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这时，两个宪兵挟着一个学生，强制送上火车。最
后，列车在军队的武装押送下返回上海。路上，不堪忍受
屈辱的请愿学生，在火车上大叫大骂。有人气得哭了，有
a人把车窗玻璃砸碎，发泄心中积愤。这次没有达到南京请
愿的目的，但再次认识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对内镇压，对外
媚敌的面目。通过两次请愿，我们经受了锻炼。学生们
所显示的爱国热情和奉献精神，将带着挫折、失误和骄傲，
构成悲壮的一页。
挫折和失败，并没有削减爱国学生的锐气，他们又以
另一种形式，百折不挠地前进。
上海地下党受到严重破坏，残留下的人各自分散活动，
缺乏统一领导，信息不通。有人怀疑上海的共青团被托派
掌握，与国民党秘密勾结。于是，另起炉灶，组织上海抗
日青年团。这时，我经刘烈人介绍参加了暨大的抗日青年
团。一次，在一个私人别墅草地上开会时，我又见到了赴
南京请愿途中的那位女纠察队员，她名字叫朱冠坤，后改
含章，是暨大的学生。
暨南大学的斗争很尖锐，刘烈人、康乃尔经常到我房
间来。他们告诉我，暨南大学在上海高校率先成立了半秘
密、半公开的“学生抗日救国会”，部分共产党员和抗日青
年团员，介入该组织，令它更有活力。我不是暨南大学学
生，也不公开出头露面，但我是“抗青团”一员。我待人
较友善诚恳，所以，得到学生们信赖。学生抗日救国会部
分领导人员的会议和活动，经常到我宿舍内进行。
暨南大学附近有一间私人开设的川菜馆，叫锦江饭店，
价钱便宜，花1元钱可以吃6顿。我和不少暨大学生都经
常到此光顾。一天中午，我正在美滋滋地品尝川菜独有的
辛辣可口味道时，看见一位似曾相识的中年帮工，在柜台
前招呼客人。我再仔细一看后，急忙放下筷子，走到他跟
前，紧握着他的手说：“你不就是上南京请愿时，在途中火
车上演讲的人吗?”他慌忙给我一个眼色，示意叫我不要声
张。见没有被其他食客注意，便点了一下头。原来这位
“帮工”，正是那位演说者，名字叫李亚群，是共产党四川
省委的宣传部长，因领导川南农民暴动失败，逃到上海避
风。一时找不到党的关系，便在这家饭馆帮朋友照顾店
面，记记帐。小饭馆三四十平方米，他白天在那里做工，
晚上)降两张板凳并拢当床，打发日子。我跟李亚群谈得很
投机，接触多了，我干脆请他搬到我宿舍同住。3个月后，
他与上海党组织取得了联系，被安排到沪东区担任区委书
记。朱含章常到饭馆吃饭，同他认识。李到沪东工作时，
我和朱含章去看过他一次。
形势在急剧发展，国共两党政治斗争十分尖锐。暨南
大学除组织抗日青年团外，还有以学习、研讨名义组成的
外围组织，分散进行活动，出版墙报等。在活动中，我认
识了刘慈凯、陈希龄、陈云洁、李盈、陆慧年等抗日救国
会积极分子。国民党当局指使CC派、复兴社等特务组织
成员打入学生内部。有些共产党人和进步学生被捕。暨
南大学学生会骨干刘烈人和康乃尔，一天晚上在我宿舍开
完会回校时，在校门口被特务逮捕，并被连夜突击审
讯。他们据理力争，反复强调爱国无罪，辩论了一晚。特
务得不到口供，又没有证据，只好悻悻然把他们放了。刘
烈人对我说，特务已对我的住地加以监视。当时，红军长
征已到达陕北。我家在上海的商店已破产，经济来源无着
落。我找李亚群，要求让我到革命圣地延安去。李通过
组织摸查得知，通往陕北苏区的秘密交通已被切断。我投
奔延安的愿望落了空。
马来亚执教参加革命活动
1934年初，我哥哥辗转走南闯北，对昏暗的时局极端
不满，认为自己在目前形势下，不会有什么作为。在南洋
好友的电邀下，他应邀赴马来亚。马来亚华裔很多，华人
中祖籍福建永春的侨胞也多。福建人乡土情浓。永春籍
华侨中，不乏经济实力丰厚者，并且社会地位较显要。原
暨南大学永春籍学生林珠光，1933年在我哥哥任惠安县县
长时，他曾在县府任教育科科长。后来，他到马来亚吉隆
坡，在尊孔中学任校长。我哥哥到吉隆坡后，在尊孔中学
任教，并将梁龙光的名字改为梁披云。1935年，还兼任当
地《益群报》总编辑，号召当地侨胞团结爱国，振兴中华
文化。
我写信给我哥哥，要求到南洋教书。他回信表示同
意。我跑到沪东征求李亚群的意见。李考虑到革命高潮
不会很快到来，认为我到马来亚，在华侨中宣传抗日也
好。临走前，我找“抗青团”负责人请示到马来亚后如何
开展活动。抗青团派一位代号叫“老王”的人跟我谈话，
说明中共与马共并无组织上联系，要我到马来亚后根据当
地实际情况安排自己工作。解放后，据刘烈人说，这位
“老王”，就是曾任周恩来总理秘书和外交部部长助理的陈
家康。
我从上海乘船到厦门，再回到永春县老家，探望母
亲。1936年6月中旬，我从厦门坐船，穿越南中国海，取
道新加坡，到达马来亚吉隆坡尊孔中学。
马来亚即现在的马来西亚，不包括东马的沙捞越和沙
巴二州，面积13.1万多平方公里，是英国殖民地。它位于
亚洲、大洋洲、印度洋和太平洋交汇点的“十字路口”，面
临马六甲海峡。马来亚属热带雨林气候，天气炎热，雨量
充沛。农作物随时可以播种，一年四季都有收获。当地
盛产水果、咖啡、胡椒、天然橡胶、油棕榈等热带作
物。锡矿储藏量位居世界之首，工业以采矿业为主。总
之，马来亚物产丰富，是块自然资源富饶的宝地。
在我抵达马来亚前，我哥哥因主编《益群报》提倡振
兴中华文化，号召侨胞抗日，反蒋救国，受到英国殖民当
局警探部刁难，被迫转到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的棉兰市，
担任苏东中学校长。他在离开尊孔中学前，已将我向校长
林珠光推荐。所以，我顺利地到尊孔中学，接替朱石青的
工作，当初中二年级级主任，教初二语文、数学、植物，还
在小学部兼四节课，每周18节课。月薪60元马币(折合
中国币值相当于120块银元)，算是中上水平了。在校住
宿免费。每月伙食花费10多元马币。我对每月工资实行
“三三制”，三分之一寄回家给母亲，三分之一作生活开支，
三分之一储存起来。
经过一段时间与学生接触，感情渐有沟通后，我在授
课时，向学生们介绍当前时事和国内形势。引导他们阅读
茅盾、鲁迅、巴金等有进步倾向的作品和艾思奇的《大众
哲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读物，使身处异国他乡的华侨学
生，能了解祖国的情况。从感情上与祖国拉近距离，懂得
抵御外侮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这样，我便在尊
孔中学团结了一批进步学生。
尊孔中学原来有马来亚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共青团组
织在秘密活动。这个组织在我踏入尊孔中学开始，就密切
注视着我的言行。一天，高中一年级学生刘兑逢(学校共
青团负责人)主动找我。他问，介绍一个人与我认识愿不
愿意。我说愿意。他约我到一间咖啡馆小楼同那人见
面。那人叫阿陈(陈石)，是吉隆坡马共雪兰莪邦(今雪
兰莪州)地委书记，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候补委员。他是祖
籍广东海南的旅马华侨。后因领导马来亚雪兰莪邦煤炭工
人罢工，被英国殖民政府逮捕关押一段时间驱逐出境，返
回中国。全国解放后，担任广东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等
职。80年代我到广东工作后，还曾去他家里看他两三
次。
我和陈石在一个比较偏的角落座席上，悠然呷着当地
的特产咖啡，好似一对久别重逢的老朋友在谈心。我把国
内时局向他作了介绍。他向我介绍了当地的政治环境，马
共与英国殖民者的斗争和当地反帝统一战线的情况。最
后，他要我在教育界和学生中，开展革命活动，建立反帝
抗日组织。我便在教师和学生中，加紧进行宣传和串连活
动，团结和争取了一批思想进步的革命积极分子。我先后
组建了“雪兰莪邦反帝大同盟”、“华侨抗日救国会”和
“左翼作家联盟”。我担任这三个团体的主席。我与“网
陈”大约一个月秘密碰一次头。在马共直接领导下，我在
教育界、文化界人士和学生中发展成员，壮大支持抗日救
国的队伍。我记得在发展的成员中，有一名叫张晓天的小
学校长，他曾在国内出版一部长篇小说。他后来回国，解
放后曾在广东省教育厅当中学教科书编辑，我到广州工作
时还曾和他见过几次面；另外还有一名叫张凤书的坤成女中
教师，华侨小学女教师黄XX等。学生中，有叶奇思(他
被英殖民当局驱逐出境，回国后曾在广东工作，现在香港，
我们还经常见面)、陈惠生、林天赐(抗日战争中牺牲)等
人。我以秘密形式，组织读书会，举办小型座谈会，讨论
形势，传播抗日救国思想，讲授社会主义基本知识，组织
阅读进步文学作品等。发动大家向吉隆坡、新加坡的报刊
投稿，隐蔽地进行反帝反日活动。不少加入“反帝同盟”
等组织的学生，后来成为马来亚共产党的骨干。
此外，我还在新加坡著名华侨胡文虎创办的《星洲
日报》等当地报刊上，撰发时事专论文章，宣传抗日救国
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