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乱反正 调整整顿
1977年11月，我从福建赴京参加国家计划工作会议，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同志告诉我：轻工、纺织两部即将分开，
中央决定让我负责新组建的轻工业部工作。
这对我是一个新的挑战。在福建的时候，我长期主管
工业方面工作，有一定的工作经验。但是面对当时全国轻
工业百废待兴的局面，要做的工作实在太多了，我感到肩
上的担子很重。我深知：轻工业经过十几年的徘徊曲折，
现在应作为国民经济的重点优先恢复发展起来。尽管困难
不少，我还是满怀信心地接受了任命。
12月初，计划会议还未结束，我就集中精力先熟悉部
内情况，了解国内外轻工业发展的动态。“四人帮”被打
倒以后，全国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快的恢复，扭转了长期
以来停滞不前甚至下降的局面。其中工业生产在逐步回
升，某些方面还有所发展。轻工业也是朝好的方面发展
的。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以及与广大干部职工的接触，我
感到要把轻工业搞上去，首先要针对轻工业部机关存在的
问题，进行全面整顿，健全体制，提高效率，调动积极性，
才能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干部管理队伍，担负起发展轻工业
的重要职责。
当时轻工业部的情况确实不容乐观。这个建国后较早
成立的大部，主管大部分民用消费品的生产，在国民经济
的恢复和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光从资金积累方面
看，1950年到1978年，轻工业部系统为国家提供积累达
2206．5亿元，等于同期国家预算内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
44．1％。在十年浩劫中，轻工业部也和其他部门一样，深
受其害。特别是一轻、二轻和纺织部几度分分合合，许多
懂业务的干部被打倒或下放在干校，部内正常的工作难以
开展。要想发展轻工业生产，使之上一个新台阶，轻工业
部本身的力量必须大力加强。
在我到轻工部之前几个月，在党的十一大上，党中央
已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重申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
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党的根本任务。我到
轻工部时，原一轻和二轻系统共有800多名干部在河北固安
和江西凤仪干校“改造”或等待分配工作。这其中有一些
是具有长期丰富工作经验的司局级干部及专业技术人
员。他们中有的从“文革”一开始就被“清除”到下面，有
的几经起落，被剥夺了工作权利。而一些靠“打、砸、
抢”和投机行为上来的人依然占据着内部一些重要位置。
这些人既无政治威信，又无业务能力，也是部内工作不能
正常开展的一个原因。派性斗争在部内也时有发生。当
时有许多人议论轻工业部是“两部四派”，虽不免有些夸
张，也道出了部内派性的复杂性。所谓“两部”，是指轻
工部原来从一轻、二轻(手工业局)合并而来，由于几次
分分合合(“文革”前将食品工业部、地方工业部并入轻工
部)，加上“文革”中拉帮结派成风，有些人难免以派性的
眼光看问题，常常以部门利益为中心，对部的决议视而不
见。而且极少数搞派性的人，总是在寻找机会制造事端。
所谓“四派”是指部内军管时期留下的四个主要山头，它们
和部内外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经过中央的几次调整虽然
已有所收敛，但“明无山头暗有礁”，时不时有些人仍制造
一些麻烦，对轻工业部拨乱反正工作的顺利进行也有影响。
在轻工部各机关内，普遍存在着纪律松散、党的领导
能力削弱现象。“文革”中“踢开党委闹革命”，轻工业部
党组织瘫痪。这时又因为大批党员干部在干校或赋闲在
家，因此正常的党组织生活不能很好恢复。有些党委一年
都不开一次生活会，有的支部领导年龄均过60岁，一年有
大半年请假，遇事尽在家中画圈(传阅文件时，在自己名
字上画圈，表示看过)，一件小事也要议上几个月。更有
甚者，因为缺乏正常的集体生活和组织渠道，小道消息满
天飞，互相攻讦，乱告状、乱上访问题严重。人身攻击很
厉害，有些人以反对领导为荣，认为“反对了是正确路线，
反错了是认识问题”，去领导机关胡搅蛮缠。更重要的还
在于，轻工业部的工作必须要更好地适应人民群众的要
求。轻工业所管辖的都是有关国计民生的产品，“文革”
结束以后，人们的购买力有所提高，长期凭票供应的局面
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不满。比如肥皂一直是凭票供应，有
的地方半年才有一块。一些煤矿工人因为没有肥皂洗澡，
老婆不让上床。传统的“统一生产、统一分配”的体制已
适应不了人民的生活需要。轻工业部如何探索一条新的生
产流通体系，社会又有了更高的要求。
尽管轻工业部存在着一系列急需解决的问题，有些方
面的矛盾还很突出，我对搞好轻工业还是满怀信心的。首
先是中央已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中央领导人
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多次强调要把轻工业搞上去，他
们支持对轻工业部的调整整顿，支持轻工业发展的设想及
计划，这是轻工部搞好工作的最大动力。其次我和部党组
相信全体干部职工中蕴藏着巨大的能量，他们希望安定团
结，希望把轻工部的工作做好，尽快把轻工业搞上去。轻
工部3000多干部绝大部分是好的，不少是党培养多年的优
秀分子，只要路线正确，他们一定支持，这也是做好工作
的基础。另外中央在组建部领导机关时，注意到各种人才
的合理配备。除我之外，副部长有韩培信、宋季文、谢鑫
鹤、余建亭、王毅之、夏之栩、杜子端(后调离)等7人，
其中谢、王、夏、杜是原轻工部副部长，多年来一直在一
轻二轻工作，韩原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有丰富的地方
工作经验，他兼任部党组副书记，宋曾任上海市副市长管
市经济工作，余也较长期在中央机关工作，这样一个领导
班子既有一定业务领导能力，在轻工部共事3年中基本上
也是团结一致的，对轻工部工作的开展，是个很重要的因
素。
我到轻工部时，部内工作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各
方面问题千头万绪。我再三考虑，认为当务之急要解决的
是解放干部问题。党的十一大前后，叶剑英、陈云等老一
辈革命家先后发表文章或谈话，强调和宣传党的实事求是
作风。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把“四人
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署名文章，强调要
敢于冲破阻力，推翻“四人帮”一伙对干部审查中的不实之
词和所作的错误结论，带头为平反干部的冤假错案作了舆
论准备。12月，胡耀邦受命担任中央组织部长，他率领有
关部门的同志落实党的政策，使许多冤假错案得以纠
正。正是在这样的气候下，我在部党组会上提出从调查研
究入手，摸清情况，以解放干部特别是司局级干部为突破
口。大家一致表示赞成。于是每天来我的办公室和到我
暂居的民族饭店的人络绎不绝，有时一天就十几人，谈话
时间长的有两三个小时，短的也有一个多小时，而且有的
同志还来好几次。这些同志中，大多数人都长期遭受了不
公平待遇，满腹的冤情要倾诉，我在“文革”中曾有相同的
经历，因此我总是以最大的耐心去倾听他们的诉说，看有
关档案材料，尽快解决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平反问题。加上
部里的其它工作，每天夜里12点前都睡不了。记得当时
饭店食堂开饭都很准时，过了时间就吃不上饭。肚子饿
了，就叫秘书到街上买点又干又硬的糕点来“打点”一
下。尽管苦点，但我感到大家把眼睛都盯在新部长身上，
我只有顺应人心，尽快打开局面，才能不负重望。
但是，由于当时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批判“两个凡
是”等，党中央还没有形成决议，因此，我们拨乱反正、解
放干部所遇到的阻力是很大的。一些闹派性的人仍然内外
勾结，上下串联，公开制造舆论，攻击部党组搞“右倾翻案
风”，落实干部政策是“一风吹”，说什么“文革中我们好
不容易抓了一批走资派、牛鬼蛇神，一下子都放了，这是
路线错误”。于是有人四处告状，节外生枝，制造事
端。我排除干扰，在统一党组的思想之后，决定采取快刀
斩乱麻的办法，分清大是大非，两三个月时间解决所有冤
假错案。
在最初的几个月内，我到各个局和科研、教学单位调
查研究，摸清“家底”。1978年春节，我和部几个领导一
起去了固安干校，看望了全体干部职工，并表示尽快解决
他们的工作问题。回来后，部机关迅速行动，为400多位
已被澄清没有问题的同志安排了工作，其中司局长以上的
干部就有39人。这些同志大多数都有着长期斗争的经历，
是党和国家的一个宝贵财富。但是多年来受到打击，蒙上
了不白之冤。当我们去探望他们时，有些老同志拉着我的
手流出了泪，希望能够尽快恢复他们的工作。我责成政治
部加快这方面工作，很快复查了与轻工部干部职工有关的
案件90件，召开平反大会，分批恢复了这些同志的名誉，
此举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也充实了部内的有
生力量。部党组都能以高度的责任心对待每一位同志，使
过去的冤假错案得到昭雪。轻工部机关接受了这一批干部
后，领导力量也得到了加强。我们冲破阻力，排除干扰，
为大批干部平反冤假错案，恢复工作，树立了新班子的威
信，很快打开了局面，赢得了大部分干部群众的支持。记
得1980年底我南下广州，几乎所有老同志都到机场送行，
依依不舍之情，至今难忘。
在机关干部力量基本充实以后，部党组针对机关中不
同程度存在着“乱、散、低”的问题，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
整顿工作。主要是针对轻工业部存在的四个突出问题：
(一)“极左”思潮与无政府主义流毒和影响严重。对上级
指示、党的决议，有些人符合自己口味的就执行，不符合
自己口味的就顶撞，或拖而不干。有个别人目，无组织纪
律，谁的话也不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二)在原则问
题上，有人不是以党的路线政策为标准，而是以个人得失、
好恶看待问题。在一些是非原则问题上纠缠不止。从
“派，角度看人看事，缺乏整体和全局的眼光。(三)民
主体制没有建立。有些领导同志听不得不同意见，动辄训
人；领导之间互不通气，各吹各的调；有问题不摆到桌面上
来，当面不说，背后议论。(四)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
是和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亟待恢复。许多人抱着
“业务多抓点，政治少管点，责任少负点”的思想，是非面
前不开口，遇到矛盾绕道走。甚至出差时走马观花，游山
玩水，光说话不干事等。
这次整顿从1978年7月初开始，到8月底结束，取得
了一定成果。一方面针对每个同志的特点，通过学习有关
文件，对照和清查，使大家普遍提高了觉悟，很大程度上
摒弃了残留在脑中的不正确思想。另一方面就是把机关建
设落到实处，如明确司局的职责分工和人员编制；建立岗位
责任制和考核制度；调整充实各级领导班子，落实知识分子
政策等。由于这次整顿以政治部为主，吸收一些司局干部
组成办事班子，边整边改，以整顿促工作，获得较好的效
果。更重要的是，党的民主作风得到恢复，并且形成了一
种制度。部纪检委还建立了党内思想汇报制度，定期向部
党组反映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及一些优秀工作成果。也使
纪委的监督工作得到了加强。
1978年是中国社会生活中具有关键意义的一年，轻工
业方面也是如此。年初，轻工部组织的全国工艺美术展览
会开幕。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以及邓小平、李先
念、方毅、余秋里、耿飈、陈慕华等领导同志先后参观了
展览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李先念副主席看过后高兴地
说：“好啊，这个展览会办得好，真是眼花缭乱，名堂真多。”
这场展览会虽然筹办时间不长，展览安排得不是十分完善，
但在当时却具有较大的影响，因为这是十年动乱后全国第
一个较大规模的展览会，既使人们比较全面地看到了我国
工艺美术事业发展的优秀成果，也体现出中央对经济建设
特别是轻工行业的高度重视。因此这不仅对工艺美术工作
者是个极大的鼓舞，对轻工业战线迈开步伐也有促进作
用。
从1977年底到1980年11月这3年中，部党组在对轻
工业工作常抓不懈的同时，始终不忘调整整顿，健全各项
制度。这种“两手抓”的做法，保证了轻工业部各项工作
的顺利进行。这期间由于触动了一部分人的利益，我也不
断受到一些攻击。甚至有人诬告我“拉帮结派，培植个人
势力”，“贯彻中央指示很不得力，只是喊了一通了事”。
经过中央纪委和党组有关方面的调查，均属不实之词。在
轻工部根据工作需要陆续调进的28人中，过去与我认识或
共过事的只有4人，而且他们的调动都是经过部党组讨论
同意的。在对中央有关精神的贯彻运用上，我认为：我在
部里所作所为，大家有目共睹，只要自己坚持原则，一身
正气，任职任事，不怕任何干扰。
在用人问题上我始终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一切按政
策、制度办事。提拔任命新干部，坚持集体讨论决定，从
不个人说了算。当时我的秘书黄杰同志从福建调任轻工部
部长秘书兼部党组秘书(正处级)，工作几个月后，分管干
部工作的韩培信副部长根据他的条件和轻工部需要，建议
任命黄杰为办公厅副主任。我建议迟一点提拔为好，免得
给闹派性的人找到借口。我告诉黄杰：不是你不够提拔条
件，而是轻工部情况复杂，个人一定要服从大局。他愉快
地接受了。直到我离开轻工部，他才调任国务院侨办秘书
局副局长。另外在部3年，我每天中餐都尽量在食堂和大
家一起吃，中午休息也是在办公室里合一会儿眼后就开始
办公，这样可以和部里的同志更多地沟通，大家的感情更
融洽了。
轻工业部的整顿工作是逐步进行的，1979年后由于当
时部党组和我本人都以大部分精力去抓业务，因而有些整
顿工作落实不够。如当时一些部属单位领导班子在落实政
策方面抓得不力。记得轻工部一些老干部长期遭受折磨，
受到过非人迫害，但在平反时却阻力重重，结果经过我直
接过问才有了结果。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社会刚从“文革”的混乱中
走出来。我花了很大力气进行方方面面的整顿，并把这些
行动作为搞好中国轻工业的先行之着。应该说整顿是合乎
民心，基本也是有效的。但为此也得罪了一些人，给我的
工作不时制造一些障碍。但我们部班子主要领导同志基本
上能团结一致，不怕压力，排除干扰，按中央的方针政策
办事，使某些人无可乘之机。轻工部系统从中央到地方都
逐渐建立起较完善的管理和领导体制，从而为把轻工业搞
上去创造了有利条件。
改变重“重”轻“轻”的状况
中国的轻工业经过30年的发展到1978年初，已有各种
企业6．9万多个，职工人数已逾1000万人，当年产值达800
亿元，不仅为国家提供了大量建设资金，换取了大量外汇，
也为人民生活提供了各种必需品，为农业、重工业和国防
工业提供了大量配套产品。然而，由于长期积累下来的许
多问题没有得到及时解决，随着安定团结局面的形成，轻
工业状况同国民经济综合发展极不协调，轻工主要产品大
都供不应求，老百姓意见很多。广西桂林地区一位少数民
族社员写信说：“我们过去受国民党统治缺少生活日用品，
好容易获得了解放，但解放都30年了，国家每年只给我们
每人一块肥皂，真是不好理解。”来信再三强调：这些“小
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就会直接影响群众的情绪，疏远党
和群众的关系。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糖和乳制品供应紧
张，每人年均拥有量分别不到5斤和1两，连一些孕妇和婴
儿也得不到足够的供应量，影响下一代健康。
通过上任之后深入的调查，我对轻工业生产和流通中
出现的紧张状况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概括起来就是“两个
不足，两个落后，一个下降”。“两个不足”，一是原材料、
燃料电力不足。例如食糖，1978年机制糖能力已达283万
吨，由于糖料不足，食糖年产量仅200万吨，生产能力利用
率只有70%。造纸用木材严重缺乏，每年进口木桨40万
吨，尚有200多万吨缺口。燃煤、电力由于使用量剧增，
在南方缺口就更严重。广州市轻工业系统的供电量在1979
年上半年比上一年同期减少20%，造成许多企业的生产只
能停4天开3天；二是生产能力不足。由于对轻工业投资
少，发展慢，不少行业生产能力严重不足，因此，无法满
足社会购买力不断提高的需要。1979年，纸张的社会需要
量是670万吨，而生产能力仅达460万吨，相差三分之一，
致使许多报刊、书籍的发行受到限制，连学生的课本、抄
本用纸也普遍供应不足，只能定额供应。有的农民买不到
肥皂，说：“难道城里人要脸，我们乡下人就不要脸!”自
行车的社会需要量是1300万辆，而生产能力只有774万
辆。家具的年产量是2200万件，全国平均几户才有一
件。上海生产成套家具的能力只够结婚需要量的一
半。群众反映，买张床此找对象还难!“新人满心盼佳
期，家具无情难成亲”。其他轻工业品从名酒、电风扇、
皮鞋到元钉、铁丝都普遍供应不足。至于质量、花色品
种、包装装潢方面更是远离群众的要求。“两个落后”，一
是指生产技术落后。很多轻工企业设备陈旧，工艺落后，
机械化程度不高，只相当于国外发达国家四五十年代的水
平，有的行业只相当发达国家二三十年代水平。企业维修
材料长期不足，一般仅能供应百分之二三十。折旧率平均
是4．1%，要25年才能更新一次。许多工厂锅炉已超过使
用年限，安全无保障，工人称之为“定时炸弹”。1978年
轻工业技术人员只有6．9万人，仅占职工总数的0．79%，而
许多集体企业，连一个技术人员也没有。所以轻工业劳动
生产率很低，仅在造纸方面，我国每个职工每年产10吨，
加拿大是420吨。日光灯的光效一般比国外低三分之一，
寿命短三分之二。二是管理水平落后。建国后相当长时
期内，轻工业管理体制，基本上搬用过去苏联高度集中、行
政管理的办法，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企业领导多头，管理分
散。湖南一个200人左右的企业，5个厂长，20多个科室，
党政各部门一个不缺，生产却不断滑坡。各种规章制度卡
得过死，企业没有自主权，部、局领导机关也没有机动
权。当时整个轻工业部年业务外汇额度仅有20万美元，
还要逐项送财政部审批。凡投资5万元以上的项目，轻工
部都要报计委审批，由于计委在批项目太多，常常是由一
些年轻办事人员办理，因此大家笑称这是“小辫子当
家”。这样使我们这些部长常常有捉襟见肘之感。由于
大多数产品统购包销，供、产、销脱节，工厂不了解国内
外市场动态，不关心产品销售；财政上统收统支，吃大锅
饭，企业、职工缺乏积极性；生产计划条条下达，物资供应
层层切块，互不衔接，难以调度，而且任务层层加码，物
资层层剥皮，完不成计划也分不清责任。再加上轻工机构
和体制多变，机构几分几合，企、事业是几收几放，企业
内部一直没有进行很好整顿，缺乏科学管理，消耗高，浪
费大，这就不可避免造成某些轻工产品质量和产值的下
降。
从1978年开始，整个轻工市场情况较以前有所改变，
但从国内外市场的发展来看，情况不容乐观。虽然工商部
门采取了多种措施，商品可供量和社会购买力之间的差额
仍达四五十亿元，1979年更达一百二三十亿元。许多人持
币待购，这是解放后从未有过的。一些地区特别是农村的
购买力上升很快，不少农村青年向城市“看齐”：鞋要牛皮
的，酒要瓶装的，烟要带滤嘴的，保温瓶要铁壳的，结婚
要购置几大件，这些消费增长更使轻工产品供应显得紧张。
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投放650块上海牌女表，一个半小时即
抢购一空。 在轻工产品出口方面也需要一个大发
展。60年代中期以后，工业发达国家扩大了轻工产品的进
口，一些亚洲国家如日本、南韩、新加坡及台湾、香港地
区抓住机会大幅度扩大外贸出口，积累了丰富的资金和技
术。而我国仍以传统产品的出口为主，日用品和食品因没
有及时升级换代、提高质量不口档次，因而缺乏竞争力。1978
年轻工换汇24．6亿美元，仅占世界轻工贸易额的1%。这
说明轻工出口还有广阔的远景。比如陶瓷是我国一大发
明，自唐代起就驰誉海外，素来是我国传统出口名牌产品，
但日本后来居上，1979年已占国际市场交易额10亿美元的
35%，居第一位，我国仅占8%，居第四位。我国出口瓷
单件多，每件只卖0．1美元左右，日本成套瓷平均每件0．6
美元，西德每件1美元。很多优质中国瓷件不能进入国外
的高级市场，只在地摊上廉价出售。我国食品工业多数是
手工操作，很不卫生，包装装潢也很不适应国外超级市场
的要求。实际上只要引进必要的设备，实现机械化生产，
出口就马上增加，但由于外汇额度很少，无法解
决这个问题。
轻工业出现的以上问题，我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我
国在解放前“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又
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封锁，发展步伐难免受到影
响。但最根本的原因，是长期以来我们在指导思想上存在
着重“重”轻“轻”的观念。这就是忽视基本经济规律的
客观要求，不把满足人民生活的需求放在重要位置，实行
高积累，低消费，片面强调“以钢为纲”、“以粮为纲”，重
工业又以自我服务为主，不重视轻工业生产的需要，农、
轻、重比例严重失调，国民经济结构不合理。在一部分经
济工作者看来，重工业、农业发展了，轻工业就自然而然
上去了；重工业要由国家来抓，轻工业由地方考虑就行
了。对轻工业口头上是“不挤不让”，思想上是“可挤可
让”，行动上是“又挤又让”，正如一次先念同志在听取我
的汇报后说：轻工业自己再不用力挤一点儿，恐怕连坐的
地方都没有了。
重“重”轻“轻”表现最明显的就是轻重工业比例长期
严重失调。从1949年到1978年，重工业增长了90．6倍，
轻工部系统仅增长17．3倍。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
务会议上提出要加重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重。但是，
“一五”期间轻工业部系统的投资占国家总投资的比重是
2．5%，“二五”是2．4%，“三五”是1．8%，“四五”是
1．9%，“五五”前三年仍是1．9%。在1979年9月召开的
全国轻工业工作座谈会上，湖北省代表向我们反映，该省
地处中原，交通发达，资源丰富，但是轻工业一直上不去，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轻工业投资被挤。1971年至1978
年，全省财政安排的自筹资金基建投资中轻工业投资只占
1．2%，同期，国家在湖北安排的预算内投资，轻工业只占
0．7%，而在此期间，轻工业为国家提供的积累是33．49亿
元，相当于投资的25倍。其它许多地方也有类似情况。
轻工业比例失调还表现在各个方面。如原材料的分配，轻
工市场用钢材占全国生产用钢材的比重，“一五”为21．3%，
“五五”前三年下降到12．4%，供给轻纺工业的成套设备比
重，1976年仅占全国分配数的2．1%。轻工业每年给国家
创汇很多，但用汇很少。1978年全国进口成套设备59．2亿
美元，轻工业仅有0．54亿美元。对轻工业其它的欠帐更是
不胜枚举：生产设备不配套、带病运转；厂房、仓库拥挤，
年久失修。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轻工系统有危房200万平
方米。职工宿舍极为紧张，“几代同堂”比较普遍。污
染问题也日趋严重。
面对轻工业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必须进行大幅度地调
整和整顿。1978年3月20日在轻工部向华国锋、叶剑英
和其他领导人的汇报中，我讲了3个小时，总结过去发展
过程中成功的经验和教训，并对今后几年轻工业的发展提
出了初步规划，特别提到了农、轻、重比例失调，需要调
整的问题。华国锋、叶剑英对此都作了重要指示。当时
中央已经确立“调整、巩固、整顿、提高”的八字经济方针，
指出对基础建设的投资方面有过热趋向，该年度每一次全
国会议上都强调要把轻工业搞上一个新台阶。在8月2日
的务虚会上，主管经济的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副总理余秋
里又作了专门指示，李先念指出，“现在叫不挤不让，实际
上又挤又让，胖子(指重工业)的屁股一坐下，就没有你
的位置了。”认为“这个行业搞不好说话的人就多了。要
回忆一下三年困难时期，买不着东西骂娘的人很多”。并
且对物资分配和一些具体工作进行了安排。
1979年9月20日，我和韩培信、谢鑫鹤、宋季文、余
建亭等会同其它部委同志向康世恩副总理汇报了轻工业发
展的规划及需要克服的困难。康世恩同志长期主管经济工
作，对有关情况很熟悉，眼看第四季度就要到来，他提醒
我们：“四季度购买力增加，高潮在元旦到春节，受冲击最
大的是你们，要顶得住，轻工业是主力军。”并对轻工业
比例失调问题提出中肯意见，即对轻纺工业采取特殊措施，
表现了一个有丰富经验的老经济工作者的务实精神。
在同月我们向陈云同志的汇报中，就轻工业的地位、
规划、国内市场、出口、调整等方面的问题更全面地作了
反映。我特别提出“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呼吁要发挥
轻工部门的积极作用，国家不仅要增加投资和原材料，还
要给轻工部门更大的机动权。后来陈云同志在中央召开的
几次经济会议上都强调轻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这
无疑加快了轻工业调整的步伐。
在11月份我们向中宣部汇报工作时，胡耀邦同志也讲
了几点重要意见，印象最深的是要大家树立大轻工的概念，
包括电子、纺织、手工业、医疗器械、医药等，都要进行
综合规划。轻工业在解决城乡劳动力就业方面，发挥着极
其重要的作用。耀邦同志还以其当机立断的作风当场解决
了一些棘手问题。这样中央主要领导人都认识到轻工业比
例确实需要调整，应该有个大发展，不断在精神上给予鼓
励，具体工作中给予积极支持。原来我提出比例失调需要
调整时，总有人顶着来，说什么调整时期不是“比例失
调”，而是“干劲失调”，似乎只要“鼓足干劲”，一切问题
就可迎刃而解。这种不切实际的说法逐渐没有了市场，轻
工业需要调整的思想已在上下确立。
其实我在上任之初，就有一个发展轻工业的初步的想
法。那就是从1978年到1980年3年时间，对轻工业进行
比较大的调整，同整个国民经济一样，实现一个新的转
折。从1980年到1985年，轻工业走上一个新台阶，真正
做到敞开市场供应，繁荣城乡市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扩
大外贸出口，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担负着愈来愈重要的责
任。后来我和部内其他领导同志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根
据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有关要求，确定了
三个调整的基本目标：(一)加快轻工业发展速度，争取到
1981年实现产值过1000亿元。三年累计提供税利600亿
元。(二)三年内明显提高产品的质量，增加花色品种，
创建一批名牌商品；(三)扩大轻工出口，三年累计换汇100
亿美元；(四)搞好企业整顿，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要全
面整顿好；(五)按经济办法管理企业，搞好轻工业的体制
改革，按专业化生产与协作的原则办一批企业性的专业公
司，如盐业、造纸、轻工机械、皮革、烟草、自行车、钟
表、家电等公司。
现在看来，这些步伐迈得并不大，然而当时每走一步
都是“摸着石头过河”。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全党全国真正确立了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这次会议刚结束，轻工部就
于1979年1月4日至21日在上海召开了全国轻工业局长会
议，我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当时大家积极性都很高，认
为发展轻工业千载难逢的机会终于来了，应该有大的行
动。会上，大家着重研究了轻工业工作重点转移问题。
经过讨论，会议提出工作的重点，一是从着重抓产值、产
量转到抓质量、品种上来。二是努力扩大出口，换取更多
的外汇，当年计划出口换汇2l亿美元。三是搞好挖潜、革
新、改造和新技术引进。四是按照轻工业特点搞好专业化
生产与协作。五是各级领导要把主要精力放到生产建设和
技术革命上来。企业领导班子要用80%的时间抓生产、
抓管理、抓科学技术，提高管理水平。2月3日，轻工业
部根据大会讨论结果向国务院写了《关于轻工业着重点转
移问题的报告》，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后来这个文件及
国务院以国发[1979]103号文件批转的文件被收进了《三
中全会以来的历史文献选编》。这次会议揭开了轻工部历
史上最新最关键的一页。
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将三年调整的规划在具体步骤上进
行落实。会后，全国各地轻工业局即按这次会议精神，认
真抓好工作着重点转移问题，取得了初步成效。比如，当
年就采用国际通行的贸易形式，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补
偿贸易、合作生产、合作办厂等形式与6个国家签订项目
共200项，收费3000万美元，贸易额1亿多美元，这为轻
工产品出口进行了较好的尝试。同时还着手解决工商、工
贸、一二轻之间矛盾。首先在造纸、食糖、塑料行业进行
利润分成等等。
上海会议提出的工作重点的五个方面后来逐步变成长
期指导轻工业发展的“五个坚持”原则：坚持发挥中央和地
方积极性，以轻养重。当时每百元投资轻工业一年可创利
税75．6元，重工业只有13．2元，国家的大量积累还依靠轻
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地方的投入；坚持质量第一；坚持发挥现
有企业优势，进行“挖、革、改”，适当地新增一些企业；
坚持大中小结合，避免每个行业重复项目，提高整个工业
水平；坚持以进养出，扩大出口，沿海地区向高、精、尖方
向发展，内地则逐步提高经济水平。这些原则在计划经济
一统天下的情况下对企业的外延再生产有一定意义。在今
天看来，不进行轻工体制方面的改革，光靠修修补补是不
行的。
这种想法的酝酿是有个过程的，但从1979年开始，我
感到必须加大这方面力度。到1980年11月我离任前，轻
工业率先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对改变重“重”轻
“轻”的状况做了较多的基础工作，具体有以下几方面：
扩大企业自主权，增强企业的活力的探索。在福建主
管工业的时候，我已感到企业缺乏发展动力的重要原因就
是一切听从上级，缺乏对生产、销售安排的权力。1978年
底我在上海调查时，发现有些现象更令人不安。生产著名
中华牌香烟的上海卷烟厂28年共上缴国家利润47亿元，而
同期国家的投资仅393万元；上海手表厂1978年上缴各项
税利2．8亿元，企业自身留利仅54万元，工厂连盖一栋象
样的宿舍楼都很困难，技术设备改造根本排不上日程。上
海英雄金笔厂，一年可提取更新改造资金20万元，上交一
半，剩下的一半又被局和公司拿走大部分，只给厂留2万
元，困难很大。从1979年起，轻工部要求有些厅局适当
下放权力，明确固定资产的折旧资金70%留给工厂，30%
留给主管机关。对企业的人财物、产供销进行放权。此
举为以后实行厂长负责制进行了很好的准备。特别是一些
新办的企业，轻工系统更是放手让它们搞活生产，只进行
政策性指导。重庆钟表公司、上海轻机公司等在1980年
进行了“以税代利、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试点，取得明
显经济效果，达到国家多收、企业多留、职工多得的目
的。
呼吁中央加大对轻工业的投资比例，增强原材料的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