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包括商业税收和积累)，超过了建国以来国家给制糖工
业的总投资。
再说造纸工业。福建的竹林总面积和毛竹蕴藏量居全
国之首。以竹造纸，自宋代开始就著称全国。麻沙的玉
扣纸、长汀的毛边纸、连城的宣纸在国内外都享有佳
誉。1929年，菲律宾华侨陈天恩、陈希庆父子筹集侨资创
办福建造纸股份有限公司，从瑞士买来造纸机器，几经周
折，在福州南台美墩州建起一座日产5吨的纸厂，开创了
福建机制纸生产的先声。
“一五”期间，我们首先抓了福州造纸厂的改造。解
放前夕，由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加上美国纸张代替日
货涌入福州市市场，使福州造纸厂生产的纸张销路滞呆，
生产萎缩，每月产量不到50吨，工人连一个月仅一块银元
的工资也发不出去。总经理陈希庆离开福州回菲律宾去，
工厂委托给他的堂弟陈希仲来管理。解放后，政府采取措
施，在原料采购调运、劳资关系调整、产品销路安排以及
生产计划制定等各方面给予扶持。1954年，我们又将国营
造纸实验厂和磨木浆实验工场与它合并成为公私合营的企
业，仍由陈希仲担任董事长兼厂长。经过合营，月平均产
量一下提高到258吨(两厂合计)，劳动生产率提高41%，
品种由9个增加到13个，其中新闻纸进入国际市场，出口
埃及、泰国、印尼、香港等地。1955年出口量达到420吨，
占年销量的11．3%。因为它原是侨资股份企业，以往经营
亏损，一直没有发放股息。合营后扭亏增盈，我们根据政
策规定，每股发放股息5000元。海外股东第一次领到股
息非常高兴，纷纷来信赞扬，表示要继续支援新中国的建
设事业。1957年，这个工厂接受华侨投资公司的投资，扩
建成日产50吨的规模，成为全国造纸行业32家重点企业之
一。
在抓福州纸厂改造的同时，我们又抓了南平纸厂兴
建。当时，全国各地报纸大量发行，新闻纸生产供不应
求。福建木材多，特别是马尾松多。这种树会长白蚂蚁，
易蛀掉，建筑上不好用。用马尾松造新闻纸，每分钟车速
可达100米，拉力很强，是极好的生产原料。我国东北木
材成材要100年，福建只要25年，生长期比较短。另外，
搞机械木浆需要大量电力，我们有水电，成本便宜。所
以，中央轻工业部要我们福建搞一个日产100吨的大型造纸
厂，主要生产新闻纸。纸厂设计由中央负责，机器设备向
芬兰订货。我们考虑，搞100吨的厂向国外订设备须经过
中央几个部门审批，这要拖很长时间。不如先搞两台25
吨的，投产以后再扩大规模，这样既能满足市场需要，又
可以迅速积累资金，投入再生产。所以，南平纸厂开始是
建成两台25吨的纸机，用的是上海制造的设备。当时，我
们找上海中华机器厂的专家商量，进口一些国外的零部件，
如调速器、轴承等，改进一下技术，结果每台日产量从25
吨提高到50吨，两台日产纸100吨。以后又从芬兰引进
造纸机，100吨和200吨的，形成两条新闻纸生产线和一条
硫酸盐木浆生产线，成为我国大型的新闻纸生产基地。
当时，全国水泥袋纸供应紧张，生产这种纸利润很
高。我们决定在青州新建一个日产150吨的纸袋纸厂。
我亲自去选定了厂址后，由工业厅设计室勘测设计，在
“文革”中建成。后来引进美国贝诺依特国际公司的先进
技术和设备，生产高强度的纸袋纸，日产能力提高到250
吨，成为专业生产纸袋纸的企业。
福建除了福州、南平、青州三大纸厂外，地、县农村
还办起了五六十家小纸厂，这对地方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
作用。但最大的缺陷就是污染严重。这个问题现在到了
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怎么解决呢?我回福建时曾经建议
用“集中制浆、分散造纸”的办法，在龙岩、南平、三明、
宁德这些地方办几个大的纸浆厂，就近收集原料生产纸浆，
然后分散给小厂造纸。因为纸浆厂要有50吨的规模，碱
才能回收得干净，经济上才划得来，规模小了就不上算。
对造纸厂也要进行技术改造。否则，一个纸厂就是一个污
染源，它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将使我们付出惨重的代价。
福建是我国海盐的主要产区之一，这主要得益于地理
条件和气候条件。福建盐区的特点是海水浓度高、生产周
期短、原盐色泽洁白透亮、颗粒细匀、氯化钠纯度高，杂
质少，可以直接食用和用于食品工业。盐是必需品，不仅
民食需要，也可以用作化工原料，所以我们把它作为地方
工业的一个重点发展项目，在连江、福清、莆田、惠安、东
山等沿海地区办起10多个国营盐场。正常年份原盐产量
达到100万吨，产品除满足本省食用、工业、渔业用盐需要
外，还销往内地七、八个省市，这给地方经济带来相当可
观的收入。
福建的轻工业在“二五”期间发展的速度比较快。
“一五”期间总产值是2．37亿元，为国家积累资金5629万
元。“二五”期间总产值达到14．6亿元，平均年递增速度
是16．85%，为国家积累资金5．7亿元。
在“一五”期间，尽管重工业不是建设的重点，但我们
仍投下1．5亿多资金，先后兴建和扩建了福建机器厂、福建
拖拉机厂、福州发电设备厂、福州锅炉厂、福州机床厂、厦
门工程机械厂、厦门锻压机床厂、建阳蓄电池厂、莆田通
用机器厂、闽清电瓷厂以及天湖山煤矿等，重工业产值年
平均增长26．7%。这为福建地方工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
础。
古田溪水电站的建设
相对而言，福建的电力工业起步比较早。古田溪一级
电站，是全国解放后最早开工的一项水电建设工程。
福建的水力资源非常丰富，全省大小河流660多条，多
属于山区性河流，每年迳流入海的水量大约有1300多亿立
方米；河床多呈河谷型盆地和弯曲型峡谷相间的形态；源
短、流急、落差大、水能丰富，而且分布很广。这给福建
水利电力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早在抗战胜利后，福建国民党当局就打算开发福建的
水力资源。他们以建设古田溪水电站的名义，向海外华侨
募捐，向老百姓摊派，弄来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在古田溪
边盖起两幢木头房子，修了一段几公里长的公路，还从美
国“西屋电气公司”买回两台200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结
果连主体工程还没有动工，国民党反动政权就面临全面崩
溃。
1949年5月，中共福建省委在江苏苏州组建，张鼎丞、
叶飞、方毅等共同构想福建解放后的建设蓝图时，就作出
了开发古田溪水力资源的决策，并且向上海市军管会主任
陈毅提出请求，希望上海调派水电工程技术人员协助福建
建设古田溪水电站。陈毅笑着说：“你们几个福建佬真会
谋划，福建还没有打下，就把国民党的东西端来了。”
1949年10月，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不久，在百废待兴、
财力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张鼎丞仍决定挤出一点钱，把古
田溪水电站建起来。
古田溪全长90公里，流域面积为1800平方公里。沿
溪河床狭窄，坡陡流急，可利用的落差达350米。原先，
国民党政府设计的电站规模很小。接管以后，我们重新进
行了设计，在古田溪塔山下牛头港的地方，筑一条大坝，截
流蓄水，形成一个面积4．5万亩的人工湖，蓄水量达5．7亿
立方米。整个电站由四座梯级电站组成，总装机容量为
25．9万千瓦。
一级电站动工之前，先在曹洋溪建一座营造动力电
站。这个电站要装两台200千瓦水轮机，因水流量不够，
必须建坝蓄水。开头，困难确实很大，又要筑坝，又要盖
厂房，又要修路，单是130多吨的器材从上海运到古田，用
5部卡车就整整拉了3个多月。但是，电站建设者餐风宿
露，日夜苦战，终于抢在枯水期7个月时间内把水坝和厂
房建成了。1950年4月，曹洋溪水电站发电的时候，燃料
工业部还发来电报表示祝贺。对一个仅仅400千瓦水电站
的建成中央就如此重视，可见当时我国的电力水平低到什
么程度!
古田溪一级电站是1951年3月开始兴建的。一期主
体工程有一条近2000米的引水隧洞，一座厂房，一口深60
米、直径12米的调压井和一口深90米、直径4．4米的引水
直井。这些工程施工复杂，难度很大，参加施工的人员过
去都没有建设大型水电站的经验。据说，开工最初的几个
月，打那条引水隧洞，平均每天才掘进20厘米。如果照
这样的进度施工，那么，这条隧洞就要花13年时间才能凿
通。水电站的建设者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经验，根据
塔山的地形条件，一方面采取两头开挖并进的方法同时作
业，一方面针对岩石的特性，改进爆破技术；又招募来一批
过去从事采煤的矿工当风钻工，这样开掘进度就加快
了。1952年9月份开掘进度超过200米，这在当时全国水
电系统中是最高的掘进纪录。
我到电站工地考察的时候，引水隧洞已经打了1900
米，快要打通了。那时，他们正在根据苏联专家意见，用
水泥做“衬砌”，让流速快一些。 按他们原来的设计，机
房是建在大坝底下。我去看了，觉得有问题。因为福建
是前线，国民党的飞机正在不断轰炸沿海城镇，我们的空
军还没有进驻福建，如果电站的机房摆在露天之下，国民
党军飞机很容易发现目标，一下就被炸掉了。我们只有这
么一个电站，一炸掉全省就要停电，那么损失就太大了。
水电站的筹建处主任叫梁东初，是华北下来的一个军
队干部，他原来不是搞水电的，经过几年摸索，对打山洞
已掌握了一套技术和经验。总工程师叫覃修典，是留学美
国的一个水电技术专家，在国内很有名气。他手下有三个
很得力的工程师朱宝富、杨德功、李景沆，都是原国民党
资源委员会的，当时应华东局的调派，到福建来参加古田
溪水电站建设。我把这个情况告诉覃修典，问他是否可以
把厂房摆到山洞里去。他说可以，国外有这个先例。在
国内，四川的狮子滩水电站就是摆在山洞里面的。所以，
我建议他们重新研究设计一下。他们经过研究以后，认为
我的建议是可行的，就决定改变原来的设计方案，把发电
厂搬进山洞。我报告给叶飞，他表示同意。
搞地下厂房，工程量虽然加大了，但安全有保证。地
下厂房高22米，长83米，宽11米，有现在两幢7层住宅
楼那么大。因为有了开挖隧洞的经验，厂房的施工就不难
了。1954年动工开挖，到1955年底就基本完成了。有人
做过计算，地下厂房、引水隧洞、调压井、直井所挖出来
的土石方可以铺设一条从古田到厦门的标准公路。
水电站的主要设备都是国产的，6000千瓦的水轮机是
哈尔滨电机厂制造的，变压器是上海电机厂制造的，都是
我国自制的第一批产品。
在兴建厂房的同时，从古田到福州的11万伏高压输电
线路也开始动工架设，前后仅花5个月时间。
1956年3月1日，古田溪一级水电站一期工程全部竣
工，两台6000千瓦的机组发电投产，正式向福州供电。
当时，福建日报发了一篇社论表示祝贺，社论写道：
“古田水力发电站第一期工程的建设，从勘测、设计到施
工，都是由我国水电技术人员和水电工程处的全体职工在
苏联专家指导下进行的，主要设备也全部是我国工厂自己
制造的产品，因此，它对我省以至我国的工业建设来讲，都
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水电站建设完成后，将使我省福
州、南平地区构成一个电力网，供应工农业生产廉价的电
力。这不但可以解决城市用电供不应求的紧张状况，也必
然会大大促进闽北地区工业建设的发展，推动山区经济的
开发。更将进一步推动全省水电建设，推动整个农村的电
气化工作。”
一级电站的一期工程竣工投产后，二期工程又紧接着
设计施工。二期工程的重点是建一座大坝。坝址的选择
至关重要，省委决定成立一个坝址选择委员会，由我任主
任委员，上海水电设计院院长韩寓吾任副主任委员。委员
有王炎、赵宗信、王尚先、王义科、马思寿、邹思远和王
宠。另外还聘请苏联地质专家瓦尔考维斯基作顾问。这
个委员会的任务是负责听取地质、水文勘测报告，讨论审
定选址方案并研究库区移民问题。
1957年1月12日至17日，我带全体委员和勘察队在
古田实地踏看了3天，尔后主持召开委员会工作会议，详
细讨论坝址选择问题。当时，上海水电站设计院提出两种
方案，一是在沂洋、易谷建两个水库，一是在龟濑建一个
水库，即“两库方案”和“一库方案”。
两库方案除库区迁移人口较少外，对农田、房屋等淹
没损失都比一库为大，而且坝址地形地质条件较差；再则，
两库方案建坝投资比一库方案大，且使已经完成的一期工
程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也将增加水库建成后运转管理上
的困难。因此，委员会研究决定选择一库方案。
一库方案有五个坝址，专家们根据地质情况，反复进
行比较、论证，一致认为第四坝址较为完整良好，在工程
量和工程投资上亦较低，因此决定选择第四坝址作为龟濑
水库的坝址。
关于坝型的选择，除了考虑地质、建筑材料、投资、防
空要求外，还结合考虑缩短施工期限，以满足日益上涨的
负荷需要，因此决定采用混凝土宽缝重力坝。
在这次会议上，苏联地质专家瓦尔考维斯基发表了很
多很好的意见。他认为“龟濑地区的工程地质条件是复杂
的，最重要的是伸向不同方向的巨大裂隙网的存在，危险
性在于巨大岩块的断裂；第二种不利现象是坝基下不同深
度内有破裂带的存在，这就要求准确确定破裂带的界限，
以便以后灌浆处理”。我们很重视他的意见，所以在坝址
选择决议书上明确提出：“对选定的第四坝址，在今后勘测
工作中应继续解决以下几个问题；对坝址基岩节理裂隙
(特别是水平节理)的性质及分布情况应详细调查清楚。
对节理中的填充物应作进一步的勘测和试验。”“进一步探
明左岸风化破碎的成因和分布情况，并可在左岸上下游附
近扩大勘探范围，充分了解基岩的分布与构造情况。”
会上，我们讨论通过了坝址选择决议书，并决定立即
报请中央水电部、华东局和福建省委批准执行。我强调了
两个问题：一是施工期限问题。古田水电站第一期工程是
从1950年开始施工的。经过7年的时间才运行送电，若
第二期工程再过3年完工，则一共花了10午的时间。从
目前全省用电情况来看，福州南平地区已不能平衡，南平
纸厂将于1957年底完工投入生产，到1959年扩建后须用电
1．5万千瓦。假如二期工程于1958年和1959年两个枯水季
节施工完毕，1960年才投入运行，那么纸厂只能停工待
电。但是南平纸厂停工一年，单国家利润税收的收入就要
少收3000—3600万元。所以我们迫切要求二期工程争取
今明两个枯水季节施工，1959年第二季度开始送电。二是
库区移民的问题，这是二期工程的一个繁重政治任务。由
于福建山多地少，移民安置有一定的困难，但一定要得到
妥善安置。在移民中要掌握“既要使群众得到合理的补
偿，又要节约国家投资”，两者必须很好地结合。因此要
求南平专署和古田县政府做好深入调查研究，吸取新安江
水电站、鹰厦铁路和修建机场的移民经验，使这一工作能
顺利完成。
1957年2月，龟濑坝段开始动工修建，这座高72米、
长430米、宽5．5米的混凝土宽缝重力坝建成后，古田溪上
游水位提高了30米，这样就淹掉了4万亩农田，4万人搬
家，形成了5亿多立方米的年调节水库。地下厂房增加4
台各1．25万千瓦的水轮机组，二期工程的3号机组于1959
年10月并网发电，以后又陆续安装了4号、5号、6号机组，
一级电站的总装机容量达到6．2万千瓦。
本来，二级、三级、四级电站都要相继动工，后来由
于发动“大跃进”，各地的水电建设都要上马，省里又抓了
南平建溪和永定棉花滩两个大型水电建设工程，把人力、
财力用到那上面去，古田溪水电站的建设陷于停顿状态。
在这里，我想谈一谈建溪水电站上马的问题。
大跃进开始时，中央提出首先保证“三个元帅(钢铁、
粮食、机械)，两个先行官(电力、交通)”。当时电力状
况如何呢？据华东水电站设计院估算，福建省1957年总发
电量为0．52亿度，设备总容量2．8万千瓦。江南系统(江
苏、浙江、安徽、上海)1957年总发电量为29亿度，设备
总容量为53万千瓦。从各省提供用电资料显示，1962年
福建需要总发电量为68亿度，最高负荷为122万千瓦；江
南系统需要总发电量为238亿度，最高负荷为400万千
瓦。但现有发电设备远不能适应需要，江南系统缺电很
多，所以他们迫切需要福建加速开发闽江水力资源。若在
“二五”期间，福建能增加发电容量210万千瓦，除满足本
省需要外，尚可支援江南系统70万千瓦，30亿度电，这对
福建、对江南国民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1958年6月，韩寓吾和水电部水工建设勘测设计总局
副总工程师张昌龄、李维第，带了一班技术人员对闽江流
域进行勘测设计。他们向省委提供一份《闽江开发意见》
提出建溪一级开发的建议，说：“我院依照方案初步估算，
如在安丰桥建造120公尺高坝，可以装机100万千瓦，年发
电量47亿度，造价4．5亿元。平均每千瓦投资为450元，
每度电投资0．096元。淹没损失虽然较大，需移民20．65万
人，淹田40．8万亩，但每千瓦移民0．2人，淹田0．4亩，每
发100万度电移民44人，淹田85亩，仍低于新安江和三门
峡水电站。此外可使水口电站增加保证出力23．5万千瓦，
还可以消灭或减轻闽江下游36万亩农田和福州市的洪
灾。因此，建溪一级开发显然是极为有利的方案。”(后
来由于蓄水高度变化，淹田增加到63万亩，移民约40万
人。)
最初，我们是想在水口建一个大型水电站。因为它与
新安江水电站对比，淹没损失小，建设成本低。水口水电
站筑60公尺低坝，保证出力28万千瓦，装机容量100万千
瓦左右，只要移民3万人，淹没农田3万亩。但中央水电
部和上海设计院的同志都主张搞大的，先从上游搞起。他
们认为建溪条件好，全国少有，不仅大水库可以多年调节，
而且可以大大提高水口电站的出力。
是上水口，还是上建溪呢?省委讨论时多数人意见是
上建溪。我也是积极主张上建溪的。理由是：一、农业
“大跃进”，带来粮食大丰收，估计全省粮食总产量可达200
亿斤左右，比1957年增产将近1．3倍，平均亩产1100斤，按
人口计算每人占有粮食1400斤，吃饭根本不成问题了，即
使淹掉两个县40万亩地也不要紧。二、“一五”计划中央
没有给福建排项目，“二五”计划又不给我们照顾。现在
中央既然对福建的水电感兴趣，主张上建溪，我们就应该
积极争取。如果我们建溪上了，上海就会考虑调动力量，
大力协作。三、福建原定的“二五”计划规模已经改变
了。1962年钢的生产水平要达500万吨，并建成较为完整
的机械工业。以1962年钢的生产水平计算，发电容量就
需420万千瓦，加上机械工业、轻工业的需要，就要600万
千瓦。而目前的发电容量仅有2．8万千瓦，远不能适应工
业生产建设的需要。为了从根本上改变福建工业落后的状
况，我们应该“树雄心，立壮志”把建溪搞上去。有了电，
福建的地方工业就可以遍地开花。因此，省委下决心上建
溪。
那时，古田溪一级水电站的二期工程正在紧张施工，
二、三级电站的设计工作刚刚着手进行。建溪的上马，主
要依靠古田溪的技术力量。本来，我的打算是待古田溪
二、三级工程基本完成后，再把力量转移过来搞建溪，因
为两边同时作战，势必分散力量，顾此失彼。但是，8月
中旬我又离开福州赴北戴河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
月下旬，在家的同志征求水电部钱部长同意后决定立即把
古田溪的工程技术力量转移到建溪来，省委决定9月开
工。这样，到我回来时，工程已经摆下来了，那就只好干
下去。
建溪水电站的建设是在苏联专家指导下进行的。1960
年6月，苏联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整了中国，单方面取消
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把专家撤回去了。随后又由于我
国遭受自然灾害，加上公社化、大跃进造成的严重破坏，工
农业产值大幅度下降，国家财政亏空，压缩基建规模，群
众因生活困难，生产情绪低落，工程难以为继。这样，建
溪水电站不得不在1961年3月下马。
实际上，我们只打通了一条引水隧道，筑了一条围堰，
修了一段铁路支线，总共投入资金8000多万元。停建以
后，我们采取措施，有些设备利用起来了，那条铁路就作
为南平纸厂的运输支线。有些东西无法利用，只好舍弃，
大约丢掉了5000万元。
搞建溪电站主要是解决闽北地区的用电问题。闽南用
电怎么办?我们打算在汀江下游棉花滩也搞个水电站，50
万千瓦的规模，不淹没永定、上杭两个县城，只淹没四、五
万亩地。它不仅可以解决闽南的电力供应，对潮汕地区的
防洪、灌溉也大有效益。
我记得一件事：棉花滩水电站的设计任务书是中央书
记处批准的。当时为什么不报国务院，不报国家计委呢?
我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先把施工用电的芦下坝电站
搞起来，棉花滩还没动工就停止了。
建溪水电站的巨大经济损失，原因固然很多，我认为，
主要是领导决策的失误。福建缺电，江南电力系统需要福
建支援，开发闽江水力资源，这无可非议。问题是方向没
有选对。当时不应当上建溪，应该先搞几个中型水电站，
比如南平的沙溪口、尤溪口、永泰的大樟溪、永安的九龙
溪等，都可以建10至30万千瓦的水电站。而我们没有从
实际出发，脑子发热，想一下子搞起一个大电站，彻底解
决电力问题，改变福建工业落后)吠况，结果没抱住金娃娃，
却丢了个大元宝，浪费了时间，浪费了资金。
再则，对1958年夏粮丰收作夸大估计、盲目乐观。
事实上，全省粮食平均亩产并未达到1100斤，由于浮夸风
盛行，各地虚报产量，造成假象，以为粮食已经过关，吃
饭不成问题，即使淹掉两个县63万亩农田也无关紧要。
闽北是福建的粮仓，那63万亩地是山区里的平原，若是淹
掉了，那对福建农业影响就太大了。
第三，动工的时机也选得不对。因为古田溪二、三级
工程尚未开始，把它的主要技术力量转移过来，使我们陷
于两边作战、顾此失彼的被动局面。如果不那么急于上
马，迟一年转移，后来情况发生变化，也许建溪水电站就
搞不起来了。
到了1965年省里才决定重新集中力量建设古田溪电
站，但不久“文化大革命”接踵而至，工程时续时停，拖了
八九年，直到1973年底4座梯级电站才算全部建成。后
期工程建设情况，我因被“隔离审查”就不得其详了。
古田溪一级电站作为福建“一五计划”的重点建设项
目，省委、省府是花力气去抓的。现在看来，这是抓对了
的。这个电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福建工业的主要
电力，南平、三明、福州三个地区在前三个五年计划期间，
主要是靠它作为骨干电源。据统计，自1956年第一台机
组投产发电以来，到1985年的30年中，4级电站累计发电
163亿千瓦小时，占同期全省电网水电发电总量的63．48%，
为国家积累的资金达8．5亿元，相当于建设电站的总投资
4．76倍。由此可见它在福建工业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古田溪水电站的技术力量是很强的。它是全国开工最
早的水电工程，中央和华东局，从上海调派一批工程技术
人员支援福建。福建人文化水平比较高，过去很多大学生
毕业后分配到外省去。“一五”期间，我们把大学毕业生
都分配到古田溪水电站和南平造纸厂这两个重点工程去，
这就锻炼培养了一支水电工程技术队伍。古田溪水电站第
一期工程结束后，这支队伍大部分调出去，一支去搞广东
流溪河水电站，一支去云南搞以礼河水电站。黄河三门峡
的一个水电站打洞工程也是古田溪水电站去的施工队
伍。50年代中期，送到外地去的工程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
将近有3000人，他们分散在全国各地，成为水电系统的一
支技术骨干力量。
福建的水力资源在东南几个省是最优越的。据勘
查，全省水电资源理论蕴藏量为1100多万千瓦，可以开
发的有900多万千瓦，年发电量大约有300亿左右千瓦
时，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搞水电建设，初期投资比较
大，时间比较长，特别是打引水隧洞，建地下厂房，比
起建火力电站要多投入，但是，它的营运成本很低，靠
天上下的雨，不要烧煤炭，长年不息，成本便宜，且没
有污染，既经济又卫生。西欧的瑞典、挪威差不多95%
以上是用水电。因此，福建的电力工业必须坚持“水
火并举，，的方针，积极开发、充分利用水力资源。这对
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村经济形态的转化，保持自然
生态的平衡以及满足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都将产生无
法估量的作用。
修建鹰厦铁路与南福铁路
“筹造铁路，以图自强”，这是福建人尤其闽籍华侨久
怀的宿愿。
1905年福建成立“商办福建全省铁路有限公司”，推举
闲赋在家的陈宝琛当总理。陈宝琛以“集股投资，修筑闽
路，振兴实业，繁荣家乡”为号召，到南洋各地向华侨募股
170多万，于1907年动工修建一条长28公里，从嵩屿到江
东桥的漳厦铁路。不久，陈宝琛被朝廷召进宫去当末代皇
帝溥仪的老师，辞去总理职务，漳厦铁路只修一段便半途
而废了。修成的这一段是“前不过海，后不过江”的盲肠
路，从厦门到漳州，两头都要坐船搭车，其速度之慢犹如
老牛暮归。“农民上火车，草笠被风吹，下车拾草笠，火
车犹可追。”但是连这样一段铁路，到了抗日战争爆发时，
也被国民党当局以修筑防空洞为名，将路轨全部拆毁，器
材被盗一空，从而结束了它的悲惨历史命运。
新中国成立后，福建人民修建铁路的梦想才真正成为
现实。
说到福建铁路的修建，我就想起两个人，一个是陈嘉
庚先生，一个是王震将军。他们对修建福建铁路所作的贡
献，确实令人敬佩!
1949年9月，厦门解放之前，陈嘉庚出席全国政协第
一届全体会议，就向大会提出修建福建铁路的提案，并获
得通过。毛主席对此非常重视。但是不久美国发动侵朝
战争，暂时未能实施，毛主席即作批示：“此事目前虽一时
不能兼顾，但福建筑路的正确意见，当为彻底支持。”
1951年，张鼎丞给华东局、党中央写信，要求中央尽
快考虑修建鹰潭至南平的铁路，解决福建出省通道问题。
1952年初，“一五”计划开始酝酿，周总理邀请傅作义、
陈嘉庚等20余名京外政协委员座谈，通报了“一五”期间
主要建设项目的设想，并谈到要先修一条从南昌到厦门的
铁路。陈嘉庚欣喜万分，回闽后立即向福建省委、省政府
报告这一喜讯。随后，他亲赴闽西、闽南实地考察调
查。6月22日，他打电报给毛主席，表达自己的戚奋之情，
并建议昌厦铁路应由龙岩经过，以利闽西矿产资源的开
发。毛主席又批请周总理研究答复。
不久，铁道部根据毛主席、周总理的批示，很快拟定
了三个方案：一是“西线方案”，即从南昌经樟树、赣州、
瑞金、龙岩至厦门；二是“中线方案”，即从南昌经南城、石
城、瑞金、龙岩至厦门；三是“东线方案”，即从鹰潭经资
溪、邵武、南平、永安、漳州至厦门。三个方案中铁道部
选择“东线方案”为推荐方案，其理由是除了军事意义和政
治影响外，东线里程此中线短62公里，比西线短144公里，
工程费用较省。“东线方案”吸引人口最多，货运量较大，
并与浙赣线接轨便利。从货源流向上看更合理，东可展筑
通往福州铁路，联络东南著名海港马尾、三都澳，南可沟
通闽中、闽南经济，北可开发闽北森林资源。
昌厦铁路开始由铁道部中南设计分局(第四设计院)
负责勘测选线。1953年7月，草测设计工作完成，提交铁
道部和福建省委、省政府审定。因为当时修建铁路的目的
是“以国防为主，结合经济发展”，所以一致选择“东线方
案”作为正线主要方向。至于陈嘉庚开发闽西旷产资源的
建议，可考虑以后修一条支线到龙岩。这一方案征求陈嘉
庚意见，他也欣然接受。
修建计划分两大段进行，第一大段由鹰潭到南平，第
二大段由南平西来舟到厦门。这样，这条铁路就正式定名
为鹰厦铁路。1954年12月，铁道部决定鹰厦铁路的勘测
设计工作改由铁道部西南设计分局(第二设计院)担任。
修建任务由王震)降军率领的铁道兵部队承担。
王震是战功赫赫的名将。抗日战争时期，他所带领的
三五九旅在陕北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创造了光辉业绩，
名扬海内外。1953年朝鲜停战后，赴朝参战的铁道兵部队
陆续回国。中央将铁道兵团和铁道工程部队统编为铁道
兵，任命王震为铁道兵司令兼政委。毛主席、周总理、朱
总司令都亲自找他谈话，要求铁道兵在国家开展大规模经
济建设中，发扬成绩，继续前进，作出新贡献。据说，朱
总司令转动着地球仪对他说：“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
地上铁路很少，平均每人不到3寸，这与我们这个大国很
不相称。因此，铁道兵要多修铁路，这是国家工业化的需
要，也是国防现代化的需要。”
周总理接见王震时也说：“美国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
峡，对我国是个严重的威胁，不仅阻挠我们解放台湾，并
且严重影响国家建设和海口交通。”“一个海南，一个福
建，面对太平洋，靠近台湾，位置很重要。为此，中央和
军委命令铁道兵立即开赴南方，抢建黎湛、鹰厦铁路，以
开辟新的港口，巩固东南海防。”“任务是紧迫的，但中央
相信，你们能够完成。”当年在铁三师政治部工作的王沛
浩同志，在他写的一篇文章中，生动记述了毛主席在中南
海颐年堂单独约见王震将军的情景：
将军跟随毛主席步入书房。在书桌两旁坐定后，
主席点燃香烟，吸了一口，往后一仰，靠在长臂椅上
含笑闷道：“谈谈，最近读了么子好书啊?”
“《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一本小说。”将军答。
主席说，“小说我可没时间看”，顺手推过一本
书：“你翻翻这书本，倒是有些意思。”
将军接了过来，一看，是孙中山的《建国方略》，
心里明白了几分。
主席说：“看起来，这位孙博士相当偏爱铁路呵!”
将军说：“是的，他辞掉临时大总统，去当铁路总
裁。《建国方略》用整整一章讲铁路，设想很大呢!”
主席说：“对、对，黎湛线、鹰厦线也包括在规划
之内。但规划归规划，实现不容易，这回要不是洋鬼
子逼迫，还上不了马咧!”
将军说：“这点总理和我们讲了。”
毛主席说：“你们看，有困难吗?能完成吗?”
“铁道兵是支有战斗力的部队，打过许多硬仗
啊!尤其在朝鲜，创建了一道钢铁运输线。”
“那是不简单，”主席点点头，“天上飞机炸，地
上定时弹，还要随炸随修，保证运输畅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