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千群众的失业问题，因海堤的修建而得到暂时解决。张
维兹他们精打细算，节约工程款400余万元。解放初期厦
门的工业，就是靠这笔资金的补充，才得以改造和发展起
来。
厦门海堤建成至今，整整40个年头了。它象一座海
上长城，巍然屹立在风浪之中。作为它的建设者之一，我
为它感到骄傲和自豪!
让朋友们靠拢我们
我在厦门接管后的“四十天工作检查”中，曾经谈到一
个问题，即厦门的民主统一战线问题。我说：“厦门的民
主统一战线，首先是对象问题。有哪些对象呢?一是华侨
资本家，二是工商界资本家，三是自由职业者如教师、医
生、工程师等，四是一般民主人士。我们要通过各部门广
泛建立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批进步的或中间的分子。适
当吸收一批党外人士参加人民政府工作，给予一定的经济
待遇和政治地位。我们应从长远看问题，应该尽可能与那
些有建设经验的人合作。”
厦门小资本家多，没有什么大资本家。资产稍微雄厚
一点的，解放前夕都迁往海外或香港去了。能够留下来
的，我们尽可能地团结争取他们，让他们靠拢我们，并发
挥他们的作用。事实上，当时厦门能够冲破敌人的海上封
锁，在较短的时间内恢复了交通，恢复了生产，渡过了难
关，正是我们正确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争取了工商界
朋友们大力帮助的结果。
马来亚华侨黄重吉，福建永春人。抗战胜利后，他把
自己经营的10家小型工厂的全套设备，陆续拆了搬回来，
在厦门办起一个联合工厂。这些设备进港后却被国民党扣
留在厦门海关达两年之久。他曾向南京政府几经交涉，都
毫无结果。解放以后，我们接管了厦门海关，立即批准放
行这批设备，并让他马上安装，投入生产。为此，黄重吉、
黄重生兄弟对人民政府十分戚激，表示要尽快恢复生产，
发展经济，与人民政府共渡难关。当时，中华电厂被国民
党炸毁，市内无法供电，晚上一片漆黑。黄重吉想方设法
进口了一台小型发电机，发的电除工厂自用外，还自愿承
担了厦禾路一带的区域供电任务。他的橡胶、电池、机器
三个厂，在解放初期恢复国民经济中都发挥了很大作用。
林梦飞原是国民党厦门警备司令部的一个少将参谋
长。解放前夕，他与厦门地下党取得联系，归顺了人
民。这个人只念过一年初中，但脑子很灵，他用搪瓷面盆
当容器，自制药品配方，试验生产感光材料。他要办厂，
缺乏资金，我们就支持他二他用住宅楼改建成的感光材料
厂，还是建国初期少有的几家照相纸生产厂家之一。现在
的厦门感光材料厂，最早就是由林梦飞试验创办起来的。
在反封锁斗争中，林梦飞和张圣才等人组织的“裕康船务
行”，租用英联太古公司的500吨轮船“永兴号”，从香港
运来了生产急需的原料，又把厦门的土特产茶叶、纸箔等
输往海外。象林梦飞这样愿意同我们合作的爱国民主人
士，我们都予以保护和支持。
蔡衍吉也是厦门工商界一个知名人士。我们聘请他担
任爱国公债劝购委员会主任，他积极与我们配合，主动承
担了在工商界劝购公债的任务。有人写恐吓信威胁他，他
不畏惧不动摇，坚持做好劝购工作，超额完成了任务。在
抗美援朝运动中，他动员工商界踊跃捐款，购买4架战斗
机支援志愿军赴朝作战。刚刚解放时，我们市政府财政困
难，入不敷出。蔡衍吉邀请我们去向工商界作报告，宣传
新中国的税收政策。在他的带动下，全市各行业的同业公
会都建立了纳税互助组织，制定了集体缴税制度。1951年
国庆节，我们推选他作为厦门工商界的代表到北京参加国
庆观礼，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接见。1952年10
月，在厦门市二届一次人代会上，他被选举为副市长。
在厦门的统战对象中，除了工商界的知名人士蔡衍吉、
林彩芝、林珠光、丁乃杨等人外，还有医学界、教育界、文
化界、华侨界的许多朋友，如颜西岳、盛国荣、林惠祥、林
鹤龄、黄维世、柯泳仙、许祖义、陈应龙等等，他们都在
各自的岗位同我们真诚合作，尽职尽责地为建设新厦门做
出自己的贡献。
在厦门，我同党外民主人士交往比较多的是陈嘉庚、
王亚南、卢嘉锡。
陈嘉庚先生是深孚众望的华侨领袖。他出生在同安县
集美社(现属厦门市)，那是民族英雄郑成功开展抗清驱荷、
收复台湾活动过的地方。他17岁时第一次出洋，在他父
亲开办的顺安米店学商。13年后，他开始独立经营菠萝罐
头厂，获得丰厚利润。随后，他以年轻实业家的远见卓
识，在马来亚种植橡胶，成为“橡胶王国”中四大开拓者之
一。他开办橡胶制品厂，生产胶鞋、轮胎和日用品，在南
洋和世界各大商埠设立100多处分销店，打破了英国对橡胶
制品国际市场的垄断。
陈嘉庚生于国难，长于国难。祖国的贫弱和军阀政府
的腐败，使他痛心疾首。他说：“余热诚内向，思欲尽国
民一份子之天职，愧无其他才能参加政务或公共事业，只
有自量绵力，回到家乡集美社创办小学校。”从1913年起，
他在家乡捐资办学，陆续办了10所学校，还设立了医院、
图书馆、科学馆、教育推广部等，成为教育体系完整的学
村。1923年孙中山大本营批准承认集美为“中国永久和平
学村”。这就是“集美学村”的由来。特别是他后来独资
创办厦门大学，更使他名扬海内外。
早年我去马来亚，在吉隆坡尊孔中学当教员，对陈嘉
庚在马来亚的创业精神和辉煌成就十分敬仰。我的胞兄梁
龙光与陈嘉庚志同道合，过往甚密，抗战中曾跟随陈嘉庚
回国劳军，到延安慰问中共领导人和抗日军民。而我却无
缘与陈嘉庚面聆目见。
1950年1月，陈嘉庚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又赴东北、中
南、华东视察后回到厦门，林一心、黄火星和我都到码头
迎接。这是他时隔29年后第一次重新踏上厦门的土地。
他那种历经磨难、重返故土的兴奋之情，深深感染了我
们。在虎溪岩招待所，他用厦门话问我：什么地方人?多
大年纪?以前干过什么工作?……当他知道我就是他熟识
的梁龙光的胞弟时，他显得更加激动和亲热，紧紧握住我
的手，久久不放。
我们在思明戏院召开陈嘉庚荣归故里的欢迎大会，请
他发表演讲。他那时虽已年过七旬，依然声音宏亮，充满
了热爱祖国、眷恋故土的炽烈情怀。
不久，陈嘉庚回新加坡处理产业，结束在海外的业务，
到1950年9月才回到故乡集美定居。我经常到他的故居
看望他，请教他。他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厦门经济的发
展，关心故乡人民的疾苦。他凭着自己丰富的阅历和经
验，对厦门的各方面工作都提过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比如侨务政策、镇压反革命、修建海堤、修建鹰厦铁路，甚
至连厦门街道的环境卫生等问题，都坦诚地谈出自己的看
法，或忧或喜，或赞或嗔，态度非常分明。或许是我的胞
兄与他有过一段深交的缘故吧，或许是我们都有过浪迹异
域的共同经历吧，亦或是乡音未改、乡土情殷的缘故吧，他
与我之间的谈话总是那样亲切，那样随和，那样坦诚，那
样信赖。我敬佩他，尊重他，他也信任我，理解我。
于今回忆起来，陈嘉庚给我印象最深的有这么几件事：
陈嘉庚倾资兴学。他回集美定居后，仍一本初衷，表
示要以晚年的精力投身于扩建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从
1951年开始，他又多方筹措资金用来扩建厦大。朝鲜战争
爆发后，国际市场的橡胶价格上涨了，他的女婿李光前因
此挣了一笔钱。他对李光前说：“厦门大学还没盖好，我
还要盖。”李光前捐赠100万美金使陈嘉庚以偿宿愿。当
时，海峡局势日趋紧张，厦门大学与对面国民党占据的大
担岛相距只有7000公尺，蒋军的飞机不断袭扰轰炸厦门。
我对他说：“厦门大学面前就是大担、二担岛，蒋军随时可
能炮击，新楼是否以后再建?”他坚定地说：“在我有生之
年一定要把厦大建设好，蒋帮如果把它炸毁，你们再修就
是了。”厦大的建南大礼堂、图书馆、生物馆、物理馆、化
学馆、教师宿舍、游泳池、运动场等31座建筑物，就是在
这以后的几年间建造起来的。
盖大楼时，他住在建筑部办事处的一间仅有10平方米
的小房间里，他使用的一张单人小床，一张小办公桌，——
把靠背椅，一张小茶几，两张旧沙发和一个木头脸盆架等
家俱，都是向厦大校产科借来的。他亲临工地监督，每天
早上8点多，拿着一根手杖就下工地去了，这里看看，那里
看看，非常认真，不怕辛苦。为了节省资金，盖楼房多用
木材、少用钢筋。建南大礼堂有3500多个座位，是国内
大学最大的一座礼堂，屋顶的横梁也要用木材。厦大校长
王亚南对我说：“那大礼堂屋顶跨度30米，如果开大会时
木梁断下来，就会出大事故。这可是开不得玩笑的。”后
来我去找陈嘉庚商量，对他说：“这里是前方，而且经常有
台风，为了保险起见，是不是把大礼堂屋顶的横梁改一改，
增加的经费由教育部出。”陈嘉庚表示同意。
陈嘉庚修建集美学校，从经费、绘图、备料、施工，都
是亲自精心安排，悉心督办。有些事他的想法和别人不一
样。比如建14层的集美中学，在上面不准设厕所。学生
大小便就得从十几层楼上跑下来。建游泳池，一定要建两
个，一个男池，一个女池，说：“男女不能同池游泳。”
陈嘉庚捐资办学，不是为了个人扬名。他说：“教育
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教育不振则实业不兴，
国民之生计日绌，吾国今处列强肘腋之下，自非急起力追
难逃天演之淘汰。”他把千万资财献给祖国的教育事业，
盖了上百幢高楼，而舍不得抽出钱来重修他的那座被日本
飞机炸坏的集美故居。他自奉甚俭，生活极为简朴。他
的房间摆设，家俱陈旧简陋得令人难以置信。我去集美拜
访他，他总要留我在那里吃饭，招待我的也就是两三碟小
菜，非常简单。我们请他呢，也不要太多东西，但有三样
非有不可：炒米粉、蚝煎、地瓜稀饭。他不抽烟、不喝酒，
每日粗菜淡饭，过着简朴淡泊的生活。
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的时候，市委就集美学校
开展运动问题请示了中央。中央答复：“集美村陈老在，
如果陈老不同意开展，就不要开展，要尊重陈老的意见。”
市委请肖枫同志去征求陈嘉庚的意见。陈嘉庚对贪污、浪
费疾恶如仇，不但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而且自己带
头写检举材料，揭发贪污、浪费的犯罪行为。他也作了自
我批评，风趣地说：“是的，我是资本家，但我是爱国的资
本家，我把所有的钱财都贡献出来了。”诚然，象陈嘉庚
先生这样爱国爱乡、无私奉献、克己洁身的“爱国资本
家”，世间能有几人?!
记得，还有这么一件有趣的事。陈嘉庚建鳌园，要在
自己的墓碑后的围墙上画一幅中国地图。他一定要把外蒙
画到中国领土里面去。人家再三劝他，他都不听。如果
画上了，这事就麻烦了。因为厦门是港口城市，外国人经
常来往，鳌园又是名胜之地，都要去看看。一看就会产生
国际纠纷。外蒙宣布独立多少年了，你为什么要把它画进
去?后来，不知谁悄悄肖告诉我，说陈嘉庚最听周总理的话，
只有总理才能说服他。不久我到北京开会，向周总理汇报
了这件事，周总理说：“好，好，我跟他谈谈。”以后陈嘉
庚到北京，周总理跟他谈了。他一回来就说：“好啦好啦，
把外蒙古划出去!”这样，地图的事总算解决了。
陈嘉庚时刻不忘祖国的统一。当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
湾海峡时，他愤慨地说：“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
中国内政问题，不允许任何外国帝国主义者干涉。”他怒
斥海外一些人要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的言行，赞成用和
平的方式实现祖国统一。
1961年8月，陈嘉庚先生在北京逝世。弥留之际，他
向身边的人一再交代：(一)万一不幸，子孙不穿麻衣，只
穿黑布衫裤；(二)灵柩运回厦门，葬集美墓地；(三)丧
事要简单，一星期内归土。遗体从北京运回来时，我和林
一心代表中共福建省委和省政府到火车站迎灵执绋，送灵
柩到墓地。
林一心说：“陈嘉庚先生究竟应该称作怎样一位人物
呢?是实业家、教育家、革命民主主义者、革命人道主义
者?还是兼而有之?我想，最主要的乃是一位爱国华侨、
民族英雄。诚如毛主席赞誉的，是‘华侨旗帜，民族光
辉’。”林一心的这一段话，我也有同感。
王亚南是厦大教授，他最早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翻
译成中文。在厦大师生中，他的威望很高。我们建议省
委，由王亚南当厦大校长。他对厦大的建设发展，作出了
卓越的贡献。
卢嘉锡祖籍台湾，当时在厦大当教授。有一次，我到
厦大作报告，开始，他听说市长来作报告，满不在乎，共
产党的干部嘛，无非就那么个样子，既然来了就马马虎虎
去应付一下。后来，听了我的报告，引起了兴趣，觉得很
有些内容，这个市长还真不简单哩!以后他就主动跟我们
联系。市委召开会议，王亚南来得少，多是卢嘉锡来。
这个人有真才实学，也比较开朗，经常向我们提一些具体
建议。后来省里办起福州大学，我们建议调他当福大副校
长兼物理结构研究所所长。
我在厦门3年，结交了工商界、教育界、科学界、华
侨界的许多朋友，他们对我工作的支持和帮助，使我至今
难以忘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