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命南下 主政羊城
1980年10月，中央决定调广东的习仲勋、杨尚昆回中
央工作，由任仲夷和我接替他俩的职务。仲夷任广东省委
第一书记，我任广东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
要我到广东工作，最早是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找我谈的，
他说：广东现在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需要人去加强
领导，为广东和经济特区的起飞进行探索，中央考虑，把
你调到广东去，主要抓广州市的工作……
任仲夷原是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他在东北工作了30多
年，经验丰富，对中央新的任命，他和我一样感到肩负的担
子不轻。不过，我俩还是欣然受命并轻装南下。
临行前，从10月31日至11月6日，叶剑英、邓小平、
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万里、韦国清、姚依林、谷牧
等中央领导同志先后接见我们，作了重要谈话，对做好广
东的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央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发挥广东的优势。叶
帅语重心长地说：“广东是个好地方。教育比较发达，水
运条件好，华侨多，他们对建设祖国很热心。珠江口已经
钻探出石油。广东有些山区，要靠山吃山，向建设山区进
军。”
邓小平同志强调要发挥优势，把特区搞好。他指出：
“特区不仅是深圳、珠海那几块地方，是指广东、福建两个
省。单搞那一点地方不行，中央讲的是两个省。你们要
充分发挥这个有利条件。对于搞特区，你们要摸出规律，
搞出个样子来。”
胡耀邦说：广东的条件是好的。南方的田是高产田，
土地除了种粮食以外，还适合生长水果、甘蔗、橡胶和各
种速生树种。广东有多少水面，要计算一下。山林、水
面都要利用，不能光算每人平均八分田这个帐。广东的潜
力非常大。要弄清广东的困难是什么，根本的困难是干部
思想不一致。
赵紫阳谈了两点看法：第一、广东现在由于落实政策
方面大家的认识不一致，存在着干部内部不够团结的现象，
因此你们去到那里要注意把大家团结起来向前看，不要再
纠缠老的事情；第二、从外边调些干部进来，但不要大量调
换，广东本地还是有许多搞经济工作的人才，因此一定要
有利于干部的团结。
万里说：“你们要解放思想，放手把经济搞上去，闯出
一条新路。你们犯了错误也不要紧，国务院负责。你们
先走一步，犯错误对全国来说也是有意义的，可以吸取教
训。你们要把广东的经济搞得更好一些，各部门规定不符
合广东情况的，你们可以不执行。”同时他强调：“要稳、
准、快，中心是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把经济搞上去，
怎么说怎么有理。”
姚依林的话不多，但他给我们提了个很实际的意见，
他说：“广东困难不少，广东现在能源电力紧张，交通运输
紧张，粮食问题很大，广东经济上就受这三个问题的制约，
主要得靠自己解决。”
谷牧说，特区一些建设可以包给外商，我们不用出钱，
只出地皮和劳动力，收税分成。
为了让我们更好地贯彻中央的精神，习仲勋和杨尚昆
也向我们谈了广东的实际情况。杨尚昆还以自己的亲身经
历对我说：两边挂职易顾此失彼，最好是由任仲夷着重抓
省委的工作，你着重抓广州市的工作。当时中央也有一份
文件提到：抓好广州市也就等于抓好了整个广东的一半。
带着中央领导的这些指示，任仲夷和我各带一位秘书
于11月8日南下广东。11月15日，广东省委在中山纪念
堂举行了一个有5000多干部群众参加的欢迎大会，习仲勋
向大会介绍了任仲夷和我。接着，由任仲夷在会上传达中
央领导的新近指示，他最后表示，我们将与广大党员干部
一道，迅速行动起来，坚决贯彻中央的“特殊政策、灵活措
施”，努力把广东的经济搞上去。
虽说任仲夷和我是初来乍到，但我们在来前和来后都
对广东作了一番的调查，中央希望广东在全国的改革开放
中先行一步，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但是，由于实
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
史无前例工作，而解放以来，我们沿习苏联“老大
哥”的一套做法又根深蒂固，经济高度集中，因此对新生事
物的认识当时从党内到党外、从中央到地方都不一致，都
没有经验。就象中央说的是“摸着石头过河”，所以，作
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任仲夷和我的担子可谓异常沉重。
此外，广东当时存在的困难不少，比如：经济基础比较薄
弱，农业、电力、交通的发展滞后，技术水平低，生产的
发展比较缓慢；市场紧张，物质匮乏；财政困难，人才紧张，
商业部门的服务态度、质量也有问题……
我来广东后专门翻阅了一些书面材料，发现1978年以
前，广东连续14年工农业生产发展速度低于全国的平均水
平，1979年，全省人均工农业生产总值才513元，而全国
是636元。
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指标中，广东只有糖的产
量是全国第一，再就是自行车占全国总数的7．7%，其它数
据均低于全国的平均数。
在重工业方面，广东基础薄弱，大型骨干企业很少，只
有广州石化厂和茂名石化厂以及广廾[钢铁厂和韶关钢铁厂，
这两钢铁厂合起来一年也才产50万吨钢，此外还搞了些水
电站、矿山和铅锌冶炼厂。
轻工业方面倒是有一定的基础，广州这方面的情况较
好，但技术力量和基础水平不高。
运输也存在问题，建国后，铁路只修了广三、黎湛等
几条短线，公路质量差，运输能力低，货物进出全靠一条
京广线，还有黄埔港和湛江港。
市场紧张。那时，一个老太太上街购物，兜里竟要揣
着四十几种票证，象塘鱼这种广东人喜欢吃的佳肴，广州
市居民每人每月才发鱼票0．5元，而且还往往不能全部兑
现。好一点的烟更是奇缺。社会上就流传着这么一首顺
口溜，叫“中华大地无中华，牡丹四季不开花，前门香烟后
门卖，凤凰几时到我家”(“中华”、“牡丹”、“前门”、
“凤凰”均为国内的名牌烟)，这足见物质的匮乏程度。
尽管广东存在着上述种种不利因素和困难，但我和仲
夷心里还是比较踏实的，因为我们有党中央的鼎力支持和
正确方针、政策的指引。同时还清醒地看到了广东搞改革
开放所存在的巨大潜力和优势：
首先是广东毗邻港澳。香港是国际金融、贸易、交
通、信息的中心，轻工、电子有一定的基础；作为广东拓展
国际关系的媒介，这是一个很有利的条件。
其次，广东的华侨众多，占全世界3000万华侨总数的
三分之二，拥有大约2000亿美元的资产，而且总的来说，
华侨是爱国爱乡的。耀邦同志向我们强调指出：“如果你
们把华侨工作做好，把华侨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这个力量
是很大的，对祖国的四化建设是很有作用的。”
第三，广州是我国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1957年开始
每年举办两次出口商品交易会。这是广州所独具的优势，
它表明广州的市场经济影响较大，对外交往多，因而势必
造成群众的观念比内地要开放得多。
第四，广东热带、亚热带资源比较丰富，海域宽广，有
4000多公里的海岸线，可供挖掘的潜力很大。
第五，习仲勋、杨尚昆等在拨乱反正，落实干部政策
以及广东的改革开放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我们创造
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还有就是从亲身经历来说，我对过去那种计划经济管
得太多、统得太死的弊病深有体会，所以对小平同志提出
的改革开放政策举双手拥护，也准备在这方面身体力仃，
做出点成绩来。
解放思想 统一认识
1978年11月10日，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讨论小平
同志提出的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当时我以轻工部部
长身份参加了讨论。随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决
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1979年4月，中央又召开了一次工作会议。在这次会
议期间，习仲勋向中央汇报工作时说道：“如果广东是一
个‘独立国家’，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
制下，就不容易上去。”因为旧体制把广东的手脚捆得紧
紧的，使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得不到发挥，自己的短处和弱
点又无力克服，所以不改革开放就没有出路。当时，邓小
平同志以高瞻远瞩的敏锐眼光和伟大气魄，支持并要求广
东“杀出一条血路来”，创造经验。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
中央正式提出了“试办出口特区”和广东、福建两省实行
“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问题。
同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转了广东省
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的两个报告(即中发[1979]50号文)。文件说：“广东、
福建两省靠近港澳，华侨多，资源比较丰富，具有加快经
济发展的许多有利条件。中央确定，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
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主动权，使之
发挥优越条件，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尽
快把经济搞上去。”于是，广东凭着中央授予的“特殊政
策、灵活措施”这把“尚方宝剑”，担负起了改革开放“突
击队”的特殊角色，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我和任仲夷到来时，广东改革开放刚刚起步，还遇到
不少困难和阻力。广州市的一些干部对我说：“现在是特
殊政策不特殊，灵活措施不灵活，先走一步不先走。”我
把这些情况反映给仲夷，于是，他在省的传达动员会上把
这“三不”改成了“三真”，明确表示：“特殊政策真特殊，
灵活措施真灵活，先走一步真先走”，号召广大的党员、干
部、群众在新的形势面前，迅速行动起来，提高责任感和
紧迫感，把广东的经济建设搞上去。
根据省委的部署，1980年11月22日，广州市委、市
政府也在市委礼堂召开了一个全市党员干部的传达动员大
会，主要是贯彻中央指示和任仲夷讲话的精神。我对大家
说：“省委领导说，‘广州市工作做得好环，对我省四化建
设和我国的对外影响关系很大；广州要搞好，必须依靠全
省；全省要搞好，就要重点把广州市建设好’。因此，我
们要在省委的统一领导下，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争取
各有关部门的指导和大力支持。不但思想要解放，工作方
法也要改进，要善于抓住关键问题，深入调查研究，把问
题弄清楚了，就主动地拿出一套办法、措施来；看准了的，
就主动去干，快刀斩乱麻，不要顾虑太多。做错了由市委
负责，大家接受经验教训加以改进……”。
刚解放时，广州市是直辖市。后来归省管辖，但市里
各部门的领导资格大多比较老，有些不太服气，双方关系
不是那么协调。我们下来前，中央领导同志就对我们谈到
广东的省、市关系问题。赵紫阳说：省要支持广州市，把
广州市的工作搞好；韦国清说：广州市和省的矛盾一直没解
决。省对市不要扣得太紧，要给市里一些外汇分成。万
里说：要多给市里一些权限，广东如果把广州市的工作很
快地搞上去，就解决了主要的问题。根据上述领导人的指
示精神，我要求广州市委的各级领导应该主动与省里搞好
关系，要对省委、省府及有关部门多请示、多汇报，以争
取更多的支持。对兄弟地区、兄弟部门，也要讲团结、讲
风格、讲协作，热情相待，互相支持。至于一些历史遗留
下来的问题，小平同志说：“广东的情况很复杂，老案不要
再提了，搞不清楚，过去的事就算了。当然，历史问题完
全不接触也不行，但要粗一点，彼此照顾一下，不要再纠
缠了。只能用这个办法，要引导大家向前看。”任仲夷也
常在会上说：“我们来广东开展工作，不谈过去，主要看现
在，看表现，看将来……”。即要看大家对中央“特殊政
策、灵活措施”的认识和贯彻程度。我在广州市也反复强
调这点，要同志们摒弃前嫌，摆脱偏见，跟上当前的大好
形势，要搞“五湖四海”，以团结为重，从而化解了过去的
一些不团结因素。
纵观历史上任何一次大的社会变革，不难发现每一次
的变革都是以思想解放和更新为先导的。我们是肩负改革
的艰巨任务南下的，要开创出一个新局面，首先要做的一
件事就是要更新人们的观念，反对僵化，进一步解放思想，
即古人说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从1981
年4月起，我在广州市专门组织了一段时间的学习，内容
是清理批判“左”的流毒和残余，统一大家对四化建设的认
识，增强使命感。参加这次学习的有市委常委、市革委会
副主任和各个战线的主要负责同志。我们前后大约开了11
次的学习讨论会。会上，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纷纷
联系本部门、本行业的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5月26
日，在市委常委的学习会上，我就此作了长篇发言，从“左”
的思想产生的阶级根源、社会根源、历史根源、思想根源
等方面来分析它对我们当前工作的危害，我对同志们说：
20多年来，“左”的错误长期居于支配地位，是全局性
的错误，指导思想上的错误。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党
的思想建设的一个突出问题，成为统一全党思想的一个关
键。
由于我们经常在“左”的指导思想下工作和生活，对我
们大家，尤其是领导干部来说，“左”的东西只有多少之分，
深浅之分，觉悟迟早之分，而没有有无之分。因此，领导
干部以身作则，联系实际，弄清楚本系统“左”的表现和危
害，总结经验教训，引以为鉴是十分必要的。
就我看来，在经济工作方面，“左”的表现有这么几点：
第一，生产关系的许多变革脱离和超越了生产力的发
展水平，搞“不断革命”，搞“穷过渡”，割“资本主义尾
巴”，严重地挫伤了工农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第二，经济建设的规模许多时候脱离了潜力的实际可
能。一再盲目冒进，走一条高速度、高积累、低效率、低
消费的道路。
第三，建设方针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搞“以钢
为纲”、“以粮为纲”，有计划，无比例，造成一系列的严
重比例失调。
第四，限制商品经济，不敢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过
分强调计划调节，忽视市场调节。
第五，在体制上统得过多，管得过死，束缚了生产力
的发展。妨碍了下面积极性的发挥。
第六，在生产布局上脱离了原有的工业基础，片面强
凋地区自给，自成体系，搞“大而全”、“小而全”。
第七，在城市建设方针上，重生产，轻生活；重骨干项
目，轻配套设施建设和城市服务；重制造行业，轻第三产
业，以致“骨头”和“肉”的比例严重失调。
第八，搞“一阵风”、“一刀切”，主观主义“瞎指挥”。
当然，其它战线“左”的影响和错误也是不可低估
的。比如在组织工作方面搞“唯成份论”、结帮拉派，搞
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在统战方面，只讲斗争，不讲团
结，把同盟军当批斗对象；在人口方面，错误地批判了马寅
初同志的正确主张，片面强调人多好办事，出现人口膨
胀；在科学文化方面，鄙薄科学知识，轻视知识分子；……
等等。这些“左”的倾向都需要加以认真清除。同时，我
们也要注意反对右的倾向，要从实际出发，有“左”反
“左”，有右反右，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
为什么我要在广州市组织这样一次学习呢?这主要是
我来广州之前参加了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陈云、
赵紫阳、邓小平先后在会上作了报告，对建国以来特别是
1957年以后经济建设中存在的“左”倾主体错误作了分析，
提出了纠正措施。因此，我觉得如果我们在经济工作的指
导思想不摆脱“左”倾错误的束缚，就无法实现根本上的转
变，长此以往势必影响我们的经济建设，廷缓我们改革开
放的进程。可以说，清理“左”的影响，是进一步贯彻党
的三中全会精神，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的需要；是帮助
党员提高理论水平，保持党的政策的稳定性的需要；是搞好
经济调整，改善人民生活，力口快四化建设步伐的需要；也是
我们消除隔阂，促进安定团结的需要。所以我在广州组织
了这次长达一个多月、且是半脱产的学习，希望从思想上
解决根本问题，因而学习不是泛泛而学，而是联系各部门
的具体存在问题来学。这点对我们下一步的举措是必要而
且有利的。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了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决
议》）。正如胡耀邦所说：“这次全会是我们党的又一次十
分重要的会议，是党和国家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一个新
的里程碑。”
7月17日，市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六中全会的精
神。接着，从8月8日起，市委又在前一段清“左”学习
的基础上，在市委党校举办了几期县以上党员干部学习
《决议》轮训班。在开学典礼上，由我作动员讲话，要求
参加轮训的学员们一方面自己要刻苦学习，另一方面学习
回去后，还应辅导本单位、本部门的党员、群众学习。到
国庆前夕，我们硬是将县以上近万名干部轮训了一次，这
在广州市还是第一次。《决议》为我们统一了思想，增强
了团结，振奋了搞四化建设的精神。
1981年9月15日，经过近大半年的酝酿准备，中国共
产党广州市第四次代表大会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胜利召开
了。大会总结回顾了广州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工
作，讨论和制定了广州市今后的建设方针和主要任务，最
后选举出中共广州市第四届委员会，市委第一书记梁灵
光；市委常务书记许士杰、薛焰；书记欧初、林西、范华；
杨毅为副书记。
9月23日，广州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也
胜利开幕了。这次大会选举梁灵光为市长，王玄、左铭、
汤国良、陈安良、杨毅、林西、欧初、罗培元、钟非、梁
尚立、赖竹岩为副市长(以姓氏笔划为序)。
党代会和人代会在广州已多年没开，上届党代会是
1971年召开的，相隔10年；而上届的人代会更早，是1965
年召开的，相隔16年。从这点就可看出在“左”的思想干
扰下，党内外民主生活都极不正常。因此，这两个大会的
召开，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新的领导班子
的成立，为今后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9月
15日，我在党代会上作了题为《努力把广州建设成为繁荣、
文明、安定、优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的报告，号召
同志们在新形势下，振奋精神，同心协力，为把广州建设
成为全省和华南地区的经济中心，成为繁荣、文明、安定、
优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而奋斗!
调整国民经济 加快改革步伐
建国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几
经折腾，走了不少弯路。三年“大跃进”，国民经济比例
严重失调，后经5年调整才得以恢复。1966年，“文化大
革命”发生，在那个人妖颠倒的年代，政治严重冲击一切，
经济建设根本摆不上正常轨道，国民经济停滞、倒退。粉
碎“四人帮”后，国民经济得到初步恢复，但因急于求成，
在1977、1978两年搞了个“洋冒进”，以致在经济工作中造
成了新的失误。
针对这种严重情况，1978年底，陈云、李先念致书中
央，提出“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
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李先念还说，只有解决好这个
问题，才能为今后国民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为我
们在实行全党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之后创造一个良好的新
开端。
1979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决定用3年时
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6月，全
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通过了这一重要决策，国民经济的调
整工作在全国铺开。
一、一次省委常委会议纪要出台的波折。
我和任仲夷走马上任之际，适逢经济调整之时，这令
我们心里颇感为难。经再三斟酌，我们决定还是要根据广
东的实际，一方面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调整方针；另方面根
据中央赋予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坚持发展生产和对
外搞活，任仲夷在省委常委会上提出要“以调整为中心，安
排我省的经济工作，继续执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进一
步搞好特区建设，把经济调整和实行特殊政策统一起来，
把‘集中’和‘搞活’统一起来，把‘退够’和‘前进，统
一起来”。
为了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委的经济调整政策，
1981年元旦刚过，我在市委主持召开了一次常委会议，会
议前后开了3天。第一天由我传达中央12月工作会议期
间小平和陈云的讲话，欧初传达赵紫阳的讲话。
记得小平同志的总结发言很简炼，他谈了调整、加强
政治思想工作、改善党的领导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等四个
方面的问题，总的指导思想就是：一要在经济上进行必要
的调整；二要对妨碍安定团结的进行必要的打击，这样才能
把调整国民经济工作搞到底。陈云的讲话内容比较多，共
涉及十四个方面的问题，其中讲到“资金不够可以借外
债”、“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市场物价要冻结半
年”、“好事要做，但要量力而行”、“开国以来经济工作的
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最后他还讲到，实现四个
现代化要靠党的领导，干部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是个
大方向，同意赵紫阳提出的调整工作计划等等，并说：“调
整要退够，不要害怕这健康清醒的调整，要退到一毛不拔，
不下这个决心不行。”
常委们经热烈讨论后，决定召开一次常委扩大会议讨
论广州经济调整问题。
1月31日至2月3日，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如期举行。
会上，我指出，广州的经济调整工作应该退的必须退够。
所谓退，主要是压缩基本建设，紧缩行政费用开支，对以
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的企业实行关停并转。我们虽然没
有重大基建项目，但全市基建项目有1000多个，战线还是
长了些，因此要对所有的基建项目排排队，认真进行清理，
对那些不具备条件的，可搞可不搞的，效果不好的项目，坚
决退下来，而且要退够。第二、该上的还是要积极发
展。主要是农业、轻纺、电子、能源、交通、建材、市政
建设和科、教、文、卫等方面。为了搞好工业调整，有两
个问题要解决好，一是调整的目标要充分利用现有企业进
行技术改造，使我们的产品不仅赶上上海，而且要打到国
际市场上去；二是要发展消耗能源和原材料少的高精尖产
品。要下决心打破行业界限，在全市范围内组织专业化协
作，进行大批量的社会化生产。当前基建的重点，应放在
清还市政建设和人民生活欠帐方面，解决骨头和肉的配套
问题。投资来源主要从银行贷款和利用外资解决。……
我们还要争取在深圳、珠海实行的特殊政策也在广州实
行。
经过整整3天的讨论，最后大家一致通过了广州市经
济调整的指导思想，即“经济要调整，政治要安定，精神要
文明，特区要前进”。同时制定出如下措施：(一)增收节
支。在分担中央、省财政困难后，做到市财政收支平衡；
(二)把物价基本稳定下来；注重质量、品种和经济效果，不
搞高指标，工业总产值增长5%(其中轻工业增长7%)，农
业总产值增长4%。在调整经济的同时，争取对外经济活
动有较大的发展；(四)量力而行，努力偿还部分人民生活、
城市建设和文教体卫方面的欠帐，使人民生活有所改善。
随后，省委和市委联合派出工作组，对广州市的经济
调整和城市建设进行调查研究。5月20日，在广泛深入的
调查基础上，我向省委常委详尽地汇报了广州当前的经济
形势和突出的矛盾以及存在的问题。
我说，广州市是我省的老工业基地，在全省经济建设
中正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年1至4月份的经济情况是好
的。在重油、煤供应比去年同期减少二分之一和三分之一
的情况下，全市工业总产值、财政收入、上交省工商税、商
业企业收入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市场供应继续好转。广
州市机动财力由过去的1200万元增到7000万元，有条件开
始逐步偿还一些欠帐。但仍存在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
主要表现在：重工业的投资比例过大，经济效益很差；电
力、燃料和某些工业原料生产能力跟不上，尤其是建筑材
料工业薄弱；交通紧张；轻纺工业长期受挤，靠吃老本过日
子，造成“三老”(产品老、工艺老、厂房设备老)，“四
低”(技术水平低、产品档次低、质量低、竞争能力低)；
工业内部结构不合理，生产配套能力差，仓库严重不足；农
业生产结构不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
城市建设和人民生活方面的欠帐更多，主要表现在住
宅、供水、供电、民用石油气、通讯、市内交通、市场供
应、劳动就业相当紧张；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设
施跟不上；城市面貌破旧，市区拥挤，新工业区设施不配
套，环境污染严重等。
据估计，单要还清广州在城市建设方面多年积累下来
的欠帐，就需要投资25亿元。另外，工业欠帐4亿元，科、
教、体、卫事业欠帐5亿元，环境保护欠帐3亿元，商业网
点欠帐1．2亿元，农业欠帐1．9亿元。全市偿还各方面欠
帐共需40亿元。
为此，我们恳请省委对广州的调整工作给予支持。希
望省委给广州下放一定的自主权，让广州有个“休养生息”
机会，进而加快广州的经济建设，发挥广州这个经济文化
中心城市的作用，并带动全省。
从20日至22日，省委常委用了整整3天的时间讨论广
州市的经济调整问题，特别是城市建设问题。省委认为，
广州市的经济调整和改革工作做得好不好，对全省来说，
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一是它份量大。广州市工
业总产值占全省的40．6%，外贸收购值占全省的30%，财
政收入占全省的41．5%；二是它影响大。广州是广东省
会，是华南地区经济、科学文化的中心，是交通运输的重
要枢纽、军事战略要地和历史名城，它还是国内外关注的
祖国南方的门户和社会主义的橱窗；三是它的经济基础
好。广州是广东省重要的工业基地，配套协作条件好，科
技力量较强，更重要的是，它的进出口贸易发达。所以，
省委明确表示应重新认识广州市在全省所处的地位，各级
党委要统一思想，在财力、物力上支援广州的调整工作。
但主要还是要靠广州市自己的力量努力把工作搞好。
这次会议，省委领导经缜密的考虑后，制定了几条原
则：(一)把广州作为全省工作的重点，不能把广州市和各
地、市等同看待。要在全省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上，从人
力、财力、物力上给予重点支持，以充分发挥广州市这个
老基地和中心城市的作用，更好地促进和带动全省国民经
济的发展。
(二)在对外经济活动中，要放宽政策，给广州市更多
的自主权和机动权。
(三)大力加强广州市的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凡是驻
广州的中央、省和军事机关、企业，都要服从广州市的城
市建设规划和管理制度，不能各自为政。
(四)在经济调整中，省委适当增加给广州市的机动财
力，给予休养生息的机会。
(五)省各有关部门要真正重视和支持广州市的工作，
把经济搞活。凡是能给权的多放一些权；能放宽政策的多
放宽一些政策；能给钱的要给一点钱，而以前两者为主。
对我代表广州市委在汇报中所提出的有关经济调整的
几个问题，省委作出如下决定：
(一)认真抓好工业调整。
全省的工业调整应以广州市为重点。凡是广州市技术
基础比较好、比重比较大的产品，特别是中央主管部门已
确定在广州市布点的产品，要支持广州搞上去，以形成“拳
头”，不要分散力量，重复布点。广州市属工业企业的调
整和改组，由市自行决定。广州地区的中央、省管企业调
整，也要与全市的调整规划相协调，打破地区、部门所有
制界限，按行业进行调整、联合和改组。
(二)进一步搞活对外经济工作。
为了发挥广州市对外经济活动的优势，广州市可先采
取下列几项措施：
除中央外贸专业总公司统一经营的出口商品以及国外
有配额、国内有计划控制出口的商品，须按规定申请出口
许可证外，凡是广州市生产的出口商品和同外区联合经营
的出口商品，在中央统一的外贸方针、政策和有关规定的
指导下，由广州市各专业进出口公司和联合体直接对外谈
判、成交、出口、运输、结汇。
经营外贸的实体，应放在企业和企业的联合体上，同
行业的也可以联合起来，组成专业联合企业。凡是广州市
出口量占多数的，以广州市为主，组织工贸联合体。市出
口量大，品种单一的企业，可由市先成立工贸联合体，直
接办理进出口业务。
支持广州市扩大以进养出。今后进料加工复出口的原
料、零部件、可免交关税。同意广州市往香港派出人员到
粤海公司工作，在公司统一领导下，办理广州市的进出口
业务。
扩大广州市引进外资、灵活贸易的审批权。除按规定
要上报国务院审批的项目外，有关合作生产、合作经营、补
偿贸易、旅游、宾馆、公寓、住宅等利用外资的项目，凡
市能自行平衡的，均由广州市负责审批，报省备案；市不能
平衡的，应报省审批。
为了加快改造老城市，发展旅游事业，市利用外资建
设宾馆、旅游设施、公寓、住宅等的外汇收入，同意按照
国家外汇管理总局及旅游总局规定，全部留给广州市使
用。
(三)改善交通运输。
为了适应广州市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必须相应加强
交通运输工作，改善当前某些方面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的
状况。
为了适应当前急需，广州市可自筹资金建设码头，谁
建谁管，产权、收益归谁。
为了保证广州市出口商品特别是鲜活商品的及时运输，
同意市组织专业船队，直接经营广州至港澳的运输业务，
并适当增辟一些鲜活商品出口码头。
为了搞好广州市的公路建设，省交通厅应增拨广州公
路局的养路费用。
(四)安排好市场。
广州市是我国南方的门户，来往人口较多，购买能力
强，商品供应压力大，货币回笼任务重，因此，一定要把
市场安排好，全省要给予支持。广州市的郊县要把为城市
人民生活服务，提供日益增多的副食品作为首要任务。
(五)积极改进财政工作。
去年，广州市试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体制，
已经收到良好的效果。但是，也确实存在上缴省的工商税
收稳定，而作为省市分成的“四项收入”不很稳定，地方支
出受到影响的问题，同时“利税分家”也不利于促进工业生
产的发展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为此，广州市要求对现
行财政体制作进一步的改革。省委认为，考虑到广州市多
年来各方面欠帐很多，机动财力较少，确是一个需要加以
研究解决的问题。但是，由于现行体制原定两年不变，因
此，今年不作变动。
对于中央的借款任务问题，省财政厅提出，考虑到广
州市的实际情况，分配给广州市的中央借款，比例可适当
减低：如仍有困难，可在年终结算时给予照顾。
广州市还提出，去年以来，由于省采取重大措施影响
广州市财政收入的部分，应按省人民政府的规定，适当调
整市的财政分成基数，或专款结算，在上交款中扣除。省
委认为，这两个问题由省、市财办及财政厅局具体商议，于
