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大跃进”算第一回合。如果这时候头脑冷.2
587公里，重建15座大桥，整修加固308座桥梁、8个渡口，
铁路病害整治工程完成660多处，增加装卸点26个，备用
钢轨30公里，枕木8万多根。
邮电方面，建成了福建同江西、广东、浙江三省3至
12路载波通讯线路，建立了后方发讯台和保密台。
文教、卫生、新闻、出版的战备工作也在顺利进行。
总之，福建的“小三线”建设，1964年和1965年两年
取得了很大成绩。在此之前，我们的工业布局较多考虑沿
海地区，“二五”期间虽然注意到山区建设，在南平、三明、
永安一线新建了一些原材料工业和机械工业，使山区工业
有了较大发展，但在三年困难时期，停建和停产的比较
多。山区工业所占的比重仅28%，仍然很小。加强了
“小三线”建设以后，我们把几十家工厂、数万名职工迁往
“小三线”地区，这就带动了闽西、闽北的资源开发，促进
了内地山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建阳、邵武、南平、三明、
永安、漳平、龙岩这几个城市的发展，可以说是得益于“小
三线”建设。
但是，由于上马急、规模大，前期勘察准备不够周密，
加上管理混乱，也存在着大量问题。特别是资金上的浪费
相当严重，仅1964年投入的各项资金达7000多万元，而造
成浪费或不能及时发挥效益的占30%左右。低效益的地
区高投入，高效益的地区却投资不足，这就影响了生产规
模的扩大，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失调。
此外，当时对战争的威胁估计过分，对卫星侦察和导
弹攻击等现代军事技术装备的先进功能缺乏认识，片面强
调“山、散、洞”，布点建厂多在交通不便的偏僻山沟，而
且又很分散，形不成规模，职工的生活遇到很大困难。久
而久之，职工大量外流，生产受到影响。后来这些工厂大
部分迁出来，所建厂房也大都废弃不用。这些都是我们当
时没有考虑到的后果，其教训应当记取。
“四清”与“五反”
“大跃进”受挫后，我们国家不仅陷入三年经济困难之
中，而且出现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封建迷信、
反攻倒算、腐化堕落等严重问题；在国际上，苏联赫鲁晓夫
当权，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开始分裂，帝国主义也
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颠覆渗透活动，这些都使毛主席
感到中国存在“复辟变修”的现实危险。怎么解决这个问
题呢?他说：“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就可以挖掉修正
主义根子。”
1963年2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在农村开展“四
清”运动(即清帐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在城
市开展“五反”运动(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
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四清”与
“五反”，是具有经济和政治双重意义的运动，既是为了整
顿经济生活中的混乱秩序，也是为了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
社会主义教育，这是毛主席在国内搞“反修防修”斗争的第
一个重大战略部署。
根据这个部署，3月中旬，福建省委召开工作会议，讨
论了农村“四清”、城市“五反”、沿海对敌斗争以及抗旱
保种问题。考虑到福建沿海对敌斗争的新特点，省委决定
先开展面上社会主义教育，而后按计划分期分批地搞好点
的运动。强调社教运动必须“自始至终密切结合生产进
行”。并成立“五反”运动领导小组，由范式人负责。
4月中旬，范式人代表省委向省级机关干部作了“五
反”动员报告，号召各厅局向省委、省人委各口领导提意
见，展开批评。5月28日，我在工交、计划口处长以上干
部大会上作了一次“自我检查”。这次检查可以说是对我
几年来的思想和工作进行了一次“清理”。我着重谈了五
个问题：一、“二五”期间经济建设中的浪费问题；二、工
作作风上的官僚主义；三、关于分散主义、本位主义问题；
四、生活上的特殊化；五、今后改正意见。今天重温这份
“检查纪录稿”。我的心情仍然是沉重的。这里，我将第
一个问题部分内容摘抄如下：
这几年，我对中央的方针、政策贯彻是坚决的，
工作是积极负责的，问题是没有当好省委的参谋、助
手，使得有些本来可以少走弯路的走了，可以少浪费
的浪费了。 国家拿这么大笔的财富叫我们当家没有
当好，心情是很沉重的。 浪费主要表现在几个方
面：
1、基本建设中的损失浪费：“二五”投资额21．8
亿元，初步匡算，起作用的13．26亿元，占60．8％；
积压的3．34亿元，占15．3％；无效的5．2亿元，占
23．9％。整个施工中的浪费约占投资的14％。
“二五”建设的大中型骨干项目63个，投产的43个，
停建的16个，建成后停产的4个；只有三分之二投产，
而且利用也不充分。从生产效益上看，“二五”工业
基建财务支出14．5亿元，1962年工业总产值10．8亿
元，比1957年增长2．3亿元，平均每万元投资仅增加
产值1587元。“一五”时期一般是l比l，显然，这
几年的投资效果并不好。冶金投资2．6亿元全部积
压或报废；糖厂投资1．2亿元，生产能力达29万吨(包
括“一五”时期的投资和建成的能力)，现在只生产4
万吨，利用率只有13％；建溪水电站投资0．8亿元大
部分积压或无效：还有一些小土群、小洋群和小高炉、
小有色、小化工厂、小纤维扳等，也大部积压或报废。
2、生产中高指标带来的浪费：高指标是1958年
下半年开始的，1959年特别是1960年达到最高峰，
1961年贯彻“八字”方针后才逐步落实下来。1959
年上报工业产值26．5亿元，实际完成19.15亿
元。1960年下达30亿元(增产节约运动中曾提到50
亿元)，实际完成24．7亿元。一度还曾设想，“二
五”达到100万吨糖、100万吨钢。 由于生产中的高
指标，片面追求产值，造成企业产品粗制滥造，质量
下降，成本提高，管理混乱，有的甚至弄虚作假，结
果是产品积压、亏损严重。
3、劳动力方面的浪费：1957年全省全民所有制
的职工为51.4万人，1960年增加到129万人。1962
年减少5l万人，一上一下，带来的浪费是很严重
的。从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看，1957年为4113
元，1962年仅为3324元，下降了789元。
产生以上问题的原因，客观上说是缺乏经验，但
从主观上检查，主要是思想的片面性和工作的盲目
性。
过去福建经济上“一穷二白”，大家感触很深，想
尽快改变落后面貌。但仅仅看到资源条件有利的一
面，而忽视建设中存在的困难。 比如搞建溪水电站，
从水电站本身建设的条件看确是很优越的，我们想借
东凤，把这个项目争上去，有46亿度电，除送一半支
援华东、上海外，还有23亿度可争取中央多安排项
目。现在看来这是不切合实际的，结果8000万元花
掉了，奉起什么作用。 比如建设糖厂，认为粮食过
关了，可以拿出多少万亩地大种甘蔗，甘蔗的亩产可
达2万斤、3万斤，惟恐榨不了，因此盲目地大搞。
我们贯彻总路线，强调了多快，忽视了好省；缺
乏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没有反复的综合
平衡。认为先解决“有无”的问题，然后再解决“好
坏”。不是一切经过试验，有计划、有步骤、有准
备地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而是不分先后，一轰而起，四
面出击，齐头并进。
假如我们能根据我省资源条件和特点，按原来确
定的以轻工、化工、森工、水电为重点的建设方针坚
持贯彻下去的话，那么现在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如
果不搞建溪，而把古田、永安水电站搞起来；不搞那
么多的钢铁，而把化肥厂搞起来；糖厂不要搞那么大，
而搞些人造纤维厂、纸厂等，或许，整个经济效益就
会大得多。 建溪如果经反复慎重的考虑，是可以不
搞的。糖厂的规模建设时有争论，轻工业部不同意
我们搞那么大，但我支持轻工业厅的意见，没有接受
部的意见。 土洋结合、大中小结合的方针是正确的，
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可以充分发挥现有生产设备的作
用，但是我们理解不全面，投资时没有考虑到技术上
的先进性、经济上的合理性，拿大量投资搞“小、
土”，不论从经济上或是劳动力的安排上都是有问题
的 。
当时，多数干部对自己的要求比较严格，自我检查是
坦诚的，愿意“下楼洗手洗澡”、“丢掉包袱，轻装前进”。
比如，我检查了自己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终日忙
于会议、文件、计划报表，相当一部分时间花在省委、省
人委和‘口’的会议上，没有深入基层搞调查研究，即使
下去了也是走马观花，对一些重大问题摸得不深不透，如
福建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如何同进并举?农林牧副渔全面
安排中存在什么问题?根据福建的特点如何实现农业机械
化?农业区域规划应该怎样搞?工业要转到以农业为基础
的轨道上来，怎么转?计划体制、物资体制应如何改进?
沿海地区人多地少，向山区移民是个方向，1957年动员2万
人上山几乎全部跑光，1962年动员5万人去农场跑回来一
半，这究竟有什么经验教训?这些问题都没有一个一个有
步骤地进行调查研究，加以解决。”在“生活特殊化”方
面，“这几年，机关搞福利，分配送来的一些水果，过年过
节时供应的副食品，大部分来者不拒地收下来了。自己不
在小灶吃饭，户口在街道，粮油副食品按一般居民供应。
有一次因胃不好，请行政处告诉粮店是否可不搭配地瓜米，
结果停止搭配一两个月。有时买不到东西就到交际处(现
福州西湖宾馆)买内部供应的副食品；反‘走后门’以前，经
常隔个把两个月带小孩去交际处吃顿便饭，改善一下生
活。总之，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自己未能很好地坚持党
的艰苦朴素、与群众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严重地脱离了
群众。总认为自己花钱多吃多用一点不是什么大问题，没
有考虑到自己的一举一动对干部、群众的影响。”
那时候，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是清廉的，
大家都以焦裕禄为榜样，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与党
同心同德，与群众同甘共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
以，这个时期，我们干部的作风一直受到人民的称赞。
1963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这一段时间，我的主要精力仍在抓城乡“四清”运动、
“小三线”建设和福建“三五”规划的制定工作。对于“史
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是毫无思想准备的。
1966年2月3日，中共中央批准我和许亚同志任中共
福建省委书记处书记，马兴元、高磐九、卢胜、刘健挺为
省委常委。范式人说：“现在暂不公布，第二届省党代会
即将召开，等开了党代会再公布。”我仍在省政府协助省
长魏金水主持日常行政工作。
2月12日至3月1日，省委召开工作会议，对1958年
以来的工作进行了一次全面总结。在分析党内斗争情况
时，大家认为这8年主要是犯了“左”的错误。但是，我
们对“左”的理解是片面的，还是认为“抓了国民经济的恢
复，忽视了阶级斗争”。
记得，当时发生这样一件事对我们震动很大。1月8
日，前线守备某师航运队“13l”艇在执行任务时发生哗变，
劫艇逃往马祖岛。第二天，敌人用飞机把叛逃人员送往台
湾，敌机一起飞，我航空兵立即凌空截击，把敌机打下来
了。这件事说明前线的对敌斗争极为复杂，任务繁重，稍
有疏忽就会造成很大的损失，陷于被动。
4月上旬，我在福州主持召开了小三线建设工作会议，
总结经验教训，强调立足于“早打、大打、甚至打核战
争”，尽快把后方基地搞起来。此时，省委的一切工作都
在正常地进行。
5月，形势开始陡转。解放军报发表署名“高炬”的
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署名
“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入这两篇文章点了邓
拓、吴晗、廖沬沙三个人的名，说“邓拓是他和吴晗、廖
沬沙开设的‘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这一小撮反党反社
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
接着，解放军报和上海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评
“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扎记>的反动本质》，
文章的语气更是来势汹汹，咄咄逼人，说什么“凡是反对毛
泽东思想的，凡是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凡是同中国
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敌对的，不管是‘大师’、是‘权
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
受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什么吹捧，全都揭
露出来，批判它们，踏倒它们”。并且还要挖出“最深的
根子”。新华社当天发了电讯稿，通知福建日报社“转载
时错一字唯总编辑是问”。
这几篇文章在福建引起很大震动。因为邓拓是福州
人，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新闻学家、历史学家、杂文家，当
时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兼副市长。我们到北京开会，他常来
下榻的宾馆看我们，彼此之间保持着十分友好的关系。他
出事了，成了“三家村”的“黑掌柜”，这不测的政治风云
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命运呢?我们替他揪着心。果然不
久，就传来他含恨离世的消息。他成为1966年大兴文字
狱的第一个牺牲者!
不久，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下达，省委立即组织
传达学习，此时，大家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显然，这场
“文化大革命”绝不仅仅限于文化领域的大批判了，它要清
洗“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
表人物”，要识破“现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
物”。到底谁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呢?彭真只是北京
市委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还有没有更大的人物
呢?我们不清楚，大家都在猜测。
5月下旬，中央作出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
杨(尚昆)4人撤职审查的决定，全党骇然!
6月1日，陈伯达控制下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号召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
革命”。当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北京大学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接着又宣布改组北京市委，全国又
为之震动!
这一系列事件，究竟有什么背景，我们不得而知。省
委常委在研究分析国内政治动向的时候，预感到这是一场
政治大风暴，但中央的意图难以揣度，多数同志都袭用了
反“右派”、反“右倾”运动的经验，以为这又是“引蛇出
洞”。
然而，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和中央几家报纸的社论却
象一把邪火将青年学生烧狂了。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学院
和福州、厦门、泉州、龙岩、漳州等几个城市的中学部分
学生，响应号召，起来造反。他们不仅把一批专家、学者、
教授和有成就的老教师，当作“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
神”加以批斗，而且批斗了学校党委的一、二把手。斗争
的方式越来越出格，戴高帽、挂黑牌、涂黑脸、剃阴阳头、
罚跪、游街等等都出现了。运动的情况一天比一天恶
化。
学校一动乱，就波及社会。机关干部、工厂工人、商
店职工、城市居民对学生的“造反”行动有反对的，有支持
的，意见分歧，争论激烈。面对这种越来越难以控制的混
舌L局面，我们焦急疑惑，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应当怎么
搞?真有点束手无策。不久，省委接到中央的指示：各地
可以依照北京大学的做法，向学校派出工作组。“哪里出
事，哪里就派人去。派工作组要快，要象派消防队救火一
样快。”于是，省委向厦大、福大、师范学院等几所大学
派出工作组，取代校党委领导“文化大革命”。
6月15日，叶飞从上海回来，传达了华东局书记处会
议的精神。据叶飞说，毛主席在杭州，派工作组的做法毛
主席是同意的，他批准派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和北京大
学。况且，当时多数大、中学校的领导班子受冲击后处于
瘫痪状态，不起作用了，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工作组非派
不可。16日，省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根据“五·一六通
知”和华东会议精神，作出了《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
决定》，仍然要求各地派工作组进驻学校。
在这同时，省委加强了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力量。5
月上旬成立时，叶飞任组长、许或青任副组长。6月22日，
省委决定增补王禹、马兴元、郑重三位同志为副组长。我
担任“第一副组长”，那是7月下旬临时增补的。
此时，各地纷纷来电反映，一批卓有贡献的科学家受
到残酷批斗，处境艰危。叶飞把这个情况向周总理作了汇
报，总理答复：必须采取紧急措施予以保护。因此，叶飞
责成省科委党组立即列出应予保护的科学家名单上报省
委。这样，卢嘉锡、蔡启瑞、李来荣、周祖英、唐仲璋、
王岳、夏美琼等58名科技界著名的学者、专家，在当时可
能的条件下，暂时得到了保护。后来，连叶飞都不能自
保，这些科学家又如何能避免厄运?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地在北京，北京高校学生的一举
一动，都会迅速传遍全国，影响全国。北京学生赶走工作
组，福建各大中学校几乎同时掀起反对工作组的浪潮。工
作组是各级党委派出的，“反工作组就是反党”，这是“反
右”以来人们习用的逻辑。但是这次行不通了，学生们照
反不误。为什么呢?“造反派”内部传闻：毛主席不同意
派工作组，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应当“统统
逐驱之”。
小道消息果然应验了。7月底，“中央文革小组”宣
布：工作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犯了方向路线
错误，下令立即撤销。8月4日，我不得不代表省委在福
州市大、中学校师生“文革积极分子”大会上宣读《中共福
建省委关于撤销派往大、中学校所有工作队(组)的决
定》。
8月8日晚，广播电台播发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
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和毛主
席8月5日写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这一下子“两条路
线、两个司令部”之间的斗争明朗化了。随后公报发表，
刘少奇的名字在中央领导人的排列中从第2位降到第8位，
林彪上升到第2位。数日之间，福州街头贴满了“向资产
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大幅标语、大字报，揪斗工作
组、批斗“走资派”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叶飞从北京开
会回来，向地市委书记传达十一中全会精神时心情沉重地
说：“派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一次大家都在劫难
逃!这一关不好过呵!”他说“在劫难逃”时的忧忿之状，
给我留下很深印象。
8月下旬，首都红卫兵南下串连，到处“破四旧”，把
商店的老招牌、名胜古迹、寺庙古庵、风景游览区、理发
店、照相馆，甚至连林则徐的故居，统统视为“封资修”加
以扫荡、砸烂。由陈伯达控制的人民日报却一个劲地鼓
噪：“红卫兵的行动是向旧世界宣战，好得很!”红卫兵大
搅大闹，真是弄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
觉”。
9月5日，南下红卫兵和本省高校部分学生召开万人批
判会，勒令省、市委领导到会接受批判。此时，叶飞、范
式人、侯振亚和我，都成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福建的代
理人”被拉去批判。
“九·五”批判会后，群众中两派意见的分歧更加明显
了。南下串连的学生在省委门口贴出大标语“福建省委是
土匪部”，“叶飞是黑司令”。全国劳模洪乐、杨秀玉等9
人给毛主席发出急电，表示支持省委保叶飞。于是便发生
了《洪乐急电》“好得很”与“糟得很”的争论。
我是省委“文革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9月12日，南
下串连的清华大学、北师大、科技大学、南京农学院等38
名“红卫兵小将”冲进省委机关，要求叶飞和我回答他们的
问题。那时候，对待“红卫兵小将”的态度是衡量你是革
命、不革命或反革命的标准，你敢怠慢?于是，我们安排
接见。
学生责问：“省委对洪乐的电报怎么看法?为什么洪乐
电报一发出，立即就有成千上万传单出来，就有人组织报
喜，这背后有没有人指使?”
叶飞回答：“洪乐等人向中央发电报，任何人都没有权
利扣留，我们也不能扣留。洪乐的电报，我们也是在传单
出来后才知道的。”
学生问：“九·五批判会是不是黑会?你叶飞有没有散
布‘阶级斗争熄灭论’?”
叶飞答：“我们反对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群众
有不同意见，按《十六条》办，自己教育自己。我已经表
过态，我的错误、省委的错误，欢迎大家揭发批判。”
学生问：“我们要到工厂去调查(实是串连)，为什么
不让我们去?”
我说：“中央有规定，工厂、农村，外地和本地学生都
不要去串连。工人要坚守生产岗位，农民也要搞好生
产。生产搞不好，大家没有饭吃，文化大革命也搞不好，
是不是这个道理?”
学生又问：“我们要去厦门，省委为什么不给开介绍
信?”
我回答：“厦门是前线，中央有规定，海防前线地区禁
止串连。”我拿出中央的电报给他们看，他们哄起来：
“中央的电报没有讲不能去调查呀!”
类似这样的责问，在后来几次的接见中都发生过。这
些单纯而幼稚的“小将们”，怎么能想到江青、陈伯达一伙
正是利用他们的狂热和冲动，制造“红色恐怖”，给国家民
族带来不可估量的文化毁灭和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今却成
为历史的笑料。
此后，叶飞和我们都无法正常地工作和生活了，连开
个省委常委会议都要躲在军区里开，避免受到干扰和冲
击。后来，军区司令部也“挡驾”了，表面上的理由是
“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
10月份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叶飞、范式人、魏金水、韩
先楚和我都去参加了。在这次会上，各省、军区的同志对
这场文化大革命大多表示不理解，不大敢讲话，但福建有
两位同志表了态，言词激烈地整了省委，整了叶飞。
此时，陈伯达任“中央文革”组长，大权在握，他要整
谁，只要一句话。“大跃进”的时候，他来福建蹲点，提
过一些意见，叶飞对他有顶撞。我记得，在一次庐山会议
上，毛主席批评陈伯达时对叶飞说：“你有不同意见就讲
吧!”并且一再鼓励叶飞：“你讲话呀!你怕什么?你对了
嘛!”
现在陈伯达就来报复了，他跟福建一些人上下配合，
互通一气，叶飞真可谓“在劫难逃”了!
会议期间，我们碰到陶铸同志，他跟我们开玩笑，说：
“我是连升三级啊!”他原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是中央委
员，不久前调来北京任中宣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升为
中央政治局委员，又升为政治局常委，所以叫做“连升三
级”。没想到就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作了
检讨后，北京立即掀起“打倒刘、邓”的狂澜。一向刚直
不阿的陶铸并不理解毛主席发动这场“革命”的最终目的，
也没有看出康生、江青、陈伯达在背后所搞的动作，他公
开对冲进中南海要揪斗刘少奇的“造反派”表态：“刘少奇
是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犯了路线错误，是人民内
部矛盾。喊打倒刘少奇，在天安门贴他的大字报，这种做
法我不赞成!”因而，他成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惨遭
迫害，含冤辞世!
省委内部的裂痕，使省委工作陷于瘫痪。省委常委会
议时常听从“小将们”摆布。一天晚上，几个红卫兵把常
委拉到魁岐农学院开会，强迫我们表态，撤销袁改同志的
厦门市委书记职务，并开除其党籍。他们给袁改安的罪名
是“走资派”、“反动路线执行者”、“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
手”。几个红卫兵小娃娃竟然命令省委开除一个市委书记
的党籍，这不是开玩笑吗?我们不讲话，不表态，只有一
人表示“同意开除”。后来，还是叶飞顶住了。
叶飞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1967年1月11日，他
竟被“造反派”拉上卡车，在福州城里游街示众。在全国，
省委第一书记被游街，恐怕他是第一个吧?!几天后，周
总理知道了这件事，马上派飞机把叶飞接走了。
于是，我成了“福建第二号走资派”、“叶飞的黑干
将”，也受到监禁，同样“在劫难逃”!
蒙冤·受审·辩诬
上海“一月风暴”席卷全国后，省委机关瘫痪了。
1967年2月，福州军区介入地方“三支两军”，韩先楚
当上了“福建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其他省委常委统
统“靠边站”。
此时，我被造反派从省委乌山大院赶出来，监控在汤
并巷。一批又一批“红卫兵小将”从早到晚喊着“坚决打
倒”、“誓死捍卫”的口号，时不时地把我们拉出去游街、批
斗。开头，我的罪名还仅仅是“走资派”、“黑帮”、“反
动路线执行者”、“修正主义分子”这些吓人而无实的东西，
挨了几次斗以后，心里便踏实了，脸皮也厚了。斗就斗
吧，不去当众顶撞，可以免受皮肉之灾。
一天，几个北京的红卫兵来到我的住处，说一声：
“带上衣服，跟我们走!”容不得我问明情况，也没有任何
手续，就把我带走了。
我被带到福州卫戍区警备司令部，一看，许亚、马兴
元、郑重都来了。我们4人被关在一个不大的房间里，门
口有持枪卫兵看守。恰巧，负责警卫的营长是原来南通警
卫团的一名战士，曾在我手下当过兵。他看见我被抓进
来，很惊讶，连忙过来热情打招呼，悄悄安慰说：“在这里
是临时的，你们老同志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三、四天后，我们被转移到福州西湖边的工人疗养院
去。疗养院被他们视为“修正主义的安乐窝”，造反派把
疗养员统统赶走，改作“走资派集中营”。关到这里来的
都是厅局级以上的干部，除了我们4个外，还有侯振亚、许
或青、孙泽夫、王于畊、刘健夫等20多人。林一心、林
修德原已调去国务院侨办工作，此时也被揪回来，跟我们
关在一起。
造反派对我们实行“军事管制”：规定一人住一个房
间，不准走出门外，不准随便讲话，不准相互交往，晚上
不准熄灯睡觉，大小便要向哨兵报告……那时候，疗养院
里没有室内卫生间，大小便要上公厕，所以必须向哨兵报
告，同意了才能去。我本来睡眠不好，灯亮着更睡不着
觉。他们规定晚上不准关灯，目的是便于从房门上的小窗
口监视我们的行动，也防止发生意外。三餐吃饭都在集体
食堂，吃饭的时候专案组人员跟在后面盯着，防止我们互
相通气。
在疗养院，名义上是“监护”，实际是关押。给我们
的“任务”有三条：一、自我检查，交代问题；二、揭发叶
飞、揭发省委、揭发“刘邓陶”的问题；三、接受造反派批
斗。
开头，我们是分别被拉出去批斗的。各厅局开批斗
会，都要把分管的省委、省府领导拉出去陪同本单位“走资
派”一起批斗，斗了就是“革命派”，不斗就是“保皇
派”。所以，今天这一派来揪，明天那一派来斗，后天又
有一派来批判，轮着转，每日不已。许亚分管农业，农口
底下只有5个厅局，他被拉去斗一轮，5次就完了。而我
呢，分管计委、经委、建委，兼了编委、物委和支前委员
会的工作，下属有二十几个厅局，一轮下来就是二十几
次。病了累了还不让请假，不去吧，他们说你“顽抗”、
“死不改悔”，当心“砸烂你的狗头”。那段时间，我被拉
出去批斗大约有五六十次，一次就得低头弯腰大半天。据
说，这比在外面的同志天天戴高帽子游街，站在街边敲打
破脸盆示众，受尽人格侮辱甚至挨打、罚跪，还算好一些
哩。
我被关押后，在省总工会当副主席的朱含章，自然逃
不脱“走资派”的罪名，也挨了批。以后被下放到漳州马
山农场，与劳改犯一起接受“再教育”。大女儿梁抗在上
海交通大学读书，不能回家，实际上也无家可归了。小女
儿梁丹小学刚毕业，还是不太懂事的年龄，父母亲突然成
了“反革命黑帮”，这对她来说是个很重的打击和伤害，她
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我们住在省委乌山大院
的家被红卫兵抄了，除了《马克思格斯恩选集》和《列宁
全集》他们不要外，所有东西均遭洗劫，最可惜的是我保
存一些党内历史资料和所有照片，都全丢失了。房子也被
一派群众组织占去作“总部”。含章没地方住，带着小女
儿住到工会来，不久工会的造反派又将她们赶出去。在含
章下放马山农场后，11岁的梁丹象只受伤的小鸟孤独无助，
难觅依靠。幸好总工会的一些老同事收留照顾了她，那幼
弱的心才得以温暖和慰藉。
大约过了半年时间，其他同志陆续被“解放”，造反派
对我却突然严厉起来。我的“专案组”一下子增加到几十
个人，批斗我的调子也变了。他们不问我“三反罪行”，而
追查起我的历史问题。我感到奇怪，我参加革命的曲折经
历不是已经向党组织都交代了吗?1956年审干的时候，对
我参加国民党江苏省动员委员会和组织抗战支队问题，不
是已作结论了吗?我还隐瞒过什么“重大历史问题”呢?
当时，我并不知道中共中央印发了《薄一波、刘澜涛、
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只是后来在
报纸上看到《策动叛党就是为了篡权》一篇文章，才知道
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这件事。文章说刘少奇“背着毛
主席、党中央”，“盗用党中央的名义”指示狱中的人自首
叛变的，这些人“长期隐藏”，“窃据要职”，“结成叛徒集
团”。这一冤案的制造确实令人吃惊，“六十一人”之一
的侯振亚从此惨遭残酷斗争。但是，我绝没有想到，在一
片“揪叛徒”的狂风中，我自己居然也成了“叛徒”、“国
民党特务”而受“重点立案审查”。
专案组的人一个个对我虎视眈眈，恶脸相对，视如仇
敌。他们围坐一圈，叫我站在当中，厉声斥问：你参加过
国民党什么组织?你跟复兴社有什么关系?你到南洋去干
什么?你从南洋带回什么特殊任务?你是向什么人自首叛
变的?……他们对我从1933年到1939年这段时间提出了10
个“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逼我一一回答。问话者似乎
已经掌握到什么“真凭实据”，作出盛气凌人、不容抵赖的
样子，其他人时不时地挥起拳头，喊出几句“坦白从宽，抗
拒从严”之类的口号，以壮声威。
革命路上的每一步脚印，还有谁比自己更清楚呢?这
十个问题有的在我个人档案中已有明白无误的交代，有的
是他们捕风捉影的猜疑，有的纯粹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
出来的。面对这种种，我既如实说明自己的革命经历，又
理直气壮地辩驳，决不承认那些毫无根据的罪名。因而，
他们说我态度最坏，最不老实交代问题。
所谓的“历史问题”，究竟是什么呢?1980年福建省
委为我彻底平反，将“审查报告”跟我见面的时候，我才晓
得。原来，他们不知在什么地方看到两段敌伪档案资料，
说我“早年参加共产党，后经自首参加复兴社”，“曾任上
海沪中特务组长”。这在“怀疑一切”、“深挖叛徒”的口
号风靡全国之时，造反派得到这样的材料，犹如发现了“一
颗埋藏很深的定时炸弹”，当然不会放过。尤其那些别有
用心的人，企图以此整倒我进而整倒叶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