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第一大队，于1939年10月25日，对驻扎在凤凰桥的第
二大队发动突然袭击，解除了第二大队的武装，除了一个
分队在外值勤跑掉外，其他队伍亦随之解体，制造了“凤凰
桥事件”。待我由启东回到海门，才知道我一心培养的队
伍被郑枢俊阴谋搞掉，回天乏力了。事发那天，洪泽正率
领政工队与二大队一起驻在凤凰桥，唐守愚也正巧从上海
回江北路过凤凰桥，前一天晚上还和全体政工队员开了一
个讲抗战形势的晚会。枪声打响后，大家还以为是日本鬼
子来进攻，那知冲进来的竟是抗战支队一大队的人。唐守
愚警惕性很高，枪声一响，他就跳窗连扑几条河沟，跑到
熟人家里隐蔽起来了。二大队大部分被缴械，部分人员把
枪支丢到河沟里打了埋伏。洪泽等政工队员的钱物被洗劫
一空，洪泽眼镜被抢，头部被子弹擦伤。
事情发生的当天，保安二旅又突然将临时调到久隆镇
二旅教导队任职的沈维岳、马一行、贾鸿钧等扣押起来。
把二大队送去受训的十几名班排干部包围缴械。
凤凰桥事件后，我非常气愤，拍起桌子，严辞责问郑
枢俊为何背信弃义，干出亲者痛、仇者快的坏事，要他对
整个事件负责。郑枢俊支吾其词，顾左右而言他。于是
我和郑决裂，决定离开海门。
此后，被缴械后的二大队流散人员，又在王兴宇、马
一行的组织下集结起来，成立了游击大队，王、马将这支
队伍拉到通海地区，后来又由陈伟达带到通西。
经过凤凰桥事件，政工队在海门也呆不下去了。在洪
泽的领导下，政工队进行了总结，并对政工队员今后的工
作作了妥善安排，—部分人留下来坚持原地工作；一部分人
通过顾民元的关系，到启东县动员委员会，建立启东动委
会政工队；洪泽率部分队员回到马塘。
金锁镇风雨
离开海门后，我先到马塘，向吴卫久说明二总二大队
被郑枢俊勾结张翼缴械的情况。之前我在7月间回一趟马
塘时。曾与吴提出将二大队调回如皋，而将如皋一总队刚
从涟水扩来的一个大队去海门对调。我的意图是可以和陈
伟达的部队集合在一起，增强力量。吴表示同意，并与郑
也打过招呼。此次见郑未经他同意而擅自行动也很不满
意。这时，柳树人离开如皋跑到海门与郑合伙，大肆宣
扬，说我与陈伟达都是共产党，后见吴不为所动，便进一
步恶毒地挑拨离间，说吴中了共产党的美人计(吴曾追求
一女政工队员，但她另有对象)，现在戴了绿帽子还不知
道。吴听了十分恼火，双方对立更加严重。我于是到了
掘港，一方面与各界人士接触，一方面等待新的机会。转
眼就是1940年的春节，陈伟达等劝我还是暂时回到抗战支
队。三四月间，抗战支队奉命改编为苏北游击第二纵队
(习惯仍称抗战支队)，吴卫久原来第—总队的大部编为第
一支队，吴兼支队长；其他队伍，包括原十四中队发展起来
的独立大队编为第二支队，我任二支队队长。二支队下辖
两个大队五个中队，陈伟达任第二大队队长，洪泽为支队
政治干事，负责政治工作，马一行任第一大队政治指导
员。五个中队中有四个中队有党的组织或者党员担任领导
骨干。
这时，国内的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抗战进入相持
阶段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
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而国民党则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
共的方针。在日本诱降和英美劝降之下，1939年底至1940
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军事磨擦，掀起第一次反共高
潮。中共中央采取了既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
策，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和国民党军政当局展
开激烈的斗争，以巩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
1940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给东南局指示，重申新四
军的发展方针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根据
中央的这一指示，陈毅部署新四军挺进纵队从扬中渡过长
江，到达江都县吴家桥一带，建立了向江北发展的桥头
堡。4月，八路军黄克诚部队南下到达淮北，准备与挺进
苏北的新四军汇合。新四军、八路军的发展，使苏北国民
党反共顽固派头子韩德勤大为恐慌，准备孤注一掷，和八
路军、新四军较量。
韩德勤为了阻击八路军南下部队，于1940年4月，电
令苏北游击第二纵队北上泗阳地区，同时调张翼保安二旅
到盐阜地区。为了决定我们所控制的部队和在该部中工作
的共产党员、抗日进步分子的去留问题，中共江北特委在
马塘召开了紧急会议。当时我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是，
会议的精神，陈伟达、洪泽等还是通过各种方式给我作了
传达。
根据形势的变化，当时有三种方案可以选择：第一方
案是把所控制的部队留在原地坚持打游击。因为经过近两
年的工作，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但当地的国民党地方武
装有十几个团，地方也都被霸占了，我们势孤力薄。第一
方案是把部队拉到新四军那边去。但新四军部队远在江都
一带，去那里要经过国民党控制的一大块地方，通过他们
的多道防线，困难很大。第三方案是随大部队听调北上，
靠近八路军或新四军时，相机行动。经过分析，大家认
为，第三种方案虽不理想，却比较切实可行。我和陈、洪
研究决定派人向新四军请示。
在接到韩德勤北调泗阳的电令后，第二支队在马塘滞
留了一些时候，先行北上的吴卫久急电催促部队行动。至
此，去请示的人还未回来，部队只得向泗阳方向开进。
部队行进到东台，由陆路改为水路。陈伟达的通讯员
洪刚在搬运弹药上船时，因放置过重发生爆炸，当场炸死
炸伤数人，陈、洪都受伤住院。我赶到医院去看陈伟达，
他说，不能随部队行动了，到了前线要相机行事。我看他
伤势很重，劝他好好养伤，留下马一行、何心如在东台照
料。陈后来转到泰州治疗。这时，去新四军请示的人回
来，他说最好是留在原地。因部队已经在途中，我和洪泽
商量，还是按原定计划北上。
部队到了兴化，大家都很紧张，因为那是国民党江苏
省政府所在地。我们得到通知说，第二天韩德勤要点验部
队。为了防止突然袭击，我们事先做好了工作，要求点验
时，党员、骨干都站在前面，还准备了如韩德勤个别问话
时应答的内容。那天，部队集中以后，韩德勤讲了话，我
陪韩检阅了部队，韩在“训话”后，果然走向列队在前排
的士兵，问了些情况，提了些问题，因有了准备，没有出
现意外。
5月中旬，部队到达洪泽湖北地区，人地生疏，情况不
了解，后来才发现是与八路军南下部队对峙于金锁镇附
近。洪泽先后派屈成梁、廖绪忠(两人都是中队政治指导
员)秘密去八路军部队联络。廖绪忠找到了八路军的一个
团长，后来还见到了胡服(刘少奇)同志，汇报了部队的
情况。胡服说你们部队处境危险，要下决心在两个星期内
行动，廖回来告诉了洪泽。洪这时才对我说他和陈伟达都
是江北特委的委员，负责抗支的工作，估计我也早知道
了。他讲了廖去八路军部队带回的指示，要我指挥部队起
义。我告诉洪马上再派廖去作具体联系。过后，廖说他
临走那天，八路军的团长告诉他，他们部队马上离开此地，
要一星期后才能回来，现在没有办法找到。我与洪商量先
派马世和到宝应朱含章家里通知朱和她的弟妹避到泰州去，
以防止部队行动后国民党的报复。同时，考虑整个支队要
暴动，如果事先不把联络方法、信号、地点等具体商量好，
临时行动可能会发生问题，部队北上前我们已和泰州新四
军部队联系过，估计从金锁镇驻地到泰州四五天内可赶回
来，所以我决定马上动身到泰州找新四军请示，我留了个
条子给洪泽，赶到泰州，找到陈伟达，这时陈的伤已基本
痊愈。通过陈，找到了中共泰州工委书记陈扬，他介绍我
和陈伟达、马一行到新四军挺进纵队驻地郭村，见到了保
卫部长周山，他说把我们情况转报纵队，没有明确的答
复。隔了一天，我们又去郭村，见到了挺进纵队政委叶
飞，叶飞说他可以发电报给八路军，要他们找我联系，要
我们赶回泗阳去。不料刚回到泰州，叶飞又派人来说，泗
阳那边二支队已经暴动，你们不能回去了。于是我和陈伟
达、马一行、朱含章等来到郭村新四军挺进纵队。
事后才知道，在我离开抗支后，洪泽在一大队屈成梁
处召开骨干会议，布置起义事宜。不料此时吴卫久带来两
个营的队伍，要与一大队临时组成一支突击部队，于当晚
即向八路军部队出击，起义被迫推迟。不期一大队在与八
路军接触后即在战场起义，并扣留大队长郑兆吉，因看守
不严，被郑借故逃走。留在后面的二大队几个中队干部对
形势估计不足，未下决心，没有能够及时起义。吴卫久决
定全军火速后撤，通宵行军百余里，到黄圩子，利用亲信
部队将二大队包围缴械，制造了流血事件，二大队死伤20
余人。经过二大队中队指导员宋祖望等向吴卫久进行说理
斗争，吴卫久被迫对部队作了遣散处理。洪泽等也辗转来
到郭村。
从郭村到黄桥
“黄圩子事件”以后，洪泽被分配到苏北特委工作，我
和陈伟达留在挺进纵队。当时，部队正在紧张地准备反顽
战斗。 挺进纵队政委叶飞对我们留在部队表示欢
迎。挺进纵队还召开了军人大会，我应邀在大会上作报
告，介绍了苏北的情况。那时，在苏北地区，日伪军的力
量最强，其次是以江苏省政府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
德勤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再次是以李明扬、李长江为首
的地方实力派，力量最小的是新四军。
郭村为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李明扬、李长江的防
区，挺进纵队因敌寇对吴家桥地区大举扫荡，转移到郭村，
遵照中共中央中原局的指示，在这一地区发动群众，开展。
工作，扩大部队。两李见挺进纵队有长期驻守之势，曾几
次派人要求挺进纵队撤离郭村地区。韩德勤见两李对挺进
纵队在江北发展有疑惧心理，就表示要与两李“捐弃前嫌，
重修旧好，共同反共”，煽动两李用武力解决挺进纵队。
作为中间势力的两李，政治上存在着很大的动摇性，在韩
德勤的挑唆下，终于，李长江指挥4个纵队13个团的兵力
进攻郭村，投入了华中的反共高潮。
6月27日晚，在两李部队做政治工作的女党员郑少仪
了解两李进攻部署后，冒生命危险将情报连夜送到郭村，
挺进纵队紧急动员备战。28日拂晓，战斗打响。在地方
党和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下，叶飞利用李部各路互不配合
的弱点，指挥挺进纵队(当时在郭村只有一个多团)，采取
积极防御、灵活机动的战术，逐次击破进攻之敌，稳住了
郭村阵地。这时，奉命增援的苏皖支队由陶勇率领，跨越
天扬路，夜渡邵伯湖，昼夜兼程200余里，进入郭村，协同
挺进纵队打退了李部的多次进攻。挺纵一团还主动出击，
消灭两李部队3个团部，打下宜陵。7月1日，在李部担
任八支队长的共产党员陈玉生、担任五支队四大队大队长
的共产党员王澄、连长姚力率部起义成功，在挺纵四团接
应下，投入了保卫郭村、反击李部的战斗。于是，战局急
转直下，挺进纵队转守为攻。经过内外夹击，李军全线溃
退。
7月3日，陈毅带着一个营的部队赶到郭村。这是我
第一次见到陈毅，也是第一次听了他的报告。在总结郭村
战斗时，陈毅指出：战役和战术上的胜利，不等于战略上
的胜利。我们要打开苏北的局面，非把韩德勤打败不
可。要打败韩德勤，就必须争取两李中立，不要逼他们过
甚，不要使他们投奔韩德勤；这一打，究竟是把两李打到韩
德勤一边去，还是打到新四军这边来，这就要看我们的政
策和策略的威力了。陈毅的报告，使我深受教育和启
迪。
7月4日，挺进纵队攻下塘头。在泰州唾手可得的情
况下，陈毅又派人通知率部攻城的陶勇，停止攻城，这样
就造成了与两李谈判的有利条件。攻下塘头后，陈毅很高
兴。因为塘头控制着新四军东进时必经的两条大河，又盛
产大米，可以解决部队的给养。为了表示祝贺，叶飞请陈
毅和我们到一家小饭馆吃饭，陈毅还亲自下厨，做了一个
颇有四川风味的回锅肉，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郭村保卫
战的胜利，揭开了新四军开辟建立苏北、苏中根据地的序
幕。
随后，粟裕率领江南指挥部及二团、四团、九团渡江
到达郭村地区。7月下旬，遵照中央的指示，将新四军江
南指挥部改建为苏北指挥部，陈毅、粟裕分别任正、副指
挥，刘炎、钟期光分别任政治部正、副主任。苏北指挥部
所属部队整编为3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兼政委叶飞；第二
纵队司令王必成，政委刘培善；第三纵队司令陶勇，政委刘
先胜。
苏北部队整编后，首要的问题是在何处建立根据
地。苏北指挥部权衡利弊，认为黄桥处于靖江、如皋、泰
县、泰兴等县的中心，东可以向通、如、海、启地区发展，
南可以控制长江通道；北可以向东台、盐城发展，打通与八
路军黄克诚部的联系；且黄桥地区有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基础
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影响，群众条件较好。于是，苏北
指挥部决定迅速东进。郭村战斗结束后，陈毅就把我方缴
获两李部队的枪支和俘虏派人送回给泰州两李，写信给他
们说明我军团结抗日的诚意，还提出我军拟让出吴家桥地
区东进黄桥，请两李给予方便。此举大出两李意料之外，
他们表示完全同意我军东进，并提出当我军通过他们防区
时，将对空鸣枪，以蒙蔽韩德勤。
7月底，陈毅在连队以上干部大会上说：我们这次东
进，只能胜利，不能失败。我们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决不西返。他号召全体指战员下决心去争取胜利。新四
军随即东进，打垮了前来拦截的何克谦保四旅后，进入黄
桥地区。8月初，成立黄桥军民联合办事处，由一纵队政
治部副主任陈同生兼任办事处主任，主持地方行政工作和
战勤工作，我被任命为军事科长。
新四军东进黄桥后，即派出干部、民运工作队和服务
团，协同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先后恢复了黄桥4个区的
行政工作。
黄桥是个革命老区，新四军东进后，人民群众的抗日
热情空前高涨，联合办事处的工作也很快打开了局面。陈
同生是一位很善于做群众工作的宣传鼓动家，演讲、作报
告滔滔不绝，很受群众的欢迎。
在黄桥，陈毅的工作是很忙的，他一方面要抓部队反
对顽固派进攻的准备；另一方面，还要领导抗日根据地的建
设并广泛接触社会上层人士，开展统战工作。但他的兴趣
爱好很广，吟诗、下围棋、打篮球都能来一手，工作之余，
总要设法轻松一下。黄桥中学有一个篮球场，陈毅爱找叶
飞、吉洛(姬鹏飞)与我一起打球。我在中学读书时就是
篮球运动员。我年青气盛，也想露一手，但又怕撞着陈
毅。陈毅就鼓励我说：“怕啥子，上嘛!”有天下午打完一
场球去吃饭了，可他还不过瘾，吃过晚饭后又打了一场。
1940年8月下旬，成立通如靖泰临时行政委员会，管
文蔚、陈同生分别任正、副主任，同时，成立了泰县、泰
兴、如皋、靖江4个县政府，我被任命为如皋县县长。因
此，我在黄桥只呆了两个多星期，就到了如皋的卢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