蚌村这一带地层出露好，化石多，构造现象清楚，因此，决定把这里作为工作重点。

他们住在一位当地老乡家，由于勘测任务繁重、时间紧，他们不得不争分夺秒地开展工作。有时地质队员们清晨就出发了，天黑才回到住地，饿了就吃几口带的馒头，渴了就喝几口泉水。

5月1日是劳动节，是法定的节假日，可地质队员仍把它当工作日对待。这天一早，钱方、浦庆余和王德山这几个年轻人带上地质锤、小铲和装化石的书包，赶往勘测点工作了。元谋盆地受盆地气候和西南季风气候的影响，才4、5月份就闷热难当。这天天气晴朗，三人分头在一个个小土包上，一条条沟沟坎坎里搜索化石，不一会儿就汗流浃背，但几个人收获了不少化石，最多的是云南马牙、鹿牙和破碎的鹿角、牛牙，也有少许象牙及啮齿类的牙床，还有一些动物肢骨。每当找到这些化石，他们都用预先准备好的棉纸把它包好，化石比较集中的地方还给它编上号码，并将化石所在的层位记录清楚。一天下来，三个人的书包都是满满的了。

下午5点左右，钱方在距上那蚌村西北800米的一个土包下，发现了几颗半露出地面的云南马化石，在这几颗化石旁边还有一些类似牙齿的化石。由于这些化石大部分埋在土中，表面只露出一些痕迹，还无法做出辨别。钱方用地质锤的尖端，小心翼翼地进行挖掘，一枚化石渐渐地露出地表，挖出后仔细观察，应该是人牙！带着兴奋的心情，钱方在这颗牙齿的出土处继续寻找新的化石，很快又挖出一颗。经过比较，这两颗牙齿似乎是两枚上两侧门齿，一左一右，他把牙齿化石捧在手中，如获至宝。这时浦庆余和王德山两人也先后来到这里，当他们看到这两颗浅灰白色的、石化程度很深的牙齿化石，非常兴奋，也认为这应该是猿人的牙齿。几个人又在这小土包周围寻找化石，希望能找到更多的人类或猿类化石材料，但可惜的是只找到其他一些哺乳动物化石碎片和牙齿化石。天已经渐渐黑了下来，又开始下起雨，他们只得回到上那蚌村住地。

回到住地，三个人马上取出这两颗门齿化石，仔细地琢磨起来。他们翻开书本找出“北京人”的门齿素描图跟这两颗门齿进行对比，甚至张开嘴将这对门齿和自己的门齿进行比较，结果一致认为这对门齿很可能是猿人的门齿。可没一会疑问又来了，这对门齿比现代人的门齿要粗大，会不会是巨猿的门齿？由于他们不是古人类研究专家，所以当时无法对这对门齿得出一个较肯定的结论。但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两颗非常有价值的门齿化石，便把它用棉花包好，装在一个带有玻璃盖的方纸盒里，准备带回北京请有关专家作详细的研究和鉴定。

第二天一早，他们又回到发现牙齿的小土包，进行了搜索和简单挖掘，结果找到了几颗马牙、牛牙、鹿角和一些化石碎片，但再没有找到其他的人类化石。

回到北京后，他们专门向有关专家汇报了这两颗牙齿的发现情况，并提出了初步的看法。经过中国地质博物馆胡承志的初步研究鉴定，认为基本形态可以与北京人同类牙齿相比较，故被定为直立人种中的一个亚种，并以发现这一化石产地的元谋县城命名，定为“直立人·元谋亚种”，简称为“元谋人”。这是我国首次在早更新世地层中发现的古人类化石。

1972年2月22日，新华社报道了这一重要发现和初步研究成果，引起了国内外科学界的极大关注。元谋人的故乡吸引着中国和世界古人类学家纷纷来这里考察研究，围绕元谋人开展了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元谋这个人类文明的孕育地，也在默默地等待人们进一步揭示它的奥秘。

第二年的冬天，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云南省博物馆、元谋县文化馆等单位组成发掘队，对元谋人遗址及元谋盆地进行多学科科学考查和发掘工作，在该地点同层位内找到刮削石器3件，有人工痕迹的石块3件，地表采集到石器10件，石料均为石英岩，不过，最让考古队员兴奋的就是炭屑的发现了。

1974年的一天，考古工作者们像往常一样紧张有序地工作着，忽然，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快看，是炭屑！”大家立刻扔下手里的活围上前去，经过研究后初步认定是炭屑遗存。经过深入发掘，炭屑遗存越来越多，最让考古队员兴奋的是炭屑与哺乳动物化石“共生”的现象，发现有炭屑的地方就能找到动物化石，有动物化石的地方大都也能找到炭屑。是自然火还是人工用火的遗迹？考古队员们苦苦思索，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根据地层来看，这里是靠近湖边的浅水地区，粘土层中常夹有砾石，哺乳动物化石上常有豪猪咬啃的痕迹等等，说明这里不是远古人类的住地。那这些炭屑是哪儿来的？考古队员在发现炭屑的附近展开了调查，认定这些炭屑不是火堆原处的灰烬，而是从附近岸上被雨水冲下来的，说明元谋人的居住地距这里并不远。

“用火”，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用火使人类支配了一种自然力，是人类文化上的巨大进步。看来元谋人不仅制造和使用石器，很可能已经会用火了。

1984年12月中旬，北京自然博物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单位又在该遗址南偏东300米处，比牙齿化石出土层稍高的地层内发掘到元谋人胫骨化石一段，尖状骨器1件，有人工痕迹的骨头2件。

两年后，元谋县又有了新的重大发现。这些新发现为人类的演化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化石资料。1986年10月5日，元谋县物茂中学初一学生、彝族姑娘李自秀在竹棚村西偏南约1公里的豹子洞箐发现了重要化石。她和她的舅舅一起，将80公斤重的化石扛到昆明，交给了云南省地质矿产研究所工程师。工程师当即从化石中挑出了一颗人类牙齿，经考证，这颗牙齿距今约210万年，专家将这一人类命名为“东方人”。

为了进一步考古发掘，这一年的12月，云南省成立元谋古人类考古联合发掘队先后分别对豹子洞箐进行了6次试掘和发掘工作，在该地区共获古猿牙齿化石67枚，以及上千件约40个种类的三趾马动物群化石标本。与此同时，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云南省地质科学研究所等单位，初步对豹子洞箐地区完成了地层划分、年代测定样品的采集等工作。经初步研究，这些古猿化石可分为两大类型，即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其时代为上新世，距今约400万年。

元谋古猿化石的发现，填补了我国上新世该类型古猿化石材料的空白。同时，对研究人类起源与演化及其地理分布，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物茂乡的发现并没有就此停止，1987年1月中旬，李云芬、李自秀母女俩按元谋人陈列馆安排，在物茂乡小河蝴蝶梁子采集化石时发现一件古猿左上颌骨化石、单枚牙齿化石21枚。3月，由云南省博物馆、楚雄州文物管理所、元谋人陈列馆组成的元谋古人类联合考古发掘队，对小河地区进行正式发掘。考古队员陆续又在元谋县小河村地区的蝴蝶梁子出土了比“东方人”更早的人类化石，距今约270万年。化石中有一段左股骨，比现代人的略粗，从这段股骨可判断，当时的人类己能直立行走。专家将这一人类命名为“蝴蝶腊玛古猿”，认为“蝴蝶腊玛古猿”是东方人的直系祖先。这个结论将中华民族史推前了100万年。发掘工作一直持续到1990年，先后发掘共7次，共获元谋古猿头骨1件，上颌骨4件，下颌骨7件，单枚牙齿1093枚，以及大批哺乳动物化石标本。经初步研究，这批古猿化石和竹棚村豹子洞箐遗址出土的古猿化石一样，属于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两大类型，其时代均为上新世，距今约400万年。

我国西南地区，尤其是云南地区，是我国迄今所知最早的人类发展、演化的重要地区。考古学家还认为，“元谋人”北上越过金沙江，到甘肃、青海成为古羌戎人，继续往东北越过白令海峡进入美洲，成为印第安人的祖先。

元谋人遗址出土文物

石器是人类远古祖先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武器。工具的制作标志着人具备了自觉的能动性，并最终脱离了动物界。在元谋人遗址中先后出土的石制品共7件，在地表还采集到10件石器，人工痕迹清楚。原料为脉石英，器型不大，有石核和刮削器。它们和人牙虽不居于同一水平面上，但层位大致相同，距离又不远，应是元谋人制作和使用的。有些加工较为精细，其中有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等，这说明元谋人已经开始制造工具。根据已发现的细石器材料看，其中有很多凹口深的刮削器，它们被认为是用来加工箭竿、骨针之类的器具的，这证明当时人类的狩猎活动已很发达。

在元谋化石层出土了大量的碳屑，这表明元谋人在当时已学会用火了，元谋人亦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用火人。发现的炭屑多掺杂在粘土和粉砂质粘土中,少量在砾石凸镜体里。炭屑大致分为3层，每层间距30-50厘米，最大的炭屑直径可达15毫米，而且常常和哺乳动物化石伴生。此外还发现两块黑色的骨头，经鉴定可能是被烧过的。研究者认为，这些是当时人类用火的痕迹。这一发现，如确系人工用火证据，则把人类用火的历史大大提前。

与元谋人共生的哺乳动物化石，有泥河湾剑齿虎、桑氏缟鬣狗、云南马、爪蹄兽、中国犀、山西轴鹿等29种，绝灭种数占总数的84％。动物群中在上新世和早更新世的占38.8％，这表明元谋人的生存时代不会晚于早更新世。有人根据动物化石及植物孢粉分析，认为当时的自然环境呈森林草原景观，气候比现在凉爽。

元谋人化石包括两枚上内侧门齿，一左一右，属于同一成年人个体。齿冠保存完整，齿根末梢残缺，表面有碎小裂纹，裂纹中填有褐色粘土。这两枚牙齿很粗壮，唇面比较平坦，舌面的模式非常复杂，具有明显的原始性质，被命名为“元谋直立人”，俗称“元谋人”。

另外，在元谋遗址还发现了比元谋人更加古老的“东方人”，以及距今有400万年之久的“蝴蝶腊玛古猿”化石。

元谋人文化遗址现状

元谋人化石的发现与研究，将我国人类历史推前了100多万年，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早期类型直立人的代表，因此云南的元谋有“人类童年摇篮”之美誉。

1982年2月23日，该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9年元谋县人民政府在县城中心修建了“元谋人陈列馆”，同年9月建成，由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题写了馆名。陈列馆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采用宫廷式仿古建筑形式营造，庄严古朴。

陈列馆展厅分三个部分，主要陈列有珍贵的元谋猿人化石，元谋人制造和使用的骨器、石器，以及同年代的云南马、剑齿象、剑齿虎等40多种哺乳动物化石。同时陈列的还有元谋县境内出土的约400万年前的古猿头骨、颌骨、单枚齿列牙齿化石，三趾马、古乳齿象、剑齿虎头骨等50余种哺乳动物化石。陈列的方式十分独特、新颖，反映出人类社会史前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详细介绍了人类起源与发展的简史，系统地展示了原始人类的进化环节。目前，“元谋人”陈列馆被命名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人类的第一个化学发现

人类的第一个化学发现是什么？答案是对火的认识和利用。火产生的方法很多，比如火山爆发、雷电袭击、陨石落地等都可能产生火。元谋人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接触到火，并且慢慢了解到火可以带来光明、取暖御寒、烧烤食物、驱走野兽。于是，他们开始了对火的利用。元谋人的火种都是从野火中引来的，并且努力维持火种，遗址中发现的大量的炭屑和被火烧过的动物骨骼，距今已经有170多万年，这是已知的人类最早的用火遗迹。火的使用使人类自身的体质和大脑得到进一步进化，从而最终把人和动物分开，使我国古老的猿人慢慢开始了向现代人的转化。 　　

湖底淤泥中的惊世文明——跨湖桥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跨湖桥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城厢镇湘湖村跨湖桥

发现及发掘时间：1990年发现并首掘，2001年进行第二次发掘，此后发掘工作持续至今。

距今历史：7000-8000年

考古地位：是浙江境内发现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为探讨长江中游和下游的文化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也为研究当时整个长江流域的文化格局以及此后的变迁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其器物特征不同于长江下游地区已知的各支考古文化，是一支全新的、独立的文化类型。

浙江省跨湖桥遗址位于杭州市萧山区西南约4公里，浙江第一大河钱塘江与浦阳江流经这里。遗址及周围地区是古湘湖，现已大部分淤积，正是这些三四米厚的湖床淤泥有效地保护了下面七八千年的古老文化。跨湖桥遗址发现以来却受到了“冷落”，直到2004年，跨湖桥文化才作为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一种独立的文化类型被考古界所确认。

考古发现过程

跨湖桥遗址处在旧湘湖湖床的下面，早在20世纪初，湘湖就已经名存实亡。古湘湖湖底千百年来形成的淤泥，成为制造砖块的优质原料，淤泥保护了跨湖桥文化，也同样使这古老的文化遭受了严重的灾难。

1970年前后的某一天，湘湖村的村民听到一个消息：杭州砖瓦厂要在冷饭滩附近设立一个新的取土点。消息一传开，湘湖村村民连夜突击，围堤抽水，抢占阵地。当时冷饭滩一带属于无法正常耕种的沼泽地带，取土的第一步必须围堤抽水。那一晚，一家新的砖瓦厂诞生了，这就是后来的萧山城厢砖瓦厂，挖土制砖的人们便在不知不觉中蚕食旧湘湖底下的这座文化宝库。

跨湖桥真的是河姆渡的“后辈”？参加跨湖桥遗址发掘的工作人员不愿意相信。但由于第一次发掘出土的文物较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跨湖桥遗址重要性的认识，研究工作未能进一步深入，跨湖桥遗址就在这些怀疑中被“冷冻”了十年。就在它受“冷落”的几年间，跨湖桥遗址第一次发掘现场已遭到破坏，考古学家再也难以找回这一远古人类的居住区。

200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浦阳江流域进行新石器时代遗址专题调查，调查步骤是从上游往下游走，跨湖桥是调查的最后一站。12月20日，考古调查队来到跨湖桥进行试掘，没有新发现。几天后，根据当地民工的指引，转移到取土坑东部继续探掘，终于发现了文化层堆积。这时，这一地带已经被列入砖厂冬天的取土计划，为了保护遗址，考古队马上决定再一次进行抢救性发掘。

这次发掘于2001年5月正式开始，发掘的面积并不大，仅为350平方米左右，却出土了一大批陶、石、骨、木器，其中陶器复原器近150余件。出土器物形态及其组合迥异于河姆渡、罗家角等附近地区发现的早期文化遗址，可明确为一个新的、独立的考古学文化类型。

为了再次给跨湖桥的文物测定确切年代，考古队把取到的标本送到北京大学等5个不同的权威机构进行科学测定，测出的数据达28个之多。得到的结论却是惊人的一致，这些科学研究无可辩驳地说明，跨湖桥文化距今为7000至8000年。“冷冻”了十年的跨湖桥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并入选了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这次发掘还传出一个“垃圾堆里捡珍宝”的美谈，因为这次发掘挖出了一个远古垃圾场，而品种繁多的千古垃圾又是传递古人生活、生产、思想、文化等重要信息的载体。古人往往将村落临水的湿地当作倾倒垃圾的场所，跨湖桥遗址的第二次考古发掘结果，再次证明了这点。出土的大量牛骨、鹿骨等正是古人吃剩的垃圾；大量的陶器碎片正是古人的遗弃物；破碎的骨耜正是古人丢弃的已不能使用的生产工具……

但跨湖桥文化却不能理解为仅仅是古人遗弃的垃圾，跨湖桥遗址在第一次发掘中，就已发现了建筑遗迹和多处房屋遗迹。更为重要的是，还发现了两座贮藏窖，里面贮满了橡子，这是古人贮藏的食物。显然，第一次考古发掘，挖到的是古跨湖桥人的居住区。?结合前后两次的考古成果看，跨湖桥是一个完整的文化遗址。

这次发掘的结果使跨湖桥遗址作为独立的文化类型引起国内专家的极大兴趣，为了补充更多的资料，同时也是为了抢救地下文物不受进一步破坏，2002年9月底，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了对跨湖桥遗址的第三次发掘。

由于跨湖桥遗址被破坏严重，第三次开挖的探方大多处在遗址的破坏边缘，所以大都不完整，实际发掘面积约350平方米。但就在这里，却“驶出”了人类最古老的独木船。

考古工作人员以前就听村民说在这一带发现过木船，跨湖桥的发现者郑苗也曾报告发现过“小船”，但在前两次发掘中并没有发现古船。跨湖桥真的有古船吗？考古队暗暗地把寻找古船的踪迹作为这次发掘的目标之一。

最早发现古船的蛛丝马迹是在11月11日，当时考古人员正在探方里整修台阶，在地下第9文化层里，突然发现了一个木制品，形状看起来很像是木船的一个角。一下子，在场所有人的精神都振奋起来，似乎重大的发现立刻就要揭晓一般。随着清理面积的扩大，独木舟的一个凹面显露出来。因为早就相信这里有古船，这个发现让现场的考古队员兴奋异常：“我们发现了独木舟！”

经过不断发掘，在相临的三个探方里都发现了船身。独木舟的船头直到19日才被发现，由于当时船身中段还埋在一个隔梁里，而且船宽度不一，所以还以为这是两条各长2米多的独木舟。21日，考古队员打掉了中间的隔梁，世界第一古船的真面目才完全地展现在今人面前，而且长达5.6米。在这条独木舟的两侧，还发现了许多木棍，专家推测这些木棍是用来固定或支撑独木舟的，并推测这里是一个独木舟的生产或修理作坊。

2003年10月初，考古学家再次对跨湖桥遗址进行发掘。这次发掘从2002年发现的遗址东侧开始，出土了一批陶器、木器、骨器碎片，其中有一只保存完整的骨哨。考古人员希望通过对跨湖桥遗址的深入发掘，更全面地了解距今八千年的跨湖桥遗址文化。

目前，对于跨湖桥遗址的发掘仍在有序进行。

跨湖桥遗址出土文物

跨湖桥遗址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木器、骨角器等，还在遗址中发现了灰坑、黄土台、残存墙体等建筑遗迹。由此，专家确认跨湖桥遗址是一处内涵丰富、文化面貌独特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

在出土的文物当中，陶器最为精致和独特，其制作的精致程度要高于河姆渡时期，除器形规整匀薄外，主要指彩陶与黑光陶工艺。彩陶保存的鲜艳程度十分好，而且发现的完整器物较多，彩陶的分布位置及组合形态也十分清晰。

陶器的彩饰分为厚彩和薄彩两种，都施于均匀细腻的陶衣上。薄彩一般施于圈足盘的内壁，有红、黄、黑等色，从口沿向内垂挂的环带纹、半月纹最为普遍。另外，还有一些双腹盘从上到下分层设组，各有题材，十分讲究，专家推测这类器物不是实用器皿,而已经被充任礼器、祭器。最有特色的是厚彩，施于器物的外部，如罐的肩颈、圈足盘的圈足等位置。彩纹一般为以圆形镂孔为中心的放射线，肩颈部位多以组合纹饰出现，其中“太阳”纹引人注目。在手法上，点彩别具个性，往往与条纹、波浪纹相配合。厚彩材质似乎加了某种作为粘合剂的泥料，脱落后留下的乳白色痕迹仍旧清晰可辨。

黑光陶一般见于豆、罐两类器物。浙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文化也出土了很多泥质黑皮陶，初见很容易相混，其实胎质完全不同，外露的光泽也是不一样的。跨湖桥出土的这种黑光陶主要是一些红内黑的器物，如钵类器，内壁十分光亮，为江南其它考古学文化所不见。专家推断，这些黑光陶除了应用还原焰烧造技术外，还经过精心的打磨。器物上常见周正的弦纹、棱纹，分明使用了轮制技术。考古界一直认为距今6000多年前才有了慢轮修正术，跨湖桥出土的陶器却把这一时间推进了1000年。

跨湖桥陶器的群组合也十分新颖。从器名上看，也只有釜、罐、钵、豆、甑几种，但形态却完全是新的。如钵型釜、扁腹双耳罐、盅型钵、双腹豆。而且纹饰也愈加丰富与成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拍印的方格纹的出现，在以往的浙江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这种纹饰从未出现过，但在跨湖桥遗址却出土了相当的数量，而且多呈菱形。另外还有蓝纹、篦纹、指甲纹、戳印纹以及“工”字、“卜”字、三角形、方形、圆形等镂空形式。

出土的有机质遗物中，骨器数量不少，包括耜、镖、镞、哨、针、纬刀、簪、双尖叉形器及一些功能不明的复合工具。骨耜用大型哺乳动物的肩胛骨制作，端部有圆型插孔用以装柄，经研究发现成孔方式是用火烫灼后再行挖凿的。另外还有很多用动物肢骨的骨壁、肋骨加工而成的骨具，磨制精致。出土的一件骨针长9厘米，最大径不足2毫米，孔径不足1毫米。同时还出土了纬刀、双尖叉等纺织工具。

跨湖桥的动物群比河姆渡遗址简单，从出土的动物遗骨来看，包括鹿、猪、牛、狗、獾、鹰、鳄和豚等。猪、牛等动物的牙齿磨损度普遍较高，这是跨湖桥人肉食大多来自狩猎的证据，因为老迈的动物缺乏抵抗力，容易成为捕杀对象。说明狩猎在跨湖桥时期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跨湖桥遗址还出土了很多木桨，其中一半是半成品，上面满是清晰的刀砍斧削痕。数量最多的是木锥形器，尺寸近似筷子，中间稍粗，一端平头，另一端尖；另一种木锥的一端削成扁舌形。另外还出土了数件木“簪”。

遗址出土的石器也很有特色，器形主要有斧、锛、凿，还见有极少量的镞、石片形刀、石杵、磨盘等。石质多为青灰色的硬质沉积岩，附近地区无法找到这种岩材，应该从远方交换得来。

充满疑团的跨湖桥

2002年3月27日，来自北京大学、故宫博物院、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等单位的20余位专家会聚萧山，针对跨湖桥文化类型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面对着疑团重重的跨湖桥文化，许多在场的专家学者禁不住发出了“太意外”、“看不懂”的感叹。

1.高超的彩陶制作技术

跨湖桥文化是一种高龄文化，它的稻作农具骨耜，在制作上十分粗糙，远不及河姆渡骨耜精细，出土的大量兽骨也表明古跨湖桥人还是以狩猎为主。但是，7000年前的跨湖桥人却掌握了高超的陶器制作技术，特别是通体磨光的黑光陶器，似乎与距今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中的黑皮陶器有着某种联系。难怪当初会有专家认为跨湖桥文化是河姆渡文化的后辈，至今专家们也无法解释跨湖桥文化遗存中的这种“青春色彩”。

2.骨针和蚕丝线

在跨湖桥遗址的第二次考古发掘中，还出土了不少负载重要信息的宝贵物品，其中就有一枚精巧的骨针。这枚骨针针眼相当细小，即使采用今天的棉纱线或涤纶线，要穿过这个小针眼也不容易。那么，古人究竟用的是什么线？当时不可能有棉纱线或涤纶线，要穿过这么细小的针眼，只能使我们想到了蚕丝线。难道距今七八千年的跨湖桥人已经在接触蚕桑了？考古学家至今也不能得出答案。

3.使用中药的祖先

跨湖桥遗址中还有一个小陶釜，底部有烟火熏烧的痕迹，釜内有一捆植物茎枝，共约30余根，长度在5至8厘米之间。由于陶釜已烧裂，古人将其丢弃了。陶釜内的植物成了考古工作者关注的重点，他们推测这捆植物是远古的中草药，遂将标本送往药品检验所进行检测。但由于标本的有机质不足，难以确定其具体的药性和名称，只能定为“茎枝类”。虽然至今也无法确定是什么中草药，但这一考古新发现对研究我国中草药的起源，尤其是煎药的起源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4.黏合剂

细心的考古工作者在清理陶片时，还意外地发现一块黑光陶片上有修补的痕迹，但是，目前还不清楚古人是用什么黏合剂来修补陶器的。

5.跨湖桥的毁灭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跨湖桥文化是突然之间消失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作为跨湖桥文化继承者的证据不足，这种文化缺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尚是未解之谜。

有很多专家认为，跨湖桥文化的毁灭，最可信的推断就是毁于海水侵袭。据地质水文资料载，从全新世初期开始，东海大陆架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海侵，这次海侵在距今6000-7000年达到高峰，包括会稽山脉在内的宁绍平原周围地区，沦为一片浅海。这次大规模的水淹对跨湖桥文化的前途带来了根本性的影响，钱塘江、浦阳江泛滥更加速了这一带环境的恶化，今日凶猛的钱江大潮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结合历史记载来看，今天会稽一带的自然环境最符合大禹治水的历史条件，如果这段神话是史实，那么跨湖桥遗址大约不幸落在治水无为的鲧的时代，治水的失败就是跨湖桥遗址结局的写照。

跨湖桥文化的难解迷团给江南沿海一带的考古科研提出了一个个新的课题，只有等待着考古发掘及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让这些迷团大白于天下。

跨湖桥之最

1.弓钻取火

跨湖桥遗址出土了很多奇形怪状的木器、石器，这些器具的本来面貌是怎样的？跨湖桥人到底将文明推进到什么程度？经过对这些奇特器具的研究，考古学家做出了解答。

据考古资料显示，一万八千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可能掌握了钻木取火技术，但遗址中并没有出土取火工具。跨湖桥遗址出土的奇怪的工具，经考古学家考证是弓钻取火的工具，说明跨湖桥人已经掌握了人工取火技术。

通常一个弓钻是由钻柄、钻身、钻头和弓等部件组成，从跨湖桥文化遗址发掘的一些史前文物看来，弓钻的主要部件已经具备——从弓钻的组成看，骨制复合器就充当钻柄。

在跨湖桥文化遗址发现的复合器由动物骨头做成，因为被长期使用，其表面表现出古玉所特有的包浆状。木质管形器是钻身，木锥则充当钻头，尖端有黑色炭化现象，炭化稍上方有一个“小台阶”，这是为了防止木锥尖端无限制往下钻取。

这些工具拼接起来就成为弓钻，然后在木块里加入引火物质，再配上一个用木条做的带绳索弓弦的弓，将绳索绕在转杆上，将弓来回拉动，就能取得火苗了。

2.慢轮制陶术

跨湖桥遗址出土的“黑光陶”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尤其是罐口的7条环状平行弦纹。这些环状平行弦纹到底是用什么技术制作出来的，一直是个谜。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深入，一个木质陶轮底座出现在考古学家的面前，这个木质陶轮底座不仅解开了环桩平行弦纹的谜底，更由此证实了跨湖桥人已经掌握了慢轮制陶的技术。

黑光陶器的弦纹就是用陶轮修整技术加工成的。制作黑光陶时，只要将未干的陶胎置于陶轮的转盘上，并仔细对中，用一手转动转盘，另一手用木器、骨器或石器接触要修整的胎体，经过多次转动后，就可以在胎体上留下所需的环状弦纹了。

陶轮的出现是制陶业的一场革命，以往陶器制作都是用泥条盘筑，然后通过手工捏拍制作而成。这样制作出来的陶器不够圆，厚度不均匀。而慢轮制陶技术使得陶器形状更好，厚度均匀，弦纹则能大大增加陶器的美观。之后，在慢轮制陶技术上发展起来的快轮制陶技术则更先进，它曾制作出厚度只有2毫米的“蛋壳陶”。

世界最古老的陶器发现于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距今12500年前。而跨湖桥文化遗址是8000年左右的，也就是说，其间经过近5000年的劳动探索，先民们终于发明了慢轮制陶技术。

据考古资料认定，世界最早的陶轮出现于西亚两河流域，距今5700到5300年。以往，在我国距今7000年左右的半坡遗址已经发现了陶轮加工特征，但没有发现陶轮。而此次跨湖桥文化遗址发现木质陶轮底座，也就证实了中国的陶轮技术先于西亚两河流域2000多年。

3.海水制盐

在研究跨湖桥“黑光陶”黑亮之谜时，专家发现8000年前湘湖人已会海水制盐。

考古学家在对40件黑光陶陶片的表面和内部化学成分进行测试时发现，被测陶片基本是夹碳陶，而且氧化钾和氯化钠的含量非常高。

黑光陶中高含量的氧化钾并不完全来源于陶器的胎土，还来源于草木灰。同时，黑光陶表面氯化钠含量最高达1.83%。这些盐和氧化钾经过一系列化学反应后，形成钠钾铝硅酸盐玻璃相，从而使黑光陶又黑又亮。

但这些盐是从哪里的来的？实验数据表明，通常海水的食盐含量是大大低于黑光陶表面所测出的食盐含量的，由此可能推断，古人制黑光陶时应该是有意识地加入一些利用古老海水制盐法制作出来的原始食盐。同时，古人还在制陶实践中逐渐摸索出了利用草木灰、食盐和黄铁矿作泥釉的制陶工艺。

4.最早的独木舟

在跨湖桥遗址还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独木舟。这只独木舟出土时船头朝东北，船尾向西南，非常狭长，接近船尾有一小部分因为砖瓦厂取土而被截掉。船现长5.6米，船身最宽处为53厘米，船体深20厘米，船帮有部分被损坏，因而宽窄不一。考古专家依据古船出土的地层年代，推断出独木舟的“年龄”约为7600到7700岁。

跨湖桥的这条独木舟的发现，把迄今发现最早古船的年限再次向前推移。在此之前，江苏武进曾发现距今2000多年的独木舟，这条独木舟在很长时间内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古船。河姆渡遗址也曾出土过7000年前的船桨，以及可冲气浮于水面的兽皮，但并没有发现木船的整体。从世界范围来看，最早的古船要算是埃及墓穴出土的“太阳船”，距今约5000年。在英国约克郡曾经出土过距今达9500年的船桨，但并没有发现整船。跨湖桥古船的发现，把全国纪录和世界纪录一下子向前推了2000多年，堪称一个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