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园读书的时候，在中共上海江湾区委的领导下参加学生
运动。有一次，因收藏复旦大学共青团负责人黄尔义一箱
子“秘密文件”被发现，逃往杭州躲避，结果被学校当局开
除了学籍。
就是这样一件事，专案组却诬陷我“叛党”，加入“沪
中特务组”，并说我被学校开除是国民党特务使用的“苦肉
计”。实际上，当时我还没有加入共产党，根本不存在
“叛党”问题；复兴社在上海也没有“沪中特务组”这样一
个组织，上海许许多多特务名单中，他们也查不到我的名
字。
还有一个“特嫌”问题，就是我在厦门担任《平话》助
理编辑期间，有否参加“复兴社”的问题。
《平话》的创刊过程和我参与编辑工作的情况，前面已
有记述了，这里不再重复。《平话》的发行人黄剑光是
“黄埔军校闽南通讯处”主任，编辑洪一萍是厦门地区复兴
社的一个小负责人。我与黄只有一面之交，与洪虽有接
触，但只是编辑工作关系和一点私人交情，对“复兴社”、
“力行社”这些特务组织及其活动毫无所知。我在《平话》
上发表41篇文章，对国民党媚日投降的反动政策加以揭露
和抨击，文章的观点是鲜明的，尽管有些文字不得不婉转
一点，有些措词欠斟酌，但没有一篇是赞成或拥护国民党
的妥协投降、反共独裁的主张。况且，由于我写了一篇
‘‘华北问题”的专论，引起日本驻厦领事馆的抗议，被迫停
止了编辑工作，躲在鼓浪屿避难，这件事的本身足可说明
我与黄、洪等人政治观点上的分歧，又怎么可能加入其反
共反人民的行列，与他们一道同流合污呢?!
一个省委书记成为“叛徒”、“特务”，这个案件不谓
不大。对于造反派来说，算是“抓到了一条大鱼”。省
革命委员会“清队”领导小组负责人周曼天在省直机关干部
大会上，公开点我的名，定我的性，因而，专案组对我的
批斗便加大了马力。他们分成几个小组，轮番跟我磨，逼
我坦白这个，交代那个。有时，不知从哪里弄到一点“材
料”或得到一点“线索”，就对我搞起“攻坚战”，从上午
一直斗到晚上，甚至几天几夜连续不停，非逼我承认不
可。开头，我跟他们摆事实，讲道理，讲当年革命斗争的
艰巨、复杂的历史情况，他们根本不相信，总是用一种“不
是红就是白”的简单逻辑，去看待我们党在国统区的斗争策
略，把在特殊情况下革命者灵活、正当的斗争手段，看作
是“投机”、“变节”、“叛卖”行为。这真是“秀才遇大
兵，有理说不清”!
后来，我列出与我当年革命活动有关的人的名单，请
他们去调查取证。结果呢，他们拿回一些材料，挑一、二
段念给我听，吓唬说：“你提的那些人都觉悟了，承认了自
己的罪行，也证明了你所犯的罪行，你再抵赖下去，决无
好下场。”我一听，感到很意外，能证明我清白无辜的人
反而咬起我来，昧着良心作出假证，我还能再说什么呢?
我简直快绝望了!当时我没想到这是专案组耍的一个花招，
诱我招认。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写了一份《思想情况汇报》向
党组织坦露我的心迹：
两三个月以来，我进一步理会了专案组对我的历
史问题的看法，看来已是十分肯定的了。自己以前
还抱有一线希望，认为经过继续深入客观地调查、分
析、研究，终于能在敌人有意诬陷以及后来许多特务、
叛徒以及我的一些熟人的假造的证件中，从这错综复
杂的情况中把我的问题澄清，得出一个真实的结论来，
现在看来也完全要落空了。
敌人对我的阴谋诬陷，这原是可以理解得到，但
专案组几十个人几年来调查竟然会得出这样的结
果。 自己与国民党反动派决裂以来坚决跟着党走，
结果竟然会得到这样悲惨的下场，这是我做梦也没有
想到的，但是这都可能将成为铁一般的事实了。 我
现在拿不出确实的物证来，一些可以作证的人员，他
们也都不讲真话而讲了许多假话，现在组织上以及许
多人都不会相信我的真话，我的历史问题看来是要冤
沉海底了。
这几个月来，我只好在几乎是绝望的深渊中来等
待组织上给我最后的处理。 我也知道这个下场将是
十分悲惨的，在这样的结论下除非组织上发觉是错了
自己纠正以外，我个人已无法来改变这个结论，而且
今后也根本无法“改过自新”、“立功赎罪”，这比从
生命上判处死刑还要令人痛苦不堪。在毛泽东思想
的阳光普照祖国大地的今天，在一个高级机关的工作
部门里，竟然会发生这样冤枉的事，我还有什么话好
说呢?
要革命总要付出些代价的，虽然这个代价对我来
说是太惨重了。但是事实既已如此，我也只有始终
把一生交给党安排，准备在最困难艰苦的条件下来接
受这个长期严重的考验了。
但是，我深深相信，按照毛主席教导办事总没有
错。 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 以
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
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 只要是事实，只要
是真理，我现在虽然似乎只有一个人，但我却敢坚持
下去，为党为人民，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
相信，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最后终
于将使我的问题得个水落石出的；总有一天，历史将
证明我无罪。 虽然我为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这
一天，总有这一天是会到来的。
那段时间，我的心境坏极了，专案组的人又施“攻心
木”，对我说：“你坦白承认了吧，我们让你跟女儿、爱人
见面，你可以回去过安静的生活。”我曾有过自暴自弃的
打算，干脆承认了，放我出去，让我回家做个平民百姓，拉
倒了。可回头一想，不行，我必须坚持原则，坚持实事求
是，坚持斗争。于是，我又跟他们斗起来，辩起来，决心
奉陪到底!
在被关押审查期间，经常有外地的专案组到福州来，
向我调查取证有关的人和事，我凭事实提供了真实材料，
而这往往不合来访者的本意，于是，拍桌子、瞪眼睛，训
斥叫骂，说我“包庇坏人”，“死不改悔”等等。来一个调
查组，就是一次小批斗会，把我折磨大半天。一次，江西
来了一个调查组，要了解上海立达学园我的老师周为群的
情况，据他们透露，这位老教师因为不肯说假话，据实给
我作证，而被逼自杀了。
我蒙冤受审前后将近7年时间。1967年2月至1969年
林彪“一号命令”下来之前，我们被关在工人疗养院。那
时候，除了接受批斗、写交代材料外，还要叫我们背毛主
席语录，背“老五篇”。我的记性不坏，很快背熟了200
多条语录。后来他们只要我们背《敦促杜聿明投降书》，
这实在令人哭笑不得。进疗养院不久，小女儿梁丹来看
我，我叫她陆续把劫后余生的一套《列宁全集》带来。过
去几十年，工作，忙忙碌碌，平时难得有机会完整地读一、二
部经典著作。此时，当了“囚徒”，有的是时间，于是，我
就把《列宁全集》一至三十卷，从头到尾仔细读了一遍。
《列宁全集》看完了，我又偷看了16本分类编排的《辞
海》征求意见稿。那是王于畊从家里捎来的，一天吃饭的
时候，我跟她碰了头，趁看守人员不注意向她借来，也全
部读完了。这一段时间，最令我获益的就是读了这几部
书。
林彪“一号命令”下来后，我和范式人、侯振亚、王于
畊、许亚等几个人被转移到建阳麻沙去。在闽北山区，我
们半天上山砍木头参加劳动，半天写检查或看看书。住了
不到一年，我和许亚二人被转移到连江县的一个部队团部
驻地，其他人转移到哪里去，我就不晓得。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报纸了。每天，报纸一来，我就
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地看完。一天，有个部队的干部叫我把
毛主席语录本拿给他，他翻开来把林彪的相片撕下来就走
掉。我感到莫名其妙，猜不出是什么原因。两三天后，
一个看管我的战士悄悄地告诉我：“副统帅出问题
了!”我大吃一惊。我身陷“军营”，不了解外面变化了
的时局，深感苦闷。无奈之际，便蹲在地上观察蚂蚁的活
动。小蚂蚁那勤劳、勇敢、团结战斗的精神给了我启迪，
给了我乐趣。
林彪事件后，中国的政局似乎开始转机。人民日报社
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重申了毛主席的话：“要相信百
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
大多数是可以改好的”。社论还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
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应该认真落实党的干部
政策。这又给了我一线希望：我的“历史问题”终会弄个
水落石出，不信东风唤不回!
1972年7月，我被下放到闽侯荆溪大队去劳动，在那
里半年时间因肝炎复发，获准到福州仓山613部队野战医院
接受治疗。半年后因医院要搬到永春去，我才转到省立医
院来。这期间，我仍然受“监护”，没有自由。他们只
准许我的小女儿来看看，送点东西来。这些年，她没有资
格下乡插队，也没地方进学校读书，我就趁此养病休闲的
机会，教她学英文、学数学，一个星期辅导一次。
1973年11月，在专案组“查无实据”的情况下，才宣
布恢复我的组织生活。至此，我才跟隔绝音信7年的含章
第一次见面。鬓丝染霜，几多慨叹!磨难中彼此都能挺过
来，确实不易呵！1974年春节我的大女儿梁抗才得以回来
与家人团聚。她是学核潜艇专业的，由于受株连，大学毕
业后没有分配工作，在汕头一个造船厂当工人接受“再教
育”。她在学校入了党，一直受“考验”，前后当了7年预
备党员。
1975年12月，省委“专案复查小组”对我的“政治历
史问题”进行复查后，作出结论：“特嫌问题，应予否
定”。监护期间每月只发给我20元生活费，平反后才一次
补发了一万多元的工资。
1980年1月，中共福建省委正式作出“关于梁灵光同
志的平反决定”。决定写道：
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
的干扰破坏，清队中，竞根据日伪档案，敌人搜集我
方情报所记载的假材料，诬陷粱灵光同志担任过国民
党特务组长、参加复兴社等，进行了长达8年的审
查。在审查中，搞严重逼供信，实行军事监护。
经查实纯属假案，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经过
文革中审查，进一步证实了粱灵光同志历史是清楚
的。 梁灵光同志入党前多年在党领导下从事抗日革
命工作，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对敌斗争坚决，
多次得到上级的表扬嘉奖。 文革中强加给粱灵光同
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一律推倒。本人所写与结论
无关的材料，退还本人，在这期间对梁灵光同志形成
的诬蔑不实的材料， 包括上报中央的材料，一律剔除
销毁，扩散在外的材料一律无效。 由于当时未经审
查清楚，就把粱灵光同志当作敌我性质， 多次在福建
省省直机关干部大会宣布粱灵光同志是国民党特务、
复兴社社员，流传很广，在相应范围宣布正式平
反。 同时，对受株连的家属子女和有关人员， 向所
属组织发出书面通知，正式平反，并将材料销毁，彻
底消除影响。
历史，无论个人的还是群体的，终究不能伪造。捏造
事实，诬陷他人，只能得逞于一时。
在人类社会的进程中，个人的或是群体的历史，有时
会出现被玷污、被歪曲、被颠倒的现象，这种现象在中国
并不鲜见，“文革，，十年更为普遍。但是，被颠倒的历史
终有再颠倒的时候，因为党心不泯，民心不泯，人心不泯!
这，就是我身处逆境所坚守的一个信念。
复职之后
“文革”大动乱中，中国政坛风云多变。这种变化最
明显的要数1975年了。
这年年初，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当选
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随即召开第四届全国人
大，众望所归，又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代替病情严重的
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可是，仅仅过了10个
月，他又被诬为“党内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
权派”、‘‘右倾翻案风的总代表、总根子”，再次被打下去。
这样的大升大降，在国际政治史上也属罕见!
小平同志主政后，为了迅速扭转危局，采取了一系列
强有力的措施，其中一条是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把一批确
有实践经验的老干部，结合进各级领导班子。1974年底，
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韩先楚去兰州，皮定钧调任福州军
区司令员。同时，中央又任命廖志高同志为中共福建省委
第一书记。组织上的调整给福建的政局带来了新生机。
1975年春节过后，省委组织部负责同志找我谈话，说
四届人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毛主
席指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同志复职后开始抓
整顿，全国的形势会一天天好起来的。他宣布任命我为省
革委会工交领导小组成员。我欣然接受组织的安排。
工交领导小组组长陈佳忠，原是省物资厅的一个副科
长，“文革”中造反起家，成为省直机关“造反派”的一个
头目，窃取了工交部门的大权，后来又当上省革委会副主
任、中共中央委员。此人擅长煽风点火，上窜下跳，而不
谙经济管理业务。工交口在他的把持之下大闹“派性”，
多数工矿企业领导班子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原来的规章
制度大部被废除；许多有经验的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被视为
“反动技术权威”，有的被打倒，有的“靠边站”，有的被下
放；大批职工离开生产岗位“停产闹革命”。他们表面上
说“抓革命，促生产”，实际上是“以革命压生产”，以阶
级斗争代替生产建设，鼓吹什么“路线对了，生产自然而然
就会上去”，对坚守生产领导岗位的干部扣上“唯生产力论”
的大帽子，把企业的严格管理诬为“管、卡、压”，讲究经
济效益者被认为是“利润挂帅”，注意产品质量被视为“技
术第一”，关心群众生活成了搞“福利主义”。
思想和管理上的混乱，导致工农生产连连下降。据统
计，“文革”的头两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减少10亿多元。
其中工业总产值1967年比1966年下降11．4%，1968年又
下降28．1%，只相当于1958年的水平。工业企业的亏损
面达30．7%。“三五”期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全员劳
动生产率从1965年的6609元下降到1970年的5789元，降
低了1 2．4%。在农业方面，片面强调“以粮为纲”、
“战备夺粮”，大搞什么“柑桔让路”，“甘蔗上山”，“香蕉
搬家”，“狠刹茉莉花、留兰香、香草、席草”，大填鱼塘
腾出地来扩种粮食，甚至在海拔600米以上的山区强制推广
双季稻。结果呢?粮食的播种面积和总产量虽有所增长，
但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却受到严重破坏，集体经济大大减
弱，十年中全省农民平均收入每年仅递增7角钱。有的社
队自然条件好，粮食单产高，但农民的收入却很低，连买
化肥、农药的钱都拿不出去。“吃粮靠返销，资金靠贷款，
生活靠救济”，这样的“三靠队”相当普遍。
在此期间，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还有一个“创造”，就
是以高度集中的“军事化”办法来管理工业。省里组建一
个生产建设兵团，按军队建制，下面设几个师，如基建师、
林业师、煤炭冶金师等。师下面设团，如基建师下设地
质、公路、水电水利等7个团。煤炭冶金师则把全省大的
厂矿如邵武煤矿、潘洛煤矿、三明钢铁厂合并起来，集中
管理。这种违反经济规律的做法，不仅无助于生产的发
展，还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他曾到漳州罐头厂视察，问
产品销往哪里去，厂负责人回答大部分销往国外，他竟
说：“我们不去喂养那些资本家”，下令把罐头厂改为电子
工厂，厂里只好“遵命”挤出厂房办了一个电子车间。
漳州的干部还向我反映一个情况，该地区有个县人民
武装部长被省革委会任命为县革委会主任和县革命领导小
组组长，亦即当了县党政第一把手后，在一个端午节前
夕，把县级机关干部集中起来进行训话。他说，“明天就
是端午节了，端午节是干什么的?它是纪念屈原的，大家
要注意节约，不要大吃大暍。”下边的干部认为他讲得也
还在理，可是他接下来讲，“屈原是什么人你们知道吗?他
是一个道道地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看在他的
著作里，那里有一句马克思的话，那里有一点毛泽东思
想!”大家忍俊不住，但又不敢笑出声来，弄得十分尴
尬。
1975年，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提出“全面整顿”的口
号，从整顿铁路开始，着手解决各条战线普遍存在的混乱
局面。我复职的时候，正是开始全面整顿的时候。我赞
成整顿，并且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交战线的整顿工作。
整顿什么呢?根据小平同志讲话和中央文件精神，重
点抓四个方面工作。首先，整顿领导班子。在长期的派
性斗争中，许多班子表现为“软”、“散”、“懒”。经过
整顿，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
第二，派性是毒瘤，那个单位派性闹得凶，那个单位就不
得安宁。所以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对派性“寸土必争，寸
步不让”。第三，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尽快解放和使用老
干部，发挥知识分子和老模范、老工人的作用。调动一切
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第四，抓规章制度，加强企业管理，保证产品质量，提高
经济效益。
记得，当时中央发下来一个文件《关于加快工业发展
的若干意见入这个文件是在原来《工业七十条》的基础
上修改制定出来的，叫做《工业十八条》，它对学习理论、
党的领导、依靠工人阶级、整顿企业管理、发挥两个积极
性、以农业为基础、挖潜革新改造、引进新技术设备、加
强科研工作、关心职工生活等等，都作了具体规定。这些
规定切中时弊，是非明确，恢复了党的正确的经济建设方
针、政策和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这个文件在征求意见的
过程中，受到普遍欢迎，对当时的工业整顿发生了积极的
影响。
全面整顿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成效十分显著。从政治
上看，各级党的领导有所加强，“批林批孔”运动造成的混
乱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克服，闹派性的人有所收敛，安
定团结的局面开始出现。从经济方面看，通过几个月的整
顿，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转为迅速回升。1975年，全省工
农业总产值将近7l亿元，比1974年增长6．2%。其中工
业总产值增长9．8%；粮食总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财政
收入也比上年增加7．7%。
全面整顿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党内外广大群众
为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所作的一次重大努力，
也为结束这场内乱提供了一次良机。但是，“四人帮”趁
毛主席晚年健康状况不佳，捏造事实，歪曲真相，诬告陷
害邓小平同志“以整顿之名行右倾翻案之实”，掀起一股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以致全面整顿工作
中途夭折。
1975年11月，福建的“反潮流战士”陈佳忠、李庆霖、
庄志鹏等直接与“四人帮”取得联系，再度揪斗“还在走的
走资派”，把斗争矛头指向廖志高、马元兴、林一心等同
志。此时，中央批准我为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工
交口的工作由我负责，因此他们对我也不放过。
他们搞我什么问题呢?这从1976年7、8月召开的省委
全委扩大会议(即“四联委会议”)一份简报便可以看出
来。简报登载了张益飞、戴校光等人在小组会上的发言，
说：“去年我省工交办负责人，紧跟廖、马、林，大刮右倾
翻案风，积极、卖力地贯彻执行了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
义路线，给我省工交战线造成了严重恶果。他们先是与无
产阶级争夺舆论阵地，胡说工交系统‘今不如昔’，‘问题
成堆’，‘积重难返’，把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势描述
成漆黑一团，为他们推行‘三项指示为纲’、‘整顿为
纲’、‘反派性为纲’，贯彻邓小平的一套黑货而鸣锣开
道。接着，他们就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向
无产阶级进行猖狂的反攻倒算。他们召开6000人的‘反
派性’大会，划定重点局、重点厂、重点人，由点到面地
向革命造反派开刀。他们网罗和重用叛徒、特务、走资
派，拼凑翻案复辟‘还乡团’，突击任命，换班夺权，成
立‘老老老’、‘老老中’、‘老老病’的新班子，把坚持
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中青干部排斥在三结合领导班子之外，
否定革命三结合。他们一夜之间砍掉‘大庆办’，成立
‘整顿办’，积极推行邓小平的‘工业十八条’，大搞物
质刺激、利润挂帅、洋奴哲学、专家治厂、条条专政，拼
命反对毛主席的‘鞍钢宪法’，妄图把社会主义企业‘整
顿’到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他们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
贩卖唯生产力论，讲的是‘三项指示为纲’，行的是‘不
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总之，他们是文化大
革命的翻案派、算账派，其错误是极其严重的。”还说：
“省工交办负责人，自从中央打招呼以来，对批邓、反击右
倾翻案风运动，一直处于很不认真、很不理解、很不得力
的被动状态。对邓小平和廖、马、林，他们知道的多，揭
发的少，尤其实质要害处他们毫无揭发；对他们自己，只是
承认‘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根本不从路线上
去检查认识和改正自己的严重错误；对这场运动，他们自己
立场不坚定，旗帜不鲜明，不是‘四带头’，几乎是撒手
不管。”“问题在工交战线，责任在省工交办，主要责任
在梁灵光同志。……”
但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四人帮”及其同伙的倒行逆
施，深感憎恶。“批邓”一开始，群众就抵制。三明市有
个干部公开批判张春桥，说：“张春桥是个坏人!我把他的
罪行公诸于众，可以唤起人们的注意，万一他的阴谋得逞，
也要叫他的日子不好过。这样，我杀头也甘愿。”这年
10月，“四人帮”终于被人民群众送上了历史审判台。
由于“四人帮”及其党羽的干扰和破坏，福建的经济建
设再度陷入混乱。1976年全省重工业总产值比上一年下降
5．6%，粮食总产量下降6．2%，财政收入下降10%。整
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粉碎“四人帮”后，摆在省委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即
如何迅速恢复生产，把经济搞上去，安定民心，稳定社会
秩序。当时，省委让我将主要精力用于抓工业生产的恢复
与整顿工作。那一段时间，我做了三件事：
第一、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大庆，是毛主
席亲自树立的我国工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大庆工人在社
会主义建设中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大庆人坚持理论与
实践的统一，坚持党的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坚持独立自
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坚持依靠群
众管理企业，坚持“三老四严”的作风等等，这些极为宝贵
的经验，至今仍值得学习效法。但“四人帮”诬蔑“大庆
红旗是黑的，大庆标兵是假的，大庆干部是坏的，大庆经
验是吹的”。评选工业学大庆先进企业是“替走资派涂脂
抹粉”，是“搞复辟倒退”。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决定于1977年“五一”节前
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1976年12月，我赴京参加筹
备会议。这个会议开了19天，其中6天时间是大会揭批
“四人帮”。在12月4日的大会上我作了一次发言，对
“四人帮”插手福建妄图搞垮省委的罪行进行了揭发批
判。回来后，根据中央的部署，我立即向全省工交系统作
了传达。记得，当时拟定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规模为7000
人，福建的名额是168人。中央要求各省按中央拟定的6
个标准，评选出大庆式企业，树立起一批先进标兵。
在全国会议之前，省委决定先召开3000人规模的全省
工业学大庆会议，总结推广本省大庆式企业的先进经验，
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抢时间把生产迅速搞上去，
把“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损失夺回来。
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4月20日在大庆体育馆开幕，5
月17日在北京闭幕，连参现学习历时43天。这是我们党
历史上工业学大庆的空前盛会。我们福建代表团一共170
人，由我带队，从福州坐专机直达哈尔滨，而后转乘火车
去大庆。到达的那天晚上，成千上万的大庆工人、干部、
家属手持花束彩旗，载歌载舞，夹道欢迎，那亲切感人的
场面，至今还萦回在我的脑际。
这次会议从大庆开到北京，一路参观学习、交流经
验。我们福建代表团对照大庆，对照其他省的先进企业，
找出差距，提出“大干快上”的七条意见，这七条是：坚持
“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围
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大打以化肥、农药、农
机为重点的工业支援农业的翻身仗；充分利用福建丰富资源
和原有工业基础，大力发展轻工业，安排好市场供应和人
民生活：狠抓基础工业，针对福建工业中的薄弱环节，打好
矿山、电力、运输三个硬仗；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走
革新、改造、挖潜的道路，努力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生产
机械化和自动化的水平；基本建设要集中力量，保证重点，
打歼灭战；发挥两个积极性，大力发展“五小”工业和社队
企业：全面规划，加强领导，注意搞好综合平衡，妥善解决
有关体制和政策问题。
这七条意见，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共识，应该
说是正确的，积极的，富有改革精神的，尽管它还没有摆
脱“计划经济”的旧框框，也缺乏大工业、大市场、大胆改
革开放的新思路。
第二件事是抓企业整顿。1975年的整顿，成效是显著
的。1976年受到干扰，前功尽弃。福建是“重灾区”，受
林彪、“四人帮”毒害很深。几年来治而复乱，几经反复，
遗留下大量问题，尤其是基层领导班子的团结问题一直感
到棘手。企业整顿，首先是整顿领导班子。“要想学大
庆，就得班子硬”。没有一个好的班子，生产就上不去·。
所以，我们要求各级党委根据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和老中青
三结合的原则，对企业的领导班子进行认真的分析排队，
通过揭批查和整党整风，一个个加以调整解决，特别注意
配备好工业主管部门和企业的一、二把手，防止那些闹派
性、搞分裂、搞阴谋诡计而又屡教不改的人混进各级领导
班子。那时候，我们要求重点企业的领导班子用一至二个
月调整好，其他企业年内整顿好。整顿中还抓了岗位责任
制、考勤、质量检验等七八项制度建设，因而工业生产逐
步走上正常的轨道。
第三件事是与广西结对子，开展经济协作。在全国工
业学大庆会议上，华国锋提出“来一个比赛”的口号，要求
各省市通过革命友谊竞赛，创造出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
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搞竞赛，要有对手。福建跟谁竞赛呢?省委研究后选
择了广西。
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总面积23.6万平方公里，人口
3200多万人，农业生产条件与福建相似，资源条件与福建
也有许多共同之处。解放前，广西的工农业基础较差，也
同福建相似。解放以后工农业生产有很大发展，1965年粮
食产量比福建多38%，工业总产值为福建的73%。第四
个五年计划期间，广西的工农业生产有了飞跃发展，粮食
平均每年增加12．1亿斤，福建平均每年增加2．96亿斤。工
业总产值1976年比1965年增长3．2倍，超过福建33%。
1977年7月，省委派出一个43人的代表团，由我为团
长，张遗、李鸿忠、赵宗信为副团长，包一架子爵号飞机
赴广西考察学习。我们在南宁、柳州、桂林3个市，横县、
玉林两个县参观了40多个工厂、企业、商店和一些乡镇，
同自治区有关部门进行对口座谈，前后历时16天。
广西自治区的经济建设经验很丰富。区党委长期坚持
农、轻、重的方针，坚决排除一切干扰破坏，使国民经济
得到迅速的全面的发展。在工业建设方面，有几条经验对
我很有启发：
首先，抓钢铁、煤、电等基础工业，坐稳屁股，取得
主动权，然后大搞农机、化肥等支农工业，不搞“无米之炊”。
第二，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组织会战。他们先后打
了钢铁、煤炭、农机、化肥等几个会战，打一个，成一个，
上得快，收效好。
第三，全面安排，积极发展轻工业。“没有农业，就
没有轻工业”。他们充分利用本地气候和农业资源的有利
条件，大搞原料基地，确实把它作为工厂的第一车间。如
南宁绢纺厂在桂平县搞苎麻原料基地；南宁罐头厂搞菠萝、
青刀豆、荔枝、蘑菇等原料基地，帮助挂钩单位解决资金、
种苗、化肥、机械设备等问题，这样轻工业的发展就有可
靠的稳定的原料保证。
福建与广西结对子，开展社会主义竞赛活动，互相学
习，互相促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在粉碎“四人帮”后，
经济体制尚未进行全面改革的这一段“徘徊时期”，应当说
还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在广西参观期间，两省区商定了革命竞赛意见书，福
州市与南宁市、龙海县与玉林县，福州铁路分局与南宁铁
路分局、三明钢铁厂与柳州钢铁厂也结成对子，商议了开
展革命竞赛的具体内容，以各自实现国家下达的国民经济
计划任务和自己的规划为目标，看谁工农业发展的速度快，
看谁各项技术经济指标完成的好，看谁对国家的贡献多。
回来后，省委召开120万人的广播大会，由我汇报赴
广西学习取经的情况。不久，广西也派出一个代表团到福
建参观学习。
11月，我接到中央组织部的通知，调离福建，到轻工
部工作。至此，我在福建工作的时间整整28年。
十年“文革”所造成的苦难总算结束了。中国经过
“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两次大的灾难，元气大伤。如
果没有这18年的曲折，我们国家的现代化水平就不止现在
这个样!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正是接受了“大跃
进”、“文革”的沉痛教训，从这一点来说，坏事变成了好
事。现在，我们反思历史，总结经验教训，为的是坚持党
的基本路线，运用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理论，一心一意搞好经济建设，提高综合国力，提高
现代化的水平，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是一代人用痛苦代价换来的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