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清乡”的准备
从1940年11月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到1942年
底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我们在与日伪顽的斗争中，逐渐
建立了县、区、乡抗日民主政府，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
斗争，发展壮大了地方抗日武装，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粉碎了日伪一次又一次
的“扫荡”、“清剿”，开辟和巩固了南通县抗日民主根据
地，’我们在南通县已经站住了脚跟。在斗争中也逐渐积累
了经验。我一介书生，从马来亚回国前，一天军事也没有
学过。有人问我，你怎么会打仗的呢?我说，我是被“逼
上梁山”的，是根据毛主席的教导，“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是靠党的教育培养，是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在那个时候，
不搞队伍，不学会打仗，就站不住脚。
1942年至1943年，是华中敌后抗战处于最困难的时
期，而最艰苦、最尖锐、复杂的是从1943年春天开始的反
日伪“清乡”的斗争。
对于“清乡”这个词，我并不陌生，当年曾国藩镇压
太平天国时，就曾采用了“清乡”的办法。日本帝国主义
为了推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战略，早在1940年
就向汪伪政府提出了“清乡”的建议，汪伪政府也正想借此
巩固自己的统治，因此，双方一拍即合。汪伪政府对此非
常重视，把“清乡”定为“国策”，1941年3月成立“清乡
委员会”时，汪精卫亲自任“委员长”。
1941年夏至1942年夏，日伪首先在苏南地区苏(州)、
常(熟)、太(仓)和澄(江阴)、(无)锡、虞(常熟)
“清乡”，先后得手。在此情况下，日伪踌躇满志，准备
把“清乡”扩展到整个华中乃至华南地区。为此，汪精卫
于1942年12月1日发出《民国三十二年度上半年清乡工作
训令》，确定“清乡”从苏南扩展到“苏北南通附近”，并
限令“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李士群“自4月1日起于南通附
近开始苏北地区第一期清乡工作”，“于9月底前完成”。
日伪划定的“清乡”具体范围，包括南通、海门、启东三县
和半个如皋县(4个区)，面积约3600平方公里，人口270
多万。 日伪投入“清乡”的总兵力1.5万余人，其兵力部
署的密集程度，在华中敌后战场是罕见的。
于是，反“清乡”斗争的准备工作被提上了议事日
程。
1942年11月，苏中区党委在如皋县南坎镇召开军政党
扩大会议，我和县委书记周一峰出席了会议。会上，粟
裕、陈丕显、谭震林、管文蔚等领导作了报告。会议首先
贯彻了党中央关于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决定，苏中区党
委由苏中军区司令兼政委粟裕兼区党委书记，陈丕显为副
书记，会议还讨论贯彻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对形势
的估计，开始，大家比较乐观，谭震林在会上讲，“今年打
败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可是就在会议进行期间，
得到了日伪即将在苏中“清乡”的情报，会议旋即转入对反
“清乡”的准备。在会上，由于我注意积极发展地方武装，
还受到粟裕的口头表扬。
到了1942年底，整个根据地的形势越来越紧张起来，
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南通县的形势尤为严峻，因为
南通是四分区的前沿阵地，南可控制海启，北可屏障如皋，
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当时，苏中区和四分区党政军机关
都经常驻扎和活动在南通县的中部地区，因此我们更感到
肩上担子的沉重。
在这种形势下，能不能在原地坚持，怎样坚持，斗争
能否取得胜利，是干部、群众普遍关注的问题。中共中央
华中局和苏中区党委高瞻远瞩，及时提出了反“清乡”斗争
的方针和策略。1942年底，苏中区党委在《关于反“扫
荡”的指示》中就明确指出，日伪对苏中的“清乡”是必须
粉碎，也是可以粉碎的，并要求各地把反“清乡”斗争作为
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1942年12月，吉洛(姬鹏飞)调到苏中四分区，任四
地委书记兼四分区政治委员。吉洛是参加过宁都暴动和长
征的老干部，有丰富的政治经验。他一来，就在南通县的
十总店召开了地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苏中区党委在南坎
召开的扩大会议精神，明确提出了开展以冬防为中心的“三
冬”运动的任务和要求，决定为减轻人民负担，提高部队的
战斗力和领导机关的工作效率，适应反“清乡”斗争的严重
形势的需要，对四分区各级党政军机构和人员实行精简和
调整。地委扩大会议以后，我们首先按照上级的要求，调
整了县级领导班子。为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县委书记周
一峰重新兼任县警卫团政委，我仍然任县长兼县警卫团团
长，同时兼任县警卫团党委书记。
我和周一峰商量，现在机构人员多，有的干部拖儿带
女，行军作战很不方便，也不利于分散隐蔽坚持，要下决
心进行精简。县机关召开会议进行了动员。当时，有的
人认为形势没有那么严重，不愿意疏散转移，我们就做耐
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要求大家从大局出发，说明疏散精简
仅是权宜之计，一旦形势好转，大家还可以回来。我们还
要求干部起好带头作用。这样，我们就及时将一些不适宜
坚持原地斗争的人员，包括一些外地口音的和老弱病残者，
通过各种途径进行了疏散转移。朱含章这时已担任县委民
运部长，因怀孕，也转移到二分区高邮县乡下她亲戚家里
隐蔽下来。县委和县政府合署办公，机关除留少数人员
外，大部分散到地方，依靠群众掩护，坚持工作；或充实到
基层，加强基层的领导；有的则到基层去打埋伏。
我召开警卫团团委会议研究并调整县警卫团的部署，
并经分区批准，团部及一、二营由副团长罗桂华、政治处
主任韩念龙带到“清乡”圈外，在如西一带活动，从侧面打
击敌人，配合内线坚持。我和周一峰带县机关和三营在南
通县坚持原地斗争。我们又将三营九连调往通海地区配合
区队作战，还抽出两个班加强金沙区队。通西独立营也进
行了整编，除留王锦荣一个连外，其余也由罗桂华、韩念
龙带走。这个团后来成为二十三军的一个主力团。
同时，根据敌情和地形，四专区和县政府对全县的行
政区划进行了调整。撤小区，并大区，以扩大回旋余
地。西亭区、骑石区的部分划给金沙区。撤销各区级办
事处，并入有关区。改通海、通西行署为通海、通西办事
处。将如皋县“清乡”区内的岔南、掘马南、掘东3个区，
划归南通县；将平潮至天生港以西地区划给三分区的如西
县。
从1942年底至1943年3月，我们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
“三冬”运动。这次“三冬”运动，实际上是反“清乡”斗
争准备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指导思想很明
确，就是通过“三冬”运动激发广大人民的抗日热情，把他
们进一步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为此，我和周
一峰等县的领导，也深入到各个区乡，做调查研究工作，帮
助区乡干部开展“三冬”运动。
在“冬学”运动中，人民群众进发出来的热情是十分感
人的，就拿县机关经常活动的通中地区来说，仅仅两三个
月时间，就办学231所，参加学员达11550多人，250多名
中小学教员、社会知识青年、在校学生参加了办学工作。
许多基层干部、民兵通过“冬学”，识字明理，提高了觉悟，
后来都成为反“清乡”斗争的骨干。
在“冬耕”运动中，我们还发现，人民群众为了支持战
争，已经作出了巨大的牺牲，特别是1942年夏秋季天旱少
雨，粮食歉收，加之日伪掠夺，群众的生活十分困难，个
别群众缺吃少穿。我们通过“冬耕”，号召群众实行生产
自救。同时，县政府成立了“救荒委员会”，组织劝募救
济，发行救荒公债。县政府还发放农贷349.8万元(江淮
币)，受农贷的人数4.5万余人，发救济粮26.5万斤，基本
上解决了群众的生活问题。稳定了群众情绪，密切了党和
政府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
“冬防”是“三冬”运动的中心。通过“冬防”，我们
加强了民兵、自卫队等基层武装建设。记得那年冬天，我
们在靠近敌据点金沙的张沙乡召开了800多人参加的“三
冬”会议，提出了“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的口号。
这以后，金沙区的民兵、自卫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我们
还派出县警卫团的干部、战士，配合区乡对民兵进行训练，
帮助他们学习使用手榴弹等武器，学会利用地形地物、侦
察伏击、通讯等战术技术。通过这些活动，民兵、自卫队
不但数量上有了发展，而且军政素质有了提高。
1943年春节刚过，春寒料峭，全县的反“清乡”斗争
准备工作密锣紧鼓，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
3月中旬，县委在金沙区严灶乡杨家园召开反“清乡”
斗争动员大会，粟裕和军区政治部主任钟期光、苏中四地
委副书记钟民亲临会议指导，钟民在会上作了紧急动员报
告。会上我们向全县党员、干部提出，在反“清乡”斗争
中，要切实做到‘‘县干部不离县，区干部不离区，乡干部不
离乡”，并规定3月29日至4月5日为反“清乡”动员周，
要求各地用各种形式广泛深入地对群众作紧急动员，做好
临战前的准备。
在反“清乡”的动员周期间，各地普遍召开了乡民大
会，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了很多简明、生动的口号，如“开
展游击战争，处处打击敌人”，“反对敌人抽壮丁，不让敌
人造名册”，“不让敌人筑篱笆，不让敌人架电话”等等，党
员、干部纷纷表示决心，要与群众同甘苦，斗争到底，一
些地区还利用民间习俗，喝鸡血酒，歃血为盟。同时，县
区还分别召集工商业者、开明士绅、爱国知名人士，对他
们进行形势教育和民族气节教育，组织群众协助他们疏散
财物，安全转移。
县委还根据地委的决定，建立了“乙种组织”(即党的
秘密组织)，把一些政治面目没有公开、又有社会职业作掩
护的党员划入其中，以便斗争一旦出现严重形势后，能够
领导群众坚持斗争。地委还派薛驹任南通县“乙种组织”
的特派员。为了保证党支部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都能独立
作战，各地还对党支部进行了整顿和调整。并规定在组织
被冲散、人员被逮捕的情况下，只要有3个党员在一起，都
要成立党的临时小组。
南通是平原水网地区，为了创造群众游击战的有利地
理条件，我们还发动群众改造地形，把大路改成小路，直
路改成弯路，挖断通行汽车的公路；在河道里作暗坝、打暗
桩或锯倒河边的大树，以阻挡敌人的汽艇、船只通过；拆大
桥，架小桥，变固定桥为活动桥，以便敌来抽去，敌去搭
桥，使敌人无路可走。
为了打乱日伪的“清乡”部署，鼓舞群众的斗志，我们
还根据四分区的统一军事部署，先发制人，对日伪发起了
军政攻势。3月底，驻金沙伪军调防海启，接防的日伪军
尚在途中，我们抓住这个短暂的间隙，由金沙区队、堤南
联防队担任警戒和掩护，区乡干部带领基干民兵和群众数
千人，涌进金沙镇，按照事先的分工，突击拆毁敌人的营
房、碉堡，并对镇上居民进行政治形势教育。还对伪军张
圣伯部发动政治攻势，通过分化互解，致使该部500多人开
小差，一名营长反正。
另外，我们还加强了交通联络工作，从县到区乡建立
了交通联络站，保证了上下各级干部来往的安全和文件信
息的畅通。
因此可以说，在反“清乡”开始前，我们在思想、组织、
军事、经济等方面作了全方位的准备。
反日伪“第一期清乡”
从1943年4月开始，我与南通县人民一起度过了半年
多反日伪“第一期清乡”的艰苦时光。
3月底至4月初，日伪对苏中四分区接连发动了3次大
规模的军事“清剿”，其中两次重点放在四分区领导机关和
部队经常驻扎的南通县中部地区。
日伪的这次“清剿”，不同于以往的“扫荡”，而是采
取分几路同时出动，在方圆几十里的范围内，占领大小市
镇，切断交通，严密封锁，反复“梳篦”，挨户搜索。日
伪所到之处，就搜捕共产党员、抗日干部和民兵，捕捉壮
丁，强拉民夫，奸淫妇女，抢掠财物。人民群众饱受日伪
的欺凌。日伪还组织所谓“宣抚队”，跟随“清剿”的部
队出动，散布“清乡是保护老百姓”、“清新四军不清老百
姓”等欺骗口号，企图借此蛊惑人心。在日伪“清剿”通
中地区以后，我们曾带着部队插进去慰问受害的群众，看
到的是一幅劫后的景象，令人惨不忍睹，许多房屋被烧，不
少人家被洗劫一空，老百姓纷纷跑来向我们哭诉，要求替
他们报仇，我们也是怒火中烧，满腔激愤。根据调查，这
次“清剿”，在通中地区，有数百名妇女被糟蹋，抓走壮丁
300余人，被抢走的财物不计其数，群众稍有反抗，即惨遭
屠戮。日伪犯下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
日伪在大规模的军事“清剿”后，又分兵构筑据点，把
根据地分割成许多小块。企图把我们困死。日伪以据点
为依托，频频出动，只要一处报警，邻近据点里的日伪军
就立即出动，分进合击。另外日伪还在据点附近推行伪化
措施。
面对日伪的“军事清剿”，我们采取了“你打你的，我
打我的”、避实击虚的战术，与日伪军展开了周旋。我干口
周一峰及县团机构带一架无线电台，随县警卫团七连行
动。在各区区队武装的配合下，县警卫团灵活穿插，机动
游击，常使日伪的合围、“梳篦”扑空，而有时又突然袭击
日伪防御薄弱的据点，打它个措手不及。三营八连、通西
独立营、各区区队、乡基干民兵，也是各自为战。除县警
卫团、通西独立营等地方主力外，区队、民兵的武器装备
都是很差的，手榴弹、土枪土炮、匕首是他们的主要武
器。但是，他们隐蔽在群众之中，依靠自己的智慧，创造
了许多战术，巧妙地杀伤敌人。例如，利用地形、地物设
伏，捕杀掉队的零星日伪军，或将小股的伪军引入伏击圈
加以歼灭；伪军驻扎时，就夜间出动，打冷枪、用土炮轰击，
甚至将点燃的爆竹放入煤油桶里惊吓敌人，使日伪以为是
新四军主力部队来了，不得安宁。反“清乡”斗争开始后，
粟裕就提出了“每乡每月消灭一个敌人”的口号，我们要求
把这个口号贯彻到乡村基层。在这个口号的鼓舞下，广大
民兵、群众也拿起钉耙、铁叉、扁担和匕首等奋起自卫，民
兵使用匕首毙、伤、俘伪军汉奸很多，他们骄傲地说，这
就是我们的“五号”盒子枪。整个根据地确确实实成了人
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日伪开始“清乡”后，汉奸、特务的活动很猖狂，对我
们造成极大的威胁，因此，我们在各地普遍开展了锄奸斗
争。
日伪鼓吹“以特工治天下”，在南通城和各区设立了特
工机构，专门从事侦察、暗杀、逮捕、策动自首、收买内
奸、建立特工网等破坏活动。在乡村，一些反动地主、地
痞、流氓和坚持反共立场的国民党人员，与日伪勾结，或
充当内奸、坐探，或接受任命充任伪职，成为日伪的鹰
犬。
1943年4月1日，苏中四专署宣布实行抗日戒严，同
时颁布了《反“清乡”期内紧急治罪条例》，号召抗日军民
开展锄奸斗争。《条例》规定，为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
民群众利益，惩治汉奸、敌特破坏，对“国人皆曰可杀”的
汉奸、特务处以极刑，并授予区级以上政府和民兵团体以
执行之权，
根据《条例》规定，我们发动群众，大力开展锄奸斗
争，在此基础上，兴起了群众游击战的热潮。
在锄奸斗争中，民兵和群众采用盯梢、诱捕等办法捕
杀奸特。群众还采取“扎粽子”(指把捕获的奸特捆绑后，
沉入水中淹死)、“背娘舅”(即采取突袭的手法，用绳索从
背后套住奸特的脖子，反背起来，将其勒杀)办法惩办奸
特。这些事例不胜枚举。金余乡袁文礼父子3人，赤手
空拳抓住了一名下乡抢劫、奸淫妇女的伪军；还有一对老年
夫妇，抓获了一名作恶多端的“清乡”人员，这些都被传为
佳话。
在锄奸斗争中，最活跃的是县政治保卫队(习惯称短
枪队)。政治保卫队是根据粟裕的指示组建的。分区和各
县都成立了政治保卫队，队员从部队和公安部门抽调，不
但政治素质好，而且个个都是神枪手。分区政治保卫队队
长由专署公安局长陈伟达兼任。南通县政治保卫队队长是
杨勇伟，指导员是云飞(谢晓川)。杨勇伟个子不高，但
人很机灵，也很勇敢，他率领的短枪队十分精悍，经常深
入据点独立作战，使日伪谈短枪队色变。1943年4月20日
夜，杨勇伟带领队员化装潜入南通城戒备森严的天生港，
将催运封锁器材的如皋县岔河大检问所主任凌月东击毙在
旅馆里，当时凌月东正找了几个唱戏的在旅馆里唱堂会，
寻欢作乐。这个从苏南过来的汉奸，本想在苏北“清乡”
中“捞一票”，还没有站稳脚跟，就送掉了性命。短枪队
撤出时，还散发了一张传单，上面写着“飞檐走壁，来无踪，
去无影”，署名“一支梅”。从此，“一支梅”的传说在群
众中不胫而走，广为流传，而汉奸、特务听说“一支
梅”则胆颤心惊。后来，杨勇伟他们又潜入四甲坝，把作
恶多端的伪南通特别区公署第九区区长朱祟汉和保甲指导
员梁振强抓出据点。5月8日，在公路上击毙三余大检问
所主任陶洁。他们还在唐闸附近的十里坊，抓住一名伪军
排长，根据其提供的情报，在通榆公路上对日军组织了一
次伏击，击毙日军一名，活捉翻译一名。短枪队的锄奸斗
争，给予为虎作伥的奸特以沉重的打击，就连伪苏北“清
乡”公署主任张北生住在戒备森严的南通城，也是深居简
出，据说送客出门也只走三步。在根据地内，那些伪方人
员更是胆战心惊，度日如年。金沙据点要训练伪乡长，伪
乡长们都纷纷找借口回避，结果仅去了8人，由此也可见
伪方人员心态之一斑。
在反日伪“第一期清乡”斗争中，最能显示人民战争威
力的是击破日伪“强固封锁”的斗争。
日伪为了割断“清乡”区内外的交通联系，围歼抗日武
装，制造抗日军民心理上的恐怖，在进行“军事清剿”的
同时，沿“清乡”区边沿构筑了长达100多公里的竹篱笆封
锁线，封锁了陆上和海上的交通，整个封锁线上，哨卡林
立，据点密布，没有“良民证”、“出入证”，行人和物资是
不能出入的。日伪也狂妄地宣称：“篱笆打成功，清乡便
成功。”
日伪的封锁线，给我们的抗日武装斗争活动确实带来
不少的困难。地委、分区机关驻扎在“清乡”圈外，我们
与上级机关联络，去开会、办事，“清乡”圈外部队的调动，
常常要冒着很大的危险通过封锁线。同时，封锁线也给群
众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一些地方，常常发生农民因种
地、放牛羊穿越竹篱笆而遭日伪军射杀的惨剧，有的新媳
妇因竹篱笆阻隔而回不了娘家，有的群众通过哨卡，常常
受到敲榨勒索，人身侮辱。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发动群众，与日伪展开了封锁与
反封锁的长达数月的较量。日伪是4月份开始构筑篱笆
的，我们早在反“清乡”的准备阶段，就提出了“不让敌人
打篱笆”的口号，并多次组织区队、民兵，袭击运送封锁器
材的日伪军，焚烧封锁器材，延缓了日伪构筑篱笆的时
间。在构筑篱笆的过程中，我们依靠乡村干部、党员，组
织广大群众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斗争。例如，发动群众
坚壁清野，使敌人抢不到构筑篱笆的竹木器材和工具：组织
青壮年集体“跑反”，使敌人抓不到民夫；发动民夫消极怠
工、借机逃跑等等。区队、民兵还经常袭击监筑的日伪
军。当日伪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勉强筑成后、我们又组织
了破击。开始仅是规模较小的局部破坏，后来，我们总结
了群众的经验，形成了一整套破击的方法。如将固定篱笆
的木桩拔起，再套上绳索将篱笆成片拉倒；在篱笆上套上油
箍，放火焚烧；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将警戒的伪军引开
后，再突击予以破拆。
反封锁斗争的高潮是在1943年的7月1日。在苏中
区党委的统一部署下，三、四分区同时动员封锁线两侧的
群众，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破击战。事前，我们接到通知
说，陶勇要亲自率领主力部队在“清乡”圈外配合这次行
动，大家都很兴奋，立即进行了紧张的准备。6月17日，
我们小试牛刀，取得了局部胜利。7月1日夜，三、四分
区同时动员封锁线两侧的南通、如皋、如西等县的三四万
群众，在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的掩护下，开展破击。许多
群众从数十里外赶去。初夏的夜晚，天气晴好，南风阵
阵，数万群众锯电杆，收电线，挖公路，放火焚烧篱笆。
百里封锁线上，到处人声鼎沸，火光烛天，枪声不断，显
示了群众游击战争的无比威力。日伪军龟缩在据点里，只
有打冷枪，徒唤奈何的份儿，眼睁睁地看着惨淡经营了3个
月的竹篱笆被毁坏殆尽。这次破击，震动了整个苏中。
延安《解放日报》曾作了长篇报道。许多中国革命史、中
共党史著作中，也都记载了这件事。现在回想起来，那时
的情景仍然如在眼前，令人激动不已。据不完全统计，从
1943年4月至10月，南通县大规模破封锁线的行动有6次，
参加的民兵、群众达2.19万多人。
1943年6月，日伪继“军事清乡”后，开始以编查保甲
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清乡”，企图实行对广大农村的伪化统
治。其基本作法是：十户编成一甲，设甲长；十甲编成一
保，设保长。实行一户“犯法”十户“同罪”的联保连坐
切结，强迫户与户之间相互监视，相互告发。其目的是离
间群众，切断根据地党政军人员与群众的血肉联系。
为了推行保甲制度，伪南通特别区公署设立了保甲室，
各区委派了保甲指导员，乡一级建立了保甲编查委员会。
初期，采用所谓“和平编查”的方法，由编查人员挨家挨户
登记户口，编查保甲，指派保、甲长。这在据点所在地的
市镇及其附近尚可勉强行事，但在离据点稍远的地区，则
因受到抗日军民的抵制而无法实施，遂改变策略，采取“强
化编查”的手段。就是集中大量日伪军，将某一地区包围
起来，把群众赶到一起，以武力威胁，强制编查。并计划
于6、7、8、9月，分别“强化”编查启东、海门、南通、如
皋。8月中旬以后，日伪将“强化编查”保甲的重点，由
启东转到南通、海门。伪政工团总团长孙永刚亲率“督导
团”到江家镇指挥。
这期间，发生了十总店大屠杀事件。7月下旬，日军
大队长山本率领400多人的机动部队，在十总店一带“驻
剿”，搜捕群众200余人，先杀害5人，又于26日晚活埋53
人。事后，当地干部、群众去收尸，其景象惨不忍睹。
在个总店大屠杀事件后，苏中四地委书记吉洛、副书
记钟民于8月8日给南通县委发来一封指示信。信中指
出：“敌汪开始采用烧杀政策以后，我们的基本方针仍旧是
积极斗争为主。”“我们仍旧应该积极开展游击战，并发动
群众的反伪化政治斗争。决不能放下我们的斗争武器，收
卷起我们一切反‘清乡’的公开旗帜——不管政权、地武
民兵和群众团体都应如此。”信中还指出：“南通在我四分区
有重要战略意义，也是我反‘清乡’斗争决定胜负的阵
地。我们以最大的期望，在你们正确而英勇的领导下，取
得反‘清乡’斗争的决定胜利。为着要得这胜利，你们不
仅在决定方策上须正确和英勇，并须主要干部亲身到有决
定全局、可能起支持全局作用的地区去掀起群众性的游击
战。”紧接着，四地委在8月11日的指示信中又指出：“南
通是我们必争之地，……南通的胜利也就是全部的胜利”，
“南通是今后斗争的枢纽，是胜利与失败的主要关键。”
根据地委的指示，我们在工作基础不同的地区，采取
了不同的对策。在中心地区，坚持以武装斗争反对编查保
甲，区队和民兵密切配合，采取各种形式，打击编查人
员；在敌我“拉锯”的地区，开展游击战，配合适当的合法
斗争，尽力阻挠日伪编查保甲；在日伪猖獗的据点附近，一
方面动员群众组织“保丁会”，另一方面，控制“两面派”，
阻滞日伪编保甲的进程。在日伪集中兵力将一个地区封锁
起来编查时，各地党组织动员身份已经公开的党员、干部
和青壮年临时转移，留下老弱敷衍搪塞，还布置了秘密监
视哨，以便及时发现并处置内奸、特务的破坏。区队、基
干民兵则在封锁圈边沿开展麻雀战、狙击战、伏击战，袭
扰日伪。日伪军一撤离，干部就立即回到原地慰问群众，
抚恤、救济受难者，公祭坚贞不屈、光荣牺牲的烈士，鼓
舞干部群众的斗志。
在斗争日趋尖锐的形势下，我考虑，要贯彻地委的指
示，坚持公开武装斗争的旗帜，必须以县警卫团为核心，以
区队、乡基干民兵为主体，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广泛的游
击战争。我们要求各地，在地区被分割封锁的情况下，捕
捉战机，各自为战。因此，在反日伪“政治清乡”的过程
中，尽管敌人很猖狂，但小规模的游击战一直是此起彼
伏的。
6月7日，通西独立营在金(沙)(南)通公路天竺山，
孙李桥一线伏击，打死伪南通特别区公署警察局长傅来群
等3人，活捉伪警察局督察长刘厚培。不久，西亭区队又
在孙李桥设伏，捕获伪刘桥警察署长秦杰等2人。在日伪
势力较强的通海地区，6月30日夜，当地的抗日武装袭击
了薛沙乡、觉民乡、薛万乡3个乡的伪乡长住宅，焚毁了
保甲户口簿、壮丁册；7月1日、2日晚，又袭击了永柳乡、
永兴乡、保章乡伪乡长住宅。伪区长陈敬业在给上司的报
告中哀叹：“本区保甲工作，本可全部完成，乃环境恶化一
至于此，乡、保、镇长相率逃避，职力薄能鲜，学验俱谫，
辗转思维，终乏善策。”
七八月间，我们根据四地委《关于开展反“清乡”政治
攻势的指示》，在加强武装游击活动的同时，对日伪军展开
政治攻势。这是群众的一个创造。政治攻势到8月份达
到了高潮，县警卫团常常掩护民兵、群众将据点包围起来，
向伪方人员进行政治喊话，群众把这种喊话叫“上抗日
课”。我们还动员伪方人员的亲属，给据点里写信。有
时还组织精干武装，深入到日伪据点，做个别伪方人员的
工作，张贴《“清乡”人员自新条例》，动摇伪方人员的军
心。金沙区、骑石区分别组织了五六千民兵、群众，围困
滥港桥和骑岸镇据点。整个南通县参加围困据点的群众达
2万多人次。这种政治攻势还真是效果明显，在苏南等外
地来的“清乡”人员中，流传着“清乡无把握，生死不可卜，
大家捞一票，赶快出苏北”的打油诗。他们惶惶不可终
日。许多伪方人员感到给日伪卖命没有前途，主动与我们
拉关系，办理自新、自首手续，有的向我们表示，不再干
坏事，有的借故向日伪当局“请假”。不少伪基层政权陷
于瘫痪状态。
9月10日，地委派短枪队支持南通的武装斗争，在县
警卫团和区队的配合下，在杨港打了一次伏击，当场击毙
日军2名，击伤日军小队长桥本，俘敌10余人，缴枪10余
支。在县区武装和民兵的沉重打击下，驻在金沙镇的伪南
通特别区公署机构不得不搬回南通城。
与此同时，在外线作战的南通警卫团一部，也配合新
四军主力部队，频频出击。9月中旬，他们在白蒲西李家
桥附近，痛击下乡抢劫民财、强拉民夫的日伪军，经过白
刃格斗，毙伤日伪军20多名，俘日军一名。
抗日战争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因此，我们能结成包
括地主、士绅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和周一峰等县
的主要负责人，都曾花大力气做统一战线工作。我和著名
的士绅徐仰高、吴浦云等都交上了朋友。在形势紧张时，
我们曾想方设法保护他们的安全，他们在实际工作中也给
了我们不少的支持。但是，随着反“清乡”斗争形势的变
化，在日伪的高压政策下，部分地主、士绅从自身的利益
出发，主张妥协；少数群众也产生了苟安心理。在这种情
况下，个别丧失民族气节的地主、士绅乘机出来搞“维
持”，建立伪组织。我们坚持有理、有利的原则，发动群
众起来开展反“维持”斗争，通过这场斗争，打击了少数妥
协投降且不思悔改的顽固分子，揭露了日伪的阴谋，教育
了广大群众和地主、士绅，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当时，金沙区的伪化势力比较强，县委书记周一峰亲
自带人到那里，慰问被害干部、群众的亲属，组织互助救
济，帮助他们克服困难；主持召开区委会议，帮助区委总结
经验，分析形势，部署进一步动员群众开展反伪化、反维
持的斗争。接着，区委召开了各乡乡政委员和40多名士
绅参加的反伪化民主论战会。会上，有些士绅认为形势紧
张，提出了暂时“应付”一下敌人的主张，但是大多数人坚
决反对“维持”，会议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周一峰在会上指
出只有坚持斗争，才能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包括爱国士
绅的利益，使大家深受教育。一些士绅也在会上表示“五
更天，不下水”、“守了六年寡，不再偷汉子”、“那个做汉
奸，七尺变六尺”。
在反维持斗争中，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
事迹。金沙区士绅顾佐卿，在全县有一定的名望，我和区
领导几次登门拜访，对他晓以民族大义。日伪为了利用
他，多次让他出来搞“维持”，都遭到他的严词拒绝。当
日军上门威逼时，他指着家中的棺材愤然说：“要我维持，
有死而已!”余西区新安乡紧靠日伪二窎据点，一次，日伪
下乡烧毁乡长的房屋，捕去数十人，胁迫群众搞“维持”，
群众坚决不予理睬，日伪只得将捕去的人放回。后来，日
伪又下乡抓人，有个富农偷偷跑到据点接洽“维持”，被儿
子得知后，不仅将他训斥了一顿，还要扎他的“粽子”(捆
绑后沉河淹死)，吓得这个富农再也不敢谈“维持”
了。1943年六七月间，日伪把“东亚和平、中日亲善”的
欺骗宣传标语贴到张沙乡，并威胁群众，如果不搞“维
持”，民兵不自首，就要下乡捉人、杀人、烧房子；个别地
主勾结据点里的日伪，准备出来“维持”，群众中也有人害
怕日伪烧杀，一度产生消极情绪。党支部针对这种情况召
开了乡政扩大会议，由群众代表以具体事例驳斥了个别地
主“维持”的谬论。后来，党支部领导民兵和群众积极开
展游击战，镇压汉奸，打击下乡烧杀的日伪军，并成立互
济会，募集钱粮，抚恤受害民兵和群众的家属。这个处在
日伪据点包围之中，只有几条枪、几十个基干民兵的乡，出
色地坚持了原地斗争，成为四分区反“清乡”斗争的一面旗
帜。
1943年9月，在反日伪“第一期清乡”斗争节节胜利的
形势下，我接到上级的通知，要我率领南通县警卫团接应
打入伪军的“汤团”暴动。我立即着手准备，这时，四地
委社会部长兼行署保安处长陈伟达也来了。我们设法与驻
金沙的“汤团”团部取得了联系，商量了联络办法，设想了
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应急措施，同时县警卫团进行了紧急动
员准备。
“汤团”原是活动在通海地区的地方抗日武装，叫通海
自卫团，团长汤景延，因此又称“汤团”。我和汤景延早
在1940年根据地开辟之初就认识了。1942年6月，我率领
南通警卫团攻打海门茅镇时，他曾带领部队配合作战，给
我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后来，我陆续了解到汤景延的一些情况。他是如皋县
人，大革命时期参加了国民党，后因不满于国民党反动派
的“清党”，又愤然脱离国民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因支
持农民暴动，一度被如皋反动当局逮捕。抗日战争爆发
后，怀着一颗赤诚的报国之心，在海门县参与组织抗日游
击武装，后来，部队被国民党当局改编火并，他又到泰州
参加了李明扬、李长江的部队。在这个时候，他结识了新
四军挺进纵队三团团长梅嘉生。友军间的过从，使汤景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