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能力。轻工业固定资产折旧率长期只有4．1%，基建投
资占国民经济基建投资额长期低于2．7%。经过调整，
1980年达到3．5%，1981年更高达5%。1979至1983年间，
轻工共完成基建投资103．36亿元，相当于前28年总投资的
60%，年均投资额较以前增加3．4倍。在增拨原材料和外
汇方面，中央也有了较大的投入。1979至1983年共增拨
钢材25万吨，外汇3．45亿美元，增加进口钢材6．8万吨，各
级地方政府在安排增产计划时作了更大的努力，每年都筹
集一部分资金、外汇和物资，保证了大批适销对路产品的
生产。
这里还需要谈到“六个优先措施”的实施问题。这个
提法最早在1979年11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提出来的，
即：原材料、燃料、电力供应优先；挖潜、革新、改造措施
优先；基本建设优先；银行贷款优先；外汇和引进技术优
先；交通运输优先。六个优先原则的提出，是中央“加快
轻纺工业的发展，使轻重工业比重协调起来”方针的体
现。中央在原材料和能源供应、资金的分配方面给了轻工
业以很大支持，当时为抑制经济过热，曾采取压缩基建，减
少投资的办法，但是为了保证轻工业的资金，发放了轻工
专项贷款。地方上的投资重点也由过去发展小钢铁、小机
械、小化肥，转向发展轻工生产。过去留有缺口的原料和
能源供应，转变为基本上能满足供应，供应数量逐年有所
增加。在农业原料方面，由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
提高了收购价格，调整了作物布局，增加进口粮食以鼓励
糖料和其他经济作物集中产区发展经济作物。轻工业所需
要的农业原料也有较快发展。到调整完全结束的1983年，
全国甘蔗产量达到2111．6万吨，比1978年增长47．5%，甜
菜产量达到918．2万吨，增长2．4倍。记得在1980年安排
第二年计划时，为了保证轻工业用能源，曾把全国钢的生
产计划指标压缩了400万吨，节省能源保轻工。这给轻工
战线以很大鼓舞。应该说，“六个优先”政策在特殊时期
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对尽快地完成轻工业调整功不可
没。
在调整产品结构、地区经济结构方面也取得了阶段性
成果。按照1979年上海全国轻工业厅局长会议上确定的
目标，主要抓了社会需要量大、财政收入多、出口换汇率
高的10种产品，有卷烟、糖、酒、自行车、缝纫机、钟表、
皮革及革制品、家具、服装、工艺美术品。这些产品的产
值占轻工总产值38%，税利占轻工税利总额的55％，占国
家财政收入的10．7%。经过不断调整和充实，这些支柱行
业的基建投资占全部投资的71%，自行车、缝纫机、手表
得到了重点扶持，家电行业也由小到大、从无到有迅速发
展起来。在地区经济结构上，上海、广东、江苏、浙江、
山东、天津、辽宁等沿海地区仍然发挥着轻工业生产基地
的作用。原来基础薄弱的内地和边远省、区有明显进
步。我多次强调，不要受“提高一般工业品省区自给水
平”口号的影响，以免盲目发展、建立起来的企业，长期过
不了技术关和经济关。每到一个地区我都要求他们本着扬
长避短、发挥优势、经济合理的原则，闯出发展本地轻工
业的新路子。黑龙江省把发展食品工业作为战略重点来
抓，由于甜菜糖的发展，带动了畜牧业，出现了“糖多、畜
多、肥多、乳多、粮多”的良性循环，成为全国最大的乳制
品供应基地。新疆作为一个边远少数民族自治区，着重把
制糖、造纸、食品、皮革皮毛、服装鞋帽、民族特需用品、
工艺美术及旅游产品作为轻工业发展的重点，基本适应了
少数民族的需要。另外在1980年，轻工业部专门向中央、
国务院作了一个专题反映，即重工业任务不足，有些企业
生产能力放空，厂房闲置，而轻工业生产能力紧张，厂房
严重不足，一些轻工产品供不应求。建议中央将部分重工
业的厂房设备调整给轻工业，也可以搞协作。后来中央采
纳了建议，对轻工产品的增加很有好处。不过那时我已调
至广东了。
我在轻工部3年，经常反复地呼吁中央根本改变重
“重”轻“轻”的不正常局面，做了一些具体工作，取得了
一定成果。应该说，中央领导对这个大政方针是积极支持
的。记得胡耀邦同志任中宣部长时曾详细听过轻工部的汇
报，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先生产、后生
活这种说法不适宜。轻工业不上去，老百姓就不会跟党
走。这种提法代表了中央要把轻工搞上去的决心。陈云、
余秋里、谷牧、康世恩等人也从不同角度推动了轻工业的
调整。作为轻工部的主要负责人，我在深入调查的基础
上，实事求是，采纳群言，有效调动部机关和全体轻工战
线职工的积极性，促进这项艰巨任务的实现，惜乎时间太
短，许多工作还是以后才完成的。唯一可以令我欣慰的
是：在我离任后，基本上已改变对轻工业“又挤又让”的现
象。相反各地争相上项目，争指标。可见重视轻工业的
发展已逐渐成为全党全民的共识了。
轻工业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长期处于被“挤”被“让”
的地步，要想在全国上下都顺利确立“农、轻、重”的发展
思路并不容易，特别是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等、
靠、要，，的观念，计划经济的色彩很浓，而轻工业的特点是
更好地发挥地方和集体、个体经济的优势才能适应市场需
要，这些矛盾是在发展中逐步解决的。从1979年以后，我
们逐渐感到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在两湖调查时，
陈丕显请我去给湖北省轻工战线讲话，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市场预测”，轻工业长期关起门来生产，不讲市场需
要怎么行?不仅要了解、预测国内市场，国际市场更要去
研究。当然这都是一些感性认识，可是我们也逐渐学会按
市场规律办事了。当时基建完全靠拨款，我们和康世恩副
总理经过多次讨论，开始实行贷款制，对轻工业和国家都
有好处，轻工部在这方面走在前头了。
大力发展轻工业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不仅是国家政
治生活的重要转折点，也是轻工业发展的历史性契
机。从到部的第一天起，我就开始多方了解情况，调查研
究。只要能腾出时间来，我喜欢到企业和地方去接触实
际，那样才能看到活生生的真实情况，从而作出正确判
断。3年中，我带队跑过上海、天津、湖北、湖南、广东、
辽宁等省市，进行调查研究，有的地方还去过几次，每次
感到收获都不小，从日用消费品的生产状况到群众的各种
意见，都能及时掌握了解。特别是地方有些企业管理中存
在的问题，不“沉”下去，光从纸上很难得到全面的情况。
每次下去都能看到一些新变化，发现一些新问题，提出一
些新措施，对整个轻工业的发展大局，就更加心中有数。
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去西单商场站柜台，
了解消费者对各种轻工产品的意见和建议。当时西单商场
是全国有数的大型商业企业，利用这面镜子，我亲身感到
“三大件”生产的严重不足，商品的花色品种太少，消费者
无法进行挑选。与商场摆卖的一些进口物品相比，国内轻
工产品差距很大。这种站柜台活动虽然很累，但确实使我
对产供销中的各个环节都有了较深入的接触。“没有调查
就没有发言权”，事实确是如此。
究竟从何着手把轻工业搞上去?轻工部上下都很关
注。1978年2月上旬，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在京开幕，这
是“文革”结束后一次有较大影响的大会，轻工部作为承办
者，进行了周密细致的安排，展览会举办得很成功。许多
领导同志称赞这次展览内容丰富，琳琅满目。这其中很大
原因是轻工业中工艺美术行业恢复比较早，经过周总理和
李先念同志的极力支持，1972年就开始恢复和发展。轻工
部搞好了这次展览，不仅对出口创汇很高的工艺美术行业
有很大鼓舞，对轻工业系统和其它行业的工作也有一个不
小的推动。
这次展览会的成功使大家更加关注轻工业的发
展。1978年10月，轻工部又举办了一次《全国轻工业产
品汇报展览》，这次展览，实际名称叫做国内外部分轻工产
品对比展览。展出的从“三大件”到塑料、方便食品等，
选择国内31种，国外33种，共4000多件。国内多是名牌
产品或优质产品，而国外的则是从香港买来的大路货。就
是这样摆在一起，不用讲解，那个优那个劣，一眼就能看
得出。我国的所谓“名牌产品”大多式样陈旧，造型不美，
装潢单调，结构笨拙，效能低，质量差。比如我国最受欢?
迎的上海蝴蝶、南京熊猫牌缝纫机，与英国、日本的比起
来，人家噪声小，转速高，多能简便，机身轻巧，造型美
观，而我国则相反。英国兰令牌自行车，就可三种变速，
最快可达30公里／时。这样的两种产品摆在一起，有实
物、有注释、有讲解、有表演，我国产品有什么差距，为
什么差，外国产品为什么好，都用图表列出来。这样有对
比、有分析的展览，在国务院各部委还是第一次举办。大
家认为很生动地看到差距，有赶超的具体目标，开阔了眼
界，特别是各省、市、自治区有关负责同志、老工人和工
程技术人员参观后深感获益匪浅。后来各省纷纷再派人
来，以致展览会票数不够，只好限时、限量进入。这次展
览会最大的成功之处，应该是对我们思想观念的一次冲击，
过去长期存在的抱残守缺、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观念无
疑得到一次荡涤。这也是主办这次展览会的初衷之所
在。
经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物资缺乏成为通病，什么
都要凭票供应，有时候凭票都买不着。因此加大日常消费
品的生产已成当务之急。轻工部应抓好糖、造纸、食品饮
料、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洗涤剂、盐这些国
计民生最需要的产品，保证市场供应的平衡。第一个要解
决的就是糖。我国是一个糖的消费大国，1978年社会需要
量最低是300万吨，可是产糖量只有227万吨，缺口100多
万吨要花二、三亿美元进口。另外还要用200吨糖精代替
100万吨糖，而糖精在国外一般是限量或禁止使用的。糖
还和轻工五十类、三千种产品有关系。糖上不去，直接影
响到人民群众的生活。还在福建的时候，我就很注重抓糖
的生产，也积累了一些经验。要把糖搞好，首先要建设好
糖料基地。我国糖料主要是南蔗北(甜)菜，1978年227
万吨中，蔗糖201万吨，甜菜糖只有26万吨。我在轻工
部8年规划中，提出要在广东、广西、福建、云南、黑龙
江、吉林、内蒙、新疆等8个重点产糖省区，建成100个糖
料基地县的规划，得到通过。要提高甜菜糖的产量，重点
是抓黑龙江省。当时部里派余健亭同志在黑龙江蹲点，狠
抓了一下，甜菜糖的产量上去一些。实际上解决糖产量问
题的核心在于如何调动农民种蔗种菜的积极性，过去对糖
料集中产区的农民有口粮和化肥的补贴，后来粮食紧张，
要求农民不管种什么都要交粮食，这对种植糖料的农民无
疑是个打击，我在福建的时候曾抓过这个问题，在产蔗地
区实行粮糖挂钩政策，产糖多少就由政府补贴多少奖售
粮。实践证明这个政策是成功的。我在广东调查的时候，
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谈过这个问题。广东是全国的
产糖大省，最高年产量占全国的40%。习仲勋很重视这
件事，省里专门邀请我们去参加了一次讨论。习仲勋和王
全国、欧初等都赞同我的意见，认为要因地制宜，适当集
中，不能到处搞地区粮食自给。临走的时候，习仲勋说：
你们给广东多支持一点，我们愿意多生产，只要给些化肥
和水利建设投资就行，其他的事我们办。我告诉他：糖要
上去，寄希望于广东。广东方面抓得很紧，在单产很高的
佛山地区，恢复了大量蔗田，实行经济作物带制，由省内
进行粮食补贴。国家农委在我们的建议下，也采用了福建
的经验，对甘蔗产区广东、广西、福建、云南、四川5省
区以1979年食糖为基数，分别由省、区落实到基本核算单
位，以后凡超购一吨食糖，奖售一吨粮食。甜菜产区黑龙
江、内蒙古、吉林、新疆采取每上调一吨食糖奖售一吨粮
食，糖粮挂钩落实到生产队。同时调整糖料价格，从1980
年起，甜菜每吨给价外补贴10一15元，甘蔗基本收购价加
上价外补贴和奖售物资差价，这些都极大调动了农民种植
糖料的积极性。在机制糖厂方面，轻工部和地方都要求集
中榨糖。1977年“洋跃进”时兴办的一大批小糖厂被关掉
一批，对现有糖厂进行技术改造，实行糖料综合利用，对
蔗渣、甜菜废丝、糖蜜分别提取应用，这方面江门甘蔗化
工厂就是一个成功的典型。经过这些努力，全国糖产量上
得很快，到1982年时已搞到338万吨，基本实现了自给的
目标。
食品工业重点抓的是乳品工业、罐头和饮料工业。建
国后乳品产量增长很慢，1978年人均不到一两。轻工部把
重点放在黑龙江和内蒙古，同时注意在上海、北京等大城
市发展好奶牛生产。后轻工部会同几个产乳大省，制定了
发展国营、集体和个体一起上的政策，特别是扶持发展奶
牛饲养专业户和专业村，奶源很快上去，黑龙江到1983年
奶牛达到17．2万头，较1978年6．2万头增长近两倍，而其
个体户饲养数占了总头数一半以上。在南方山区开发奶山
羊资源，1978年轻工部和农业部、商业部共同成立“中国
奶山羊领导小组”，1979年召开第一次全国奶山羊会议，确
立陕西、河南、山东、山西、河北、浙江6省29个基地县，
并明确以户养为主，不久羊奶成为一个重要奶源。在乳品
工业生产方面，推行技术改造，增加代乳品的生产，增添
新花色品种和质优产品。1980年，乳品已基本满足了市场
供应。饮料工业在1978年时只能满足城市供应的二分之
一到三分之一，一到夏季常常断档。轻工业部着手在碳酸
饮料、果菜汁饮料、固体饮料和其他饮料制定了发展规划，
有计划引进了一批瓶装、罐装设备和生产线，逐步缓和了
大城市的市场供应，并朝多样、风味、营养方向发
展。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我们对引进两乐(百事可乐和可
口可乐)是持慎重态度的，希望定点发展，但各地逐渐放
开管理，到处设立分厂，从某些方面影响了国产饮料的进
一步发展。
造纸工业的发展中也遇到一个原料问题。我国在造纸
原料的安排上长期坚持草木并举、逐步增加木材的方
针。国外造纸原料中木材占93%，国内只有28%。轻
工部积极扩大利用林区废材、枝丫材和木片，并扩大利用
阔叶树种，利用甘蔗渣、废纸等。我在湖南、湖北调查时，
专门就芦苇问题向地方政府反映过。当时有些地方毁苇围
垦，影响了造纸原料的供给，我与地方商定的结果，即地
方扩大种苇面积，造纸厂给地方苇区以一定经济支持，保
证粮食供应，使苇区农民提高了积极性。李先念同志也很
重视这个问题，多次批评了毁苇开垦的行为。纸的产量也
上得很快，1977年生产377万吨，1980年达到535万
吨。同时造纸行业的生产潜力也逐步扩大，引进一系列成
套设备，新闻纸产量比1977年增加1．3倍，商品木浆增加
两倍半，出版文化用纸供应紧张状况从1979年起就大为改
观。同时因减少商品木浆和新闻纸进口，每年可节约外汇
1．4亿美元。
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所谓“三大件”，在质量和花色
品种上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机械手表多年一个面孔，粗
大笨重。引进了高精度的专用机床，以发展自动、日历和
女表。当时电子手表刚兴起，轻工部组织了8个省市的70
多个单位进行科研攻关，1979年国庆节之前拿出合格产
品。当时国内生产能力和技术还不过关，香港有一家企业
要求在广州建组装厂，实行合资经营。轻工部批了以后，
．在计委呆了半年也没音讯。倒是人家走在前头，他们利用
一家印刷厂的一层楼作车间，为避免拖拉，从香港拉来两
袋水泥和黄沙进行了粉刷就开工了，生产的表全部返销。
这种电子表厂随即在各地办起来。自行车从1978年起恢
复了全锰车的生产，当年就有两万辆。外变速车、内变速
车、内变速闸车都试制成功并投入生产。当时计划到1985
年年产2000万辆。实际上1983年就达到2758万辆，产量
从1978年就居世界首位。从这年起，轻工部每隔一年就
组织一次全国性的自行车质量鉴定，进行对比，使企业质
量意识有很大提高。缝纫机由于进口五套压铸机，每年可
为发展铝合金缝纫机提供100万架的压铸件，质量很快就上
去了。
在合成洗涤用品、塑料制品和合成革方面，轻工业部
发挥的指导作用就更大。1978年着手引进成套项目6个，
后分批分期建成，可生产合成洗涤剂158万吨，月巴皂30万
吨，基本满足社会需要。还采取补偿贸易形式，拿30万
吨合成洗涤剂和30万吨联产品出口，换汇约3亿美元。塑
料、合成革由于石化行业的发展，供需矛盾得到缓和。其
它一些新型行业，如感光材料工业、日化行业、服装行业、
文教体育用品行业等都在那时打下了一定基础。
我上任之初就感到，轻工业要搞上去，光靠轻工部不
行，还必须有地方的积极配合，有些方面甚至要请地方唱
主角。上海是轻工业最大的基地，对全国都有举足轻重的
作用，许多名牌产品都来自沪上，但是存在的问题也不
少。1978年4月，我带领20个司局长到上海调查，对上
海卷烟厂、手表厂和一些中小企业遇到的各种制约因素有
了很深的印象。多年的计划经济，什么都强调集中统一，
绝大部分利润都被调走了，连设备维修要几吨钢材都找不
到。工人的住宅是失修多年的“筒子楼”，一家三代人挤
在一起，孩子多的家庭晚上睡觉要在屋子里吊上几张床。
这样工厂、工人还有什么积极性?问题反映到康世恩那里，
不久就专门听了轻工部的汇报，对上海的政策开始了调
整。8月份国务院理论务虚会结束后，我又带人到广东调
查，在广州、江门、中山、肇庆等地与几个司局长和地方
干部共同研究，特别是广东制糖、手工艺品方面看到了一
些症结。后来实行“吨糖吨粮”就有了更多的感性认
识。糖的政策在广东搞活了，所以全国总产量也上去
了。在调查中，曾去肇庆看过端砚的生产，除了使用一些
爆破技术外，其生产方式跟两千年前的汉朝没有什么两样，
工人们从30多米深的坑里背出石头，根据图形一块块凿平，
生产出一块块精美的砚台。这种落后的状况令人吃惊。
我当即决定增拨30万元用来提高技术，改造工艺。后来
端砚生产不口出口都有了很大增长。这些具体情况，·不到下
面去往往看不清，只能瞎蒙蒙。
1980年4月2日至5月14日，我带工作组到湖北、湖
南作了一次调查，这是我在轻工部时期时间最长、范围最
广的一次调查。在湖北除了听取省一轻、二轻汇报外，到
武汉、沙市、宜昌、裏樊市和洪湖、咸宁地区具体看了一
些工厂，在湖南先后到岳阳、湘潭、衡阳、醴陵、株州、长
沙、湘乡、沅江、湘阴具体察看了一下，当时湖北省委书
记陈丕显，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对发展轻工业都很热心，
每次调查结束，他们都组织若干人听取我们的工作汇报。
由于我们准备充分，调查面广，取得很多一手资料，他们
听后都感到很有收获。陈丕显对我说：这样能解决问题的
调查越多越好。当时我主要针对市场预测、发挥地方优
势、轻工联合、原料基地、领导班子建设、技术力量六个
方面谈了看法。总的来说两省轻工业几年都有大的发展，
但从市场预测看，两省城乡收入都有大幅增长趋势，特别
是农村购买力更是增长很快，吃、穿、用高档商品需求量
大。而两省轻工业都是条短腿，同社会需求很不适应。
必须发挥两省农业基础好、资源丰富、工艺传统悠久的优
势，在造纸、陶瓷、卷烟、皮革、日用玻璃、工艺美术方
面有所突破。而不应该搞“小而全”，“大而全”，限制了
各地优势的发挥。我特别强调了专业化协作和轻工业联合
的问题。在武汉市调查时发现，武汉市的制革能力，一年
需猪皮200万张，可是全省一下子冒出96个制革厂，因此
武汉市一季度只收了2．7万张。而小制革厂不仅与大厂争
原料，从技术经济上看也很不合算。一张猪皮大厂可以片
二、三层，小厂由于技术设备落后，一般只能制一层革，而
且质量不好，成本很高，特别是污染问题无法解决。其他
象小纸厂、小酒厂、小肥皂厂、小塑料厂遍地开花，均存
在类似问题。在调查中还发现，一些重工和军工企业，利
用多余的生产力生产民用工业晶。财政体制实行分灶吃饭
以后，地方办工业的积极性也提高。但由于没有实行归口
综合平衡，缺乏统一规划，产供销矛盾比较突出，带有一
定盲目性。特别是那些市场热门货，赚钱多的产品，如电
风扇、钢家具、电冰箱、洗衣机等，大家争先恐后地上，湖
南电风扇定点3家，实际有64家，湖北仅武汉市就有35
家。因此两省采取了原料超收分成、加工产品返还、组织
专业协作、实行三级联营、沿海内地结合等措施逐步解决
了问题。在原料问题上，两省实行“统一规划、省县合办、
以县为主，财政收入归县，产品调拨归省”的办法，兼顾了
各方面利益。领导班子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年龄比较
大、文化水平低、懂技术的人少，不够精干。技术人员数
量少，发挥作用不够。我们把问题提出来后，两省组织了
多期管理干部培训班，并采用招贤纳才、全员培训、提拔
年轻干部等办法解决问题。
在湖北、湖南遇到的有些问题在全国都有普遍意
义。我在天津帮助地方搞轻工产品规划时就有这种感
受。当时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陈伟达对我们寄予很高希
望。我在调查后认为天津还是以发挥自身优势为好，在手
表、自行车、制碱、制盐、五金机械等十个方面建立一批
重点厂家。天津地毯厂在充分发挥技术优势，与内蒙古协
作利用原料方面就做得很好。陈伟达后来对这个规划很满
意，只是具体执行时困难不少。
我在轻工部只有3年，由于长期囿于计划经济圈子的
限制，还未能提出较完整的整体改革设想。但是我意识到
不进行面向市场的改革是搞不好轻工业的。当时主要从流
通领域、外贸出口、轻工企业管理、城镇集体经济等四个
方面进行了一些体制上的改革。1978年在中央工作会议
上，我提出了计划经济指导为主，辅之以市场调节的观念，
陈云、李先念等都表示同意。轻工业迈开了改革的步
子。 ．
流通领域的改革最早是从轻工系统开始的。过去轻工
产品基本上由商业部门统购包销，产销不见面。商业部门
旺销的商品就收购，销售不畅或淡季时，就少收或不
收。另外商业部门还尽量多收本部门生产的产品，在原
料、资金方面优先照顾自己，造成轻工和商业之间的矛
盾。1979年2月轻工部在给国务院《关于轻工业工作着重
点转移问题》中建议，“属于选购产品，其余部分应允许工
业自销”。4月9日国务院批示同意。这样轻工产品的自
销从小到大逐步开展起来。当时轻工产品自销的形式主要
有：(一)设立自销门市部和经理部。前者以零售为主兼
批发，后者以批发为主兼零售。到1981年已有销售机构
2．4万个，职工12万人，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销售体
系。(二)举办展销会。1979年国庆节前后，在北京夹
层馆举办的“轻工业新产品展销会”，是全国首次由工业部
门举办的展销会，它开创了展销会这种销售的新形式，这
种形式后来迅速扩大，并成为一种经常的销售方式。
(三)参加商业举办的订货会，同商业部门联合销售；组织
小商品批发市场、委托商业代销、厂店挂钩，在基层店设
立展销专柜。轻工商品自销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商业垄
断，已成为商品流通的一条重要渠道。它促进产销结合，
工业直接接触市场，有利于工业部门和企业及时了解市场
的需求变化。一方面使企业不断改进产品、升级换代，提
高质量，也使老的销售渠道增加了活力，开辟了全新销售
系统，密切了工商关系，促进了出口。实践证明：流通领
域的改革使企业、商业部门、市场都增加了活力，是轻工
业真正走向市场、面向消费者的开始。
外贸产品出口体制的改革，酝酿比较早，但进展并不
快，主要是涉及的部门太多。过去轻工产品出口存在着产
销不见面、经营环节多、方式不灵活的状况。1979年8月
18日，在轻工部的牵头下，国务院批准上海玩具行业实行
工贸合一制度。即由上海手管局的玩具工业公司和外贸部
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上海分公司玩具部合并，成立上
海玩具出口公司，工贸一体，组织统一生产和经营，初步
做到“四联合、两公开”，即“联合办公，联合安排生产，
联合对外洽谈，联合出国考察。外贸向工业公开出口商品
成交价格，工业向外贸公开生产成本”。这是轻工和外贸
之间的第一次有益尝试。开始双方合作得很好，遗憾的是
后来有些部门不愿放权，使这项改革没有能深入下
去。1980年浙江省政府批准成立的浙江省工艺晶进出口联
合公司，也是工贸结合的试点。联合公司在组织上统一领
导，计划上统一安排，财务上工贸分别核算，各负盈亏，不
吃大锅饭，比较适应当时体制下上层未改下层先改的情
况。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形式如：轻工业部机械出口供应公
司负责向外贸部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供应轻机成套
设备出口，并承包对外工程设计；各地开设工艺美术服务部
和上海市工艺品展销会，直接向外宾和来华游客出售工艺
品；北京绢花厂经国务院批准为自营出口企业，在服从国家
统一的政策规定下，享有谈判、签约、报价、结汇和使用
外汇等权力。轻工产品出口占创汇总额比重很大，工贸之
间的这些有益探索无疑对推动轻工换汇率的提高，减少环
节、多创外汇有很大帮助。有些作法我后来到广东去让它
进一步完善发展，被证明是有效的。 · ：
对全国轻工企业经营管理方面做的工作就更多些。主
要围绕开展企业整顿、扩大企业自主权，进行技术改造和
技术革新。还在奖优罚劣、加强行业管理、注重环保、改
变产品包装等方面做基础性工作。1978至1979年，轻工
各企业主要是落实政策、调整领导班子、建立规章制度，恢
复和发展生产。有80%的轻工部门和大中型企业的领导
班子进行调整，并初步恢复了生产秩序。“文革”中受害
最严重的上海市轻工局对有历史问题的521人和22个重大
事件基本查清，并把犯有严重错误和打砸抢分子从领导班
子中清除出去，恢复了部分老同志的工作。从80年起开
始提高性整顿，以“八字”方针为指导，以生产为中心，以
管理为重点，提高生产、管理、技术水平，提高经济效益。
具体要求是班子实行三化(精干化、专业化、年轻化)；企
业管理推行三全(全面质量管理、全面经济核算、全员培
训)；工厂实现三好(文明、安全、均衡生产好)。7月份
召开全国轻工企业整顿工作座谈会作出了具体安排，整顿
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技术改造方面坚持走“内涵”为主
的道路，仅上海轻工局1979至1980年实现技术革新l万多
项。从1979年起轻工部制订了《全国轻工业优质产品评
选办法》，几千种产品获得国家金奖、银奖和部优称
号。同时强调经济协作，防止“小厂挤大厂”的恶性循
环。河北省张家口市原有5个大皮革厂，年加工能力850
万张，皮张资源只有550万张，后来呼啦啦又冒出328个小
毛皮厂，有料不给大厂，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
轻工部以此为教训，建立行业归口制度，分级管理，这个
问题才缓和下来。总的看来，轻工企业有不同程度起色，
但由于存在多头领导和计划色彩太浓的原因，现代化管理
体系并未确立，企业经济效益提高也不平衡。
在发展二轻和集体经济方面，历史上有很多教训。我
坚持把二轻工业领导体系确立起来，中央一级合在一起，
地方适当分开。1980年，中央对这个工作很重视，胡耀邦
同志在中宣部例会上就这个问题讲过4次，主要是二轻工
业对解决当时大量回城青年就业问题有很大作用。在轻工
厅局长会议上，对《手工业三十五条》进行了讨论，康世
恩两次亲自主持讨论修改。不久中央又派季龙同志来轻工
部任副部长，主持这方面工作，随后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
总社成立，各地二轻工业全面高速地发展。
此外，轻工部对科研和教育的恢复与发展也作了不少
努力。“文革”结束前后，轻工部许多科研和教学机关都
迁到外地，人员也疏散到各地。1978年在一次部党组会
上，我提出“宁可减少基建项目，也要增强对教育的投
入”，得到大家的赞同。随后轻工系统48个研究所都恢复
工作，北京轻工学院、北京工艺美术学院也搬回原处继续
开学，科研教学人员的职称和待遇也得到恢复。记得北京
工艺美术学院拟迂回时地址无着落，我责成有关部门疏通
关系．该院顺利搬回后，部里又派出一批得力教职工充实
一线力量。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对轻工业科研工作也是一
个促进，到1981年科研人员已有一万多人，取得科研成果
近千项。轻工业发展有了科研保证。高等院校轻工专业
在校生1980年比1978年增加了1．2倍，同时建立了完整的
中专、技工、在职和岗前培训教育体系，加上社会上普遍
存在的学文化气氛的推动，轻工战线全体职工的素质和科
技水平大大提高。
积极引进 促进开放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宣告了改革开
放新时代的到来。轻工业在长期闭关锁国政策的影响下，
很多方面与国际市场形成巨大差距。在1978年底的中外
轻工产品比较展览会上，我们就有了很大触动。许多产品
比人家落后二三十年，真是说不过去。轻工业要实现现代
化，产品要升级换代，只有走引进技术、资金和管理的道
路，这已逐渐成为大家的共识。
在1979年以前，轻工部主要是通过港澳渠道了解国外
的情况。当时上海轻工局在香港的几家企业和其他部委驻
港企业不断向国内反映一些轻工生产的最新动态。我们通
过这些窗口也引进了一些技术和新产品，但总感到对整个
国际市场了解甚少，特别是欧、美、日这些工业发达大国，
他们轻工业的具体生产和组织情况确实很令人感兴趣。
正好1978年9月，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藤山爱
一郎邀请我率代表团前往日本访问，参观轻工业工厂和市
场流通情况，探讨技术交流、合作和贸易等问题。
轻工部组成“中国轻工业友好访日代表团”，由我以中
国轻工学会理事长名义带队，余健亭任副团长，轻工业部
有关司局及部分省、市轻工部门同志参加，加上翻译共16
人。原定在1979年一季度赴日。不料一波三折，只好一
再推迟。
部内一些人把我们访日计划透露出去后，正好被一些
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于是就在访问问题上大作文章。新华
社《国际内参》在我们未去日本之前就登出文章，说我们
住的东京新大谷饭店是超豪华住处，奢侈浪费。其实当时
中国赴日的大多数人都住这里，我们住宿地是日方代订的，
连日本朋友也认为很简便，根本谈不上奢侈。有关问题报
告国务院和纪检委后，很快得以澄清。
在决定去访问并通知日本方面后，因日本方面出现了
一些新情况，国务院通知我们出访日期推迟两个星期，把
日方邀请我们的安排全部打乱，双方都感到很被动。
1979年4月12日至5月17日，中国轻工业代表团在日
本进行了考察。代表团共分两个小组进行活动，在东京、
大阪、名古屋、九州、北海道等地，共考察了57个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