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安集训
福州战役一结束，十兵团立即挥戈南下，分两路向闽
南进军。
二十九军沿福厦公路从莆田进抵泉州，军部就住在泉
州城内。
9月16日，兵团司令部下达漳厦战役的作战命令，要
求“首歼漳州地区之敌，控制金(门)厦(门)外围大陆阵
地，尔后攻取金厦两岛。”为了保证漳厦战役的胜利，军
部成立了“船管会”，责令我抓征集船只工作。
征船工作刚刚开始几天，我突然接到省委打来的电话，
叫我立即赶到福州去。到福州，叶飞找我谈话，说：“中
央和省委决定，把你从二十九军调出来，到厦门去当市
长。”
我一点也没有这个思想准备。中央为什么叫我到厦门
当市长呢?原来，陈嘉庚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
会议时，向中央领导提出建议，说厦门快要解放了，那地
方华侨多，又是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的一个口岸，在海
外影响很大，要求派一个闽南人到厦门当市长。中央领导
很尊重陈嘉庚的意见，深感厦门这地方确实重要，将来既
是对外通商的口岸，又要担负支援解放台湾的任务，市长
的人选必须十分慎重。中央征求省委的意见，叶飞知道我
是闽南人，会讲闽南话，而且抗战期间在苏中地区有过多
年从政的经验，所以他向省委作了推荐。
叶飞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我服从中央和省委的决
定。”
当时，福建省人民政府已经成立，张鼎丞任主席，叶
飞、方毅为副主席，韦国清兼任省委组织部长、福州市军
管会主任、市委书记、市长，许家屯任副书记，许亚任副
市长。厦门正待解放，中央拟定叶飞兼军管会主任、黄火
星兼副主任。叶飞对我说：
“中央把林一心从黑龙江调来福建，准备担任厦门市委
书记。你们俩人回到泉州，抓紧组建市政领导班子，筹备
接管厦门的工作。”
于是，我返回泉州，就离开了二十九军，离开了4年
多朝夕相处的战友们，转到地方主持新政权建设工作。
其实，厦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班子组建工作，省委
早已着手了。
3个多月前，为了配备福建8个地委、2个市委的领导
班子，省委书记张鼎丞向中央请求，把华北局从太行、太
岳地区选调出来的“长江支队”4000多名干部本来分配到苏
南地区去的；调来给福建。中央同意了。但这还不够，
叶飞向张老建议，找当时任苏南区党委书记的陈丕显同志，
通过他在苏南地区商调两套市级领导班子的干部。陈很支
持，同意由苏南区组调。许亚、张维兹同志就是这个时候
接受苏南区党委的委托，负责筹建这两套班子的。
苏南区党委下辖松江、苏州、常州、镇江4个地委和
无锡市委。他们研究决定由5个地市各组建一套县级机
构，区党委机关组建地直机关，成立6个党委会，共500余
人，对外称“苏南大队”。筹建工作进展十分顺利，7月
中旬，各地干部陆续到达集结地，各机构主要负责人基本
配齐。因此，当组织上委托许亚和张维兹为福州不口厦门市
筹建两套班子时，他们便立即向省委组织部长韦国清建议
把苏南组建的六套班子分配到福、厦两市去。韦国清当即
叫来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黄国璋，一同商讨拟定了一个初步
方案，将苏南区组建的六套班子一分为二：福州市委由苏
州、无锡、镇江三地干部组成；厦门市委由常州、淞江和地
直机关的干部组成。韦国清指定许亚到福州，张维兹到厦
门。这个方案上报华东局很快就批准了。
接管厦门市的干部队伍由四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来自
“苏南大队”；一部分是从军队转业下来的，如十兵团民运
部长杨士敬等；一部分是闽南地下党的干部；还有一部分是
方毅、梁国斌同志介绍来的，如陆自奋、章骥、郭金海、张
继阳、孙德庆、张坚朴等。可以说是来自五湖四海。
9月下旬，厦门市军管会在泉州宣布成立。市委和市
政府的领导成员也同时任命：林一心任市委书记，梁灵光、
许或青、杨士敬、杨文蔚、唐劲实、粘文华等6人为委员
(当时不设常委)。市长梁灵光，副市长张维兹。
不久，我们移师同安，住在一个小村子里，一面集中
学习《约法八章》，学习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城市接管工作
的指示、方针、政策，一面组建区、局级接管班子，制定
各部门的接管方案。
记得，当时毛主席、党中央对江南城市的接管工作曾
对华东局作了专门指示，提出“原封原样，原封不动”的接
管原则。由于我们党长期生活、战斗在农村，革命队伍中
主要的成分是农民，许多同志不熟悉城市工作，甚至有的
人第一次来到大城市，所以难免用一种小生产者的眼光去
看待城市。华北地区最初接管城市时，曾经发生过乱抓物
资，乱抢机器，乱买东西，乱搬公物等现象，甚至有的城
市一解放，四乡农民就乘势涌进去，乱抢私人财物，以致
使工业生产受到破坏，工人、城市居民对此很不满，人民
政权的威信受到了损害。中央总结了华北、东北地区的经
验教训，要求江南城市的接管工作“各按系统，自上而下，
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原则进行，做到既完整接收而又能
迅速恢复生产和生活秩序。
在同安集训的时候，我们请了地下党的同志详细介绍
厦门的政治、经济以及历史、地理、人文民俗等各方面情
况，使大家对厦门的历史和现状有比较深刻的认识。
厦门是一个近代化的商业城市与消费城市，自鸦片战
争五口通商之后，厦门成为帝国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渗透的
温床，而近数年则成为美、英帝国主义商品倾销的市场，入
超占全省入超60%以上，工业生产极其微弱。厦门是闽
南侨民进出的港口，与南洋各地侨胞的经济关系极密切，
每月侨汇平均有300万至500万美元之多，除部分为侨眷维
持生活之用，多为反动政府利用弥补入超，奸商利用此游
资进行金融投机，因而厦门金融市场为美元港币所控制，
极为混乱。
从岛内敌情来看，福州守敌被歼后，国民党军收缩防
线，调整部署，由汤恩伯担任国民党福建省主席兼东南军
政公署厦门分署主任，统一指挥刘汝明兵团、李良荣兵团
和胡琏兵团约8万之众，加紧修筑工事，敷设电网水雷，企
图凭借海峡天险，固守金厦两岛，屏卫台湾。与此同时，
蒋介石还任命原上海市警察局长、素有“杀人魔王”之称的
毛森接任厦门警备司令，强化岛上的法西斯统治，布置潜
伏特务，对我党地下工作者进行大搜捕、大屠杀。但是，
由于国民党政治腐败，内部派系斗争激烈，争权夺利、互
相倾轧，相对地削弱了其反动统治基础。在目前全国革命
胜利的形势下，他们充满了悲观失望的情绪，但还会作垂
死的挣扎。
厦门旅外华侨有2万余人，分布于菲律宾、越南、泰
国、缅甸、马来亚、荷印等地。闽南华侨每年经厦门出入
者达10万人以上。他们痛恨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和国内
反动派的腐朽统治，关心祖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希望祖国
独立富强。因此，我们解放厦门后的每一项政策主张，一
举一动，都将对海内外产生巨大影响。
厦门的产业工人数量虽然很少，但有广大的劳动群众，
如码头工人、建筑工人、苦力、店员等，还有广大的知识
分子和学生，有相当数量的贫苦农民和渔民，他们深受帝
国主义势力、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剥削
以及国民党特务的政治迫害，迫切要求解放。这是我们在
城市中的基本力量。我们如果能紧紧地依靠工人阶级，团
结广大农民、渔民、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善于争取团
结民族资产阶级及海外华侨与我们合作，必能孤立敌人，
战胜困难，逐步推行我党的各项政策。
基于上述基本情况的分析，我们制定了《厦门市接管
方针与任务》。即“必须坚决遵照中央指示，各按系统，原
封不动，自上而下，先接后分，坚持立场，逐渐改造的原
则，并采取稳步前进的方针”。
我们要求全体接管工作人员充分认识并且认真执行这
个接管方针：
(一)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机构，建立人民民主专
政的政权机构。接管敌产企业机构时，一般的不要打乱，
应尽力保持完整，以便于继续生产。
(二)接管工作应根据本身力量和具体情况，分别轻重
缓急，稳步前进，不能草率从事。如情况清楚且有把握处
理的问题，则必须迅速处理解决，以免发生混乱。
(三)必须在军管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接管工作。各
接管单位均不向原单位负责，都应直接向军管会负责，以
避免政策执行的错误。凡带有原则性的政策性的重大问
题，尤应严格执行事先请示、事后报告制度，坚决反对无
组织无纪律现象。
(四)领导同志应深入了解情况，掌握情况，随时研究
发生的问题，确定对策，以免被动应付。
城市的接管，标志着我们党的工作重心已开始一个重
大转变，就是从乡村转向城市、从战争转向建设。在党的
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说：我们“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
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
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
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
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荫蔽的斗争。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
些问题，不去学会同这些人作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
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
会失败”。我们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这个报告，对接管厦
门既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也作了充分的组织准备。
我们配备了较强的区、局级领导班子，任命盛杰为思
明区区长，陈启强为开元区区长，纪华盛为鼓浪屿区区长，
方针为禾山区区长。市政府秘书主任为于铁民，公安局长
由唐劲实兼，财政局长由张维兹兼，侨务局长由梁灵光兼，
任命车鸣为民政局长，陆自奋为贸易局长，张继阳为工商
局长，郭金海为邮电局长，李芳曙为教育局长，朱含章为
人事局长，黄开云为卫生局长，孔波为港航局长，章骥为
中国银行厦门分行行长，吴强、肖枫为厦门大学军代表。
这些同志都有较丰富的工作经验，有的曾在华东局财办工
作过，对经济工作都比较熟悉。
财经部里还有一个实业接管组，人员约20余人，大部
分是理工和农牧专业的大学本科生，个别是中专生，如游
德泮、陈振三、范则尊、刘炳林、陈德风、郭林、胡平、林
应琦、刘惠生等，他们不仅政治素质好，而且文化、业务
水平高。后来这些同志都成为经济建设中的骨干力量，走
上了领导岗位。
到10月中旬，参加接管的人员已由南下时的200多人
扩充到400多人，两级领导班子成员也基本配备齐全，只待
人民解放军占领厦门，接管人员就随军陆续进岛。
接管厦门 民主建政
10月15日下午发起的厦门之战，是我军用木帆船强渡
海峡天险，对重兵固守的要塞岛屿所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
渡海登陆的成功战例。十兵团在叶飞的指挥下，以两个军
的主力向厦门岛发起攻击。经过一天多的激战，于10月
17日上午解放了厦门岛，歼敌5.1万余人。
厦门的解放，标志着100多年来为西方殖民主义者恣
意蹂躏的历史从此结束了。厦门，这个中外驰名的“海上
花园”城市，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去，400多名接管人员分成三批进入
厦门。我是当天下午和公安部的接管人员首批进岛的。
10月20日，我们按照原定的方案，分政务、军事、公
安、财经、文教五个部开始对厦门进行全面接管。
接管的步骤是首先召集旧职人员训话，向他们宣布军
管会的接管命令，责令他们对原机构的人员、财产、公物，
如实登记造册呈报。然后，由接管人员按册清点，逐一移
交接收。先接收文件、档案、物资，再接收人员。如发
现隐瞒不实，则重新进行清查。
10月24日，政务部把原国民党市政机关全体旧人员
390多人和旧警察人员700多人集中在思明戏院，由我对他
们作一次动员教育报告。我讲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讲
了蒋家王朝覆灭的历史必然性，讲了人民政权的性质和共
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讲了解放以后厦门
面临的困难和可能遇到的新问题，要求他们认清形势，归
顺人民，自我反省，交代劣迹，洗心革面，回到人民一边
来，为建设新厦门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次动员教育报
告历时一天半，对旧人员震动很大，他们都说从来没有听
过这样的报告，这一回才真正听到共产党的声音。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学习教育之后，我们根据省委《关
于处理国民党旧工作人员的指示》，开始进行初步审查和分
批处理。凡交代手续清楚，政治上无大问题，自愿转业回
乡劳动谋生者，我们发给遣散费，让他们回乡参加生产劳
动。凡政治上无问题，且有一技之长，又为我所需要的人
员，予以量才录用。凡愿意留下工作而暂时无法安置的，
则集中学习、等待分配。
当时，在政务部所接管的20多个机构中，除参议长陈
烈甫、市长李怡星、地方法院院长林浩等少数政要头目逃
走外，其余职员均留守，物资档案均保存完整，特别是市
政府自秘书主任陈兢澜以下128人全部未去，照常办公。
由于接管计划安排周密，接管人员情绪高昂，工作认
真负责，保持了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优良传统，整个接
管工作忙而不乱，紧张有序。至10月底，各部的接收工
作就基本结束了。
据统计，接收的单位总共120个，其中国民党中央直
属机构22个，省属机构工9个，市属机构46个，各种文化
机构21个，军警机构12个。接收人员4818人，接收的主
要物资有黄金、银元、美金、港币、菲币、中央储备券、伪
币等，还有步枪635支、机枪18挺、短枪178支、各种子
弹247万多发、炮弹2．9万多发、汽车120辆、汽艇10艘、
汽油680多桶、飞机2架、空军器材114件、无线电台1座、
收报机43台、发报机31台等等。接收的这一大批财物，
后来在厦门市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上予以详细公布。
接管王作是复杂而艰巨的。入岛接管之前，我们对可
能出现的问题都作了预测并采取了对策。
一是治安问题。厦门是帝国主义侵华的一个立脚点，
也是国民党在华南地区进行特务活动的中心。厦门岛上住
有10多个国家的侨民，设有美、英、荷、菲等国领事馆，
国民党的军统、中统也都有它的特务网络，汤恩伯、毛森
逃离厦门前还在岛上安置了潜伏特务。厦门的地方黑势力
和流氓活动，此福建沿海其他城市更有一种罕见的破坏力，
其组织名目繁多，纪、陈、吴三个宗族分占码头地盘，形
成大王派、和风宫派、草仔鞍派、太古码头派、厦港派等
等，他们的头头多半与特务机关互相勾结，朋比为奸。厦
门的把头、掮客、奸商也十分猖獗。此外，被击溃的国民
党军散兵游勇还会肆意抢劫、贩卖军火，还有大批伤俘人
员滞留在岛上。这种种因素，都对社会和厦门20万人民
的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
入岛之后，我们以警备、公安及其他有关治安工作的
部门组成“军警联合办事处”，统一部署力量处理散兵游
勇；彻底搜缴潜藏的武器；明确规定逮捕人犯须有充分材料，
凡认为材料确凿、必须逮捕者，须呈请军管会批准，然后
由警备、公安部门分别执行或协同办理。严禁捕风捉影、
草率从事的简单作法。
当时，来不及逃往金门的国民党散兵游勇有3300多
人，伤俘2140多人。我们设立了6个收容所，将他们收
容起来作了短期教育后，发给路费，分批遣送回原籍。被
遣送者计有4600多人，自愿留下加入我军工作的有220多
人。伤残严重的由我们指定原十二医院予以接收，提供伙
食和治疗。
厦门解放后两个半月中，发生抢劫案58起，盗窃案139
起，贩卖军火案30起，贩卖烟毒案38起，扰乱金融案33
起。抢劫最猖狂的时候，曾有一夜发生4起之多，而海上
的抢劫更甚于市内。有的甚至冒充我人民解放军对群众进
行抢劫敲诈。对于这些破坏性的活动，我们根据“首恶必
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原则，对少数罪大恶极、不可
挽救者加以严惩，使社会秩序很快安定下来。但是，因为
情况复杂，我们的干部又有急躁情绪，一度抓人过多，40
多天抓了465人，后来放了370多人。人抓多了，案子办
不了，就得放，很被动。群众说我们太宽大了，影响不
好。
二是金融问题。厦门与海外通商历史悠久，金融业相
对比较发达。据调查，在土900家坐商中，金融机构有500
多家，其中开展侨汇业务的民信局有130余家，地下钱庄有
40余家。由于厦门是闽南侨胞的出入孔道，闽胞侨汇都是
从这里输入的，因此，厦门已经形成了一个以美元为主、银
元为辅的混合货币市场。更由于逃聚在厦门的官僚资本竞
购外汇、争相流亡；政客豪绅带来的巨量银元又大部留结未
动，这就使得厦门金融市场上的美元价格居奇直上；群众因
国民党货币崩溃的教训，只相信外币、金条、银元。这也
是厦门经济的一个特征。
解放以后，人民币能不能很快进入金融市场?人民政
府能不能控制物价、稳定市场呢?这是当时我们面临的一
个难题。
金融市场的管理，开头我们没有经验，宣布人民币为
合法货币，金银外币为非法货币，禁止其在市场上计价流
通。但是，闽南侨区的大量侨汇是外币，侨属的储蓄也多
是外币和金银首饰。老百姓手中有外币而不能公开使用，
势必要转入地下交易，海外的侨汇也会因此中断。
为了给持有外币的侨属提供方便，我们一方面让银行
挂牌收兑，一方面召开各行业会议，动员商家禁用外币、银
元，一律用人民币标价。商人虽然都这样做了，但标价时
均将黑市的差额加入标价内。有些批发商以美金为主叫
价，而且“物价看黑市”，时上时下。厦门解放的第二天
(10月18日)1美元折银元1元，27日骤涨至1．78元。银
贩子乘机用美金收购银元，流往漳泉地区，从中牟取暴
利。
此时，全国物价上涨，厦门的物价也随之上升。上海
产品涨了0．5至1倍，香港货涨了2至3倍。外货暴涨主
要原因是海上交通被封锁，外货难进，外商拒用人民币，使
小商补货困难。
厦门金融市场出现的问题，也反映出建国初期我们国
家在财政经济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因此，后来我们同投机
资本家之间的一场较量，已是势所难免的了。
三是军需民食的供应问题。厦门解放之后，虽然规
定作战部队迅速撤离厦门，进岛接管人员每人自带半个月
的粮食，但是1万多守备部队和20万居民的粮食、燃料供
应问题仍然是燃眉之急。
本来，厦门的粮食、柴草及其他副食品大部分靠漳泉
地区供应。由于漳泉地区人多地少，每年收成粮食维持不
到半年。上海战役后，10多万国民党军溃退到闽南一线，
对当地百姓横征暴敛，更使该地区缺粮少草。再则这地区
刚刚解放，新建立的地方政权一时还很难发挥作用，何况
厦门市委也无权指挥泉州、漳州两个地委。
我十兵团子10月24日向金门发起攻击，厦门承担了繁
重的战备支前任务。为了统一指挥支前工作，市委要求兵
团指挥所由同安移驻到厦门来，帮助解决粮食、柴草的供
应问题。叶飞考虑到厦门市委工作的困难，答应了我们的
要求。他责成兵团后勤部门在10月底前筹措大米400万
斤，柴草600万斤运进岛来，并通知泉州、漳州两地委全力
支援厦门。经过一个多月努力，粮草供应问题顺利解决
了。
接管的时候，厦门工人阶级表现出高度的责任心和自
觉性。尤其是中华电厂工人，解放前夕，自觉开展护厂斗
争，挫败了特务分子企图拆毁电厂主要设备运往海外的阴
谋。当电厂被蒋军炸毁后，又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想方设
法找来废弃的零部件加以整修，拼拼凑凑，改装成两台25
千瓦发电机，才解决了广播电台、医院和主要机关街道的
供电问题。
文教方面，我们接管了一所大学即厦门大学，两所公
立中学，一所私立中学，20所公立小学和一所公共图书
馆。对学校我们采取“维持原状，逐渐改造”的方针，在
行政上未作重大改变，只要求在可能的条件下成立校务委
员会，取消反动的训导制，取消一些反动课目，代之以政
治经济学、青年修养等课程。
厦门大学曾被国民党军队占去作营房，学校被迫迁往
鼓浪屿上课，进步教师、学生、工友，有的被逮捕杀害，有
的被逼走，学校要马上复课困难很大。军代表吴强、肖枫
与代理校长汪德耀密切配合，把师生组织起来学习新民主
主义革命理论，学习军管会的法令，让他们上街宣传。这
支队伍在解放初期的宣传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厦门原有5家报馆、2家电台。《星光日报》是胡氏
星系报纸的一种，我们把它看作“实际上接近官僚资本，着
令停刊，其资财暂由军管会实行军事管制”。《海疆日报》
在解放前夕已把资财变卖、隐藏，这给接管工作增加了很
多困难。《厦门日报》是10月22日创刊的，由于纸张供
应困难，印数不多，未能完全满足群众的要求。广播电台
因电源困难，延至12月24日才开始试播。
厦门的接管工作，总的看还是比较顺利的，但也存在
一些问题。12月14日，我在“40天工作检查”中说了五点：
第一，金门还没有解放，厦门仍处于战争状态，敌人的封
锁、骚扰、袭击、造谣等使厦门不可能很快恢复正常的秩
序。第二，厦门是商业性的消费性的城市，由于敌人封
锁，对外交通不便，城乡货物交流受阻，所以商业萧条，工
业停滞，侨汇未能畅通，失业人口仍在增加。第三，国民
党的散兵游勇还未全部肃清，隐藏的匪特还未遭我有力打
击，流氓还在那里蠢蠢欲动。第四，广大群众还未团结在
我们周围，对我们仍有顾虑。第五，统一战线工作还未能
很好开展，在某些方面我们还是孤军奋斗。
解放之初，我们对厦门实行军事接管，那是为了避免
因新旧政权交替时可能产生的动乱和破坏，保证生产的恢
复和社会正常秩序的建立。军管会是临时过渡性的政权机
构。厦门的军管时间长达4年多，那是因为海防前线战备
工作的需要。实际上在实行军事管制的同时，我们就已着
手进行民主建政工作。
1950年1月12日至17日，厦门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
表会议正式召开，与会的225名代表大部分经过民主选举产
生，这是厦门以前没有过的，充分显示出代表的广泛性和
人民当家作主的精神。
在代表会议上，我致了开幕词。我说：“厦门解放已
近3个月，我们摧毁了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了人民自己
的政权，建立了革命秩序，逐步开展各项市政建设工作，现
在接管工作已告一段落。我们过去的工作，是有很大的成
绩，但由于干部不够，情况生疏，缺点也是存在的。我们
诚心诚意的希望大家都能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
精神，尽量大胆地发表意见，我们也一定本著‘言者无罪，
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虚心听取各位
代表的意见，以便改进今后的工作。这是会议的第一个任
务。
“第二个任务是认真地研究本市当前的情况，定出厦门
市今后的施政方针与任务，使政府与全市人民有个更明确
具体的方向，积极努力求其迅速实现。
“第三个任务是根据大家提出的提案，参照目前的客观
条件与主观力量，选择两三个重要的迫切需要解决而可能
解决的问题，比如拥军支前、加强社会治安以及解决劳资
纠纷等问题，通过详细的讨论，作出决议，以便在今后贯
彻施行。
“要把一个旧的消费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厦门，改造
成为一个新的人民民主的城市，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情，这当中必然会碰到许许多多的困难，特别是目前金门、
台湾尚未解放，蒋军不断地对我进行封锁袭扰，厦门还完
全处在战争状态的情况下。但是我们用不着怀疑观望、消
极等待，同时我们也不要过于急躁，希望于极短时间内就
能搞出个翻天覆地的局面来。目前国际国内的情况是这样
有利，只要我们能认识困难，下决心克服困难，只要大家
能群策群力，加强团结，我相信，在中国共产党与毛主席
的领导下，我们已经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同样的我们也会
赢得建设战线上的伟大成就。新厦门将一步步地走向繁荣
昌盛的道路!”
在会上，黄火星副主任代表军管会作两个半月接管工
作报告。他讲了4个问题：接管的方针与步骤；接管的几
个数字统计；军管时期的具体工作；接管工作的检讨。这
次会议开得非常热烈，代表们发言踊跃，提出了许多建设
性的提案，充分体现了民主、团结、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精
神。
会议最后由林一心书记作总结报告，他代表市委、市
政府提出了厦门市工作的方针与任务。方针是：“全市人
民团结起来，积极支援解放战争，粉碎敌人的封锁，克服
困难，建设人民的新厦门。”任务有七条：(一)积极支援
人民解放军完成解放金门、台湾的任务；(二)巩固治安，
肃清匪特和散兵游勇，打击盗匪破坏行为，保障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巩固革命秩序；(三)复工复业，恢复交通，沟
通侨汇，稳定金融，加强物资交流，组织生产救灾；(四)
广泛地发动群众，建立与巩固各种群众组织；(五)保护侨
胞利益，关心侨胞和侨眷生活，废除各种不合理的制度和
陋规，使侨胞进出国得到便利与照顾，并积极鼓励侨胞向
祖国投资发展生产，参加各种建设事业；(六)开展新民主
主义文化教育及卫生工作；(七)厉行节约，克服困难，精
减编制，提高工作效率。
代表一致通过决议，把林一心关于《厦门市工作的方
针与任务》的报告，作为今后一个时期全市人民的行动纲
领与奋斗目标。
厦门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民主
建政的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以后，随着人民代表会议
制度的形成，人民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的代表逐步增多，
施政权力也就逐步地由军管会向人民政府转移了。
打破封锁 复工复业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
转移问题。毛主席说：“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
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
市。”“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
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
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
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于停
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
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这个工作重心的转移无疑
是正确的。
但是，厦门的情况，较之其他城市有它的特殊性。厦
门解放以后，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党的工作重心是放在
“战备支前”上，以战备促生产，以战备带动其他一切工
作。
大家都晓得，上海解放以后，美国就支持逃往台湾的
蒋介石利用其暂时保持的海空优势，对大陆东南沿海各港
口施行封锁和禁运。美国宣布冻结我国在外的一切公有财
产，东南亚一些国家也相应对我国采取限禁措施。我军金
门作战的失利，使蒋介石得意忘形，他们吹嘘要以金门作
为“前哨阵地”，实现“反共复国”大业。这样，解放金
门，解放台湾，打破美蒋联合的海上封锁，厦门承担了艰
巨而繁重的任务。
厦门是一个海岛港口城市，岛上几乎没有什么农业。
工业生产的历史虽然较早，但发展缓慢，基础薄弱。抗战
时期日军侵占厦门，人民陷于水火之中，微乎其微的一点
点工业也受到摧残。解放时，全市工厂仅94家，其中除
自来水、电灯、电力、电话、轮渡等5家公用事业外，其
它如织布、火柴、纸箔、罐头等小型工厂，资金不多，规
模不大，工人很少，相当一部分不能正常生产。还有一个
有名的陶化大同罐头厂，解放前夕也搬到香港去了。
厦门的商业畸形发展，为洋人帮办、上层官僚及海外
旅客消费性服务行业比较发达。全市2600多家大小商号
大都从事金银业、侨批业、进出口货物批发业以及服装、烟
酒、药品等行业，对外依赖性很强。解放以后，盘踞在金
门的国民党军队用炮火封锁了港口，海上交通中断了，进
出厦门港的客商骤然减少。这么一来，这个典型的消费性
商埠的虚假繁荣一下子消失了。
国民党留下来的就是这样一个烂摊子。怎么办?只有
一条路，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打破封锁，复工复业，尽
快改变这种困难局面。
首先，从沟通侨汇上打开局面。厦门的侨汇业有很长
的历史了，最早的从业者叫做“水客”，专门为海外部分亲
友收集信件，代送货物。后来规模大了，形成专门解送侨
款的企业，叫“民信局”。厦门有归侨、侨眷7万人，占
全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强，每年侨汇占全国外汇收入的
40％。侨汇是厦门经济生活中的一个大问题。侨汇的畅
通直接关系到厦门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因此，厦门市人民
政府为了沟通侨汇，确定了“三利”原则，即利于侨民，利
于福建，利于国家。对民信局进行审核，批准80多家信
誉好的民信局继续营业。鼓励他们继续开展侨汇业务，保
护其合法经营。
开头，我们在侨汇政策的掌握上，做得不好。本来应
该放宽尺度，鼓励侨汇进口，而我们却想把侨汇硬吃下
去。对民信局本应坚持团结合作的方针，而我们却采取强
制手段要他们把全部侨汇交出来(收购)。银行收兑的牌
价偏低，与黑市的价码差距大；对外币本来规定准许其持有
而不准计价流通，我们却在码头设卡检查，侨民大为反感，
因而使侨汇不能大批进来，或者进来了变成“偷入”，我们
无法控制。
为了鼓励侨汇进口，省政府制定了《侨汇暂行处理办
法》，对侨汇业所争取的侨汇，银行按收费金额发给7．5%
的人民币手续费。以后又提出“外汇归公，利润归己，便
利侨汇，服务侨胞”，改善服务措施。中国银行多次调整
牌价，规定“原币存款，原币通知书，原币汇兑”，鼓励侨
民原币寄汇。这样，厦门的侨汇业才逐渐复兴。9月份侨
信共有620件，到11月即解放后的第一个月，侨信上升到
15391件，增加了27倍，汇入的金额达60万美元。
侨汇的沟通，不仅满足了侨属的生活需求，而且我们
还引导一部分侨汇转入生产建设，这对弥补厦门生产资金
的缺短，复工复业，起了很大作用。
第二，开辟内外贸易航线。厦门是个孤岛，与内地的
交通均需航渡。外海航运虽然发端较早，但航运业多为荷
兰、英国、日本的外国轮船公司所控制。当地的船务行有
几十家，规模都不大，用的是木质机动船、木帆船，只能
走内海的泉州、石码、同安等地。规模大一点的三四家，
如闽通轮船公司、泉厦船务所，拥有船载吨位都有限，北
上浙江，南下广东，成为当时厦门对外交通运输的主要企
业。
金、厦战役中，我军大量征用船只。攻占金门失利，
船只损失严重。而外国的轮船公司，在我解放厦门时也都
相继撤走了。因此，开辟航线恢复航运，既是当务之急，
又很困难。
厦门军管会和市政府多次邀请工商界知名人士和进出
口商开座谈会，要求他们想办法、找关系，冲破封锁，恢
复海上交通。这些商界人士不仅有海外关系，而且有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