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转变
1928年夏天，我和哥哥辞别母亲，从厦门乘船北上，到
达上海。经过两个月补习，我考入上海市江湾区的立达学
园初中部。
上海是个经济、文化大都会，经济繁荣，学府林
立。立达中学因执教的人物有着不同凡响的经历和丰富的
办学经验，使它在上海颇有名气。校长匡互生，是五四运
动发起人之一，是他不顾生命危险第一个砸开卖国贼曹汝
霖的官邸大门，引进其他同学，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
震动全国。他从北京高师毕业后，回湖南任第一师范教务
主任，进行教育改革，并打破过去非大学毕业不能当一师
教员的规定，聘请一师附小主事毛泽东回一师任国文教员，
与毛一起从事革命活动。他淡泊名利，终生致力教育工
作。他办立达的宗旨是：“修养健全的人格，实行互助生’
活，以改造社会，促进文化。”立达学风开放，学术自由，
师生平等，男女生团结互助，思想活跃。这种民主、自由
的环境，为我追求知识，探索人生道路，提供了良好的条
件。可惜1933年夏匡互生先生去世后，国民党加强对文
教界的反动统治，这种风气就受到严重的干扰破坏了。
立达重视教育与劳动结合，学园里办了一个农场，养
鸡、养蜂、种菜，还在南翔办了个高中农科。学校还很重
视外文教育，除初中、高中都必修英文外，高中每周还教
三节法文。我念了将近两年。法语教师张志渊看我进展
较快，便专门借给我一本法文都德小说集，要我认真阅读，
可惜那时忙于搞革命活动，喜欢看社会科学的书，结果只
读了几篇便停了，最后连书也留下没还，辜负她的一片好
意。高二上学期，意大利驻华使馆在立达开办意文课程，
称毕业后可送去意国留学。我也去参加了，但该使馆‘学
期后又停办了，到现在，我只记得老师教的第一句话，即
“Io Sono Facisto”(我是一个法西斯蒂)。
在初中的3年里，我不问政治，一心埋头读书，对语
文尤其感兴趣。我对衣食住行的开支很节俭，节约下来的
钱就拿去买书。我除了学好功课外，还拚命地看课外
书。学生宿舍晚上9点半后便熄灯，我就经常偷偷点起蜡
烛来看，经常看到十一二点钟，有时在上课时还偷偷地
看。我崇尚国内外有名望的文学大师，如饥似渴地阅读了
鲁迅的《呐喊》、《傍徨》、《野草》，巴金的《灭亡》、《新生》、
《雾》、《雨》、《电》、《家》，郭沫若的《女神》，茅盾的《蚀》、
《虹》、《子夜》，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西游记》、《红
楼梦》等。高中以后又喜欢阅读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父
与子》、《罗亭》，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战争与和平》，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白痴》，德国歌德的《少年
维特之烦恼》，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罗曼·罗兰的《约
翰·克利斯朵夫》，苏联高尔基的《母亲》，绥拉菲莫维支的
《铁流》，法捷耶夫的《毁灭》，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
怎样炼成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等。这些中外
名著，扩大了我的视野，使我的情感不知不觉地向作品中
那些社会底层的人物靠拢。从字里行间，我没有发现书中
的“黄金屋”、“颜如玉”，而是探索到中国和世界历史的潮
涨潮落，从而触摸到各个时期的时代脉搏。当时，我想从
文艺方面发展，写些诗歌、散文，将来成为作家。
我爱读书，也喜好体育活动，爱好篮球、网球和乒乓
球。我是个球迷，上海每逢有球类大赛，我必到场观
看。那时，一场大赛门票要一块银元。看一场球赛的钱，
可买6只烧鸡。为看球赛，我必须节衣缩食。
1929年，哥哥与许卓然、秦望山、张贞诸董事，在泉
州创办黎明高中，他被公推为校长。后又增聘于右任、陈
铭枢为董事。哥哥挪移上海商店6000两白银购买教学仪
器和图书。他在《学校创办缘起》一文的结句中写道：
“夜在崩溃，冬在崩溃，黎明在到来，春天在到来。我们
要迎着黎明的光辉，把春天的种子播遍全世界。”黎明高
中实行勤工俭学，手脑并用，男女同校，提倡爱的教育和
思想自由，甚具开放色彩，是中国号称传播无政府主义思
想的四大学府之一。它把生活和教育、社会和学校、工作
和学习结合起来。办学既深入社会，又提倡卓然出群；既
发挥个性，又推行互助协作，是一所具有新型办学模式和
独特教育思想的学校，文艺名辈巴金、王鲁彦、丽尼、吴
朗西，生物学家陈范予，史学的杨人梗，音乐学的吕骥，戏
剧学的张庚，社会学的卫惠林，理化的黎昌仁，农学的汤
文通等，均远道联袂来就讲席，或考察游学，或开展革命
活动。来自日本、朝鲜等国的流亡革命者，也在黎明得到
庇护和栖身。“旗鼓新，壁垒新，挟以俱来之思想见解
新”，使黎明的“火种”遍播泉州城，形成了以黎明为中心
的“平民”、“民生”、“卓然”、“爱群”等学校群，为福建
的教育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20年代末3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严重经济危机
和政治动荡。这场全球性的大裂变，也给中国带来灾
难。国民党厉行清党以后，白色恐怖弥漫神州。苦恼忧
郁的哥哥于1930年再次东渡扶桑，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
济学部大学院(即研究院)，研究农业经济。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我国东北境内的关东军，在
沈阳制造了举世震惊的九一八事变。东北军张学良因执行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几十万东北军不战而退，使东三省
沦落日军手中。这时，哥哥辍学回国，积极投身于抗日运
动。我的思想也在九一八之后发生了剧变。
日寇对中国的疯狂肆虐和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使我十
分痛心。九一八国耻，使我猛然醒悟到，国家兴亡，匹夫
有责，抗日救国对每个中国公民责无旁贷。从这时候开
始，我由不关心政治，到逐步关心中国的社情时局和前途
命运。
1931年7月，我初中毕业后，回到厦门家里。我母亲
认为我身体不好要我休学一年，我不同意。我哥哥说：
“你先去补习一下日语，明年我带你到日本去。”于是我便
进了台湾人办的旭瀛书院学日语，一个多月后，九一八事
变发生，我和同学们退出旭瀛书院，我在家休学一年。
1932年1月28日夜间，日军由上海租界向闸北一带进
攻。中国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淞沪抗战”开始。同年
3月1日，日本帝国主义炮制的伪“满州国”登场。侵华
日军向华北推进。
哥哥因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妥
协，一直在进行反蒋活动。黎明高中成为哥哥及进步人士
的反蒋基地。哥哥利用学校和当地的报刊，宣传民主思
想，鼓吹抗日，还参与撰写闽南一些报刊的社论，字字句
句直捅蒋介石痛处。“一·二八”上海战事停止后，厦门
《民钟报》发表一篇题为《蒋介石之肉不足食!》的社论，
大快人心。黎明高中的影响日益扩大，同时也得罪了不少
亲蒋分子和国民党内的顽固派。黎明高中被迫停办。
早在1931年，广州召开西南特别会议，哥哥也应邀参
加。其间，曾数度和蒋光鼐接触。哥哥对这位足智多谋、
英勇善战的名将十分崇敬。忧国忧民的情怀，使他们一见
如故。淞沪抗战，蒋光鼐、蔡廷锴指挥十九路军，偕同张
治中指挥的第五军，抗命南京政府，浴血痛击日寇而威名
远震。但“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却更加疑忌，将蒋调
任福建省主席。1932年，他入闽主政，便请我哥哥任惠
安、永泰县长。不久，他们策动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
府成立，我哥哥又改任兴泉省顾问。
一二八事件后，日寇占领上海，我虽休学在家，但一
直关注着时局，念念不忘在上海血战日寇的十九路军将
士。于是，在1932年5月18日，在厦门家中，以奔放的
情感，写了一首充满战斗激情的自由诗。诗中描述一阵阵
血腥的风，一声声炮弹轰轰，我们可爱的兄弟，正在战场
如狂涛般向日寇冲锋。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他们有的胸
膛被子弹穿过，有的四肢被炸毁，死命地咽住痛苦的呻吟，
努力挣扎着，与敌人拚命。他们尽量张开嘶哑的喉咙高
喊：“为了自由，为了正义，为了受尽苦难的同胞，为了我
们的中华民族，向前进，向前进!”在诗的最后，我写道：
电光般的炮火，
雷震般的杀声；
悲壮的神秘的军号，
快死了的伟大的兄弟们底呼喊；
更剧烈地打颤了我们底内心，
还有那许多伟大的兄弟底热血，
像暴雨一样地溅射他们的身上，
成河流般的热血在他们的足下发烧。
愤怒的火花在他们的心中爆发，
他们像发狂似地向着敌人冲过去。
……………………
自由的火花在他们底心中爆发，
他们以无数的热血与头颅，换得了最后的胜利!
动荡的社会现实，哥哥抗日爱国的思想行为；抗日士
兵不怕流血牺牲，向敌人冲锋陷阵的英雄事迹，对我耳濡
目染，使我将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地
联在一起。
1932年8月，我重返立达学园念高中。这年12月21
日，我写了一篇文章《我的自白》，刊登在校内学生刊物上，
剖析了自己的内心世界。我在坦述自己的寂寞、苦闷后
说：
“从外表看来，我是一个冷静寡言的人。我从不会敷
衍，我尤其憎恶虚伪。我自己知道我是多么的卑小，但在
我的内心却奔流着热情。”
“因为我是一个情感很热烈的人，我不甘于寂寞，我不
甘于寂寞，我不甘于和社会上的一般人同样地醉生梦死，
在重重压迫下苟生。我不能独自一个人安闲地享福，社会
上种种的罪恶早打破了我的美梦。所以我要起来狂呼，我
要在黑暗中寻找出一条生路。”
“以我目前的情形来讲，在这饿殍遍野，到处烽火的中
国，能够在这里安静地读书，我真是太幸福了。但是我有
甚么权利来享受?!当我看到那些在生死界上挣扎着，贡
献很大的力量给社会，而受到无限痛苦的同胞时，我只有
惭愧，忏悔，我只天天受到自己良心的责罚。假如我有勇
气，假如我能无所顾虑而牺牲，我便该早走出这象牙之
塔。”
“中国的纷乱，社会的黑暗，这都有它的原因。实际
上，这不过是转变期中必有的现象，绝对不会永远如此。
我们用不着悲观，更不值得自暴自弃。现在的时代虽然
是‘风雨如晦’，却也正是‘鸡鸣不已’呢!认清时代，我
们要做推动历史的齿轮。”
1932年，神州大地阴霾遍布，血雨腥风，共产党人血
流成河。有人落荒而逃，有人卖友求荣，更多的则前仆后
继，勇往直前。就在这种情形下，我决心走出象牙之塔，
投身革命洪流。我在学校看进步书刊，找志同道合的人交
谈。有两本书对我影响很深。一本是日本思想家波多野
鼎所著的《社会思想史》。这本书客观地介绍了欧洲各种
思想流派，科学地对无政府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作出分析，
使我眼界大开。另一本是中国社会学家漆树芬所著的《帝
国主义经济侵略下的中国》。作者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对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对西欧进步思潮进行了透彻的
阐述。我从这两本书中得到了启示。后来，我又阅读了
参加党团地下活动
在立达学园几年来，我的思想品格，学习成绩和行为
作风，对进步的理想追求，早被与共产党地下组织有密切
关系的同学所注意。同窗学友郭佑民与当时共产党上海江
湾区委书记小王是同乡同学，学友黄尔尊是复旦大学
共产主义青年团负责人黄尔义的弟弟。1934年春(我当时
上高中二)通过郭、黄，我与共产党和共青团都有直接的
联系。在区委书记小王的领导下，我们一两星期碰一次
头。组织学生读书会，读各种社会科学的书，并出版小刊
物、小墙报，宣传抗日救国思想，散播马克思主义和科学
社会主义理论，针锋相对地与国民党作斗争。蒋介石鉴于
九一八事变后，学生抗日运动给他的威胁，加强了对学生
的统治。提倡法西斯主义，推行复古忠君的所谓“新生活
运动”。叫喊只有“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口
号。派人到意大利学习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手段。提倡盲
从，不让学生思想自由发挥，实行奴化教育。为了强化统
治，蒋介石在上海各大中学校迅速发展覆盖面广、渗透力
强的特务组织，从中控制保守派学生，坚持旧礼制传统，排
斥和迫害进步学生。于是，新旧两派思想，在各校展开激
烈的斗争。
是年初夏，正值上海美亚十大丝绸厂工人为争取福
利举行联合大罢工。在小王带领下，我们进行了声援罢工
工人的斗争，到罢工指挥部慰问罢工工人，开展募捐
救援，并在夜间到江湾镇附近散发传单，写标语、口
号。五一劳动节那天，我们还到上海租界南京路集结，原
拟举行飞行集会，搞大规模游行示威，后因故停止。
我们在学校散发传单时，采用一种独特的手法。夜里
把传单放在盥洗室每个同学的脸盆中。第二天，同学洗脸
时，每人都得到一份。学校查来查去，也查不出传单的来
源。现在看来，当时所进行的这些写标语、发传单、搞游
行示威等都是一种“左”倾冒险活动，它容易暴露自己，会
使组织受到无谓的破坏。
1933至1935年，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对共产党人采
取“分化自首”政策，也由于共产党内的“左”倾冒险主义
错误，使上海大部分地下党组织遭受破坏。黄尔义在复旦
大学身份已有些暴露。他所掌握的许多党团重要文件、刊
物和资料需要转移出来，由于黄尔义与我们在斗争中，相
互加深了了解和信任。因此，他决定把这批机密文件装在
一小皮箱里交到我手上。同时，通知他弟弟黄尔尊离开立
达学园隐蔽起来。
我深感责任重大，行事特别小心谨慎。我知道自己在
学生中出头露面较多，万一被特务发觉，个人安危事小，给
上海党组织造成的损失却无法估量。为了保护党的机密，
我把文件转托一位“读书会”会员、高一同学徐某代
管。这同学品学不错，平时给人一种老老实实的印象。
谁也不会想到他跟地下党团有什么牵连，保险系数会大
些。
随着形势的急剧恶化，国民党反动当局加强对进步力
量、对共产党的戒备。特务发现稍有嫌疑之处，都要密
报，进行搜查。
黄尔义来后一星期，一天上午9时左右，有十几个上
海公安局的便衣特务，突然闯进我和郭佑民、黄尔尊、王
彦立4人同住的房间，要逮捕黄尔尊。幸亏黄事前早已躲
离学校。特务扑了空，在房间里翻箱倒柜。我捏了把
汗。因为房间里藏有两份共产党的机密文件。一份放在
书架的书册下边，另一份粘置在书桌的抽屉底部。书架和
书桌都放在当眼处，只要特务搜得仔细一点，便垂手可
得。这伙特务外表凶神恶煞，张牙舞爪，却不动脑筋，结
果空手而归。
特务并不甘心，分头将学校门封锁，并点名叫了十几
个学生到校门会客室，逐个进行讯问。徐某也被点了
名。我大吃一惊，怕特务搜查他的宿舍。趁特务忙于盘
问被点名的同学，对宿舍楼道疏于监守，又是上课时间，宿
舍无人，我冒险偷偷跑上二楼徐某的房间，把藏在他床底
下的箱子取出，转移到体育器材保管室藏匿。
因为我是学校球类的选手，与保管体育器材的老校工
很熟。现危难之际，我便想到这个不起眼、乱七八糟的体
育器材室，以其杂乱求安全。
特务离开学校后，我马上跑到体育器材室，打算取回
这一箱机密文件。万万没想到，这个箱子不见了。原来
我提着箱子到体育器材室时，被一位教员看见。他向校方
举报了自己的重大“发现”，校长抄走了这箱文件。
尽管立达学园比其他学校开明，但我涉及的是一起
严重触犯校规的事件，并且是一个挑战法律的不轻罪名。
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共产党恨之入骨，宁肯错杀三千，也不
放过一个。没有人能保得住我不遭不测。不过，我自入
立达学园以来，一直是学校的高材生，又是学校里有相当
知名度的运动员。老师对我较器重，校方高层负责人对我
印象很好。加上我床头上挂着一副我哥哥请于右任特意为
我题写的“海是龙世界，云是鹤故乡”的对联(他意喻殷勉
我树立海阔天高，任由纵横翱游的大志)。有人说我有点
来头。因此，学校当局对我的处置比较审慎。我跑到校
长陶戴良那里要求退还那个箱子，陶问我箱子里是什么东
西，我说是黄尔尊托寄我的，我没有看，不知有什么，陶
说里面都是共产党的重要文件，不能还给你。第二天我又
去催问，他们告诉我，那箱文件已送给公安局了，我感到
面临的危险，便和郭佑民(传闻在日寇占领南京时牺牲)、
沈维道、王彦立4个同学秘密逃亡到杭州。最后，立达学
园对我们4个人，以严重违犯校规为由，开除学籍。
我们在西湖小孤山上租个房间住了一个月。白天不出
门，埋头读书。晚上，抽空到西湖划划船，散散心，到风
声不那么紧才回上海。
这正是一年一度的暑假期满，我初中一个同班同学刘
烈人给我弄来一张假造四川酉阳中学的转学证书。我又改
名为“梁建屏”，考入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插班续
修高中三年级下学期课程。这时，我与上海党、团组织的
联系中断，也没有介入其他社团活动。但偏偏在我已经过
学校毕业考试而参加全市会考的关键时刻，我改名的真相
被揭穿，考试资格被一笔勾销。期望能晋身高等学府深造
的心愿，顷刻化成泡影，我只好回到厦门家里。
编辑《平话》
厦门市水上警察分局的秘书洪一萍和厦门鼓浪屿小学
教师陈荣祖，都是黎明高中的毕业生，与当年任黎明高中
校长的我哥哥有一份师生情谊。洪一萍这时虽任职警界，
跟国民党地方政府关系暖昧，但他思想受黎明校风影响，
为人处事比较开明，闲时喜爱舞文弄墨。他借助与政府有
瓜葛之便，撮合志趣相投的同学陈荣祖等人，创办《平话》
杂志。洪一萍斥资办刊，主要是借助刊物的社会影响，提
高个人声望。在他一手主理下，这本双周刊杂志，地方史
料丰富，闽南色彩浓厚，通俗易懂，趣味盎然，内容迎合
不同阶层人士的喜好。在洪一萍主编的专栏，也曾发表了
几篇反动的文章。
我回到厦门后，与洪一萍和陈荣祖都有往来，被邀请
当《平话》杂志编辑。我也想利用公开发行的杂志宣传抗
日。《平话》近20个专栏，我负责时事短评、专论、杂
文、文艺等四、五个专栏。其余专栏由洪一萍、陈荣祖和
陈念祖负责。
从1935年5月至9月，我在《平话》杂志上，用丹、辛
加、狄云、斐、白羽、肖斐、叶明、石岚、明、磊、畸、阿
斗、风、云、菲、建屏、潘莎等17个笔名，撰写了时事短
评、专论、杂文、散文等大大小小文章几十篇。我以较为
洒脱的文笔、泼辣的措词，比较隐晦的形式，揭露国民党
反动统治，大力宣传抗日救国。其中，在《平话》第八期，
我以建屏笔名发表了题为《中国经济建设的问题》一文。
一开头，我分析中国经济破产险状后，指出挽救破产的根
本办法，第一是运用广大劳动力来补充机器不足，利用大
多数赋闲半失业民众来开发水利、交通、植林、垦荒，一
举两得。其次，是要减弱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必须消费
品，尽量生产之；不能生产者，尽量节约消费。要鼓励垦
牧，扩大生产；流畅货运，调节流通，扩大本国商品市场。
随后，我提出了对于中国经济建设中的根本方向和整
个计划的问题。
我认为，帝国主义摧毁了中国农村固有的手工业，
破坏中国自给自足封建经济，民族工业被帝国主义压迫
得无法抬头。
不根本杜绝帝国主义侵略，一切振兴农业、工业的企
图无法实现。不彻底改造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基础，则一
切技术改革也不能生效。
在阐述建设中心问题时，我认为现在中国受列强猛
烈的经济侵略，世界经济恐慌，在白热化的倾销战、货币
战的洪涛中，关税因受列强控制，而不能自主。国内市场
缩小停滞，人民购买力一落千丈。要以工业作经济建设重
心，在目前的可能性非常低弱。“我觉得现阶段的国民经
济建设的重心，无疑的只有放在复兴农村，建设农业这个
基础上”。
接着，我又进一步阐明了以农业作基础的条件。“因
为中国的农民占着全国人口80%以上，农村经济到现在还
是中国国民经济最主要部门”。“复兴农业”的好处，是
“可容纳几千万失业的农民，提高农业生产力。这一方面
可充裕农民的经济，间接地就是提高人民的消费量。一方
面可以减少外国粮食巨量的输入，甚至能向外国输出，以
调整贸易不平衡的病态”。同时，可使农村秩序安定，人
民经济充实，政治经济设施得以实现，民族工业得到一个
巩固的基础。
复兴农业的路子怎样走呢?我认为“并不是走上农业
资本主义化”，而是“依据民生主义的建设方式……平均地
权”。“要使农民免除地主的剥削束缚”，必须要“达到耕
者有其田的目的”。为了发展农业还要“以新的科学方法
来改良耕种的技术而增加农作物的生产量。此外，要废除
苛捐杂税，取缔高利贷，禁止外国产品的倾销，充实农村
金融”，推行各种关于生产、运输、销售、信用的农村合作
等事业。
我又论证了农业发展与工业的关系，指出“农业建设
中心的理论并不是抹杀了工业化，复兴农村可替工业建
设奠下一个巩固的基础。当然在这时间内，我们不能完全
侧重于农业而停止了工业的建设，它们两者之间是有非常
密切的关系，而不能机械地断然截开的”。
今天看来，当时我的认识虽然十分肤浅，但已初步理
解到发展农业的重要性。
1935年11月，日本扶植汉奸殷汝耕在冀东通县成立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天津以东一带22个县。这实
质上是一个傀儡政府，国民党承认了，日本人大讲中日提
携，进一步想推进华北五省自治。我对国民党丧权辱国的
行为感到十分愤慨，于是以叶明的笔名写了一篇题为《关
于华北问题》的短评，在《平话》第四期发表。我首先揭
露日本广田外相大唱“日中亲善，经济提携”论调的欺骗
性，指出华北问题完全暴露出日本所谓亲善提携的真面
目。接着，我指出：
“这次华北问题发生的原因，是日本借口孔永勤部队在
遵化扰乱，中国官宪有援助之嫌，又天津日租界两报社长
被暗杀事件，也与中国官厅不无关系，因此向中国提出三
项要求：一、在华北的中央军和东北军全部调开。二、取
消北平军分会，更换华北行政人员。三、停止华北一切国
民党的活动。”“这三项要求不但干涉了中国的内政，而且
把华北完全解除武装”，“可看出日本步步吞并中国的野
心”。“在日本两重外交运用之下，不到中国灭亡，这种侵
略是永远不会停止的。”
最后我大声疾呼：“现在黄河以北，已非国家所有矣!
一些国人贪图妥协苟安的梦，总可以醒了吧。”我严肃地
指出，中国已到了最后生死的地步，只有三条路好走：一
是投降，一是求和，一是死战。“中国每次求和都是失地
千里，而不久之后，又再来一次侵略了。中国虽大，也不
够她几次蚕食鲸吞。虽说长期抵抗，然而她却永远不给你
一个‘长期’奈何?”“那么究竟中国要走那一条路呢?瓦
碎是死，玉全也是死，这就要看全国民众的觉悟与决心到
甚么程度了。如果真能团结一致，誓死奋斗，那么不论是
战是和，都能够从死里求生，虽受万分的牺牲也在所个
顾。不然，假使再因循苟安，醉生梦死，则转瞬间长江流
域也将被敌人席卷而去，那时真正的死无葬身之地，就要
后悔也来不及了。”
后来，我在收集整理自己在《平话》杂志上发表的文
章时，在目录附注中说：“尽管我当时还仅是一个十八岁的
中学生，政治上还很幼稚，而且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写
公开发表的文章受了许多限制，因此在某些观点及文字措
词上，难免有不少错误，但我的主导思想是坚持抗日、坚
持反帝反封建，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也一再加以揭露”。
《平话》杂志当时在社会上有一定份量。日本领事馆对
《平话》的影响和我的文章，尤其是《华北问题》，迅速作
出反应，向厦门市国民党政府递交了抗议书。《平话》杂
志社立遭查封。
险恶的情势，不妙的处境，使我想起上海著名爱国人
士、《新生周刊》主编杜重远的一件事。杜曾以特使身份
斡旋张学良将军与共产党联手合作。他的知名度和社会影
响与爱国知名人士邹韬奋等不相上下。1935年5月4日因
在《新生周刊》发表易水《闲话皇帝》一文，被日本方面
指为“侮辱天皇，妨害邦交”，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国民党反动政府屈服于日本的压力，就逮捕了杜重远，关
押一年之久。社会贤达都遭劫难，又何况我?有前车为
鉴，我觉得无谓将自己作为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本钱赔
出去。于是，跑到鼓浪屿英租界躲了一个月。
《平话》杂志虽被我捅出了祸，但因我利用这个阵地，
宣传抗日，反帝反封建，而赢得了读者的支持。
一二九学生运动 参加沪、宁请愿
正当我计划摆脱在鼓浪屿蜗居生活的时候，得知政府
颁布高考甄别考试的新方案。所谓甄别考试，就是允许有
与高中毕业同等学历水平的人参加高考。只要考试合格，
就可以进入大学读书。我赶紧提上一大捆书籍，匆匆赶往
上海，与王彦立寄住在上海暨南大学校外的私人出租屋
里。我全力以赴补习丢荒了的课程。考试前二三天，我
突然接到妹妹从永春家乡拍来的电报，内容是“母病重，速
返家”。我立即丢下课本，从上海赶到厦门，再转永春老
家(此时母亲已由厦门移至永春老家居住)。在母亲床前
侍药端汤二三天。见她转危为安，我嘱托家里亲人照顾母
亲，又连忙折返上海。但考试已经结束。从此，我再也
没有读大学的机遇了。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江西出发，举行了
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次年10月，红军抵达陕
北。但是，中国的形势十分严峻。日军挺进关内，威胁
平津。1935年7月6日，国民党政府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
长何应钦，同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署了《何
梅协定》。依《协定》条款，中国军队必须撤离河北，取
缔全国一切抗日团体及其活动。日本帝国主义还操纵汉
奸，策动‘华北五省自治”，企图将河北、山东、山西、察
哈尔、绥远(今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变为日本殖民地，将
中华民族推向亡国灭种的边缘。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
体同胞书》，通称“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抗日救国。同年12月9日，北平各大中学校6000多学生，
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领导和组织下，冲破国民党当局的白
色恐怖，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喊出了“反
对华北自治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
致对外”等口号。游行队伍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残酷镇
压。12月16日，北平学生和市民一万多人，在共产党领
导下，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一二九运动得到全国各
界人士的支持，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的新高潮。
上海对上述事件迅速呼应。在这期间，我寄住在暨南
大学校外学生宿舍里，与暨大进步学生朝夕相处，一起纵
论国事，商讨时局，思想上发生共鸣，积极投入时代的洪
流。12月18日下午5时，我参与暨大组织的示威串连，联
合上海各大专院校，一起向政府施加压力。队伍从暨大出
发，沿途经沪西大夏大学、交通大学、光华大学，转到江
湾复旦大学。最后汇集到江湾国民党上海市政府，要求市
长接见。市政府却委派社会局长潘公展出来，被学生轰了
回去。迫于学生强大压力，市长吴铁成不得不亲自出
面。学生们要求他抗日救国，支援北平学生爱国运动。
他只敷衍了一下，就溜走了。游行示威从下午5时，到第
二天拂晓5时，学生们又饿又累，精疲力竭。当晚市民们
已闭门安寝，没有多少人理会这支示威队伍。游行没有取
得预期的效果。后来才听说，当晚示威行动的主导权，掌
握在混入示威队伍中的特务学生手中，他们知道学生的愤
怒情绪，不能压制，因此趁机提前发动，使同学们在黑夜
中整整走了一晚，但接触不到群众，无法扩大社会影响。
最终导致示威请愿流产。这进一步暴露了国民党的反动面
目，也使我们受到了教育。但其中真相究竟如何，后来我
也未搞清楚。
12月20日，上海2000多名大专院校学生冒着风雪严
寒，组织“请愿团”，汇聚到上海北站，准备乘火车到国民
党首府南京请愿。我也是“请愿团”中的一个成员。国
民党上海当局慌忙调遣2000多军警，将火车站包围。四
面架起重机枪，五步一岗，十步一哨。企图强行堵截这股
汹涌的激流。21日，他们采取釜底抽薪的对策，将火车司
机和工人遣走，想将这场到南京请愿的行动扼杀在上海出
发之前。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
学生中，就有精于机车理论和操作技术的人。结果，学生
把列车开走了。反动当局气急败坏，沿途设置重重关
卡。从上海到苏州80公里，走了七八个钟头。我和大家
在饥饿和寒冷中颠簸了一夜。第二天早上8点钟，苏州的
群众来慰问学生。上海抗日救国会和各界人士，用汽车将
饼干、面包送到学生手中。因为没有水喝，干粮难以下
咽。于是，大家走下站台，抓起地上一把把白雪，和着饼
干、面包吃。大家说这是“白雪面包”、“夹心饼干”，
嘻嘻哈哈，把干粮填进肚里，表现出年青人的乐观精
神。稍事休息，列车一声长啸，徐徐离开苏州站，向南京
方向驶去。
反动政府为把请愿队伍拒于南京之外，满载38节车厢
荷枪实弹的宪兵特种军列，从南京出发，沿京沪线向满载
16节车厢的学生请愿列车迎面开来，在无锡西郊相
遇。下午5时，国民党宪兵将中间一座铁桥的铁轨拆掉，
并包围了我们的列车。请愿学生与宪兵各不相让，双方对
峙了一整夜。学生们在车上演讲，讲国家形势如何危急，
国人应团结抗日。一些演讲的同学，故意引用蒋介石的讲
话。每当提到“蒋委员长”时，宪兵就立正。演讲者故
意频频引用，宪兵就频频立正，把宪兵捉弄得狼狈不堪。
我坐的暨南大学学生车厢有80多人。车厢上，一个
穿蓝衣长袍、30多岁、头发蓬乱、又矮又瘦、倔强坚毅的
中年人，正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向车厢旁边的国民党宪
兵演讲。他以雄辩的辞令，严密的逻辑，富于鼓动性的风
格，较强的说服力和感动力，去打动每个人的心，也给我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为保障请愿行动的组织秩序和自卫防范，请愿队伍组
织了纠察队，并派人同宪兵交涉。暨南大学有几个女同学
很勇敢，参加了纠察队，在风雪交加中，站到列车机车头
的前面，与宪兵对峙着，以保护学生安全。有一名暨南大
学的女纠察队员表现突出。她长得一头飘逸的秀发，两颗
眼睛充满青春活力。她在荷枪实弹、气势汹汹的宪兵面
前，不怕凶险、毫无惧色的神态令我十分钦佩。
示威请愿指挥部呼吁全体同学下车步行，进入无锡
市区游行示威。但当时天刚拂晓，街上关门闭户，空无一
人。游行完后，当我们到无锡西园子一座电影院集合开会
时，被跟踪而来的宪兵包围了。上海市政府派社会局长来
对学生讲话，要我们回去念书。大家把他轰了出去，并要
求宪兵将抓去的学生放回来。问题解决后，学生走出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