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计划的制定与执行
1952年11月，叶飞找我去福州谈话。他说，第一个
五年计划将要开始，我们工作重点要转到工业建设上来。
省委刚刚成立了工业部，由他兼任部长。原来的省实业厅
已经分开设立工业厅和农林厅，工业厅长刘裕民将调往北
京工作，省委研究决定把我调来接任工业厅厅长。
于是，我就离开厦门到了福州。我接任厅长的时候，
毕际昌仍任副厅长。1954年11月，省委工业部改为工业
交通部，由我接任部长，至1958年2月。毕际昌于1955
年10月接任工业厅厅长。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3年的努力，国民经济的恢复工
作胜利完成。
1952年下半年，中央提出发展经济的远景规划：用大
致15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合
作化和机械化。为了使经济建设能在正确的计划指导下进
行，避免可能发生的盲目性，中央要求各省、市、区组织
力量编制1953年计划和五年计划纲要。中央明确指出：
抗美援朝战争仍在进行，我们必须在“边打、边稳、边
建”的方针下进行经济建设。既要保证国家建设的胜利，
又要保证抗美援朝的胜利。工业化的速度首先决定于重工
业的发展。因此必须以发展重工业为大规模建设的重
点。要以有限的资金和建设力量(特别是地质勘察、设计
和施工的力量)，首先保证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基本建设，
特别是确保那些对国家起决定作用的、能迅速增强国家工
业基础和国防力量的主要工程的完成。在编制计划时，不
能盲目铺摊子，处处搞大规模，样样搞大规模。必须以科
学的态度从事计划工作，使我们的计划正确地反映客观经
济发展的法则。
1952年底，福建省委；省政府根据中央的部署开始组
织力量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
全国的“一五”计划，重点摆在东北，优先发展重工
业，尤其是集中力量建设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重点项
目，为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打下基础。国家的财
力、物力、人力都相对集中使用在这上头。
由于福建地处海防前线，“一五”计划的156个重点项
目没有一个摆在福建。怎么办呢?福建得自己想办法去
“打基础”。
福建的工业基础怎么样呢?不妨简单回顾一下近代以
来福建工业发展的历史。
鸦片战争后，福州、厦门被辟为“五口通商”的两个口
岸。随着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和掠夺，福建久负盛名的航
海业、棉纺业、制铁业纷纷破产倒闭，“闽航收帆歇业”，
“民间买洋棉洋布者十室而九”。福建的制茶业、制糖业、
造纸业、烧瓷业在一段时间内虽有一些发展，但都受外国
资本的操纵。
福建的造船业，曾被视为“中国近代工业的骄傲”。
闽浙总督左宗棠曾在马尾创办船政局，下设2所学堂、1个
艺圃、1所绘事院、9座工厂、1个船坞，还拥有能安装和
制造1000吨级轮船的设备，工人最多时达4500人，其规模
之大，堪称“远东第一”。辛亥革命后，船政局飞机工程
处还试制成功了水上飞机，成为中国飞机制造业的萌芽之
地。但是由于历届反动政府的腐败无能，马尾造船厂始终
未能发展，加以历经战火洗劫，日见破败。这座创建时号
称远东最大的造船厂，到福建解放前夕，只剩下l台100千
瓦的发电机、1座锅炉、1架气锤和几部车床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忙于欧洲战事，无暇
东顾，中国民族工业一度获得发展机会。在这时期，福建
的民族工业也冲破外国资本的压制和排挤悄然兴起，但是
规模都很小。到1924年为止，资本达20万元的仅有福州
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一家；资本达10万元的也只有福建电话
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制茶公司、化祥制糖公司、致和砖茶
厂以及厦门、泉州、龙溪、莆田、建瓯、仙游等几个县的
电灯厂。福州是全省的行政中心，工商业还算较为发达，
但据1935年统计，略具规模的企业只有75家。抗战期间，
这些企业又遭日军摧残，纷纷倒闭。到解放前夕，勉强支
撑下来的尚可称得上现代工业企业的已是寥若晨星了。
当时，民间流传一句话：“福建手无斤钢，路无寸
轨”。这足可说明福建全省工业、交通的落后)吠况。
刘永业家族的火电厂是福州最大的企业，它烧的不是
煤炭，而是柴火。大量木柴是从闽江上游的南平山区水运
下来，每天都要派人在闽江码头等船，买了柴火才能发
电。买柴要钱，当时欠费现象严重，电厂入不敷出，只好
一边派人收费，一边买柴，一边发电，这个电厂的装机容
量总共5000千瓦，实际只发3000千瓦，还有两台1000千
瓦机组没有发电。象这样的电力水平，福州的工业能发展
得起来吗?!
另一个大企业是日产5吨的福州造纸厂，那是20年代
末由华侨投资建成的。虽然号称全国十大化学工厂之一，
但到解放前夕，资本已亏空七八十万元。
据1950年统计，福建全省私营工业有7267户，资本总
额只有2863万元(已折合为币制改革后的人民币)。这些
私营工业大半集中在福州、厦门、漳州、泉州四个沿海城
市，内地偏僻山区仅有一些家庭作坊，且半工半农，亦工
亦商，生产的东西只能在墟集上交换，没有什么大市场。
解放以后，经过三年恢复国民经济，福建的地方工业
虽然开始有所好转，1952年全省工业产值达4亿元，比1950
年增加1．8倍，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从3．2%提高
到14．6%。但与华东沿海几个省相比，福建的工业基础仍
然最为落后。在这样的基础上实现工业化，起步无疑是艰
难的，更何况福建是海防前线，还处在战争环境中。
我到省工业厅任职时，福建的“一五”计划已经搞出个
初稿来了。那是计划室主任肖健负责编制的。据说，他
们集中几个人，加班加点，两天两夜不睡觉，搞出一个计
划草稿，送去华东局汇总，结果没有一个项目列入国家计
划。原因只一句话：“福建是前线，要准备打仗”。
当时，省委、省政府对福建的“一五”计划草案进行了
审查，认为福建地处海防前线，美蒋势力随时可能窜犯我
省沿海城镇，海上运输受封锁，陆上没有一寸铁路，地下
资源不清楚，地方财力不足，国家的“一五”计划又没有在
福建安排重点项目，因此，福建暂时不具备全面进行工业
建设的条件。但是，福建地处亚热带，具有发展农业和林
业的优越条件，经济建设的重点应放在农业和林业上。
1953年11月，中共福建省第二次代表会议通过决议，
明确规定：“一五”期间，以发展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林业
生产为首要任务，同时有计划地发展地方工业，稳步地进
行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本省大规模进
行工业建设创造条件。在具体工业建设项目上，以鹰厦铁
路和古田溪水电站一级电站为重点投资工程，并新建、扩
建一批为农业生产和为人民生活服务的工业建设项目。国
民经济实行农、轻、重布局。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我认为，福建“一五”计划的
指导思想是正确的。
福建省的“一五”计划，要求到1957年全省工农业总
产值应达到20．5亿元，比1952年增长54%。大小型工业
总产值达到4．2亿元，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由
1952年的14．6%。上升到20．5%。手工业总产值达到3．5亿元，
所占的比重由1952年的15．4%上升到17．3%；农业总产值
达到12．7亿元，但所占的比重则相对地由1952年的70%降
为62．2%。这就是福建“一五”计划的总轮廓。
“一五”期间，列入国家计划的基本建设投资额总共4．5
亿元，为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6倍多。其中中央投资
3．1亿，地方投资1．4亿。在地方基本建设中，工业部门投
资占41．7%，农林水利气象部门投资占9．9%，交通部门占
20．4%，城市公用事业占4．7%，文教事业占19%，其他部
门占4．3%。从这个比例看，我们还是把主要的资金用于
发展地方工业。
由于福建地方工业基础薄弱，1952年全省共有大小型
工厂5900多个，其中大型工厂(指职工在15人以上的工厂)
仅270个，小型工厂达5600多个，且大部分为私营企业，属
于社会主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工业仅占14．4%，经营管
理和设备技术都很落后，一般设备利用率比较低，如卷烟
只有7．5%，电力、火柴等也在35%以下。因此，在“一
五”期间，福建地方工业的基本任务是“发挥现有工业生产
潜力，并根据本省资源情况，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照顾到地处国防前线的特点，适当地进行新建和改建。贯
彻地方工业为农村经济服务并与农村经济密切结合的方针，
发展农具、肥料和其他农业生产资料的制造工业，以及为
农林产品、土特产、海产的加工工业。必须保证工业中社
会主义成份的不断增长，逐步地对私营工业、手工业进行
社会主义改造”。
“一五”计划建设规模宏大，任务艰巨。完成计划受
制约的主客观条件很多，最主要的是建设资金不足。国家
对福建没有大的投资，地方财力非常有限，战备支前的开
支数额又很大；国家为了保证重点项目的建设，对生产资料
的物资开始实行集中管理，有一百多种物资由国家统一分
配；我们福建技术力量缺乏，工厂企业急需的人才要不到，
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技术学校的毕业生不敷分配。在这种
困难的历史条件下，只好对财力、物力、技术力量实行集
中统一管理。
国家计委成立后，中央要求地方各级政府乃至基层企
业也建立相应的计划工作机构，并且规定有关计划业务受
国家计委指导。这样，从上到下，实行计划管理，逐步形
成了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
福建省计划委员会于1954年10月成立，主任曾镜
冰。我到1958年4月才兼任计委主任。但我在工业厅任
职时，兼了财委副主任，也管计划工作。开始，我们没有
经验，编制计划时缺乏足够的资料依据和深入的分析，因
而盲目性和被动性比较大。
经过几年努力，边做边学，我们也摸索到了一些经
验。1957年，在全省第四次计划会议上，我谈了这样的体
会：“计划要建立在积极而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既要根据
客观需要，又要根据实际可能，既要反对右倾保守，又要
反对急躁冒进。这是计划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要真正
做到这样，首先必须加强调查研究，系统地了解各部门和
各种事业的实际情况，进一步认识和掌握它们的规律。计
划工作不仅是对数字进行平衡和综合计算，更重要的是要
分析情况，分析可能发生的困难，研究和挖掘各种潜力，克
服各种薄弱环节，推广各种先进经验，以利于计划的制定
与执行。
“制定计划必须留有余地，掌握一定的后备，在经济情
况顺利的时候，要充分估计到困难的一面；在困难的时候，
又要估计到有利的条件。这样才能使计划具有远见而又符
合当前的实际情况。”“国民经济各个方面都有密切的关
系，因此，必须进行全面的综合平衡。当然，综合平衡中
必须是积极的平衡，而不是消极的平衡。”
当时，由于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五种经济成份并存，私
有经济所占的比重相当大，所以在计划管理上实行直接计
划(指令性计划)和间接计划(指导性计划)相结合，对
国营企业实行直接计划，对公私合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实
行间接计划，对个体经济只作估算计划，提出方向性的控
制指标。这种间接计划、估算性计划，在1956年以前大
约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80%左右。
现在看，这种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对当时集中
人力、物力、财力，保证重点建设的需要，曾经起过重要
作用。但是，这种体制一开始就暴露出它的“过度集中”、
“条条束缚”弊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弊端被掩盖
起来了。
福建“一五”计划实施的结果，成就是喜人的。
1956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9．46亿元，比1952年
增长42．8%。工业总产值达7．52亿元，比1952年增长54%，
33种工业主要产品中有电力、水泥、生铁、抽水机等
19种产品提前达到1957年的生产指标。工业和农业的比
值由31：69转变为38．6：61．4。基建投资达6．3亿，完成新
建、扩建投资项目1600多个，超过计划近一倍。“一五”
计划的主要指标都提前一年超额实现了。
对私营工业企业的改造
在制定“一五”计划的过程中，毛主席提出了过渡时期
的总路线，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
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被简称为
“一化三改”路线，也称为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
的路线。
“一化三改”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也反映了中国走社
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特点。
1952年全国农村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后，农民开始走上
互助合作的道路。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
决议》公布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很快进入高潮。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实际上从解放以后接管城
市工作中就开始了。当时，我们没收战犯、汉奸、官僚资
产阶级的财产，将他们在私营企业中的股权收归国有，实
行公私合营。后来调整工商业，帮助私营企业克服困难，
采取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办法，把私营企业引上初级形
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毛主席说：“中国现在的资本主
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
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
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
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
济。”“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
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所以，在“一五”计划
着手实施后，我们采取统购统销的政策措施，加快了对资
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进程。
1954年1月，中财委召开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
提出要在今后若干年内(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可能更短一
点)积极而稳步地将国家需要的、有改造条件的10个职工
以上的私营工厂，基本上(不是一切)纳入公私合营轨道，
然后在条件成熟时，将公私合营企业改造为社会主义企
业。随后，华东局财委也召开会议作了具体部署。
我们根据中央和华东局计划会议的精神，对全省私营
工业企业的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这次调查前后历时
3个月，于7月底基本结束。9月14日，省财委和省委统
战部向省委写了联合报告，提出全省对10个职工以上私营
工业企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原则意见和1955年扩展公私合营
计划。
《报告》对全省私营工业的情况作了这样简明分析：
“1954年4月底，全省私营工业共有3466户，职工26550人，
1953年总产值6371亿元(旧币，以下同)。其中10个职
工以上的有611户，占总户数17．6%，职工13436人，占职
工总数50．6%。1953年产值5716亿元，占产值总数89．7
%。1953年全部资产1473亿元。根据上述统计，在整个
私营工业中，从户数看，10个职工以上的大型企业少，9个
职工以下的小型企业多；从职工人数看，两者相等；从产值
看，近90%集中在10个职工以上的企业。”
在《报告》中，我们把10个职工以上的611个工业企
业分成4种类型，并根据不同类型提出改造的原则意见：
第一类是基本上可以全部纳入公私合营轨道的，如电
力、酱腌、食品、化学加工、火柴、制药等。第二类是大
部分可以纳入公私合营轨道的，但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如
机械、印刷、日用金属品、冶炼等行业，分布不平衡，供
产销不平衡，原料供应有困难，管理不正规，需要加以整
顿后再进行合营。第三类是部分可以合营，部分不可以合
营，如碾米、锯木、制烟等。第四类是缺乏条件，基本上
不能纳入公私合营轨道的，如砖瓦、织布、玻璃、锡箔等
行业。
当时，中央提出的工作方针是“巩固阵地，重点扩展，
作出榜样，加强准备”。就是说，国家投入少量资金和少
量干部，选择一批国家需要的、具备了改造条件的、资本
家自愿的企业先进行改造，采取“驴打滚”、“翻几翻”的
方法，发展一批，作为阵地，加以巩固，然后再发展一批，
经过几滚几翻，将有10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
纳入公私合营轨道。
福建省的对资改造工作开展比较早。过渡时期总路线
提出之前，全省公私合营企业已有36家。这些企业有的
因接管官僚资本股份而合营的；有的因私营企业当时无
法维持，为避免职工失业而合营的；有的因关系国计民生、
战备支前需要而合营的。合营后，多数企业生产情况良
好，经济效益普遍提高。比如福州电力公司是个关系国计
民生的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后，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增添
发电设备，采取措施解决了长期存在的窃电、欠费问题，使
这个电力公司发电和销电度数逐年增加。1950年销电度数
510万度，1954年增加到1300万度。1955年私股获得股息
22．5万元。又如福州有名的兰记脱胎漆器企业，其产品与
北京景泰蓝、江西景德镇瓷器被誉为中国传统工艺品的“三
大瑰宝”。1898年参加巴黎国际博览会，获得头等金奖。
此后一度鼎盛，抗战时期受到摧残，解放前夕已呈奄奄一
息状态，不少工人弃艺从农，甚至沦为乞丐。解放以后，
政府对漆器行业实行扶持、保护政策，帮助兰记解决原材
料供应的困难，组织他们参加各地的物资交流会，拓展市
场。1952年实行公私合营，改名福州脱胎漆器公司，其产
品的数量、质量、工艺水平明显提高，1954年产值增长了
4倍。这些事实对当时的资改工作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华东会议后，我们在调查、研究、排队的基础上，按
照国家的需要、企业改造的可能和资本家自愿的原则，有
重点地选择25家有一定规模、华侨投资较大的私营工业企
业，如福建造纸厂、福州民天食品厂、南平木材化工厂、福
电铁工厂、厦门华康烟厂、厦门电话公司、泉州源和堂等
实行公私合营。这25家私营企业的资本额占全省10个职
工以上的私营工业企业的总资本额31．31%，职工人数占总
人数的9．22%，在经济上对国计民生的作用较大。而且这
些企业的业主和代理人多是工商界的代表人物，在社会上
有一定的影响。这被称为“吃苹果”。
本来，工955年拟定合营的企业是94个。由于先行合
营的25家企业取得明显的经济效益，还没有合营的小企业
就提意见：“你们不能光吃‘苹果’，不吃‘葡萄’，把一
大堆‘烂葡萄’放着不管呀!”因为，大的企业都合营了，
加工订货任务都交给大厂，小厂分不到任务，连工资都发
不出去。
1954年底，中央召开工业计划会议，各地要求解决小
企业面临的困难问题。中央认为，在社会主义成份不断稳
步增长的条件下，必须照顾到小企业工人的利益。中央提
出“统筹兼顾，全面安排，既要有所不同，又要一视同
仁”的方针。根据这个方针，我们在修订合营计划时，既
“吃苹果”又“吃葡萄”，把原来拟定合营的94个扩展到了
230个，占全省私营工业户的5．26%；产值47844万元，占
全省私营工业总产值的14．91%。从进度和效果来看，这
一段的资改工作是积极而稳妥的。
1956年初，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私营工商业
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也迅速形成。1月15日，北京市实
行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消息传来，福州、厦
门的工商界沉不住气了。第二天，省工商联召开首届二次
会员代表大会，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在大会上作报告，要求
福、厦两市学习首都榜样，争取在春节前全面完成对资改
造的任务，漳州、泉州两市尽可能在春节后全面完成，其
他城镇上半年完成。当天，福、厦两市工商界3万余人收
听叶飞的报告，参加会议的代表在大会上表态，要求加快
步伐，实现全行业合营。省委领导认为对资改造高潮已经
到来，改造条件已经形成，现在到了“瓜熟蒂落、水到渠
成”的时候，“再不改造就烂了”，所以，我们的行动不能
迟缓，在当前形势下应把对资改造工作推向高潮。怎么改
造呢?先批准合营，然后再处理具体问题。1月18日，省
委以电报向各地、市党委发出《关于加速工商业改造工作
的指示》。当天下午，厦门市93个行业1500多名工商业
者组织报喜队，向厦门市委、市政府报告全市工商业已全
部公私合营。第二天，福州市2．5万多名私营企业职工、
工商业者及家属组成六路报喜大队，向市委、省委和工商
联代表大会报喜。就这样，福、厦两市“争先恐后跨入社
会主义”了。
随后，漳州、泉州、南平、福清及其他城镇也先后掀
起了改造高潮，至4月中旬，全省65个城镇，339个集镇
全部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据统计，合营户数占私营工
业总户数的94%，私营批发商的97%，私营零售商的
87．8%。
本来，中央打算用15年左右的时间完成社会主义改
造，现在不到4年就超前完成了，这个速度出乎人们的预
料之外。正是由于速度过快，要求过急，工作粗糙，形式
单一，所以遗留下很多问题未能处理好。
关于福建对私营工业企业的改造得失问题，我的看法
是：
首先，福建工业基础薄弱，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称得上
现代工业的大企业，福建要实现工业化，在国家没有大的
投资的情况下，我们就得从实际出发，把小工厂、小作坊
改造过来，使它变成国营企业。象福建机器厂，原来是刘
氏家族的小铁工厂，经过合营改造以后，逐步改变了所有
制关系，最终变成国营企业。以后它成为福建机械行业的
骨干厂，发挥了很大作用。所以，对私营工业企业的改
造，为福建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这是无可置疑的事
实。
第二，福建对私改造搞得比较早。从1950年到1955
年这6年中，我们贯彻党的“利用、限制、改造”方针，从
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中级形式到高级形式，一步一
步地发展，积极而又稳妥地进行。这种逐步过渡、小步前
进的办法，既适应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形势，又适应当
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1956年1月，在北京、天津、上海的带动下，仅仅几
天时间就宣布实行全行业合营，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这
显然是过快过急了。中国是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这种落后的经济条件决定
了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是十分艰巨和困难的，需要
经过很长时间的艰苦努力，时间短了是不行的。原先设想
过渡时间是15年，后来由于对过渡的艰巨性和长期性缺乏
足够的认识和估计，忽视了中国的国情和过渡时期的特点，
急于求成，急于过渡，用行政手段和群众运动的方法去完
成社会主义改造，去鼓动群众“争先恐后进入社会主
义”。这种生产关系变革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做法，不
仅遗留下大量的社会问题，而且给后来的公社化、大跃进、
大炼钢铁运动提供了“左”倾依据：既然向社会主义过渡可
以“一步登天”，那么“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也就不是不可
能的事情了。
第三，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自给和半
自给的经济还占统治地位。相对而言，资本主义工商业
在当时落后的农业经济中还不失为一种进步的生产关
系。它在发展商品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
业化和生产商品化、社会化方面，仍具有不可忽视的作
用。如果当时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在后期的
对资改造中不急于建立起单一的清一色的社会主义公有
制，而在一定范围内保留一部分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
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并在商品市场中开展竞
争，以此促进公有制经济在经营管理、技术工艺、产品
质量的提高和完善，使公有制经济长期具有强大的活
力。这会不会比“让资本主义、小生产在中国绝种”的
办法更好一些呢?
“以轻为重 以轻养重”
福建工业基础差，但不等于没有自己的资源优势。
福建是典型的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温湿多雨。全
省年平均气温17℃一20℃，无霜期有240—330天，年平
均降水量900—2000毫米之间。这种气候非常适宜亚热
带经济作物和林木的生长。毫无疑问，这将给轻工业的发
展提供丰富的原料。
福建多山，平均森林覆盖率为40%左右，是我国南方
的重要林区。抗战期间，南平、建瓯等地一度办起好几家
松香厂、酒精厂，生产油精、松节油代替汽油。这说明林
产化学工业潜力巨大。
再就是福建江河纵横、海域辽阔，海岸线长达3000多
公里，不冻不淤的良港有七八个，这不仅有利于捕捞、养
殖、海运业的发展，而且有利于水产加工、海洋化工和食
品工业的发展。闽东南沿海历来就是我国海盐的主要产
区。
当然，福建还有丰富的水力资源和其他许多矿产资源，
当时限于勘探能力，尚未查明。
如何发挥福建的资源优势，加快地方工业的发展速度
呢?这个问题，我到省工业厅任职后和在省政府工作期间，
就一直在思考探索、朝夕以谋。
1955年，在一次省委工作会议上，我提了一个意见：
在台(湾)、澎(湖)、金(门)、马(祖)不能马上解放、
地方财力紧缺、国家又无大的投资的情况下，福建地方工
业应该走“以轻为重，以轻养重”的发展道路。
有人质问：全国以重工业为重点，你怎么提以轻工业
为重点呢?这不是标新立异，跟中央唱对台戏吗?
我说，我们福建一无资金，二无设备，三无燃料，不
能象鞍山、上海那样办钢铁厂，搞重型机械生产。我们自
力更生，量力而行，以轻工业作为重点，投资少，积累快，
尽快增加地方财力，待有条件后再逐步搞些重工业。这就
是“以轻为重，以轻养重”。
其实，1950年建国伊始，刘少奇就提出一种设想，他
说：“首先，我们必须恢复一切有益于人民的经济事业，并
使那些不能独立进行生产的已有的工厂尽可能独立地进行
生产。其次要以主要的力量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同时，
建立一些必要的国防工业。再其次，要以更大的力量来建
立我们的重工业基础，并发展重工业。最后，就是要在已
经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重工业的基础上，大大发展轻工业，
并使农业生产机器化。中国工业化的过程大体要沿这样的
道路前进。，，刘少奇的设想，当时来不及讨论。后来由于
朝鲜战争的爆发，国际形势发生新变化，我们便根据苏联
当年的经验，确定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来建立国家工业
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
重点发展重工业，也不能理解为可以忽视轻工业。中
央也一再强调，应当认真地研究当地的经济特点和具体情
况，从实际出发来制定地方工业的发展计划，充分发挥地
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以轻为重，以轻养重”的方针得到了省委的肯
定。在“一五”的后期，我们工业厅的工作重心就放在轻
工业建设上，选择糖、纸、盐三项作为发展的重点。
福建种蔗历史有两千多年，沿海20多个县特别是闽江
以南的福清、莆田、仙游、龙溪、漳浦是甘庶的高产区，农
民有丰富的种蔗经验，单产高，甜度大，每亩的产量远远
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可以收四五吨。福建地处亚热带、
温湿多雨，气候条件与台湾差不多。据查，当时台湾每年
产糖83万吨。台湾的土地面积才3．6万平方公里，我们福
建土地面积12万平方公里，比台湾大2倍多。所以我们
福建种植甘蔗，发展制糖工业，天时、地利都很好，糖的
产量有可能赶上台湾。第二，制糖工业投资不大，而税利
又很高，资金积累快。发展制糖业，不仅国家可得高税
利，农民也有高收益。
泉州糖厂是1953年筹建的，日处理甘蔗150吨，规模
不大。设备是从广东揭阳买来的二手货。后来福建华侨
投资公司成立，把泉州糖厂作为首选的投资对象，他们也
认为制糖业发展快，效益高，有利于保本保息。所以泉州
糖厂是福建第一个由华侨投资公司办的工厂。
第二个搞的是仙游糖厂。1954年，我和毕际昌到莆
田、仙游考察时，就商量过在仙游县城的木兰溪畔创建一
个大型的机械化的糖厂。年底，我们把这个任务交给工业
厅设计安装公司，叫他们搞出一个初步设计方案。
所谓大型糖厂，就是日压榨量应在1000吨以上。记
得，负责设计任务的主任工程师邱怡把初步设计方案提交
讨论的时候，不少同志心存疑虑，认为千吨规模风险太大，
应以日处理500吨的中型规模为宜，先过渡几年，待条件成
熟时再行扩建。邱怡和参加设计的技术人员则一致认为，
新建的仙游厂定为千吨规模，不但经济上合理，技术上也
完全可行。他们的理由：一是本地资源充足，原料供应不
成问题；二是国内已具备较为成熟的生产工艺技术，主要生
产设备和配套辅助设施国内有能力制造；三是广东已
建成三座大型厂，其经验可以学习参照。只有把最初规模
定为千吨，才有利于日后扩大再生产，逐步向大型、高效、
低耗的现代化企业发展。
我在仙游搞过调查，觉得设计小组提的方案是可行的，
后来，邱怡送来这个项目的技术经济论证报告，我批准将
仙游糖厂的规模定为日压榨能力1000吨的大型厂。
1956年初，中央食品工业部曹鲁副部长来福建视察，
我们向他汇报了创建福建制糖工业基地的一些设想。我
说，福建制糖始于唐朝，至清代大为发展，土糖作坊遍布
沿海各地，畜力压榨，大锅熬煮，生产出来的赤砂糖、白
砂糖、红板糖、明京糖、乌糖、片糖等十几个品种，远销
海内外。如果能在主要甘蔗产区建成几个大型糖厂，再安
排兴建一批小型厂代替土糖作坊，大小并举，综合利用，既
制糖，又生产酒精、木糖醇、废渣造纸，那么福建可成为
我国蔗糖生产的重要基地。曹鲁副部长对此甚感兴趣。
后来国家计委批准仙游糖厂的规模为日压榨量1200吨，并
同时建一座日产8吨高纯度酒精车间，总投资为1500万
元。这个代号为“105工地”的项目，列入了福建“一五”
计划的重点工程，经一年半时间即建成投产，成为全国一
流的大糖厂之一。
云霄糖厂也是1956年动工兴建的，设计能力为350吨，
总投资不到300万元，仅一年时间就投产了。
以后又在闽南的漳州、平和、南安建了几座大中型糖
厂。莆田糖厂是大跃进中上马的，设计能力为4000吨，两
条生产线。由于规模太大，甘蔗供不上，结果设备没有充
分利用，造成浪费。
总的看，福建的制糖工业，从“一五”期间开始就作为
地方工业的重点建设项目加以发展，其成效是显著的。据
1964年统计：解放后15年，福建全省制糖工业共投资1．1
亿元，建成日榨蔗量30—3200吨大中小型的机制、半机制
糖厂57座，共生产食糖95万吨，总产值达4．6亿元，占轻
工业总产值的17．76%。国家税利所得的收入达1．4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