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苏北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8日，中共中
央通电全国，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中国的出
路!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
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从此，揭开了全国抗
日战争的序幕。
7月下旬，日军向平津发动全面进攻，中国军队顽强抵
抗。7月底，北平、天津相继失陷，日军向华北推进。8
月13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爆发了八一三事变。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集
团被迫进行抗战，表示同意西北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
革命军第八路军。随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
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也发表谈话，承认了
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我在南洋看到报纸，热血沸
腾。
在中华民族危亡关头，我决定回国参加抗战，共赴国
难。报经组织上同意后，我就积极作准备。在回国前，
我打算先到苏门答腊，会见在棉兰苏东中学任校长的哥
哥。郑枢俊(吉隆坡华侨小学校长)与我同往。郑是我
哥哥的老朋友，曾当过黎明高中教员。后来，我哥哥在永
泰当县长时，郑在县政府当秘书。我们从马来亚的吉隆
坡，坐火车到槟榔屿，乘船西渡马六甲海峡到达棉
兰。
岂料节外生枝，我俩不能入境。按印度尼西亚殖民当
局规定，凡进入其口岸的人，必须向殖民政府缴纳人头税
150荷兰盾(1盾相当于中国2—3块银元)，还需要有印度
尼西亚居留的人作担保，才能入境。这些规定虽然无理，
但不难办到。我哥哥来码头接船时，为我们两人作了担
保，并代交了人头税款。然而，我和郑枢俊仍不得入
境。
原来，郑枢俊曾受我哥哥邀聘，在棉兰苏东中学担任
过教务主任。后来，因为印尼殖民当局怀疑他有激进思
想，靠不住，取消了他的教师资格，并将他驱逐出境。他
的情况已被殖民当局记录在案。因此，被移民当局拒绝入
境。我与他同行，也受到株连，只好在港口码头上，与哥
哥和他带来的十多名学生就地会面。中午，殖民主义者要
回去吃午饭，把我和郑关进移民局禁闭室里，达两小时之
久。直到下午3点钟，才把我们放出来。下午5时，我
们被移民局人员遣送到原船上，随船回新加坡。殖民主义
者对我们华人的侮辱，令我怒火中烧，更激发我对帝国主
义者的仇恨，也使我回国投身抗战的心情更加迫切。
1937年10月上旬，我和郑枢俊由马来亚途经新加坡
时，走访了东南亚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创办的《南华商报》
社。我们受报社委托，接受采写抗日前线动态的任务。
报社委派我们为特派战地记者，以便在国内考察采访。我
们取道香港，3天后，换船到上海。
当时，日军已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不久，又攻陷松
江，驻上海的中国军队溃不成军，仓惶撤退。只剩下一个
团兵力作后卫，驻守在上海的中国、中央、农民、交通四
大银行仓库(后被国人誉为“四行孤军”)。团长谢晋元率
领所部，顽强抗击日军，日军付出惨重代价，仍不能攻下
四行仓库，只好请英国殖民当局出面斡旋调停，诱迫谢晋
元部撤进英租界，解除武装。谢晋元后来被日军派人杀害
身亡。
我到马来亚后一直与在上海的李亚群保持联系，我和
郑枢俊在一个小旅馆住下后，马上写信通知李亚群。他这
时正在上海文化界抗日救国会工作，收到我的信后，立即
到旅馆看望我。他问我回国后有什么打算。我对他说，
我想到南京、津浦前线看一看后，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
习。李亚群欣慰地望着我，然后，将一份中共中央文件递
给我。那时，我还未入党，李亚群将党内文件给我看，说
明他对我的信任。文件内容主要是讲关于当前形势和抗战
方针的，并号召有志之士投身到敌后去开展游击战争，也
谈到不在友党友军中发展共产党员。李对我说：“延安抗
大在国内招收大中学生训练三个月，就派到敌后参加工
作。你过去在党领导下，工作了几年，已有些经验，不必
再到延安去。有条件的话，可直接到敌后开展工作。”
郑枢俊是苏北涟水县人，叫我同他到苏北去。那里地
主多，土匪也多。为了保护性命财产，地主豪绅都拥有私
人武装。一个县有一万多支民枪，有利于开展游击活
动。在上海住了一个星期后，我和郑从上海坐船到南通，
再坐小船经海安、泰州到镇江。朱含章的家住在镇江。
我远渡马来亚期间，一直与她保持书信往来。这时，朱在
上海暨南大学毕业后呆在镇江家中，我顺路去探望她。
离开镇江，我又和郑枢俊到南京，找我哥哥一位同窗
好友彭镇寰。彭是国民党元老邵力子的秘书。此时，日
军已逼近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决定撤往武汉。彭劝我随
他一起西撤，在国民党政府中工作；也可介绍我回福建。
我对彭说：“我在南洋教书，本来就有一份既安定，收入又
不错的职业，要图安逸，不如留在南洋。我不远万里从南
洋回国，是想参加抗战的。”我谢绝了彭的好意。第三
天，彭随国民政府撤走。我和郑枢俊便告别了将要沦陷的
南京。时值日军兵临苏皖，逃难者遍野，水路交通紧
张。几经周折，经扬州、淮阴，回到郑枢俊的家乡涟水。
当时，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我和郑枢俊通过当
地军、政界关系，多方努力，伺机组织抗日武装，却成效
不大。郑已气馁。涟水县长请我们吃了一顿饭。郑留
下来，在县政府当第三科科长，管群众动员和民政工
作。
快过农历年了，这时，朱含章一家已从镇江搬到宝应
县。正好我没有事做，便去探望她。朱含章的父亲朱花
农是个慈祥的长者，曾任过国民党江苏省政府科员，他对
我客客气气。我在朱家过年，住了一个月。我和朱含章
的关系也在这时定了下来。
任视察委员
1938年春节刚过，郑枢俊就挂来电话，要我赶往淮阴，
那里是专员公署所在地。
江苏省主席原是陈果夫担任。蒋介石对人事调整后，
派顾祝同兼江苏省主席。顾未到职。江苏省政府实际上
由代主席韩德勤坐镇。韩是国民党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
令。江苏省政府和总司令部均设在淮阴。淮阴成了江苏
省的政治中心。韩带两个心腹，一是秘书处长鲍淑明，一
是行政处长刘旦晖。郑与鲍是好友。郑抓住这个关系，
想通过鲍的特殊地位作用，去实现开展抗战工作的愿望。
我赶到淮阴，与郑枢俊会合后，一起去见鲍淑明。鲍
爽快地对我和郑说：“你们到省政府当秘书，怎么样?”我
和郑直言相告：“我们回国是要抗日，不想当官，天天坐在
机关里办公文。”一时双方未达成共识。
这时，苏北很快成为敌后，韩德勤也想到要动员群众，
于是组织了江苏省战时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下分几
个部。鲍淑明再见到我和郑时说：“既然你们要为抗日干
些具体事，就到动委会去当视察委员吧!”这个职务是负责
检查监督各地组织群众、动员群众，进行抗战活动的。没
有工资，一个月只发车马费24元，好在我和郑回国时都各
带了几百元，生活暂时不成问题。鲍见我们没有异议，便
向兼任动委会主任的韩德勤写报告。韩看后，颇为疑惑地
问鲍：“他们两人在南洋教书安安稳稳，怎么跑回来干这个
冒险的差事?”鲍对韩说：“可能他们两人在南洋活得不耐
烦了吧!”韩听后哈哈一笑，用手搔搔后脑，拿笔在报告上
批了“同意”两字。鲍出来跟我们说起此事，我们不禁哑
然失笑。
我担任了“动委会”视察委员，又应国民党江苏省抗
日青年团(简称抗青团)教育长张翼的邀请，兼任抗青团
政治教官，主讲国际政治课程。抗青团是韩德勤创建的青
年训练机构。张翼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在中共领导的工
农红军当过师参谋长，后来变节投靠国民党，被当时在贵
州屯驻的韩德勤收入麾下。与我在抗青团共事的另一名教
官邝朱权，讲授游击战术课。邝原在共产党内资格较老，
当过湖南省郴州县委书记，参加过湘南暴动，当过红军湘
赣军区负责人，原是陈毅部下，后来变节投靠韩德勤。韩
从贵州走马江苏省上任，之所以将这两个人带在身边，是
想利用他们在江苏敌后打游击。
我到淮阴时，认识了郑枢俊的朋友吴卫久，他原是江
苏省政府视察，和韩德勤是同乡，都参加了复兴社，当韩
接管CC派的特工指挥处时，就派吴卫久去当主任。指挥
处下边的骨干几乎全部是由共产党叛变的人员组成
的。吴手下有个秘书叫董国桢，还有姓郑和姓皮的两个股
长。
我在任职期间，接触到不少国民党内较高层人士，耳
闻目睹之下，更觉得他们腐败堕落。韩德勤的二十四集团
军只有一个主力部队即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他们消极
抗战，当时民间流行一首民谣：“国军八十九，怪事样样有，
敌去它收复，敌来它就走。”韩与李都是苏北泗阳一带的
人，任人唯亲，所以流传：“能说泗阳话，便把皮带挂(指
当军官)。”不少当权的官员，口讲抗日，却终日沉迷于酒色
赌局之中，歌舞升平。吴卫久指挥处的秘书、股长和省府
一些官员，晚上几乎都到妓女家打麻将玩妓女，其他也可
想而知了。我对他们完全失望，便想离开淮阴到延安
去。正要走，这时徐州会战结束，交通中断，没有走成。
组织抗战支队 初进江海平原
1938年5月，著名的台儿庄战役结束，前后共歼日军
一万余人，这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正面战场取得的最重大的
胜利。日军迅速调整进攻徐州的作战计划，集结兵力，加
强对徐州的合围。5月19日，徐州失守，苏北成为敌后。
地方上动荡不安，国民党对下面的控制相对削弱，若能因
势利导，这确是发展抗日地方武装的有利时机。
6月，吴卫久和郑枢俊抓住这个机会，分别利用泗阳、
涟水当地人事关系，收编了一些农民和零星武装，各组建
一个大队(营)的队伍，省政府给予“江苏省民众抗日自
卫队独立第一支队” (简称抗战支队或抗支)的番
号。抗支下设两个大队，支队长吴卫久，副支队长由郑枢
俊和邝朱权担任。邝对韩德勤不满，说他“善善而不能
用，恶恶而不能去，是个荆州刘表”，不久离开抗支。我
任支队政治处主任。其时，国民党部队团一级仅设政训
室，营、连设政训员。我看到了武汉出版的介绍八路军政
治工作的书籍以及上海刊物介绍新四军采取“团结”支队
代号的情况，于是向吴、郑建议支队设政治处，大、中队
设政治指导员，我们的部队也采用“抗战”支队的代号，他
们都同意而照办了。抗支直属韩德勤的省政府管辖。因
为经费困难，全支队不论官兵每人每月只发5元的薪饷(包
括伙食在内)。6月间，部队开到洪泽湖畔的蒋坝整训，进
行政治、军事、文化教育。这时，日军轰炸淮阴，省政府
也搬到蒋坝。董国桢调到政治处当秘书。
同年秋，吴卫久被任命为如皋县县长，旋即率领抗战
支队南进如皋。如皋县城早在这年3月19日被日军占领，
县政府迁到东乡的马塘镇。9月19日，抗战支队进驻马塘
镇。
如皋县隶属于江苏省第四行政区(简称苏四区)。该
区地处江海平原，包括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崇明等
五个县，但崇明是个孤岛，且已被日军占领，行政区事实
上管辖不到。苏四区东濒黄海，南临长江，土地肥沃，人
口稠密，与大都会上海仅一江之隔。古城南通，兼有水陆
交通之便，是苏北农副产品集散地和经济文化中心。
这里还是一块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早在大革命
时期，南通就有了共产党的组织。1928年，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如皋、泰兴的农民举行了大规模的暴
动。1930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在这里诞生。红十
四军的武装斗争遍及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和靖江、泰
兴等广大地区，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地主势
力。
当时苏北的形势是，一方面，日本侵略军陆续侵占了
重要城镇，并控制了主要交通线，但限于兵力，对广大农
村尚鞭长莫及；另一方面，国民党地方政府及其武装力量，
大敌当前，却毫无战备和应变措施，纷纷向农村中小市镇
地区撤退。一些国民党官员和地方实力派人物，则打着抗
日旗号，收集散兵游勇，组织各种武装。他们各霸一方，
勾心斗角，设卡收税，抗战消极，扰民有余。真是“流氓
无赖青红帮，啸聚人马霸一方；自封司令遍地是，有枪就是
草头王”。当时在这一带活动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和杂牌部
队主要有：彭龙骧的通崇海启抗敌指挥部(后编为南通保
安旅)、何克谦的常备团(后编为保安第四旅)、薛承宗的
常备二团(后编为保安第一旅)、张翼的保安第三团(后编
为保安第三旅)、孙信符部队(后扩编为保安第五旅)、丁
聚堂的常备七团、颜秀五的常备八团(后被李明扬收编为
鲁苏皖边区游击第五、第六纵队)、丁维藩的江苏省第四区
保安司令部特务总队(简称特务总队)、通海实业警卫团、
以及张能忍、陈才福、陆洲舫等部，总计约3万人。这些
队伍本身派系林立，弱肉强食，很不稳定，经常改变番号
和隶属关系。广大人民群众饱受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
军的蹂躏，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自
发斗争此起彼伏。
抗战支队到马塘后，吴卫久忙于县政府的事情，很少
过问抗支的事，副支队长郑枢俊经常借机往上海跑。所
以，一段时期抗战支队的事实际是我负责的。吴卫久还给
了我一个如皋县战时动员委员会组织部长的头衔，主持委
员会的日常工作。
吴卫久还任命当地知名人士叶胥朝当马塘区区长。叶
胥朝是1927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但他的公开身份一直是
国民党左派。大革命时期，他是如皋县党部的成员，一直
在县城和东乡一带从事革命活动。叶胥朝出身于一个富有
的家庭，在当地有广泛的社会关系。大革命失败后，他被
国民党长期关在大牢里，直至抗战爆发后才得以获释。吴
卫久任命叶胥朝当区长，是想利用叶的地位和影响，来拉
拢地方的实力派。叶只有30多岁，但阅历丰富，特别是
铁窗生活的磨练，使他显得更加成熟。他满头白发，在大
家的心目中是一位忠厚长者。抗战支队到马塘后，由于工
作关系，我和叶过从甚密，很快由相识到相知。他处事公
允，宽厚待人，工作中也给了我们不少的支持和帮助。
吴卫久是一位政客，热衷于做官，这在抗战支队成
立之初我就有所察觉。但在举国一致的抗战形势下，吴卫
久也知道，不打抗战的旗号，他的官也是保不住的。我的
想法是，尽量争取他抗日，至少不要使他反对我们抗日。
因此，我利用各种机会，做他的思想工作，曾经将斯诺写
的《西行漫记》等介绍给他读。他看后对我说“我只谈抗
日，不管哪个党派”，以示他的“不偏不倚”。有一段时
间，他对我在部队和地方上的活动，也采取了较为宽容的
态度。
当时，在距马塘9公里的地方，驻扎着特务总队的总
队部。我经过调查了解，知道总队长丁维藩及大部分领导
骨干，都是国民党中统分子，但特务总队里有一批抗日救
亡的青年积极分子，宣传活动搞得很活跃。我想，要在如
皋开展抗日活动，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于是，我就
以抗战支队代表的身份去特务总队访问。接待我的是总队
参谋长李俊民和政训处副主任顾民元。初次见面，李、顾
两人就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李俊民温文尔雅，谈吐不
俗；顾民元年青英俊，风度翩翩。他们告诉我，特务总队
在通如海启地区的众多杂牌部队中，还算是比较开明的，
总队长丁维藩和政训处主任潘逐初，都声称赞成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我向李、顾提出，既然都是抗日的部队，今后
两支部队要加强联系，遇到情况，要相互支持和配合，他
们都爽快地答应了。
后来，我才知道，在特务总队中，除李、顾两人外，还
有马一行、史白、袁明、姚溱、吴天石、赵琅、理明等一
批地方抗日进步青年，他们都是地方知识青年中的佼佼者，
大部分出身于书香门第，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有的人早在
30年代初就积极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另外，不
久前，从上海过来的陈伟达、吴佐成、洪泽、郭守信、廖
绪忠、罗伦、何心如、姜辛耘、孙燮文等，也在部队开展
抗日宣传活动。李俊民、顾民元两人，都是失掉组织关系
的共产党员。李俊民的小说《跋涉的人们》曾得到鲁迅先
生的赞扬；顾民元曾与江上青等在上海合编过一本颇有影响
的刊物《阅读与写作》，也是一位颇有才气和成就的作
家。抗战爆发后，他们一方面积极寻找党组织，另一方
面，通过各种关系，在国民党部队和地方上组织进步青年，
开展抗日斗争。
1938年10月下旬，因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倾轧，特
务总队丁维藩在泰州被韩德勤借机扣留，韩的亲信江苏第
四区游击指挥张翼通知抗战支队，要求配合他缴特务总队
的械。得到消息后，我感到事态紧急，便对吴卫久说，特
务总队也是抗日的队伍，我们不能内部互相残杀，应采取
和平的方式联合起来抗日，吴卫久同意我的意见。于是在
部队即)降行动的当天傍晚，我约李俊民、顾民元到曹家埠
附近的六总桥会晤，将实情告诉他们，并建议尽快将驻曹
家埠的特务总队总队部及二支队带到掘港与抗战支队会合，
李、顾也认为只有这条路行得通。我说：“事不宜迟，你
们赶快回去行动吧!”可是，当他们回到曹家埠时，总队部
人员及二支队第四大队(姜彬部)因事先闻到风声，已全
部跑散，只带了一个教导队到抗战支队来；另派人通知驻华
丰公司的第五大队(黄刚部)，将部队带到掘港，不料该部
第二天拂晓在去掘港途中，与张翼部的张星炳保安三团遭
遇被包围，黄刚派人到掘港向我们告急，当我带抗支部队
赶到银杏埠时，五大队已于20分钟前被缴械了。驻九门
闸的二支队六大队(李苍萍部)闻讯也跑散了。这样，特
务总队也就不复存在了。
组建政工队 发展抗日武装
1937年10月，国共两党谈判达成协议，将南方的红军
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为副军长。1938
年1月，新四军军部由汉口迁至南昌后，随即指挥下辖的
四个支队进入长江南北的敌后区域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根
据地。共产党的组织在敌后也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
1938年8月，在抗战支队到达马塘前，中共江苏省委
就派唐守愚(唐绍宗)、陈伟达、吴佐成3人组成中共江北
特区委员会，由唐守愚任书记，到苏北通如海启一带开辟
工作，并从上海带来了一批共产党员和抗日进步青年。他
们通过顾民元、马一行等人的关系，进入特务总队开展工
作。但是，顾民元等人并不清楚他们的真实身份，只是从
直觉上感到他们是积极抗日的，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关
系。我虽然1934年在上海参加学生运动时就与党团组织
有了联系，但回国后仅在上海跟李亚群有过接触，江北特
委对我的情况并不了解。特委出于革命警惕，对吴卫久是
有戒心的。我在抗战支队属于“上层人物”，因此，特委
对我也采取了某种“保密”措施。虽然后来特委在工作上
对我是信任的、尊重的，特委在抗战支队的许多工作都通
过我去组织实施，我和特委的同志也是彼此心照不宣。但
是，特委与我没有直接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我和特委的
关系又是微妙的。因我在上海李亚群处看了关于不在友党
友军发展党员的中央文件，所以也没有主动提出入党要求，
这个问题如果早点解决，抗支的工作可能会好得多。
特务总队被缴械后，李俊民去了泰州。我感到特总的
一批抗战青年如果散失了很可惜，因此建议吴卫久收容这
批人。吴表示赞成，并要我具体去办。于是，我委任顾
民元为如皋县动委会秘书，又通过顾的关系将原在特务总
队工作的一批政工人员，吸收到抗战支队政治处，其中有
陈伟达、吴惠生等。
不久，洪泽也带着一批人从南通县常备大队到了抗战
支队。洪泽是浙江宁波人，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他来
苏北前在上海做小学教员，参加过救国会，组织过小学教
师反对向日伪政权登记的斗争。一次，我在晓塘书店，经
书店负责人王雷介绍认识了唐守愚。不久，唐托顾民元告
诉我，他想去如皋西乡活动，但没有合法身份，恐途中行
走不便。我给他一个动委会西区督导员的头衔，办好了有
关手续。后来听说他曾经到如皋西部地区和常阴沙一带活
动过。
为了发挥特务总队来的这一批人的作用，我安排史白
为政治处宣传干事，留一少部分人做部队政治工作。另
外，组织了几个政工队，由姜辛耘、廖绪忠等为队长，用
动委会的名义，将政工队分派到如皋东乡的马塘、掘港、岔
河、丰利等区开展民运工作。政工队的活动在当地产生了
广泛的影响。当时的政工队员解放后很多都成为厅局一级
的干部。
1938年冬，理明、何心如、斯达等政工队员被派到苴
镇，宣传动员盐民、渔民起来抗日。开始，除了在店员和
儿童中活动外，主要在鱼行向每天挑海鲜的人了解盐、渔
民的生活状况和海匪活动的情况，后来又深入到沿海盐灶
实地调查。针对盐、渔民缺衣少药的情况，工作队员还每
天身带药包，到何家灶、三宫殿一带，给群众治病，很快
赢得了盐、渔民的信赖。
1939年春，抗战支队政工队部分队员在马塘北的王袁
乡，组织了农民抗日巡逻队；后来又到马塘镇举办店员夜
校，通过给店员上语文、珠算等文化课，穿插讲授中国近
代史，提高店员的觉悟。
当然，政工队的活动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国民党如
皋县政府的所在地马塘镇，政工队的活动常常受到国民党
特务和顽固派势力的干扰和破坏。有人跑到吴卫久那里告
状，说陈伟达等人是共产党员，吴卫久也将信将疑，找我
了解情况。我说，政工队员工作积极，刻苦耐劳，只是年
青热情不懂人情世故，难免遭人妒嫉。吴卫久认为我说得
有道理，就不再追问了。也有人告叶胥朝，说他与共产党
勾结。我说叶为人忠厚，埋头苦干，地方关系很多，那些
捕风捉影之词，不足为据，吴也同意。
抗战支队是吴卫久和郑枢俊拉起来的部队，成份复杂，
封建关系很深。在抗战支队呆的时间越长，我越感到，在
吴卫久、郑枢俊的控制下，要改造这支部队几乎是不可能
的。当务之急，是要建立一支由我们自己掌握的真正抗日
的武装力量。
有一天下午，我到政工队参加他们的时事讨论会，看
见一个年青人在台上发言，很有水平，引起我的注意，经
询问才知道他就是陈伟达。朱含章告诉我，陈伟达是她在
上海暨南大学读书时同学，他原来姓王，是学生运动的积
极分子，很有才干，可能是共产党员。我们两人相识后，
因为有与朱含章同学这层关系，他也经常到我的住地来。
他思想敏锐，也很健谈，对时局的分析，我们往往不谋而
合，因此，很快成为要好的朋友。陈伟达还告诉我，他在
上海受过军事训练，学习过毛泽东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
略战术。我想，要组建我们自己掌握的抗日武装，陈伟达
是最合适的领导人选。我将原来合并到抗战支队的原特务
总队教导队，改编为抗战支队第十四中队，将原来的中队
长王衡山撤换了，委任陈伟达为中队长，郭守信为指导员，
准备以这个中队为基础，逐步发展。
1938年11月，陈伟达找到我，说南通城唐家闸大生一
厂的工人抗日热情很高，正在酝酿成立抗日武装，他已物
色了大生一厂的职工宋祖望、王治平等作为发展武装的骨
干，但必须有一个正式番号，才能在地方上站住脚。对于
大生一厂，我在上海读书时就知道了，这是一个由著名的
民族实业家、清末状元张謇于19世纪末叶创办的纺织工
厂。唐家闸是产业工人集中的地方，能在敌伪控制的地区
组建一支游击武装，对于我们开展抗日斗争是很有利的。
于是，我找到吴卫久商量。吴说，组建武装可以，但抗战
支队发不出饷，没有武器。我说，这些问题他们可以自己
解决，但必须给一个番号。吴说，这好办，于是，正式委
任王治平为“抗战支队南通第一独立分队分队长”。得到
委任后，王治平等很积极，他们秘密向群众宣传“有钱出
钱、有力出力”，宣传组织队伍不绑票、不收税、保境安民
的主张，取得了群众的支持。同时动员了部分工人、职员
和附近的贫苦农民参加队伍，组建了抗战支队南通独立第
一分队。唐家闸地区的一些厂家和近郊的开明地主，也捐
助了一些钱粮，初步解决了部队的给养和武器装备。
到了次年2月，大生一厂职员宋祖望被委任为抗战支
队驻(南)通招兵办事处主任，宋也从工厂转移到近
郊。他们在唐家闸先后动员了300多名男女工人参加了抗
战支队。还成立了第二分队、第三分队。1939年春，组
建成为一个中队，江庆曾任中队长，王治平任中队附，宋
祖望任指导员。这支队伍，积极宣传、发动群众抗日；在
军事上机动游击，经常出动袭扰小股的日伪军，分化瓦解
伪军，打击滋扰地方的土匪，团结友军共同抗日；在经济
上，配合敌占区工厂的工人破坏敌人的生产，阻遏日伪掠
夺战略资源的阴谋。这些活动，在唐家闸一带产生了广泛
的影响，部队也在斗争中有了发展。独立中队后来并入抗
战支队二支队第二大队，由陈伟达任大队长。
1939年3月，抗战支队政工队海滨工作队理明、崔德
耀、曹绾中(曹衍正)、张慎思等，深入到何家灶一带，宣
传抗日，开展反剥削、反苛捐杂税的斗争。不久，何家灶、
杨家坂、三港边近千名盐民成立盐民抗日协会。为了抗击
日本侵略军，抵御国民党杂牌部队和海匪的骚扰，保护渔
盐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政工队的同志提出，可以建立一支
盐、渔民武装。我认为这个方案可行，于是向吴卫久提了
出来并得到了吴的认可。在政工队的帮助下，以盐民协会
为基础，建立了盐渔民自卫队，由在上海当过巡捕、比较
熟悉军事工作的崔德耀任队长，曹绾中任指导员。并在县
政府备了案，取得了合法的身份，吴卫久还拨给自卫队一
些枪支。
盐渔民自卫队成立后，积极维护盐民利益，为盐渔民
反霸斗争撑腰。同时开展小规模的武装斗争活动，曾经歼
灭、击退骚扰的小股国民党散兵游勇和海匪。
盐渔民自卫队的活动引起了吴卫久的注意，吴为了控
制这支部队，委派他的亲信、泗阳人洪正昌去当队长。其
时，我已离开如皋去了海门，抗战支队政治主任也换成郑
枢俊的亲信柳树人(朝鲜人，在中国进行朝鲜独立活动，曾
参加暗杀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与军统戴笠关系密
切)。但是，盐渔民自卫队在崔德耀、曹绾中等人的领导
下，与洪正昌作了坚决的斗争，终于撵走了洪正昌。
1939年10月，吴卫久派兵偷袭盐渔民自卫队，又将前
往谈判的曹绾中扣留。吴旋以大兵压境相胁，盐渔民自卫
队决定暂时接受吴的条件，编入驻苴镇的税警团，崔德耀
也调离，由赵峰以做小生意为掩护，与原盐渔民自卫队员
进行秘密联系。
1940年秋，新四军即将东进通如海启，崔德耀、赵峰
等又将原自卫队员集中起来，到栟茶迎接新四军先头部
队。从此，盐渔民自卫队的旗帜又重新树起。抗日民主
根据地建立后，这支队伍又成为如皋警卫团的一部分。
凤凰桥事件
1939年春节以后，郑枢俊被任命为海门县县长，我便
和他带抗战支队二大队(涟水部队)到达海门县政府临时
驻地江家镇(海门县城茅镇已被日军占领)，同去的还有洪
泽以及他带领的部分政工队员。陈伟达和十四中队仍留在
如皋。抗战支队到海门去是抗战支队进驻如皋后的一个扩
展。
郑枢俊信仰无政府主义，虽然我们时常争论，但私人
关系一直不错。参加抗战支队后，郑的权力欲逐渐膨胀，
并积极向韩德勤及省保安第二旅旅长张翼靠拢。郑当海门
县长后，为了拉拢我，委任朱含章为县政府的秘书。
由于郑枢俊政务缠身，抗支第二大队实际上由我指
挥。我利用董国桢(曾任抗支政治处秘书，当时任启东县
县长)的旧部属关系，争取了民主人士沈维岳，将启东县
部分分散隐蔽的地方游击队集中起来拉到海门，与抗支合
并。沈维岳是启东人，参加过大革命，抗战爆发后曾与另
一著名爱国人士施方白一道去延安，受到毛泽东亲自接见，
后来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华东人民武装抗日委员会，1938
年回启东以第三党人的身份组织抗日游击武装，但几次组
织都被国民党地方武装势力缴械打散。随着部队的壮大，
四五月间抗支升格为旅一级编制，下设两个总队：第一总
队在如皋，由吴卫久兼任总队长；第二总队在海门，由我任
总队长，沈维岳任副总队长。第二总队下设三个大队，第
一大队由如皋带来的第二大队(涟水)组成，大队长濮成
业；启东拉来的地方武装组成第二大队，大队长王兴宇；第
三大队以原海门县政府保安队改编，大队长张XX。我任
命马一行为第一大队指导员(马原任特务总队第五大队指
导员)，吴惠生(共产党员)为第二大队指导员，其中，第
二大队工农出身的多，进步青年不少，大多数战士觉悟高，
纪律好。有些干部和士兵参加过党或红十四军，这个大队
是我重点培养和依靠的力量。
这期间，以洪泽为队长的抗战支队政工队，在海门、启
东做了大量的工作。
1939年春，政工队集中力量搞了一次巡回宣传活动。
以驻地附近的江家镇为起点，经三阳、久隆、海复沿公路
线一路活动。每到一个较大市镇，就召开群众大会作抗日
动员，并运用戏剧、歌咏、标语等通俗形式进行抗日宣传，
把群众抗日热情鼓动起来了。抗战支队政工队的影响也扩
大了。到启东县城汇龙镇形成了高潮。这时顾民元已在
启东县政府当秘书，他请政工队到启东中学搞春假修学团，
参加者都是学生积极分子。通过一周活动，把学生的抗日
热情大大调动起来了。
政工队还在海门、启东建立了工作基点。利用已经建
立起来的关系，分成3个民运组和1个宣传组，在农民、店
员、学生和中小学教员中广泛开展工作。在农村，举办农
民识字班，组织农民自卫队。在永平乡，还成立了农民消
费合作社。在启秀中学、海霞中学、三益中学，都开展了
工作，与学生积极分子建立了联系。在小学里，通过组织
儿童团、与小学教师交朋友，发现、培养了一批进步分
子。
抗战支队到海门后，我个人生活也有一个重要的转
折。1939年4月，我和朱含章在江家镇结婚。朱含章的
父亲、弟弟、妹妹都从宝应赶来参加了我们的婚礼。我在
县政府里办了两桌酒席，请了几个同事和朋友。由于环境
紧张，朱含章的父亲住了几天就回宝应老家去了。
原来由涟水来的第一大队，其组成人员复杂，混入了
不少社会渣滓、反动会道门成员、流氓和个别土匪。常有
人在社会上闹事，抢掠百姓财物，强奸妇女。而大队排以
上军官与下属多有亲戚关系，或拜把兄弟。因而对下属违
法乱纪、鱼肉百姓的行径包庇，作奸犯科者更有恃无恐。
地方上受害的群众告到我那里。我跟郑枢俊商量，决定彻
底整顿这个大队，并把大队长撤职。但这个大队原来是郑
亲手纠集起来的人马，也就是他的嫡系部队，内中大多数
人是郑的同乡。触动第一大队，无疑是动摇了他的根本利
益，也激发了郑与我的矛盾。郑与我多次争吵，对我耿耿
于怀，我却以为是老朋友，未加防范。在我因公务离开海
门到启东时，他勾结驻扎在启东的张翼，并动用他亲信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