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洗盐由厦门新建的盐场供应。
一个化肥厂，一个钢铁厂，都面临着选择厂址问
题。福、厦、漳、泉都在沿海前线，重工业建设当然不能
摆在这几个城市。当时，我们设想把一批大工厂摆在山
区，既可将沿海密集的人口疏散到内地，又可以带动山区
新城镇的建设，也容易从中央争取到建设项目。
梅列那地方可以说是山区里的平原，各方面条件都很
好，如果在三明建厂，必将带动闽西北山区的开发。8月，
我叫工业厅组织一个选厂组到南平、三明、龙岩一线现场
勘察一下，提出初步选址方案；同时，我带了省计委副主任
石林、工业厅副厅长李彬吾、计委基建局局长王云和工业
厅设计室主任陈明等一行5人到南京、大连、吉林参观考
察石灰氮厂，一路商讨福建山区沿鹰厦铁路线的带形城市
群开发计划。
选厂组于8月中旬和9月中旬先后两次沿鹰厦线踏勘
了12个点，经过比较他们推荐了三明列西。因为三明梅
列不仅地势开阔，占用农田少，有足够的水源、电源，又
在鹰厦线上，交通方便，而且靠近主要原料产地，从经营
费用，多厂协作，基建投资，国防要求各方面来看都是比
较适宜的。
省委工交部和省政府专门开会听取汇报后，同意选厂
组的意见，决定以三明梅列作为重点厂址，以福州埠头和
南平水汾头为比较厂址，写出厂址选择报告，上报中央有
关部门以及华东局。并请参与设计的单位立即开展设计工
作。
1958年1月，化工部、冶金部派出厂址复查组会同省
委工交部、省工业厅对厂址进行复查。当时，张维兹已经
从厦门调来负责化肥厂的筹建工作，兼任省委工交部副部
长。他们担心，中央各部来的同志都习惯于在北方大平原
上建厂，而三明的厂址是在丘陵地上，会不会被否定。他
们租一部大客车，载着中央各部来的同志从福州出发在山
里转了两天，看了埠头、桐口、古田、大洲、青州，到了
三明一看，都把三明看作不可多得的好地方。最后在厦门
开会研究确定厂址的时候，大家一致同意选择三明梅列作
为工业区厂址。复查组作了这样的评价：“三明梅列：面
积广，列西可资建厂地区约达3．4平方公里以上，沙溪以东
地区尚有开阔平地可作城市和轻工业厂地，列西虽然稍有
起伏山坡，但就福建省山区来说能够得到这样大而较平坦
地区确实不可多得。水源近，水量足，地质情况良好，距
离原料供应地近，电源距古田水电站稍远，约150余公里，
估计可送电6—8万千瓦，基本可以满足三明梅列地区用电
要求，将来地区电源估计共可达20万千瓦以上。铁路接
轨便利，仅1．5公里。因此决定择定三明梅列地区为联合
建厂厂址。”
钢铁厂、化肥厂一摆下来，配套设施就得跟上。开
头，还只是考虑两个厂的公用工程和福利设施，后来，省
里决定把重型机器厂、水轮机厂、电线电缆厂等也摆上，这
就铺开了重工业基地建设的摊子。
为了统一领导，加强协调，1958年4月，省委批准成
立三明重工业建设委员会，任命张维兹为党委书记兼主
任。先后又调派省供销社主任孟健、省粮食厅副厅长张景
彬、省人民银行副行长闫素、省工会副主席高振洋、省人
委办公厅副主任吴永培、龙岩地委副书记范元晖、晋江地
委副书记马鸣琴等10多个地厅级干部，充任各厂厂长、书
记，参加三明建委的领导班子。
大规模的工业基地建设，需要精心组织建设大军。当
时，我们与中央建设部商量，把西北第三工程公司的一支
施工队伍3000多人由贺敏学同志带领从宝鸡调过来。这
支队伍原是解放军工程兵第六师第十八团，曾参加宁波机
场和西安、宝鸡兵工厂的抢修，是一支“拉得动、打得响、
信得过”的建筑队伍。冶金部也把沈阳第八冶金安装公司
工程队调来支援我们，后成立福建冶金机电安装公司，职
工有近千人。驻在闽南的9123部队也奉调而来。
省里还从各专区招收数万名民工支援三明工业基地建
设。厦门大学中文系200多名学生也来三明工地半工半
读。到1958年底，汇集三明的建设大军达10万人之多。
原来荒凉沉寂的山区小镇，一下子成为机声隆隆、人声沸
腾的建设工地。
毫无疑问，当时的生活条件是很艰苦的。首先是没有
住房，大批进场的干部、工人都是自己动手到山上割茅草、
搭草棚，有的住民房、住寺庙。没有水，就上山找水源，
用竹管把水引下来。没有电，点起松明火把来照明。粮
食从闽北、江西调运，蔬菜从闽南用车子拉来。后来，三
明县委抽出6000多人成立各种专业生产队，才逐步解决了
蔬菜、副食品的供应问题。
1958年2月初，国务院批准三明钢铁厂的建设规模为
年产14万吨生铁、10万吨钢锭、8万吨钢材的钢铁联合企
业。那时，省委研究决定1958年底开始部分施工，1959
年底全部建成投产。其远景规划是，到1962年发展为年
产生铁80万吨、钢锭50万吨、钢材45万吨的钢铁联合企
业。可是，后来一发动大跃进，省委不但要求建设速度加
快，保证1959年元旦出钢出铁，而且规模不断扩大，从20
万吨提高到60万吨。最后提高到100万吨。这么一来，
大家都为“钢铁元帅”让路，集中人力、财力、物力打“三
钢大会战”，其他方面的建设便一度停缓，因而三明工业建
设的总体规划受到了冲击。
三钢的建设速度是很快的，其首期工程有两座255立
方米高炉组成的炼铁车间，一座1．6吨和两座6吨转炉组成
的炼钢车间，两部500公厘粗轧机和五部精轧机组成的轧钢
车间以及相应的动力、机修车间和水、电、运输系
统。土方量为130万立方米。工程于6月10日破土，8
月份建设队伍陆续上场，9月3日正式动工兴建，到12月
初一期工程的土建部分就完成了，并开始安装调
试。1959年1月2日，一号转炉炼出了第一炉钢。
大跃进中土高炉炼出来的钢是“土钢”，钢铁厂炼出来
的钢称为“洋钢”。三钢炼出来的这一炉“洋钢”无疑具
有重大的意义，它标志着福建现代钢铁工业的发展进入了
一个新的阶段。
与三钢对比，化肥厂的兴建却是一波三折。1958年3
月国务院批准下达设计任务书，只批准建一座石灰氮厂，
年产2万吨电石、2万吨石灰氮。后来省委研究把规模扩
大为年产4万吨石灰氮，13．5万吨电石，并且氯化铵厂也同
时上马。开头，他们给“钢铁元帅”让路，斩臂割肉，让
出地盘，以后又说“粮食过关了，吃饭不要钱，搞化肥没有
意义了”。生活区被其他厂的施工队占用，厂区里塞进火
车站，搞得零乱混杂。1959年化工部提出一个厂的投资要
建两个厂，对原来的设计进行全面修改，降低了标准，结
果设计一块，施工一块，修改一块，拖延了时间。化工部
的一个干部出差到福州，听说三明化肥厂工程进展慢，至
今厂房还未动工，他也不下来看看，回去一汇报，化工部
就将一台本来拨给三明的电炉变压器调给广州。后来还是
陈明拍了工程施工的照片，赶去北京汇报情况，才挽回了
局面。1960年“五一”节前夕，石灰氮厂的第一炉电石终
于炼成，不久石灰氮系统正式投产。
1958年底，三明建委向省委提出把三明改为市的建制
的设想。叶飞说，现在全国都在搞“公社化”，就把三明
建委和三明县委合并，成立一个地(市)级的人民公社，统
一领导工农业建设。1959年2月，中央正式批准三明建委
改为三明人民公社筹委会，任命省委书记伍洪祥兼任三明
人民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张维兹任公社筹委会主任兼党委
书记处书记。三明改为人民公社后，与外省联系工作及进
行协作方面，遇到了一些麻烦。“公社”是哪一级的呢?
不过是些小企业吧?所以1959年底，他们向省委打报告，
要求将三明人民公社改为市。省里同意了上报中央，1960
年5月，国务院批准设立三明市，由张维兹担任市委第一
书记兼市长。
三明设市后，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1962年底，省委
决定三明的工业建设“下马”，将三明市委改为三明地
委。 由此，三明的工作重心由工业建设转向发展农
业。
三明工业城从选址到初具城市雏型，大约用了5年时
间，这个速度是惊人的。
三明工业城的崛起，是福建地方工业发展的必然产
物。它起始于大跃进之前，在大跃进中形成，也因大跃进
而赢得速度和时间。
三明的崛起阶段，有成功的经验，也出现过失误。我
认为，成绩是主要的。
试想想，1957年还是一个仅有6000多人城镇人口、200
来万元工业产值的山区小县，经过1500多天的日夜苦战，
建设成为一个拥有13家大中型企业、49家小型企业和12万
人口、1亿7百多万元工业产值的新型的工业城市，这是多
么卓越的业绩，多么宝贵的创业精神!
三明工业城建设的历史经验需要认真总结，以便鉴往
知来。我个人认为，最为可贵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
创业精神，顾全大局、真诚无私的革命协作，领导干部、共
产党员吃苦在前、勇于拼搏的工作作风和广大建设者不计
得失的冲天干劲。没有这些崇高的精神品质，“大会战”
就很难发动得起来，也不会有如此辉煌的三明工业城。
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它的失误首先在于过分强调速
度。 钢铁厂最初计划需要二年半时间全部建成投
产。北戴河会议以后，大炼钢铁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
作，省委要求三钢于元旦出钢，来个“开门红”。于是，厂
党委就紧急动员全体职工和家属每人捡废铁30公斤来炼第
一炉钢。捡不到废铁的职工就把煮饭的锅砸了。一号高
炉鼓风机装上后，本来要空转72小时才能投入运行，为了
提前出钢，他们仅空转24小时就投入运行，结果发生故障，
使刚烧化的铁水凝结在炉膛内，不得不花6昼夜时间进行
抢修。三钢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也是因追求速度而提出
来的。所以说，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过分强调高速
度，绝非是一件好事。
再就是，投入资金很大，经济效益很低。福建“二五
计划”拟定地方工业基建投资总额32亿，其中中央和地方
各投资16亿，而投入三明工业基地建设的资金占四分之一
多。其效益怎样呢?三钢投产后第一年就亏损113万多，
以后连年亏损。据统计，20年累计亏损金额达9000多万。
到1978年才开始扭亏为盈。其他企业如重机厂、化机厂
等在此期间也都是亏损大户。一个工业基地的建设，大量
投资无疑是必要的，但不顾生产成本，不讲经济效益，这
种思路和方法都是不可取的。
第三，要尊重科学，尊重人才。诚然，三明工业城的
崛起，与“依靠群众办工业”、“大搞群众运动”分不
开。但它绝不是“破除了迷信专家、光靠少数人办工业的
思想”的结果。三明工业基地所上的每一个项目，都体现
当时比较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在数万建设大军中，科学
技术工作者数以千计。他们走“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
合”的道路，在生产第一线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刻苦攻
关，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为工业基地建设立下汗
马功劳。片面强调“搞群众运动”而不尊重科学，不尊重
专家，瞎指挥盲目乱干，已使我们吃了不少苦头，造成许
多不应有的损失。实际上，当年我们正是依靠一批专业技
术人才，带出一支较高素质的工人队伍，才能在三明兴建
起一个技术密集型的工业城市。进入七八十年代以后，他
们大都成为各企业的技术骨干和管理人才。我以为，尊重
科学，尊重人才，应成为三明乃至福建的一个好传统。
大炼钢铁的得与失
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党
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
误，造成生产力的很大破坏，给工农业生产带来灾难性的
后果。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政
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省、
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以及政府有关部门的党组负责
人。福建由叶飞和我去参加，叶飞因忙于前线的战备晚去
了几天。
北戴河会议讨论通过了40项决议，其中公开发表的两
个主要文件是《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和
《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随后在全国
掀起了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关于大炼钢铁，1958年生产1100万吨钢，内部已经定
下来，对外也吹出去了。但是1至8月份全国只生产400
万吨钢，今后4个月要生产700万吨，任务极为艰
难。在这次会议开幕之前，毛主席看到国家经委关于钢铁
生产的情况通报，很着急，感到钢铁生产计划有完不成的
危险，于是，就决定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书记挂帅，全党
全民办钢铁。毛主席强调要用纪律来保证：凡没有完成生
产和调拨计划的，分别情况给予警告、记过(小过、中过、
大过)、撤职留任、留党察看、撤职、开除党籍处分。并
且要“铁的纪律”，不是“豆腐纪律”。“马克思要与秦始
皇结合起来。”
毛主席为什么对钢铁生产抓得这样严呢?在8月21日
的会议上，陈云同志传达了这样一件事：不久前，赫鲁晓
夫来中国访问，毛主席对他讲：我们今年生产钢1070万吨，
明年是2500万吨到3000万吨。赫鲁晓夫笑了笑，摇摇头，
表示不相信。他的总顾问阿尔希波夫对陈云说：
“这是伟大的计划，能完成百分之八十、九十也是很好
的。”也对薄一波说：“你们的计划太高了，恐怕实现不
了。”“土法炼钢再多也没有用。”赫鲁晓夫和阿尔希波夫
的态度，激起了与会同志的愤慨，大家表示无论如何要争
这口气，不然人家会认为你毛泽东讲大话。
会议快要结束时，我们得到通知，说明天上午10点钟
毛主席要来做报告。我感到奇怪，听说毛主席平时习惯于
夜里工作，到天亮之前才睡觉，上午一般是不开会
的。今天怎么啦?后来才知道，毛主席来作报告时还没有
睡觉，开完会才回去睡觉。
毛主席讲的还是钢铁生产问题。他说现在看形势很紧
迫，今年能否搞到1100万吨钢?我总是十五个吊桶，七上
八下。他扳着指头算时间，说还有十几个星期，要每星期
抓一次，一定要抓好。他还念了一句唐诗：“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提醒大家：“钢铁尚未完成，同志仍须努
力。”
回来以后，我们把北戴河会议精神作了传达贯彻。9
月3日省委召开全省电话会议，要求各地、市、县委把领
导重心转到钢铁生产上来，第一书记亲自动手，亲临前线，
亲自指挥，并以党的纪律保证完成任务。同时认真做好办
人民公社的试点工作，取得经验后普遍搭好架子；抓好以追
肥为中心的田间管理，确保实现千斤省。这样，人民公社
化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大炼钢铁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
段。
前面说过，福建工业极不发达，冶金工业尤为落
后。解放前只有几家土铁作坊散落在山区，几座小喇叭炉
时开时停，年产白口铁100来吨，仅能用于铸造民用铁锅，
按当时福建人口计算，每人只有4钱8厘土铁，相当于一根
小铁钉的重量。解放以后，我们虽然花大力气筹建现代冶
金工业，普查矿产资源，建设原料基地，恢复和发展土法
炼铁生产，但到“一五”计划结束的1957年，全省生产的
土铁总共才有9100吨。
1958年春大跃进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抓了农田水利建
设。到7月份才开始向钢铁进军，组织10万劳动大军上
山挖煤采矿。据7月底统计，全省发现各种旷点5964处，
其中铁矿2326处，煤矿148处，铜矿107处，已开采的铁
矿石和铁沙47449吨，煤81678吨。7月中旬，省委在连江
县召开炼铁现场会，贯彻“依靠群众，自力更生，以土为
主，土洋结合，遍地开花”的方针，要求各地大量发展土高
炉。8月份福建沿海连续三次遭受台风袭击，加上金门炮
战，地、县忙于抢收、抢种和支前，领导力量顾不过来；在
建炉上我们认为喇叭炉消耗木炭多，产量低，不是方向，强
调建土高炉，因而建炉不多，生产进度不快，全省日产铁
平均只有86吨。北戴河会议精神传达贯彻后，情况就不
一样了。当时，省委办公厅上报中央的工作简报中有一段
这样的记载：
“9月份以来，在全省范围内已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
全党全民大办钢铁工业的高潮。各级党委第一书记都亲自
挂帅，日以继夜地在钢铁前线上督战指挥，上山的钢铁大
军由9月初的20万人增加到220万人，工农商学兵、男女
老幼一齐炼铁的局面已经出现。到9月底共建各种炼铁炉
17215个，已投入生产的7988个，占46．4%；正在施工的尚
有9263个。共建炼钢转炉0．3吨以下的90个，0．5吨的22
个，0．5吨以上的8个。9月份累计产铁9495吨，钢435吨，
平均日产铁316吨，比8月份平均日产86吨增长367%。
特别是国庆节前夕奋战告捷，30日全省日产铁1533吨，比
9月中旬跃增6倍多，作为向国庆的献礼。”
当时全国公布的数字是1070万吨，中央实际下达的数
字是1150万吨。华东协作区分配给福建的任务是铁20万
吨，钢5万吨。我们省里自己定的任务是铁35万吨，钢
7万吨。各地、市、县上报的加起来铁达到60万吨。可
是到9月底，钢只完成中央分配数的1．3%；铁只完成11．3
%，与任务要求相差甚远。
记得，北戴河会议后，中央先后4次召开电话会议催
促。有一次，谭震林传达毛主席的话，说：“1100万吨钢一
吨也不能少，少了就是失败。”彭真传达说：“主席要求9
月15日钢铁有个大跃进，因为9月是要命的一个
月。”中央要求各地组织“大兵团作战”。华东柯庆施更
是催得紧，他三天两头地打电话，向我们了解福建钢铁生
产情况。他在毛主席面前说华东协作区可以搞到800万吨
钢。毛主席认为，你华东一个协作区能搞800万吨钢，全
国只搞1070万吨怎么不行?毛主席受柯庆施的影响才下这
个决心的。所以，柯庆施反复对我们强调：“只许成功，不
许失败!”
从那时候到年底仅剩下80多天了，要完成中央分配的
任务，已紧张到分秒必争的地步。我和叶飞都感到压力很
大。叶飞问我怎么办?我说：各地又抓钢铁生产，又抓人
民公社试点工作，又抓田间管理，实现千斤省、万斤县，还
要抓战备支前，提的任务太多太大，这会影响重点的保证，
还可能影响全盘工作。我建议：在秋收冬种大忙之前，集
中力量搞几个钢铁高产周。同时，调整任务，省委原定的
铁35万吨，钢7万吨改为争取数，各地不要层层附加。但
必须确保完成铁25万吨、钢5．5万吨，这是硬任务，少了
就要受处分。叶飞同意我的建议，要我赶快把调整的确保
数分配下去。于是，省委立即召开紧急电话会议，由我作
了调整部署。我强调说：省委按这个指标进行检查评比，
上旬完不成，中旬要补足，中旬完不成，下旬要补足。各
地对各县也要按旬、按日提出指标进行检查评比。
10月6日至10日，省委召开一届十次全会，讨论钢铁
生产、基建和人民公社问题。会上预计当年全省粮食产量
可达250至270亿斤，1959年可实现两个“3000斤”，即亩
产3000斤、人均粮食占有量3000斤。因此，会议提出可
以宣布今年取消粮食定量供应制度，放开肚皮吃饱饭。并
且组织100万人的钢铁生产专业队作为主力军，去夺取钢铁
生产的决定性胜利。
为了加强对钢铁生产的领导，统一调配和使用力量，
省委决定成立“强化钢铁办公室”，由许亚、谢镇军、张遗
担任正、副主任。下设钢铁生产组、物资供应组、交通运
输组、燃料组、综合组等5个组，负责指导钢铁生产，协
调各种关系。还决定每周开一次电话会议，由各地委第一
书记亲自汇报情况。
10月15日，“钢铁高产周”揭开了序幕。这一天，从
城市到农村，处处炉火冲天，漫山遍野炭窑冒烟。创造小
小炉的沙县红旗人民公社家家户户升火炼铁，大家都在争
放小小炉炼铁卫星。闽东地区建了1万座炉，2万个洗铁
沙坑，3万个烧炭窑。福鼎县发动全民烧炭，有1万多个
炭窑投入生产。燃料最缺的长乐县派出两千多人到罗源、
宁德等县烧木炭，保证了高产周所需的燃料……
群众发动起来了，形成了“千军万马奔上钢铁战场，，的
新局面。一次，我跟叶飞去福安检查炼铁情况，看到沿途
都是小炉子，火焰冲天，几百里路到处是火光，那情景真
是壮观，很鼓舞人。我到闽东看了以后发现两个问题：
一、福安大都是在溪边洗铁砂，有的人一天能洗100斤，有
的地方铁砂很少，100人一天才洗几十斤。我想这里有一
个劳力使用问题，不要盲目到处洗铁砂，没有铁砂地方也
去洗，浪费人力。第二，用木炭来炼铁，更是个大浪费。
因为5立方米木材烧1吨木炭，3吨木炭炼1吨铁，炼1吨
铁要15立方米木材。我一算，1吨铁调拨价才40至50元，
1立方米木材也是40至59元，用15立方米木材烧木炭，等
于用600元钱的木材炼出40—50元的铁。那时1吨钢才
二三百元，也不上算!另外，我们福建不能炼钢，都是调
到上海去炼。上海对福建的铁特别有好感，因为我们用木
炭炼的铁含硫量很低，他们拿去不是炼钢，直接用于机械
铸造非常好用。所以华东局就给我们压任务。
一次，我跟柯庆施说：福建拿木炭来炼铁，15立方米
木材才炼1吨铁，得不偿失。他说：“不对，叶飞跟我讲
过，你们福建炼铁的木材，是枝丫材，是废物利用。”叶
飞可能跟他讲过这样话。那是以前小规模炼铁，用的木炭
不多，是用枝丫材来烧的。后来大规模炼铁，一天要炼多
少吨铁，群众就不管你什么材，把整棵树都砍倒下来了。
柯根本不相信我的话，说我是“讨价还价”，把任务硬压下
来，福建山林就遭殃了。
到福安看过以后，我就感到这样盲目的大兵团作战，
搞人海战术，大面积的毁林烧炭，后果不堪设想。所以，
在一次省委电话会议上，我强调说：“用木炭炼铁，成本太
高，又浪费了宝贵的木材资源，耗费劳力很大。现在必须
改变这种情况，办法有二个：一是积极地千方百计地推广
白煤炼铁，立即组织白煤的生产和调运。二是用焦炭和烟
煤炼铁，决定从外省调进烟煤38．4万吨，焦炭8万吨，由
省人委作具体分配。今后主要燃料是白煤和烟煤，所以新
建炉群应根据交通、燃料、原料和便于管理等条件，重新
布局，炉型的设计亦须适应于烧烟煤、白煤。”
尽管我们一再强调不要毁林烧炭，改用烟煤、白煤炼
铁，但由于交通运输问题无法全部解决，煤的供应紧缺；我
们又强调“小、土、群”，推广“小小炉”炼铁经验；下边
为了完成任务，还是照样乱砍滥伐。记得，我家乡有一条
小溪流到村头上，下去有个跌水很深的坝。坝内是个深
潭，两边山上长着很多几个人合抱的大树。大炼钢铁中这
些树都被砍掉了。后来我回家乡一看，山上光秃秃的什么
都没有了，深潭也干涸了变成小水沟，只有1尺多深。由
此可见大炼钢铁运动对森林资源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
在大炼钢铁中，我们还搞过“工业抗旱”。所谓“抗
旱”，就是发动群众收集废钢烂铁，进行回炉冶炼。群众
拣不到废钢烂铁，就把自家的锅砸了，门窗撬了，甚至把
工厂里暂时不用的机器零部件也砸了。就这样七拼八凑，
也还是难以达到规定的指标。
大炼钢铁运动，10月中、下旬进入高潮的巅峰，全省
有300万强壮的劳力上山烧炭炼铁，中晚稻熟了没有人收
割，倒伏在田里烂掉了；学校停课、商店关门，有的工厂还
停工停产去支援炼铁，一切都为“钢铁元帅，，让路。说的
是“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实际结果是：一马当先，万马
落后。
在全国一片混乱中，毛主席看出了问题。11月份，他
连续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批
评“务虚名而受实祸”，开始“压缩空气”，纠正“左”的错
误。此时，省委根据中央和华东局的指示，对钢铁生产任
务又作了调整，钢由5万吨降至1万吨，支援上海的生铁改
为14万吨，要求11月份除福州、厦门两市组织一个“炼钢
高产日”以检阅力量外，其余的任务结合炼兵完成。这
样，到12月初，我们就宣布提前一个月完成全年钢铁生产
任务。12月19日，中央也宣布已经实现1070万吨钢的伟
大目标。而实际上钢的产量只有800万吨，有300万吨是
烧结铁和废渣钢，基本上不能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