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有了进一步的认识。1940
年六七月，他毅然摆脱国民党部队的羁绊，在如皋找到了
陶勇、卢胜、梅嘉生率领的苏皖支队，参加了新四军。通
如海启抗日根据地开辟后，他曾任南通县第十区区
长。1942年，汤景延经苏中四地委社会部长陈伟达的介
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特别党员。由于汤景延的复杂
经历，政治面目没有公开，因此，他和他率领的通海自卫
团一直是以比较“灰色”的面目活动的。
1943年春，根据地进行反“清乡”准备时，上级曾经
考虑将“汤团”拉到日伪“清乡”圈外作战。后来，不知
为什么没有实行这个方案。到了4月中旬，突然听说汤景
延率团“投降”了日伪军，南通城的敌伪报纸也连篇累牍地
报道汤景延“弃暗投明”。得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很震惊，
也很气愤。过了很长时间，我们才知道这是苏中区党委经
过中共中央华中局批准，使出的一条新“木马计”，这是一
着妙棋，也是一着险棋。因此，开始时只有区党委粟裕、
钟期光，四地委吉洛、陈伟达等少数几个领导人知道，难
怪我们这些人都蒙在鼓里。事实上，不保持高度机密不
行，稍有不慎，就会使几百人的部队受到严重损失。
汤景延打入日伪军后，巧妙地周旋于日伪之间，利用
它们内部矛盾，勇敢机智、兢兢业业为党工作。他身在虎
穴，大智若愚，临危不惧，紧紧依靠党组织，挫败了日伪
一次又一次企图化掉“汤团”，吃掉“汤团”的阴谋，始终
维护了部队的独立性，牢牢掌握了对部队的领导权，保存
了部队的实力。
在打入日伪期间，汤景延组织搜集军事情报，向四分
区部队秘密输送弹药，利用与伪方军政头面人物的关系，
进行分化瓦解工作。还以解决部队给养为由，开办商行
“协记公行”，以经营粮食、禽畜、蔬菜为掩护，控制驻地
沿江各港口，护送根据地干部进出据点，并为根据地采购、
转运军需物资。
1943年9月下旬，苏中区党委审时度势，决定“汤
团”举行军事暴动，破腹而出，狠狠予日伪以打击。汤景
延与团部其他领导一起，对此做了周密的部署。 29日夜，
设计将伪金沙特工组长翟光耀等多人击毙，接着，冲入碉
堡，俘虏了其他特工人员，摧毁了伪行动大队队部和伪区
公所。驻守在其他据点的“汤团”部队，也同时暴动成
功。
那天夜里，秋高气爽，月明星稀。午夜时分，我们与
从金沙等据点暴动出来的“汤团”部队胜利汇合，连夜开到
指定的集结地点。久别重逢，大家都无比兴奋和激
动。此后，苏中军区和苏中四分区先后为“汤团”召开了
祝捷大会，庆祝“汤团”特殊战斗的胜利。记得苏中四分
区司令员陶勇还在大会上特别表扬了汤景延。经过整训，
“汤团”编入了“联抗”部队的建制，汤景延任“联抗”副
司令。汤景延后于1948年初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苏浙边区
游击纵队党委书记兼政委、副司令员、参谋长。2月18日，
汤在率部前往浙东途中，于上海郊区青浦境内被俘，5月14
日，在上海江湾慷慨就义。令人遗憾的是在“文革”期间，
许多当年参加行动的“汤团”干部战士受到极不公正的待
遇，有的被长期审查，有的被打成“叛徒”，“汤团”行动
被污为“曲线救国”的典型。所幸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颠倒的历史又被颠倒过来，汤景延烈士如果地下有知，
也会感到欣慰的。
对于反日伪“第一期清乡”胜利的评价，当时苏中区党
委在给吉洛、钟民的信中曾经这样说：“这一胜利不仅是苏
中党的一大杰作，而且是华中党的一大伟绩；不仅给敌汪精
神上一大打击，而且为华中党创造了胜利的反清乡经验，
提高了华中党坚持敌后艰巨斗争的信心。”“事实证明，四分
区党、四分区的工作，堪称苏中的模范”。这个评价，现
在看来还是不过分的。
奉调四专署 反延期、高度“清乡”
1943年10月，我奉调离开南通县，到苏中四专署，接
替季方任专员。季方在担任苏中四分区司令兼苏中四专署
专员期间作了大量的工作，1943年秋，他去淮南黄花塘新
四军军部述职，并参观、考察苏皖边区各抗日民主根据
地。这样，四专署专员就由我来接任。
当时，苏中四地委书记是吉洛，副书记是钟民，四分
区司令是陶勇，政委吉洛兼任。东南行署主任顾尔钥接任
南通县县长。四专署主任秘书是夏征农，保安处长是陈伟
达，财经处长是马一行，沙汉任交通总站四分站站长。到
1944年春，吴沐初任司法科长，干仲儒任文教科长。整个
专署机构人员都很精干。
我到苏中四专署工作不久，就接到情报，说伪南京国
民政府“清乡事务局”局长汪曼云伙同日本军事顾问到南通
“视察”，认为南通的“清乡”没有完成任务，日军头目和
伪苏北“清乡”主任公署主任张北生受到处分，因此，还要
“延期清乡”。
果然，日伪于10月中旬开始“延期清乡”，采取了更
加赤裸裸的暴力镇压政策。不仅在每县组织了一至两支日
军为主体的机动部队，而且在一些农村集镇增筑据点，进
一步加强军事“驻剿”。在战术方面，则实行军事行动特
务化的新策略，采取“机动清剿与分散驻剿相结合”，“以
游击对游击”的方法，或便衣伪装，小股活动；或冒充抗日
军政人员，诱骗群众，刺探军情，捕捉干部、党员、民
兵。日伪还以宪兵、警察、特工人员组成武装“突击组”，
收买动摇分子，培植内奸，布置坐探，建立基层特务情报
网；并继续编查保甲，推行伪化政策。
日伪的活动非常猖獗。日军机动队没日没夜地在根据
地反复梳篦“清剿”，分进合击，烧杀抢掠，仅10月9日至
21日，日军就在南通县捕捉560多人，许多群众遭到灭绝
人性的残害，如活埋、剥皮、“点肉灯”、“吞火龙”、
“腌咸肉”、“灌肚肺”、戳钢针、上电刑等。10月23日，
山本机动队在石港镇土山脚下，用马刀砍死群众23人，还
将人头割下来装在篮子里“示众”，连孕妇也不能幸免。
经过了近3个月的“延期清乡”，日伪又开始了所谓
“高度清乡”，进一步向根据地的中心地区蚕食，在根据地
腹心地区增筑了许多据点，实行分割封锁，压缩抗日军民
的活动范围。在残酷的斗争中，一些地方的区乡干部被捕
杀，党政群组织遭到破坏，群众的生命财产也遭受很大损
失。干部、群众的思想情绪产生波动，这种空前困难的局
面是我们反“清乡”斗争以来从未遇到过的。
尽管如此，苏中四分区军民还是在原地进行了极其艰
苦的斗争。1943年11月29日，南通警卫团一部在团长殷
逸的率领下，设伏于石港据点附近，出其不意，痛歼山本
机动“清剿”队，当场将山本大队长击毙，打死打伤日军10
余人。在东南，11月5日晚，东南警卫团一部，夜袭住宿
在东昌镇的日军森岛机动“清剿”队，打死日伪军6名，森
岛狼狈逃回久隆镇据点。在“清乡”圈外，抗日武装部队
采用围魏救赵的战术，策应内线作战。10月下旬，新四军
一师三旅特务营和如皋县警卫团对伪军徐容部发动进攻，
攻克李堡、丰利镇，毙伤伪军近千人，俘370多人。同一
时期，活动于外线的三旅七团，为策应内线作战，不断对
日伪发动攻势。二、三分区军民也主动出击，分别攻克了
西团、安丰、季家市、丁家桥等日伪据点。但是，这些局
部的胜利，没有能从根本上改变斗争的被动局面。
出现上述困难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主观上讲，
各级领导对反日伪“第一期清乡”后的形势作了过分乐观的
估计，认为日伪经过打击已元气大伤，士气低落，内部矛
盾重重，要想卷土重来，进行新一轮的“清乡”，非有较长
时间的准备不可；在工作部署上，鉴于前一阶段斗争的紧
张，过多的强调了休整，没有注意教育党员、干部提高警
惕，克服麻痹、轻敌思想；从客观上讲，日伪也接受了搞
“第一期清乡”时的经验教训，采取了更为狡诈的军事“清
剿”与特务活动相结合的新手法，甚至采取了所谓“以游击
对游击”的战术；另外，进入秋冬以后，青纱帐落，河干水
枯，江海平原一望无际，这对我们开展游击活动极为不
利。
面对严重的斗争形势，地委、专署、分区领导认真进
行了研究。一致认为，一定要坚持公开的武装斗争的旗
帜，同时，要制定一些适应新形势的斗争策略。1944年1
月10日，地委发出了《关于目前形势与斗争方针给各县的
指示》，指出在日伪“延期清乡”开始后，“第一，在地区
上，我已由较大块游击根据地被分割缩小，开始转向于游
击区；第二，敌我斗争方式上，已由以军事斗争为主之点线
争夺，转化为长期纠缠之军事、政治、特务、经济、文化
之全面的综合斗争的阶段；第三，在时间上，已由过去周期
性之反‘扫荡’、反‘清剿’，转变为反‘清剿’、反伪
化、反强化、反特务、反逮捕之连续性的错综斗争……”。
因此，今后的斗争方针应是“继续坚持抗日武装斗争，保卫
与发挥各种公开抗日组织力量与作用为主，不断地打击、
消耗敌汪力量，打破与阻挠敌汪正规伪化统治之建立。并
加强运用各种隐蔽的辅助斗争方式，求得麻痹、欺骗敌人，
以缓和斗争，减少群众与我有生力量之损失。实行激烈的
与和平的斗争方式，公开的与隐蔽的组织形式的密切配合，
争取时机，掌握空隙，两套方法交互运用，……达到坚持
四分区抗日民主阵地与积蓄革命力量，熬过当前难关，迎
接反攻到来之目的”。苏中区党委也发来了指示，指出
“今后四分区的反‘清乡’斗争，仍以公开坚持武装斗争为
主，但为了应付新的斗争情况，则应采取各种辅助的斗争
策略、斗争方式(如秘密斗争、合法斗争、加强特种工作
等)。但各种辅助的斗争，主要是为了配合与达成公开的
武装斗争的总方针”。
为了加强对斗争的领导，地委还发了其他一系列的指
示，如《关于人民武装建设的指示》、《关于拥军拥政爱民
运动的指示》、《关于财经工作的决定》。我认为，以吉
洛为首的苏中四地委，确实是正确地把握了当时的形势。
特别是吉洛，在困难的局势下，依靠上级领导，以及靠集
体的智慧，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沉着、坚定、力挽狂澜，
与他共事，使我受益匪浅。
1944年2月，在反对日伪“高度清乡”的关键时刻，地
委举行了扩大会议。2月14日，吉洛在会上作了《第一期
反“清乡”斗争基本总结》的长篇报告。这个报告，除对
日伪“第一期清乡”、“延期清乡”作了实事求是的总结外，
还对正在开展的反日伪“高度清乡”斗争的方针、政策、策
略作了深入的阐述，并且号召四分区军民作好长期艰苦斗
争的准备，继续坚持斗争到底。因此，这个报告对反日伪
“高度清乡”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地委扩大会议以后，各地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整顿
了遭受破坏的党、政、群组织，一部分长期坚持在“清
乡”圈内的部队和地方干部调到圈外休整训练。在军事方
面，力求隐蔽，速战速决，根据日伪兵力高度分散的情况，
以变应变，组织精干武装，打击日伪机动队，派出短枪队
到伪化势力猖獗的地区镇压特务、叛徒、奸细。与此同
时，通过公开的、隐蔽的、合法的、非法的各种斗争形式，
开展了反抽训壮丁、反自首、反伪捐等斗争。
这一时期，我们专署的主要工作，就是依靠和发动各
级政权、抗日群众组织，与日伪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
当时，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受挫，急于从中国战场抽
调兵力，为此，加紧在其占领区实行伪化统治，企图“以华
治华”，因此，大量抽训壮丁，编组伪自卫团，规定凡年满
18岁至40岁的男性都要登记受训。我们针锋相对，通过
各地党政领导，在群众中进行了强有力的政治动员，揭露
日伪的阴谋，同时提出“抽丁成功，人财两空”，“若要不
被抓丁，只有去当民兵”等口号，在乡村组织“爱儿会”、
“兄弟会”、“保丁会”等灰色组织，开展反抽训壮丁斗
争。日伪下乡抓丁时，青壮年都跑了反，只能抓一些老弱
病残凑数，日伪抽训壮丁的计划也落了空。我们还抽调区
队、民兵，镇压少数为日伪卖命的伪乡保长和壮丁训练大
队长、指导员，杀一儆百。因此，日伪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结果抽训壮丁的效果甚微，绝大部分地区伪自卫团没有编
成，而许多农村的青壮年，则通过现实斗争的考验，参加
了民兵、农抗会、工抗会等抗日群众组织。
日伪在抽训壮丁的同时，还策动我干部、党员、民兵
“自首”。极少数人经不起严酷斗争的考验，自首变节，甚
至成为可耻的叛徒。但是，绝大多数干部、党员把生死置
之度外，表现了中华儿女的浩然正气，他们的事迹是很感
人的。
南通县沧南乡乡长刘剑人，原来是一位旧乡长，根据
地建立后，他积极投身抗日斗争，先后送大儿子、二儿子
参加抗日武装，两个儿子英勇牺牲后，他又将三儿子、四
儿子送到部队，并积极领导全乡人民开展抗日斗争，日伪
对他恨之入骨，将他的老伴、儿媳抓进据点，威迫刘剑人
自首。但是，刘剑人大义凛然，他说：“我儿子为国牺牲，
死得光荣，父不能遂子愿，我还算什么父亲?要我的头可
以，要我自首办不到!”在了解到刘剑人的事迹后，我们将
他的事迹广为宣传，并向苏中行政公署为他请功。后来，
苏中行署授予他“正气却敌”的锦旗，南通县政府也送给他
“满门忠义”的匾额。
还有海启地区启西区区长秦士文，日伪将他的妻子、
儿女抓去作人质，要他“自首”作为释放的条件，群众自动
起来筹款为他赎人，秦士文婉言谢绝。如皋掘马南区区长
白桐本，机智勇敢，工作出色，在群众中威信很高，敌人
恨之入骨，曾悬赏伪币40万元捉拿他。后来，因恶性疟
疾发作，在战斗中不幸受伤被捕，日伪千方百计威逼利诱
他“自首”。但是，白桐本坚贞不屈，与日伪作了坚决斗
争，终因伤势恶化，壮烈牺牲。10月1日为纪念他的牺牲，
我以专署名义发布通令，将掘马南区改名为桐本区。
刘剑人、秦士文、白桐本等英勇抗敌的事迹，在四分
区广为流传，给正在进行艰苦斗争的广大干部、群众以极
大的鼓舞，成为广大干部群众学习的楷模。
这一时期，我们还加强了对“两面派”的控制和利
用。“两面派”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这些人既
担任了伪职，又与我们保持着某种联系。他们当中，有的
是我们派进去的，有的是我们争取过来的，也有的是见风
使舵、脚踩两条船的。我们分别不同情况，尽量使“两面
派”能够为我所用。这个工作的开展，对于缓和斗争形
势，阻挠伪化进程，减少群众损失等方面，起了一定的作
用。
在反日伪“高度清乡”期间，我们的一个重大损失是南
通县警卫团团长殷逸的牺牲。1944年4月26日，南通县
警卫团和县委移驻掘东兵房附近，受到化装成渔民的日军
的偷袭，殷逸指挥部队打退敌人，而自己竟中弹牺牲，时
年才25岁。殷逸是江苏丹阳县人，1937年参加革命，次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秋，他担任南通警卫团参谋
长，反“清乡”斗争开始后，他和我、周一峰等一直坚持在
“清乡”区内，作为县团参谋长，他既要组织部队跟敌人周
旋，又担负着保卫党政机关的重任，但他英勇机智，出色
地完成了任务。我调专署后，他接替我担任县警卫团
长。在反日伪“延期清乡”的艰苦环境下，他因时因地制
宜，率领县警卫团开展游击战争，曾经亲自指挥伏击日军
山本机动队，击毙山本大队长，震惊了日伪军。听到殷逸
牺牲的消息，我们深为悲痛。
在艰苦的反“清乡”斗争中，人民群众的互助互济精神
是很感动人的。由于日伪在“清乡”中，烧杀抢掠，抽丁
拉夫，毁坏农具，群众无法从事正常生产，造成了田园荒
芜，粮食歉收。1944年春，四分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饥
荒，群众生产生活发生了严重的困难，不少人流离失所，衣
食无着，陷于难以生存的困境。当时，各级抗日民主政府
的财政经济也很困难，我和财经处的同志商量，一次拨放
救灾粮7000石(一石为150市斤)，同时要求各县千方百计
筹集粮款，救济灾民。四地委还从党费中拨出13万元(江
淮币)救济群众。同时，在群众中开展了互助救济运
动。各级政府成立了救济委员会，在群众中进行“贫富相
帮，齐心抗日”、“协力生产，坚持斗争”教育，动员群众
有粮献粮，有钱出钱，有力帮力，有屋借屋，有物助物，有
田租田。有的由地方政府出面，帮助负债户与债主协商暂
缓偿还或适当减少债额。在根据地内，开展了“一斤粮”、
“一张小牛”(五角的江淮币)的捐献活动。1944年春，日
伪在吕四区二补乡烧毁200多户群众房屋，海启县委发动各
乡群众，从四面八方给二补乡送来木料、稻草、被子、棉
衣和粮食，帮助受难乡亲重建了家园。
改造基层政权
反“清乡”斗争前，苏中四分区的抗日民主政权已经有
了一定的基础。各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后，推行抗战法
令，进行减租减息，开展统战工作，按“三三制”原则首先
改造县级政权机构，接着逐步改造区级政权。到1942年
冬，不仅各县县级政权已完全为我抗日军民所控制，全分
区46个区的区级政权也基本上控制在我抗日军民手中。
但乡以下的政权，绝大部分仍然是封建势力把持着。
“清乡”与反“清乡”的斗争，实际上就是日伪与我抗
日军民争夺政权的斗争。敌人的“清乡”，就是妄图伪化
我根据地，摧垮抗日民主政权，推行保甲制度，建立伪政
权。我之反“清乡”，就是要打破敌人的伪化，打破其保
甲统治，保护和巩固抗日民主政权。基层政权如不真正掌
握在抗日人民手中，要夺取反“清乡”斗争的胜利是不可能
的。
苏中四分区的乡政权改造，是从1942年底到1943年初
的“三冬”运动开始的，采取的办法一是选派党员担任乡
长，但仅是少数；二是增设党员副乡长，协助原来的乡长工
作；三是在一些乡设立临时乡政委员会。但是，由于条件
所限，改造还很不普遍，改造过乡长的乡只占全分区乡数
的10%，占已建立党支部乡数的六分之一，许多有条件改
造的乡还没有及时改造。已设立的临时乡政委员会，多数
还没有发挥作用。因此，政权的基础还是不稳固的。
反“清乡”斗争开始后，由于战斗频繁，地区分割，交
通困难，上下联系受到影响，乡的独立自主性加大。因
此，加强对乡政权的改造，更显得特别重要。正如吉洛指
出的那样，“政权的改造，使之适合抗战的需要，合乎民主
的原则，这是根据地建设的中心一环，而基层政权的改造，
又是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基本环节。”因此，在紧张的反
“清乡”斗争中，地委于1943年7月27日作出了《关于基
层政权改造之决定》，将改造基层政权列为“苏中全党今后
的四大任务之一”，指出我们党的政策和政府的法令、决定
能否贯彻到底，“全靠乡政府是否健全”，“政府是反‘清
乡’斗争的旗帜，是团结各阶层人士的核心，而且乡政人
员是人民的直接领导者”，假如在反“清乡”斗争中乡政人
员发生动摇、妥协，必然要直接影响到各阶层人士坚持斗
争的决心与信心，必然要影响到反“清乡”斗争的胜利。
同时，指出改造基层政权的总方针是，“利用一切反伪化、
反贪污斗争的时机，争取时间，采取隐蔽的方式，有计划
的、逐步的由乡的改造注意到保的改造，主要是改造人，但
不放弃改造机构”。当时，地委提出的具体改造任务是，
乡长的改造每县总比例要达到三分之一，保的改造达到四
分之一，中心区每乡要能控制3个到5个保。“清乡”区多
注意保的改造，非“清乡”区多注意临时乡政委员会的加强
与充实。乡保长改造对象，以能否坚持反“清乡”斗争为
标准。改造的方式、方法，在“清乡”区主要是采取顺水
推舟的办法，在反保甲斗争中由政府撤换、委派。非
“清乡”区，则利用反伪化，反贪污，发动群众斗争来进
行。经过改造，许多经过斗争锻炼的工农干部担任了基层
政权的领导职务，成为带领群众抗日的骨干。
我到专署工作后，特别是在反日伪“高度清乡”取得重
大胜利后，根据地的民主建设更加突出地被提上议事日
程。1944年7、8月，专署临时行政会专门就这个问题作
了讨论、研究。
8月1日，我在临时行政会议上作了题为《加强反清乡
斗争中的民主建设》的总结报告。
在谈到为什么要开展民主建设，我提出了五条理由：
第一，根据一年多来反清乡斗争的经验，只有发挥高
度的民主，才能更进一步发动群众，加强团结，巩固组织，
提高质量，增强对敌斗争的力量。
第二，国际形势日益好转，群众情绪高涨，并在斗争
中深刻的体会到对实行民主的要求。
第三，我各级干部同广大群众，已获得了全面的、错
综复杂的反“清乡”斗争的经验。
第四，上级几次明确的指示，使我们了解到民主建设
的意义，提高了信心，认识到只有在斗争中一面坚持，一
面建设，才能更好的积蓄力量，以准备迎接抗战新形势的
到来。
第五，敌后平原地区夏秋两季青纱帐起，又是夏秋收
期间，形势较为有利……
在谈到乡选的内容与本质时，我说，乡选是实行民主
的中心环节，是打破封建势力在农村中的统治，使广大小
资产阶级参加与掌握政权——四分区的根据地建设已接近
4年，去年春季以来在人事上虽已把乡政权普遍改造，但乡
以下的保甲机构大部分都原封未动。因此乡选是农村中进
步的民主势力反对封建势力的政治斗争。
谈到进行乡选的条件时，我提出了五点：要有坚强的
支部，而且经过各种斗争的锻炼，与群众保持密切的联
系；广大群众已经发动参加了各种斗争，生活上得到改善，
群众组织上b较健全，政治觉悟提高，有实行民主的要求；斗
争形势比较和缓，时间空间存在较大空隙；在各种斗争中已
培养出在全乡有威信的群众领袖；封建势力相对分化削
弱。
报告还对具体的方针、政策、方法、步骤作了详细的
说明。
这个报告，后来四地委经过审查，作为对反“清乡”地
区乡选工作的指示，发到各级党委。
1944年的基层政权改造，要比1943年时彻底。因为
这个时候斗争形势已经缓和，各项工作可以从容进行。我
们首先在非“清乡”区的如皋串场河以北地区普遍开始“乡
选”。这个地区是地委、行署、分区机关经常活动的地区，
群众基础比较好，局势比较稳定。所以一经发动，很快就
推开了。群众自己起来选乡、村长，情绪很高。双岔北
区洋涨乡有3000多选民直接参加了选举，占选民总数的75%，
出现了“实行新乡制，大家出主意，不分男和女，管理
国家事”的新局面。在日伪“清乡”区，我们选择群众基
础较好的地方，组织乡选工作队，进行新乡制的试点。以
后，又随着形势的发展，逐步推开。通过村选和乡选，建
立以基本群众为主，团结争取抗日民主的进步分子和中间
分子参加的“三三制”政权。南通县四安区原觉世、怀西、
韩坝3个乡共21个保，后合并成一个新民乡共划为10个
村。乡里的主要干部全是我们委派的，村里的主要干部全
部选上了新人。原来的乡、保长表现好的，有的安排在乡
里当了办事员，有的安排在村里当了村财委。
废除保甲制，实行新乡制以后，党对基层政权的控制
大大加强，基层干部作风民主，办事公道，进一步调动了
广大群众的抗日积极性。通过民兵基干队的联防，群众性
的锄奸和对伪乡政人员的分化瓦解，抗日民主政权进一步
巩固。
改造基层政权，不仅是改换人，更重要的是改换思
想。只有把一些旧人员对抗日怀疑动摇、对日伪妥协、投
降的思想改造过来，才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
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参加反“清乡”斗争，才能充分发挥统一
战线政策的威力，更有力地打击敌人。
我们具体分析了旧人员的思想状况，有的放矢地进行
思想改造工作。鉴于旧人员多数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在
敌伪疯狂“清乡”的险恶环境中，他们中有些人往往只顾眼
前的私利，不顾国家与民族的危亡，因而动摇妥协。针对
这种思想，我们对他们进行抗日救国，坚持民族气节和前
途教育，使他们明晓大义，认清前途，不同敌伪妥协。南
通县骑石区上雁乡旧乡长葛万镒思想动摇，经区领导动员
辞职和进行教育后，表示：“我不替共产党做事，也不替国
民党做事，更不替敌伪做事，决心做一个好老百姓。”四
安区觉世乡旧乡长王伯钧原来是个国民党员，落选后我们
安排他在乡里当了办事员，并对他多次进行思想教育，鼓
励他参加反“清乡”斗争。他在我们党的领导下，一直积
极工作，坚持抗日。后来在反顽斗争中表现也很坚决，被
国民党反动派捕去后英勇牺牲。
通过改造基层政权，人民群众的政治优势得到了保证，
民主政权的基础得到了加强，根据地的基层抗日民主政权
更加巩固。
财经文教战线的斗争
我到专署后，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抓财经工作，保
证财政税收，以满足根据地军队和民用的需要。
反“清乡”斗争开始以后，由于日伪的分割封锁和疯狂
的经济掠夺，根据地的民力、财力遭受空前摧残，人民负
担能力大大降低，财源大幅度缩减，粮赋减少四分之一，税
收减少二分之一，农产品价格不断下降，日用、军需品因
伪币贬值，价格上涨不已，因此，专署财政日渐支绌。
为了克服财政严重困难，地委、专署加强了对财经工
作的领导，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第一，确保现有财源，大力组织财政收入。按时开征
粮赋，尽可能伸展到敌人控制地区和据点内去征收。
第二，加强税收工作，除对中心地区的固定税源加强
控制征收外，税务干部配合武装，挺进边区，控制点线，加
强流动税源征收，努力增加收入。1944年1月起，根据苏
中行政公署决定，采取从价又从量的征税办法，对大宗物
品可以从价计征的，均改为从价依率计征，执行了调整后
的税率，并适当充实了税务人员。
第三，实现财政高度集中，统收统支，量入为出，改
善财务管理，恢复党政军机关收支预决算、审计等制度。
为了保证税收，各地还开展了群众性的护税斗争。在
商贩经过的要道，组织民兵和群众协助税务人员征税，发
现偷税漏税者，分别情况予以教育、补税或罚款。如皋县
洋涨乡儿童团在半个月中，协助税收干部缉获偷漏税款达
17万元。
第四，励行节约，反对贪污浪费。1944年夏季开始，
地委贯彻区党委的决定，把反对贪污浪费的教育，作为财
经工作的主要任务和县、区在职干部整风学习的主要内
容。那时候，我们的财经纪律是非常严格的，贪污公款
100元(江淮币)以上，或者贪污公粮500斤以上，就要严
惩；情节恶劣的，经查实批准要执行枪决。这种严格的纪
律，是当时取得财经工作胜利的一个重要保证。
为了克服战争期间经济上的困难，根据地内脱产的党
政军民一律实行低标准的供给制，地方人员每人每天的伙
食是4钱油、4钱盐、一斤菜、一斤半粮食(主要是杂粮)，
一个月半斤猪肉。主力部队略加优待，每日多一钱油、一
钱盐，每月多半斤肉，粮食主要是大米。每月个人生活零
用费，原来不论官兵都是一块钱，后来稍加区别，战士、一
般干部每月1元，营连级干部3元，团以上干部5元。军
队地方都一样，服装方面每人每年发单衣两套，棉衣一套，
二至三年发被单一条。我党我军这种艰苦奋斗的优良传
统，是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个制度一直维持到解
放后，1952年才改为低薪制。
第五，组织生产自给，节约财政支出。分区和如皋县
警卫团，在苴镇地区先后开办了被服、毛巾、肥皂、军工
等厂，以解决分区部队和各县、区武装大部分物资供应。
第六，开展救济运动。前面已经提及，不再赘述。
为了打破日伪的经济掠夺和经济封锁，我们还采取了
一系列措施，如颁布的《粮食管制条例》，规定不准把根据
地的粮食外运资敌，号召农民将棉田改种粮食；成立对外贸
易运输站、公营商店、粮行、花行，兴设集市；鼓励进口，
限制出口；组织人员采购、运输；禁止或限制伪币流动；开
辟地下运输线等。地委和分区领导人吉洛、陶勇还亲自傲
驻地苴镇附近商人的思想工作，与他们交朋友，指示贸易
部门给他们贷款，千方百计保护他们的安全。这些爱国商
人，为根据地筹办了大量的通讯器材、机械和医药、纸张、
文具、生活用品，有的人还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当
时，在分区机关的经常驻地苴镇一带，吉洛、陶勇和我等
都与附近的爱国商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我们很注意保护
他们的合法利益，为他们出入敌占区提供保护，使他们很
受感动。
经过艰苦复杂的斗争，根据地军民挫败了日伪的经济
掠夺、经济封锁的阴谋，同时筹集了必要的经费和粮食、布
匹等重要物资，保证了部队和党政干部的给养，为抗日斗
争的胜利提供了物资保证。
1944年春，专署财经处长马一行去苏中开会，我让他
带去了几百两黄金。马一行见到苏中财经处长朱毅时，朱
毅正在为经济问题发愁，他说：“现在是，各路财神路路
空!”见马一行带去这么多黄金，非常高兴。1944年12月
下旬，粟裕司令员率领部队去浙江天目山一带，开辟根据
地，军需发生困难，要求苏中给予支援。苏中将任务交给
了四分区。我们接到通知后，便迅速筹集到8000万元(伪
币)，于1945年初送去，受到粟裕的赞扬。
苏中四分区是人文荟萃之地，历来文化教育事业比较
发达。根据地开辟以后，党和各级政府都很重视文教工
作，特别是在反“清乡”斗争期间，在环境险恶、物质条件
极其匮乏的情况下，中小学教育事业，不但坚持了下来，而
且有了改进和发展。现在回想起来，四分区的教育工作还
是很有特色的。
首先，党和政府团结了教育战线的广大教职员和青年
学生。四分区许多领导人都很重视教育工作，粟裕、季方
等也到学校讲演，与师生座谈。我在南通县和四专署工作
时，与教育界的知名人士于敬之、顾怡生、顾贶予、李伯
平、吴浦云等，都交上了朋友，建立了友谊。
1942年5月17日，南通师范在南通县海复镇召开了建
校40周年庆祝大会，粟裕和专员季方等出席了庆祝会。
粟裕在会上作了讲话，对通师坚持抗战教育给予了充分的
肯定。反“清乡”斗争期间，根据地的中小学教育事业，
在根据地被分割封锁、物资条件极其匮乏的情况下，不但
坚持了下来，而且有了改进和发展。1943年12月，为了
动员教育界在日伪“清乡”区内坚持游击教学，粉碎日伪实
行奴化教育的企图，四地委在如皋苴镇附近召开了教育工
作会议，教育界的许多知名人士，冲破敌人的封锁，应邀
参加了会议。他们慷慨陈词，揭露日伪实行奴化教育的阴
谋，同时对根据地的教育提出了改进意见。这次会议，地
委提出进一步改进教育工作，以利于对敌斗争。会议结束
时成立了苏中四分区教育改进会，会议通过了《苏中四分
区教育改进会宣言》，提出了“批判地接受旧教育”，建立
“服务于新政治的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主张，这是难能可贵
的。1944年冬，四专署在东台地区举办第一期文教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