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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遗址还出土了一只陶舟。该舟长7.7厘米，高3厘米，宽2.8厘米。陶舟两端有小孔，可以系缆，全舟下半部的弧形，轮廓自然流畅，可以减少水的阻力。木桨和陶舟的出土，否定了国外一些学者关于中国古代没有独木舟的观点。虽然河姆渡尚未发现完整的独木舟，但从遗址出土的独木舟的遗骸、木桨，可推知河姆渡先民能够制造出较为先进的独木舟。

3.古井的发明者

考古学家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了很多重要的古遗迹，而这其中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一口木构浅水井，距今已有5600余年，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水井。

这口井的井口为方形，边长约2米。据考古学家的复原推测，水井遗迹的周围都是黑色淤土层，井旁一角放置几块平整的大石块，所以这口井是选择了低洼处开挖的。河姆渡人在原有的水坑中部，先打入四排桩木，组成了一个方形的桩木墙，然后再将排桩内的泥土挖去。为了防止排桩向里倾倒，再在排桩上部套一个方木框。排桩之上平卧十六根长圆木，很可能是构成井口井架或为了加固井口而设置的构件。井底距当时井口地表深约1.4米。考古学家还在水井外围发现了一圈呈圆形分布的栅栏桩，又在井内发现辐射状的小长圆木构件和苇席残片等，据此推测水井上当盖有简单的井亨。这个比较完整和高级的水井，是我国发现的属于最早的一流水井。它和河姆渡文化农业定居的社会经济生活是完全相应的。历史传说中的所谓“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就是这个时代的标志。

《周易》记载“木上有水，井”，千百年来人们百思不得解：井怎么会是木上有水呢？正是这口方形木构井的发现，才使这千古之谜彻底揭开。也许在五六千年以前，海潮是河姆渡一带的常客，又因常年雨量充沛，暴雨、洪涝常使水浑浊而不能饮用，木井的构筑使先民饮到了洁净的水。由此可见，古井是先人净化水、讲究饮水卫生的杰作。

河姆渡古井的形制，在我国象形文字中还大致有迹象可录。金文中的井字，有时也写作“井”字，在井字中间增加了一点，井干是四面横直相交之形，而中间的一点则是汲水用的陶器，以区别于捕兽用的陷井之井。可见，象形文字也反映了历史上事物的微妙差异。

水井的发明，是人类与大自然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自从发明水井以后，人们可以在远离河流、湖泊的地方生活，开辟新的生活居地，可以战胜干旱的威胁，对于生产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毫无疑问，水井的发明在人类文明史上是有划时代意义的。

原始社会的建筑师

河姆渡遗址河流沼泽密布，地下水位很高，一般不能采用半地穴式建筑解决居住问题，于是河姆渡人发挥聪明才智，开创了人类居住方式的惊人之举——干栏式建筑。

干栏式建筑是一种以桩木为基础，构成高于地面的基座，再用桩柱绑扎立柱、架梁、盖顶的半楼式建筑，是巢居的继承和发展。干栏式建筑的功能十分强大，首先可以避免野兽的袭击，一般性洪涝对其生命安全也不构成灾害，另外还可以脱离潮湿的地面。“干栏式”建筑是我国南方传统木构建筑的祖源，至今华南有些地区仍存在。

发明和创造干栏式建筑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河姆渡人的住房经历过好几个阶段。首先是在一棵大树上构巢，紧接着发展到在相邻的三、四棵树上架屋，直到最后才有了现在我们熟知的干栏式建筑。

河姆渡遗址木结构技术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其干栏式房屋的建筑工艺已经十分科学。

首先就是在房屋朝向的选择上。根据河姆渡遗址第一次考古发掘的建筑遗迹平面图分析，3幢建筑均呈西北——东南的走向。这样建筑的朝向与现在的座北朝南方向选择有很大差别，对采光、通风、取暖、避寒都不利。河姆渡文化的生产力水平已经很高，这种建筑方式与其丰富的生产、生活经验成反差。可经过仔细考证研究，却发现，这种安排十分合理。

当时的建筑还未开窗，而门的位置与傣族的干栏式建筑一样是开在山墙面的，具有出入、通风、采光、排除烟尘的诸多功用。干栏式建筑呈西北——东南走向，门的朝向向南偏东10度左右，这个朝向在江浙地区冬季日照时间最长而夏季最短，避开了夏季的炎热，增加了冬季的采光时间。所以对长坡檐，无窗户的干栏式建筑，这个朝向选择是非常符合实际的。迄今当地的建筑仍继承了这个合理的朝向选择，门户向南偏东5-10度是最好的朝向。当然这是通过实践和生活积累得来的。

干栏式带来的建筑困难比一般地面建筑大得多。万丈高楼平地起，建筑能否成功，基础是关键，干栏式建筑显得尤为重要。河姆渡的建筑基础桩木有圆桩、方桩、板桩之分，各种形式木桩的底部一律砍削成尖刺状或刃状，用打入法处理。接下去架设地梁。从上面基础工程看，开工前需要对建筑负荷有个计算，以决定用材的规格和数量。然后根据建筑面积，室内分隔要求，在现场放样。最后选择座标，以保证木桩的平行垂直，保证下步的梁柱安装工程。

在河姆渡遗址干栏式建筑遗迹中，最有影响的是出土了上百件带榫卯的木构件。河姆渡人的榫卯技术，把我国应用榫印技术的历史推前了3000多年。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在没有金属工具的生产条件下。仅以粗劣的石器和骨器，创造了多达十余种形式的榫卯，令人惊叹不已。这种木结构建筑设计之科学，规模之宏大，不仅为我国所罕见，也是人类文化史上最早的杰作，被考古学家称之为7000年前的奇迹。

河姆渡的建筑师已经有了室内装修的意识，居宅是人类生活、生产、社交的重要场所，也是装修方面的重点。由于石质生产工具的制约，当时的地板比较粗糙，而且高低不平，从出土的“人”字形土块看，室内坐卧处重要区域的地板曾经用泥土抹平，然后铺上苇席，使得这些部位比较平整，容易打扫干净，有利于休息。此外根据建筑学家分析，建筑遗迹中显露出当时室外留有1米多宽的走廊，从出土的直板栏干卯孔看，走廊外侧还安装着栏杆。

在室内装修中，他们还着意进行美化，出土的刻花木构件，马鞍形五叶纹陶块可能是室内悬挂于门框或中柱上的艺术品。居宅装饰中最突出的是竖立于屋脊上的鸟形器，它们用石、骨、木和象牙材料制作，正面刻有鸟和太阳的纹饰，顶端两旁有穿孔，用于穿引细绳把鸟形器与木棒绑扎起来，再把木棒绑扎在脊梁上。许多学者认为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鸟形器可以和铜屋模上的立鸟联系起来，反映古越人爱鸟、崇鸟的习俗。总之这些艺术品表现了河姆渡人的原始宗教信仰，把居宅的装修提高到了艺术的阶段。

由于干栏式建筑适应江南地区多雨、潮湿的自然环境，还具有防蛇虫猛兽和饲养家畜、堆放杂物的多方面功用，因此历数千年不衰。继河姆渡遗址以后，考古工作者在江苏吴江梅堰、海安青墩、浙江吴兴钱山漾、广东高要县茅岗及湖北蕲春县毛家嘴、四川成都十二桥等遗址中都发现干栏式建筑的遗迹。干栏式建筑直接启示了楼阁的发明，并利用了下部空间，最终导致阁楼与二层楼房的形成。

河姆渡消失之迷

河姆渡是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处氏族聚落生活遗址，其发展的轨迹是两千年。但奇怪的是，考古学家并没有发现他们延续下来的证据，河姆渡文化的突然消失引起了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种种猜测。

1998年的一次洪灾，给研究者带来灵感。他们对河姆渡周边地理环境作了长达3年的调查，发现几乎在姚江所有的拐弯处，都有大洪水冲刷的痕迹。

研究人员发现，河姆渡遗址地层的堆积表明河姆渡文化时期至少发生过两次特大洪水。分别发生在距今六千年和五千年前后。第二次洪水不仅淹没了河姆渡人的家园，还使“工”字形高地被冲出一个大缺口，姚江完成了由北流改道东流的剧变。

于是，海水沿河道上溯，河姆渡开始遭受洪水的威胁，变成一片水乡泽国，祖先赖以为生的水稻连遭淹没，甚至颗粒无收。于是先人开始大规模迁徙，离开了生息两千年之久的土地……

河姆渡人迁徙到哪里去了？考古学家一直苦苦追寻，却没有答案。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考古学家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了几十具河姆渡人骸骨，对于研究河姆渡人去向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经复原测量鉴定，河姆人头骨均为长颅类型，颅骨的高度大于宽度。鼻骨宽而且平，齿槽突颌，上齿槽弓狭长，缺乏腭圆枕和下颌圆枕。头骨眉弓不特别粗壮，眉间不突出，鼻根凹浅平，眶角较钝，颧骨大而突出，具有典型的蒙古人种形态特征。根据两个成年男性的股骨和胫骨长度推算，身高分别为162厘米、170厘米，均属中等身材。

复原后的河姆渡人与蒙古人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至今考古界也无法确定二者之间的关系。

河姆渡文化遗址现状

河姆渡遗址蕴含着巨大的历史、科学和文化价值，被学术界公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考古成果之一。1982年2月23日，国务院公布河姆渡遗址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从1986年开始，浙江省、宁波市和余姚市三级政府共同出资，实施河姆渡遗址的保护、建设工程。

首先划定遗址4万平方米的保护范围和3.5平方公里的建设控制地带；搬迁叠压在遗址上的全部农民住宅和3家乡办工厂企业；迁移渡口南岸的采石场等，避免遗址内人为的破坏。

1991年，开始兴建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并于1993年5月12日落成开放，江泽民总书记亲笔题写了“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的馆名。博物馆由文物陈列馆和发掘现场馆两部分组成。文物陈列馆紧邻遗址西侧，主体建筑面积3200平方米，由6幢用连廊相接的建筑构成。建筑造型根据河姆渡7000年前干栏式建筑风格而设计，象征着7000年前榫卯木作技术，并配以土红色波纹陶瓦，古朴而富有野趣。序厅高18米，屋面形似一只展翅飞翔的大鸟，表现河姆渡先民崇鸟、爱鸟习俗，整座建筑古朴、野趣，有河姆渡文化特色。

河姆渡文化遗址经过两次局部发掘，已经开挖了2800平方米，仅占全部面积的7%。目前，有关部门正准备对河姆渡遗址做第三次考古发掘，并在那里再建一座发掘现场的纪念馆和原始部落村。随着遗址的进一步发掘，必将发现更加丰富的文化内容，也一定会有更多的惊世发现在等待着考古学家的发掘研究。

河姆渡文化遗址的发现，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近几年来，己有二十多个国家、地区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官员前来考察。2001年经国家文物权威部门评选，河姆渡遗址被列入“中国二十世纪百项重大考古大发现”名单。 　　

太湖地区的文明纽带——崧泽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崧泽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上海市青浦城区东4公里处

发现及发掘时间：1957年发现，并陆续进行了小规模发掘。第一次大规模发掘是在1961年，此后崧泽文化遗址的发掘一直有序进行。

距今历史：4900-5800年

考古地位：是太湖地区具有一定典型性代表的文化，为联接马家浜文化与良渚文化的重要环节。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太湖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类型，它前承嘉兴马家浜文化，后接余杭良渚文化，是太湖地区文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环节。

崧泽古文化遗址位于青浦城区东约四公里处，地势低平，海拔仅3.03米。村北首有一土墩，高4米，长阔各90米，俗称假山墩，相传这里为古代葬地。清光绪《青浦县志》有“晋左将军袁山崧墓在崧泽镇后”的记载，正是这句记载，引领着上海的考古工作者拉开了崧泽考古的序幕。

考古发现过程

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历来就有捧着史卷找遗址的作风，当年殷墟遗址就是这样被发现的。上海的考古工作者也承袭了这一作风，当他们在《青浦县志》上发现“晋左将军袁山崧墓在崧泽镇后”的记载后，凭着对古遗迹的敏感，开始把目光投向了崧泽这片神奇的土地。

1957年，上海市考古工作者在青浦县进行考古调查，在假山墩采集到数片新石器时代夹砂红陶和泥质灰陶片，这一发现引起了考古学家的注意。

次年，上海市出版局饲养场的同志在村北农田发现了一些鹿角、陶片及石器，经上海文管会鉴定，为一处古文化遗址。1960年冬对假山墩遗址进行试掘，面积44平方米。在发掘的探方中，考古队员发现了丰富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包括一个灰坑和一座墓葬，以及大量夹砂红陶、泥质红陶和灰黑陶片。

对假山墩遗址第一次有计划的发掘是在1961年5月21日进行的。这次发掘揭露面积457平方米，清理墓葬50座。1974至1976年又进行了一次发掘，揭露面积202平方米，清理了新石器时代墓葬46座。

通过几次发掘，考古学家对崧泽文化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崧泽文化的堆积层主要分上下两层。上层为居住堆积层，出土的典型器物为石器、陶器、骨器、玉器和动物骨骼、植物种子等，为马家浜文化晚期类型，距今约6000年。下层是一处墓地，随葬器物少，一般只有1至3件。有的墓葬甚至没有随葬品。

1982年，全国考古学家在杭州举行中国考古学会年会，崧泽文化被认为是上海地区6000年前马家浜文化的延伸，并下启距今4000多年前良渚文化。同时，崧泽文化还接受了外地文化的影响，与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也有一定联系，因此考古界确定崧泽文化为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具有一定典型性代表的文化。

最能让崧泽考古引起世人瞩目的就是2004年“上海第一人”的出土。

2004年2月到4月，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在对崧泽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时，首次发现了6000多年以前的建筑遗迹，清理出7座墓葬，填补了上海地区这一时期墓葬出土的空白。就是在这些整理出来的墓葬中，“上海第一人”面世了。

那是在3月31日的下午，考古队队员陈杰在清理探方，突然在土中显露出人头骨的一小部分，他立刻惊喜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考古队负责人，当时就有人猜测这是上海最老的老祖宗，全场都跟着沸腾起来了。

有了这个重大发现，考古清理的过程就停了下来，发现头骨的地方被遮盖保护起来。经过周密的安排，4月8日终于将头骨全部清理了出来。出土时，头骨的的上下颌牙齿看上去都是完好的，但由于历史太久，上颌齿已经全部风化，出土后的头骨已经没有了上颌齿。

在这次发掘中，还发现了比良渚文化早1000多年的祭坛，也是太湖地区最早的人工堆筑祭坛。在祭坛北部分布着同时期的建筑遗址，形制较完整的有1座，房址平面呈圆形，外圈柱洞15个。房内地面硬实，面积约5.5平方米，据专家分析，这些房子不是居住用房，而是和祭坛密切相关的。

同时出土的还有一批石器、骨器等。其中石斧双面管钻穿孔。过去一直认为管钻穿孔技术出现在崧泽文化晚期，此斧的发现，将这一技术提前了1000多年。

崧泽文化遗址出土文物

继浙江河姆渡和江苏马家浜之后，崧泽文化在很多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尤其在玉器方面，显示了长江下游地区玉文化发展的强劲势头。

崧泽文化早期出土的玉器并不多，品种上多玦少璜。到了中期，璜、环、珠、坠等器形出现，器物也更加精致。崧泽晚期出土了较大型的玉镯、玉璧和超大型的玉斧。这些玉器器形规整，器表光洁，打磨精致，钻孔熟练。在崧泽文化时期，女性佩带这种玉璜和玉镯成为一种风气。

崧泽玉器在产品造型上富于变化，如同一处出土的三件玉琀，样式各不相同，一件是淡绿色，圆饼形，一侧穿一个小孔；另一件同是淡绿色，却做成了璧形；还有一件是墨绿色，鸡心形，中间穿一个孔长达4.2厘米。崧泽遗址出土的玉璜数量较多，这些单璜被当作项饰，制作精细的玉璜受到社会重视并开始具有一定的礼仪性质。玉璜的使用者多为身份较高的权贵阶层，为后世中国玉文化、“德佩”等观念和习俗奠定了基础。

出土的陶器以灰黑色为主，基本上用泥条盘叠加轮修的方法制成。崧泽的陶鼎较具特色，器型以深腹釜形为主，也有少量罐形和盆形的。陶鼎多是扁铲形或凹弧形。崧泽的陶豆大多为浅盆形，豆把的样式很多，有高把的、低把的，还有是多节形。陶豆的纹饰主要是弦纹和圆形、三角形组成的镂孔为主，也有再加压划纹和彩绘的。

崧泽的陶器艺术品十分特别，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一只上有红彩的陶塑小猪。这只小猪圆咕隆咚，肥头肥脑，双眼鼓突，吻部前拱，腹圆鼓下坠，四腿短短，野猪的特征几乎荡然无存，是一只已被驯化、圈养的家猪。这只陶猪的出土，将人类驯化猪的历史向前推到距今6000多年之前。家猪在原始人生活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不仅是人类肉食的重要来源，也是人们征服自然的象征。憨态可掬的家猪具有一种古朴美，因而其形象常常出现在原始艺术中。

出土的石器数量也比较多，其中石斧多为磨制石斧，斧身厚实，双面管钻对钻穿孔，刃口锋利。出土的石锛比较短小，并出现弧背。从出土的石器来看，崧泽时期已经出现了管钻穿孔技术，这一技术在良渚文化时得到了普遍应用。

在崧泽古文化遗址的上层还出土了一件西周晚期的瓷器，它色彩青绿、敞口坦腹，内壁布满旋纹的瓷器，反映出我国当时的劳动人民对瓷器的制造已有了相当高的水平。

崧泽遗址共发现136座墓葬。葬式是将人体平放在地上，堆土掩埋，一般都是头向东南，仰身直肢。在身体周围摆放着随葬品，主要是生前使用的石器和陶器。另外，也有些口内放有玉琀，颈部佩带玉璜，手臂上有玉镯，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贫富分化。崧泽人的墓葬方式与北方黄河流域挖土坑埋葬的习俗有明显不同，葬式包括直肢葬、俯身葬。在崧泽遗址还发现了祭坛遗迹，祭坛形状是东西窄、南北宽，现存面积超过230平方米，这是太湖地区最早的人工堆筑的祭坛。

崧泽人生活复原图

5000年前的崧泽地处海滨，东临大海，西和南是丘陵山地，大部为沼泽地带，自然环境有利于早期崧泽人的定居生活。崧泽人的茅舍村落聚集在较为高爽的高阜处，在村落周围，人们已经垦植了小块水稻田。崧泽文化延续约900年，是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要生产的原始文化。

水稻是崧泽人主要种植的作物。人们将居住地周围的小块田地平整为栽植水稻的田块，经过长期的培植已有两种不同的稻种，即粳稻和籼稻，并能按照不同生长期分别栽种。崧泽人已经制造各种生产工具，包括收获后或播种前用来锄耕整地用的石锛、石斧，以及脱粒和去谷壳时使用的石块或陶拍。崧泽人还发明了我国最早的石犁。

崧泽人对生产、生活用具的改革创新，成效显著，标志着崧泽农业率先进入犁耕阶段。石犁的出现说明崧泽文化农业生产水平比马家浜文化进步，而石犁到后来成为良渚文化的主要农业生产工具。

崧泽人制作石器的石料来源于崧泽附近几公里至数十公里的范围内，以火山喷发形成的沉凝灰岩类为主。这种沉凝灰岩质地致密、坚硬，崧泽人经过打制、切割、磨制、钻孔等多道工序把它们制作成斧、锛、凿、镞等多种石器。崧泽人也较多地使用骨质生产工具，用动物的肢骨、獠牙劈、削、磨制成器，用于射猎、切割、缝纫等生产活动

这个时期，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的提高，陶器制作技术大幅度提高，崧泽人掌握了慢轮修整技术，并趋向专业化。陶器造型多样，朴素美观，纹饰主要采用压划和镂刻的方式。崧泽陶器代表了我国新石器时代一种成熟且极具特色的制陶工艺水平，反映了上海先民的审美情趣。

渔猎也是崧泽文化时期人类的生产活动之一。崧泽人附近的水域中有鱼、虾、龟、鳖等水产食品，人们就在纺轮中间插上树枝木杆，用植物纤维或动物毛捻线结网渔猎。大型动物水牛等栖息水边，有时也会被崧泽人多所猎食。

在湖沼的周围或沿海的土地上，生长着茂密的芦苇、杂草，湖沼间土岗上生长着桑、柳、榆等树木，野禽、獐、四不象等栖居奔窜其间，他们是冬季草枯时崧泽人主要的猎食对象。稍远处林边草地梅花鹿成群，平时崧泽人就对这些动物进行大规模的猎杀。不过，危险也时时不在威胁着崧泽人，在常绿阔叶和落叶阔叶树木混交的林间，时常有等待觅食的老虎等猛兽，所以崧泽人仍需群居生活，共同对抗来自各个方面的危险。

崧泽文化遗址现状

崧泽文化作为太湖地区典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联接马家浜文化与良渚文化的重要环节，具有重大的学术研究意义。1959年崧泽村古文化遗址列为青浦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青浦博物馆建于1958年10月，博物馆占地积22.4亩，建筑面积9000平方米。博物馆展厅的陈列面积为3000余平方米，是一个现代化的综合性历史博物馆。崧泽文化作为“上海古代文明之源”，出土的文物都陈列在这里，并建立完善了青浦区文物库房的保管制度，有效地保护了出土文物。

青浦县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建立了文物保护网络，发展到目前已形成三级保护组织，现全区设有11个文物保护小组、54名文物保护员，负责日常保护监管责任。

2003年，经上海市发展计划委员会批准立项，崧泽遗址博物馆着手筹建。崧泽遗址博物馆是上海市重要文化建设项目。博物馆就建于遗址原址上，项目占地33亩，北起沪青平公路，南至崧泽小学，东至距油墩港120米处的村民住宅，西到油墩港，共分北陈列区和南遗址两大部分，建筑面积约1500平方米。项目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和青浦区人民政府共同筹资建设。 　　

玉器文化的颠峰——良渚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良渚文化遗址

发掘地点：浙江省余杭区良渚、安溪、瓶窑三镇

发现及发掘时间：发现于1936年，并于同年进行发掘，此后进行了多次大规模发掘。

距今历史：4200-5300年

考古地位：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为研究长江下游的文明起源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

文化类型及承继关系：良渚文化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继承崧泽文化发展而来，但是去向不明，与后来的吴越文化之间有一段认识上的空白，目前学术界尚有争议。

60多年前，浙江省杭州湾的一个小镇——良渚，引起世人瞩目。一个曾经灿烂辉煌千年的远古文化，一个消失了数千年而无任何历史记载的远古文化，由中国考古学家的双手发掘出来了，这就是当今享誉中外的良渚文化。

考古发现过程

“良渚”在宋代被称作“梁渚里”，到了清代，才改为“良渚”。“良”是美好的意思；而“渚”则指水中可居的小洲，良渚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是一个“美丽的小洲”。

清末之际，良渚及周边地区出土古玉的消息在村民中广泛流传。到了民国时期，良渚一带的农民为利所驱，盗挖古玉成风，大量的良渚古玉流失民间。正是这些流失的古玉吸引来几位学者，为良渚文化的发现和研究作出了尝试。其中，复旦大学的何天行在良渚采集和购买了很多陶器和石器，并于1937年4月出版了《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开了良渚文化研究的先河。

但何天行等人的发现都是零星的采集品，而且数量很少，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其成就与施昕更主持的第一次科学田野发掘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施昕更是浙江余杭镇人，是西湖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是他真正把良渚文化展现在了世人面前。

施昕更从小生长在良渚，对当地农民的“盗玉”、“掘玉”有深刻印象，于是产生了回老家调查的想法。

1936年6月，施昕更回良渚作了一次深入调查，但毫无收获。一个月后，施昕更再回良渚进行调查。6月的野外考古十分艰苦，由于疲劳过度施昕更几次晕倒，幸好被村民发现及时送回家里。施昕更并没有因此放弃调查工作，病好后又回到乡间田野，寻找先民踪迹。

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1936年的11月3日的下午，施昕更在朱村兜附近发现了几片“黑色有光的陶片”。陶片的发现让施昕更兴奋了很久，这说明良渚地区的确埋有重要的文化遗藏。

1936年12月，施昕更主持了良渚遗址的首次发掘，也是江南地区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对良渚的发掘陆续进行了3次，积聚了一批实物资料，但当时的施昕更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独立的文化，而是把它定为龙山文化的分支。1938年，考古发掘报告《良渚》出版了，年轻的施昕更作为良渚文化研究的开拓者留在了良渚的史册上。

《良渚》的发表，使这个美丽的名字进入了中国学术界的视野，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关注起良渚，对良渚文化遗址的发掘也逐渐展开。尤其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环太湖的考古工作陆续展开，良渚遗址像雨后春笋般钻出地面，它丰富的遗址内涵和文物，在考古界掀起了一阵良渚风。

1959年12月，考古界专家夏鼐先生在长江文物考古队队长会议上正式提出了“良渚文化”的命名，“良渚文化”从那时候开始在学界得到了公认。经测定，良渚文化距今4000年到5000年。

60年代后期开始，太湖地区变得沉寂了，直到1973年夏天，苏州附近一个叫草鞋山的遗址重新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草鞋山位于唯亭镇阳澄湖南岸，发现于1956年。当地砖瓦厂在取土时发现了珍贵的玉琮和玉璧，立刻报告给上级文物部门。江苏省文物部门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刻来这里进行了文物普查，并确认这里是一处良渚文化遗址。

1972年10月，南京博物院对草鞋山遗址组织了较大规模的发掘，发掘面积550平方米，直到第二年初结束。这次发掘初步弄清了草鞋山叠压文化层的关系，发现墓葬70座，出土了大量的穿孔石斧、石锛、玉璜、玉坠饰以及各种陶器。

1973年4月，南京博物院再次来到草鞋山进行发掘，当地政府又调派了六七十位农民参加发掘。他们白天在工地发掘，晚上开会讨论，学员们夜晚和雨天听课记笔记，偶尔还有假日，生活紧张而又富于情趣。

6月下旬，各个探方已经发掘到水位以下，为了排除积水，不时要开沟挖坑，工地上多次发生塌方。6月26号中午，位于最高处的一个探方再次发生塌方，在清理过程中，竟然在土堆里斜躺着一件六节玉琮，大家立即兴奋起来，反复在附近寻找新的线索。

7月1日，是个难得的好天气。开工后一个小时，重大的收获就接踵而来。当考古队员们看到大件玉璧、玉琮与带盖的大陶鼎、细刻花纹的贯耳壶躺在一起时，高兴得跳了起来，一个良渚大墓渐渐展现在他们面前。这个墓葬内涵丰富，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陶器和璧、琮、斧、钺等玉器，对于研究良渚文化的内涵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

20世纪70年代，余杭县长命乡的一个农民在农田翻地时，意外地挖出了一些古玉器。经过文物部门鉴定，这个农民挖出来的古玉，是距今5000年前的玉器。考古人员沿着这个线索寻找，终于找到了一个叫反山的地方。说它是山，不过是比其他地方高出4、5米的一个大土堆，可经过勘察发现，这个土堆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由人工堆筑的熟土堆。考古人员立即想到了“良渚文化”。

1986年是良渚遗址发现50周年，就是在这一年的5月8日，浙江考古研究所组成的挖掘小组进入反山工地进行发掘。有一天，突然天降暴雨，考古队员们不得不暂停工作，结果这场雨一下就是三天。第三天下午，终于雨过天晴，考古队再次回到墓坑边上进行清理工作，重大发现从这一天开始接连出现。一名考古队员在坑下清理墓葬时，突然在泥土中发现了一个带有温润光泽的绿色器物，全场的目光立刻都它吸引了过去。随着工作人员的逐步清理，一件精美的玉器渐渐出现在人们面前，而且还是一件在史籍中有过记载的玉琮。在以往的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琮中，像这么大、这么精美的玉琮从没有见过，现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紧接着，一件更大的玉琮出土了，这个玉琮重达6.5公斤，被称为玉琮王。这个墓葬的陪葬玉器特别丰富，共出土了700多件玉器，这些玉器从头到脚围绕着墓主人，摆放十分讲究，似乎在表达着某种信仰和理念。

反山遗址的发掘收获颇丰，共发掘出11座墓，出土了1200多件(组)的随葬品，特别是一大批精美绝伦的玉器，完全超过了以往发现的规格。甚至有专家推测，反山是一处良渚人的“王陵”。

接下来的十年里，常州、苏州、上海一带，一座座“山”、“墩”被发现，原来它们都是良渚人的墓地，一个个大墓打开了，同样的玉器，甚至更加精致、数量更多。不仅仅是这些精致的手工艺品令人瞩目，随着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的工作，考古学家们发现，原来有些“山”是人工堆筑起来的，这比精美的玉器更加令人震惊。

以今天的建筑技术，要堆筑一座人工的山尚需时日，在几千年之前，良渚人又是花费了多少的人力物力才能堆筑起这样的“山”，由此可以推断，这时的良渚社会已经有了强大而集中的权力。

1987年的春天，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考古学家们发掘了与反山遗址仅仅相距5公里的瑶山遗址。在这里发现的是一处良渚文化的祭坛遗迹和11座墓葬。祭坛台面平缓，构筑规整，发现的墓葬都集中在祭坛上，分成东西向的南北两排，排列十分整齐。这个祭坛墓地的时代与反山大致相当，出土物品的规格也与反山类似。反山和瑶山的发现令良渚文化成为了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对象。

也许是历史特别垂青于良渚故地的人们，到了20世纪90年代前后，良渚文化研究进入了高潮。继浙江反山、瑶山等遗址发现后，上海福泉山、江苏花厅、赵陵山等遗址也先后发掘，重大的发现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在海内外掀起了良渚文化研究热，至今方兴未艾。

90年代末，江阴高城墩良渚文化遗址发掘，出土了一批墓葬与数百件玉器，使良渚文化研究再掀高潮，考古专家学者纷至沓来，并根据出土文物推定江阴在良渚时代是江苏省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

随着一系列的发现，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5000年前的太湖地区，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遗址群考察时，曾经感慨的称其为“古杭州”。

良渚文化遗址出土文物

良渚，这个美丽又充满神秘气息的名字，曾经在5000年前创造了一段令人惊叹的古代文化，这其中最具盛名的就是它精湛而神秘的玉器文化。良渚出土的玉器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丰富，制作技艺精湛，是我国文化中的瑰宝。

玉琮是良渚玉器中最具代表的种类。玉琮是一种内圆外方的筒形玉器，为我国古代重要礼器之一。良渚文化的玉琮最发达，出土与传世的数量很多。玉琮的玉材为江浙一带的透闪石质玉石，质地不纯，以青色居多，部分黄色，土浸后呈雾状乳白色。少数玉琮也呈圆筒状，多制成规整的内圆外方形。琮体切割规整，中孔为管钻对穿而成，中接处常留有两层。

良渚玉琮的形体大小高低不一，一般早期矮，晚期高。玉琮的纹饰十分特别，多为兽面纹。纹饰以四角线为中心，分成四组，随着琮的高低不同，以相同的纹饰分组饰于琮上。部分玉琮在主体兽面纹外，还用细阴纹刻细“神人”图形和云雷纹。反山遗址出土的神兽纹玉琮，高8.8厘米，重6.5公斤，分四节，为现今所见最大的玉琮，被称为琮王。

良渚遗址出土的玉璧尺寸较大，一般直径在1尺左右，制作不够规整，璧体往往厚薄不匀，有的表面留有锯痕。玉璧的特征是外缘薄，内缘厚，中央孔径较小。打孔有对钻、单面钻两种。玉璧大多素面无纹，打磨较光亮。

良渚玉钺也很负盛名，目前所见最大的玉钺，也是唯一一个有纹饰的玉钺就是在良渚出土的。这件玉钺于1986年6月在反山遗址被发现，整个玉钺全部用采自同一块白色带紫赫斑的软玉制成，玉外观形体为扁平状，呈“凤”字形。两面的刃部上角均以浅浮雕加阴文细刻琢成神人兽面图象，下角均有鸟纹，其纹样均与同墓所出的大玉琮上形象完全一致。玉钺的表面抛光精致，光洁闪亮。良渚文化玉钺上雕琢的文饰，仅此一件，为同类器物中罕见的精品。

良渚人制作玉器的工艺十分发达，玉器的加工是一个复杂而多工序的劳动过程，因此，玉器是手工业专门化以后的产物。良渚时期的玉器制作者必须从事单一的玉器加工制作，其生活资料则需要广大社会群体为其提供。同时，玉器器形比较规范，图案花纹雕琢规范，体现其制作过程中脑力劳动成分的增加，出现相对独立于简单体力劳动的趋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差别已经形成。

良渚玉器上的纹饰十分精细。在良渚遗址出土的玉器上，不论是玉璧、玉琮，还是玉钺，都雕有一个神秘的图案，即神徽图案。这些刻有神徽的精美玉器应该与良渚人的祭祀活动相关。

在近几年的考古发掘中，多次发现了良渚文化的祭坛。祭坛是用来祭祀天地的，在祭台上发现的大量墓葬可见墓主人的身份不同一般。据推测，墓主人很可能是巫师。巫师是神的代言人，是神人合一的象征，他们是当时社会的特权阶层，行使着至高无上的权利。在这些墓葬出土的大量玉器都刻划着“神徽”和兽面纹。

对于“神徽”图案，研究者在识读时将它分作上、下两部分，上部是带有羽冠的人面加上身的形象，下部则是兽形，具体讲多认其为虎形。这一图案被认为具有鲜明的宗教象征性，表现了一个巫师骑着虎在天上飞行的样子，也就是所谓“御虎跻”的写照。虎是巫师通天的坐骑，图案两边的鸟纹常常被认为是助巫师升天的伙伴。有研究者认为，这一图案的象征意义说明良渚的宗教信仰是一种“萨满崇拜”的巫术信仰，而这一信仰在中国有久远的历史。

良渚玉器主要出土于墓葬，从不同墓葬出土数量的不同，可以看出当时的的良渚已经出现了私有制，贫富分化差距很大。良渚贵族墓中出土的玉器种类达20余种，主要有琮、璧、钺、锥形器、三叉形器、冠形器、璜、纺轮、圆牌饰等。但在一些居址周围的小墓中，随葬的只有小件玉器，包括管、珠及单件锥形器等，几乎没有贵族墓中所见的其他玉器种类。这些差别构成了良渚文化用玉制度的等级差别，由此可以看出良渚文化社会形态已经发生变革，以用玉制度为核心的礼制的产生。

礼制的核心是体现人们之间贵贱、上下、尊卑、亲疏的隶属关系。良渚文化的用玉制度正是表现了这样的关系。以用玉制度为主要特征，表明了良渚文化礼制的产生，这无疑是社会发生质变的表现。良渚社会已从荒蛮的史前期踏入文明的社会。

良渚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三角形犁形器，即石犁。石犁是一种适应江南水田耕作条件的特定农具，其前锋有尖角，两腰微微弧出，中心带孔，可固定在犁床架上连续翻土，与以往的农具相比在效能上有了巨大的进步。

除石犁外，良渚人还发明了破土器、耘田器以及收割用的石镰等分工极细的农具。良渚人采用斜把破土器、石犁开垦土地，撒上种子，然后用石耘田器除草，稻谷成熟后，再用石镰收割。从这些出土的农用工具来看，良渚文化时期的农业已经十分发达。

良渚文化之谜

随着考古发现的深入，一个问题明确地摆在考古工作者的面前：良渚文化在距今4000年左右突然消亡。对于良渚消亡的原因有很多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良渚文化自身跌落文化低谷，自然消亡，然后神秘失踪；还有学者认为是当时的特大洪灾使良渚人举族皆灭；但最有生命力的是良渚的迁移学说。

一部分考古学家认为，在距今4000年左右，长江流域发生了持续若干年的特大洪水灾难，良渚文化的种种设施顷刻间便被摧灭了，良渚人失去了继续生存的外部条件，于是举族向山东迁移。

黄帝、炎帝的扩张打破了良渚人的宁静，被后代称为“蚩尤”的良渚人首先与进入山东的炎帝发生了战争，并将炎帝打得一败涂地。黄帝也随后与良渚人发生了战争，良渚人起初连连告捷，但最终，黄帝联络了商人将蚩尤彻底打败。

这个在古籍中出现的“传说”近年来屡屡被考古资料所证实，良渚文化对中原文化的诸多影响似乎也可以从这种推测中得到解释。

在良渚发掘出来的玉器上，有一个神秘图案反复出现，形态像一尊英武的战神。这引起了考古界的注意。这些古玉有多少年的历史了？神秘的“战神”图案又隐含着什么深意？

考古学家开始实地调查，随着研究的深入，“战神”图案之谜渐渐破解。玉器上威风凛凛的“战神”很有可能就是古史传说中的蚩尤。蚩尤出现在距今四五千年的传说中，他可能是“良渚”这个地方的战斗英雄，是良渚古人崇拜的偶像。

良渚遗址中出土的石钺非常发达，手执石钺的人往往是军事领袖，这说明良渚人也崇尚武力、权威，喜欢战斗。传说蚩尤部族中有一支首领叫九黎的大部落联盟，这个部族的分布范围正好包括了良渚文化的所有地域。因此，强悍的良渚人应该就是九黎族中的一支。

九黎族中有一支叫羽人的，他们信奉鸟、兽，因而有了鸟、兽图腾。而良渚古玉上的神秘图案下部分似乎也像鸟、兽，也是良渚人崇拜的一种图腾。所以良渚人可能就是蚩尤部落中九黎族中的羽人联盟。

良渚玉器的制作工艺也十分令考古学家不解。良渚玉器制作工艺十分复杂，包括切割、钻孔、刻纹与打磨，玉是坚硬致密的物质，制作玉器必须采用琢磨技术，但一般认为良渚时期冶炼技术尚未出现，因而制作、切割、雕刻十分精美的玉器便引起了人们无尽的遐想，甚至一些外国专家曾断言良渚玉器是“外星人”所制。

经过我国考古专家不懈的探索与考古资料的不断完善，近年来一些有关良渚玉器制作方法的推测不断涌现。但令专家们无法解释的是，他们曾用良渚人可能使用的制作方法多次试验，但仍无法完成极少量相同于良渚玉器的制作。专家推测有些良渚玉器上的孔必须要用金属作为钻器高速旋转才能完成，甚至有人提出假说，良渚时期已经有了冶炼技术，后来随着良渚文化的突然消亡而失传，但这种假说找不到任何实物依据。良渚玉器到底是如何制成？只有等待着发掘工作的进一步深入来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