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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国最早的稻物遗存

在跨湖桥遗址中还出土了农用工具骨耜，这些骨耜使考古学家开始关注跨湖桥的农业遗存。

为了深入了解跨湖桥是否开始种植水稻的问题，研究人员对跨湖桥遗址进行了植物硅酸体分析和植物遗存调查。植物硅酸体分析结果显示，除第11层外，其他各层都有来自稻叶片运动细胞的遗存，并且形状较大，与现代栽培粳稻的相似。稻物遗存调查显示，湖桥遗址中有大量的稻谷、米和谷壳等古稻遗存中，谷粒型与现代栽培稻的籼稻相似。研究结果表明，跨湖桥遗址的古稻可能是尚未完全分化的群体。虽然，跨湖桥人以狩猎为主，并没有创造河姆渡人那样辉煌的农业文明，但他们已经掌握了水稻种植技术。

跨湖桥遗址现状

跨湖桥遗址是新发现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内涵特殊，不同于以往确立的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体系，为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1999年跨湖桥遗址被萧山市人民政府公布为文物保护点。

为了保护跨湖桥遗址，2001年，萧山区政府禁止当地砖瓦厂在遗址范围内取土。第二年萧山区人民政府又下达文件要求当地砖瓦厂停产，在遗址范围内取土二十多年的萧山城厢砖瓦厂也在停产之列。2003年，萧山区政府在遗址现场设立了值班人员。

跨湖桥遗址独木舟及相关遗迹的保护工作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04年10月召开了有全国及省、市有关专家参加的独木舟保护方案论证会，通过了《跨湖桥独木舟遗迹原址保护可行性方案》，各项保护工作正有序进行。

2004年12月17日下午，在“跨湖桥遗址考古学术研究会”上，来自著名权威机构的35位专家学者一致认为，跨湖桥遗址的文化面貌新颖独特，其器物群基本组合、制陶技术、彩陶风格等不同于浙江境内任何一支已知的考古文化。因此，可将跨湖桥遗址视为一个单独的文化类型，这意味着“跨湖桥文化”作为一个全新概念，成了中国考古界的一个共识，与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马家浜文化等全国数十个考古文化概念并驾齐驱。跨湖桥文化的命名，不仅是萧山历史文化悠久的实证，也给江南沿海一带的考古科研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是中国考古学中一个崭新的研究成果。

跨湖桥遗址陈列馆建设工程也于2005年12月18日开工，建筑面积700平方米，位于湘湖旅游度假区内，并于2006年4月20日正式对外开放，馆内集中展示跨湖桥出土的珍贵文物，是萧山8000年历史的缩影。

馆中的陈列厅分为三部分，第一展厅以出土陶片精心拼接成的釜、罐、钵、盘、豆等陶器为主，并展示部分牛、鹿、狗等兽骨，十分引人注目的太阳纹彩陶和黑光陶陈列其中。第二展厅展出的有独木舟以及船桨、禾科类纺织物、石器、骨器等，其中的骨器和石器非常精致优美。影视厅播放的是全面介绍跨湖桥遗址考古过程及其意义的纪录片，全面展示了8000年前跨湖桥人类制造独木舟、古老磨床以及畜养的家猪骨骼、种植的稻谷的场面。

目前，萧山区委、区政府决定结合湘湖开发，在跨湖桥建立遗址公园，并为跨湖桥遗址积极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湖底淤泥中的惊世文明

最早走近跨湖桥遗址的是杭州砖瓦厂的一位厂医，名叫陈中缄。陈医生多年来养成了一种习惯，那就是巡视湘湖一带砖瓦厂取土坑。每次他都能在这些土坑里找到一些被路人视作破烂，他却称为文物的东西。随着拣到的“破烂”越来越多，陈中缄把情况报告了县文物主管部门，却没有得到回应。

真正让跨湖桥遗址走进考古学家视线内的是一个叫郑苗的学生。郑苗家在湘湖边，从小学开始他就对这些出土物感兴趣，看到一些精致奇特的，便拣回家里。就这样，郑苗一直到上大学还保留着收集古物的习惯。由于在学校他多少接触了一些文物方面的知识，意识到自己收集到的古物很可能是珍贵文物，就把他的发现告诉了老师。

1990年5月30日，萧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接到浙江广播电视大学萧山分校的电话，告知有同学在城厢的挖土现场发现了文物，这个同学就是郑苗。文管会的工作人员立刻赶到学校，看到了郑苗出示的一些石器、骨器。第二天下午，工作人员在郑苗的带领下来到城厢砖瓦厂的取土现场。现场一片狼籍，随处可以见到陶片、兽骨。凭着职业的敏感，他们马上发现了挂在取土坑剖面上的文化层堆积。

跨湖桥遗址在迟到近20年后，终于被正式发现，而此时，该遗址已历经20年的取土。为了抢救文物，文管会在取得砖瓦厂的支持、配合后，决定进行考古发掘。

1990年10-12月，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和萧山博物馆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地处杭州萧山湘湖之滨的跨湖桥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这次发掘的总面积为330平方米，除发现建筑遗迹、房屋遗迹外，还发现了一些陶器、石器、木器、骨器等。由于遗址深埋于古泻湖底部，长期的浸水环境及深厚淤土的隔绝作用，一些有机骨质的骨木器很好地保存下来。

这些出土的文物中，引起考古工作人员极大关注的就是彩陶。当时发掘的陶片大多由考古队员自己清洗，彩陶就是在清洗陶片时发现的。从此跨湖桥遗址发现太阳纹彩陶的话题在浙江考古圈中流传开来。因为在浙江乃至东南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彩陶极为罕见，河姆渡遗址只发现过三片，而且无论是用彩还是图案均很生涩。从跨湖桥出土的彩陶来看，跨湖桥时期彩陶的制作工艺远比河姆渡成熟先进。

这些文物让考古学家们兴奋不已，为弄清遗址年代，考古工作者将出土的木块送到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进行年代测定，经测定得知跨湖桥遗址的年代为距今7000年至8000年之间。

结论出来后，很多专家都表示怀疑。在浙江有南北两支最古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两者距今都有7000年的历史。新发现的跨湖桥遗址虽然年代比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都早，但在文化类型上却不像是二者的源头。那么跨湖桥文化与河姆渡、马家浜文化到底是什么关系？由于跨湖桥出土的陶片展示了陶器制作技术上的“成熟进步”，并且明显比河姆渡的早期陶器要先进得多，于是专家推测：跨湖桥文化遗存是河姆渡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并且年代与河姆渡文化晚期相当。 　　

水稻发源地“罗家谷”——马家浜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马家浜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嘉兴市南湖乡天带桥村马家浜；嘉兴市桐乡县罗家角等

发现及发掘时间：1956年发现罗家角遗址，但并未发掘；1959年春发现南湖乡马家浜遗址，并于3月首次发掘。此后在长江流域陆续发现和发掘大量马家浜文化类型遗址。

距今历史：7170年左右

考古地位：马家浜文化代表着长江下游、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新时期时代中期以血缘为纽带的母系氏族社会文化，是长江流域早期文明的发源，其后续文化为崧泽文化、良渚文化，三者形成了一脉相承的区系文化特色。

江南文化的源头在哪里？多年来，人们一直众说纷纭。其实，只要稍加考证与研究，便不难发现，江南文化的源头就在嘉兴，即马家浜文化。江南文化源头，之所以多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首先在于对江南地域概念的理解不同，文化源头便也论说纷纭。

考古发现过程

按照以往的学术惯例，各种遗址文化大多是以首次发现及发掘地命名的。但马家浜文化却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历程，它的首次发现地并不是马家浜，而是在嘉兴市桐乡县一个叫罗家角的地方。

桐乡县地处杭嘉湖平原中部，罗家角在县西石门镇的东北约2公里的地方。遗址北临大运河，南依罗家角村，有小河自罗家角村流过，向北注入运河。遗址四周全为岗地，中部也有岗地将其分隔成两块水田。

1956年，当地农业生产合作社正在热火朝天地搞生产，结果农民们在罗家角的水田里挖出了大批兽骨和陶片。当地农民没有看过动物遗骨，但听说过“龙骨”可以入药的事情，便纷纷将其拿到中药铺出售。结果“龙骨”越掘越多，中药铺不收购了，农民就转卖给废品收购站。最后是收购站向文物部门反映，才使罗家角遗址出现在考古学家的视野里。

10月，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派人前往桐乡县罗家角调查，采集到石器、陶器、兽骨等若干，确定罗家角为新石器时代遗址。由于当时人力不够，对这一文化遗存也并不了解，认为没有太大的发掘价值，只是加以保护。1961年，罗家角遗址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罗家角遗址就这样沉寂了下来，历史的风霜湮没了曾经灿烂辉煌的远古文明，如果不是1959年马家浜惊世骇俗的重大发现，也许美丽的太湖流域还背着那“古来是蛮夷之地”的名声。

马家浜坐落在嘉兴市城南7公里的南湖乡天带桥村，东北面临九里港，西至坟屋浜，南为马家浜，是一个三河交叉的平原。1959年春，嘉兴南湖乡天带桥大队马家浜村在沤肥挖坑中发现大量兽骨和古代遗物，赶紧报告了文物部门，得到了很大的重视。同年3月，浙江省文物考古委员会与浙江省博物馆、杭州大学历史系、杭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等6个单位组成考古队来此进行了发掘，出土骨器53件、石器12件，同时还出土了很多玉器、陶器和兽骨。

这次发掘坑位于遗址中部，总计2l3平方米。遗址的文化堆积层分为两层，上层以灰黑色粘土为主，并有红烧土层和淤泥层，出土有兽骨、石锛、砺石、骨镞和各种质地的陶片，还有建筑遗迹；下层含有大量腐烂的兽骨碎片，另外还有骨镞、骨锥、骨针、骨凿以及石斧、砺石和陶片等。

考古学家还在这里发现了长方形房屋遗迹。这座房子南北7米，东西3米，门朝东。室内是经过加工的黄绿色土面，还有带树枝和芦苇痕迹的红烧土块堆积。下层中的居所较简陋，房基为椭圆形凹坑，还发现了碳化圆角菱，与现在的南湖菱相仿。经测定，马家浜文化的年代距今约为7170年左右，甚至比先于发掘的河姆渡遗址年代还略早一些。

最让人震惊的发现是位于上下层交接处的墓葬，共出土了30具人骨架。这些骨架埋葬密集、重叠，南北向放置，其中6具身旁有随葬品，生产工具置于腰部，装饰品置于头部，陶器位置不一。遗憾的是，当地农民害怕这些骨架给他们带来晦气，半夜起来把这些“马家浜人”偷偷捣毁丢到河浜里去了。

马家浜的遗憾还不止于此。发掘马家浜遗址时，考古人员还没认识到这是一处史前文化遗址，而是把它作为“吴越古战场”来认识、考证的。发掘前就已经探明马家浜遗址有15000多平方米，由于条件限制只发掘了213平方米。后来由于考古队员吃住问题难以解决，对马家浜遗址的发掘工作只好中止。

197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专家吴汝祚先生首次提出了马家浜文化的命名。1977年11月在南京召开的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学术讨论会上，著名的考古学家夏鼐根据长江中下游、太湖流域新近的考古成果，提出“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同是中华民族文化起源的摇篮”这一划时代的论点，并确认以嘉兴马家浜遗址为代表的马家浜文化是长江下游、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代表。

从此，马家浜文化正式定名。它的首次发现地罗家角遗址也于1979年开始了第一次发掘。

1979年11月下旬至1980年1月底，为配合罗家角农田基本建设，经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考古队对罗家角遗址进行了局部发掘。这次发掘开探方41个，发掘总面积为1338平方米，出土的完整器物达794件，同时还出土了大量的陶片、兽骨以及稻谷等植物遗存。

罗家角的遗址分4个文化层，都属马家浜文化，代表了马家浜文化的若干个不同发展阶段，丰富了马家浜文化的内涵。罗家角遗址的发掘，引起了中外学者的注意。1987年日本农耕史代表团专程到罗家角遗址考察马家浜文化；1989年，日本东亚稻作文化起源考古代表团也来到罗家角遗址进行考察，并认为罗家角遗址发掘出土的稻谷，证明中国的长江流域是日本栽培水稻的发源地之一。在日本出版的有关马家浜文化的书刊都把罗家角写成“罗家谷”，就是因为罗家角是水稻的发源地的缘故。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对马家浜文化遗址的发掘及研究逐步深化，浙江一带的马家浜遗址像雨后春笋一样层出不穷。1981年3月，考古队对余杭吴家埠遗址进行发掘；5月，嘉兴平湖大坟塘遗址出土泥质喇叭形红陶豆、腰沿釜、猪鼻形支座等，为马家浜文化堆积层；10月，对余杭吴家埠遗址进行发掘，清理马家浜文化时期墓葬7座。

1984年1月，嘉兴博物馆与上海自然博物馆及常州、苏州、无锡、湖州市博物馆联合在嘉兴举办“太湖流域古人类、古遗址、古文化展览”，并召开学术讨论会，将太湖流域作为一个单独的区系类型文化提出。到目前为止，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共发现了200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

马家浜遗址出土文物

马家浜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十分丰富，出土了大量完整或可复原的石、骨、木陶器物，其中石器包括石斧、石锛、石纺轮等，陶器有釜、盆、盘、钵、豆、鼎、碗、壶、纺轮等，骨器中有骨耜、骨哨。

马家浜的陶器独具特色，分为三期。早期陶器以灰黑陶和灰红陶为主，陶器成形基本采用手制。器表多素面或磨光，纹饰较少，主要纹饰有弦纹、绳纹、划纺、附加堆纹及镂孔等，器型以釜为主。马家浜出土的黑陶中有一件镂空黑衣陶壶十分精致，此陶壶器表施黑陶衣，撇口，短粗颈，折肩折底，圈足高而外撇，通体镂空装饰。此件镂空黑衣陶壶是马家浜文化的象征器。

马家浜文化中期出土的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仍有一定数量的灰黑陶和灰红陶，以素面的为多，绳纹基本消失，器型仍以釜为主。同时还出现了少量的鼎和较多的豆，还有牛鼻形耳的罐。晚期的陶器以夹砂红陶和泥质红衣陶为主，主要器型是釜、鼎、豆。马家浜文化最独特的是一种“腰沿釜”，鼎足一般为扁平或铲形，甚至有的鼎足为鱼鳍形。以腰沿釜为代表的马家浜文化陶器，体型大，器形多，已出现了三足器和袋足器。

罗家角遗址出土的四片白陶片也尤为引人在注意。白陶是瓷器的先祖，据当今科学分析，制作白陶的原料主要是高岭土，高岭土由于铁含量低而铝含量高，较红、灰陶耐得起高温。白陶烧成后外型洁白美观，坚硬耐用，人们对高岭土的认识和使用，为后来瓷器的发明和发展奠定了基础。马家浜文化的白陶比大汶口和龙山文化的白陶早了1500多年。

从制作工艺和焙制方法上看，马家浜的陶器是由手工捏制，泥条盘筑，轮盘旋制逐步发展起来的。焙制方式的演变则更加漫长，最早是原始的篝火式，把制好的陶坯堆放在一起，四周围上柴火烧制，但温度不高，难以焙制大的器皿。后来逐步形成陶窑。据考古学家推测，罗家角白陶应该是轮制的，否则不会这样光滑、均匀。焙制方法可能是用炉灶式。可见马家浜人的生产力水平比同时代其他部落要高得多。

马家浜、罗家角遗址还出土了很多磨光穿孔石斧、弧背石锛和角骨制耜、凿、锥和网坠等生产工具，说明当时的先民已经用磨制石器和骨角器开垦农田、栽种水稻、饲养家畜等。农业经济是马家浜时期主要的经济生活，特别是栽培水稻，培育出粳稻，是水稻种植的一大发展。为适应当地自然环境，渔猎经济在马家浜人的生活中也占有一定地位。

草鞋山遗址还出土了三块炭化了的纺织品残片，经过科学分析，这种织物用的原料是野生葛，纬线起花的罗纹编织，说明编织工艺已经具有了相当的水平，是迄今为止我国所发现的最早的织物标本之一。这说明马家浜人不再是赤身裸体，已经掌握了纺织技术。

从出土的遗迹看，地面木构建筑住房、公共墓地和俯身直肢葬式等等都表现出一种与黄河流域原始文化不同的文化形态。

马家浜之最

马家浜文化的“浮出水面”向世人展示了长江下游的远古文明，打破了古代文明起源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逐渐向四周辐射的“一元”说，并创造了很多堪称“之最”的辉煌文化。

1.最早的水稻栽植地之一

在罗家角遗址曾出土了156粒稻谷，经科学鉴定是距今7040左右的人工栽培籼稻和粳稻。这些稻谷颗粒较河姆渡遗址发现的略小，和现代栽培稻籼亚种的硅酸体十分相近。

世界上迄今发现的栽培水稻最早的国家有泰国、印度尼西亚，但其栽培年限不到6000年。日本发现的栽培水稻花粉距今约3200年，都比罗家角的水稻遗存晚了许多年。应该说嘉兴市是迄今所知我国水稻的最早栽培地之一，也是世界最早的水稻栽植地之一。

2.最早的织物标本

在罗家角遗址和最近发掘的宜兴骆驼墩遗址都发现了不少陶纺轮，专家考证后认为是是马家浜人用于纺织的工具。因纺织品是有机物，要保存六七千年非常困难，但在一些马家浜文化遗址出土了纺织品实物，有力地证明了马家浜人已经掌握了纺织技术，穿上了衣服。

草鞋山遗址出土的三块炭化了的纺织品残片，说明了马家浜人编织工艺已经具有了相当的水平。这三块纺织品残片是迄今为止我国所发现的最早的织物标本之一。

3.全国领先的生产生活工具

马家浜人在其他许多领域也都处于领先水平。石器的制作已基本定型且大多磨制平整，并普遍使用了管钻法的钻孔技术。对石刀的使用马家浜人也远比河姆渡人先进。

从交通工具上看，马家浜文化遗址出土了完整的木桨，同时还出土了形体硕大的木橹，说明马家浜人已能驾驭大型水上交通工具。在家畜饲养、捕鱼方式的掌握等方面，马家浜文化也有其进步的一面。如邱城遗址下层发现的遗物中，有陶网坠等捕鱼工具，而在河姆渡遗址两期发掘所出土的七千件遗物中却未见一件网坠等捕鱼工具，仅发现两件鱼叉，这可能不是一种偶然现象，都说明当时的马家浜在工具的制作上已经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江南古文化之源

江南文化源头应该是哪一种文化呢？答案只能是马家浜文化。

太湖地区耜耕农业的出现，以马家浜文化为最早，较河姆渡遗址发现稻谷的年代还要略早一些。马家浜文化遗址不仅有相当多的稻谷遗存，更重要的是还发现了水稻田。这些水稻田都分布在地势低洼的原生土上，包括草鞋山遗址的44块，绰墩遗址的46块，共计90块。这些水稻田的灌溉系统，可分为以水井和水塘两种灌溉系统，后者既可通过水口灌溉，又可排水。

马家浜文化之后的崧泽文化时期，发现了小型的三角形石犁。到良渚文化时期，这种石犁已经得到改进提高，器体得以增大，并广泛地应用到农业生产当中，犁耕农业发展起来。良渚文化发达的犁耕农业并不是良渚人凭空创造出来的，而是在马家浜耜耕农业的基础上，不断总结提高发展而来的。

马家浜、崧泽、良渚三个文化前后相继，一脉相承，但在田野考古和室内研究工作上，由于良渚文化出土了大量制作精致、纹饰新颖的玉器，促使了学者们对良渚玉器展开了较深入的研究。研究发现，良渚发达的玉器文明正是在马家浜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进步得来的。

礼制是良渚文化进入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而良渚文化礼制的出现，与马家浜文化的丧葬习俗有很大的关系关。马家浜文化遗址的墓葬中，都是以俯身葬为主，这是葬俗上的一个主要特点。随葬品主要是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陶器，炊器主要是釜，食器以豆为多，也有用罐、盆、杯。马家浜文化的丧葬习俗，随着社会的发展，到崧泽文化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逐渐向礼制—方面靠近，演变到良渚文化时期出现了礼制。

马家浜文化中还有各种各样的巫术活动。罗家角遗址出土的白陶豆，器壁厚薄均匀，造型规整，器表压印凸起的弦纹、勾连纹、曲折纹、菱形纹、月牙纹等组合成的图案。这样的白陶豆，与马家浜人日常使用的陶器有明显的区别，专家推测是与巫术活动有关的一种用器。由此可见，马家浜时期人们的巫术活动是相当盛行的，直到东周时南方的几个主要的国家，如陈、楚、吴、越等都十分盛行巫术，巫风的来源正是马家浜。

马家浜文化遗址现状

马家浜文化遗址与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一脉相承，它的发现，引起了国内外考古界的重视，证明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同是中华民族文化起源的摇篮。目前发现马家浜文化类型遗址已达200多处，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关注。

1961年，罗家角遗址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7月16日，国务院将罗家角遗址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布。

罗家角遗址的发掘证明了马家浜文化在我国史前文化考古中的地位，也雄辩地说明了嘉兴史前先民的智慧和创造，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罗家角遗址的发掘已载入《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和1990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确定了它在史前文化考古中的地位。

1989年，马家浜文化遗址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4月，浙江省文物局和嘉兴市人民政府在嘉兴联合举办纪念马家浜遗址考古发掘40周年座谈会，确立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脉络为：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同时，在嘉兴博物馆开展了“马家浜考古标本展”。

但马家浜遗址发掘后并未在社会上产生普遍影响，目前仍有很多人认为马家浜文化晚于河姆渡文化。浙江省博物馆史前文化陈列中有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的介绍，但却没有马家浜文化的陈列内容。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嘉兴市委、市政府把宣传、弘扬马家浜文化列入了议事日程。浙江省政府有关部门也开始重视马家浜文化的历史地位，大力支持嘉兴建设马家浜文化遗址公园，兴建马家浜博物馆。规划中的马家浜文化遗址公园概念设计已经完成，并于2004年3月，嘉兴马家浜遗址公园规划启动，由中国美院风景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

2004年4月，为纪念嘉兴马家浜遗址发现45周年，嘉兴市文化部门出版了《马家浜文化》一书，填补了马家浜文化专著的空白。马家浜文化，作为古代太湖文化的摇篮，随着考古发掘及研究工作的深入，将继续展现给我们更多有关“江南之源”的宝贵资料。 　　

耜耕农业的世界颠峰——河姆渡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河姆渡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浙江省余姚市罗江乡河姆渡村

发现及发掘时间：1973年发现并首次发掘，1977年进行第二次发掘。

距今历史：6500-7000年

考古地位：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之一，其发达的农业文化，为研究古代农业文明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与马家浜同属于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但目前未发现其后继文化。

杭州湾宁绍平原的南缘有一处十分著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它就是河姆渡。河姆渡遗址的南面是连绵逶迤的四明山麓，北面是一片平畴，西南就是碧波荡漾的姚江。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就在这样一个依山傍水的地方居住、生息、繁衍，并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后来，河姆渡突然地消失了，直到1973年那场惊世的发现，河姆渡才走进了我们的视野。

考古发现过程

世界上的许多重大发现都是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发现的，河姆渡遗址也不例外。

1973年，我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为发展农业提出了“以粮为纲”的口号。河姆渡村所在的罗江公社地势低洼，洪涝灾害频频发生。为了使境内地势低洼的稻田旱涝保收，获得稳定高产，村里决定对姚江边上一座旧排涝站进行改造。

排涝站需要安装大功率的水泵，所以地基一定要挖到生土层。这项工程从6月下旬开工，计划在9月投入使用。开工没几天，挖土的工人就遇到了困难，因为泥土中混有很多石头、瓦片甚至骨头。罗江公社负责人罗春华到工地检查工程进展情况时，工人就把情况向他作了汇报。

罗春华曾经在浙江大学进修过，对文物有一定了解。他认真地查看了挖出来的破罐、碎盘，意识到这些很可能是古代的器物，很快把情况报告给了县文化站。为了避免文物流失，罗春华还把流散到工人手中的器物集中保管起来。

经过调查，工作人员认定这里是一处含量非常丰富、年代相当古老的文化遗址，立即要求暂停施工，保护现场。

第三天，浙江省文管会工作人员王士伦来到工地，立刻就被出土的精美器物惊呆了。王士伦认为这是浙江省境内最为古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当即携带许多实物标本和动物骨骼，返回杭州做汇报。第四天，省博物馆派出一支专家小分队到河姆渡进行抢救发掘和试掘。一个举世瞩目的遗址就这样被发现了。

1973年11月至1974年1月，河姆渡遗址的正式发掘拉开帷幕，重大发现陆续面世。首先，工作人员在探方里发现了一些木头，上面有人为加工过的痕迹，专家推断这是一口水井的井架。经过进一步发掘，验证了推断的正确性，并确定水井深为1.4米。

在商周时期的金文中，“井”字中间有一点，与井的构造十分相似，四排木头相交搭成井架，中间的一点为汲水之处。由于这口水井的出现，考古人员推测，这一带很可能是古人类居住的村落。

紧接着，考古人员在探方中挖掘出11座墓葬和3个灰坑，还有大量的陶片、石器。这个文化层出土的陶器大部分是灰黑色夹砂和夹碳的陶器，这些陶器的质地比较粗糙，从表面留下的痕迹，专家判断它们应该是在距今6000年左右加工出来的。

当考古人员挖掘到距地面3米深的地方时，在黑褐色的土层中闪出一些金黄色小颗粒，但很快就变成泥土的颜色。考古人员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些东西居然是炭化了的稻谷！这些稻谷在与空气接触之前，还保持着原来黄灿灿的颜色。难道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人就开始种植水稻了吗？

工作人员把河姆渡出土的稻谷和人工栽培稻谷、野生稻谷放在一起进行了比较。结果是：野生稻谷颗粒瘦而长，人工栽培稻谷要比野生稻谷的颗粒宽将近一倍，而河姆渡出土的稻谷颗粒更接近人工栽培稻。

不断有稻谷被发掘出来，如此大量的囤积，为考古人员提供了重要证据，六千年前居住在这里的古人类已熟练掌握水稻种植技术。那么他们是如何种植水稻的呢？考古人员在泥土中发现了许多骨制的东西揭开了谜底，这正是河姆渡人的生产工具——骨耜。大量骨耜的出土，向今天的人们呈现出这样一个事实：六千多年前的河姆渡人，已经脱离了刀耕火种的耕作方法，进入了耜耕农业阶段。

接下来的发现更让人费解。考古人员除了挖掘出大量的石器、骨器、木器和陶器外，还发现了很多的木板和木桩。据当地人传说，这里以前是海湾，所以这些木板和木桩很可能是当年的木船。地质探测的结果也证明，远古时代，这里果真是海湾。但这些木板是当年的木船吗？那么在这些木板旁边为什么会有大量囤积的稻谷呢？而周围的墓葬又该怎么样解释呢？

带着这些谜团，考古人员继续向下挖掘，令人吃惊的是，在这些木桩和木板的两端，居然出现了榫卯的痕迹。考古学家断定，这些木板和木桩和木船没有关系。以往的考古发掘证据表明，人类发展到了青铜时代，出现了金属工具，才会出现榫卯。而河姆渡人生活的那个年代比青铜时代早了两千多年，根本不可能有金属工具，这些木头的榫卯是如何加工出来的？

发掘工作中的新问题不断出现，而谜底也常常随着进一步的发掘而陆续解开。考古人员在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石器工具，河姆渡人正是用这些石制的锋利工具去加工木材，至今这些工具仍旧十分锋利。在遗址中出土的芦苇编织的席子也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极大关注，这些苇编与今天当地苇编的图案及编制方法几乎完全一样，专家推断，这些苇编在当时很可能是铺在屋顶上用来遮风挡雨的，也可以作为席子铺在房屋地面上，还能作为房屋之间的隔断。于是，考古人员将这些木板、木桩及木构件、芦苇席子进行复原，一件震惊世界的发现展现在人们面前，那就是凝聚了河姆渡人智慧结晶的干栏式建筑。

接连不断的新发现向考古工作者透露出这样的喜讯：这是浙江境内已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碳十四的测定也证实了考古学家的推断，河姆渡遗址距今已有7000年的历史。

1977年“文革”结束，全国的考古工作者都憋足了一股劲，想要好好地大干一场。因此，河姆渡遗址发掘的报批手续之快，发掘面积之广，参加人数之多，到现场专家之众，大概都是史无前例的。发掘工作于1977年10月8日至次年1月28日进行的，地点选在河姆渡村东北隅水渠两侧。为了做好发掘工作，宁波市成立了河姆渡遗址发掘领导小组，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严文明亲临现场指导，古建筑专家杨鸿勋等在现场分析木结构房屋遗迹和地质情况。

这次发掘历时112天，共布探方20个，揭露面积2000平方米，出土木、石、骨、陶质等各类文物达4700多件，其中墓中随葬品42件，还有大片的木结构干栏式建筑遗迹和大面积的稻谷堆积层，以及大量的动植物遗存。墓葬中还出土了数十具河姆渡人遗骸，他们或仰身直肢或侧身屈肢，少数保存完好。据出土骨骼分析，这些河姆渡人曾患严重脊椎骨变形、增生等疾病，应该是长期从事繁重体力劳动所致。

河姆渡如一座藏品极为丰富的地下博物馆，形象地展示了南方远古先民生产、生活的真实情景。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令长江史前文明得到了海内外学界的重视，中国古文明的另一个源头从此进入了研究者的视线。

河姆渡遗址出土文物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文物内涵丰富，具有十分鲜明的区域特征，从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河姆渡文化。

河姆渡出土的陶器以夹炭黑陶为主，少量为加砂、泥质灰陶，均为手制。器型有釜、罐、杯、盘、钵等，陶器表面常有绳纹、刻划纹。陶器上刻画的图案写实性强，手法夸张，想象丰富，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例如双燕比翼齐飞，小狗饱食后小息等。

出土陶器的经典之作是著名的猪纹陶。猪纹陶出土于1973年，通体由炭黑色的陶制成。陶体呈长方形，但四角都具有一定的弧度，底是平的，两个长的边壁上各刻有一条猪纹，虽然线条较为简单，但形态却非常逼真。

这件陶器的胎质较疏松，器壁较厚，还处于陶器制作的原始阶段。猪的头部向前伸而且稍微有点低垂，猪的嘴很长，双目圆睁着，好似在寻觅食物。猪的身上还刻有简单的圆圈和叶子似的花纹，脊背上的鬃毛簇立着。从整体上看这头猪形状更像野猪，只是比野猪要温顺些，介于野猪和家猪之间。从这件猪纹来看，河姆渡时期的猪偏瘦、偏小，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食物不足，人们不等猪长大就宰杀造成的。

从这件猪纹黑陶钵我们可以了解到7000千年前的河姆渡人已经开始进入了定居生活，也反映了当时河姆渡的畜牧业水平，对研究猪的进化具有极高的价值。

河姆渡人已经有了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其原始艺术已达到一定水平。在河姆渡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石、玉制作的装饰品，而玦、璜、管、珠、环等饰品大多用玉和莹石制成，开创了用玉之风的先河。河姆渡人并不满足于对这种装饰类物品的追求，他们还发明了吹奏、打击乐器的发明，在河姆渡遗址出土了一些吹奏、打击乐器有骨哨、陶损和木筒等，其中出土的骨哨已达5孔，音乐工作者以此仿制的鸡腿骨骨哨能吹奏完整的七声音阶。

河姆渡出土的雕刻艺术品也相当讲究，用料有象牙、骨、木等，设计奇巧，寓意更是十分深奥。最为神秘的就是一件神秘的双鸟朝阳纹象牙蝶形器，它是经过加工的象牙，部分已残缺，外形像一只展翅的蝴蝶。牙雕长16厘米，宽5.9厘米。牙雕体的正面刻有精美图象，正中为光芒四射的太阳，用五个同心圆表示日面，园心附近有一个圆点，位置在日中稍微偏左。这件象牙雕刻的时间，据推算大约距今6000至6700年。

不少学者认为这是太阳崇拜的图形。太阳外侧为一对昂首相望的鸟，鸟羽下垂，与太阳下方水面波浪相接。这幅图象表示，旭日从海上喷薄而出，群鸟飞而相迎，代表古越族人民欢欣鼓舞，迎接初升太阳的情景。这是一件象征着古越族兴旺发达美好前景的圣物。但也有少数学者认为是对生殖崇拜的象征。虽然很难判断这个图案的含意，但无论如何这是出现在荒蛮时期的一件精美艺术品。

河姆渡遗址还出土了一件漆碗，说明我们的祖先已经掌握了髹漆工艺。?这件漆碗，胎为木质，器呈椭圆瓜棱状，敛口，底有圈足。器壁外表有薄薄一层红色涂料，微有光泽。这种朱红色涂料经裂解后，涂氯化纳盐片，用红外光谱分析，其光谱图和马王堆汉墓出土漆皮的裂解光谱图相似。

早在7000年前，河姆渡人已经学会了缝纫，出土的缝纫工具主要有骨针、细小的骨锥、管状针及小石锛等，缝纫、纺织、编织，河姆渡人的技术已经比较娴熟，类似机件在太平洋沿岸也曾发现，而在时间上则要晚两三千年。

河姆渡之最

1973年，河姆渡文明重现世间，立即震惊了华夏，震惊了世界。河姆渡先民的智慧与成就，为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添上了最辉煌的一笔。

1.世界最发达的耜耕农业

7000年前的河姆渡地势低平，地表平均海拔高仅1米左右，这里生长着茂密的森林，气候温暖湿润，是动植物的天堂，仅出土的动物遗骸就达61种。河姆渡遗址所在的平原是“工”字形地质结构，具有良好的促淤功能。遗址的西部紧临江边有一座海拔仅9米左右、面积不到100平方米的小石山，当时的河姆渡人就依山聚居在小山坡的东面和北面。特殊的“工”字形地貌使这里最先成为陆地，当周边还是一片浅海时，河姆渡已是一块“风水宝地”了。每当洪水过后，这里都是最早露出陆地，并迅速变成绿洲。河姆渡先民正是借助“工”字形高地的优势，在这里栖息、繁衍，并创造了长江流域璀璨的河姆渡农业文化。

原始农业是从采集发展而来，原始居民在年复一年的采集果实的过程中逐渐掌握某些植物的生长规律，把这些植物加以栽培，由此产生了原始农业。河姆渡人种植的水稻是由野生稻逐步培育而成，并创造了当时的世界上最发达的耜耕农业。

栽培水稻在先后两次大规模考古发掘中均有发现，其谷粒外形、颗粒大小已接近于现代栽培稻，粒重远远超过野生稻，经鉴定大部分属于栽培稻的籼亚种中晚稻型的水稻，少部分属粳稻。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和谷壳，换算出稻谷应当在12吨以上。出土的稻谷数量之大，保存之好，不仅堪称全国第一，就是在世界史前遗址中也是十分罕见的。河姆渡栽培稻较传说神农植稻早2000年，比泰国奴奴克塔遗址出土稻谷早数百年，填补新石器时代考古“有粳无籼”空白。

河姆渡的农具也十分先进，骨耜就是其中的代表。骨耜看上去很像现代的锨或铲，它的主要用途是松土，在河姆渡遗址共出土骨耜170余件。骨耜大部分取材于大型偶蹄哺乳动物的肩胛骨。骨耜使用时安装竖直的木柄，木柄的下端一面削平，以与骨耜的浅槽吻合，同时在上端绑定木柄，为了操作方便省力，木柄和上部做成Y形或T形。在浙江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弥足珍贵的骨耜，是迄今保存最完整的。令人称奇的是在它上面还残留着一圈当时缠缚的葛藤，以及嵌于其中的木片。由于长期使用刃部十分光滑。磨损严重，特别是中间作为刃部的扁蒲扇面，磨蚀破损尤甚。

从国内外有关骨耜的考古发现来看以河姆渡出土的骨耜年代最早、制作最精，而且数量也最多，堪称世界第一。

稻谷和骨耜的发现，生动地告诉我们：当时先民们在这一大片土地上撒下谷种，就是用骨耜这种农具进行耕作。他们手执耒耜，开田翻土、引水灌溉，辛勤耕作。他们还用动物肋骨制作了一大批劳动工具，如磨成锯齿状的骨镰、中耕农具鹤顶锄和谷物加工工具木杵等。这些都表明，7000年前生活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的河姆渡人已经脱离了“刀耕火种”的落后状态，发展到使用成套稻作生产工具、普遍种植水稻的阶段。农业已成为河姆渡人当时主要的生产活动，它的稻作农业耕作形态堪称世界上最为先进发达的耜耕农业。

但是，根据考古资料显示，河姆渡人的水稻生产主要在湖滨的低洼地利用自然水源进行灌溉培育，农业的好坏完全取决于自然条件。风调雨顺时收获就多，倘若遇上了洪涝或干旱，很有可能就会颗粒无收。而河姆渡遗址背山面水、土地狭小，非常容易遭受水灾。据《河姆渡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描述，河姆渡遗址经常遭受水灾，给水稻生产带来严重威胁。因此，河姆渡人产生了原始的对太阳神的崇拜，实际上是祈盼农业丰收。河姆渡人不惜花费大量时间去精心制作“双鸟朝阳”象牙雕刻蝶形器，正是把它作为太阳神的像具，作祭祀之用。

世界最早的木桨

2.

河姆渡地处江南滨海平原，气候温暖，降水充沛。遗址周围湖泊沼泽遍布，河流纵横交错，有着辽阔的水域，因此河姆渡人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已有的考古发现及研究证实，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是长江下游南岸两个不同地区、不同类型而又平行发展的原始文化。滔滔钱塘江水和波涛汹涌的杭州湾并没有阻碍这两支近邻文化间的文化交流，而舟楫等水上交通工具的发明就成了他们交流的前提。

在河姆渡遗址共出土了6支木质船桨和1只陶舟，桨柄和桨叶用同一块原木削制而成，长63-92厘米，木柄上刻着各种斜线组成的图案，精细美观，桨叶呈柳叶状，阻力很小，大小和形状跟现代游船的划桨很接近。7000年前的木桨，不但在我国是首次发现，而且在世界上也属首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