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海运经验。他们观察一段时间后，发现盘踞在海口岛屿
上的国民党军队，封锁时紧时松。他们试着乘夜间用小轮
船从它边上开过去，结果没事，这样胆子就大了。11月
初，华祥号老板王清华首先用“金顺安”机帆船运载一批土
特产，冲破敌人封锁运往香港，运回一批化肥、石油。
首航成功，信心更足了，办法也更多了。
接着，厦门裕康船务行租用英商太古轮船公司的“永
兴号”和“和东号”走香港、菲律宾，把第一批侨信带回厦
门。当“永兴号”抵达厦港时，许多工人、商人在码头迎
接，场面非常热烈，记者拍了照片登在《厦门日报》第一
版上，新闻还加了花边。
不久，“成兴”、“捷喜”、“捷顺”等外籍轮船也加入
了川走香港厦门的货运，新加坡、印尼、马来亚、缅甸、越
南等国的侨信、侨汇接踵而来。1950年，福建全省侨汇恢
复到2800多万美元，其中90%以上是从厦门进来的。在
开辟海外航线的同时，我们还开辟了汕头、涵江、东山、漳
浦的航线，输出厦门土特产品，运回急需的生活资料和工
业原料，对复工复业，发展生产，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第三，平抑物价，稳定市场。解放初期，厦门物价曾
有数度波动，这与全国物价形势息息相关。厦门解放时，
全国性的“银元之战”已过，“米棉之战”正处在第二阶段，
物价形势十分严峻。当时社会上有“三多”：谣言多、游
资多、“黄牛”(投机分子)多。群众对我们的经济政策
不了解，顾虑重重，人心惶惶，抢购风日甚一日。
为了平抑物价，稳定人心，市政府研究，马上成立贸
易公司，采取紧急措施，组织货源向市民供应生活必需品，
如大米、布匹、煤油、面粉等等。1949年11月，贸易公
司土产部在开元、厦港、鼓浪屿设立零售点，以大米每斤
一角，花生油每斤三角的平价出售。1950年3月，物价又
一度上涨，与同年1月比，有18种主要商品批发价上涨了
119．2%。物价暴涨，必然影响职工、市民的生活。我们
又采取措施，一面打击投机商人，一面由贸易公司增设零
售点，扩大经营范围，大量抛售货物。在此期间，共抛出
大米42万斤，还有布匹、煤油、面粉等，共回笼货币近80
亿元(旧币)。
3月份以后，全国物价开始回落，厦门市场的状况也逐
渐稳定下来。平稳物价斗争的胜利，证明我们有能力搞好
经济工作，建设好新厦门。但也提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
题，就是如何在复工复业中合理调整工商业，把被战争破
坏的工农业生产迅速恢复过来，使经济工作走上正常的轨
道。
厦门接管时，全市工厂有94家，能开工生产的只有47
家，不到一半。多数工厂因为资金不足、原料缺乏而关
闭。有的因国民党军队撤走时把机器破坏了，一时难以修
复。有的已开工生产的工厂由于没有处理好劳资关系，工
人一味要求提高工资，资方无力负担又停产了。民信局等
待观望我们金融政策的公布，不敢向工厂贷款，人民币尚
未顺利下乡，工厂卖了货，拿着人民币却无法购进原料。
当时，面临着百业待兴的极困难的局面。
然而我们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市政府在研究经济工
作时，坚持贯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
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政策，号召全市人民团结
一心，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维持生产。
我们注意调整公私关系。对私营进出口商冲破敌人的
封锁，组织土特产品出口，争取生产原料和生活必需品的
进口，其正当利润予以照顾和保护。中国银行发放低息进
口贷款，延长结汇期限，帮助进出口商解决资金周转的困
难。指导国营企业团结私营企业，停止削价竞争。贸易
公司调整批发与零售的价格，当物资供应正常、物价稳定
时，就让私营商店多做生意。
我们妥善处理了一些劳资争议案件，推动成立劳资协
商会议，广泛地对劳资双方进行教育，使旧的不正常的劳
资关系逐渐变成平等、民主、两利、契约的劳资关系。厦
门“建成”、“捷克”等5家大绸布商店在改善了劳资关系
后，面向大众，薄利多销，很快从亏蚀变为盈利。
在这期间，我们帮助私营工商业进行改造，让全市5家
电池厂、3家冰厂以及印刷行业，组织起来，实行联营，避
免盲目生产和竞争损耗。火柴厂资金短缺，无法复工，我
们叫华垦公司给予投资，促它迅速购进原料，开工生产。
大力组织城乡物资交流，也是我们打破封锁、战胜困
难的一种办法。我们通过贸易公司有组织地把干鲜果、水
产品推销到上海、广州去，在闽西各地打开了工业品和水
产品的销路，把永定的烤烟叶、柏油廉价购进加工。两年
中由市贸易局组织的内外交流的物资就达5．5万吨。1952
年12月，厦门市举办第一届秋季物资交流大会，省内外的
到会代表和交易员达1200多人，香港代表11人。参加交
流的商品有4500多种，成交生意4400多笔，购销总值达600
亿元。这种有组织有计划的物资交流，不仅推销了产品，
开拓了市场，建立了新型的贸易关系，满足了城乡群众的
物质需要，更重要的是使广大群众受到一次深刻的政治教
育，增强了粉碎敌人军事经济封锁的信心。毛主席在《别
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写道：“封锁、失业、灾荒、通货膨
胀、物价上升之类，确实是困难，但是比起过去三年来已
经松了一口气了。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
服现在这个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封锁吧，
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厦门正是在敌人的重重封锁和禁运中，开始恢复生产，
发展经济的。起步虽然艰难，但是我们充满了胜利的信
心!
反特防奸 巩固海防
正当我们致力于恢复生产，财政经济开始有了一点好
转的时候，美国悍然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同时把它的第
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阻止我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海峡
两岸的军事形势又一度紧张起来。
此时，越南战场的形势也起变化。美国援助法国远征
军占领越南，企图从朝鲜、台湾、越南三个方向对我国施
行半月形包围，扼杀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党中央估计，为
了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威胁，我们有可能在朝鲜、越南
和台湾海峡三个战场同美国进行较量。但从我们的国力和
作战条件来看，选择朝鲜战场同美军较量最为有利。因
此，毛主席决定出兵朝鲜，暂时解除了华东军区渡海实施
金门作战和台湾战役的任务。
朝鲜战争爆发后，蒋介石急欲派兵参加朝鲜战争。他
估计“如果韩战演成美俄世界大战，不仅南北韩必然统一，
我们还可能由鸭绿江、由东北而重返中国大陆。”但是。
美国出于全球战略的考虑，拒绝了蒋介石的出兵要求。蒋
介石从美国那里得到了1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和20个师的武
器装备，又壮起胆子来，叫嚷“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
扫荡，五年成功”，妄图凭借美国第七舰队的庇护，对东南
沿海地区进行袭扰。这样，海峡两岸的军事形势，由于朝
鲜战争的爆发而出现了攻守易位的局面。
1951年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
取得第三次战役的重大胜利，美军败退汉城以南。侵朝联
军最高总司令麦克阿瑟为了挽救败局，与蒋介石密谋对我
厦门、汕头等沿海地区进行大规模进犯。鉴于这种情况，
毛主席、党中央要求华东野战军迅速研究对策。陈毅提出
以4个军确保厦门的计划，毛主席同意了，于是又将第二
十五军和炮三师调回福建。
厦门处在海防前线，又是美蒋联合进攻的主要目标。
如何防御敌人的进攻呢?如何确保厦门呢?叶飞从福建的
实际情况出发，作出这样的决定：把福建海防前线分为两
个作战方向，一是以福州为中心的闽北方向，一是以厦门
为中心的闽南方向。闽北方向控制闽江口、三都澳、沙埕
港外的各海岛，控制了海岛就控制了海岸线。闽南方向控
制泉州湾、厦门港和东山岛。用两个军防守两个方向，以
一个军为机动兵力。这样，就避免了在3000公里海岸线
上分兵把口，处处设防，处处薄弱的不利局面。
当时，福建的公路和桥梁被国民党飞机炸毁了很多，
为了保证战时能顺利运载机动兵力，省委动员沿海群众抢
修公路桥梁。厦门的任务是抢修高崎机场，准备迎接我国
新成立的空军进入福建担负防空任务。那时候的军用机场
设施非常简单，简易跑道是用石子铺的。我们用以工代赈
的办法，动员失业的工人、店员都来打石子。厦门群众修
机场的热情很高，厦禾路整条街几乎家家户户门前都有男
女老少在打石子，夜以继日，昼夜不停。我也带了一批机
关干部打石子，群众看到感到惊奇，说共产党的市长没有
官架子，究竟和国民党的大不一样。
在福建沿海的战略部署中，毛主席提出“确保要点，诱
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战略防御指导方针。就是说，如果
国民党军大规模登陆，除了坚守厦门外，其他地方如漳州、
泉州都不守，让他们进来，而且还要让他们来得多一些，我
们往后退，然后切断他们的海上退路，把他们包围起来消
灭掉。这正是我们“关门打狗”的拿手好戏。如果在海
上挡住它，我们就无法消灭它的有生力量。况且我们没有
海军，无法切断敌人的海上联系。让它进来，国民党的海
军就失去作用了。
当时，中央下命令，要求厦门党政军民在敌人大规模
登陆后能坚守半年时间。我接到这个命令，立即作了研究
部署，决定青壮年干部都留在厦门，家属转移到后方去。
厦门全市无论干部群众，万众一心，斗志昂扬，都表示要
坚守厦门，保卫厦门，用鲜血和生命保卫革命胜利果实。
我派市委秘书长孙燮文带两个干部到漳州、华安去查看后
方，建立安排家属的后方基地。不幸的是，当他查看结
束，与警卫员一起坐小船回来时，竟在九龙江激流中翻船
殉难。我们痛失一位非常得力的好干部。
海峡形势日趋紧张之时，福建境内的匪特活动也更加
猖獗了。台湾不断派遣特务到大陆来，并空投武器、弹
药、通讯器材支援内地潜伏的匪特，企图对我沿海军队造
成内外夹攻之势。中央军委决定解除再攻金门的任务，命
令十兵团全力以赴进行剿匪，限定半年时间肃清福建境内
的一切成股土匪。
福建历来匪患严重。由于解放战争的前进步伐太快，
从十兵团入闽作战到全省解放不到3个月时间，我们打下
的地方来不及清理；地方政权中缺乏得力的武装干部；溃败
的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逃往山区，与当地的地主恶霸相勾
结，结帮成伙，控制山头，形成大大小小的股匪有280多
股，4万多人，分散在60多个县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对
我人民政权构成严重威胁。因此，福建剿匪的任务十分艰
巨，我们投入了5个主力师的兵力。
厦门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反特防奸斗争。毛森逃走前布
置了一批潜伏的特务，其任务是“向共区内地推进，等待时
机，配合国军反攻大陆”。厦门解放时，这批特务流窜到
漳州、泉州内地山区去。内地开展了剿匪斗争，他们又化
装潜匿到厦门市来。
在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后，这批潜伏的特务开始大肆活
动，他们拉拢一些流氓地痞、敌伪人员，成立“东南人民反
共救国军”鹭江行动纵队、厦鼓行动纵队，“福建游击总
队”第四、八、十纵队，妄图在厦门举行武装暴动，颠覆我
人民政权。匪特组织“中国革命联盟会”策划炸毁贸易公
司、电话公司、思明戏院；“厦码独立支队”组织暗杀队，企
图在国庆日全市举行游行示威时暗杀领导干部。原国民党
保密局的潜伏特务，在市区密设电台，刺探我军事情报和
港口轮船进出情况；指示敌机轰炸目标。1950年6月27
日，敌机2架轰炸太古码头，死伤20多人，就是敌潜伏电
台指挥的。
在厦门，这些反革命分子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与社会
上的流氓分子相勾结，明目张胆地行凶抢劫。厦门日报社
楼下的一家商店，大白天被一伙匪徒洗劫了。国民党国防
部“青年反共救国军直属行动总队”少校大队长吴在川，伙
同一帮流氓在半个月内连续作案3起，都是抢劫店铺，杀
害店主，恐吓停业。“反共救国军”特务庄国恩与日伪时
期厦门市长李思贤之子李铁乘机勾结，纠集30多个流氓分
子，入室抢劫、贩卖外币、伪造人民币，先后作案33次。
据资料统计，从1949年10月17日厦门解放之日起至1950
年底，发生重大盗匪抢劫案106起，凶杀案11起。
我们根据中央有关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指示精神，对那
些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进行公开审判，杀掉
几个罪恶昭著、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首恶分子，广大群众
拍手称快。
在镇反中，我们坚持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原则，对杀
人控制得比较严。那些罪行比较轻而又愿意悔改的人，我
们给予宽大处理，让他们有重新做人的机会。记得，当时
省公安厅对镇反工作抓得很紧，要求我们定期汇报情况。
有一次，省公安厅批评厦门“右倾”，迟迟不报名单，对反
革命分子“打击不力”。于是，厦门公安局赶紧报了一个
100人的判刑材料。名单报上去，省委、省政府很快批下
来，其中有24人判了死刑。批文发到市委、市府，我看
了，很惊讶：公安局上报这份材料，要杀这么多人，怎么
没有经过市委讨论呢?一问，原来是公安局顶不住上头的
压力，就急急忙忙上报了。
当时，林一心已调离厦门，由我兼市委书记。林修德
当副书记，分管公安方面的工作。我说，市公安局上报的
材料没有经过市委讨论，应当重新审查。我决定由法院、
检察院、公安局政法三家联合成立一个审查小组，指定副
市长张维兹负责，逐个审查案犯的犯罪事实，重新作出结
论。张维兹接受这个任务时很犹豫。我问他有什么顾
虑?他说：“抗战后期在胶东整风的时候，人家就说我有右
倾思想。现在我来复查这个案子，改变省委、省府的决
定，人家会怎么看呢?”我说：“不要紧，我们大家对党负
责，对人民负责，你去审查，审查后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有
问题我承担。”这样，他接受了任务。重新审查以后，24
人中真正够得上判死刑的只有一个，否定了23个。这下
问题大了，怎么办呢?我和市委委员(当时未设常委)经
过认真讨论以后，决定如实地向省里写报告，派专人送去
福州汇报。后来，省委、省府根据我们的意见，重新作了
研究，批准我们只杀一个。
在镇反中，我们坚持党的政策，坚持实事求是、对上
级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处理了这一件特殊的事。公
安部门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纰漏呢?我觉得，主要原因
是当时法制不健全。运动之初，在中央下达的关于镇压反
革命的文件中，虽然对运动的重点作了规定，对重大案件
的判刑程序作了规定，但尚未提出明确的量刑标准。1950
年12月19日，毛主席给黄克诚、邓子恢的电报中强调“请
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使社会各界没有话说。”
到1951年2月22日，中央才公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使
广大干部和群众有了法律武器和量刑标准。从《关于镇压
反革命的指示》的下达到《惩治反革命条例》的公布，前
后距离半年时间。福建由于海防对敌斗争的特殊需要，反
特反霸、打击反革命活动的工作抓得早，而前期又无量刑
依据，所以才出现这么大的一个问题。
再一个原因，镇反运动的发动阶段，从上到下都在反
对“右倾”，都在宣传“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发生了严重
的右的偏向”，“这不仅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而且引起了
群众的抱怨，说我们‘宽大无边’、‘有天无法’。这种
右的偏向，必须采取步骤，加以克服。”在一片反对“右
的偏向”声中，而又没有明确量刑标准的情况下，厦门市公
安局迫于上面的压力上报那一份100人的材料，是值得我们
总结的一个教训。
厦门的镇反运动，我们是很认真负责的。现在看来，
我们还是应该那样做。如果我们稍有私心杂念，顾忌上面
的批评，批准24人都杀了，那就会造成更大的失误。当
然，那23人不是没有罪，而是罪不至于死。最后都分别
情况予以判刑。
在处理匪特案件中，还有两段小插曲。
一个是“陈、颜特务案”。厦门刚刚解放时，基层干
部很缺，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经常被选拔到街道、区里当干
部。国民党潜伏特务陈功、颜家珍乔装成一对夫妻，伪装
积极，骗取群众的信任，混进鼓浪屿一个街道当上了街
长。他们利用职便，四出活动，搜集各方面情报，定期用
无线电发报机向台湾传送情报。我公安人员经过周密侦
察，破获了这起特务案。从搜查出来的大量机密材料中，
发现其中有关于陈嘉庚先生在厦门活动的材料。陈嘉庚
1950年1月从北京回到厦门，然后又去了新加坡，到9月
才返抵集美故乡定居。国民党特务对这位华侨领袖进行了
盯梢，他的日常起居、外出活动的详细情况都被记载下来，
传往台湾。陈嘉庚开头对镇反运动有不同意见，对我们的
政策不理解，后来看了特务记载他的材料，吃了一惊，才
醒悟过来，积极拥护我们严厉打击反革命活动。
还有一个插曲，就是陈伯达的一个侄儿被判处死刑。
罪犯处决后的第二天，陈伯达寄来一封信，说罪犯中有一
个人是他的侄儿，希望从宽处理，免其一死。但是，罪犯
已经伏法，难以更改，我们没有给陈伯达回信答复这件
事。不料“文革”当中，陈伯达对此耿耿于怀，重翻老账，
在许多场合提到他在福建的一个亲人被害死了，并且点了
我的名。造反派以此作为要打倒我的一个“罪证”。
修建厦门海堤
解放以后，厦门先后兴建了5条海堤：高集海堤、杏
林海堤、马銮海堤、员当海堤和高浦海堤。其中兴建最
早、工程最大的是高崎到集美的海堤，又称厦门海堤。
厦门海堤前期的筹建工作我参加了，1953年6月正式
动工修建时，我已调离厦门，海堤工程指挥部的工作主要
由张维兹负责。但全过程的情况我是了解的。
修建厦门海堤，出于两种考虑：一是海防战备的需要，
二是厦门交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而首先是海防前线对敌
斗争的需要。厦门处在对敌斗争的最前沿，一旦遭到敌人
袭击，打起仗来，岛上部队就会因海峡的阻隔而无法得到
增援。厦门与集美之间距离最近的是高崎那一段，平时进
出厦门都要坐船过渡。潮水退了就不能过，交通很不方
便。
30年代我去了南洋，在马来亚住了一年多。马来亚
与新加坡当中原是隔着一个海峡，当地政府在那里修了一
条海堤，把两个海岛连起来，火车从堤上通过。我去新加
坡在那海堤上来回走了4次，它给我的印象很深。
1950年9月，陈嘉庚从南洋回到故乡集美定居，我经
常渡海过去拜访他。我们谈起厦门与集美之间的交通问
题，谈起马来亚与新加坡之间的海峡长堤，都感到在高崎、
集美之间完全有可能修一条海堤，把厦门与大陆连接起
来。
共同的经历，共同的设想，就形成了共同的决心。我
把同陈嘉庚谈话的情况对副市长张维兹说了，请他找几个
工程师对高崎这一段的地质、水文情况先作点勘探调查。
张维兹把这个任务交代给市建设局工程科副科长刘炳林。
刘炳林跟欧阳千、肖呈祥、王文修、方虞田等几个专家教
授，到现场勘探研究，一致认为：架桥，从当时施工条件
来看是不现实的，在军事上也容易被敌机空袭破坏。还是
修海堤好，这既可以利用本地的花岗岩材料，又可以大量
使用民工手工操作。于是，经过三、四个月的勘探，他们
搞出了一个“抛石为堤”的工程设计方案，经市委审查同意
后，就派刘炳林去省里向方毅副主席汇报。以后又派他去
上海向华东局汇报。华东局交通部黄逸峰部长召集上海各
有关专家、教授审议了两次。不少人认为，象这样在海峡
上“抛石为堤”的建设工程，过去还没有过，技术上难度大，
很可能“石沉大海”。所以，设计文件以后报到中央交通
部，一年多没有得到回音。
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后，福建前线形势
紧张起来。毛主席致电陈毅，提出“厦门必须多储备粮
弹，布置积极防空(不是消极防空)，对守军指战员进行深
入的政治动员，加强纵深工事，务必长期确保厦门”。陈
毅在叶飞陪同下即到厦门来视察、检查战备工作，我向他
汇报工作时，提出要修建厦门海堤的问题。我说：厦门作
为解放金门、解放台湾的前沿阵地，需要一条海堤与大陆
联系。现在厦门被封锁，群众生活很困难，有将近一万劳
力找不到就业门路。修建海堤一方面是解决厦门交通和经
济发展问题，一方面可以大量以工代赈，安排群众就业，解
决暂时的困难。陈毅表示完全赞成我们的意见。
临走的那天晚上，我陪他坐一条小轮船经过高崎，此
时刚好退潮，海面只剩下200米宽，两边露出一大片沙滩，
我开了灯指给他看，说：“就在这里修一条海堤。这个地
方的潮水有个特点，不是向一边流，而是一头是从金门那
边流过来，一头是从员当港那边流过来，两头潮水在这里
交汇，群众称它为‘八卦水’。这里的沙不是一年一年的
少了，而是一年一年的增加，这个情况对建堤非常有利。”
陈毅说：“好，回去以后，我就给你们去讲。”
后来，陈毅到了北京汇报战备情况，在政治局会议上
向毛主席提出修建厦门海堤问题，毛主席同意了。
当时，中央的财政比较困难，尽管毛主席点了头，财
政部还是拿不出钱来。所以，有一年多时间修建厦门海堤
的事没有提起，真是有点“石沉大海”了。
大概到1952年底，我碰到陈毅，又跟他谈起修建厦门
海堤的事。他说：“我再找毛主席讲讲，这是毛主席亲自
定的嘛！”第二次，陈毅到中央开会时又跟毛主席讲：“从
各方面考虑，厦门海堤早修为好。”毛主席说：“厦门海堤
一定要修。好，简单一点，钱交给你，由你陈毅负责。”
陈毅回到南京，马上给福建省委打电话。叶飞很高
兴，打电话告诉我说：“中央批准了，你赶快去南京找陈毅
同志落实这件事。”
我去了南京，陈毅一见到我就说：“好了，把钱交给你
们，我的工作到此为止。项目中央批准了，钱也有了，一
千三百万包干，事情由你们去做，做好了我给你们庆贺，做
坏了大家各打五十大板。”陈毅办事就这么干脆，爽快!
我说：“一定会做好，不会做坏的，你放心好了!”
回来我跟书记叶飞作了汇报(此时张鼎丞同志已调去
中央工作)，省委立即开会研究，决定成立高集海堤工程建
设委员会，由我当主任，张维兹、冯大勋等8人为委员。
当时，我已调来省工业厅主持工作，不在厦门当市长了。
我向叶飞建议，由接任市长张维兹担任高集海堤工程指挥
部主任，具体负责工程的实施，我仍然抓这项工作。他同
意了。
就这样，厦门海堤修建工程上马了。
为了做好前期勘察设计工作，我带了冯大勋、王世太、
潘仲渔、殷孝友等几个省里的工程技术专家到厦门又作了
一次实地勘察。这次勘察分水文、地质、施工三个小组分
别进行，前后历时16天。4月27日，省委领导召开办公
会议，听取我们勘察情况汇报。
会上，我们提出施工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作为典
型试验，尽量利用现有的设备，土法上马，先完成堤面宽
度9公尺。第二阶段再加厚加高，如需用大机器，则有第
一阶段作为充分准备的时间。
整个工程财务支出共需1036万元，如石料单价降低，
可降至960万元。劳动力估计，以300个工作日计算，每
天需1万人。
叶飞指示：有两个大问题须进一步弄清楚，一是地质
尚须进一步用钻探机钻探，使工程更有把握，如果没有把
握，可请教苏联专家。二是海潮冲击力有多大，也须精密
勘测，计算出用多大的石头才能经得起海浪的冲击。
省委领导要求我们在20天内制定出计划任务书，上报
华东局审批。
当时，中央和华东局没有哪个部门愿意承担海堤的设
计任务，连苏联专家都不愿意承担。怎么办?只好自力更
生，由福建自己来设计。叶飞说得好：“闽南的劳动人民
是创造奇迹的。泉州著名的洛阳桥是闻名世界的石质梁式
长桥，两吨重的条石交叉砌成的桥墩，经历海浪整整一千
年的狂暴冲击，安然屹立。筏型基础，种植牡蛎以固桥
基，是我国古代重要的科学创新。可见当年就有技术高超
的石工，就存在海底砌成条石巨墙的技术了。”
初步设计方案出来后，我叫张维兹送去给陈嘉庚看看，
请他提提意见。陈嘉庚看了图纸后，提了两条意见：一是
堤宽21米，实际使用宽度只有16．5米，太窄了，建议加宽
至25米，因为将来铁路要从堤上经过，还要搞双轨的，铁
路、公路应各拓宽2米。二是在厦门一侧，铁路与公路要
搞立体交叉。厦门是个港口，将来的吞吐量必定很大，要
从长远看厦门经济发展的形势。
张维兹把陈嘉庚的意见带回来，找苏联专家商量。当
时，中央请了苏联专家沙士可夫常驻在厦门指导海堤工程
建设。不料，陈嘉庚极富远见的建议，却遭到苏联专家的
拒绝。他认为原设计的21米已经太宽了，坚持改为19米，
去了胸墙和人行道，余下14．5米，公路、铁路各7米，按
设计规模足够了。至于“立交”设计，苏联专家说每天要
通过2000辆车的地方才有必要搞“立交”。厦门军民拥有
各种车辆不过几百辆，为什么要“立交”?陈嘉庚的两点建
议，苏联专家都不接受。
后来，张维兹带着这些意见，同海堤设计组的专家到
福州向省委领导请示。正巧叶飞和我都去北京开会，在家
主持工作的是曾镜冰、刘培善。他们汇报了陈嘉庚的建
议，也汇报了苏联专家的意见。曾、刘考虑到省里财力不
足，决定按苏联专家的意见办。
陈嘉庚两条意见未被采纳，张维兹回去后也未再向他
汇报。直到海堤建成了，陈嘉庚才知道堤宽是19米，极
为生气，一再批评我们没有远见。实际上，这条堤共花了
940万元，如采纳陈嘉庚的意见，只须多开支约250万元，
中央拨的专款已经足够了，不致于造成今天要再拓宽或架
高一层公路桥都极为困难的局面。
厦门海堤1953年6月开始动工，工程指挥部设在禾山
殿前村，由张维兹当主任，曹玉昆、袁改、丁德举为副主
任。指挥部下设4个工区、1个造船厂。工区设指挥所，
辖大队、中队；集美工区为施工区，其他为采石、运料工
区。参加建设的干部、技术员有500余人，民工近万人。
石工来自晋江地区的南安、惠安县，船工来自闽南沿海各
地，主要是龙溪地区。板车工大部分是厦门当地的老百
姓。中央交通部航务工程总局、铁道部地质勘探队、省水
利局都派来大批技术人员加入这支万人建堤大军。
修堤工程按原定的施工方案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
段典型试验，边设计，边施工，处处小心试验，随时总结
经验。第二阶段全面施工，到1954年1月才展开。那时，
采石工地炮声隆隆，号子声声；海面上舟楫如云，往来穿
梭。那轰轰烈烈、热气腾腾的场景，使我至今还难以忘
却!
修建厦门海堤，碰到两大技术难题。一是海堤护坡的
承受力问题。厦门海峡风大浪急，遇上台风季节，海潮的
冲击力就更大了。据国外资料记载，堤基两边的护坡必须
用两立方米的石块来砌，才能抗击强大的海潮冲力。两立
方米的石头有几吨重呀!当时没有起重机、大卡车等大型
设备，单靠手工搬动完全是不可能的。怎么办呢?省水利
局副总工程师殷孝友调来海堤工程指挥部当总工程师，他
和技术人员、民工们一起研究，创造出一种“条石砌
坡，，的方法。就是把一定规格的条石，象一束筷子一样插
在一起，它的承受力不是就大了吗?用这个方法，只要叫
打石工人把石料打成条石，重量不超过半吨就可以。此法
经过试验，不仅工程质量有保证，而且节约了大量的人力
物力。苏联专家鉴定后也认为可行。这样，在没有大型
机械设备的条件下，砌出了高质量的海堤，为以后类似的
工程创造了范例。
第二个是堵口问题。海堤施工到堵口段，堤身两边出
现较大的水位差，水流速度高达每秒七、八米，再用停船
抛石的办法来堵口就行不通了。新加坡海堤堵口用的是开
底船，他们事先造好可以开底的大轮船，把石头装上船，到
了堵口处船底一开，石头呼隆隆的就往下掉。我们没有这
种开底船，怎么办?专家和工人们又动脑筋，想出一个“仃
船抛笼，，法。他们用竹笼装上石头，然后把竹笼捆起来，
吊在船舷两边的小木柱上，船驶到堵口处，拉开绳子的活
结，竹笼脱离小木柱滚入海里。这个方法果然非常成
功。
新中国第一代的专家、技术人员和工人们，就是这样
凭着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海堤在施工中，时任国防部副部长的粟裕来厦门视
察。他听了我们汇报后，提出一条意见：应在海堤的深水
处留一条航道，以便船只通过，这对军需民用都有好处。
陈嘉庚知道后，也竭力主张这样做。我和叶飞采纳了这个
建议，请苏联专家给予考虑。后来在苏联专家和我们技术
人员的精心设计下，用沉箱法做起两个高9米的桥墩，又
用钢筋混凝土铺设了桥面，这就解决了建堤后船只通航问
题。
海堤堵口，那景象非常壮观。海堤是从高崎和集美两
边同时进行修筑的，到海峡当中合龙时，水急浪大，旋涡
飞转，船只根本停不住。根据观察，只有在平潮和开始退
潮的40分钟时间，才适合于行船抛石合龙。合龙那一天，
我陪叶飞到场观看。那情景给叶飞留下毕生难忘的印象，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合龙时，运载条石的船只鱼贯而来，船只倾斜至
九十度，驶至合龙口寸，借助湍急流水的冲力，船舷
接近水面，石块随即落水，趁着巨石破坏旋涡之寸，船
空载轻，飘然而起，急驶而去。 真是险象百出!如
若船的倾斜度掌握不好，石料倾倒后抓不住时机，都
会船毁人亡。只见船只一艘接着一艘， 巨石一块接
着一块，不到一个小时，石块终于冒出海水之上，人
们不禁齐声欢呼。 然而，到此还没有结束，水性极
好的青壮年渔民纷纷跳下海去，把堆叠得乱纷纷的石
头进行调整，交叉排列，好象砌墙一样。此种景象，
真是毕生只能一见!
厦门海堤从正式动工兴建到基本建成，前后花了两年
零三个月时间。新加坡到马来亚的海堤，工程量只有厦门
海堤的四分之一，而且全是机械化施工，他们也花了两年
多时间。从施工的条件来看，我们比他们差多了，不说别
的，就在施工过程中，国民党派出一批又一批飞机轮番轰
炸扫射，建堤干部、工人先后遇难者达150余人。龙溪地
区一只援建的船只，在海面上被敌机炸沉，一次伤亡就有
76人之多。民工们抚着亲人的尸体，含着悲痛的泪水，把
工地当战场，用“早日修好海堤，支援解放台湾”的实际行
动，给敌人以有力的回击。所以，新、马工商贸易考察团
来厦门参观海堤后，无不敬佩地说：“相比之下，还是厦门
海堤伟大!”
厦门海堤全长2212米，是我国跨海修堤的首创之举，
也是闽南人民移山填海、改造自然伟大力量的象征!它的
建成，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厦门孤岛交通阻隔的状况，适
应了海防斗争的需要，而且大大促进了厦门经济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