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游击运动蓬勃兴起
1947年夏，九分区的斗争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其显著特点，就是群众游击运动的蓬勃兴起。
东南县委领导的游击运动是很有特色的。他们首先是
树立必胜信心，在各级武装斗争中开展了“决心运动”，强
调“不让假象迷惑，看清敌人弱点”，说明敌人虽然武器较
好，但我们只要下定决心，发挥政治上的优势，正确运用
战术，一定能够战胜敌人。其次，适当调整组织，配备骨
干，以有充分群众观念与顽强斗志的干部充任区队领导。
第三，明确提出作战方针与政治口号。在作战方针上，一
是独立自主，各级武装单独作战与相互支援；二是敌进我
进，积极作战，以打乱敌人的部署。在政治口号方面，一
是从全面斗争要求出发，提出“确保中心区，支援南线”；二
是从群众利益出发，提出“保玉米、保芦青(高梁)、保房
子、保翻身”。
灵甸战斗后，海启各级武装情绪空前高涨。6月上旬，
海东游击营(区队)6天3捷。数度击溃数倍于己的敌人，
缴获机枪10挺，长短枪近50支，歼敌82人。华中、苏中
和我们分区及时发出了嘉奖令，表扬了该游击营。苏中军
区来电称：“你们英勇顽强地坚持反‘清剿’斗争，6天3
捷，以少胜多，给‘清剿’蒋军以严重打击，特传令嘉奖，
并号召苏中地方武装向你们学习!”海东的经验给其他地区
以很大的启发，海中、启西等7个区队，全部打了胜仗，使
运动迅速推广。
接着，海中区游击营又在聚星镇附近设伏，打死作恶
多端的叛徒顾志昌。顾志昌曾任我海门自卫总队部副参谋
长，叛变后，充当国民党特务，曾捕捉杀害我干部。所以，
击毙顾志昌后，我和分区几个领导给海中游击营写了祝贺
信，称赞他们“打死顾志昌，等于消灭一个营洋顽”，“打
死一个顾志昌，其意义比缴获几挺机枪还大”。
在游击运动中，海启各级武装从初期的杀伤战、伏击
战，到主动出击，创造了猛打猛追的“神鹰战”，化装进据
点的“钻心战”，突袭敌占区，四处出击的“开花战”等各
种游击战法，战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从5月1日至7
月15日，作战百余次，毙伤敌人782人，缴获轻重机枪50
挺、长短枪300余支、子弹5万余发，焚毁敌军用卡车4
辆。同时，开展强有力的政治攻势，争取了600余名敌军
士兵弃暗投明。
如中的反“会剿”，也是“全分区胜利坚持的一面旗
帜”。
1947年1月初，国民党军占领如东各大集镇后，就以
如中地区为重点，多次进行大规模的“会剿”，妄图全面控
制如中地区。
面临这种极其严峻的形势，如东县委领导和当地干部、
群众，进行了长达半年之久的反“会剿”斗争。各级党政
干部坚持与群众“天天见面，夜夜碰头”。敌人白天“清
剿”过的村庄，党政干部晚上挨家挨户慰问，对遭受蒋军残
害的群众，随时发动互助互济，解决实际困难。县团主
力、区队采取了敌进我进、避强打弱、出其不意、歼其一
股、分散游击、困扰敌人等战术，在半年的时间内，歼敌
600余人，粉碎了蒋军的7次“会剿”。
与抗日战争时期一样，通海地区的斗争一直是很激烈
的。那时，被敌人自诩为“模范清剿”区的通海，坚持斗
争是很困难的。通海独立营遭敌数次合击，仅剩下两个
班，撤至东南地区活动，地方上仅留下17名干部、武工队
员。针对通海的困难处境，我和周一峰代表地委、分区给
通海工委书记张绍仪写了一封长信，分析了通海的形势，
对通海地区的坚持方针、策略提出了建议。这封信，对鼓
舞通海同志坚持斗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47年4月，随
着青纱帐起来和斗争形势的变化，重建了通海独立营。
7月，南通警卫团南下通海作战，攻克三星镇据点。
在南警胜利的鼓舞下，通海独立营先后在郁家店、冯家埭、
邵家桥3战3胜，歼敌90余人，而通海独立营无一伤亡。
由此，通海地区的斗争由被动转入主动，独立营也由隐蔽
活动转入主动出击。从9月10日至10月20日，通海独立
营在南通县警卫团的支持下，在区乡民兵的配合下，40天
内打了大小30仗，均取得战果，当地群众称独立营为“小
老虎”，我们分区司令部、政治部也及时给予嘉奖。
在收复一些据点市镇后，少数地方干部、民兵游击队
与据点附近的群众出现了严重违犯政策的现象，如随意没
收据点群众的财产，随意捕人、杀人，搜索居民住宅，在
群众中产生了很坏的影响。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对
收复区的政策教育不够，在部分干部以至群众中，还存在
着以胜利者自居、发“洋财”的军阀残余观念，加上敌人残
酷烧杀所引起的单纯农民报复思想，以及片面接受了抗战
胜利后对汉奸的一套做法，用来对参加顽方的一切工作人
员。另外，在管理上与领导上不统一，地方与军队不协
调，分工不严密，事先对据点的调查研究不够等也是原因
之一。
发现这些问题后，我们及时作了研究，加以纠正。6
月4日，以专员公署的名义向各县政府发出了训令，要求
“各级政府必须普遍在干部、民兵、游击队及广大群众中，
进行深入的思想动员与政策教育，分析目前战争的胜利形
势，指出反攻的意义是为了解放蒋占区广大受害人民，结
束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同时，对人权保障政策、财产处
理政策、工商货币政策、收复区的善后工作等作了明确规
定。
由于发现及时，处理比较稳妥，使问题得到了及时的
纠正。
分区主力连战皆捷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
军主力，突破蒋军防线，强渡黄河，向大别山挺进，揭开
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随着解放军各战场形势的
好转，我们分区形势也越来越好。
进入1947年下半年，我们逐渐掌握了斗争的主动
权。这时，我们对七团干部进行调整，由谢友才任团长，
肖卡任政委，梅永熙任副团长兼参谋长，陈佐任政治处主
任。部队抓紧进行整训，战斗力不断提高，战斗规模日益
扩大，大量拔除据点，逐渐恢复阵地。
7月7日，我和副专员李俊民、叶胥朝发表了《为纪念
“七·七”告本分区各界人士书》，号召全分区三百万同胞
与各界人士，“根据目前对敌斗争的具体形势，鉴往思来”，
“努力工作，使胜利上面再加上胜利，以获取反‘清剿’的
彻底完成，配合大反攻，谋取全民族的彻底解放。”我们
还号召大家继承先烈的伟大精神，学习英雄模范的斗争事
迹，确定“坚持必胜利”的信心与决心；做好拥军劳军和军
烈属等工作，增强主力观点，参军参战，集中力量，歼灭
敌人，以配合反攻；掀起更大规模的群众自卫运动；展开政
治攻势，宣传政府宽大政策；贯彻土地改革；实行合理负担，
踊跃缴纳公粮；在蒋顽及其爪牙蹂躏的地区，发扬团结友
爱、互助互济的精神。
7月中下旬，分区七团先后攻克骑岸镇、金余镇据
点。8月，驻南通的国民党军四十九师王铁汉部被调往东
北。乘敌调防，兵力空虚之机，我们发动县区武装，主动
出击。驻海启的守敌纷纷放弃小据点，土顽集中于三阳镇
据点。于是，我们决定先打三阳镇。
8月20日夜，我们率领七团包围了三阳镇。七团新
上任的团长谢友才也是一位老红军，有丰富的作战经验，
他与政委肖卡一武一文，配合默契。七团一营负责攻击东
街核心工事，在总攻前发动了政治攻势，喊话宣传我党我
军的政策。在我炮火击中碉堡的震慑下，东街守敌首先投
降。西街守敌见势不妙，纷纷溃逃，被我追击全歼。三
阳战斗，计毙伤顽四区区长以下40余人，俘顽五区区长以
下450余人。缴获轻机枪10余挺，长短枪200余支，获得
苏中军区嘉奖。
随后，七团和新组建的分区特务营乘胜攻克了新港、
北新、新安3镇，扩大了战果。这样，海启的大片地区就
连成了一片。
转眼到了中秋节。晚上，我们隆重召开九分区成立一
周年暨祝捷大会。会场上旌旗招展，锣鼓喧天。战士们
身着整齐的军服，枪支上插着五色三角小旗，旗上写着各
自的立功计划。当地的民兵、妇联、商联等群众团体的代
表，送来了毛巾、大红花等大批慰问品，其中有绸制红旗
两面，分别写着“不朽之功”、“劳苦功高”，分外引人注
目。
会上首先由七团各连代表报告了一、二等功臣的事
迹。接着，我作了一年来九分区战绩和经验教训的报告，
并提出了今后的三点希望：一、发展武装力量，组建新的
子弟兵团，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积极准备配合反攻。
二、更好地开展立功运动，创造更多的人民功臣；不但个人
立功，还要创造更多的集体立功。三、提高军事技术，加
强政治文化学习，培养更多的神枪手、神炮手、榴弹手，每
个战士不仅会打仗，还要做群众的宣传者、组织者。
专署副专员叶胥朝也在会上讲了话。各界来宾相继在
大会上致词，七团二连连长钟熹清代表立功人员讲了话，
表示一定要完成人民及首长交给的任务，多培养神枪手，
多培养功臣。会上还举行了隆重的颁奖典礼，并由胜利剧
团演出了以我军在东南反“清剿”为题材的《三阳大捷》。
10月6日，分区司令部公布了自卫战争爆发后1946年
8月一1947年8月的战绩(区以下未统计)，计大小战斗218
次，毙、伤、俘敌大队、副营长、区长以下4217人，缴获
六〇炮一门，重机枪4挺，轻机枪191挺，以及其他各种枪
枝、弹药等。
10月，国民党军的调防已经结束，敌军一四六旅旅长
岳星明兼任再度成立的“通如海启清剿指挥部”指挥，相继
重占了聚星、久隆、三阳、圩角等镇，但敌人始终未能打
通海启公路。至10月中旬，通中、通西、如东境内已无
国民党正规军，各据点由土顽据守。根据这一形势，我们
决定进军通西，再次打开通西的局面。
这次进军的首选目标是石港与刘桥之间的太平庵桥和
长河滩两据点。这两据点，地处水网地区，工事坚固，驻
守据点的土顽一向未遭我打击，气焰嚣张，而且形成了对
我通西与通如地区的分割封锁。
我们决定将攻打太平庵桥和长河滩的任务分别交给七
团和特务营。我对谢友才说，给你一天一夜的时间拿下太
平庵桥据点，谢友才表示，保证完成任务。10月13日夜，
七团对太平庵桥据点发起进攻，次日上午，全歼守敌。与
此同时，特务营也向长河滩据点发起攻击，在七团的支持
下，攻克据点。这两次战斗，全歼两地守敌140余人，并
再次逼退花市街、吴观音堂、陈家酒店、严家园等多处据
点。
战后，七团和特务营返回通中休整。11月初，敌人又
重占太平庵桥、长河滩一线，并到处骚扰抢掠。于是，我
们研究决定再下通西，攻下刘桥据点，狠狠打击敌人。
刘桥镇深沟高垒，工事坚固，我们命令七团主攻，特
务营、南通县警卫团、通如支队打援。11日晚9时七团发
起攻击，至次日上午，七团完全控制了街道，敌人退入固
守西街头核心工事。下午3时，七团发动总攻。突击组
用铁锤砸开栅栏，攻击部队一涌而入。此战共歼敌400余
人，缴获六〇炮2门、重机枪2挺、轻机枪6挺、长短枪200
余支。受到华中指挥部的嘉奖。刘桥战斗结束后，我军
缴获刘桥区长郑光五向南通城蒋军发出的求援电报稿一
份。他从8日晚9时我军开始攻击起，至9日中午，共发
了27次求援电报，充分表现了其守备据点毫无信心。其
中一份电报写道：“指挥官蒋勋鉴：北哨刻已发生情况，枪
声猛烈，据报有老七团由梁灵光率领来攻刘桥，请即派国
军来刘桥增援，切切不可迟缓。免蹈江口(长河滩)覆辙，
万急。”刘桥解放后，重新占领太平庵、长河滩一线的土
顽随即逃走。至此，九分区已经恢复了五分之四的地区，
而半年前的4月份还不足五分之二。随着战斗的节节胜
利，分区武装也不断壮大。11月25日，成立九分区八
团。沈坚如为团长，蒋峻基为副政委。这样，我们分区
主力就有了两个团的兵力。
11月底，华东野战军十一纵队、十二纵队再次南下，
向海(安)栟(茶)线守敌发起进攻，经3昼夜激战，攻
克李堡栟茶、丁所、角斜4个据点，歼敌3400余人，再
次打破国民党军对一、九分区的封锁。12月6日，十二纵
队攻克马塘，歼土顽1000余人。在这种形势下，分区七
团先后攻克五总埠、南阳、东安、永阳等处据点，歼敌600
余人。分区八团也攻克了通中地区最后一个据点东社。
东南警卫团及海中区队，毙苏保第六总队总队长以下70余
人，俘总队营长以下243人。
12月26日至29日，华野十一、十二纵队在盐城南围
歼国民党军7600人，使在南线“报复扫荡”之敌北上增
援。1948年1月，为了配合东台、台北两地反“扫荡”，我
们决定组织一次较大规模的战役，由七团、八团与南通、如
东两县警卫团联合作战，攻打岔河、石港两处重要据点。
22日，八团强攻岔河，七团打援，在寒风雨雪中激战
至翌日上午，全歼守敌。25日夜，雪花飞舞，寒风刺骨，
七团猛攻石港镇，经一小时巷战，将敌逼进一座钢筋水泥
四层洋楼，四周构筑了夹墙蔽堡，敌人自称是“万年桩”的
核心工事。次日中午发起总攻，九连五班长顾云丰带领突
击队架起云梯，攻入洋楼时，不幸牺牲。其他同志高呼
“为顾云丰报仇”的口号猛打猛冲，先后击退敌人6次反冲
锋，至下午4时全歼守敌。岔石战斗共歼敌2600余人，缴
获轻重机枪32挺，长短枪800余支。2月2日，地委《江
海报》发表题为《为分区子弟兵团空前的胜利而欢呼》的
社论，指出岔石战斗的胜利，歼灭了敌人有生力量，使如
东、通如、南通联成一片，为九分区的坚持和反攻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有力地牵制了敌对“两台”的“扫荡”，打乱
了敌人对三余的“重点驻剿”。此战，受到华中指挥部的
嘉奖。
1948年农历正月初五，分区七团举行第四次庆功祝捷
大会。自1947年11月第三次庆功祝捷大会后，分区七团
在一个半月内，共攻克7个据点，歼敌1700余人。在战
斗中，涌现一等功臣19人，二等功臣50人，三等功臣222
人，四等功臣600余人，并有11个单位立了集体功。
大会开幕前，方圆二三公里的驻地内荡漾着“作战行
军有功劳，没有大功有小功，没有功劳有苦劳……”的歌
声。大会上，战士们把功臣事迹，编成快板、小放牛、双
簧、八仙、秧歌舞、说书等方式进行报功。
会上，我作了讲话。我说：“去年元旦，敌人大举扫
荡如东，天在下着毛毛细雨，我们必须冒雨转移。但今年
不同了，两个营的洋顽到了掘港，我们还安如泰山，开大
会。去年是胜利坚持的一年，今年是配合反攻的一年，大
量歼灭洋土顽的一年，收复大中城镇的一年。”我代表分
区号召七团指战员做一个无坚不摧、无攻不克的“金钢
钻”。
三余垦区地处南通县东部，是著名的产棉区。1947年
9月底，正逢新棉登场之际，敌整编二十一师四三八团以两
个营的兵力压向三余区。10月底，又加派了上海税警总队
两个营到三余，配合地方自卫队、还乡团500余人，总兵力
在2000人以上，疯狂对三余区实行“重点驻剿”，掠夺棉
花。敌军以三余镇为中心，向四周延伸，安下了8处据点，
修筑三余镇至大同镇的公路，扒掉河道中的障碍物，采取
严密封锁的办法抢棉。
为了粉碎敌人的“重点驻剿”，三余区委把组织群众
“跑反”当作斗争的一个重要对策。据点附近的群众集体
转移，迁到比较安全的邻近区乡；离据点较远的乡村，以党
员、干部为骨干，建立“跑反小组”，一有敌情，便动员群
众撤离。敌军每到一处，只见家家关门闭户，抓不到人，
抢不到东西。
在组织“跑反”的同时，组织各乡民兵和青壮年在区乡
武装掩护下，插入内线，抢运棉花、粮食，转移牲畜，有
些一时难以搬运的物资，则暂埋入地下。
在反“重点驻剿”的斗争中，三余区队4次潜入封锁线
内“张网捕鱼”，先后歼敌20余人。各乡民兵作战数十次，
并反复破坏公路、电线，还展开政治攻势，在交通要道口
或据点附近，张贴标语，散发传单。
在敌军对三余“重点驻剿”期间，我们组织分区部队和
南通县警卫团多次在三余外围开展军事攻势，打击了敌人
的有生力量。特别是岔河、石港战斗的重大胜利，大大削
弱了敌军在南通地区的兵力。原驻三余的四三八团不得不
撤走。三余人民历时84天的反“重点驻剿”的斗争，终于
取得胜利，保住了90%的公棉和80%的私棉。
解放区的财经文教工作
我在任九分区司令员兼九专署专员期间，主要是抓军
事工作，抓武装斗争，财粮工作主要靠专署主任秘书兼财
粮处长马一行(1948年1月起任副专员)。他任南通县秘
书时，由我介绍入党。他办事干练，是当家理财的好手，
对九分区的财经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1992年马一行在
上海病逝。
副专员李俊民早年投身革命，是一位颇有成就的作家，
同时又是一位教育家，所以由他兼任教育处长是很称职
的。1993年他以89岁高龄在上海逝世。
在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组织财政收入，保障军政供
应，开展对敌经济斗争，是解放区财经工作的主要任务。
在解放区，我们贯彻税不重征原则。为发展生产，对
解放区工业和手工业就其产成品征收产销税，出口不再征
税。对进口货物也只在第一道关征税，商人称便。1947
年春，由于形势紧张，九分区大部分地区的税收工作，基
本上处于停顿状态，收入急剧减少。为了克服财政困难，
增加收入，专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要求各地税务
干部，配合武装斗争，挺进边区，开辟税源；颁布《投税缉
私奖惩暂行办法》，鼓励群众参与缉私和商人自动投税；发
动群众扩税；颁布《货管人员立功细则》，调动税务干部的
积极性；发展生产，培养税源；加强进出口货物的管理等。
这样，1947年，全分区税收仍然达到69亿元(华中币，下
同)，1948年更达到136亿元，为支持华中、苏中和本分区
的供给，作出了贡献。
在征收粮赋方面，我们贯彻了合理负担的原则，从
1946年秋季起，根据土地改革后的新情况，取消原来的累
进办法，改为划分田亩等级定额征收，并规定粮田征粮、棉
田征棉、草田征草为原则。减轻农民负担，并对军烈属及
贫困户，规定减免政策。同时，做好粮赋的征收保管，努
力清理陈粮，以保障供给。
1947年6月，我和副专员李俊民、叶胥朝联名发表了
布告，宣布“为保障供给，更好的坚持斗争，准备大反攻起
见，根据公平合理原则及财粮支出情况”，制定粮、赋、公
草征收暂行条例。同时，《江海报》还发表了题为《踊跃
交公粮，准备大反攻》的社论。七、八月份，各县相继开
征夏季粮赋，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征收面积达到了50%，
征收公粮30万担(包括代金折粮)。秋季，我们要求
各级党委、政府加强领导，各级武装挺进边区，保卫秋
征。10月，各县突击开征，征收面积比夏季有所增加，共
征收公粮57万担。1948年的夏征，征收面积达到445万余
亩，征收公粮68万多担。
为了克服财政困难，分区机关还带头节省支出，反对
贪污浪费。1947年上半年，除分区部队外，其余机关部队
暂时停发6月份津贴。专署决定对各县所收税款，除经批
准的经费准予坐支外，全部上缴，不得截留。在钱粮的支
出方面，我们坚决贯彻了“先军队后地方，先主力军后地方
军，先华中后分区”的供给程序。据不完全统计，九分区
1946年10月至1947年6月，上交苏中的财政收入为华中币
8.5亿元，赤金4300两，银元160个，法币2.4亿元，关金
券209万元，转帐16.51亿元，皮棉3500担。1947年9至
12月，九分区上交任务为公粮18万担，税款华中币6亿
元。1947年全年，九分区共支出华中币32.21亿元，杂粮
2617.9万斤，公草1759万斤。
解放战争时期，尽管戎马倥偬，战事频繁，但我们对
解放区的教育工作还是抓得比较紧的。
1946年9月初，地委和分区决定，筹建九分区军政干
部学校，以继承发扬抗大精神，培训军政干部，适应和平
和战争两种需要。为此我们委派顾尔钥为校长兼党委书
记，沈维岳为副校长，孙卜菁为教育长兼党委副书记。当
即由孙卜菁率校部骨干前往如东县苴镇附近的傅家园，进
行筹建工作。九干校第一批招收学员800余人。按军队
编制，分设军事干部大队、乡干部大队、知识青年大
队。1946年底，南通地区斗争形势日益紧张，军政干校驻
地受到蒋军分兵包围的威胁。我们派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张
志一到干校，要求干校立即结束，军队干部归队，乡干部
各回原地，知识青年就地疏散，和群众一起坚持斗争。
1947年5月灵甸大捷后，九分区形势明显好转，解放
区相对稳定，国统区大批失学失业青年涌入。为了培养军
队和地方基层领导干部以及财经医务等专业人员，分区决
定恢复军政干校，并由我兼任校长。我找到东南警卫团参
谋长沈佩华，要他任干校教育长。沈佩华说：“我是个大
老粗，怎么能到干校当教育长?”我说：“干校的一项重要
任务就是培养军事干部，你长期搞军事工作，情况熟悉，又
是本地人，对地方上的情况也了解。因此，组织上经过反
复考虑，认为你是合适的人选。”这样，沈佩华就来到了
九干校，我们还任命孙志仁为九干校政治处主任。
沈佩华等人首先在东台三仓附近选定校址，接着就是
招收学员。首批学员编为军事、政治、文化、经济、卫生
5个队(后来又增加了地方干部队)，每队百余人。10月，
干校又招收了第二批学员。干校规模始终保持在1000人
左右。
干校的办学条件十分艰苦，因受敌人骚扰，校址经常
转移，没有课堂，就在野外，没有教学设备，学员们将背
包当凳子，膝盖当桌子，记笔记、做作业。生活条件也很
差，津贴不足，必需生活用品很少，经常吃的是山芋粉、菜
团子。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办学，我们靠的是强有力的思
想政治工作。我们组织学员学习抗大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给学员讲艰苦环境可以磨砺人意志的道理。为了提高学员
的政治素质，学校经常举行报告会，地委和分区领导洪泽、
周一峰和我，经常到学校作形势政治报告；干校还组织学员
进行经常性的政治理论学习，帮助学员确立无产阶级人生
观，认识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树立坚持必胜
的信心。
干校除坚持教学、训练外，还要随时对付敌人的突然
袭击。1947年7月，敌人两个团“清剿”小洋口，干校突
破敌人的封锁线，迅速向北转移。不久，如皋、海安的敌
人出动3个旅扑来，干校紧急行动，北上斗龙港，一夜急
行军，终于脱险。事隔一星期，敌人又来“清剿”，这次
最为紧张。敌人从北向南包抄，干校乘敌空隙从海边插到
敌后，夜宿掠港一带。次晨天蒙蒙亮，发现敌我双方的宿
营地仅相隔二里路，情况紧急，连煮好的早餐都未来得及
吃就转移了。严峻的形势，尖锐的斗争，使干校学员经受
了实战的锻炼，学到了实践知识。
华中九分区军政干校办了两年时间，到1948年8月奉
命改为九分区教导大队时，我已离开了九分区。我虽然兼
任干校的校长，但实际工作主要靠沈佩华、孙志仁以及后
来任干校副校长的干仲儒、张志一他们去做的。这两年
中，干校共培养了3000多名干部，这些干部为九分区武装
斗争的坚持、反攻以及后来开辟新区、解放江南都作出了
自己的贡献，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解放战争时期，尽管环境险恶，条件艰苦，财政经济
十分困难，但是，专署仍然投入人力物力，抓了中小学教
育。当时，中学归专署管，小学归各县管。九分区管辖
的中学有3所，小学1005所(其中公立高小19所，民办公
助166所，民办812所，私立8所)。
1946年10月，国民党军向我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清
剿”，我们进入艰苦的敌后坚持。有的教师疏散隐蔽，有
的教师被捕被杀，一些学校停办，教育事业受到严重摧
残。广大教育工作者吸收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经验，采取分
散游击教学的办法，坚持办学。有的学校还打破普通中学
的班级教学形式，分类培训学员，学习结束后，将学员分
配到有关部门工作。一些学校还组织学生参加土改、征
粮、对敌政治宣传等现实斗争，使学生在接受文化科学知
识的同时，提高了觉悟，锻炼了实际工作能力，成为革命
的后备人才。
土改复查、“三查三整”和大参军运动
1946年的“五四土改”是在炮火连天的苏中战役中进
行的，我们一方面忙于支前打仗，一方面匆匆进行土改，工
作难免粗糙。所以，土改甫结束，不少地方就提出了土改
复查的要求。1947年2月，中央正式部署了土改的复查工
作，但是，刚刚建立的九分区已进入敌后坚持的艰苦时期，
我们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抓武装斗争上，土改复查工作时断
时续。直到1947年秋，局面打开以后，土改复查工作才
重新被摆上重要的议事日程。
洪泽、周一峰等地委主要领导，都亲自抓土改复查工
作。地委还在如东县苴丰区由王野翔亲自抓试点。调整
土地，填平补齐，将地主的牲口、家具、房屋、粮食、衣
物、金银等拿出来，分给贫雇农。解决了他们的生产、生
活上的困难，同时，也进一步调动了他们投入自卫战争的
积极性。
土改复查工作从中心区开始，迅速向恢复区、边缘区
推进。在恢复区，由于一度被敌占领，地主、还乡团乘机
扒田倒租，甚至疯狂地对贫雇农进行阶级报复，因此，斗
争十分尖锐。复查开始，部分群众有顾虑，怕地主、还乡
团卷土重来。因此，地委在南通县十总店召开了有数百名
贫苦农民代表参加的诉苦大会，控诉、揭露地主、还乡团
的罪恶，提高他们的觉悟，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这样，
土改复查工作的局面很快就在恢复区打开了。
1947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之
后，全分区的土改运动进一步蓬勃发展。除少数敌占区和
边缘区外，绝大部分乡都平分了土地。
在复查平分土地中，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也产生
了一些缺点和问题，如片面强调“贫雇农坐天下”，
“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出现了侵犯中农利益，侵犯工商业
者利益，把地主、富农经营的作坊、商店也没收了；此外
还有少数地方不给地主、富农留生活资料，乱抓乱杀，造
成打击面过宽等现象。对此，我们及时采取措施，加以纠
正。所以，问题没有继续扩大。
1947年底，我们还根据上级的指示，结合土改复查，开
展了“三查三整”的整党审干运动。一查阶级，查清党员
干部的出身成份、历史和阶级立场，整顿和纯洁党的组
织：二查思想，检查思想倾向和入党动机，整顿和改造思
想；三查作风，检查民主作风和党群关系，确立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观点，整顿和改造工作作风。“三查三整”整
党、审干运动在分区和各县机关曾普遍推开，对于纯洁党
组织，转变作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左”的偏向比
较严重，因为这次运动与过去整党有所不同，赋予群众有
审察党员干部的民主权利，但对让群众如何正确帮助整党
缺乏经验，加之过分夸大地富分子混入党内以及党员腐化
变质的现象，因而在初期出现了“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的放任自流倾向，工作简单粗糙，挫伤了一些同志。不
久，这个偏向得到纠正。
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较为成功地在部队开
展了新式整军运动。1948年春，在分区七团、八团和各县
警卫团以及通如支队开展的以诉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
查斗志)为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对于提高部队官兵的觉
悟，加强群众纪律，密切军民关系，推动群众性的练兵运
动，提高部队的战斗力，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土改复查中，全分区出现了翻身农民大参军的热
潮。从1947年至1948年，海启地区有2000多人参加县警
卫团和区游击营，同时县警卫团有3个营又2个连上升野战
军和分区主力；南通县先后有5000多人参军；如东县仅1947
年7月，就有1885人参加主力部队，1100人参加地方武
装。当时的情景确实是很感人的。如东县栟丰区海辰小
学校长缪祖泽，他的父亲和弟弟被国民党抓去关在栟茶，
妻子遭敌人毒打流产，家中只有一个14岁的妹妹和两个年
幼的小孩，但是，他坚决要求参军，成为栟丰区带头参军
的一面旗帜。
率部上升为华东野战军第十一纵队
1948年3月初，为了便于作战指挥，进一步打开华东
和中原战局，华野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组编成4个兵团。
其中苏北兵团，由韦国清任司令，陈丕显任政委，吉洛任
副政委，下辖第二、十一、十二3个纵队。是月初，华野
十一纵队发起春季攻势，向通榆线东(台)海(安)段进
军。我和政委周一峰、副司令王治平，奉命率七团和八团
赴一分区，配合十一纵队，机动作战。
3月7日，七团攻克东台安丰镇据点，全歼守敌350余
人。同日，八团攻克梁垛镇据点，歼敌110余人。为配
合华野十一纵队春季攻势，9日，如东县警卫团、南通县警
卫团、通如支队、分区特务营联合作战，包围双甸据点，以
如东警卫团主攻，歼敌百余人。
3月13日，华野十一纵队三十一旅九十二团冒雨进入
掘港郊外阵地。14日晨，突进掘港街道，守敌纷纷窜入土
山核心工事——一座可容2000人的地堡内顽抗。主攻部
队即向地堡进行近迫作业，并以炮火猛烈轰击。15日上
午，躲在地堡内的国民党如皋县副县长兼顽第二纵队队长
王宗林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接连向国民党如皋当局发电
报讨救兵，但如皋方面只能开出“救兵)降到”、“飞机将
到”等空头支票。当日下午3时，九十二团发起总攻，仅
用一小时，就将敌人大吹大擂的“苏北模范工事”变成了埋
葬他们的坟墓。此战，全歼土顽及整编二十一师留守处新
闻室主任以下2400余人，血债累累的王宗林自杀身亡。
在攻克掘港的同一天，分区七团再度攻克被敌重占的
石港镇据点，全歼国民党编余军官大队和省保安第七总队，
俘第七总队队长郑炎、石港区长朱达章以下450余人，毙伤
石港自卫中队长李家伟以下80余人。18日，华野十一纵
队三十一旅九十三团，打下三余镇据点，全歼省保第三总
队第二大队等400余人。
经过华野主力和地方武装的春季攻势，敌军在九分区
损兵折将，从丁堰至白蒲以东的广大乡村中已无敌踪。通
东一线土顽惧十白打击，放弃了吕四、六甲、包场3个据点，
退缩到余东镇，吕四土顽一部驾海船逃往崇明。
这时，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很快，战局已逐渐南
移到陇海线以南地区。1948年4月间，海启发动了5400人
大参军，补充了分区七团、八团和华野十一纵队。根据斗
争形势的需要，我奉命率九分区七团上升到主力部队，任
华东野战军十一纵队三十三旅旅长，吴嘉民任政委，许家
屯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徐光友任参谋长。三十三旅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