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下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从实际出发，继续对原定的
各项经济指标作些调整，或许造成的损失还不至太
大。然而，1959年庐山会议从纠“左”陡转为“反右
倾”，又使得“左”倾思潮更加严重泛滥。1960年便在一
片“反右倾”声中继续“大跃进”。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展
望60年代》，说：“我们不但对于1960年的继续跃进和更好
的跃进，充满了信心，而且对于整个60年代的继续跃进，
也充满了信心。”此时，中苏关系日趋恶化，苏联单方面
取消了1957年中苏两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毛主席
甚为气恼，说：“实力政策，实力地位，世界上没有不搞实
力的。”“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我们处在被轻视
的地位，就是因为钢铁不够。”毛主席坚持“要炼争气
钢”，要求各省布置一批小洋钢铁厂、小洋铁路，要动员
7000万人来干。
于是，叶飞在视察葫芦山矿区之后，决定大战葫芦山，
集中力量，抢建矿区，要求当年生产50万吨矿石，6月底
就要达到日产2000吨以上的水平，在葫芦山建设起一个年
产10万吨钢、20万吨铁的钢铁联合企业。随后，我和叶
飞、唐晓光等又到永春天湖山矿区实地勘察，看到天湖山
煤区周围条件非常好：已探明煤的工业储量4800万吨，远
景储量2．3亿吨。就近石灰石储量7000万吨。在天湖山
煤矿东北10公里处是著名的阳山铁矿，远景储量有1．5亿
吨，品位都在50%以上；在天湖山西40公里处为著名的潘
田富矿，铁的远景储量5000万吨，探明1000万吨。煤区
附近的景山铁矿、湖珍铁矿、霞村铁矿各有360万吨到2000
万吨，含铁品位都在40%以上，并且全部富铁矿都可以露
天开采。距基地40公里的湖头水库可建成装机容量8万
千瓦的水电站，用电问题也完全可以解决。省委研究后，
打算在天湖山煤区周围建设福建第二个钢铁工业基地。
但是，现实是严峻的：1960年从第一季度起，国民经
济状况日趋不佳，钢的产量月月下降，20种主要工业产品
中有18种完不成季度计划；夏粮比上一年大幅度减产，由
于高征购，农民卖了过头粮；国家粮食库存减少，调拨不
灵，一些地方出现脱销现象；轻工业生产停滞了，副食品普
遍紧缺，群众填不饱肚子，营养不良，浮肿病和非正常死
亡在发展。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着持续三年的严重困难的考
验。
回顾这一段历史，我感触良多。诚然，“大跃进”是
毛主席、党中央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集体犯的一个重大错
误。但是，中央犯错误，不能说跟地方领导者没有关
系。作为一个省分管计划、工业工作的副省长，作为叶飞
的助手，对福建大跃进中的过失，我深感自己应负一定的
责任。
毛主席发动“大跃进”，出发点是好的。我们拥护
“大跃进”，也是出于尽快改变落后、摆脱贫困的良好愿
望。开头经济建设的跃进指标提得并不很高，如果按
“二五”计划的最初方案，经过努力完全可以达到。中央
提出发挥两个积极性，将管理权限下放给地方，改革不合
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个大方向也是正确的。而问题在于
我们偏离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违背经济发展的客
观规律，不顾国情，不顾客观条件，凭着主观意志盲目乱
干。“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
到”，就是“主观意志论”的典型口号。
从今天看，搞社会主义建设，赶超资本主义发达国家
的生产力水平，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在刚刚解放
几年，经济文化还十分落后的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
化的宏伟目标，必须有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这个过程
绝非3年、5年或者10年。对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
艰巨性缺乏足够的认识，用美丽的幢憬和浪漫的幻想代替
科学的分析和求实的精神，使我们坠入了“超阶段过渡”的
理论误区。这是“大跃进”的一大教训。
搞经济建设不同于搞革命战争，两者各有自身运动的
规律。诚如薄一波同志说的，“搞建设虽然也要处理复杂
的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但归根结蒂是为着处理好人与自然
的关系问题，这跟战争、土改所要求解决的矛盾是根本不
同的。”我们把党在战争中、土改中大搞群众运动的传统
工作方法运用到经济建设上，搞所谓“大兵团作
战”，“大办”这个，“大办”那个，这就不仅背离了经济发
展的客观规律，陷入盲目乱干，而且必然造成社会财富的
巨大浪费。大面积的破坏山林，就是一个明证。
再就是不停顿地“反右倾”、“反保守”，用“政治压
力”来压制不同意见，使“左”倾错误思潮严重泛
滥。这应是“大跃进”中一个深刻的教训。在“大跃
进”中是不是都没有不同意见呢?不是的，彭德怀、张闻天
等同志就坦诚进言。但在庐山会议上，把他们打成
“反党集团”。庐山会议后，福建也开展“反右倾”斗争，
把江一真、魏金水、卢叨等同志提的不同意见，说成是
“反对三面红旗”，“来自党内特别是来自省委内部的进攻，
比来自党外的进攻更加危险”，是“追随彭德怀反党集团的
右倾机会主义活动”。于是，省委作出决议，撤销江一真
省委书记处书记、省委常委和省长的职务，撤销魏金水省
委书记处书记、省委监委书记的职务，撤销卢叨省委宣传
部副部长和省委党校副校长的职务。当时，我对“大跃进”、
“反右倾”运动虽有不同看法，但不敢讲，只是不太积极参
加。后来，省委委托林一心和我去北京向中央汇报“江、
魏问题”，我们根据省委办公厅整理的“揭发”材料向中央
作了汇报，中央就定了案。现在想起这件事，我仍深感内
疚。后来“江、魏问题”虽然中央予以平反了，但这件事
不仅在政治上造成了严重后果，在经济建设上，也打断了
纠“左”的积极进程，掀起“继续跃进”的高潮，造成更大
的损失。这个教训确实令人痛心。
三年困难与七千人大会
三年“大跃进”，事与愿违，使我们陷入了严重的经济
困难之中。
从全国来看，农牧业产品大幅度减产，出现了全国性
的粮食和副食品危机。1960年与1957年比较，粮食减产
26%以上，棉花减产35%以上，油料作物减少一半多，猪
的年底存栏数减少56%。
福建的情况也一样。“二五”计划遭受严重挫折，
1959年至1961年粮食连年减产，三年少收粮食24．4亿
斤；1961年总产量只有64．67亿斤，相等于1951年的水平。
其他主要农产品产量全面下降，1962年与1957年相比，甘
蔗、水果下降幅度超过60%，茶叶、油料下降30%以上，
生猪存栏数减少55．5%，耕牛减少21万多头，水产品下降
16%。
在粮食减产的情况下，由于城市人口迅猛增加，我们
实行“高征购”政策，向农民征购了过头粮用以维持城镇商
品粮供应，这就使得农民留粮减少，城镇居民消费量降低，
国库存粮耗多补少，不得不从国外进口粮食。我们根据各
地虚报的产量来确定征购任务，高估产带来高征购。1959
年粮食总产此上年下降10%，而从农村净征购粮食却增加
42%净征购量占总产量的比例，从1957年的19%上升
到1960年的30%，农民的年人均口粮标准，从538斤下降
到337斤。再加上当时限制社员个人经营农副业生产，农
民的口粮无法从其他方面得到补充，各地普遍闹饥荒，不
得不搞“瓜菜代”，有的地方甚至吃树叶、稻根、蔗渣、野
菜；城市里没有其他蔬菜供应，只能买到空心菜，人们称之
为“无缝钢管”。当时的生活极其艰难。
1961年冬，叶飞提出“自由一季”，让每户社员向生产
队借种一亩地，有条件的可以超过一亩，谁种谁收归谁所
有，这才稍为缓和一下困难局面。但也因此在“文
革”中对他的“自由一季”政策批个没完。广大群众因营
养不良普遍患了浮肿病，闽西地区非正常死亡比较严重。
农业减产了，工业怎么样呢?“二五”期间，福建工业
总产值虽然年平均增长4．9%，但轻工业产值只增长
2．5%。其中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平均每年下降
10%。重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由1957年
的17%迅速上升到1960年的41．46%，每年平均增长
14．2%。基建摊子越铺越大，三年投资总额达19亿多元，
平均每年6．4亿元。施工项目达3725个。重工业挤了农
业和轻工业，积累挤了消费，基本建设挤了当前生产，导
致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国家财政连年赤字。为
了弥补赤字，国家大量印发钞票，又造成通货膨胀。
1961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八届九中全会，提
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同时制定一系
列具体政策，如《农业六十条》、《商业四十条》、《手工业
三十五条》、《工业七十条》等，这对扭转困难局面、稳定
全国形势起了积极作用。当时，中央采取三项措施是很得
力的：
首先，甄别平反在运动中受错误处分的干部。1962年
4月中央发出通知：“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
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
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
反。”“有关领导干部应该当场向被错批判错处分的党员、
干部进行道歉。上级党委应派人参加平反大会，说明错误
的责任主要在上级，号召卸掉包袱，加强团结，搞好工作
和生产。，，福建省委根据中央通知的精神，立即向中共中
央写报告，建议撤销对江一真、魏金水、卢叨等同志错误
处分决定，恢复他们的名誉和职务。后来还选举魏金水为
省长。同时，还对在1958年被定为“地方主义分子”的黄
国璋、林汝楠、许集美、王一平4位同志宣布平反，撤销
原来的处分决定。分批摘掉了大部分被错划的“右派分子”
帽子。这项工作对增强党内团结、调动干群积极性，密切
党和群众的关系，产生了很好影响。
第二，精减城镇人口。3年“大跃进”，全国职工人数
增加2500多万，城镇人口增加到1．3亿人。吃商品粮的人
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1957年的15%左右上升到1960年
的20%，这就不得不向农民高征购，因而大大挫伤了农民
的生产积极性。怎么解决粮食紧张问题呢?在计划会议
上，陈云提出四条办法：一是调整农业基本政策，二是工
业大力支援农业，三是进口粮食，四是压缩城镇人口，减
少城市粮食销量。他说：“第四条则是必不可少的，我们
非采取不可。”
当时，我分管计委、编委工作，我们对这项关系全局
的大事反复作了研究。从1960年开始，全省先后精减城
镇人口达37．3万人：一部分动员回乡，原来从哪里来的就
回到哪里去；一部分由国营农场吸收，转为农垦工人；一部
分安排到农村去插队落户。闽北地多人少，那里需要劳
力，沿海城镇安排去闽北插队的比较多。大中专学校招生
数也作适当压缩，前几年文教方面发展太快，招生太多，工
厂停产下马后毕业生分配不出去。1962年农学院毕业700
多人，各厅提出需要才54人，供大于求。精减职工和动
员城镇人口下乡工作虽然难度很大，但那时党的威信很高，
人民群众都能听从党的号召，同心同德，共渡难关，加上
我们工作比较深入细致，所以没有出什么乱子。
第三，压缩基建战线。1958年至1961年，中央给福
建安排投资12．21亿元，省里安排投资20．38亿元，超过8．17
亿元。由于超计划安排投资项目56个、扩大项目29个，
这就使得基建摊子铺得很大。4年中全省开工的大大小小
的工业项目共3555个，全部建成的有1748个，部分建成的
558个。有些项目没有按照基建程序上报，未经审核批准
就匆促投入施工，结果分散了人力、物力、财力，冲击了
国家计划，影响了重点建设。1961年我们开始严格控制新
建项目上马，并缓建、停建一大批在建项目，使施工项目
从1960年的3700多项压缩到1500多项。开头，大家对工
厂下马停建，都感到可惜，舍不得放弃。比如三明钢铁厂
要不要下马呢?就争论了很久。有的说，我们花了三年时
间从荒滩上建起这样一个现代化的钢铁工业基地，如今下
马了，以后还要不要上?要不要“超英赶美”?1959年中央
下达给福建的停建项目5个，省里只停3个，三明钢铁厂、
漳平煤矿未停。1960年中央下达停建11个项目，省里只
停8个，三明重机厂、厦门电厂、厦门糖厂未停。后来中
央强调：“再不能犹豫了，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就坚决退
下来，切实地进行调整工作。如果不下这个决心，仍然坚
持那些不切实际的指标，既不能上，又不愿下，我们的工
作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就会陷入更被动、更严重的局
面。”因此，省里又决定将包括三明钢铁厂、潘洛铁矿、葫
芦山铁矿、福州八一钢铁厂、泉州盐场等大中型企业在内
的280家工矿企业予以关闭或停产。为了保存技术骨干，
维护大型设备，对有些工厂作了灵活处理。比如三钢保留
技术骨干600人，精简5792人，待形势好转时，再把这部
分职工请回来。三钢的党团员顾全大局，带头报名上山安
家落户，他们离开工厂时含着眼泪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厂房
的墙上。后来恢复生产时，这些被精减的人员大部分都回
厂来了。青州纸厂、永安水泥厂、厦门玻璃厂等，为了维
护已到工地的大型设备，仍然继续修建简易的厂房，派一
些工人看管。
我们福建贯彻八字方针是比较坚决的，效果也很
好。如果没有这次调整，仍然盲目“跃进”，恐怕会引
起经济大崩溃。
三年“大跃进”，实际上是3年大倒退。后来我们又
用5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农业才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工
业有一部分超过。我们走了一段弯路，损失了8年时间。
1979年我去日本访问，接待我们的日中贸易促进会会长是
日本前外相藤山爱一郎，他手下有几个部长都是从中国回
去的。有个部长过去曾在我国东北、天津工作过，他告诉
我们：1958年回日本时，看到天津同大阪的工业水平差不
多。中国搞“大跃进”，而日本实实在在的搞经济建
设。几年后日本腾飞了，中国还在搞“文化大革命”。现
在对比，天津比大坂落后了好多年!在这位日本友人看来，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
距离拉大了，这个时间上的损失太大了。
毛主席说：“世界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
是不会转弯”。“大跃进”是毛主席发动的，在“大跃
进”中碰了钉子，头脑最先冷静下来并开始转弯的也是毛主
席。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毛主席就说：“大跃进
搞得人的思想有些糊里糊涂，昏昏沉沉。”在武昌会议上
又说：“苏联在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上很谨
慎。我看，我们中国人大概包括我在内，是个冒失鬼。”
“我们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
际。”他提出“唱个低调，压缩空气”，还风趣地说：“唱
戏拉胡琴，转那个东西转得太紧，它就有断弦之危险。”
他承认“我们对于搞经济建设还是小孩子，虽然我们现在年
纪不小了。应该承认这一点：向地球作战，向自然界开
战，这个战略战术，我们就是不懂，就是不会”。
1959年的庐山会议我去参加了。第一阶段“神仙会”
主要是讨论毛主席提出的18个问题，目的是以此统一全党
对形势的认识，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总结经验教训，进
一步纠“左”。毛主席说：“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是没有
搞综合平衡”。“我们批评斯大林一条腿走路，可是从我们
提出两条腿走路后，反而搞一条腿了。”“我们做了一件
蠢事，就是把好几年的指标提前在一年内实现。”“过去
安排是重、轻、农，这个关系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
重?”
我认为，庐山会议第一阶段的“神仙会”是开得好的，
对“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已作了初步总结，如果没有会议
后期的转向，从纠“左”转为“反右倾”、批判“以彭德怀
为首的反党集团”，那么，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可能不会这
样曲折。但是，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历史悲剧的产生，
有其必然的原因。庐山会议后开展“反右倾”、整风整社
和民主补课，又使“左”倾错误继续发展，泛滥成灾，1960
年的继续“大跃进”，造成了更大损失。
到了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
会”，党内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毛主席带头作
了检讨，才使得我们的头脑比较清醒一些，对“大跃
进”的经验教训才有比较正确的认识，因而才下决心纠正
“左”的错误。
“七千人大会”开到县委书记和重要厂矿党委书记这一
级，福建去166人，我也出席了。这是我们党在建国后召
开的一次空前规模的总结经验的大会。会议本来由刘少奇
同志代表党中央作报告，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
强团结，加强纪律，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鼓
足干劲，做好工作，战胜困难”。由于这个报告稿还没有
经过政治局讨论，毛主席便建议直接印发给大会，让大家
提意见、修改。这样，我们参加会议的同志一开始就阅读
刘少奇的书面报告。
《报告》对1958年以来的工作成就作了很高的评价，现
在看，这些评价是不恰当的，肯定了一些不该肯定的东
西。但《报告》同时指出工作中四条缺点错误：“第一，工
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的战线过长，使国民
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发生了
严重不协调现象。在一段时间内，农业上犯高估产、高征
购的错误。”“第二，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中，许
多地区，在一个时期内，曾经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
制的界限，曾经对集体所有制的内部关系进行不适当的、
过多过急的变动，这样，就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
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在手工
业和商业方面，也犯了急于把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
制的错误。”“第三，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
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的倾向有了严
重的滋长。”“第四，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
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因而使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
加，造成了城乡人口的比例同当前农业生产水平极不适应
的状况，加重了城市供应的困难，也加重了农业生产的困
难。”
《报告》初步总结了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16条基本
经验教训。
我们与会同志对《报告》进行了热烈讨论，许多同志
认为《报告》指出的缺点错误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也有
不少同志认为“对过去几年的缺点、错误讲得过分了”。
柯庆施对这个《报告》很不满，他觉得“越看越没劲”。
在大会期间，中央还召开一次各省分管工业的书记会
议。会上，我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福建基本建设方面存
在的问题。我说：“由于我们背上福建工业落后的包袱，
过急于改变这种面貌，感到‘一五’期间搞得少，想迎头
赶上去，加上大跃进初期不恰当地想一个省搞一个工业体
系，又缺少大规模进行经济建设的经验，对它的复杂性和
艰巨性估计不足，因此，计划偏高，规模偏大，没有重点，
齐头并进。”“通过这次大会，我们受到深刻教育，认识
到分散主义在各地方、各部门普遍地存在着，虽然程度不
同，但问题是严重的。正如一些同志反映的：“计划不如
人情，组织不如个人，公章不如私章，前门不如后门，这
种现象如再让它发展下去，必然会象少奇同志在报告中所
指出的，破坏党的统一，破坏整个计划经济。”
《报告》经过修改以后，发下第二稿征求意见。1月27
日，刘少奇在大会上对《报告》作了说明，他说：“两三年
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
大跃进。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
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
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过去我们经常把
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
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我到湖南的一个地
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
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
成绩不是主要的。”
诚如薄一波所说：在当时“左”的思想还根深蒂固的情
况下，在多数同志对1958年“大跃进”严重失误的原因还
没有根本认识的情况下，少奇同志敢于根据一些群众和一
些省市负责干部的反映，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估
计，指出在分析错误和成绩时，不能用“一个指头和九个指
头的关系”“到处这样套”，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没有
大无畏的革命勇气，不可能提出这种实事求是的意见来。
本来会议到1月28日就结束了，后来许多人提意见，
说还有很多话没说完，还憋着一肚子气，特别是庐山会议
后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有话不敢讲，上下级关系不融洽，
这次会议还压制民主，不让人讲话等等。毛主席听了汇
报，提议延长会期，开个“出气会”，让大家把话说完，把
“气”出完，重点向省委的缺点错误开展批评。“白天‘出
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7000人一道在
北京过一个春节。于是，从1月29日到2月7日，我们继
续在北京开“出气会”，和毛主席一起看戏、过春节。
1月30日，毛主席向大会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讲了6
个问题，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问题。毛主席说：“没有民
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
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
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党委的领导，是集
体的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一切事情，第一
书记一个人说了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
算数的道理呢?”
毛主席讲了“霸王别姬”和刘邦“豁达大度、从谏如
流”的故事，告诫大家不要“称霸”，要善于听取别人的不
同意见。“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
了。”
毛主席还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
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
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
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
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
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
任，不许人家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
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
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毛主席点了三个人的名，这三个省委第一书记在工作
中有缺点错误，民主作风不够好，毛主席的本意是让他们
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后来他们在会上也作了自我批评。
可在“文革”中，“造反派”却以此给他们扣上“小霸王”的
帽子，列为“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证”之一。
召开“出气会”的同时，还穿插了几次大会，周恩来、
朱德、邓小平等在大会上讲了话，各自总结了经验教训，作
了自我批评。而林彪讲话的调子与众不同，他说：这几年
所发生的毛病，“哈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
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
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
会要小得多。”“我深深地感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
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
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
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
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林彪把造成困难的原因
归结到“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认为毛主席一贯正
确，并且加以神化。他故意制造个人崇拜，为自己捞取政
治资本。
总的看，七千人大会是成功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它起到了团结和动员全党齐心协力战胜困难、共渡难关的
巨大作用。特别是中央领导同志对三年“大跃进”的失误，
敢于正视，认真对待，带头检讨，承担责任，在党内创造
一种讲真话、讲民主、讲团结的良好风气。七千人大会以
后，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逐步全面展开，并取得成
效。政治关系上的调整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战备支前与“小三线”建设
福建的经济发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制约因素，就是
海峡两岸长期的军事对峙局面。
1960年到1962年，正当我们处于严重经济困难的时
候，国民党当局又一次蠢蠢欲动，不断派遣武装特务窜犯
东南沿海。福建省委咬紧牙根，坚持贯彻“备战、备荒、
为人民”的方针，作出“以战备为中心，支前第一，生产第
一”的全面部署，抽调3000多名干部充实各级支前机构。
当时，全省的支前工作由我总抓，在形势最紧张的1962年，
我把主要精力放在这项工作上。
福建战备支前工作中，较为棘手的一是交通运输问题，
二是粮食副食品的储备供应问题。
5月份以后南方进入台风暴雨季节，道路被水冲毁严
重，在福建境内铁路塌方85处计12万方，路基病害多，公
路塌方18万方，损坏路面50公里，桥涵冲毁83座。这些
都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劳力，才能提高通过能力。全省货
运汽车才1300多辆，能经常行驶的只有880多辆，占
63%。这样一种运力状况，显然不能适应大规模战争的需
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依靠群众，动员民
力，组织民间运输来弥补不足。
当时全国粮食普遍紧张，福建缺粮更为严重。按中央
要求，作战部队的储备粮和动员民工的粮食需好几亿斤，
这在征购、调运、储存、供应上十分困难。其他副食品的
供应，缺额也很大，除了中央调拨一部分外，都得就地解
决。
战争的伟力存在于民众之中，战胜困难的伟力同样存
在于民众之中。我们正是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依靠军民
团结，克服种种困难，建设起“海上长城”，使国民党军队
大规模窜犯大陆的阴谋未能得逞。
1964年在确定国家“三五”计划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
敌人的突然袭击问题，十分严峻地摆在我们的面前。毛主
席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
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但要准备应
付帝国主义早打、大打。鉴于苏联卫国战争中建立乌拉尔
以东工业基地的经验教训，毛主席提出集中力量建设三线
工业基地，抢时间把三线建设成具有一定规模的战略大后
方。因此，“三五”计划由“吃穿用计划”变为“以国防建
设为中心的备战计划”。
所谓“三线”，有大三线、小三线之分。全国的第一
线是指东北和沿海各省，大三线是指我国的西南、西北地
区，小三线是各省、市、自治区自己的小后方。第二线，
是一线与三线之间的广大地区。
为了使三线能在短时间内形成生产能力，中央对一、
二线的经济建设采取“停”(停建一切新开工项目)、“缩”
(压缩正在建设的项目)、“搬”(将部分企事业单位全部搬
迁到三线)、“分”(将部分企事业一分为二或一分为三，将
分出的部分迁往内地)、“帮”(从技术力量、设备等方面对
三线企业对口帮助建设)。同时分别成立国家建委和三线
建设委员会，确定搬迁工作立足于战争，对项目实行“大分
散、小集中”、“靠山、分散、隐蔽”，有的还要进洞(即
山、散、洞)的原则。
福建处在第一线，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在3年调整
中，我们全力以赴进行“小三线”建设。省委决定成立
“小三线”建设领导小组，由我任组长。1964年9月，省
委在鼓山召开常委会议，对战备支前、“小三线”建设作了
全面研究部署。记得，鼓山会议确定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划分一、二、三线地区范围：第一线为福、厦、漳、
泉沿海地区；第二线为鹰厦线南段，由建瓯、南平至漳平、
龙岩地区；第三线为闽赣边区，武夷山以南，鹰厦线以西，
包括长汀、连城、清流、宁化、建宁、泰宁、光泽、邵武、
顺昌、建阳、松溪、政和一带。
二、确定二、三线工业基地建设的原则和具体要求：即
必须适应战时需要，力求完备，本着平时和战时相结合、军
工生产和民用生产相结合；远期和近期相结合的原则，充分
利用我省闽西、闽北的有利地形，采取靠山、分散、隐蔽、
打洞等措施，一面把福、厦、漳、泉沿海地区的重要企事
业单位，分期分批迁往二、三线，一面加强二、三线建设，
在3至5年内实现这一伟大的战略任务。
三、确定第一批迁移项目：地方军工，除龙岩风动工
具厂、永安机械厂、永安车辆修配厂迅速扩建，使其能生
产自动步枪、冲锋枪、炮弹、修理坦克外，南安化工厂和
漳州化工厂立即迁往二、三线，投入生产炸药。同时在闽
北新建一个生产能力为2300万发的子弹厂和5000吨的硝氨
厂。民用机械工业如福州机器厂、厦门工程机械厂、福州
电线厂、漳州内燃机厂等9个，轻化工业如福州制药厂、厦
门皮革厂、福州搪瓷厂、泉州麻纺厂等10个，也应迅速迁
往内地。
四、交通、邮电的整治工作：提前修建三明至明溪的
铁路，对现有的森林铁路加强整修管理，发挥其山区运输
作用。立即着手修建闽西北至闽东南沿海的国防公路700
公里，并对干线上的逾龄桥梁进行改建。加强邮电线路养
护工作，保证邮电畅通。
五、加强现有水、火电的管理，保证正常运行。并根
据新的工业布点分期在二、三线新建7个小型发电站。
六、为保证战时前线各种物资供应和后方工农业生产
原料的供应，应立即在二、三线修建可贮存各类物资10万
吨的仓库。
七、文教、卫生、出版、广播方面：厦大迁往长汀、福
大迁往清流、宁化；师范学院迁往建瓯、建阳，农学院、医
学院及部分中专、科研单位均迁往闽北山区。在三明、邵
武等鹰厦铁路沿线建立稍具规模的医院、防疫站。福建日
报社在南平建立后方基地。在闽北地区新建一个发射台等
等。
省委鼓山会议后成立了国防工办，专门负责“小三
线”建设的规划工作。从1964年9月到1965年2月，我
们组织一批有经验的干部，先后4次实地勘察202个点，根
据“山、散、洞”的原则和动力、交通条件，提出地方军工
厂址选择方案，报请总参和大军区审批。3月下旬，总参
批复同意在清流、宁化、长汀建厂，建设项目为两枪(自
动步枪、冲锋枪)、两弹(子弹、炮弹)及炸药等9项，总
投资将近3000万元。
沿海地区的迁厂，我们考虑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
是迁厂26个，职工6100多人，产值约4800多万元。其中
机械行业17个、化工企业4个、轻工企业5个，需要搬迁
经费1500多万元。第二个方案是迁厂40个，职工1．18万
多人，产值8600多万元。其中机械行业24个、化工企业
9个、轻工企业7个，共需搬迁经费3020万元。迁厂工作
的难处在于资金缺口大。
粮食、食油、石油、食盐等重要战备物资的储备量，比
起1962年就充足得多了。当时，全省存粮约6．4亿斤，库
存食油近3000万斤，石油18万吨，食盐按每年每人6公斤
计算，山区储盐总量约有10万吨，把各地的祠堂、庙宇都
改建为仓库。交通运输的状况也有很大改善，新修公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